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第一篇：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产业组织学研究的理论前沿与现实关切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综述

肖兴志

于

左

吴绪亮

2010年7月24日—25日，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联合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经济研究》杂志社在大连市举办“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香港岭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的80余位专家学者汇聚滨城，共享产业组织研究的盛宴。

论坛开幕式由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主任肖兴志教授主持，中国工业经济学会理事长吕政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杨春学研究员、东北财经大学副校长夏春玉教授代表主办单位致辞。吕政研究员、史忠良教授、郑红亮研究员、王诚研究员、林平教授、张昕竹研究员等主持了会议讨论，与会学者围绕中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的关系、“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安全规制波动、网上拍卖等产业组织前沿问题展示了丰富的成果并进行了热烈研讨。

一、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新空间

（一）文化传统与产业组织

每个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结构中根据自己的价值判断来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一个人的效用函数既受到他所接受和供给的商品或劳务的影响，也受到他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影响。杨春学据此出发，阐释了文化传统对产业组织结构的影响，并指出从文化传统和“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大大拓展现有产业组织理论的研究范畴。他认为，一个经济体中社会资本的丰裕程度及其形态表现也属于一种产业组织特征，从社会资本的角度可以针对企业边界、企业规模等重要产业组织问题给出崭新的解释，因此是产业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前沿领域。

杨春学指出，斯密认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所限制（即著名的斯密假说），而福山（F.Fukuyama）以社会学的“社会资本”概念来定义一个社会的成员相互信任、以组织形式进行合作的传统，从社会心理和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说明各种市场经济模式之间的重大差别，从而表明劳动分工还取决于文化传统，大大拓展了斯密假说。杨春学进一步阐述，如果把社会分为信任局限于有血缘关系和熟人之间的“低信任度社会”与信任扩展到陌生人的“高信任度社会”，那么很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组织模式的差异都可以得到解释。

（二）时空结构与产业组织

时空结构或时空关系是社会经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内容，但过去对时间的研究大多脱离空间基础，对空间的研究也有忽视时间因素的倾向，结果缺少统一的经济时空观和分析方法。荣朝和指出，从总体上看，经济学仍没能很好地解决时间分析和空间分析问题，在主流微观经济学的经典分析框架和模型中，所有的经济活动和市场交易几乎都是瞬间发生在没有距离概念的“针尖”上，因此现实世界无法得到如实反映。他判断，经济学需要跨过由于自身分析手段原因无法对现实时空中的经济现象给出合理解释的阶段，也不能再将原本统一的时空问题割裂成相互脱离的时 肖兴志、于左、吴绪亮，东北财经大学产业组织与企业组织研究中心，邮政编码：116025，电子信箱：office@io-base.org。

该文发表于《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间问题与空间问题，而产业经济学也到了应该思考时空经济结构中的产业组织问题的时候。

二、规制理论前沿与中国规制政策改革

（一）“新医改”与政府规制改革

2009年4月中央和国务院发布新医改意见，中国新医改正式启动。张昕竹认为，新医改总体目标和思路明确，但路径仍不确定，特别是医疗服务行业面临的许多政府规制问题有待研究解决。

张昕竹指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是医疗行业基本特征，医疗服务市场存在市场失灵。非市场化社会制度的出现，加之市场化因素导致的盈利动机，同时会带来医疗服务市场的其他问题，即“旨在优化资源配置的社会调整过程自我产生前进的障碍”，并产生复杂的次优问题，从而不但引出福利比较的基准问题，而且对政府制定合理的规制政策提出巨大挑战。就中国而言，在医疗保险市场上，政府在建立基本医疗保障体系上职能缺位，造成医疗保障体系不健全，在很多方面甚至是缺失的；在医疗服务市场上，政府经济规制缺位和越位并存。此外，对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的规制不当，特别是15%零售药价加成（或零差率）规制，以及对医疗服务定价过低，造成相对价格扭曲，扭曲了医疗机构提供医疗服务的激励，使得药价虚高，基本药物中低价药退出，并产生过度医疗和过度用药问题。

张昕竹认为，中国新医改的大方向已定，即承认市场有缺陷、政府应与市场相结合，但政府和市场的定位还有待于进一步确认。为此，他给出政策建议：其一，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包括推进医疗服务市场市场化进程，进一步培育医疗保险市场；其二，政府应担负起主要作用，包括根据国情建立和完善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加强和改善政府规制，改善政府治理，同时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引入相关利益者，完善保险市场和医疗服务市场治理等。

（二）安全规制波动及其影响的实证研究

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执行尺度呈现波动特征，规制不足（Inadequate Regulation）和规制过度（Excessive Regulation）两种现象交替出现。肖兴志、陈长石据此提出“规制波动”的概念，将其界定为：在对煤矿企业进行规制过程当中，由于地方政府目标函数的双重性所造成的规制不足与过度规制交替出现的现象(以煤矿事故的发生为界限)。他们认为，安全规制波动广泛存在于中国煤矿安全规制过程中，与煤矿高伤亡率一起构成中国煤矿安全规制的最显著特征。

肖兴志、陈长石将经济激励体制纳入理论框架分析当中，建立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与煤矿企业三方的委托代理模型，进一步推出实证假设：中国煤矿安全规制水平波动对煤炭产量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性的，采用平滑迁移回归模型对这种非对称影响的存在性进行检验。他们所做的实证研究得出了两方面很有价值的结论，其一，煤矿安全规制波动是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直接原因，而围绕煤炭这一巨大利益体所形成的利益联盟和激励制度是造成中国煤矿安全问题难以解决的深层原因；其二，煤矿产权改革是在经济层面对煤矿事故与煤炭生产之间的一次权衡，它能够减少煤矿事故，却无法彻底解决煤矿安全问题，消除安全规制波动，保持规制水平的稳定性才是治本。因此，要实现煤矿安全问题彻底解决的目标，根本的出路在于继续推进煤矿安全规制体制改革和现代企业制度改革。

（三）社会性规制体系重构与自然垄断行业改革

中国社会性规制依然存在规制机构缺乏独立性、社会性规制机构之间缺乏协调等问题。白雪洁认为，对“自然-经济-社会”互动发展系统的发展次序、优先地位、组合关系、政策偏重等的不均衡设置会形成不同的国家发展模式，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过程实质上是一系列有关自然-经济-社会的制度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对社会性规制提出了新的要求。王军通过构筑一个两国贸易模型来揭示环境规制与国际竞争力的关系，试图找到波特假说成立的理论依据，在经验上验证污

染避难所假说的适用性。王军的研究发现，在古诺—纳什均衡的条件下，如果一个国家推行更加严格的环境规制，那么从事创新活动的企业就能够赢得更大的市场份额和国际竞争力。

放松规制是中国自然垄断产业改革的一个重要方向。范合君、王文举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分析了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他们的研究发现，自然垄断产业放松规制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并且产业放松规制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递增的。郑世林实证分析了规制、竞争、产权改革政策对中国电信部门绩效的影响，发现在不考虑政策之间影响的情况下，中国电信放松规制和两次拆分竞争改革显著改善了产业绩效；当考虑政策之间的交互影响时，发现产权改革的负效应主要来自于竞争和产权改革之间的交互影响，而产权改革自身却显著改善了部门绩效。姜春海分析了现行煤电价格联动政策存在的煤电价格信息难以准确统计、联动幅度确定随意性较大、联动的计算周期跨度过长等主要缺陷，并提出了调整价格联动幅度、适当缩短联动周期、完善煤电交易机制等建议。

三、反垄断理论前沿与中国反垄断政策实施

（一）中国反垄断法和产业政策：竞争中性原则

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是否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有本质的不同。竞争政策保护的是市场竞争，而不是竞争者，因此政府只是“比赛的裁判”，而产业政策实施中政府则是直接干预甚至参与比赛。产业政策虽然在很多情形下可能会妨碍竞争，但是在某些情形下也确实可以促进竞争，例如通过培养新进入者(空中快车与波音)、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利用“看得见的手”来培育市场等。至少从尊重法律的角度来说，中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应该考虑产业政策因素。反垄断执法过程中应如何考虑产业政策因素？林平提出“竞争中性原则”（Competition-Neutral Principle），并认为该原则包括三个要点：第一，保护竞争是反垄断法的最终极目标；第二，执法机关只应在一项行为/集中既不显著地限制、排除竞争，也不显著地促进竞争时，才考虑产业政策因素；第三，对竞争效应的评估，应独立于产业政策考量。

林平同时认为，在中国现有经济环境里，产业政策影响相关市场的结构、技术进步、市场进入等，竞争效应测验是在产业政策和其他因素共同决定的市场环境中进行的，因此真正做到竞争中性是非常困难的。但至少两点应该达成共识，即反垄断不应成为产业政策的工具、国家安全审查不是产业政策的工具。

（二）中国的竞争政策体系目标及设计

竞争政策的制定及实施与市场经济的成熟程度呈现正相关关系并带来了经济增长，但这一结论仅仅是观察性的。于良春通过对竞争政策的历史回顾认为，竞争政策的设计要与本国的国情及具体的经济环境相适应。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在本身国情的约束下，竞争政策所要实现的目标可能会更多元化。此外，虽然中国的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出现了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的目标，而且设计的逻辑起点不同，但竞争政策设计在应用经济学作为基本的工具时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并没有很大的区别，所不同之处更多地体现在了对具体标准的规定方面。对于竞争政策设计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标准，我们应基于市场规模、市场结构、各国竞争政策设计的目标等具体的情况来进行确定。不同标准的设计对产业中的企业的激励作用是不同的，边界值一旦确定就具有了与众不同的意义，因此对边界值的设计应投入更多的精力来进行。

中国一个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就是行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持续扩大。余向华的微观实证表明，中国的行业垄断性对于行业工资决定进而行业间工资差距的影响较大而且显著，从调查数据看，校正了自选择偏差之后，就平均工资水平而言，垄断行业高出非垄断行业大约39%。

（三）默契合谋、规模经济与铁矿石定价

近年来，中国在进口铁矿石价格谈判中持续被动，引起了一些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于左、彭树宏构建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下默契合谋形成机制的理论模型，发现企业之间形成默契合谋的可能性随交叉所有权比例的提高、一定范围内市场需求量的增加和交易频率的增加而增大。在此基础上，他们提出了将企业部分交叉所有权（共同所有权）纳入并购控制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审查，以及中国反垄断执法机构积极行使反垄断法域外管辖权，对“两拓”涉嫌默契合谋行为和申请设立铁矿石生产性合资企业进行全面深入的反垄断审查等政策建议。孙泽生基于生存能力法的规模经济测度发现，铁矿石贸易的规模经济区间为5%以下；铁矿石消费环节的规模经济区间为10%以下，导致了多种形式的铁矿石贸易中介组织共存的特征。

四、合约、激励与企业策略性行为

（一）合约与激励理论

具有人力资本专用性质的飞行员劳务合约被公认为缺乏合约效率，即投资不足和准租金挤占。而于立、刘凤芹的研究发现，飞行员劳务合约不存在投资不足问题，关于薪金纠纷中的敲竹杠行为也不是专用性人力资本导致的，而是市场需求变化和行政制度使然。可选择性默认合约可较好地解决这类问题，纵向一体化既不是唯一的也不是必然的解决方案。彭宜钟建议采用证券化的思路应对生态违约风险，认为这种新的证券化产品通过把生态品质的维护转化为一种完全由利益驱动的交易，开创了一套以交易化手段应对生态违约的新机制，大大提高了生态违约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性。

劳动分工与交易的出现带来了激励问题。陈艳莹的研究表明，与只披露产品质量是否超过临界值的“通过型”认证相比，将产品质量划分被不同等级的“评级型”认证能更大程度地吸引企业参与自愿性认证。中国目前的自愿性认证多数采用“通过型”的信息披露方式，是导致认证覆盖率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孟大文从多维机制设计的视角解释了激励损失，发现当存在不可观测的风险规避或成本的时候，相对于最优合约而言，次优工资合约的激励作用降低，而风险规避和成本的多维不对称信息会导致所有代理人激励的缺失。孟昌从委托—代理视角来分析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行政性进入壁垒和规制内生出的生产者激励问题，认为在行政性进入壁垒下的规制经济中，如果规制者面临事后的信息不对称，那么提供固定价格契约和成本加成契约等都会诱使被规制者隐藏其私人信息，实施高报成本的策略。

（三）企业策略性行为

上市公司并购行为的实施一直受到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卢东斌从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产业冲击及其影响入手，根据其强度设置了9个象限，分析了每个象限内的企业可选择的并购战略，并对1999年至2009年中国上市公司并购活动进行了实证研究。卢东斌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的并购活动确实存在着产业间的不均衡，而且影响产业内企业收益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会对产业内的并购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产业冲击显著影响产业内企业并购活动的发生，这与一般并购动因理论中的只有在经济繁荣、企业在寻求扩张的情况下才会进行并购的传统理论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卢东斌的研究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思考产业冲击与企业并购战略选择提供了重要依据。

对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的研究，普遍认为外国企业为了获取市场，而本土企业为了获取技术，原毅军却认为这一认识与实际情况有所出入。从价值创造能力角度出发，他分析离散变量下的企业决策行为，得出价值创造能力最大化是企业行为决策的唯一准则的结论。在此基础上，分析了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中外企业联盟的组建动因，从而解释了中外企业自愿组建联盟的内在机制。他的研究为解释中外企业联盟中的企业的组建和分工提出了新的思路和方法。

蒋传海考察了在具有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的市场中，相互竞争的企业基于消费者的购买历史实行差别定价行为的本质特征和形成机制。他的分析显示，企业为了应对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采用奖励忠诚式定价机制；消费者寻求多样化购买行为会弱化企业两期的价格竞争，导致企业存在“默契合谋”；在不对称定价策略下，有能力根据消费者的购买历史进行差别定价的企业能够在竞争中获取优势。他的研究对现实经济中的许多重要经济现象和企业竞争策略的本质特征提供了理论解释，如常旅客计划、会员卡发放和优惠券折扣等。

五、网上拍卖、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一）网上拍卖

世界范围内网上拍卖交易的价值急剧增长，日益成为商品交易的流行趋势。这一现象引起了产业组织学者的关注。陈宏民指出，网上拍卖研究的最新进展主要包括：竞价策略，如末尾抢标效应；欺诈风险，如声誉机制建立；买方合谋，以及与代理商的纵向合谋；拍卖方式选择与保留价格设置；网上组合拍卖：机制设计与均衡价格决定。他认为，网上拍卖研究中存在的问题包括：把网上拍卖看作拍卖行为在网络上的延伸，而不是将其视为网上交易的一种特殊方式；把网上拍卖仅看作为买卖双方的行为博弈，忽视拍卖交易平台的第三方中介作用；集中于单一产品的拍卖，忽视网络外部性对交易双方收益的长期影响，从而无法有效探索声誉机制的内生机理和最优形式，难以杜绝网上欺诈与网上组合拍卖中的虚名投标问题。陈宏民进一步考察了具有竞争性卖方的网上拍卖，发现网上拍卖中存在着显著的、内生的交叉网络外部性。他指出，这一研究领域方兴未艾，进一步的研究可关注平台的功能和影响、多产品、多卖方的拍卖以及拍卖物品的属性研究。

冯中越建立了竞买者与竞卖者多阶段信号传递博弈模型，研究发现：竞买者并不以其真实价值出价，最高出价等于其价值减去参与其他拍卖的预期收益（外部选择权的支付剩余）的价格；交易双方仍然选择博弈前各自收益最大化的策略；拍卖从一开始就会有竞价，竞价价格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上升，但由于其他低起价拍卖的进入而增速有所减缓，后期受到竞买者迟出价策略的影响，价格增速将大幅提升；平行网上拍卖是有效率的；交易价格最终取决于进入到该拍卖的次高价值竞买者的出价。

（二）双边市场与国际电信资费

支付卡网络服务的双边市场性使其定价机制有别于传统商业模式，在这一领域应用传统的基于“单边逻辑”的规制可能带来不合意的政策效果。王文祥、史忠良认为，该领域进一步的研究总体上应沿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在模型研究方面，应尽可能使假设条件接近现实，比如考虑支付卡网络之间以及商户之间的各种不完全竞争情形、支付工具之间的竞争，另外可针对各经济体（或区域）的具体环境条件设定模型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二是在实证研究方面，现有的研究大多数是从构建数理模型着手，其理论的解释力度是否够强，是否反映了支付卡产业的内在机理，这些都有待于通过实证研究加以检验，而目前实证研究极度稀缺，近十年来各国的规制实践可能为实证研究提供了初步的数据条件，这是支付卡经济学研究将来可能取得丰硕成果的领域。

居恒、谭国富建立了一系列双边寡头垄断模型来考察国际电话市场的均衡价格和结算费率，解释不同组织形式接入谈判的经济效果，并运用美国市场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他们的研究发现，竞争能够降低资费，但是程度非常有限；按照流出比例分配流入流量，对于资费没有实质影响，反而会增加接入价格；统一谈判原则下，单方面竞争和“比例分配原则”都会增加净支付，有损美国运营商；当外国市场不存在有效竞争的情况下，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直接规定接入价格的上；市场的有效性最终取决于两国共同开放竞争。如果仅有单方面的竞争，政府需要设定接入

价格。

六、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与中国经济增长

（一）技术创新与效率

以往的研究对技术外溢的组成部分没有细分，所以对何种技术形式对技术外溢起到主导作用无法进行深入分析。刘秉镰提出“技术势能”假说，以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分阶段考察了“技术势能”各组成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外溢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外资企业对内资企业的技术外溢的效果明显，依次表现在规模效率、技术效率和技术进步上，但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势能”抑制了技术外溢效应，主要表现在抑制了规模效率和技术进步，而在技术效率上则表现出了溢出效应。王维国的研究表明，行业间相对技术效率水平与要素替代性征差异明显，资本密集行业与劳动密集行业要素配置效率优化存在反向特征，借助于要素替代与规模提升的节能路径只在部分行业适用。庞瑞芝将创新理解为一种从投入到产出的生产过程，通过网络DEA模型的实证分析，发现中国工业创新过程整体效率偏低，“创新知识转化”效率低是主要制约因素。

产业高度集中导致更多的研发支出，还是更高的研发强度导致了高度集中的市场结构？唐晓华、赵丰义、张丹宁认为，产业组织学研究领域逐渐达成的一个共识是，集中度和研发强度皆为内生变量，应该同时在一个均衡系统中决定。产业升级的关键在于找到系统的外生解释变量，通过改变外生解释变量促进集中度与研发密度协同升级。王传荣的实证研究发现，市场结构与创新激励之间呈现明显的“倒U型”关系，企业规模与创新激励表现出“弱倒U型”关系；国有企业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非线性单调负相关”关系，外资产值比重与创新激励之间呈“正U型”关系。

根据熊彼特经济周期理论的观点，创新是一种逆经济周期的现象，茆健、林珏的实证研究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他们发现，总体上中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顺周期特征，小企业技术创新不足的原因来自金融约束效应。

（二）产业结构与中国宏观经济增长

如何对产业结构进行调整是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重大问题，然而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结论却并不完全一致。郑若谷、干春晖、余典范的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进程对经济增长具有鲜明的阶段性影响，而且产业结构合理化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而高级化则恰恰相反，但它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是相同的。总体上，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发展的贡献要远远大于产业结构高级化，政府在制定产业结构政策时应更多地关注产业结构合理性的调整而不应过度执著于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

赵进文运用Panel Data模型实证分析了1989年至2006年间中国影响日本制造业产业外包的主要因素。他的研究表明，不仅日本从中国进口的中间品比例和中国制造业各产业在世界出口的比较优势是重要的影响因素，而且资源禀赋和劳动生产率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尽管规模经济也是一个显著的影响变量，但它在一定程度上会延缓整个外包发展的增长趋势。

自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实体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以来，中国工业部门已经实现了经营状况的企稳回升。孔宪丽对中国工业经济运行状况进行了及时的跟踪分析，发现2000年以来中国工业经济共经历了三次完整地景气循环，现正处于第四次循环的下降期。

“2010年中国产业组织前沿论坛”受到产业组织学界的广泛关注，征文发出一个月便收到60余篇学术论文，后甄选出44篇高质量论文汇编成册，反映了中国产业组织学研究的大致水平。参会学者普遍认为，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对于促进中国产业组织学（产业经济学）领域的学术研究和学科发展，推动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二篇：山西省产业转移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山西省产业转移的初步研究

摘 要：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竞争力增强，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在分析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基础上，利用东南沿海经济趋缓的机遇，加快承接产业转移步伐，有利于从整体上推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结合新形势新要求，剖析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力图找准解决问题的突破口和有效途径，提出切合实际、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和政策建议。

关键词：产业转移；产业升级；结构调整；区域分工；煤化工业；

1.问题背景

产业转移理论源于美国经济学家弗农的工业产品生命周期理论和刘易斯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理论。产业转移理论认为，区域经济的发展取决于其产业结构的状况，而产业结构的状况又取决于地区经济部门特别是其主导产业在工业生命周期中所处的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及生命周期阶段的变化，生产活动逐渐从高梯度地区向低梯度地区转移，而这种梯度转移过程主要是通过多层次的城市系统扩展开来的。

产业转移理论以不平衡发展规律为基础，承认区域间不平衡的现实，认为条件好的地方应较快地发展起来，并通过产业和要素从高梯度到低梯度的转移，带动条件差的地方发展。产业转移理论主张发达地区应首先加快发展，然后通过产业和要素向较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转移，以带动整个经济的发展。

产业转移是由于资源供给或产品需求条件发生变化后，某些产业从某一国家或地区转移到另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行为和过程。产业转移是以企业为主导的经济活动。产业转移分为国际产业转移和区域产业转移，前者指的是由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后者指的是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利用率先开放和区位优势，抓住发达国家和港澳台地区产业转移的机遇，承接发展了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加工工业。经过多年快速发展，东部地区资本相对饱和，本地市场已难以满足资本增值需要。再加上土地、劳动力、能源等生产要素供给趋紧、产业升级压力增大、企业商务成本居高不下、资源环境约束矛盾日益突出等问题，急需完成从规模扩张向结构提升的转变。其中，加工工业和低端劳动密集型产业“腾笼换鸟”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趋势明显。

产业转移理论把经济效率放在区域发展和生产力布局的首位，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制定地区发展战略时具有重要意义。

山西省应该利用经济变动时期重新洗牌的机遇，加大产业结构调整力度，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从整体上推进山西经济转型发展。

1.1国际产业转移的特征

国际产业转移促进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和优化配置，加快全球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全球化。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国际上先后大致经历了三轮产业转移：

第一轮 全球第一轮产业大转移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传统产业向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移，集中力量发展半导体、通讯、计算机等新兴技术密集型产业。

第二轮 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联邦德国等国转向发展集成电路、精密机械、精细化工、家电、汽车等耗能耗材少、附加值高的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亚洲“四小龙”等获得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良机。

第三轮 上世纪80年代以后，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国家大力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而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特别是世界加工制造中心和世界电子信息产品中心向中国转移。

改革开放以来，在国际产业转移浪潮中我国大致承接了三次。

第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上以轻纺产品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的历史机遇，加快了轻纺产业升级换代步伐。

第二次是20世纪90年代，我国抓住国际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的难得机遇，极大地促进了机电产业发展和出口。

第三次是世纪之交，我国抓住加入WTO带来的新机遇，新一轮以信息产业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生产制造环节大规模向我国转移，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湾、福建沿海地区初步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信息产业基础。

1.2国内产业转移的特征

从总体上看，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一是产业转移规模越来越大。据测算，到2010年，仅广东、上海、浙江、福建四省市需要转出的产业产值将达到14000亿元左右；二是转移的产业主要以加工制造业为主，尤其是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转移的势头强劲；三是对资源能源依赖较强的上游产业转移趋势明显；四是来源地相对集中，大都来自长三角、珠三角、闽三角等地；五是与东部地区相邻且交通运输条件较好的中西部省区，在吸引产业转移方面占据明显优势。

目前，东部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已经渐成气候，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这种趋势还会继续加强。一是产业转移的层次会逐步提高，产业转移的重点由以前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向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密集型产业转化；二是生产能力转移不再是个别企业的孤立行为，产业转移从原来的单个项目、单个企业，或者说是单个产业，转变为包括产业的整体性转移。不同产业之间的相互整合，也从单纯的制造业向制造业、服务业和科研开发业转移，转移的领域更宽、更大；三是产业转移的主导角色转变，从政府的主导作用向企业主导作用转变，企业主导作用越来越强；四是产业转移既给中西部、东南亚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机遇，也提出了挑战。传统产业采取梯度方式，主要着眼于劳动力优势与区位优势；而资本密集型产业、技术型产业转移以跨越方式，更注重承接地的技术、人才、研发能力等综合优势与信息基础设施、体制条件等，这使得承接地机遇和挑战并存。

2.山西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的现状分析

新一轮国际国内产业转移正在加速，顺应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趋势，积极承接国际国内产业转移，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竞争力增强，是山西省深入改革、扩大开放的重大战略举措。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山西省始终坚持扩大对内对外开放，紧紧把握能源、资源丰富和重化工业及装备制造业良好基础等比较优势，积极营造承接产业的良好环境，不断创新思路和举措，着力招商引资，国际国内产业向山西省转移规模逐年增长、层次逐步提升，并呈现出加速的态势。

2.1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总体情况

山西省经济外向度较低，私营经济发展缓慢。从国际产业转移方面看，2007年山西省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投资占到全社会投资的16.04%，居中部地区最后。外商投资和港澳台商、私营企业投资工业企业个数仅占中部的4.9%，远远低于GDP所占比重。但是2007年，山西全省实际使用外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按照国家利用外资口径统计，全年新批外商投资企业152个，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增长1．82倍，远高于中部六省37％的增长速度，占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49．3亿美元的27．2％。其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13．4亿美元，增长1．82倍，占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总额的27．2％。

世界500强的韩国电力公社、德意志银行入股的格盟国际能源有限公司到资7．7亿美元，是最大的外资到位项目。鸿富晋精密工业（太原）有限公司、山西世茂商务中心有限公司、山西伯恒能源化工有限公司、山西威奇达药业有限公司等一批外资企业增资活跃。从行业来看，2007年外资投入山西省12个行业，服务业成为投资的重点，资金到位达7．7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业，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2.2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阶段性特征

从三个方面看承接国际产业转移：

一是产业方面主要集中在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十五”时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86,676万美元，但农业和第三产业合同引资仅占3.0%、10.9%，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达86.1%。但是从2005年以后，山西省将外商投资重点转向第一、第三产业，2007年外资投入山西省12个行业，服务业成为投资的重点，资金到位达7．7亿美元，居各行业之首，居第二位的是制造业，位居第三的是煤化工。

二是区域方面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区域分布新格局已初步形成。改革开放以来，外商投资区位的选择主要以政治、经济、文化、基础设施等人文环境与物质环境较好的区域为重点。从我省外商直接投资地区分布来看，2000年，在全省外商投资合同总额中，太原所占比重高达50 %，而阳泉、朔州、忻州、晋城分别仅为0.4%、1%、1.7%、2.6%。“十五”时期，随着山西经济结构的不断调整，特别是大运、太长经济带的作用，山西全省的经济资源得以合理配置，各区域经济相互作用、相互促进，我省招商引资发展趋于均衡，全省外商直接投资逐步形成以太原为中心辐射全省的区域分布新格局。2003-2005年，在全省外商实际投资累计总额中，太原市所占比重为37.27%，同期朔州、运城、大同、晋中、吕梁、晋城以丰富的自然资源，较为发达的交通等优势取得了相应的份额，所占比重依次上至为14.31%、14.06%、9.69%、5.74%、5.13%、5.03%。

三是投资国别方面外商直接投资的资金来源国比较单一，欧美国家外商直接投资相对较少。改革开放以来，我省外商投资来源国逐步增多，到2005年末，在山西投资的国家和地区达21个，其中亚洲8个，欧洲5个，美洲4个，大洋洲3个，投资性公司1个。从世界各国投资额来看，亚洲48181万美元，欧洲6820万美元，北美洲19291万美元，拉丁美洲34898万美元，大洋洲718万美元，来自欧美的资本有较大幅度的增长。投资国家正向美国、日本、韩国、法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发达国家拓展。但由于一定的地缘优势和人文传统，港澳台地区仍然是山西外商投资的主体。从2000-2004年看，港澳台地区在山西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累计为167个，占全部外商直接投资合同项目的41.96%；港澳台地区在山西利用外资协议总额累计已达74840万美元，占外商协议投资总额的42.41%。

从三个方面看承接国内产业转移：

一是产业方面仍然主要集中在包括煤炭等重工业在内的第二产业，近几年逐步从煤化工、装备制造、新材料等领域向高新技术、食品加工、物流、农业、服装制造等第三产业领域转型。

二是引资渠道主要是2006年后的三届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第一届中博会山西省境内省外招商引资项目85个，总投资额34.90亿美元，拟引进资金额30.68亿美元。第二届中博会山西省共签订内资项目212个，金额达649亿元，仅次于东道主河南省。第三届中博会山西省签内资项目229个，引资438.1亿元。

三是来源地区主要是东部地区，且近年来所占比重进一步提高。第二届中博会，来自东部沿海地区的投资项目143个，占内资项目总数的72％。

3.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存在的主要问题

3.1承接产业转移数量少、规模小，对经济拉动作用不明显，与东部地区存在较大差距，与中部兄弟省区相比也不具优势。

首先，外商直接投资总体水平偏低。外商投资规模小，资金到位率差。据统计，“十五”期间我省外商直接投资比“九五”期间减少２亿美元，尤其是2004年山西对外商直接投资实际利用外资不到１亿美元，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0.2%,2005年也仅占全国利用外资总额的0.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其次，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含量低。从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看，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多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投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较少。据调查，外商直接投资在我省劳动密集型产业约占80%左右，而资金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仅占20%左右，远低于全国水平。这种状况不利于山西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结构的优化，不利于产品档次的提高，更不利于开拓国际市场能力的增强。

3.2区域分布不平衡，产业投向不合理。

首先，山西省全省11个市的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外商直接投资集中在太原、吕梁、运城等地区，集中程度较高。这种状况扩大了各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加剧了本来就较严重的地区不平衡，使部分区域经济丰富的自然资源和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得不到开发利用。尤其是，各区域无视区域经济的功能和产业布局规律，四面出击，竞相竞争外商直接投资项目，盲目提供优惠条件，致使招商项目在全省各区域经济发展重复雷同，造成各区域经济间优势不能互补，经济经构不合理。利用投资拉动区域经济结构调整的效果低。

其次，产业投向主要集中在以工业为主的第二产业，“十五”时期，我省外商直接投资累计总额为86,676万美元，但农业和第三产业合同引资仅占3.0%、10.9%，而第二产业所占比重高达86.1%。投向地区结构和产业结构不尽合理，表明山西省通过利用外资来优化产业结构、调整产业布局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并未实现，相反却加大了地区差距和发展的不平衡。

3.3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山西省作为资源大省，能源大省，新中国成立以来,山西一直是国家重要能源和重化工基地, 在为国家经济建设做出巨大贡献的同时,也付出了污染严重、能耗过高、治理艰难的沉重代价。能耗高,污染重,是山西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是实现科学发展的“短板”，严重制约了山西招商引资的硬件环境。造成污染的主要原因就是产业结构畸形和生产方式落后。

3.3.1发展软环境特别是政务环境改善不够。

从政务环境看，政府职能还未根本转变，管理越位、错位、缺位问题还较为突出，“事难办”仍在一定范围内不同程度地存在；各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不够，合力不强；在一些外资项目的推进中，不少职能部门习惯被动办事，不积极主动为外商协调解决问题，存在应付、讲形式的情况；政府部门权力意识偏重、服务意识较差，审批项目复杂且环节多。在招商引进上，缺乏专门机构和专业化招商队伍；缺乏创新的招商手段和措施，专业性招商知识很少，项目库建设不规范且滞后，无法满足客商咨询需要等。此外、法制环境、经营环境、生活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也有不少有待改进的地方。

3.3.2国民经济外向度低，对资源型产业依赖性较强，开放型经济不发达。

山西省对资源型产业依赖性较强，39个工业行业大类中，具备区域比较优势的仅有7个，包括煤、焦、冶金、电力，全部属于高能耗产业，而中部地区其他省份具备比较优势的产业都在15个以上。山西省产业结构呈现断层，缺少能够作为接续产业的过渡产业，资源性产业份额偏高，限制了其他行业的发展。

山西省经济外向度较低，私营经济发展缓慢。思想不够解放、认识不到位，对招商引资加快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缺乏动力和压力。不少贫困区县仍习惯于把精力放在向省里争资金、争项目上，不愿主动走出去，大气魄承接国际国内和市内产业转移。

4.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政策建议

当前，发达国家产业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已成燎原之势，“坚持一个统领，实施两大战略，抓好四个重点，实现五个突破”就成为山西省承接产业转移的基本思路。即：即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商务工作发展全局；全面实施“开放兴省”和“流通活省”两大战略；着力抓好优化发展环境、创新体制机制、调整商务结构、加强队伍建设四个重点；实现山西省吸收外商投资、开发区建设、国内贸易、对外贸易、对外经济技术合作的新突破。

4.1积极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切实提高利用外资的技术含量。

外商直接投资是打包的技术，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会给山西带来先进技术，这也是我省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山西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在数量发展上较好，但质量上则不尽如人意。外资的质量主要是由外资的技术含量所决定，为此要提高利用外资的质量，就必须贯彻以市场换技术的方针，努力增强利用外资的技术含量。立足山西市场的实际，一定要结合有利于促进山西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要求。一是对高新技术和我省起步较晚的领域，积极鼓励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二是对山西的关键产业及正在成长中的幼稚产业，严格把好技术标准。三是对煤炭、化工等相对成熟的竞争产业应注意生产水平和产品的创新能力，鼓励其向省外、国外市场发展。

未来一段时间，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资本效应是重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技术效应。开放山西市场必须与获得技术相平衡，才能进一步提高山西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整体素质和效果。

4.2改善直接投资结构，促进山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

直接投资结构的合理与否，对我省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至关重要。外商直接投资结构合理，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外资项目多，国际大型跨国公司投资项目比例大，就能保证国际先进技术源源不断地注入我省的企业和产业，改善企业的整体素质和产业结构，从而更好地促进山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为此，必须适时、灵活地调整外资政策，改善外商投资结构。

一是实行产业倾斜政策。引导外商直接投资向山西的“瓶颈”产业和急待发展的产业倾斜，主要包括：首先，向基础产业和第三产业倾斜，促进山西向现代农业、装备制造业、化工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第三产业等“短腿”和“瓶颈”产业发展，实现产业分布均衡；其次，向技术密集、资金密集型产业倾斜，促进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结构高级化。最后，向支柱产业倾斜，促进诸如煤炭、冶金、制造业、原材料工业等产业的成长壮大，实现产业素质优良化。

二是实行厂商倾斜政策。为改善外商直接投资的结构，要鼓励有实力、有诚意、素质高、技术先进的外商前来投资，特别是跨国公司、投资基金的投资，限制素质较差的中小外商投资。

三是实行项目倾斜政策。鼓励科技含量高又有利于山西产业结构、产品结构优化升级的项目，限制一般外资项目，特别是环境污染较重的项目。

4.3改善投资环境，增强投资引力。

要从“率先”和“加快”的战略高度，深化对投资环境重要性的认识，大力倡导环境竞争力决定着发展的竞争力，抓环境建设就是抓经济发展。当前投资环境存在的主要矛盾已从硬环境逐步转向软环境。改善投资环境，必须高度关注政府在改善投资环境过程中的作用。从最近几年的经济发展态势看，我国不但存在产业由东向西进行梯度转移的问题，在观念和政府行为模式上也存在梯次传播和学习的过程。要切实转变政府职能，着力打造服务政府、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廉洁政府。进一步加强审批事项改革，减少政府审批项目，优化办事流程。深化投融资、土地、资本、劳动力等体制改革，为市场主体和资源、信息、技术、人才、各类生产要素的自由畅通流动创造条件，营造“安商、亲商、富商”的良好氛围。积极利用各种有利政策，抢占承接产业转移先机。

4.4加快产业技术创新。

产业转移有利于区域产业调整与经济发展，但是一味地接受传统产业的转移而无技术创新极易导致产业承接的失败和挑起区域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产业技术创新是产业转移成功的基本条件。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仅靠廉价劳动力已不可能形成真正的竞争优势，产业技术创新要求在承接产业转移和产业融合过程中对原有的技术必须进行再造，只有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出较高附加值的产品，才能使该地区在国际、国内市场中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

4.5招商引资要有针对性目标。

山西的招商引资一定要有利于“三个优势”的增强，对外扩大开放一定要走“先引进来、再走出去”的发展思路。

一是适应国际、国内环境变化，为外商投资提供更为优越的“区位优势”。国际资本流动加速，国内经济结构优化，特别是“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为山西的招商引资提供了有利时机。为此山西应充分利用“承东启西”的重要战略地位，从单纯引外资到内、外资一起引，将招商引资从优惠政策、优质服务向生存环境、生活质量、文化氛围等综合环境转变，切实增强山西的“区位优势”。

二是通过“引进来”增强“所有权”优势。继续把吸收外商直接投资作为招商引资的重点，实现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多元化，立足市场依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并不断加以消化，形成本省企业独具特色的“所有权”优势，提高本省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三是实施“品牌”战略，建立国内、国际市场营销网络，增强“内部化”优势。通过与外商合作的方式，逐步塑造具有地方特色的“品牌”，并不断强化“品牌”的知名度、影响力，以“品牌”为核心，组建规模企业，建立国内、国际市场营销网络，提高跨国经营的“内部化”优势。

四是实施“走出去”战略，广泛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充分利用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依托形成的“所有权、内部化”优势，积极拓展对境外投资的空间，推进省内具备条件的各级各类有竞争力的优势企业进军海外，在境外发展山西的优势产业，培养海外经济增长点。同时继续加强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扩大山西在海外的知名度。

参考文献：

[1] 卢根鑫.国际产业转移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

第三篇：工程管理学领域研究动态与前沿

工程管理学领域研究动态与前沿

工程管理是门交叉性学科，即工程与管理的结合。因为大多学校的工程管理都设置在工科学院，所以这门课程依然是偏工程为主。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科教育是在管理工程专业、涉外建筑工程营造与管理专业、国际工程专业、房地产经营管理专业以及其他相关专业教育的基础之上逐渐发展形成的。

同时，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是社会分工越来越明确，社会生产越来越精细，专业隔离越来越明显，隔行如隔山的情形越来越普遍；而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生产却越来越要求复合型的人才，即常说的T型人才。单纯的具有管理技能，或者是单纯的具有工程技术的人才，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工程管理专业出来的同学，正是T型人才的典范，他们懂技术，又懂得管理，恰好适合社会所需。

有不少人认为工程管理就是一种单纯的管理学科，这是不正确的。程管理专业的培养目标是培养适应现代化建设需要，德智体全面发展，具备工程技术及经济管理、法律等基本知识，获得工程师基本训练，具有较强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组织管理能力的高级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管理专业与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国家注册造价工程师的知识结构相接轨，专业方向涵盖工程项目管理、房地产管理经营、工程投资与造价管理、国际工程承包等方向。毕业生可从事工程咨询、工程项目施工、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的相关工作，专业覆盖面宽，从业范围广，社会需求大。

业务培养目标：本专业培养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土木工程技术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方法和手段，能在国内外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决策和全过程管理的复合型高级管理人才。业务培养要求，本专业学生主要学习工程管理方面的基本理论、方法和土木工程技术知识；受到工程项目管理方面的基本训练；具备从事工程项目管理的基本能力。毕业生应获得以下几方面的知识和能力：掌握工程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掌握投资经济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熟悉土木工程技术知识； 熟悉工程项目建设的方针、政策和法规；了解国内外工程管理的发展动态；具有运用计算机辅助解决管理问题的能力。工程管理专业的就业领域涉及建筑工程、工程施工和控制管理、房地产经营以及金融、宾馆、贸易等行业部门的管理工作。这一专业涉及就业领域对人才的大量需求比较普遍。从银行证券到酒店宾馆，从建筑企业到房地产开发公司都急需补充大量的工程营造管理及相关专业的人才，因此人才市场上对该专业人才的需求量很大。该专业就业领域所涉及到的工作是：综合系统地运用管理、建筑、经济、法律等基本知识，侧重于工程建筑、施工管理以及房地产经营开发，并熟悉我国相关的方针、政策和法规，进行企业工程开发建设项目的经营和管理。

近年来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修改制定了一系列相关的就业政策，为专业人才的发展创造更加有利的市场环境，完善了专业人才尤其是高校毕业生脱颖而出的市场机制。与专业就业领域相关的主要行业之一是房地产业。这一行业的发展趋势随着国民经济整体形势不断好转逐渐走向高潮，住宅投资和市场需求全面看好。但机遇与竞争并存，激烈的市场竞争对房地产业的开发建设、经营管理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目前在工程管理学领域的、研究方向分别有项目管理，信息系统管理，建筑管理等，特别是系统管理，属于热门方向，多数学校都在进行研究。另外，建筑工程管理也不逊色，下面就针对这几个热门方向简单介绍一下：

1.项目管理：

项目管理是一门应用科学，它反映了项目运作和项目管理的客观规律，是在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研究出来的，同时又用来指导实践活动。项目管理的目的是通过对工程项目施工活动进行全过程、全方位的计划、组织、控制和协调，使工程项目在约定的时间和批准的预算内，按照要求的质量，实现最终的建筑产品。实际上也是与土木工程学科相关联的。

工程项目管理的主要内容有进度控制、质量控制、成本控制、合同管理、安全管理和组织协调。

目前国际上工程项目管理的研究重点集中在质量管理/性能化设计、成本管理/价值工程、风险管理、信息技术应用、健康/安全/环境管理、廉洁管理等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工程项目管理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1)质量管理/性能化设计

质量管理是工程项目管理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建筑产品的性能化设计对质量控制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质量管理的概念也从确保可交付实体产品的质量范畴延伸到建筑产品的全面性能/功能(Total Performance)和工程项目全过程管理(服务)的质量保证，如可行性研究的质量、设计的质量以及通过资格预审等确保采购的质量、运营和维护管理的质量(如为产品增值)。, 随着社会的进一步发展和对工程建设管理过程要求的进一步提高，目前发达国家的建设规范正在逐渐向性能化转变。在交付性能化产品的要求下如何实施工程项目管理，即如何提供一个性能化的工程项目管理服务，就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战略问题。它涉及到对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的再认识、对整个建设过程的重组、各专业和各个阶段工作的协调等众多具体问题（如图），这一趋势必须引起我们的重视。

2)成本管理/价值工程

目前的成本管理主要是关于成本估计、成本控制和成本变化风险等，其中的全面成本管理(Total Cost Management)和全寿命期成本(LCC，Life Cycle Cost)管理概念已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特别是LCC，它在一个拉长的时间轴上(项目全寿命期)综合考虑项目的总成本包括建设成本、运营成本、维护/维修成本、损失成本(如对环境的破坏)和拆除成本等，而不是仅仅关注某个阶段、某个方面的成本，为工程项目管理中的成本管理赋予了新的内涵，使其更为全面。此外，价值工程(Value Engineering)近年已在发达国家和地区如美、澳和香港等地应用，如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二期和西线铁路工程，取得了较大的成效。

3)信息技术的应用

从目前国际上建设工程领域信息技术(IT)应用的现状来看，已经体现出了标准化、集成化、网络化和虚拟化等特点，研究热点则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①建设过程(Process)和产品(Product)的计算机模拟/虚拟及其可视化，以及项目全寿命期所有信息的标准化；②建设过程的重组(Re-engineering)和集成供应链(Integrated Supply Chains)的确定；③与IT的应用与管理相关奈侍猓缧Ч⑵拦?Evaluation)和人的行为(Behavior)等。可以预见工程领域未来IT应用的趋势将主要体现在以下七个方面：①基于建设产品和建设过程(而非文件)的信息管理；②建设项目全寿命期各阶段之间信息的无遗漏、无重复传递和处理；③用可视化技术改善各阶段之间的信息/沟通；④模拟、虚拟和灵敏度分析技术的应用；⑤基于互联网的工程项目管理，特别是项目的采购和承包方式及相应的政策/法规；⑥建设管理和建设过程的改进和重组；⑦知识管理，如将已有知识应用于新项目。总之，将IT全面地应用于工程项目管理全过程，是未来IT应用的重中之重，其结果将给工程项目管理带来革命性的工具和变化。

4)安全/健康/环境(HSE)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得安全、健康与环境问题在世界范围里受到空前关注。工程建设领域由于劳动力密集而使安全和健康问题突出，由于改变自然状态而对环境产生极大影响。因此工程项目管理中的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正在成为一个热点，有关安全与环境的法律法规正在加强，安全与环境管理的保证体系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企业接受，并被有机集成到工程项目管理流程中。同时，工程建设过程对工人和周边人群健康的危害也日益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至今，建筑业的平均事故率下降了近

50%，这与在工程项目管理中重视安全、健康与环境管理有着很大关系。可持续发展，正如其在环境、社会经济等方面一样，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工程项目管理者的重视，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其原因部分可归结为各国政府制定的日趋严格的环境保护政策，以及人类与日俱增的对未来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必须从工程项目管理的角度，对其施工场所、建设过程和建筑产品进行全寿命期的分析和研究；另外，废物处理、资源管理、交通运输和环境的污染与改善都与建筑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5)风险管理/应急管理

风险管理是近十几年来工程项目管理领域的热点问题。工程项目的不确定性导致其具备一定的风险，无论项目大小。项目管理者在复杂的环境中对不确定的事物做出判断和决策，项目自身的复杂性、位置、参与方、过去的相关经验等都是风险的来源。风险管理致力于在风险发生前，通过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性或降低风险发生后可能带来的损失来达到风险管理的目的。风险管理主要有三大步骤：风险识别确认、风险分析和评估、风险应对。风险应对时，要根据风险公平分担原则，制定各种风险的应对措施以及风险管理框架，还要善于从项目案例中总结风险管理的经验教训。目前国外各大承包商都已经将风险管理作为他们的核心业务之一，以减少损失、增加收益。

6)廉洁管理

世界各国，包括发达国家，在发展的过程中都曾面对腐败问题的困扰，腐败问题近些年更成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障碍。各国政府多年来动用各种法律的、行政的手段打击腐败现象，取得了一些成效。然而工程项目管理中的腐败问题还可以通过企业管理和工程项目管理的手段得到遏制。一个公开、公平、公正及高度透明的管理制度不但符合公众利益，还可消除腐败，因此越来越受到工程管理者的重视。2001年，国际咨询工程师联合会(FIDIC)出版了工程咨询业的廉洁管理指南，提出了廉洁管理的原则和工程咨询公司的廉洁管理框架，包括道德规范、政策宣示、检查表格等可操作的管理工具。

2.系统管理：

系统管理是学习管理企业内部计算机系统的软件，软件功能包括：软件发和升级，用户资料管理，版本控制，备分和恢复，日程安排，系统分析和设计，应用发展和实施等。

信息系统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越来越多，但其中存在着一些重要的问题。

1)信息系统的开发问题

一个信息管理系统从使用者的角度看，它总是有一个目标，具有多种功能，各种功能之间又有各种信息联系，构成一个有机结合的整体，形成一个功能结构。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性质的工作，一般的系统工程有三个成功要素：1.合理确定系统目标；2.组织系统性队伍；3.遵循系统工程的开发步骤。首先领导人员要有一些管理信息系统的基本知识，能大概的知道计算机原理和功能，以及它包括的主要设备；其次，领导人员最主要的应有提高自己管理水平的设想和运用现代化管理科学的设想；再次，领导人员要懂得管理信息系统的开发步骤和每步的主要工作；最后，领导着要会用人，会组织队伍。

从信息系统开发的角度看：适宜于土木工程的信息系统的开发者必须是兼具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和信息系统开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然而目前土木工程中从业人员中，具备信息系统开发知识的人才偏少，导致信息系统开发存在一定的难度。

2)信息系统的功能问题

目前土木工程中的大部分信息系统目前尚依赖于人的参与作对比分析，不能直接对获得的信息进行后处理并给出合理的建议，这样使得人常处于信息的海洋中，面对浩瀚的信

息无可适从。以青马大桥为例，目前在线监测系统已获取了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记录在光盘上，需要几辆汽车才能装完它们。如何分析、甄别它们是信息系统建立时需要首要考虑的问题。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信息系统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有助于保证土木工程的建造质量、降低建造成本、提高工程的服务水平，信息系统在土木工程中的应用具有光辉的前景；土木工程从业人员应重视信息系统的建设，加强工程信息系统本身参数的研究，尽量利用较少的信息参数即能对工程进行合理的判定；信息系统从业人员应该主动参与土木工程建设，横向发展，主动建立适应于土木工程建设、监测的信息系统，从更高的层次解决土木工程中的实际问题；信息系统从业人员应该努力使信息系统具有后处理功能，使人能够从信息的海洋中解放出来；结合实际的大型工程，进行人才建设，培养出兼具土木工程专业知识和信息系统开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

3.建筑管理工程：

建筑管理工程是侧重对整个建筑过程进行管理。是针对建筑工业（包括建筑，建筑管理和建筑技术）的管理和技术方面的学习。例如：

1)应用电子技术

首先，现在的建筑工程一般规模都比较大，仅从预算这一块来讲就很耗费人力物力，对于预算这样十分有模式的工作来讲，是计算机有着比人脑更大的优势。其次，在工程的招投标，工程成本控制阶段，资料的整理储存，人脑和传统的“铁皮柜”存储，不紧容易出错，而且储存和查找资料都不是很方便，电脑的储存，处理，查找功能都很方便。总体来讲就是要有人脑来判断，决定，控制；由电脑来分析处理储存，由软件来整合人脑和电脑的优势。

2)可持续发展技术管理

技术管理主要考虑两个方面：项目设计的先进性和技术本身的先进性。项目的设计要具有科学性、超前性，并有发展余地。设计时除了要考虑人们现在生活需要，还要考虑未来需要，使项目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与以后的经济、技术、文化发展相衔接。设计的先进性还表现在尽可能利用已有的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并具有一定的超前性，为以后发展留出接口技术本身的先进性主要指项目实施技术和运营技术的先进性。项目的技术先进性表现在已09资源环境与工程有先进技术成果的应用上，表现在为以后技术发展留出的接口上，项目的技术先进性使项目能经得起时间考验，同时具有可持续发展前景。

第四篇：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与现实基础

胡锦涛总书记关于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论述，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正确认识提出社会主义荣辱观的理论与现实基础，是理解与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的重要前提。

一、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反映。荣辱观是人们关于荣与辱的根本观点和态度，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人们为了生存，就必须进行生产。人们在生产过程中，必然产生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个人与自然的各种关系和矛盾，并由此产生如何看待和处理这些关系，解决这些矛盾的态度和方法，提出评价这些行为的是非、善恶、美丑、荣辱的标准。然而，由于“每一既定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表现为利益”（《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9页），因此，人们总是站在自身利益的地位去判断是非、荣辱，选择自己的行动，形成自己的荣辱观。正如恩格斯指出的，“每个社会集团都有自己的荣辱观。”（《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251页）在当代中国，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形成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利益关系的多层次，从而也形成了价值取向多样化的局面。但是，无论哪种利益主体都应该按照一定的标准做出有利于社会文明进步，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价值选择。否则，社会生活就无法正常进行，经济社会就无法健康发展。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正是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关系而提出的判断是非、荣辱的价值标准，因而它应是我国人民共同遵循的道德准则。

二、社会主义荣辱观体现了维护人的人格尊严的要求。人格是指人与动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是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它要求一个人应有高尚的道德理想，勇于承担对他人、对社会的道德义务，正确处理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做到自尊、自爱、自强、自律。古人云：“不知荣辱乃不能成人”，“宁可毁人，不可毁誉”，“人不可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一个人不能没有羞耻之心，有了羞耻心，才可能避免去做可耻的事情。知耻是做人最基本的道德品质，最基本的人格尊严。人有人格，国有国格。人格是人的脊梁，国格是民族的灵魂。在中华民族历史上，多少志士仁人为了国家民族的尊严和利益，不惜赴汤蹈火，以自己的鲜血乃至生命谱写了中华民族的正气之歌。这种正气就是中国人的人格、国格，是中华民族维护祖国荣誉和民族尊严的生动写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当今我国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作为评价人们行为是非、荣辱的基本标准，鲜明地体现了维护人格、国格尊严的需要，体现了以人为本、以德立人的社会道德要求，是对现实生活中少数人格异化、国格丧失行为的鞭挞。

三、社会主义荣辱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和反对剥削、压迫的斗争中形成了勇于反抗封建剥削和压迫的革命精神；反对封建特权，主张“等贵贱，均贫富”的平等观念；要求民族平等，反对民族压迫的爱国精神；团结友爱，互相帮助的品德；勤劳勇敢，朴素节俭，艰苦奋本文来自文秘之音，更多精品免费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斗的品质；等等。在待人接物方面，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等，是人们常常引用的名言；在对待事业和国家的态度上，范仲淹说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顾炎武说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成为人们所尊崇的名句；在个人修养方面，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孟子说的“人不可以无耻”等，人们常常用来互相勉励。这些传统美德思想，对当时社会进步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胡锦涛总书记关于“八荣八耻”的论述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使社会主义荣辱观充满生机与活力，成为社会主义公民最基本的价值取向。

四、社会主义荣辱观是针对一些社会风气提出的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实践既需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又需要确立起全体社会成员普遍遵循的价值准则和行为规范，形成维系社会和谐的高尚精神纽带和良好道德风尚。热爱祖国、与时俱进、科学文明、团结友善，是当今中国社会精神风貌的主流，这是无可置疑的客观事实。然而，社会上的一些人不明是非、不知荣辱、不辨善恶、不分美丑，把腐朽当神奇，把谬误当真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与社会主义道德要求相背离。正是针对当前社会风气中存在的这些问题和基于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需要，胡锦涛总书记明确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里，是非、善恶、美丑的界限绝对不能混淆，坚持什么、反对什么，倡导什么、抵制什么，必须旗帜鲜明。“八荣八耻”概括精辟，切中时弊，寓意深刻，涵盖了个人、集体、国家三者之间的关系，涉及人生态度、社会风尚的方方面面，明确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行为准则，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指导性和现实针对性,是全社会应该遵循的价值准则。

第五篇：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现实

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发展与中国现实

[摘要]中国改革的成功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作为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和最后取消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以后，我国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经济制度。这一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在发展私有制经济过程中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必须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

[关键词]所有制；公有制；私有制；合法私有财产

[中图分类号]F04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10)10－0033－05

一、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性质及其特征的科学预测中，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提出了一些原则性的意见或一些理论构想。关于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理论，是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研究和批判中发现并科学论证的。由于马克思毕生所关注的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什么必然被社会主义公有制所代替，因此，对于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关系，马克思自然从总的方面认为二者是对立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必然取代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一，对私有制的批判，构成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起点。马克思在他所作的建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第一次尝试《1844年经济学一哲学手稿》著作中，力图以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关系的剖析作为政治经济学的主题，提出要“从私有财产同真正人的和社会的财产的关系来说明作为异化劳动的结果的私有财产的普遍本质”，“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显然，马克思是把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物提出来的，认为，未来社会生产资料是“社会的财产”，这种生产资料占有方式是对资本主义私人占有方式的直接否定。

第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的基本问题之一，就是变革资本主义私有制。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这里，明确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目标，概括了共产党人的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无产阶级的对立。

第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过渡的历史必然性做了科学探讨。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分析中，马克思认为，“个别人占有生产条件不仅表现为一种不必要的事情，而且表现为和这种大规模生产不相容的事情”，“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必将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被生产资料公有制所代替，就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

第四，建立未来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必经之路，是无产阶级革命。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的幻想”，即试图不通过社会的革命转变，依靠资产阶级国家帮助建立社会主义。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驳斥杜林把暴力看作绝对的坏事的荒谬观点时指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这就深刻地说明，从资本主义私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公有制必须经过暴力革命。

第五，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马克思在对社会经济形式发展的比较中，设想未来社会“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他们用公共的生产资料进行劳动，……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一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每个生产者在生活资料中得到的份额是由他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劳动时间的社会的有计划的分配，调节着各种劳动职能同各种需要的适当的比例。”这些是马克思所揭示的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主要特征，显然，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未来社会经济关系的基础。

二、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与实践中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

1、列宁过渡时期理论和新经济政策理论中有关社会主义所有制问题

列宁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付诸于俄国的具体实践，对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也进行了艰难探索，在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上的丰富和发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各个国家的过渡时期在经济上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因为“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兼有这两种社会经济结构的特点或特征。这个过渡时期不能不是衰亡着的资本主义与生长着的共产主义彼此斗争的时期。”这就是说，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既有资本主义成分也有社会主义成分，既有私有制也有公有制。

第二，俄国过渡时期的根本任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就明确地把实现社会主义生产资料作为苏维埃政权的一项重要任务。相继采取了对私有制的大中小企业和地主庄园分别实行没收、赎买、改组和联合的办法，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之后，又提出“由继续剥夺资本家这个极简单的任务转到一个更复杂和更困难得多的任务，就是要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生产的条件。”可见，过渡时期结束之日，就是私有制变成公有制之时，这是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实现的。

第三，在新经济政策实施过程中，允许农民的自由贸易和私人商业的发展。列宁指出：“既然国际国内的全部经济政治条件给我们造成了这样一种经济现实，即不是商品交换而是货币流通变成了事实，……。”那么，“只有经过这条道路我们才能恢复经济生活。必须恢复正常的经济关系体系，恢复小农经济……。”这是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实施初期的教训提出来的，实际上已经立足于资本主义关系，允许个体私有制存在。

2、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的单一社会主义公有制

无论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还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允许个体经济存在。在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看来，所有这些都只能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中一种特定历史条件下的权宜之计。社会主义经济的最终建设目标还是要建成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斯大林时代便将这种单一公有制理论付诸实践，并在实践中有所发展。1929年底，斯大林正式废弃了新经济政策，他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是不能建立在公有和私有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只能采取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

制这两种公有制形式。这一观点在斯大林直接领导编写的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得到了充分体现。这样，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所有制上采取的是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即以国有经济为代表的公有制。这种模式曾一度成为“二战”后社会主义国家效仿或流行的模式。

3、前苏联东欧经济学家对社会主义社会中公有制与私有制关系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以后，社会主义国家一度流行的“苏联模式”的弊病日益显露，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此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评。在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对公有制和私有制关系进行了新的探讨。他们在设计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模式时，不主张把作为市场经济基础的所有制理解为单一的结构，相反，他们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多种所有制形式。在所有制结构的选择上，他们探讨了社会主义现阶段可不可以允许私有制和个体所有制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问题，就是说，社会主义社会可不可以兼容一定形式的非公有制?对此，波兰经济学家兰格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除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着生产资料私人所有制，例如农民、工匠和小规模企业家的个人所有制。波兰经济学家布鲁斯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充分肯定合作经济、个体经济在社会主义中的地位。捷克经济学家锡克认为，集体所有制应当和公司合营、私有制形式相并存。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由国有经济和非国有经济两大部分构成，非国有经济包括私营经济。匈牙利改革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私有经济的发展。

三、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

20世纪以来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特别是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中国改革的成功也为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实践基础，尤其在所有制结构问题上，破除了过去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形式，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

1、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是中国近代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经济体制改革以前，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关系是对立的，私有制经济经历了限制、改造直至取消的过程。这在理论上有马克思社会主义所有制理论做科学依据，在实践上符合中国国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新中国建国前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殊的社会性质，使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1919～1949年)；第二步，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1949～1956年)。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就是变私有制为公有制的过程。对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留下来的多种不同性质的生产资料私有制形式，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以后，为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就需要对这些私有制经济成分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私有制性质不同，改造的方式也不同。具体途径是：无偿没收大资本，建立全民所有制；和平赎买中小资本，壮大全民所有制；改造个体私有制，建立集体所有制。这样，到1956年底，私有制基本消灭，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确立，过渡时期结束。我国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2、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私有制，但绝不是放弃公有制

改革开放30年，我国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之一就是突破了社会主义经济只能是单一公有制经济的旧观念的束缚。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前，公有制经济比重过高，生产关系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使得生产关系某些方面不适应生产力发展，因而，对当时的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经济来说，它们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必须要调整和改革，使这部分公有制经济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另一方面，在改革过程中，当公有制经济退出的份额将要达到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所要求的最低界限的时候，必然会发生是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主体地位的争论。其实，发展私有制决不等于放弃公有制。

首先，公有制和私有制的统一关系是在市场经济体制内的统一。改革开放30年中，非公有制经济逐渐从体制外纳入到体制内，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必要的和有益的补充”到“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由对立的关系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平等竞争的统一关系。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重大突破起始于1997年党的“十五大”。这次会议在我党历史上首次提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命题，并指出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经济制度”。2002年党的“十六大”把“两个毫不动摇”相提并论。2003年十六届三中全会又进一步提出“消除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障碍”。2004年十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中，把党的十六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写入了宪法。其中关于非公有制经济有两处重要修改。第一，进一步明确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方针。“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第二，完善对私有财产保护的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非公36条》)。这些方针政策在理论和实践上为非公有制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

其次，国家在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同时，在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方面也取得了重要进展。特别是为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已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推到前沿。2003年，国务院公布了《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条例》指出：“为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体制，进一步搞好国有企业，推动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制定本条例”。2007年，十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物权法》规定：“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2008年，十一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国有资产法》指出：“为了维护国家基本经济制度，巩固和发展国有经济，加强对国有资产的保护，发挥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导作用，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制定本法。”这些法律都是与《宪法》所规定的“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一基本法律相一致的经济法律。它们与“两个毫不动摇”方针一道，共同维护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

3、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有利于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

毋容置疑，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既是我国现阶段生产力状况的客观要求，也是由我国的社会主义性质决定的。特别是在目前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和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更有利于公有资产在产业属性、技术构成、科技含量、规模经济、资本增值力、市场竞争力等方面有质的提高；也更有利于国有经济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在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占支配地位；也能更好地发挥国有经

济的主导作用，更有效地支配着国家的主要经济资源和自然资源，提供更多的物质产品、国民收入和财政收入；为国民经济的技术进步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大的物质技术基础；对国民经济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起到重要保证和领导作用。

四、我国现阶段为什么必须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

在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60年中，对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关系的认识和处理经历了一个由否定到肯定的过程；从消灭私有制―允许发展私有制一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但是，我国现阶段发展私有制、保护合法私有财产不是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至于现阶段为什么允许发展私有制，要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状况规律上解释，要坚持“生产力标准”。

第一，生产力状况决定所有制形式。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调整和变革所有制的目的，只能是为了促进生产力发展，而不能把所有制本身是公是私，是这种形式还是那种形式，作为目的去追求。到现在为止，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还未达到消灭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程度。相反，我国生产的社会化程度不高，具有多层次性，非公有制经济更有发挥作用的广阔天地。

第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和私有制不是对立关系。我国现阶段的非公有制在很大程度和范围上是私有制。关于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关系，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被认为是对立的同时，他们也认为，私有制与其他所有制一样都是历史的，最终会灭亡，但这是一个历史过程。这样，我们可以认为马克思所认为的公有制与私有制的对立只是性质上的对立，他们并未对公有制与私有制在社会主义社会能否并存进行预测。而在他们去世以后这一百多年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断调整，使私有制形式不断变化；社会主义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出现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情况，个体、私营等具有私有制性质的经济与公有制经济同时存在。因此，资本主义私有制在现阶段暂时消灭不了，它既在世界上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也在社会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并存。

第三，非公有制经济自身的弱点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对其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我国非公有制经济是改革开放后允许发展起来的，由于其历史较短，其生产力水平和管理水平也较低。从生产力方面看，我国非公经济的产业分布较广，其中主要分布在第三产业中的餐饮、商业、运输等服务业，以及进入障碍比较低的制造业。从管理水平上看，有的非公企业低水平重复投资，追求短期化目标、违法经营、家族治理等。所有这些亟待国家依法实施监督和管理，将其引导到现代企业制度上来，从而得到健康发展。

第四，法律形态的所有制要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研究所有制，首先要研究现实形态上的所有制，这是第一性的。而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则是第二性的，它反映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法律形态的所有制即财产所有权或“产权”。马克思认为，产权是财产所有关系的法律表现，或“财产关系……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我国现实形态的所有制既有公有制又有私有制，那么，在法律形态上就既有公有产权又有私有产权。国家法律在保护公有财产不受侵犯的同时，必须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这恰恰是由现实形态的所有制决定的，或者说反映了现实形态的所有制。

第五，保护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和公民私有财产有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非公有制经济合法权益大多落到其从业者，即个体、私营业主身上，他们的合法权益很大程度上由其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合法私人财产体现。其他公民的私有财产除合法劳动收入构成的生活资料外，还包括由合法非劳动收入构成的各种物业资产租赁的收益，以及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的收益。这些都属于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就是说，私有财产的内涵不仅包含属于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形式的所有制，还包括公民或私人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它比私有制具体形式宽广得多。我国未来20年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对即将步入小康社会的公民的最大的保护，就是保护他们的合法私有财产，让他们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更快地奔向小康。宪法如果不在强调“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明确“保护私有财产”，那就不仅意味着宪法没有反映改革开放的重大成果，而且意味着人们努力追求和创造财富的行为失去激励和保护。因此，为了实现小康，有必要从法律上明确保护私有财产。

五、结语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要自觉划清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我们不能脱离现实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而片面追求纯而又纯的单一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必须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不断地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这就不能排斥非公有制经济，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但不能搞私有化。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要求我们必须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以便不断地发挥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地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因此，坚持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关键是要贯彻“两个毫不动摇”的方针。这就是我们在现阶段认识和处理公有制经济和私有制经济的关系时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不能搞私有化和单?公有制的辩证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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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黎贵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