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展活动投资对区域间经济拉动的影响--以大连房展会为例(5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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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会展活动投资对区域间经济拉动的影响--以大连房展会为例

会展活动投资对区域间经济拉动的影响--以大连房展会为例

一、我国会展产业发展背景分析

(一)经济环境

会展业作为一个朝阳产业,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带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提升。由于接触会展这一新鲜事物的时间较短,一段时间内暴露出中国经济基础的薄弱性,对比发达国家还存在很大的差异,硬件实力不强。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会展产业发展迅猛,已成为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全国的展览场馆数量大量增加,展会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场馆设施日益完善,在很多城市中,会展产业已经成为拉动经济高速发展不可或缺的一股有生力量。

(二)政治环境

我国会展产业要持续发展,必须创造一个更加有利的体制环境和保障,在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会展产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体制基础。不久的将来,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将带动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这样一来,我国的市场体系将会更加的完善、竞争有序、统一开放,这都有利于会展产业的良性发展。

(三)社会环境

虽然会展产业在我国是一项新兴事物,但是会展业1:9的巨大经济带动效应,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一些开放较早的大中城市,很早便已经涉足会展业,并且在我国的会展业中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我国会展城市的阶梯化比较明显,每一次会展的举办都会为当地城市带来巨大的效益,并且可以带动当地旅游业的发展,同时也会带动城市整个社会环境的改善,很好的传播当地文化的,提升城市形象,这样一来充分的说明会展产业的发展存在巨大的社会效应。

(四)国际环境

我国会展业正与与世界的接轨。在经济全球化的日趋发展和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推进下,我国会展业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当代经济全球一体化策略的开展无疑带给了现代会展业发展的一个良好契机。

欧美发达国家的会展业已成为一个成熟的标志,不论是组织管理、市场扩展、品牌扩张等诸多方面都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所以,在一些欧美国家的带动下,国际会展业正逐渐向全球扩散。正是有了全球化的发展,我国会展产业可以借鉴国际会展的先进发展经验,从而使我国的会展产业得到够快速发展,更可以以更高质量快速的发展。

二、我国会展产业区域发展的现状

近年来,我国会展业已经逐步形成五大经济带,他们是以北京、上海、广州、大连以及成都等城市为会展中心城市的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及中西部会展经济带。

(一)环渤海会展经济带

近年来,环渤海会展经济带已见规模。代表城市以北京为中心,涵盖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几省市区的。

目前,上海会展发展业高居榜首,其次就是以北京为核心的京津冀会展经济带。北京的会展业相对国内其他省市发展的时间比较早,全国80%得到UFI认证的国内展览都落户北京,并且这些展会的品牌众多,影响力广泛,北京充分发挥首都优势,带动天津等边翼会展经济带,无论是政治还是经济文化都有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另外,北京的会展设施总量也在国内居第四位,会展场馆主要分布有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国际贸易中心、新中国国际展览中心、全国农业展览馆等。

以北京为中心的区域辐射内,带动了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等省市的会展经济发展速度。该区域内的各个地区自身的经济带动能力以及自身的区位优势得以发挥,各地区之间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加速该地区内的会展业迅猛发展,范围日益扩大。在环渤海会展经济带中,会展业的发展必定将得到良好的机遇。

(二)长三角会展经济带

上海为中心,包括杭州、南京、宁波、无锡、义乌等周边城市形成了长三角会展经济带。在这里,布局着国内资源最丰富、交通条件最便利、通讯基础最完善的港口。相邻城市相互协作,制定出一致的经济发展方向,带动长三角会展经济带,使其成为五大会展业中发展最为迅猛的地区。身处这一地区的企业,更是利用会展资源,快速发展,涵盖了整个会展“产业链”的各个环节,而且纷纷得到国际展览巨头的青睐。这些会展经济体中包含国营、民营与合资企业近1160家,其中更是吸引德国的汉诺威、法兰克福、慕尼黑等众多著名展览公司的入驻。所以,这些条件为会展业的存在建立了雄厚的经济基础。

就单单从场馆规模来看,上海有5个面积过万的场馆、而浙江拥有10个、江苏拥有11个,上海、杭州、义乌、南京更是涌现出一批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大型展馆。值得一提的是,坐落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目前展览面积已达到25万平方米,一举奠定了上海在国内和东亚会展市场的领头位置。上海无疑是长三角会展经济带中当之无愧的“龙头”会展业城市。相比上海,像杭州、苏州、南京、宁波等,会展业发展也相当不错,例如杭州的西博会、南京的文博会等一些列著名展会等。所以可以说,长三角会展经济带在我国会展业中占据着重要位置。

(三)珠三角会展经济带

以广州、香港为中心,辐射深圳、东莞、顺德、珠海、中山等周边城市,形成了珠三角会展经济带。

作为我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重要区域,珠三角会展经济带主要依托制造业发展会展产业。在广州、深圳、东莞、顺德等地,50万平方米的展览场地分布在上述几个地区。在政府的巨大投入下,各企业重视自身发展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促进了该区域会展业的飞速发展,使珠三角会展经济带的优势更加突出。同时也要得益于这里良好的工业基础,便利的交通条件,以及快速发展的物流业加之完善基础配套设施。

作为珠三角会展经济带的发展中心的广东,同时也肩负着全国重要的会展中心的重担。像著名的广交会在广州至今已经举办了117届,更有五十余年的悠久历史,广交早已成为中国目前历史最长、规格最高、规模最大、商品种类最全、客流量最大以及成交率最高、效果最好等综合性国际贸易盛会。与广交会同期的顺德的家电展,依靠优势资源,近年来客流量也邮来明显的增加。

(四)东北会展经济带

大连市是东北会展经济带中的龙头老大,而哈尔滨、长春、沈阳则是核心城市和边境贸易经济的支柱城市。由于毗邻俄罗斯、韩国、朝鲜、日本等国家,促使东北具有良好的地理条件。尤其是大连,作为港口城市,具有更明显的地理区位优势和经济优势,加之与日本、韩国距离较近,多年来贸易上的联系,发展较快。黑、吉、辽三省的其它城市都能够依托当地特色文化,有效利用俄罗斯、韩国等国家客户资源,开展一些经贸类展会,从而使具有当地产业特色的会展经济也比较突出。身处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怀抱,大连、长春、哈尔滨、沈阳和吉林市应该切实响应中央政府提出“振兴东北会展业发展”的号召,应把握机会,迅速崛起。

大连展会数量较多,但是展会规模偏小,不过大连以订货贸易为主的专业展会所占比例逐年增加,不仅形成了以服装贸易博览、进出口贸易,电子信息技术会展,也形成了一些汽车等专业的良性的会展,并形成良好的态势。同在东北地区长春,更是发挥优秀资源利用,开办了一些列已汽车,农林,教育、雕塑、电影、冰雪为主题的会展,大力发展当地经济体系,并逐步形成规模化发展。

(五)中西部地区会展经济带

昆明、成都、西安做为中西部地区的核心会展经济带,辐射郑州、武汉、长沙、重庆、贵阳、乌鲁木齐等周边城市。

中西部会展城市群与其他区域相比,虽然在发展上有一定的差距,但却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所举办的展会也是地区特色展会。郑州作为中部城市,大力发展机械、建材、农产品展,就是充分利用了良好的区位优势,在节约时间和费用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作为我国西部最大的交通枢纽城市,成都,依托当地特色举办了国际熊猫节、全国糖酒会、花博会等,都取得了成功。

三、大连会展产业区域发展的优势与不足

(一)优势(l)区位优势

大连——一座美丽的海滨城市,地理位置优越,在中国的辽东半岛最南端。地处渤海经济圈与东北地区经济带相交汇点,可谓是东北亚地区经济开区发的中心位置。她还拥有一座不冻港,结合便利的航空与陆陆交通,这一切都使得大连成为北方地区不可或缺的经济中心体。

(2)交通条件 ①航运

作为全国知名的旅游胜地,大连市现已拥有航线90条,69条为国内航线,21条国际及港澳地区航线,同时与7个国家及69个国外城市通航,17个国际间、地区间的通航城市,通航密度高达1000架次/周,国内航空网络更是四通八达,形成交通、经济的空中纽带。

②水运

在大连,有我国最大的汽车物流码头,这一项目的完工,彰显了港口基础建设工作的全面推进。大连港已经完成投资72个亿,23个生产泊位建设完成,年吞吐能力已达5000万吨。对于大连港这只是阶段性的进展,还有一批港口配套设施还在陆续建设中,这也预示大连港未来的吞吐量还要再攀高峰,这样一来就会超越许多国家和地区,将当地的会展业带来良好的契机,更进一步加深与各国贸易的往来合作关系。

③陆运

大连已成为东北区域的交通枢纽,境内有沈大线、爱大线、鹤大线、庄林等4条国家级的公路,与市内各级地区的公路相联通,形成了密集的公路网,在境内还享有3条国道公路、3条省级公路。贯穿辽东半岛的沈大高速公路,连接着沈阳、大连、鞍山、辽阳、营口五大工业重市,大连港和营口港及营口鲅鱼圈相接,坐拥便捷的交通网。

(3)城市经济

虽然大连的城市规模与人口达不到特大城市的范畴,但在中国百强城市综合实力评价中名列第六位,成为首批“全国文明城市”,并得到了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的认证,而且在全省范围内享有省级的经济管理权,更在2006年成为中国内地城市最具竞争力的10强之一。

(4)旅游资源

在美丽葱笼的辽东半岛,有着全国唯一一个拥有“浪漫之都”名片的城市——大连,她“东挽黄海,西牵渤海”,鸟瞰大连,好似憩息在辽东半岛中巨轮前段的一颗璀璨明珠,她东依黄海,西林渤海,背靠东北腹地,山美水美。土地面积12500多公里,坐拥900多公里海岸线。大连旅游似一张靓丽的名片,印在每个来到这里游客的心中。

(5)政策环境

早在1996年2月12日,时任外经贸主管的副市长李永金,亲自担任组长,涵盖25个相关部门的领导,并聘任了大连海关相关同志、辽宁省外经贸厅相关同志、辽宁省商检局相关同志为特别顾问,并增设大连市会展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大连确定了发展会展经济以来,政府开设展览工作办公室,地点设在大连市贸促会,承接大连市所有会展的组织、审批、协调和实施等工作。

(二)不足

1.缺乏市场化运作机制

当前会展业作为一项新兴事物,还没有被市场机制有效的监管起来,无论是规划,还是在管理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但是,一旦市场的深化,政府部门的干预会随之减少,那时候难免出现鱼目混珠、滥竽充数的现象。有些举办单位根本不具备相关资质和业务水平,一切以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势必影响会展效果,对优质会展缠影响,这也间接导致了大连会展业整体形象被破坏,起到了负面影响。

在现阶段,我是还没有能胜任大型会展的承接单位,在以往大型会展的接待中,无论是在组织、接待、善后等一些列过程中,都不能让人达到满意,特别是在参展人员的食、住、行、游、娱、购等活动中,存在一定瑕疵,给他们带来不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到参展人员的满意程度,进而影响展会效果。

2.缺乏相关的法律法规体制

在法律层面上,对现阶段的会展业约束很不健全,各种会展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重复主体较多;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律对其进行约束,而且审批流程相对复杂,时间拖沓。更优甚者,一些不正规的小企业打着仿冒品牌举办会展,侵害到了一些知名会展的知识产权。如何将这些小公司的会展业务优化,甚者清理出会展行业势在必行。这就需要法律的进一步完善以及转变企业的经营模式,提高经营水平。

3.缺乏相应的组织协调机构 在大连,现阶段很少有专门的中介机构可以很好的开展国际性的会展业务承接工作,更有甚者一些小型承接机构都无法提供专业的活动场所及专业设施,一些国际的大型会议还需要多部门协同举办或委托旅行社承办,无法加速当地会展业务的快速发展。

4.缺乏相应的评估体系

会展业目前已经成为各级政府眼中的“城市面包”,它的大力发展可以拉动当地经济的快速发展,而且对社会效益也起到良性促进作用。可是我国尚无对会展业给国民经济带来的具体贡献有所定量衡量,也没有整体的评估系统。很多数据是根据各地发展情况加以推测,无法掌握准确数值,将对会展业的各项指标收集,统计口径都带来一定的不便利性,对于提出“会展城市”或者“会展名城”的城市在理念支撑上存在一定的风险性。

四、大连市房展会对区域经济拉动的影响分析

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是在各种影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形成的竞争优势。总体来看,国内外学者对于竞争优势主要从竞争实体的外部环境和条件以及竞争实体的内部实力两个方面来进行考虑。在新的经济背景下,一些传统因素的作用在逐渐下降,而一些现代因素如人口素质、知识创新能力等的作用 始逐渐提升,越来越多的成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对于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影响因素本文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1)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外部环境”影响因素 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外部环境”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国家层面和区域层面上的环境因素。对于国家层面上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政治环境、经济环境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其中政治环境是根本、经济环境是保障、政策环境是辅助。从区域层面而言,环境因素同样包括政治、经济和政策环境三个方面。而与会展产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环境因素主要包括区域竞争力和会展产业所在城市与城市所在区域之间的整合程度。

(2)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内部实力”影响因素 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内部实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因素、自然因素、人文因素、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条件。对于经济因素而言,其主要有经济基础、资金和市场三方面内容。经济基础反映了产业的竞争力现状和发展的潜力,具体表现形式有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实力等。资金则是产业竞争力提升的基本保障,技术的创新、企业的创新以及产品的创新都需要有资金的投入。市场则是产业发展的基本导向。现代产业的运作机制都是以市场经济为主,市场容量的大小直接关系着产业发展的规模。只有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会展产业才能够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也是建立在一定的自然因素基础上的。任何经济活动都离不开一定的地域空间,会展活动亦是如此。会展产业的发展与城市的自然因素同样密切相关,虽说自然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不是决定会展产业竞争力的最根本因素,然而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由于历史劳动地域分工和竞争效应的积累,吸引着更多新的因素,这些因素显示着自然条件的差异,在某种程度上并使得这些差异变为经济差异。

人文环境是以人地关系为核心、文化积淀为背景、以物质设施为载体的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城市人文环境的天然物质载体,城市人文环境则是整个城市的灵魂。文化作为城市的精髓,是一个城市的本质所在,其在深层次上影响着人类的物质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决定着城市的发展方向。在现代会展活动中,对文化的表达、比较与传播更成为一种主要的功能并成为会展的重要价值。

城市基础设施的规模和水平直接影响到城市产业的发展和价值体系的形成。制度条件包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两个方面,其是会展活动成功举办的重要条件之一,任何会展活动的举办都要遵循当地的法律、法规以及民俗习惯等,否则难以成功举行。

(3)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内部能力”影响因素 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内部能力”影响因素主要包括组织能力、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专业的人才资源四个方面。组织能力从静态上来看是整合与协调,从转换的角度来看则是资源重组。当会展产业的内外部环境,尤其是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通过组织能力就能够很好的预测、处理和反馈这种变化带来的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创新能力包括制度、行为、组织和战略等方面的创新,其中知识创新是基础、技术创新是根本、产品创新是核心、组织创新是源泉、管理创新是灵魂、制度创新则是保障。通过创新可以弥补城市区位、资源以及资本上的劣势。而在会展产业中无论是管理制度上的创新,还是经营理念上的创新其核心都在于为参展商及其参与者提供优质的服务,实现参展的目标。城市会展产业竞争力的培育同时也与相关组织者的学习能力是分不开的。学习能力是组织能力和创新能力源泉,只有通过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的创新,才能促进城市会展产业的竞争立于不败之地。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城市会展产业之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会展活动的进行必须是建立在高素质的人才队伍的基础上的,没有高素质的人才,特别是在会展策划、经营规划等方面的人才,是难以举办大型展览的,专业的会展产业发展相关人才的短缺也成为制约我国会展产业发展的一大瓶颈。

五、大连会展产业区域发展的建议与对策

6.1政府层面

政府对会展业的宏观管理其基本手段主要有法律、行政规章和政策等,大致可以归纳为限制和扶持两个基本方向。对于辽宁会展业来说,政府宏观管理的出发点应立足于对会展业的扶持,辽宁省政府应制定一系列政策对会展业给予一定的鼓励和支持,促进会展业规模从小到大,水平由低到高,健康发展。

6.1.1明确政府职能

我国会展管理模式的特点是“政府主导”,即在保证市场基础作用得以充分发挥的前提下,通过政府的职能弥补市场的固有缺陷,为会展业发展提供有利条件。虽然会展业的发展不能离开政府的支持,但政府的过度干预却会抑制市场主体—会展企业的自主发展和企业竞争力的提升。针对辽宁会展管理存在政府角色定位不准的问题,政府应该明确自身的职能任务,在会展业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并不是管理部门,它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配合和服务会展企业开展工作,向国内外介绍城市会展的优势特色,并宣传各种会展活动等。政府应逐步退出会展主导位置,减少直接举办展会的数量,为会展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6.1.2制定优惠扶持政策

政府在明确自身职能的同时,还应该通过制定相应的优惠政策来为会展业的健康发展搭建平台。例如,政府应设法在税收、土地使用以及招商引资等方面对会展业给予政策支持;在经济投入方面,政府可以以政府股份或政府委托的企业股份形式参与到场馆建设或展会举办中,以减轻投资商的投资压力;此外,政府还应在对外宣传促销辽宁会展产品方面提供一些优惠条件,并协助、配合会展企业做好会展推广工作。政府积极的政策引导,可以为会展业的发展创造宽松和谐的政策环境,促进会展业与相关产业的协调发展,并且可以极大地调动会展企业发展的积极性。

6.1.3完善会展法律法规

目前,辽宁省的会展市场秩序较为混乱而又得不到根本治理的原因之一就是缺乏完善健全的会展法律法规。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因此,政府应结合辽宁省的实际情况,参考国外相关的会展法律制度,制定一套完善的会展法律法规,将会展业纳入到法制的轨道上来。法规的制定不应只将重点放在会展活动的审批上,更应放在会展活动的管理上,应该就会展市场准入制、举办主体的举办资质、参展商的行业标准、展会的地点与频率以及招展程序等进行明确的规定,从而使辽宁会展企业行为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保障辽宁会展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6.1.4健全审批协调机制

目前,辽宁省的会展审批管理制度还不是很完善,审批手续过于复杂,多头审批的现象也非常普遍,这就造成了辽宁省的会展企业多头办展、重复办展的问题十分严重。因此,政府建立和完善有效的审批协调机制己经刻不容缓。政府应该成立专门的会展管理部门,明确各级贸促机构的职能范围,并形成税务、工商、海关、商检、交通、城管等部门的一站式服务,简化审批程序,解决多头审批的问题。另外,政府还应该帮助建立健全会展业的行业协会,更好地协调会展业的内部关系,防止会展业的内部垄断和过度竞争,维护会展活动主体的合法权益。

6.1.5加强专业人才培养

对会展业的深入研究是推动会展业快速发展的有效动力。由于目前辽宁省对会展业的专业人才一培养体系还没有形成,高素质的会展人才一还相对匾乏,严重制约了会展产业管理、策划、营销和产业研究水平的提升,会展的专业服务水平远远落后于国内或国际的先进水平,这将成为阻碍辽宁会展业发展的一个瓶颈。政府必须要认识到人刁'缺乏问题的严重性,要指导和鼓励一些有条件的高等学校或科研院所设立会展相应专业或课程,进行基础性和长期性的会展人才`培养教育,保证专业人才的稳定供给;而且也应积极调动社会上各种教育培训力量,针对辽宁会展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各种类型的会展培训班,培养各种层次急需的会展人才。另外,政府也应设立专项资金支持会展业的研究,完善会展产业的统计制度和理论成果的产业性转移体系,以科学的方法促进会展业又好又快地发展。

6.2行业协会层面

会展行业协会,它是介于政府与会展企业之间的中间部门。一方面,它要协助政府实施、普及和推广各项相关政策和计划,协调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它还要协调管理会展企业的经营行为,促进行业健康公平的发展。

6.2.1加强与政府和会展企业的沟通

会展行业协会是政府与会展企业之间的桥梁,因此必须要加强与政府和会展企业的双向沟通。辽宁会展行业协会在这方面做得还远远不够,是今后工作中需要重视的问题。一方面,会展行业协会应该协助辽宁省政府和有关部门制定会展业的中长期发展规划、行业规范和有利于会展业发展的政策法规等,并且制定和推行会展行业标准,规范行业行为和市场秩序,推动会展业健康有序发展;另一方面,会展行业协会应广泛搜集会展企业和社会各界对发展会展业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召开政府企业座谈会等,加强政府和会展企业之间的沟通。

6.2.2建立会展信息中心

目前,在辽宁会展业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信息失真的问题,有很多会展信息和数据资料缺乏真实性,给会展企业和参展商造成了很大困扰。因此,辽宁会展行业协会应该考虑建立一个会展信息中心,及时发布权威的行业信息和展会动态。一方面,可以为政府制定会展业宏观调控政策和会展企业制定微观经营决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及时准确的会展相关信息也可以为参展商、与会者和观众提供行为选择的依据。这样既保证了会展相关信息的准确性,又减少了行业运行的信息成本。

6.2,3健全会展业的监管和评价体系

维护会展市场秩序,强化市场规范运作,就必须建立完善的会展市场监管和评价体系。辽宁会展行业协会在严格贯彻政府法规政策的同时,还应该协助政府或相关部门机构对会展市场进行监督检查,尤其要加强对会展质量的监督管理,建立完善的会展质量监管体制和投诉机制,完善投诉处理程序,提高投诉处理效率,有效保护会展企业和参展商的合法权益,维护会展市场的规范秩序。另外,会展行业协会还应该建立完善的会展评价体系,定期对会展企业的资质和会展项目的质量进行评审,避免会展业的虚假瞒报行为,促进会展业的优胜劣汰,从而提高辽宁会展业的整体服务水平。

6.2.4扩大会展业的对外开放

国际化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发展会展业也必须扩大对外开放。从国际上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世界会展业发展也逐步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发达国家的跨国展览公司为了提高国际市场的占有率,充分利用全球的会展资源,努力拓展国际会展市场。辽宁会展企业要提高国际竞争力,也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会展行业协会要充分发挥保驾护航的作用。辽宁会展行业协会应认真学习和借鉴国际经验,积极扩大会展业对外开放,引进外资展览公司,强化本省的办展主体;另外,还要加强同其他国家地区及国际组织的合作,促进辽宁会展业与国际接轨,支持会展企业走向国际市场,努力提高辽宁会展业的国际化水平和会展企业的办展能力。

6.2.5加强会展业的产业发展研究

会展业的健康发展,不仅需要制度的规范,更需要理论的支持。辽宁会展行业协会应该通过建立会展信息中心,来加强信息交流和学术调研,在与会展企业和专业研究机构的合作中,鼓励更多的学者和业内人士参与到会展业的研究中,共同探讨辽宁会展业的发展特点、现状、趋势和策略等问题,并将理论成果运用到会展实践中,更好地指导辽宁会展业的发展。

6.3会展企业层面

会展企业是会展市场的主体和微观基础,它是会展业发展过程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会展业的发展程度很大一部分要取决于会展企业的竞争实力和管理水平。因此,为了使辽宁会展业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辽宁会展企业的责任重大,企业必须要努力转变管理观念和经营模式,积极寻找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6.3.1推进资本运营,加快集团化进程 会展企业的资本运营是整合会展资源、增强企业竞争能力、实现产业规模经济的有效途径,已经成为我国会展业发展的趋势。所谓会展企业资本运营,是指会展企业通过购买、出售、转让、兼并、托管等活动,实现资源重新配置,从而达到会展企业利益的最大化。这是市场经济的产物,通过会展资本更大范围的流动来实现内外部资源的优化组合,提升企业竞争力。目前,辽宁省的会展企业发展水平良荞不齐,总体来说企业规模普遍偏小,还没有形成规模经营,竞争力较弱,这种情况下就更应该推进资本运营,加快集团化建设,整合分散的会展资源,使得会展企业间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实现集约化经营与科学管理,从而增强自身的竞争实力。

6.3.2加强企业间合作,提高经营档次

目前,辽宁省大部分中小型会展企业都还不具备举办国际展会的资格,企业的知名度不高,办展业务能力不强,自身的能力问题限制了企业的发展,而“借船出海”这种方式则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名声较低或者规模较小的会展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合作的方式,与国外大型展览公司联合举办展会,也可以为国际大公司代理发布会展信息、市场调查、招商宣传、安排展馆、负责接待等具体业务,成为国外大公司的国内代理商,这样不仅能够提升自己的知名度,而且可以锻炼自己的员工队伍,积累经验和资本,为企业下一步发展打下基础。这种“借船出海”的方式是会展企业发展初期的良好选择,也是中小企业的发展捷径。

6.3.3细分会展市场,进行专业化经营

虽然会展业是我国市场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新兴产业,但它已经从过去的单一展览,转向了规模化、产业化、国际化经营的模式,专业化经营也成为了会展企业一个重要的发展方向,它也是提升会展企业绩效的有效途径。会展经济既包括会议和展览项目,也涉及到其他相关的策划设计、广告宣传、运输接待、模特礼仪、金融保险等方方面面的经济活动,任何一个相关业务都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专门的经营公司,例如会展策划公司、会展资讯公司、会展广告公司、会展装饰公司、会展礼仪公司等。一般的大型会展公司可能会具备多元业务的能力,成为综合型的会展公司,但辽宁省的会展企业多以中小型为主,综合的会展业务能力还比较欠缺,因此,会展企业必须要有一个恰当的市场定位,确定一个或几个业务进行专业化经营,这样在保证了会展业务水平的同时,也可以提高会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6.3.4提高服务水平,打造会展品牌

“通过展示别人来展示自己”,这可以说是会展企业的品牌经营之道,博鳌论坛使博鳌出名,也使相关展览公司出名。打造会展品牌,可以采取与国际知名展览公司联合举办国际会议和展览的方式来提升国际品牌和企业知名度;通过与国际贸易中心、国际展览中心联合举办展会来提升自己的会展业务能力。同时,打造会展品牌最根本的就是提升企业的会展服务水平。在招展、接待、展馆设计、展馆服务、资讯服务、展品运输等各个环节中,都需要会展企业进行综合策划,系统衔接,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给参展商和客户留下不良印象,影响企业声誉。因此,对于会展企业来说,提高会展服务水平,打造精品会展,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

6.3.5加强会展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

要使辽宁会展业发展更具国际化、专业化和规模化,关键在于拥有会展人才`的数量和质量,而对于一个会展企业的发展而言,专业人才更是举足轻重,它是企业的重要资本。目前,辽宁省会展专业人才缺乏的问题十分普遍,主要是缺乏项目经理、项目主管人员和跨专业的多元化业务人刁`,而任何一项会展工作都是一种系统工程,都需要方方面面的人才,因此,辽宁会展企业必须要重视人才一问题,加强对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在引进人才一时,可以从本地市场中寻找,也可以在外地、外国的高级人才`中挑选,但必须要本着“能力本位”的理念,不能只看重学历职称,专业知识、社会知识和实际操作能力也同样十分重要,这才是完整的知识结构。另外,对专业人才`的培养也是会展企业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条件。通过培训、实践、进修等培养方式,可以提高员工的业务素质和知识素质,不断更新知识、更新理念、更新管理水平,这样才能保证专业人才和会展企业发展的与时俱进。

第二篇: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的影响_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期末考察

2011级会计2班 马成祥 P112315719 伊斯兰教对临夏回族教育的影响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宗教特征的文明体系,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教育作为伊斯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求知和终身教育构成了伊斯兰的教育观,成为伊斯兰教育的指导原则。客观地说,伊斯兰教教义鼓励求知、崇尚教育、尊重教育的实践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伊斯兰教的积极教育理念并没有被完全实践,在有些地区的某些时期伊斯兰教曾被人们歪曲,从而也严重地阻碍了穆斯林民族教育。

一、当下伊斯兰教对临夏民族教育的影响

解放以前临夏回族对汉文化抵触情绪很严重,回族子弟很少上学念书,回族教育落后,文盲充斥,而当时一些回民宁愿将子女送清真寺念经,而不愿进汉族办的学校,当时的穆斯林群众持有“学习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离教门就越远”等错误的观念。马福祥、马步芳当时很重视回民教育,在甘肃、青海、宁夏办了许多学校,回汉学生兼收,但回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不高,马步芳曾强令回民家长必须将自己家儿童送学堂上学,于是一些家长出钱雇汉族儿童替自己家孩子念书。解放以前伊斯兰教的确对回族教育影响很大,解放后国家法律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夏穆斯林到外地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体会到没有文化在外面寸步难行,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念书。广河是全国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最高的一个县,这几年广河考取大学的学生最多,有的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临夏、兰州、会宁等地高中上学,因为这些地方教育质量高,现在临夏学习好的学生家长都全力支持上高中。

临夏回民中学校长马建军认为,现在临夏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不但没有影响,而且还有促进作用,临夏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宗教对民族教育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一些。新华寺阿訇讲卧尔兹时经常讲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鼓励教民学习汉文化,要求家长将孩子送学校念书,并且要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阿訇还讲什么是人才,有知识的人是人才。阿訇的讲话影响很大,现在临夏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8%以上,没有上学的都是少量残疾儿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没有实质性冲突,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也是一个好公民,信教虔诚的穆斯林很少有犯罪的行为。如广河县回族青年犯罪率较高,公安局长希望当地开学阿訇在规劝回族青年走正道、减少犯罪方面起一定作用。阿訇讲,“经常进礼拜寺礼拜的人不犯法,犯法的人不进礼拜寺”,这也说明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也有积极作用。伊斯兰教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占兰经》〈圣训〉)等经典许多地方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对教师的尊重,对教外有知识人士的尊重。只有对伊斯兰教有深入了解,才知道伊斯兰教是重视教育的宗教,一知半解者才产生错误认识。临夏州各界人士已经普遍形成重视教育的风气,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教育的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家长,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市绝大多数阿訇、知名人士、门宦负责人,对发展民族教育非常关注,并在实际行动中配合政府做了许多事,如白庄门宦负责人马进成个人出资征地,创办白庄小学,正式创办后由政府接管。胡门门宦马国泰,张门门宦张明义,穆夫提门宦拜玉芬、张志祥等出资办教育,并担任名誉校长,为贫困学生资助学费,推动了临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9(%以上宗教人士支持教育事业,他们不但动员本坊穆斯林将孩子送学校读书,带头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兰州等外地求学,希望能考上好大学,为广大穆斯林树立了学习汉文化知识、重视教育的榜样。每年两代会上,宗教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提议案和发言,首先谈到的是教育。另外,改革开放致富的一些回族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办教育,马效忠、马进效自己捐款,同时动员回族企业家捐款,创办了木场幼儿园。

二、临夏伊斯兰教界办教育的几种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临夏除了国家办的教育外,又出现了民间办教育的热潮,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已在临夏市内外推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甚至在全国穆斯林社区产生影响。

(一)临夏中阿学校模式

临夏中阿学校是宗教人士于1977年2月创办起来的一所民办学校。创办初期设有男女两个教学部,动员回族失学女子入学,并对中国传统经堂教育方式进行尝试性改革。在课程设置上,除阿拉伯语外,又增加了汉语、历史、地理、体育等现代课程。在招生上不受地域、民族限制,学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青年,这些穆斯林青年学子大多是高中、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又找不到合适职业,因临夏中阿学校入学门槛低、学费低,于是转向临夏中阿学校学习。中阿学校开创了学校“董事会”的管理模式,使学校可以持续、健康发展。1989年8月经临夏市文教局上报州教育局同意,正式批准成立了“临夏中阿学校”,学校性质为职业技术学校,至2005年,已毕业的学生共约2700人。

临夏中阿学校的开办,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的渴求,在国内穆斯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阿学校的学生经过几年学习,能熟练运用阿拉伯语会话,许多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我国与东南亚及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中充当翻译角色。阿拉伯语学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多元性及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发展民族文化迫切性的要求。

过去经堂教育反对学汉语,培养出来的人看不懂报纸、杂志,无法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经堂教育培养的大多数满拉只会诵读《古兰经对现代阿拉伯语读、听、说一概不会,所以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满拉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内部不团结,各教派门宦之间及其内部矛盾重重,中阿学校注重素质教育,教育学生摈弃教派门宦之间成见,培养‘经汉两通’的新型人才。近千年来清真寺不重视女子教育,这种观念还延续到现在。中阿学校为求知的穆斯林女性提供学习机会。

临夏中阿学校开创了我国民办民族教育的新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即照顾到穆斯林青年对阿拉伯语和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热情,又以社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加强技能培训,打破了数百年来阿拉伯语只作为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或阿訇诵读《古兰经〉〉时的专用语,而是作为一门外国语言来学习。中阿学校从教师知识结构、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教学设施方面向现代正规大学靠近,它不仅为中考和高考失利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再学习机会,也减轻了国家在教育资源和就业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近年来从临夏中阿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的进入国内一些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出国前往马来西亚、泰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留学,有的被国家政府部门录用为公务员在宗教局工作,有的进入各类学校包括经学院任教,有的在各省、市、县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有的担任清真寺教长,主持一方教务,如早期毕业的藏族穆斯林学生牙古现任拉萨市清真寺教长,并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有的前往外贸经济发达的义乌担当阿拉伯语翻译,起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的桥梁作用,有的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过数年拼搏创办中介公司、逐渐成长为企业家。

(二)临夏木场幼儿园与和平小学模式

1993年回族穆斯林马进孝先生为了改变当地穆斯林幼儿教育落后现状,借用临夏市木场清真寺的房屋创办了民办的“临夏木场幼儿园”,还成立了幼儿园董事会,缓解了当地幼儿园数量少、学前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马进孝先生聘请临夏师范学校的教师作为幼儿园兼职老师,又出资培训几位回族女高中毕业生成为专职教师。幼儿园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本着“家庭、社会、学校三结合”的教育模式开展工作,当时入院幼儿有200多名。至1996年因临夏市人口增多,开始出现幼儿升小学难的问题,马进孝萌发了再办小学的想法,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办成。1997年在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马进孝终于办起了小学,招收学生以外来临夏打工、经商等个体户的子女为主,第一次招收了20多名小学生。学校命名为“临夏市和平小学”。2002年第一届小学生毕业,基本都升入初中。现在和平小学在校小学生580余名,幼儿园学前儿童300余名。

临夏木场幼儿园创办以后,在临夏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有识之士先后投资创办幼儿园25所,解决了幼儿教育和入园难的问题,也促进了临夏初等教育发展。据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2005年的统计,全州共有幼儿园52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8所,民办幼儿园31所,民办幼儿园中,仅临夏市就有25所,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我们在调研时也有人反映,因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为穆斯林所创办,认为在教学中有宗教内容,有宗教干涉教育倾向。但大多数群众认为民办小学和幼儿园管理规范,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课程设置和管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穆斯林创办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就读的有大量汉族子女,可见上述干涉之说并不存在。

(三)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模式和下二社清真寺教育模式

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是由马海平先生创办的。马海平,男,回族,临夏市人,小学文化程度。1958年小学毕业后经营小本生意,1965年至1980年用毛驴车搞运输,挣些运费,维持生计。他从多年的低层社会生活中充分认识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难处。1986年马海平在临夏市北大街借了几间民房办起学习班。他利用晚上的闲余时间,招收一些有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和阿拉伯语愿望的老年人、个体经营人员,一方面教阿拉伯语拼读,一面教《古兰经麵读和一些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以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和宗教素质,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法律、懂宗教知识的公民。随着参加业余学习班的人员越来越多,他征得临夏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意,在市伊协会议室召开开学典礼。学习人数最多时达到100余人,由于教室狭窄,他又与新华寺协商同意后,把业余学习班搬到了新华寺。业余学习班一直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一个小时,既不影响工作,还能学到一些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欢迎。马海平还邀请临夏州禁毒委在清真寺开展禁毒宣传;聘请民族宗教部门的领导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聘请党校的老师讲民族史;聘请企业家讲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通过清真寺业余学习班使他们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新华寺业余学习班开办以来,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临夏市内的一些清真寺和外地一些清真寺也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新华寺经常接待云南等地穆斯林参观学习。

现今临夏的经堂教育主要是清真寺教育,清真寺的经生规模不一,规模较大的可达100多名,招生范围也较广。以下二社清真寺为例,2006年其在册学生81名,来自宁夏的有8人,来自甘肃的有40人来自新疆的有17人来自青海的有12人,其余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和上海等地。经生的民族成分除回族之外,有数量不少的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其招生对象是年龄在16岁以上、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穆斯林男性青年。开设课程有:古兰学、经注、圣训、圣训学、信仰学、信仰学原理、教法学、教法学原理、道德修养、逻辑学、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宗教学原理、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计算机。学制为5年,毕业后由清真寺或推荐到其他清真寺任教,或推荐去国外留学。

当下在临夏地区取得一定成绩的民间力量办学的几种模式,都有宗教人士在积极参与,在穆斯林地区宗教界人士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多具有爱国爱教的传统。我们一方面宗教人士首先认识到了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民族教育,另一方面要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的权威作用,教育、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关心教育、重视教育、正确看待国民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穆斯林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不少穆斯林有识之士相继投资于教育,充分反映出穆斯林民族求知上进、力图发展的愿望,这些都是穆斯林民族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

第三篇:旅游交通对旅游业发展影响-以张家界为例

一、旅游交通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分析

(一)交通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功能

旅游业已成为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岗位的最活跃力量,而交通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产业,是旅游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交通发展的滞后,已经成为当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旅游功能结构系统包括三部分:旅游客源地,主要是现有及潜在的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主要是旅游直接服务商;旅游交通,主要是交通设施及服务等。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旅游交通作为旅游通道的物质主体,是连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重要纽带,是完成游客、信息在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间的流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旅游交通对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及旅游客流的实现与促进等,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交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

旅游交通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主要时间和费用消耗,并与旅行社业、旅游饭店业共同组成了狭义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交通耗时是旅游的主要时间消耗。交通耗时虽与所选交通方式及其交通条件的质量及服务水平的高低有关,也因旅游线路和内容不同而异,但占旅游总耗时比例相当大。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设施不发达,游客到达这些地区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交通费用是旅游的主要费用消耗。尽管交通支出由于所选交通方式不同、服务水平高低等原因会有差异,但对长途游客来说仍然是所有食、宿、行、游四大项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一项。旅游交通业已经成为我国旅游收入和旅游创汇的重要来源。据相关统计资料,近年来旅游交通收入在旅游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以上。以张家界为例,旅游外汇总收入中交通收入的比例一直在27%以上,最高年份甚至达到了40%以上。(三)交通对旅游业的促进与制约

交通作为旅游活动中时间和费用消耗最大的一项,是消费者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中的主要影响要素,进而会影响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和旅游日程的安排,道路质量的优劣更关系到游客的旅游经历和心情,极大地影响旅游者整个旅行的质量和满意度。旅游资源潜力的开发,必须以快捷便利的交通做后盾。由于旅游资源依赖旅游者光顾而产生效益,没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就不可能有规模化和长期发展的旅游经济,所以,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大小,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益。旅游活动一般是以景点为节点,以交通线路为连线而形成闭合系统,区域旅游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将对整个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交通条件将直接影响旅游的客源、收入及其可持续发展。

(二)张家界交通改善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

张家界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旅游城市,交通业的发展对当地旅游的影响更为明显。张家界以旅游立市,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展。和全国一样,除了在2003年因为“非典”的影响而导致旅游业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他年份旅游业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长。2007年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本都已达到2000年的4倍以上,其中2007年旅游外汇收入甚至达到2000年的7倍以上。受山地地形影响,张家界市政府在努力做好铁路与航空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山地公路的修建与维护。“两路”开通,更是给张家界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生机。“两路”是指横穿武陵山区的沪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和沪汉蓉高铁宜昌至万州段。其中,沪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已于2009年全线通车;宜万铁路已被铁道部批准开“和谐号”动车组,已于2010年底通车。“两路”作为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快速客运骨架,其开通将会为武陵山区旅游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旅游交通的改善对张家界市旅游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一)“两路”的开通,改变了张家界的交通区位,极大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张家界市处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心脏位置,具有承东启西接南势,理论上是东中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珠三角经济圈与成渝都市圈直线交通的必经之地。但这里崇山峻岭、峰峦叠嶂,加上湘鄂渝黔四省边区行政分割,很多高速公路与铁路在这里成了断头路,无法直通。比如上海与成都之间的快车,要绕道安康或西安;上海与重庆间的列车则需绕道湖南怀化。“两路”的开通则大:大提高了张家界市的可进入性,使其区位优势得到发挥。首先,“两路”是我国重要的东西主干线,它使得东中部与西部地区真正高速直达,使武陵山区东进西出变得畅通无阻。其次,“两路”的开通标志着在该地区修建公路和铁路所面临的一系列技术性难题迎刃而解,这为已经纳入规划的安张常、黔张常铁路项目及其它高速公路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基础。安张常铁路是西部地区通往华南地区的南北通道;黔张常铁路是连接长株潭城市群与成渝都市圈的直线通道。“两路”等系列项目的开通,将使武陵山区形成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现代化交通网络。

(二)“两路”的开通,大大拓展了客源市场,有利于张家界旅游业融入全国市场。

“两路”开通大大降低了旅游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旅游的舒适度,增强了张家界市旅游业的吸引力。“两路”开通后,上海到重庆全程只需1O个小时,沿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通过“两路”进入张家界武陵山区所需要时间不到5个小时,这些地区将成为张家界旅游业巨大的客源市场。特别是“两路”把武汉城市圈、长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重要区域串联起来了,大大充实了张家界旅游业的主体客源市场。武汉城市圈本身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又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是张家界旅游的重要客源地。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城乡居民收入高,购买力强,是全国最大、最有实力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成渝都市圈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在快速发展,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客源市场。此外,“两路”的开通还加强了张家界与三峡、等全国著名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客源联系。总.之,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两路”的开通使得张家界市与上述地区实现了旅游区位、客源市场的直接对接,客源市场得到了大大拓展,张家界旅游业将可以成功融人到全国乃至国际旅游市场中。

(三)“两路”的开通,有利于张家界市及其与周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整合,增强了武陵山区旅游业的吸引力与竞争力“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旅游资源具有原生态自然山水、原创性民族文化、原本性古城古寨、原真性民族风情的特点,发展潜力巨大。但由四省区统辖,必须整合区域资源、共建共享旅游市场。“两路”的开通极大地强化了区域之间的的交通联系,促进了整个张家界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整合,使其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两路”的开通把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三峡旅游、三国文化旅游等著名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了,为合作提供了现实条件。它们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可以进行有效的整合。此外,“两路”使张家界以高速和高铁直线连通武汉这个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将有力地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源流向武陵山区,极大地促进张家界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组合,也必将推动张家界市旅游业快速发展。

(四)“两路”的开通,有利于张家界市改善旅游形象和投资环境,促进旅游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国家东西交通主干线,现代化“两路”从武陵山区横穿而过,将极大地改变武陵山区山高路险、老少边穷的落后形象。“两路”每天承载着大量的旅客东进西出,通过流动的客流,通过口碑相传,可极大地提升了张家界旅游的知名度、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区域旅游形象。另外,“两路”的开通,必将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迅速增加,有利于张家界吸引各种发展要素的聚集。首先,旅游区位的改善会直接吸引更多更好的旅游项目与发展资金,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升级。其次,“两路”的开通为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布局带来机遇,有利于张家界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两路”开通产生的强大网络效应,会直接辐射张家界各县镇,促使其旅游业与特色产业经营的时间与空间都得到拓展,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之,“两路”的开通,为张家界市旅游业快速发展了极好的契机,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政府及旅游从业人员应抢抓机遇,积极应对,促进旅游业超速发展。

三、张家界地区旅游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旅游业的影响

(一)交通业发展严重滞后于旅游发展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张家界地区的交通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仍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二)交通设施建设规划欠科学

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张家界地区旅游交通开发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缩短空间距离、节约直接成本,而忽视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造成旅游交通建设中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景区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在旅游景区交通建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景区内交通线路规划往往为方便游人行走与车辆通行而造成对景观整体美和环境和谐的毁灭性破坏,如炸毁山体、毁坏植被、硬化路面,允许车辆大量进入,盲目修建索道,旅游交通标识设计与设置不合理、交通线路设计不符合旅游活动规律等,如张家界的观光电梯就是因为破坏了自然风貌的完整与和谐而遭到了旅游专家的批评。(三)交通设施质量较差

张家界地区不少景点专用交通道路质量差,使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较低,尤其在节假日和双休日期间,旅游交通运力不能满足需求,出现游客买票难,乘车难,“进不去、出不来”等交通难题,主要是因为:(1)旅游交通主骨架已基本形成,但交通密度不高,特别是高等级公路严重偏少,通达深度低,路网整体服务功能低下。张家界高等级公路比例一直偏低,即使是四级以上公路的比例也较低,高速公路更是直到2007年底才有87公里,第七次铁路大提速后经过张家界的列车速度也没有多少改善。(2)公路抗灾能力弱,失养严重,通行能力差。同时旅游交通形式往往比较单一,交通体系不完善、不合理、不健全,急需全方位的提升。(四)旅游交通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旅游交通的发展所需资金规模较大,发展资金不足己成为制约旅游交通发展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张家界地区财政比较困难,交通设施的投入比较少其次,社会资金对交通建设缺乏积极性,由于追逐立竿见影的投资回报,造成张家界地区交通设施建设难以募集到社会资金,旅游交通资金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张家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五)交通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虽然旅游交通的硬件设施不断得到改善,但张家界地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如不少景区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宰客、拒载等情况,长途车普遍存在着诸如经常不能准时客运、不能向旅游者提供准确和全面的信息服务、不能向旅游者提供优质旅游项目服务等。交通服务问题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忙于应付服务纠纷,无法感受到旅游的愉悦,严重影响游客得满意度,损害了旅游运营商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并最终影响到张家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六)交通管理水平较低

张家界地区交通部门的管理水平还比较低下,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管理还相对滞后,客观上限制了旅游者及时、有序的出游活动;旅游交通建设中,各旅游交通、旅游部门各自为政,旅游区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旅游区管理体制导致交通管理障碍,张家界地区不少景点因为多头管理的问题而相互扯皮,严重地制约了交通服务质量的提高,给广大游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都旅游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四篇:71155土地收储出让对经济的影响—以埇桥区为例

土地收储出让对经济的影响

—以埇桥区为例

摘 要

我国城市土地收储出让制度作为土地管理改革的新生事物,相关制度体系尚不完善。现行土地收储出让决策主要是经营性的经验决策,决策过程缺乏理论的指导,决策依据不足。然而,土地收储出让的运作成本高、风险大,近年来不少地方出现了土地收储出让收益倒挂的现象。因此,科学地确定土地收储出让的最佳时机、价格、最佳收购量、储备周期、供地时机和价格的实际要求迫切。本文以宿州市埇桥区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了土地收储出让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论述了土地收储出让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然后论述了相关理论概述,然后分别从土地收储和出让两个方面分析了对经济的影响。对于土地收储出让的研究存在重要意义。

关键字:土地;收储;出让;经济

Abstract China's urban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system as a new thing of land management reform, the related system is still not perfect.The current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decision is the main decision-making management, decision making process of the lack of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basis for decision making problems.However, the operation of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high cost and risk, in recent years the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income inversion phenomenon in many places.Therefore, scientifically determine the actual land purchasing and storage requirements of the best opportunity, the transfer price and the best quantity of purchase and reserve cycle, for time and price urgently.This paper take the Yongqiao District Suzhou city as the research object, focuses on the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y, first discusses the background and significance of the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of the research, and then discusses the overview of the relevant theory, and then from the two aspects of land purchasing and storage and transfer of the impact on the economy.Study on the land purchasing and selling the existence significance.Keywords: land transfer;economy;storage

目 录

一、土地收储出让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4

二、土地收储出让理论概述............................................4

(一)土地收储的概述............................................4

(二)土地出让的概述............................................5

三、埇桥区土地收储出让现状分析......................................5

(一)埇桥区构建土地储备运作新模式..............................5

(二)埇桥区新土改,农村建设用地可依法流转......................6

四、宿州市埇桥区土地收储对经济的影响................................7

(一)土地收储增强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7

(二)筹备城建资金,推进城市化进程..............................7

(三)有效的规范了土地交易市场..................................7

五、宿州市埇桥区土地出让对经济的影响................................8

(一)土地出让为促进地方财政收入................................8

(二)土地出让存在不良的影响....................................8

六、总结............................................................9 参考文献...........................................................10

一、土地收储出让课题研究背景及意义

随着我国土地使用制度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城市土地市场的发育,土地储备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城市土地管理制度,自1996年上海成立了我国第一家土地收购储备机构起,全国有250多个城市相继建立了各种各样的土地储备制度和机构,开始或准备实施自己的土地储备方案。我国土地储备制度的实施,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果,在垄断土地一级市场,推进土地招、拍、挂的实施;实现土地资本良好运行,增加土地收益;推进城市拆迁、旧城改造;促进国企改革;盘活城市存量土地,加快城市化;调控房地产市场等多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我国城市土地储备制度处于边运作、边摸索的过程,相关制度体系尚不完善。

20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我国的城市土地使用开始由由无偿、无期限、无流动的状态向有偿、有期限、有流动的状态转变。1987年,深圳市首次出让城市土地,拉开了政府出让土地的序幕,随后各地方政府也开始仿效深圳出让土地,获取土地出让收益。1994年分税制改革,地方税收收入大部分上缴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可支配财政收入大为减少,与此同时地方事权未减少,所需的财政开支也未压缩,特别是行政服务、社会保障及地方基础设施建设等对财政支出高度依赖,加大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入不敷出又无税收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只能发掘土地价值,高价出让土地获取土地出让金或者以低价土地作为优惠条件招商引资,以土地作为盘活地方经济的重要手段,既缓解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又能够吸引优秀企业,解决就业等问题。自此,各地方政府开始极力追求土地出让收入。

二、土地收储出让理论概述

(一)土地收储的概述

最狭义的土地储备,是指政府为将来公共设施使用,而在未需用之前预先取得土地,以确保土地的可用性,并减少土地取得成本的措施;狭义土地储备,是指政府在未需用地前预先取得相当面积的土地,最后将其释放,进行与计划目的一致的开发,以确保计划有效实施并引导都市合理发展的管理措施;广义土地储备,是指对都市成长、土地利用及土地价格方面都具有实质影响力的大规模土地取得、管理及处分措施。我国城市土地储备的本意,是指已经出让的城市国有土地,因开发商或其他土地使用者继续开发利用有困难,由政府收回重新安排开发和使用;历史上划拨给国有、城市集体企业、单位或者个人使用的城市国有土地,因体制改革、经营状况、城市改造等原因,也需要政府收回整理和另行安排使用,并给原土地使用者以适当补偿。另外地方政府根据需要将依法收回的城市土地和已征收为城市发展的原属于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交由土地储备机构开发成熟后再由政府出让,也是可以的。然而国内对土地储备的概念,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认识。

(二)土地出让的概述

我国的土地出让制度从最初的无偿、无期限逐步转向有偿、有期限,发展至今,己初步具有自身特色。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土地出让是政府驱动型的。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是政府主导型,政府通过制定经济发展规划勾勒出未来几年经济的发展方向。土地出让是政府垄断型的出让。土地出让中政策介入很明显。在国家层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将土地供给作为宏观经济调控的重要手段,因此,许多经济调控政策都通过介入土地,影响土地出让来实现对经济的调控为发展本土经济。

土地出让是有偿出让,主要包括协议出让、招标、拍卖、挂牌出让等四种方式。其区别主要表现为土地出让价格的形成方式不同。协议出让土地是土地所有者与新的土地使用权人就该宗地的用地条件、出让金额等协商后达成协议签订合同。招标出让是土地所有者就所要出让使用权的宗地的实际情况与开发利用要求,发布邀标通知书或者招标公告,由具备相应条件的企业法人按照己定的要求投标,土地所有权人择优选择中标人。拍卖出让是出让方在约定的时间、地点,根据所要出让使用权的宗地的区位条件、面积、用途、使用年限,报出底价后,由具备相应资格的法人公开叫价竞标,价高者得。

三、埇桥区土地收储出让现状分析

(一)埇桥区构建土地储备运作新模式

从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国土资源局了解到,该局在全方位抓好土地储备工作的同时,构建土地收储新模式,实现了多项新突破。据悉,宿州局扩大土地储备规模,共投入资金51.93亿元,收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23宗,面积14577亩,办理11宗598.3亩土地储备使用证,重点用于收储土地融资抵押,为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宿迁市政府下发了《关于土地收储征迁包干经费及收储土地出让价款分成的意见》,实行收储一体、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征迁经费包干和收益分配制度,充分发挥埇桥区政府及市属各开发园区管委会在土地收储征迁工作中的组织协调作用。土地储备运作模式的新突破既推动了旧城改造工作,又实现了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和经济效益的双赢。同时,在土地融资工作中,宿州局通过与徽商银行、建设银行等五家银行积极对接,共获得土地储备融资项目8个,融资贷款7.7亿元,有效缓解土地收储资金压力,有力地推动重点项目和工程建设。

(二)埇桥区新土改,农村建设用地可依法流转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当日,安徽版农村土地的改革方案随即受到关注。2013年11月12日,安徽省发布的一份《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下称《指导意见》)中透露,决定在全省20个县(区)开展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今后,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可以通过转让、出租等方式流转,用于工业、商业、旅游和农民住宅小区建设,未来还将建设统一的城乡土地交易市场。这份《指导意见》被外界普遍解读为安徽省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的正式开闸。最终使得土地流转信托的出现。

土地流转信托对实现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现代化经营具有重要意义,也被认为是信托行业在转型机遇期重点关注的发展方向之一。但因土地流转信托涉及政策不明、农民权益分配等问题,业内普遍认为土地流转信托目前大规模推广的条件尚不成熟。此外,土地流转信托还涉及政策、农民权益分配、土地质量的问题,在这些问题有有效地的解决方法之前,土地流转信托的大范围推广条件尚不成熟。

四、宿州市埇桥区土地收储对经济的影响

(一)土地收储增强对土地市场的宏观调控能力

宿州市埇桥区在建立土地储备制度之前,虽然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有规定,土地一级市场必须由政府垄断,但实际上政府并未完全做到,因为原有存量土地已划拨给各个企事业单位和房产公司,政府无法垄断。因此,炒卖地皮的现象较为普遍,土地的增值收益大量流失,导致政府对房地产开发失控。实行土地收购储备制度后,一方面对农地转为建设用地,由政府统一征收,进行初步统一开发后由国土部门统一出让,垄断了土地一级市场,另一方面,城市存量土地,利用率低或闲置的土地,改制企业的土地资产以后出让后2年未开发的土地,都可以回收到土地储备库,由土地储备中心依据城市规划发展和市场的需要,统一出让土地。这就宏观上掌握和控制了土地投放总量,强化了政府对土地市场的调控能力。

(二)筹备城建资金,推进城市化进程

土地收储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把城市建设引入了市场机制,把市场经济中的经营意识、经营主体、经营方式扥多种要素引入城市建设,从土地收购储备、出让中获取收益,再将这笔收益投入到城市建设的新项目中去,从宿州市埇桥区实施土地收储制度以来,紧紧在城区规划内收购储备土地共投入资金51.93亿元,收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223宗,面积14577亩,办理11宗598.3亩土地储备使用证,重点用于收储土地融资抵押,为城市建设用地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有效的规范了土地交易市场

土地作为一种稀缺的不可再生资源,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逐步扩大,土地资产的增值是一种必然的趋势。因此,政府垄断一级市场,规范市场行为抑制土地投机炒作,也是我国融入国际市场,没有土地收购储备制度的建立,就无法实现土地一级市场的垄断。只有把城市存量土地及利用效率低,出让2年未开发的土地收回到政府的土地储备库,才能抑制中间商的土地炒作,只有由政府土地部门对经营性土地统一挂牌出让拍卖,才能规范市场行为,创造平等、公平的竞争环境。通过土地储备与挂牌拍卖。减少腐败案件产生,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优化土地资产配置,规范了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行为。由于土地储备收购及其转让过程周期较短,风险性较小。土地储备机构出现以后,引起各金融机构广泛关注并主动向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贷款,各家商业银行都介入土地储备,这推动了土地金融的发展,配合苏州市埇桥区进行企业改制,盘货企业存量土地资产,为企业改制筹措必要的资金,减轻了政府的压力和财政负担。

五、宿州市埇桥区土地出让对经济的影响

(一)土地出让为促进地方财政收入

土地出让,通过财政和市场两条路径来促进经济发展。具体来说,对于土地出让收益而言,埇桥区政府将土地出让金作为地方财政收入的一部分,纳入财政预算,作为埇桥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启动资金,促进地方配套设施的完善,从而,为埇桥区政府招商引资及产业发展创造条件,土地出让收益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通过政府财政支出来实现的。对出让的土地要素,在出让之初由埇桥区政府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决定出让多少土地,规定各地的用途及容积率,然后公开信息,进入招拍挂出让环节。在出让环节中,市场发挥着重要作用,通过意愿购买,使土地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认可。被出让的土地要素作为固定资产投入参与到再生产中去,产生经济效益。

(二)土地出让存在不良的影响

毫无节制的出让土地,会带来一系列不良影响。一是我国当前依旧是较为粗放的经济增长,经济的集约化程度不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的是出让土地,以土地作为诱饵来拉动投资和经济增长,经济发展常以消耗土地资源为代价。二是地方财政收入依赖土地出让金,为增加埇桥区政府收入盲目占用农村集体土地,大量耕地被转化为建设用地,威胁到中国的粮食安全。第三,地农民的利益,可能导致其未来生活无着落土地出让金收益分配不均,极大损害了失,增加了下届政府的压力。在土地出让过程中,也可能存在官商勾结,土地资源低价出让使国有资产流失等问题。

由于埇桥区政府对土地出让拥有绝对的权力,为追逐GDP高速增长,地方政府无节制的供给城市土地,导致城市用地无序快速扩张。由于埇桥区国土资源具有资源的有限性及非再生性,导致仅靠出让土地获得收益来发展埇桥区城市经济的状况并不会持续太久。土地不可持续性供给必定会影响地方经济,导致财政收入不足或者经济发展动力不够。埇桥区城市土地的出让不是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有节奏的供应土地,而是根据埇桥区政府的要求供应土地,供给多少土地是政府说了算。如果对埇桥区地方政府出让土地的权力不加限制,不对土地要素的使用进行合理的规划,土地资源很快会低水平开发殆尽,到那时依靠土地促进经济发展的策略将会难以继续,地方政府因财政不足而难有大的作为,将会严重阻碍我国经济发展。

因此,有必要对埇桥区土地出让制度进行改革,以期能更长久的弥补地方财政不足及促进经济发展,同时减少埇桥区地方政府对土地收入的过度依赖,实现土地的集约化利用,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及城市化进程的顺利进行。

六、总结

土地收储出让在我国发展的历史较短,它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是为满足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土地收储出让对我国经济发展有较大的影响,地方政府一方面将土地出让金纳入地方财政,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常以提供城市土地为条件,招商引资,吸引资本、劳动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本文以宿州市埇桥区为研究对象,主要论述了土地收储出让对经济的影响,首先论述了土地收储出让课题研究的背景及意义,然后论述了相关理论概述,然后分别从土地收储和出让两个方面分析了对经济的影响。对于土地收储出让的研究存在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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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成效是不容质疑的,然而,人们目前担心或诟病最多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财力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导致的乡镇财政的拮据,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势必最终会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许多人因此

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的缺口和债务问题,乡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向农民“伸手”,这样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避免不了要走历史的老路,就像唐代杨炎的两税制改革、宋时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初雍正的摊丁入亩一样,初时“向来丛弊为之一清”,时间一久难免“积累莫返之害”而归于失败。很显然,这些担心和忧虑,还是就事论事地局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连带效应缺乏足够清晰、全面和深远的认识。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就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构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年还只有,年增至,年则上升到。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以上,甚至达到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某年安徽省三个乡

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镇乡镇

⒈财政税收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

⒉地税收入

⒊国税收入(其中上交)(其中上交)(其中上交)

注: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亩;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亩;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某年月日、月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某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亿元,比改革前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万元(可参考表)。

表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年)改革后(某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

屠宰税―

合计

注: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万元,合计财政收入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万元,民政优抚万元,计划生育万元,工作经费万元,至少需要万元,收支相差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万元),改革后只有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万元),减幅达。某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万元。又如皖南的乡,改革前(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万元,乡统筹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万元,改革后(某年)农业税万元,农业特产税万元,土地有偿收入万元,企业管理费万元,其他收入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万元,实际可用收入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某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主权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主权,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K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U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乡镇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进行,就必须适时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即按照宪政的理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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