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学科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精选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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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多学科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多学科视角下的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

2011 年10 月23~25 日,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二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南京农业大学学术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本次会议由中国农业历史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农学史专业委员会、江苏省农史研究会、中国农业科学院中国农业遗产研究所和南京农业大学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共同主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农业博物馆、日本北海道大学、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中国农业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50 多家研究机构的近200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月23 日上午,举行开幕式。开幕式由中国农业博物馆党委书记沈镇昭同志主持。中央纪委中组部副部级巡视专员滕久明、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四届理事会理事长宋树友同志、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朱雪芬同志、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教授、校党委副书记盛邦跃教授等出席开幕式。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名誉理事长姜春云同志在会议召开前夕,专门听取了会议准备和学会的换届工作汇报,并为本次会议写来贺信。南京农业大学校长周光宏教授致欢迎辞,向与会代表表示欢迎,并对南京农业大学近年来的建设发展成就、未来发展方向以及中华农业文明研究院工作成果进行了介绍,并预祝会议取得圆满成功。中国科协学会学术部副部长朱雪芬同志代表中国科协学会向大会致辞。月23 日下午,举行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五届会员代表大会。第四届理事会宋树友理事长作第四届常务理事会工作报告,曹幸穗副理事长作关于学会章程修改报告及第四届理事会财务报告,樊志民副理事长作关于第五届理事会理事建议名单的说明。大会审议通过了理事会工作报告、章程修改报告和财务报告,并进行了中国农业历史学会换届选举工作,会议选举出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成员、常务理事和学会领导。会议选举姜春云同志担任学会名誉理事长,滕久明同志任新一届学会理事长,沈镇昭同志任常务副理事长。最后由滕久明理事长代表中国农业历史学会第五届理事会作大会报告。

第二届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共设置了2 场大会主题报告,分别安排在10 月24 日上午和25日下午,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日本北海道大学牛山敬二教授、中国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顾江教授、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江西省社科院陈文华研究员和施由明研究员先后应邀作大会主题报告。论坛还设置了2 个分会场,共组织了8 场分组研讨会,分别安排在10 月24 日下午和25 日上午,共有40 多位专家学者应邀在分组研讨会上作了专题发言。月25 日下午,大会举行闭幕式。闭幕式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业历史文化研究所所长樊志民教授主持,中国农历史学会副理事长曹幸穗研究员作会议总结报告。

根据本次会议发言交流的情况,按主题可以分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索、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研究、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探索和个案研究、其它相关研究等五个方面,现分述如下:

一、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探索

从2005 年浙江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被列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试点开始,国内外学者对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的数量逐年递增,经过近些年国内学者的共同努力,中国在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领域无论实际保护工作,还是理论研究,都走在了世界前列,体现出多学科合作、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并重、保护与发展协调的趋势。与会专家学者分别从学科建设、研究方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文化基因传承、保护和开发方法等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理论进行了热烈的探讨。

中国艺术研究院苑利研究员作了题为《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中的三个理论问题》的大会主题报告。从系统论的视角探讨了农业遗产学学科建设问题。他认为,农业遗产学作为一门学科必须首先回答三个基本问题:什么是农业遗产,即农业遗产的本体论问题;为什么保护农业遗产,即农业遗产的价值论问题;怎么保护农业遗产,即农业遗产保护的方法论问题。农业遗产主要是指人类在历史上创造,并以活态形式原汁原味传承至今的包括各种传统农耕技术、制度、信仰以及传统农业品种在内的各种非常优秀且又很符合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传统农耕技术、知识与经验。保护农业遗产意义重大,它是认识农耕文明的需要;是确保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是保护物种多样性、粮食品种多样性甚至文化多样性的需要;是确保人类社会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的需要;是确保高品质生活的需要。农业遗产保护应坚持四个基本原则:就地保护;整体保护;活态保护;最少干预。其中,整体保护需要对传统农业耕作技术与经验、传统农业生产工具、传统农业生产制度、农耕信仰及相关仪式、传统农耕节日、特有农作物品种、相关民间文学和表演艺术等实施整体保护。

中国社科院经济史研究所李根蟠研究员从方法论的视角作了题为《“古今中外法”与农业遗产研究》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古今中外法”深刻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方法与认识路径,视野宏大、内容丰富、思想精湛,表述又那样的通俗简明,鲜明地体现了毛泽东思想和语言的风格。它不但适用于党史研究,而且适用于一切历史研究。“古今中外法”就是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中国农史学界整理农业遗产的实践正是体现了“古今中外法”的研究路径,即古今互证和中外(己彼)观照,具体包括文献与文物结合、“固态”与“活态”结合、继承与创新结合;人与自然结合、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结合等。

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研究中心顾江教授从管理学的视角作了题为《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机遇与挑战》的主题报告。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的可持续性发展具有延续性,对于当前机遇与挑战的总结与思考十分必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面临着许多新的机遇: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要求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文化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产业支持;新农村建设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持;国际社会的重视和支持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提供了境外支持。同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管理体制不健全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制度约束;社区居民流失减少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传承者;规模化生产破坏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多样性;旅游开发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威胁;投融资困难成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的瓶颈。因此,需要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与发展作进一步的思考。

中国工程院院士任继周先生从文化学的视角作了题为《草原文化基因传承浅论》的精彩主题报告。虽然谈的是草原文化基因传承问题,但对于整个农业文化遗产领域的保护和传承都具有指导意义。他认为,目前草原文化亟需关注,草原文化由于未能正常参与文化的系统耦合而达到文化的系统进化,被较为强大的传统农耕文化所取代,属于日趋濒危的文化凌夷现象。其突出表现为对放牧的否定和草原土地破碎化。草原文化遗传基因就是包含人居、草地和畜群三者共生的放牧系统单元,亦即人居、草地、家畜三者共生的三位一体基本元素。放牧为草原文化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驱动力,是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载体。现阶段应牢牢抓紧放牧系统单元这个核心,发挥草原生态系统的开放功能,逐步完成草原管理的现代化转型,实现划区轮牧。在划区轮牧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中国化的现代草地放牧管理体制,培育草原文化遗传基因的生存土壤,使草原放牧历久常新,成为草原文化持续发展的依托。

东南大学旅游规划研究所喻学才教授从管理学视角作了题为《农业遗产的保护方法》的专题报告。他认为农业遗产属于文化遗产的重要分支,其存在方式包括地上和地下的实物部分以及人类口传技艺和文学绘画等非物质部分。农业遗产的存在有三个主要渠道,即古代典籍的记载、地下的考古发现和当代的活态传承。因此,相应的保护工作也包括三个主要方面:研究古代各民族的典籍记载,并从中选择出各个时期的代表性农业遗产加以活化;将农业考古的研究成果与古代农书记载进行比较研究,弄清农业遗产的内在特点;对于有代表性的农业景观或农业遗产要进行田野调查研究,并加以保护传承。他还详细分析了自古以来农业遗产保护的六类主要方法,即图文结合法,文献并重法,辑佚复原法,实物、模型展示法,博览活化法,保护区保护法,并结合实例探讨了这些保护方法在当前的应用思路。

二、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分类保护研究一直是国内学者关注和研究较多的领域,也是本次会议探讨最多的内容。广义的农业文化遗产外延包括遗址类、工程类、景观类、聚落类、技术类、工具类、文献类、物种类、特产类、民俗类等10 种主要类型。本次会议专家学者的发言涉及的农业文化遗产类型较为全面,除聚落类、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外,其它8 类农业文化遗产均有涉及。

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已经退出农业生产领域的早期人类农业生产和生活遗迹,包括遗址本身,以及遗址中发掘出的各种农业生产工具遗存、生活用具遗存、农作物和家畜遗存等。中国农业博物馆李三谋《历代粮仓类文物的收藏与保护》和范荣静《存放谷物的先秦陶器考释及其保护》都从考古学的视角对遗址类农业文化遗产中的生活用具遗存进行了研究。前者对我国历史上的粮秣仓库遗址以及历代墓葬中出土的谷仓和相关的仓形器进行研究,发现此类生活用具遗存数量巨大、时代相连、延续不断,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崇农重耕的文化习俗,也说明了粮仓在古代社会经济和人民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深重影响;后者对用于储藏粮食、汲水、贮水、蒸煮食物等的先秦陶器进行了考释,发现其以多种形态、多种方式充当了古代种植业经济的运转链条,是先秦农业文明的一项不可缺少的内容。

工程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为提高农业生产力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而修建的古代设施,它综合应用各种工程技术,为农业生产提供各种工具、设施和能源,以求创造最适于农业生产的环境,改善农业劳动者的工作、生活条件,包括运河闸坝、海塘堤坝、农田灌溉设施等。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尹玲玲《明清时期广济江堤筑防史论略》从历史学的角度和较微观的层面详述了明清时期的堤坝类农业水利工程———鄂东广济江堤的修防史,并对“木鹅流水之法”这一工程技术的创始、普及、传承进行了初步探究。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曹志敏《试论清代对黄运减水闸坝利害的认识及其下河治理方案》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清代运河闸坝类农业水利工程———黄河、运河减水闸坝的修筑建立的河工理论基础、建立过程、历代变迁的基本概况、启放制度的形成以及启放减税闸坝给沿岸地区造成的人为自然灾害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希涛《民国时期华北灌井推广原因、分配与绩效的考察》则从经济学的角度探究了民国时期华北地区重要的农田灌溉设施———灌井的推广原因、分配和灌溉效率问题。

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具有观赏价值、但规模较小的农业设施或农业要素系统。包括农(田)地景观、林业景观、畜牧业景观、渔业景观、复合农业系统等。中国农业博物馆徐旺生《关于梯田的历史、现实与未来:问题与思考》从历史学的角度比较了几种农(田)地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黄土高原地区的旱地梯田(梯地)、南方丘陵地区的冲田和西南山地的高山梯田,探讨了存在的差异及可能存在的联系。华南农业大学作物学史博士后流动站周晴《“桑基鱼塘”今安在?———南海九江池塘养鱼与“桑基鱼塘”的变迁》也以历史学的视角从地理环境、池塘养鱼结构、排水结构、养鱼方法等方面图文并茂地介绍了广东省南海县九江地区传统的桑基鱼塘这一重要的景观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历史变迁、系统构成以及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并探讨了目前的保护困境。

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祖先发明并运用的各种耕种制度、土地制度、种植和养殖方法与技术,包括生态系统优化技术、防虫减灾技术、防旱防涝技术、制肥施肥技术等。云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李伟《集雨灌溉研究》认为,20 世纪以来在主要依靠修建水利工程或抽取地下水解决农业灌溉问题的背景下,集雨灌溉系统作为一种重要的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被长期忽视,但是面对人口增长、环境恶化、气候变化,水资源短缺以及工程灌溉建设的资金、设备门槛以及覆盖限制的现实,集雨灌溉这一传统技术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应该借鉴水窖、梯田、地坑院、坎儿井等传统集雨灌溉系统技术并加以应用。解放军理工大学陶德臣《论英国对中国茶业经济间谍活动的主要内容及影响》从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了19世纪80年代中后期英国针对中国重要的技术类、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茶业知识技术、茶籽茶苗茶树等展开经济间谍活动的史实,认为这是导致英国殖民地茶业兴盛、中国茶业迅速衰败的重要原因。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陈超、卞粤《试论小麦移栽技术的产生及传承》从历史学的视角探讨了小麦移栽这一传统的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的产生及传承问题。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系阮世良《最珍贵的农业遗产———唐代兽医技术进步》也从历史学的视角分析了我国唐代畜牧业兴盛的主要原因是畜牧兽医技术的进步,并对这一技术类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系统总结。

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古代留传下来的各种版本的农书和有关农业的文献资料,包括综合性文献和专业性文献,专业性文献具体包括时令占候、农田水利、农具、土壤耕作、大田作物、园艺作物、竹木茶、植物保护、畜牧兽医、蚕桑、水产、食品与加工、物产、农政农经、救荒赈灾等。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倪根金《一个被遗忘的岭南大学农科开启者———美籍教授高鲁甫生平、著述及其历史地位初探》以历史学的视角,系统介绍了高鲁甫教授在岭南学堂(岭南大学前身)期间的工作和著述情况,并介绍了对高鲁甫教授著述这一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整理情况。河北大学工商学院杨学新、任会来《卜凯文献挖掘整理的现状与思考》也以历史学的视角,对“世界上关于中国农业经济最优秀、最权威的学者”卜凯先生文献的篇目和数量等基本状况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挖掘整理,并完整概括总结了这一珍贵的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吴建新《略论〈桑园围志〉的价值与续修》从历史学的角度论述了清代珠江三角洲地区最大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的堤围桑园围的志书编纂情况,认为《桑园围志》是清代中期反映桑园围治水思想的重要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将历代《桑园围志》与现存的桑园围捆绑在一起,有申报水利工程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条件。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芳《从〈全唐诗〉看唐代蚕业》从农业科技史的角度对《全唐诗》中的养蚕器具、蚕术、蚕生长过程的不同名称及养蚕的地域特征等方面进行探讨。四川省屏山县畜牧兽医局向春涛《浅议兽医古籍的保护与整理》从管理学的视角,就兽医古籍文献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整理与开发利用、整理的方法和方向,以及整理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自己作为基层兽医工作者的意见与建议。

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劳动人民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驯化和培育的农业种植、养殖物种资源,包括大田作物、园艺作物、畜、禽等。江西农业大学生态科学研究中心黄国勤《东乡野生稻:“国宝级”的农业文化遗产》认为,东乡野生稻这一“国宝级”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作为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分布最北端的普通野生稻,蕴含着十分宝贵的水稻种质资源,对研究水稻起源、演化以及今后众多优良性状基因的利用,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目前面临种群数量减少、分布面积缩小、生存空间不断萎缩等问题,需要从提高认识、改善保护条件,增加投入等方面加以积极保护。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张箭《菜豆—四季豆传播发展史研究》从历史学的角度系统介绍了我国重要的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菜豆—四季豆在中美洲和安第斯山区起源和在美洲、欧洲、和我国传播种植的历史。江苏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杨虎《民国时期苏南蚕种生产改进研究》也以历史学的角度,系统梳理了苏南蚕种作为一种珍贵的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生产改进的历史过程,包括传统蚕种生产,引进西法、学习先进育蚕技术,创立种场、加强原蚕种生产,开展品种实验、择优汰劣,实行蚕种统制等五个发展阶段。兰州大学草地农业科技学院张自和《左宗棠与“左公柳”》则从历史学的角度阐述了左宗棠在就任陕甘总督期间为通过遍植杨柳、绿化边关驿道的史实,分析了“左公柳”作为一种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对改变西部环境的重要意义。

特产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通常人们所指的传统农业特产,是历史上形成的某地特有的或特别著名的植物、动物、微生物产品及其加工品,包括初级农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孙庆忠《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社会与经济议题———基于地理标志农产品的思考》从管理学的视角,以福建平和琯溪蜜柚这一特产类农业文化遗产为例分析了其同时作为地理标志农产品对当地的社会经济影响,认为地理标志农产品促进了多功能农业产业的发展,支持了农村社会文化的动态发展,也改变了农民自身的命运,对于理解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机制同样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华南农业大学农史研究室赵艳萍《解读古代广府人对素馨花的钟爱》以历史学的视角,从传入、种植、加工、贸易等方面探讨了素馨花这一特产类农业文化遗产在广府(今广州)花卉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价值,从社会、经济、风俗等多方面解读素馨对古代广府人生活的影响。

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对象是历史上关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仪式、祭祀、表演、信仰和禁忌等,主要包括农业生产民俗、农业生活民俗、民间观念与信仰等。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黄世瑞《过山瑶与菑新畬》从历史学的角度对“过山瑶”的“游耕”与“菑、新、畬”这两种看似不同的农业生产民俗进行了对比研究,认为儒家经典中所记载的商人和周人实行的菑、新、畬耕作法———焚林启荒,刀耕火种,然后抛荒,继而复壮,与“吃尽一山过一山”的“过山瑶”采用的“耕过一山又耕一山”的“游耕”耕作方式并无本质上的差异,只不过后者的游动性、迁徙性更强,延续的时期更长而已。甘肃农业大学人文

学院隆滟《周人“祈农”民俗传统的延续与演绎———陇东“二月二龙抬头”节俗的农业文化内涵管窥》也从历史学的角度对陇东“二月二龙抬头”这一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的文化渊源、节俗活动的主要内容及文化内涵、特征、当代价值、保护与传承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南京农业大学思政部阎莉、姜萍《傣族的稻作与祭祀》从科技哲学的视角,考察了傣族稻作这一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与祭祀的关系,认为傣族为了获得稻谷丰收、适应稻作农业的周期性特征及对节令、历法的需要,产生了对应于农事生产各个阶段、环节的神灵祭祀活动,并呈现链式或阶段性分布,进而形成农耕祭祀链。

三、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

区域农业文化遗产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对地域文化的传承意义重大。但目前国内学者对农业文化遗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整体层面、个案层面或具体类别层面,相对缺少对区域层面农业文化遗产的系统性研究。本次会议在区域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在研究视角和研究层面有所突破,既有整体的系统研究,也有具体类别的探讨。

云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所诸锡斌《云南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之我见》以文化学的视角,将农业文化遗产的价值分为六个层次,即器物层次、制度层次、理论层次、伦理层次、教育层次和精神层次;并以云南傣族传统灌溉技术和火草织布为例,说明了器物价值的全面实现是实现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关键;认为保护农业文化遗产应该做到:更新观念;发挥农业遗产文化功能,通过实现器物层次的价值来实现保护;开发农业文化遗产为实用技术来实现保护;加强对农业遗产的研究,实现多样性保护。

皖西学院皖西文化艺术中心关传友《论徽州林业习惯法对森林的保护制度》从历史学的视角研究了明清时期徽州地区的森林保护制度,认为徽州地区森林严重破坏、林业在徽州山区的经济地位、风水意识的盛行、地方官府的支持和基层组织的重视,是徽州社会形成森林保护制度的主要原因。林业习惯法指与林业习惯相关的地方性规章、告示、乡规民约、族规家法、合约和其它一贯做法及人们至少不持反对态度的相关做法,由于徽州社会存在着自觉保护森林的意识,因此形成了较为系统的保护森林制度。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李军《传统畜牧文化与当代经济发展———以羊文化为中心的考察》以文化学的视角,认为羊文化是传统畜牧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养羊业为中心,探讨了传统畜牧文化在历史长河中形成的种种属性,以此揭示挖掘其文化遗产价值的重要性,进而揭示其在当今社会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路璐《江苏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的现状调查与保护对策研究》以文化学的视角,对江苏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梳理,认为江苏民俗类农业文化遗产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富矿,反映了江苏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关联性,是江苏文化具有多重文化交汇、多元共生的重要见证;在保护对策上应该在尊重与了解的基础上重视全面传承与发展,重视文化重构以强化其文化内生力,文化产业介入与公共文化建设双管齐下做好保护与开发的双重工作。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殷志华《太湖地区传统稻作文化开发与保护研究———基于旅游体验视角》从旅游学的视角,对太湖地区传统稻作文化资源包括太湖地区独特的塘浦(溇港)圩田系统、各类农具、各种稻作民俗等农业文化遗产进行了总结。认为应借鉴日本稻作文化遗产保护、发展的经验,从提高情感性、差异性、参与性、真实性等方面进行稻作文化遗产旅游开发。

吉林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杨慧《中国东北与俄国的茶叶贸易》从历史学的视角系统介绍了中国东北与俄国茶叶贸易的开始、初步发展、迅猛发展和衰落的过程。认为中国东北对俄罗斯的农产品贸易以初级农产品原材料为主,科技含量低,缺乏农产品加工技术,因此始终处于受国际市场支配的附属地位,没有自主性可言,茶叶贸易就是其中的典型实例。

四、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探索和个案研究

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探索与理论研究相辅相成,理论研究为实践提供指导,实践探索则是检验理论的唯一途径。个案研究使我们能通过一件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实例来了解整类个体的情况,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整体探索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思路。

来自江西省社科院《农业考古》编辑部的陈文华先生和施由明研究员作了题为《论婺源县上晓起村水力捻茶机的遗产价值》的精彩主题报告,详细介绍了他们在江西省婺源县上晓起村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探索和取得的成果。2004 年,农业考古和茶文化专家陈文华先生在婺源县上晓起村发现了一套展示古人利用水力制茶的水力捻茶机,这套工具类农业文化遗产为全国仅见,具有较高的 遗产保护价值,2010 年被江西省列入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江西省婺源县自唐代以来一直都是中国著名的产茶地。王祯在《农书》中记载,曾在江西广丰山区亲眼见利用水力推动木质联磨,碾磨茶叶,制作饼茶,说明了江西以水力带动机器制茶的历史十分悠久。为了保护和利用好这套设备,陈文华先生投资成立了华韵茶文化发展公司,承包和投资修复了这套机器,既用于制茶,又作为旅游项目向游客开放,成功地发展了当地的茶文化旅游,带动了农民致富,是开发与保护传统农业遗产的典型成功案例。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姚兆余《农村居民拆除传统民居行为的社会学研究———基于对皖南胡村的调查》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皖南胡村传统民居类农业文化遗产被拆除背后农村居民的行动逻辑,为我们探索农业文化遗产保护途径提供了新的思路。其以安徽省绩溪县一个有着悠久历史文化传统的古村落———胡村为个案,分析了当地农村居民拆除传统民居行动的逻辑;归纳出拆除行为并不仅仅是行动者主观意志的产物,而是受到外在的社会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并从人格系统、社会系统、文化系统三大要素分析了这些影响:人格系统方面表现为乡土情结的消失和对城市文明的认同,社会系统方面表现为农村居民拆除传统民居的经济、社会条件逐渐成熟,文化系统方面则表现农村居民的价值规范和标准的变化;认为农业文化遗产保护不能只是政府和研究者的一厢情愿,而要考虑文化拥有者或传承者自身的感受和需求,制定文化遗产保护政策必须体现多方互动、民主参与的特点。

温州大学人文学院黄涛《浙江青田县龙现村“稻鱼共生”农业遗产中的民俗文化》从民俗学角度,认为运用民俗学的田野调查、社区调查等研究方法研究农业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状况、民俗生态、社会环境等,是一种能更直接参与的好的研究方法;认为青田县稻鱼共生系统是一种以特色生产方式为中心的生活文化整体,与这种生产方式密切相关的民俗文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随着传统的稻鱼共生文化受到现代化和商业化的侵蚀,与之浑然一体的民俗文化也在发生急剧变迁,使稻田养鱼的耕作技艺遭遇了传承危机;对稻鱼共生农业遗产的保护不仅要重视对这种特色生产方式的保护,也必须重视对与之相关的民俗文化的保护,更要重视对这种耕作技艺传承人的保护。

四川省筠连县畜牧兽医局王成《从阳城广禅侯保护谈谈发展中兽医非物质文化遗产》从管理学的视角,介绍了中兽医非物质文化遗产———被列入山西省第二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山西省晋城市阳城县凤城镇山头村兽医广禅侯30 年来的保护概况和保护经验,认为中兽医作为一种重要的活态农业文化遗产在局部地区有失传的危险,因此应借鉴中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做好申报工作,并结合具体情况从基层做起,对已列入目录的各级中兽医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实做好建档、保存、传承、传播和保护工作。

中国农业大学农业史研究室刘晓敏、李辉《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利弊之管窥》从管理学的视角系统分析了浙江青田稻鱼共生系统的利弊,认为青田的稻鱼共生系统作为我国稻田养鱼技术的代表,其利体现在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共赢而备受推崇;而弊主要体现在:生产规模小、生产技术和方式相对粗放、劳动力流失、经验管理滞后等方面;而新技术的使用、新品种的引进、新设施的建设和农业生产专业化将对传统稻鱼共生系统产生破坏;因此,要权衡利弊,在发展中以实现农业功能的多元化为目标,坚持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传统经验与现代科学相结合。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李妍等《太湖猪的利用现状与保护研究》从管理学的视角,梳理了太湖猪这一物种类农业文化遗产的起源、种群渊源与优良特性;概括了太湖猪这一物种保护利用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认为其主要问题包括资金投入严重不足、太湖猪资源数量持续下降、对地方猪种选育和利用不够、生产受到到严重挤压、开发不力等;以上问题应该通过加强政策和制度的保证、丰富种源及维护纯种类群、研究开发新品种、建立行业标准等措施来解决。

五、其它相关研究

此外,一些专家学者在会上还进行了与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相关的农业历史研究和“三农”问题探讨。

日本北海道大学牛山敬二《日本农业、农村的现状与危机》主要从历史学的视角论述了三个方面的问题:对日本农村人口的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探讨,并将中国老龄化问题与日本老龄化问题进行了比较;对日本近500 年以来自治村落的历史进行了阐述并针对日本自治村落的消减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对21 世纪日本农村社会的危机进行了分析,并对日本农村的未来进行了展望。

甘肃农业大学农史与农耕文化研究所胡云安《法制农业: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保障》从法学的视角探讨了法制农业问题。认为加强农村法制建设必须以史为鉴;农法的重要是由农业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历代政治的衰败,多从法律的废弛开始;目前解决“三农”问题多为政策调节,法律的缺位、缺失比较严重的,农村应从政策治理向依法治理转变;要尽快启动出台国家关于土地流转、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资源环境、生物资源保护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历史环境与社会经济发展研究院卜风贤《我国历史农业灾害资源开发与信息化利用》从历史学的视角对我国历史农业灾害资源进行了分析,认为农业灾害历史资源可用于灾荒历史、农业灾害风险评估、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等项目研究中,是农业灾害研究和农业减灾实践领域极为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我国历史灾荒资料具有数量多、分布广、连续性强、记录信息全面等特点,据此可以建立三种自然灾害历史资源数据库,面对灾害研究和减灾实践工作者开放,实现自然灾害资源共享,彻底解决我国历史灾荒资源难以充分开发利用的问题。

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谢丽《基于档案资料重构民国后期和田河流域洛浦垦区垦荒、撂荒地的景观格局及其荒漠化成因探究》也以历史学的视角探究了民国后期和田河流域洛浦垦区垦荒、撂荒地的景观格局及其荒漠化成因,认为民国前洛浦绿洲西南及腹地土地利用已较充分,民国时期的垦荒活动主要为绿洲空间外延式开发,垦荒规模大,新增耕地面积多,随之出现灌溉水不足、水利设施不当等问题,并引发新增耕地大面积撂荒现象。民国时期耕地荒漠化的动因表现在多方面,主要因素应是人类生产力水平低下、水资源有效利用不足所致,垦区周边植被稀少和风沙侵袭是诱发绿洲荒漠化的重要自然因子,战乱等人为因素也是造成耕地撂荒的可能原因之一。

甘肃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刘养卉《试论唐朝盛世下的农业经济政策》从历史学的视角系统概况了唐朝盛世时的农业经济政策,认为其是“唐朝盛世”局面形成的重要因素,其农业经济政策主要有五点:提供财政支持,鼓励开垦荒地;大力推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政策;引进推广新品种,改进农具,编纂和发行农书,推行先进农业技术;增加农业人口,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兴修水利,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广西师范大学乔柏《中国农民养老及“米保障”》从管理学的视角探讨了中国式贫困产生的原因、农民养老问题和政策解决途径。

南京农业大学人文院博士生陈蕴鸾《明代松江府布解考论》从历史学的角度对明代松江府布解———一种用棉布折征税徭措施的源起、数额、征收、上纳及由此产生的弊病进行梳理和分析。

本次会议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首先,与会专家学者从历史学、考古学、管理学、文化学、社会学、旅游学等多个学科的视角,运用多种研究方法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了广泛探讨,拓展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的研究思路,提出了一系列卓有建树的创新观点;其次,对农业文化遗产学科建设和发展思路进行了深入探索,提出了比较系统的建设和发展思路;再次,对农业文化遗产研究方法和保护方法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分析,提出了“古今中外法”、博览活化法等创新观点。此外,上晓起村保护传统农业文化遗产的实践探索等还提供了保护与开发传统农业遗产的典型成功案例。

中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已经成功举办两届,展示了农业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取得的最新成果,产生了较大的学术影响力,为政府部门、学术界、遗产保护地等遗产保护参与主体提供一个交流的平台,从理论上引导、推动我国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和研究工作,并逐渐成为农业文化遗产学界的学术盛会。

李明 沈志忠 陈少华(南京农业大学人文学院,江苏南京210095)

第二篇: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与探索

周和平

简要内容: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各省(区、市)也都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4315项,一些市、县也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个较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基本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创造了丰富多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加速,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也使非物质文化遗产赖以生存的环境不同程度地遭到破坏。一些传统习俗发生改变,许多文化记忆渐趋淡化,一些文化艺术种类在人们的漠视中面临消亡的危险,一些掌握绝活的艺人年龄老化,后继乏人,一些依靠口传心授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正在不断消失。以戏曲为例,历史上我国曾有戏曲品种394种,1949年统计时为360种,1982年统计时为317种,而2004年我国戏剧品种仅为260种左右,短短几十年间损失了传统剧种134种,占戏剧品种总量的35%。再如传统舞蹈,20年前进行舞蹈普查时列入山西、云南等19个省市《舞蹈集成》卷中的2211个舞蹈类遗产,目前仅保留下来1389个,短短20多年间舞蹈类遗产就消失了近37%,其中河北、山西两省已有近2/3的传统舞蹈已经失传。因此,抢救和保护那些处于濒危和生存困境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非常紧迫的历史任务。

2004年,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2005年,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务院下发《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明确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方针和政策。近几年来,文化部按照“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方针,已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有中国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体系。几年来,我们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开展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普查工作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项基础性工作。2005年6月,文化部部署了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目的是通过普查,摸清家底,全面了解和掌握各地各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保护现状和存在的问题。这是我国第一次非物质文化遗产全面普查,各地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广泛发动,上千万人参与,深入到社区、乡村。通过普查,广泛宣传了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义,普及

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知识,扩大了社会影响,提高了社会公众的保护意识,也培养、锻炼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队伍。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体系充分体现了政府的主导作用。2006年、2008年,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两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0大类共1028项。10大类分别是:民间文学(如“四大传说”牛郎织女、孟姜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藏族史诗《格萨尔》)、传统音乐(如古琴艺术、侗族大歌、蒙古族长调)、传统舞蹈(如花鼓灯、秧歌、孔雀舞)、传统戏剧(如昆曲、粤剧、藏戏等)、曲艺(如扬州评话、京韵大鼓、东北二人转)、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如少林功夫、抖空竹、吴桥杂技)、传统美术(如木版年画、藏族唐卡、剪纸)、传统技艺(如龙泉青瓷烧制技艺、宣纸制作技艺、黎族传统纺染织绣技艺)、传统医药(如中医诊法、中药炮制技术、针灸)、民俗(如妈祖祭典、彝族火把节、白族绕三灵)。各省(区、市)也都建立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4315项,一些市、县也建立了本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个较为完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保护体系基本形成。

认定代表性传承人。传承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承载者和传递者,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宝库,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代代相传的代表性人物。传承人的保护,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关键。为加强代表性传承人的保护,文化部制定出台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暂行办法》,2006年以来,命名公布了3批1488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各省(区、市)也陆续开展了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与命名工作,全国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共有5590名。对已经认定的代表性传承人,文化部门通过记录整理技艺资料,提供传习场所,资助开展传习活动,组织宣传与交流,征集并保管代表作品,建立档案等方式,积极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授徒传艺等传承活动。

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是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对历史积淀丰厚、存续状态良好、具有鲜明地域文化特色和价值的文化形态进行整体性保护,以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而划定的特定区域。目前,文化部已相继设立了4个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分别是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徽州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广东省梅州等地也正在申请设立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

加快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传习所等基础设施。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承担着收藏、展示、研究、传习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职能,是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的重要场所。各省(区、市)积极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兴建了一批具有多种性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博物馆、传习所。

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促进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和发展。传统技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鲜明的民族文化特色,不仅具有耗能低、无污染、见效快等特点,而且适合发展劳动力密

集型特色文化产业。广东凉茶采用传统工艺和配方进行生产,产值由原来的3亿元提高到300多亿元;武夷岩茶制作技艺进入国家级名录后,岩茶销售量增加了几十倍;甘肃省环县道情皮影几十支队伍在全国各地演出,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庆阳香包制作产业发展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这些实践,对于推动非物质文化遗产融入社会、融入当代、融入民众,引起民众关注,带动相关产业发展,拉动内需,扩大就业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一大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老字号企业,如同仁堂、荣宝斋等,始终把传承文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内涵作为企业发展的生命线,通过生产性保护,重新焕发出生机和活力,提高了民族品牌的影响力。合理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内涵,对于推动艺术创新和动漫等文化产业发展,形成一批有影响的文化产业品牌,也具有重要意义。

积极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我国是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较早的国家之一,并以高票入选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近年来,我国多次派代表团出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会议。2009年“文化遗产日”期间,在四川省成功举办了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论坛,形成了《成都共识》。经过积极努力,设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亚太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目前已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批准,不久将举行揭牌仪式。我国积极参与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和“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有22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其中包括粤港澳三地联合申报的“粤剧”,3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再加上之前申报成功的4项,共有29项,是世界上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项目最多的国家。

积极开展理论研究。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研究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推进和完善,促进了保护工作的深入开展。文化部和各省(区、市)举办了许多大型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和论坛,就非物质文化遗产管理机制、保护立法、非物质文化资源与生态环境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保护、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非物质文化遗产生产性保护、灾难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各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等方面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起到了很好的指导作用。《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等一批学术专著相继出版,提高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水平。

加强宣传教育。为培养公民的文化自觉,营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良好社会氛围,国务院确定每年6月的第二个星期六为我国的“文化遗产日”。2006年以来,各地文化部门利用“文化遗产日”和春节、端午节、中秋节等中华民族传统节日,大力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展览、展演、论坛、讲座等宣传展示活动,利用各种媒体,集中、全面、深入地报道宣传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文化部先后举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成果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专题展、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大展、非物质文化遗产珍稀剧种展演、少数民族传统音乐舞蹈展演和第一届、第二届中国成都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节、“守望精神家园――第一届两岸非物质文化遗产月”等活

动。2009年11月7日,“国风――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场演出”在台北中山堂拉开序幕;12月12日,“根与魂――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展”在台中市开幕,引起了台湾各界的热烈反响。各地文化部门还积极与教育部门协商,将民歌、民乐纳入中小学音乐课,将剪纸、年画纳入美术课,将传统技艺纳入手工课,积极推进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进教材、进校园,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载体。

作为一种鲜活的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民众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代仍然散发着独特的光彩和魅力,仍然是传承文化、推动社会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文化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因此,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作者:文化部副部长)(来源:人民网天津视窗)

第三篇:天然林保护工程实践与探索

木材减产后天然林保护工程区

采取了哪些积极有效的应对措施

王鹏

内容提要: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作为国有四大林区之一的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各林业局面对木材减产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根据本局实际情况,如何转变思想,调整产业、产品结构,为建立起比较完备的森林生态体系和比较发达的林业产业体系打好基础,为促进可持续发展发挥作用,缓解人口、经济和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使天然林资源切实得到保护,森林植被得以恢复,林区的生态环境与林区经济得到快速恢复和发展。

关键词:调整结构措施可持续发展

森林与湿地、海洋并称为地球的三大生态系统。森林保障着人类和生命的延续,给世界带来了文明。森林具有保持水土、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净化空气、提供林木产品和林副产品的作用。由于人类对森林资源的掠夺性采伐和破坏。近些年,随着洪水泛滥、风暴肆虐、沙漠扩大、沙尘暴的频频袭来,于是,人们将视线逐步聚焦在保护生态的屏障——森林上。保护森林,保障生命线成为时代的一种强音。

在人们的大声疾呼中,1998年9月,国家启动了天然林保护工程试点工作。2000年,工程正式启动。作为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的满归林业局,在过去的5年时间里,于390295公顷的施业区内,有声有色的进行了天然林保护工程建设。

一、伐木人到看林人的转变

保护生态,实现森林资源可持续发展,这是天然林保护工程的目

标,基于此,木材减产就成为摆在林业产业工人面前的新课题。减产就意味着减少收入,减产就意味着多年从事林业生产的工人要转行。但是满归林业局能从大局着想,木材生产计划由1997年28.6万立方米调减到2003年的17.2万立方米,调减幅度为39.8%。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满归林业局首先从作好森林管护工作做起,把全局按林场划分为8个管护区,安排950人,对施业区内372 244公顷的林业用地进行了全面管护。在各干线、支线、分界线、沟系等主要路口,合理设置站点,建立管护站36个,配置了相应的办公设施。并结合本局实际情况,制定了符合实际、内容详细、操作性强的涉及工程管理、生产、营林、资源管理、森林管护等方面的实施细则管理办法25个。实现了林业产业工人由“砍树人”到“护林人”的转变。

二、调整产业结构安置富余人员

天然林保护工程实施后,木材产量锐减,大量的转产人员无法安置,“独木”支撑的格局很难维持企业的经济。面对木材产量调减给企业带来的压力,满归林业局根据企业的实际,在木材的深加工、精加工、提高木材和剩余物利用率方面做文章,让有限的木材资源在企业内部增值。2000年提出了“一体两翼”(即以木材生产为主体,以林产工业、多种经营为两翼)的发展思路,投资200万元,建成了一条年产20亿支的雪条棒生产线,安排就业人员近1000人。林产工业从小到大,逐步形成了合理的生产布局;2001年确定到“十五”期末,木材生产、林产工业、多种经营的经济结构比例要达到3:4:3的经营格局,把林产工业的发展提到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合理有效地利用好有限的木材资源,本着“优材优用,劣材优用,综合利用”的原则,对林产工业项目进行合理布局,确定林产工业要向劳动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发展。形成了以利用小材小料、剩余物加工雪条棒、圆棒、卫生筷子、木珠工艺品等产品为主的劳动密集型基地,以生产科技含量较高的细木工板、集成材、均质刨花板等人造板为主的技术密集型基地。2003年满归林业局提出要全面加快工业化强企、产业化富民的建设进程,加大了林产工业建设力度。着重建设了以三和人造板厂为核心的林产工业园区,以形成群体优势和综合功能,扩大林产工业的影响力。继华茂木制品厂、兴达木业厂、三和人造板厂、木珠工艺品厂成立后,又将干燥材和细木工板从三和人造板厂剥离出来,成立了东深木制品厂。加大了雪条棒、卫生筷子、均质刨花板和木珠项目工艺的改进力度,在提高生产效率和提高产品附加值上下功夫。不断提高资源综合利用程度和加工深度,拉长产业链条。发展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优势产品,注重产品开发,提高产品质量,大力开拓市场,努力抓好销售,增强林产工业产品的整体竞争能力,进一步发挥林产工业的主导作用。仅2003年林产工业总产值达3467万元,占林业局工业总产值的29%,林产工业销售收入达到了3232万元。现在林产工业从业人员达到了3000人,安置了富余人员,保持了地区稳定。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十分显著。

三、发展多种经营扩大就业渠道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后,林业产业由单一的木材生产结构向多

种经营、多业并举立体开发森林资源转变。满归林业局把工业化强企,产业化富民作为发展经济的基本思路。在多种经营发展上,按照“重点抓多经,突出在家庭,全力促富民”的总体思路,把多经作为各项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积极推进产业化进程,全面规划建设种、养、加基地,建立了食用菌、特色蔬菜种植、森林鸡、肉牛、柳编和仔猪等多种经营六大基地。同时,还建立了纯净水厂、纸箱厂、制氧厂等多种经营项目。尽全力安置好人员就业,抓好转产项目的建设增强企业后劲。使多经成为职工就业和致富的主要渠道之一,实现了多种经营产业化、效益社会化。

四、加快主辅分离辅业改制

满归林业局根据的自身条件将具备经营能力和经营条件的单位,逐步推向市场,实行股份制经营,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逐步改变“一股独大”的局面。根据天然林保护工程的要求,依据一次性安置的相关政策,对1062人进行了一次性分流安置,对企业用工进行了清理整顿,使职工队伍由“天保工程”前的6000余人减至4000余人,规范了用工管理,减轻了企业负担。

五、合理的森林采伐是森林培育的必要手段

森林是大自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整个大自然的物质循环和能量交换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农、牧业的生产是与林业的发展息息相关的。没有林业就不会有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同时木材又是国民经济不可缺少的重要资源。但相对于其他资源而言,森林又有它的特殊性,一是可再生,二是无污染。林木在形成过程中,不但不污染环境,而且有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根据满归林业局森林资源分布的特点一方面幼、中龄林的生长量比较大达335450立方米,占林分总生长量的59.1%。过熟林面积42300公顷,蓄积4499616立方米,成过熟林生长量为168483立方米,占林分总生长量的29.7%。另一方面幼林面积、蓄积增长幅度大,针阔比合理,因地处大兴安岭西北坡具备较好的天然更新条件。但是成过熟林的损耗严重,每年都有大量的过熟木倒地自然腐朽。因此,对于大量成过熟林木,应及时进行人工处理,既能减少资源的浪费,又能降低森林的火险等级。天然林保护工程要求禁伐是必要的,但由于森林的生长周期长,如果完全排除合理的人为干扰,森林世代更替和生长周期将更长。根据林分状况,采用不同的采伐方式,可以优化林分树种结构和年龄结构。林分在生长过程中,采取透光伐、疏伐、生长伐等不同的抚育采伐措施,可以促进林分的生长,提高林分的质量和数量,还可获得大量的木材。

六、强化森林经营提高森林数量和质量解决木材需求问题

天然林保护工程的核心应当是森林经营。天然林保护工程的实施后,一方面给森林带来了休养生息的难得机遇,另一方面却给企业带来了诸多困难,全国各主要林区全面实行限产、停产,这必将导致木材产品在市场上的短缺,而国民经济发展建设对木材的需求量不断地增长,长期为重要物资供应中的短线。因此,按照森林分类经营的原则,因地制宜,科学区划,进一步推进森林的集约经营。强化森林经营,提高森林数量和质量,把以木材为主的产业作为主导产业,才能

使林业产业步入良性循环。实现森林资源越采越多,越采越好,发挥森林的生态作用。

在天然林保护工程的东风指引下,只要我们吸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强调土地的利用和森林的保护、培养和利用。制定好恢复和扩大森林资源的长远规划,大力开展林业科学研究,提倡木材的综合利用事业。森林资源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地球上的石油、煤炭等天然资源,尽管个别地区蕴藏丰富,但总有告竭之日,唯独森林是能够更新的天然资源,只要青山常在、永续作业就能够永久造福于人类。

附:

作者简介:王鹏,男,1972年12月生,大专文化,助理工程师。工作单位:满归林业局营林生产部

通讯地址:内蒙古根河市满归林业局营林生产部

邮编:022363电话:0470—5379129

第四篇:科教融合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科教融合”视角下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时也指出要“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荣誉感和责任感”。近年来,随着高等学校师资队伍的不断壮大,青年教师正逐步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主力军。加强高校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其师德水平和业务能力,对提高高校师资队伍整体实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合格人才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因此,加强和改进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是当前高校党建工作面临的一项新挑战、新任务。

我校第一次党代会提出了加快建设“特色鲜明、服务地方、国内知名”的高水平工程技术大学的办学目标,要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离不开一支稳定、高素质的教学、科研和管理队伍,其中高水平的青年教师队伍是未来学校可持续发展必须依赖的生力军。为此,新时期探索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1、部分高校对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重视不够

目前,高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定位,在很大程度上使得高校过分强调教学在学生培养中的作用,反映在对青年教师的态度上,直接表现为重使用、轻教育,片面地要求教师教好书,而忽视了对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另一方面,高校为了提高青年教师的教学能力和水平,也开展了很多对教师的培训,但是往往重视专业功底、教学能力的培训,不注重加强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此外,对青年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方面高校各级领导也有认识不一致的地方,有些领导干部认为对青年教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就是党组织的事情,自己只要参与一下就可以,在整体工作推进上难以形成合力。这种现状,使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异常薄弱,迫切需要加强和改进。

2、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法不科学、内容不完整

当前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观念比较落后,教育方法和手段陈旧,方法多是读文件、念稿子,比较枯燥、乏味,这些传统的教育形式对网络时代的青年

教师而言已经失去了吸引力,自然谈不上说服力。同时,在内容上,多是一些上级的报告、讲话,缺少对青年教师工作、生活等问题的关注,脱离青年教师实际,难以受到青年教师的欢迎,也引不起青年教师的共鸣。这就导致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时效性不强,作用难以发挥。

3、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机制不健全,青年教师自我教育不到位 自从我国高校扩招后,高校人数迅速膨胀,高校管理工作的重心更多向学生倾斜,对教师的教育管理相对弱化,特别对青年教师的教育管理更加薄弱。同时,许多高校在管理内容上是重科研轻教育,重业务轻思想,在教育方法上沿袭传统的行政方法和灌输方法。另外,受多元价值观和市场经济负面效应的影响,当代青年教师在面对外面世界的各种诱惑和干扰时,不能做到言行合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在面对诱惑时甚至发生了偏移,从而忽视思想政治教育的自我教育。

4、部分青年教师敬业精神不强, 责任意识淡化

在当今市场经济的冲击下,高校部分青年教师个人主义思想膨胀,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偏移。有的青年教师受功利主义思想影响,产生了“一切向钱看”的错误态度,不能正确处理好个人与集体、国家的利益关系,集体主义观念、服务意识、奉献意识弱化;有些青年教师缺乏应有的职业精神,工作不能认真负责,事业心、责任感不强,不安心于教学,心态浮躁;有的青年教师满足于课堂教学,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教育不闻不问,对违纪行为视而不见,不批评教育,不愿花时间去了解、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甚至有的青年教师有“得过且过、无过便是功”的消极思想,工作中存在着但求过得去,不求过得硬的想法。

三、以“科教融合协同育人”办学模式为抓手,探索加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新途径

科教融合是建立在科研与教学目标一致性理解的基础提出的,是对大学科研育人功能回归的诉求。科教融合将知识的产生、传播与传承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教学与科研之间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内在融合,已使两者在本质上成为不可分割的有机统一体。科教融合概念的提出,意味着大学科研和教学的终极目标都应该是培养人才,这种培养人才不仅是对学生的培养,也是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协同育人是基于协同学理论而提出,是指通过科教协同、校内协同、学校与政府相关部门、行业、企业等的协同,努力将优质科研资源和校外资源转化为育人资源,共同承担育人的职责,将协同学理论运用于教学科研实践中不仅能提升教育的价值功效,并且能更好地实现教育全面育人的目的。某学院按照教育部推进试点学院综合改革的要求,同时设立了交通研究院和交通规划设计院,合署办公,内部实行“三院合一、各有侧重、相互支撑”的管理体制。其目的是打破传统二级学院的办学机制,探索一条“教学与科研融合、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互动、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社会服务联动”的新模式。

1、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 切实做好青年教师的引导和发展工作

学院党总支始终注重发挥党组织的政治核心作用,重视基层组织建设,根据学院实际科学设置支部组织,充分发挥了教工党员在专业建设、学科建设、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工作中的模范带头作用。学院党总支在实验室、课题组、项目组和科研平台等青年教师较多的学术组织中设置党小组,把青年教师凝聚在党的周围,在青年教师做好教学科研工作的同时,构建充满活力、覆盖面广、针对性强的基层党组织体系,根据青年教师的思想状态和实际工作,按照“丰富内容,创新形式,加强互动”的党小组活动形式,增强党组织活动的亲和力、凝聚力,切实增强以青年教师为主体的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

学院党总支十分重视青年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利用现代化的技术和手段增强正能量对青年教师的影响。通过创建党建微博、QQ群、飞信群等方式加强与青年教师的思想沟通,及时把党的主张、党的政策以及周围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进行宣传。通过网络互动性和便利性的特点拉近青年教师和党组织及广大党员的距离,引导他们紧密围绕在党组织的周围。对要求入党的青年教师,学院党总支制定详细的发展培养计划,选派业务素质高、政治素质硬的老党员担任青年教师的培养联系人,实行定人联系、定案培养、定期考察,帮助他们在政治上尽快成熟起来,及时把培养成熟的优秀青年教师吸收到党员队伍中来,壮大青年教师的党员队伍。

近年来,通过学院各级党组织的教育引导,我院博士后郭璘老师和海归双博士吕晨曦老师先后加入了党组织,入党后,学院党总支继续加强对他们的教育培养与使用,不断提高他们的思想政治素质和业务能力,两位新党员教师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性评上了副教授职称。

2、坚持“以人为本”理念,增强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吸引力

学院党总支以解决青年教师关心的实际问题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切入点和着力点。及时掌握青年教师的思想动态、存在的问题和需要解决的困难,有针对性地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引导工作,并把思想上的引导与帮助青年教师解决学习、工作和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有机结合起来,为他们的工作搭建良好的成长平台,以此激发青年教师在实际工作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当新进的吕晨曦老师遇到女儿入学问题时,学院党总支及时与上级党组织汇报,通过学校党委书记联系帮助,及时解决了吕老师女儿的入学问题,使他能够更加安心的工作。

针对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工作上遇到的困难问题,学院实施了青年教师导师制。通过“以老带新、师徒结对”的导师制,充分发挥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 使青年教师尽快适应教学科研环境。学院选择责任心强、教学经验丰富的教师骨干作为他们的导师,在“备、教、辅、改、查”等各个教学环节上给予指导,通过“示范课”、“观摩课”等形式向青年教师传经送宝。同时,在助课、备课和试讲等环节上锻炼青年教师,并且还随机听青年教师的讲课,课后让青年教师“说课”,与青年教师讨论讲课的得失,并进行指点。在科研上,指导青年教师参与课题研究,甚至推荐一些优秀青年教师担任课题负责人。在思想上,老教师对青年教师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进行指导,增强青年教师健康成长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对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能产生良好的影响和促进作用。

学院党总支坚持“以人为本”的工作理念,使得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真正做到政治上关心、业务上培养、生活上帮助、感情上贴近,使得青年教师从内心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和温暖,从而培养他们对党的感情,进而把青年教师的党建与思想政治工作做得“及时”,做得“常态”,做得“实效”,达到思想引领与青年教师的事业凝聚相结合,日常管理和解决青年教师的现实问题相统一,真正做到帮助青年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进而构建加强青年教师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长效机制。

3、坚持“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构建科研团队,着力提高青年教师科研工作的热情

青年教师的科研水平关系到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培养青年教师的科研素质,是高校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学院党总支积极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各种培训活动,“引进来”—邀请一些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作客“风华讲堂”,开展学术报告会、科研专题讲座等学术活动,向青年教师介绍专业领域和相关学科的学术动态、前沿信息,充分发挥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这些专家、学者将自己的学识魅力和师德操守通过报告会的形式传递给青年教师,使青年教师“亲其师,信其道”,这样的教育形式感染力强,启迪深刻,对思想活跃、易于接受新生事物的青年教师来说,能收到其他教育形式无法达到的教育效果。“走出去”—积极安排青年教师赴国内外高水平院校、研究机构考察、进修,到名师身边研修、工作,学习掌握前沿的专业知识、科研思维、研究方法。同时积极组织开展校内的学术交流活动,通过科研业务学习、学术讲座、沙龙论坛等多种形式,组织青年教师探讨学术热点问题,交流学术研究心得,使青年教师从中获取科研信息、捕捉科研灵感,锻炼科研能力,提高创新水平。通过“引进来、走出去”相结合的方式,开阔青年教师的视野,丰富青年教师的内涵,促使他们在原有的专业基础之上,结合现在从事的岗位,以学术前沿为导向,以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抓手,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科研道路,实现从学生时代的被动科研到任职高校教师的主动科研的转变。

学院积极为青年教师的科研给予一些政策倾斜,采取一些鼓励和帮扶青年教师申报科研项目的措施,比如,出台“逢报必奖,立项再奖,校院双奖”的科研奖励政策,学院的科研奖励标准高于学校的标准,对申报高层次的科研项目给予前期研究资助,报销部分申报工作经费。在项目申报中坚持公平公开原则,不搞论资排辈,不搞暗箱操作,使青年教师能平等参与竞争,对于一些重要的科研项目,采取青年教师轮流申报制度,确保每位青年教师手中都有高水平的科研项目,以此锻炼和提高青年教师的科研能力,加快科研成长的步伐。

学院还积极组建青年教师科研团队,为青年教师科研素质的提高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和学术氛围。组建的科研团队以开展科学研究为核心内容,以重点研究基地、重点实验室等为重要依托,以实现科研创新为主要目的,团队成员在专业知识上能优势互补,从而在开展科研工作、攻克科研难题的过程中,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的力量,有利于实现人才群体效能,激发团队成员内在的科研潜能,以科研团队的熏陶、引领实现青年教师科研素质的提高。

4、坚持“科教融合”理念,加快学科建设,全面提升青年教师的科研教学能力

科教融合有利于形成学科、专业与教学的生态链,从而构建规模大、多层次、多领域的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学科是专业发展的基础,专业是学科承担人才培养职能的基础,教学是架构专业与社会需求之间的桥梁,同时,教学培养的人才又将促进学科和专业的发展。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学院通过学科带头人的引领,积极鼓励和引导学科团队的青年教师主动开展教育教学和科学研究,依托学科发展,促进教师个人发展。在制订学科发展规划时,学院引导青年教师对自己的科研作出长远规划,尽早明确未来的科研领域和方向,并把其研究方向归入相应的特色科研方向,通过特色科研方向的建设来促进科研能力的不断提升。在实践中,学院积极鼓励青年教师加入自己感兴趣的科研团队,同时也促使学科带头人重视团队建设,凝聚力量发展优势研究方向和优势学科,在提升学院整体科研水平的同时,让青年教师找到学科归属,使得青年教师在进校后一段时间,即可以找到自己的学科归属,又能在学科团队的帮助和影响下,迅速提高科研能力。

科教融合是实现科研与教学相互促进、教学相长的有效手段,有利于培养青年教师勇于创新的意识,营造浓厚的创新氛围。学院青年教师都有自己的研究领域和科研项目,通过将自己研究领域的实例及最新成果融入到本科教学中,使许多教学内容可以变“讲授教材”为“讲授科研心得”,使学生更直观地了解所学知识的应用领域,加深对课本中理论和概念的理解。把科研成果引入到本科教学的课堂,用最新科研成果丰富教学内容,完善教材理论体系,大大促进了青年教师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语言、教学技巧等方面教学能力的提高。同时,科教融合促进了学院的教学改革,学院依托科研优势,将科研的新思维、新方法、新手段、新技术和新材料等运用于教学,贯穿人才培养过程,包括开设新课、更新教学内容、丰富教学手段等。使青年教师的教学内容紧跟学科发展前沿动态,具有创新性、综合性和开放性,通过科研与教学的双向促进,使得教师永远置身于一个不断变化的环境之中,促使教师不断反思和成长,实现自我突破。

做好青年教师的思想政治教育,不仅关系到高校未来的发展,更加关系到国家高等教育事业的未来,谁赢得青年,谁就赢得未来。加强高校青年教师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长期而又重要的工作,这项工作是需要青年教师自身、学校、社会和国家共同努力的系统工程。为此,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需要富有时代感,我们要遵循思想政治教育规律,把握青年教师工作、学习、生活的特点,不断探索解决问题的新途径。

第五篇:农业实用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农业实用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改革探索与实践

农业实用生物技术专业创立于 1997 年,2001 年专业申报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教学改革试点,2002 年 3 月被批复(教高司〔 2002 〕 71 号)。通过专业改革研究与实践,始终坚持在方案设计制定上,注重与国内外高职教育、农业产业发展规律及趋势等实际的结合,注重与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要求的统一。在方案实施中,遵循在实践中发展与创新的理念,进行了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在方案评价上,采取学生就业率、社会认可度与满意度的高低作为评价标准,取得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了用人单位充分肯定,社会声誉有较大提升;专业办学条件明显改善,实力明显增强,专业服务“三农”工作的能力显著提高等可喜成果。

专业以主动服务农业经济发展为前提,以培养生产、建设、管理、服务第一线的农业高等生物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培养为目标,以生物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为核心,以专业人才规格与课程体系的改革与建设为重点,建立了具有高职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规格及课程体系;提出了“贯穿一条主线,促进二个融合,构建三个体系,实施三个循环,坚持四个结合,保证五个不断线”的专业教学改革思路;创立了以专业协会式二级培养模式为主的“三式一线”人才培养新模式;构建了集“三全”、“三为”、“三业”、“三自”、“学生一日生活规范”的育人理念于一体 的 特色 素质教育体系 ;专业教改方案被编入高等职业教育专著中作为范例与例证分析;专业建设获院级各项成果奖 11 项,发表教育教学论文 6 篇; 2002-2003 届毕业生就业率均为 100%,体现教育的层次上高等性和类型上职业性、行业上农业性、人的知识素质能力结构上复合性、途径上产学研性及校企合作上开放性的专业特色教育理念。

一、基本内容

1.形成了具有农业高职特色的专业教育理念。专业紧紧围绕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和教育规律,坚持以社会行业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主动服务农业区域经济建设为前提,坚持服务“三农”的办学方向,坚持“放眼全球、胸装全国、以农为本、立足高职、扎根农村、校企合作、面向市场、服务经济”的“ 32 字”办学理念,坚持特色的专业教学改革基本思路,形成了集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能力观、校企结合的开放办学观、学生全面可持续人才观、主动适应社会需要的服务观、遵循高职教育规律的教育观等于一体的专业改革建设思想。

2.建立了具有高职特色的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及课程体系。以国家的高职教育方针政策和 专业教育理念 为依托,以培养学生创新精神、就业能力、创业能力为目标,以校企合作、产学研结合培养人才为途径,以建立高水平的“双师型”队伍和先进实用的实验实训条件为保障,以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综合素质和技术应用能力的协调发展为主线,从 专业面向上,确立了从事植物组织培养、食用菌制种和栽培、无土栽培等农业实用生物技术 的推广、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第一线需要的高等应用性专门人才培养目标;从岗位类型上,定位为生产技术型、经营管理型、技术咨询服务型和独立创业型;从培养规格上,充分体现教育的层次上高等性和类型上职业性、行业的农业性、知识素质能力结构上复合特性;从课程体系构建上,实现理论课程体系、实践课程体系、素质教育体系的有机统一,充分体现专业人才培养的农业高职特色。

3.专业改革思路明确。提出并完善了“贯穿一条主线,促进二个融合,构建三个体系,实施三个循环,坚持四个结合,保证五个不断线”的教学改革思路。即以生物技术应用能力和职业素质培养为主线;理论融合到实践中、职业素质培养融合到专业理论和实践活动中;理论教学、实践教学、素质教育三个体系和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和综合技能训练三个循环;产学研结合、校企结合、课内课外结合、在校培养和毕业后跟踪培养结合;课上实训与课下协会式实践活动、综合素质培养、自学能力培养、外语学习、计算机学习等三年全学程不断线。

4.创新了专业人才培养模式。创立了“三式一线”培养模式,即以技术应用能力和综合素质培养为主线,采取理论与实践的融合式、实践与理论的反复式和以专业协会为依托的二级培养式的专业人才培养新模式(实施协会内部二级人才培养模式,即选拔上一届协会优秀学生作为一级小先生指导下一届协会活动)。其中,二级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获院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5.构建 了行之有效的 专业素质教育实施体系。依据素质教育的全时空性和重在养成的可塑性教育思想,采用了理论引导和实践锻炼相结合、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相结合、校内和校外相结合的方式方法,全方位实施了 专业 素质教育。在教学改革的实践中,高度重视 学生就业能力提高,围绕其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心素质的协调发展,坚持“三全”、“三为”、“三业”、“三自”、“学生一日生活规范”的育人理念,专业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形成了一套具有专业特色的素质教育体系,促进了学生就业。2002-2004 届专业毕业生就业率分别为 100%、100%、94%(为 2004 年 9 月就业率),连续两年获院级就业工作奖励。

6.师资力量有了明显加强。按照“三高一强”与“双师型”标准要求 , 积极推进师资队伍建设进程,教师队伍具备了数量上满足、质量上保证、结构上合理。专任教师总数达 14 人,副教授 5 人,占 35.7%,;硕士研究生 10 人,占 78.6% ;双师型教师比例占 65% ;先后聘请社会兼职顾问、客座教授达 30 人。

7.专业实验实训条件显著提高。建有 校内专业实训室 2 个(组织培养实训室获院级基地建设管理奖)、专业实验室 2 个、专业基地 日光温室 3 个、专业实训车间 1 个,配备的仪器设备先进;与 22 家行业企业建立了稳定的专业校外顶岗就业实训基地,多家企业设立了奖助学基金。8.构建了科学实用的专业课程体系。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要求 , 以“应用”为主旨,以“必需、够用”为度,构建理论课程体系 ;以专业实践动手能力培养为主旨,按基本技能训练、专业技能训练、综合技能训练的顺序循序渐进设置实践课程,实践学时与理论学时比 1 : 1,构建 实践课程体系。

9.全面加强课程及课程体系建设。专业教学计划获院创新奖;调整、合并、增设和开发 10 门课程,2 门被列为校级精品课程;植物组织培养实践教学公开课获院级三等奖,食用菌课程多媒体公开教学获院级优秀奖;教学内容更新每年在 20% 左右;实行了组织培养“五步一体化”学导式教学(获院级三等奖)、食用菌现场教学、无土栽培仿真模拟和龙芽楤木项目教学(获院级优秀奖)等综合教学法改革;专业课程 100% 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采取了“ 3 + 1 ”考核模式、加大平时考核次数及调整平时考核占期末总成绩的比例为 6 : 4、实行“双证制”等系列考试考核模式改革;健全了以“三评”教学评价为主体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

二、创新点

1.形成了具有农业高职特色的专业教育理念。专业体现服务“三农”的办学方向与“ 32 字”的办学理念,体现教育的层次上高等性和类型上职业性、行业上农业性,体现人才知识、素质、能力结构上复合性及培养途径上校企合作与产学研一体化特性,准确定位了人才培养目标和规格,明确了专业教学改革思路。

2.提出了“三式一线”培养模式。新模式中以学生专业协会为载体的二级人才培养模式,既是形式上创新,更是观念的转变,促进了人才培养工作上水平。专业五个协会组织,有 320 名学生结业,完成毕业论文和发表论文共 41 篇,开展活动 1000 多次。获得结业学生具有很强动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较高的职业素质,深受社会用人单位的青睐。

3.专业素质教育体系 特色明显。专业 素质教育 集“三全”、“三为”、“三业”、“三自”、“学生一日生活规范”于一体的育人理念和机制,实现了学生思想道德、文化、业务及身心等素质的协调发展,学生综合素质明显提升,提高了就业竞争力。

三、应用情况

1.2003 年、2004 年专业教学改革方案分别被编入都本伟主编的《高职教育创新与实践》及黄春麟主编的《高等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的理论与实践》中作为范例与例证分析;围绕专业改革建设发表教育教学学术论文 6 篇,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提供宝贵有益经验,起到很好的借鉴作用。

2.2003 年我院被国家教育部从全国 1374 所高职高专院校中遴选为人才培养工作水平评估 8 所优秀校之一,专业是作为代表学院接受教育部评估专家剖析的两个专业之一,为学院的建设发展做出了贡献,专业所在的生物技术系被学院授予争创国家优秀校“先进集体”的荣誉称号。3.专业改革实践取得系列成果,诸如专业教学计划获院级创新奖、专业就业工作获院一等奖、专业思想政治工作获院级创新奖、组织培养实训室获院级基地建设管理奖、食用菌项目获院级科研奖、争创国家优秀校先进集体等 11 项院级成果奖,为学院整体专业建设起了示范导向作用,同时吸引省内外高校前来参观学习。

4.专业人才培养工作成效显著,学生就业率高,已向社会输送了 336 名毕业生,用人单位对学生综合素质与专业能力充分认可,为现代农业的快速发展提供了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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