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对记者风格的影响--以范长江通讯作品为例[五篇范例]

第一篇：社会文化对记者风格的影响--以范长江通讯作品为例

张兵

2011级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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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文化对记者风格的影响——以范长江通讯作品为例

摘要

在中国的新闻史中，出现了许许多多令人敬佩的新闻记者，范长江无疑是其中的一位。这些优秀的新闻记者之所以被人记住，除了他们写下的那一篇篇让人拍手称赞的新闻外，更重要的，是他们每个人显著的记者风格让人印象深刻，难以忘怀。而在记者风格的形成过程中，社会文化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范长江的通讯作品在他的新闻作品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这些通讯作品无疑很好的展现了范长江的记者风格。关键词： 范长江 记者风格 社会文化

一、范长江生平简介

范长江（1909——1970），原名范希天，四川内江县人，他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新闻记者，也是我国现代新闻事业的开拓者和杰出领导者之一。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三个字已经作为一种新闻精神的象征而彪炳于世。

他于1927年初进入中法大学重庆分校求学，同年春前往武汉投军，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学生营，曾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失败后流落到广州、福建、江西、安徽等地。1928年考入南京中央政治学校。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即投身于抗日救亡活动。受挫后于1932年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33年开始为北平《晨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写稿。1935年7月以《大公报》记者身分，到西北地区考察旅行，历时10个月，行程4000余里，首次向全国公开报道红军和长征的真实情况，披露国民党的腐败和日蔻侵略所造成的严重危机，震撼了全国。这些文章于1936年汇集成《中国的西北角》一书出版。

西安事变爆发后，他在西安率先报道了事变的真相和共产党的政策。1937年进入延安，陆续著文报道根据地实况，产生巨大影响。抗战开始，奔赴前线采访，写出大量通讯。1938年3月与徐迈进等人发起创办中国青年记者协会，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记者。1939年初与胡愈之等人在桂林组织国际新闻社总社，向国内外报道了抗日战争的真相和党的抗战路线。同年5月在重庆由周恩来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抵达香港。与邹韬奋共同主办《华商报》。1942年转入苏北解放区，任新四军苏皖鲁新闻学校校长。抗战胜利后，在南京中共代表团中任职。解放战争期间，负责新华社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新华社总编辑，后任《人民日报》社社长，全国政协第二、三、四届委员。1970年被四人帮迫害致死。

二、范长江通讯作品展现出的记者风格

记者风格不是简单的记者性格的体现，而是在长期的工作和写作过程中，表现出来的记者本身的成熟、睿智和对待事情的处理态度。记者风格是个人的品位、兴趣、修养、综合素质的集中体现，也是一种稳定的、连续的性格外在流露。优秀记者风格的表现形态有语言个性化、选用文体风格化、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化这三种。

《新闻学大辞典》对记者风格是这样定义的：“新闻学中的风格包括记者的风格和报纸的风格。记者的风格是记者在新闻采访写作实践中所表现出来的个性和特色。诸如独特的新闻敏感、独特的视角、擅长的体裁，以及富有个性的驾驭材料、设计导语、开头、结构、结尾、语言的构造和表现手法的运用特色。”记者风格是整体性和连贯性的总体体现。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以其独特的视角，精湛凝练的文人笔法，别具一格的叙事风格而让人记忆犹新。《中国西北角》《塞上行》等煌煌大作尤其让人印象深刻。这些旅行通讯不仅将当时人们目力不及的偏僻角落展现得淋漓尽致，同时也将人们心力不逮的人文底蕴述说得头头是道，字里行间凝聚着敏锐的观察与深刻的思考，充分表达着作者对于国家前途的高度关切、对于民族命运的高度关注以及对民生状况的高度关心的文人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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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旅游通讯中，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范长江旅游通讯中开阔厚重的文化视角。尽管作为记者的范长江一路行走艰苦异常，但是作为文人的范长江一路记录绝非因此而肤浅草率。无论是 《中国西北角》或是 《塞上行》中的旅行通讯作品，还是抗战爆发后的战地通讯，都不难看出作者在记录历史点滴中一派开阔的文化视角。

其中《兰州印象》不仅有对兰州这一西北古城地理气候等自然景观的详尽描述，也有对其历史经济政治等人文景观的具体呈现。《“金”张掖的破产》则从最初的汉代通西域搭笔，笔锋扫过历朝历代的风云变幻，最终落定于民不聊生的现实画面;继而在《张掖的破产，是人懒的过?》中，则基于政治与经济的角度给予考察，并以真实事例与具体数据揭示了 “金”张掖之所以破产的根本原因— —苛政猛于虎。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毋庸置疑的是，范长江的旅行通讯往往集客观报道、历史考察、真相探究、政经分析、文化传播等多种元素为一体，呈现着一种视野开阔、内容广博、内涵厚重的人文色彩，同时也散发着一种忧国忧民、敢为天下先的文人气质，必然受到堪称精英读物的《大公报》的读者以及其他具有一定文化素养的读者的欢迎。

另外，这些旅游通讯同时还展现了范长江精湛凝练的文人笔法。诚然，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之所以赢得广大读者的认同与追崇，主要源于文章所展示的自然风貌与人文景观乃普通人所目不能及，饱含着新闻学、民俗学、社会学、地理学、人类学、史学以及文化学等等方面的知识信息，能够极大地满足读者求新求知的客观需求，同时也与其旁征博引、纵横捭阖、挥洒自如、文采四溢的文人笔法密切相关。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范长江数百篇之多的旅行通讯中，无论是追述史实或是描写现实，无论是评论时局或是抒发情怀，丰富的人文涵养特别是对汉语言文字的驾驭能力无不跃然纸上，蕴含着一种工整明快清新畅达的书卷之韵，读来不仅信息饱满且朗朗上口。

以当代中国名记者而论，穆青的文学底蕴和散文色彩；安岗的政论锋芒；华山的宏大气势；田流的娓娓道来„„都是为人们所熟悉的。有的人曾这样说，某某人的新闻作品，即使是捂上作者的名字，只要读一读文字，就可以知道这是谁写的，这正是说明了新闻作品是有叙事风格的。

范长江通讯的叙事选择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把手中的“探照灯”对准社会的各方面，把最能体现时代特色的现实带到人们的视线之中，选取那些能反映国家和民族的根本问题和广大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使人们能够触到时代脉搏，感受到时代的风向标。范长江的西北通讯之所以在全国引起轰动，是因为他选择和抓住了当时最突出也是最敏感的社会政治问题。范长江通讯除了报道能影响时代的大事之外，还用大篇幅揭露了那个时代特有各种重大的社会矛盾，对社会的黑暗、政府的腐败，特别对于底层人民生存状态都作了详细的叙述。

范长江的通讯作品给人一种沉郁冷峻的叙事基调。当范长江作为旅行记者实地考察他怀有深情的土地时，在目睹黑暗现实、感受大众疾苦时，他的笔调不会不忧伤、不能不沉郁，甚至有时很激愤，读范长江通讯作品我们能深切感受到杜甫那种“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沉郁风格。如“满街皆灾民乞丐，苍蝇扑面，不敢畅口饱餐。有一四十岁左右之老农，携一四五龄之幼童，至桌前求助，希能给以饱餐。问其来历，逃灾至此。其妻已死，幼孩之足已走破，缠以粗布，勉强随行。问其去向，则除临时求施舍延命外，乃无任何去向可言。”

尽管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民族危亡的险境，但是我们并没有在范长江通讯中感到消沉、绝望甚至颓废，反而有时觉得洋溢着昂扬斗志和青春气息，令人振奋、催人奋进。在新闻名篇《从嘉峪关说到山海关——北戴河海滨的夜话》一文中，以这样的方式结尾：“这时，远远的海上，在水光月影之中浮出了一只小艇，接着随风送来艇上一群青年的歌声：‘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歌声与潮声相合和，雄壮激昂，他兴奋的听着说：‘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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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你们中国青年的吼声吗?’‘是的。’我如此回答。”叙事基调一下子从沉郁转向了激昂，叙事者以带感情的笔锋，使叙事基调充满了昂扬的气势与激荡的感情，使读者感受到那救亡歌声的召唤，不再沉沦，而是奔向抗战的洪流之中。正是这种沉郁但不失激昂的叙事基调，使范长江的通讯作品犹如洪钟一般，撞击出深沉有力的时代回音，吹响了时代的号角！

三、社会文化对范长江记者风格形成的影响

记者风格的形成受到诸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和制约，除了自身的主观因素影响之外，生活背景、时代、地域区别等等方面对记者风格也有些许影响。鲁迅说风格“不仅因人而异，而且因事而异，因时而异”。从新闻报道来看，“因事而异”是说新闻事实因其特点和性质的不同，决定了新闻报道的方式和新闻作品的风貌。所谓“因时而异”是指外部的具体时代条件和历史环境等对记者风格的影响。此外，各民族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语言表达方式，不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心理素质、地域环境等，也会影响到记者风格的形成。范长江的记者风格无疑是鲜明的，独树一帜的，从他所写的新闻通讯中可见一斑。但是同样的，他的记者风格同样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在这其中，社会文化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

1、幼时教育习得传统文人气质

范长江 1909 年 10 月生于四川内江县田家坝，自幼便随祖父范延馨习文解字，以求识书达理，小小年纪便背得宋代大家范仲淹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之类的名句。

众所周知，我国古代的经典名句大多寄托着士大夫阶层的理想与情怀，而在优秀文化遗产得以传承的过程中，这类名句渐次成为中国传统文人不懈追求的人生境界与自我牺牲精神的真实写照。身为清末秀才的祖父以此为孩童时期范长江的启蒙之选，想必不仅仅是因为其 文字浅显易懂，文句工整对仗，更重要的是欲将其间所蕴含的文人风骨传递给稚子。

2、现实环境造就范长江通讯作品独特的作品风格

正如范长江的夫人沈谱女士所言 :“长江是一个具有强烈历史感的新闻记者，他的作品是历史的产物，是近代中国历史的忠实记录，同时也客观地反映了长江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历史环境中不避艰险地努力探索真理，以及对客观事物认识的发展过程。历史的进程是曲折复 杂的，但它又是公正的„„”

当时正值日本侵占东三省并欲将魔爪伸向华北腹地，中日战争迫在眉睫之际，国民政府对于战争显然缺乏足够的认识与准备，而国共两党之争愈演愈烈，国内情势极为紧张;另一方面，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沿海地区难以固守，大后方势必向西北或者西南地区转移，而偏远且闭锁的西北是否有此担当，不仅国人鲜有所知，即使是广闻博记的新闻界也不甚了了。

即使是在这种环境下，范长江的新闻报道历时长达十个月，行程2000多公里，采访考察涉及川陕甘宁青的广大地区。此间，行走并记录的七十余篇旅行通讯陆续见诸《大公报》之后，中国西北角在国人眼前生动而详尽地展开——西北地区民生的困苦，川甘青少数民族地区宗教与民族关系现状，河西走廊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等等。同时范长江首次以写实的笔法真实客观地向读者报道了有关红军长征的消息，一时，震动全国。范长江堪称壮举的西北之行，既源于历史记录者的职业驱动，同时也出自忧国忧民文人情怀的有力支撑。惟此，范长江的旅行通讯中不仅有对一时一地的真实而客观的摹写，同时也流露出十分鲜明的文人气质与文化情怀。而这些文人气质与文化情怀，正是范长江记者风格的突出表现。

四、总结

如上可见，《大公报》特邀记者范长江在行走与记录的岁月里，不仅将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社会真实可感的印记诉诸之文字，凝结于书香，留传于后世，同时也将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文化纳入视野，引经据典恣意挥洒，旨在使现实图景更趋清晰可信，历史性记录更饱满厚实，最终以尽职业记者之责任，不负优秀文人之使命!

张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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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1234

第二篇：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的影响_以临夏回族自治州为例

《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期末考察

2011级会计2班 马成祥 P112315719 伊斯兰教对临夏回族教育的影响

伊斯兰文化是一种具有明显宗教特征的文明体系，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又是一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生活方式。伊斯兰教教育作为伊斯兰文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求知和终身教育构成了伊斯兰的教育观，成为伊斯兰教育的指导原则。客观地说，伊斯兰教教义鼓励求知、崇尚教育、尊重教育的实践者。但是，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不同的地理环境中，伊斯兰教的积极教育理念并没有被完全实践，在有些地区的某些时期伊斯兰教曾被人们歪曲，从而也严重地阻碍了穆斯林民族教育。

一、当下伊斯兰教对临夏民族教育的影响

解放以前临夏回族对汉文化抵触情绪很严重，回族子弟很少上学念书，回族教育落后，文盲充斥，而当时一些回民宁愿将子女送清真寺念经，而不愿进汉族办的学校，当时的穆斯林群众持有“学习汉文化等于随了汉教”，“越念书离教门就越远”等错误的观念。马福祥、马步芳当时很重视回民教育，在甘肃、青海、宁夏办了许多学校，回汉学生兼收，但回民家长送孩子上学的积极性不高，马步芳曾强令回民家长必须将自己家儿童送学堂上学，于是一些家长出钱雇汉族儿童替自己家孩子念书。解放以前伊斯兰教的确对回族教育影响很大，解放后国家法律规定宗教不得干预教育，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临夏穆斯林到外地经商的人越来越多，体会到没有文化在外面寸步难行，主动把孩子送到学校来念书。广河是全国穆斯林人口占比例最高的一个县，这几年广河考取大学的学生最多，有的考取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许多家长把孩子送到临夏、兰州、会宁等地高中上学，因为这些地方教育质量高，现在临夏学习好的学生家长都全力支持上高中。

临夏回民中学校长马建军认为，现在临夏伊斯兰教对民族教育不但没有影响，而且还有促进作用，临夏经济文化越发达的地方，宗教对民族教育的促进作用就越大一些。新华寺阿訇讲卧尔兹时经常讲文化知识的重要性，鼓励教民学习汉文化，要求家长将孩子送学校念书，并且要上大学、读硕士、攻博士，阿訇还讲什么是人才，有知识的人是人才。阿訇的讲话影响很大，现在临夏中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在98%以上，没有上学的都是少量残疾儿童。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没有实质性冲突，一个合格的穆斯林也是一个好公民，信教虔诚的穆斯林很少有犯罪的行为。如广河县回族青年犯罪率较高，公安局长希望当地开学阿訇在规劝回族青年走正道、减少犯罪方面起一定作用。阿訇讲，“经常进礼拜寺礼拜的人不犯法，犯法的人不进礼拜寺”，这也说明宗教对维护社会稳定、减少犯罪也有积极作用。伊斯兰教是非常重视教育的宗教，《占兰经》〈圣训〉)等经典许多地方谈到教育的重要性，包括对教师的尊重，对教外有知识人士的尊重。只有对伊斯兰教有深入了解，才知道伊斯兰教是重视教育的宗教，一知半解者才产生错误认识。临夏州各界人士已经普遍形成重视教育的风气，不重视教育的领导是不称职的领导，不重视教育的家长是不负责任的家长，不重视教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临夏市绝大多数阿訇、知名人士、门宦负责人，对发展民族教育非常关注，并在实际行动中配合政府做了许多事，如白庄门宦负责人马进成个人出资征地，创办白庄小学，正式创办后由政府接管。胡门门宦马国泰，张门门宦张明义，穆夫提门宦拜玉芬、张志祥等出资办教育，并担任名誉校长，为贫困学生资助学费，推动了临夏民族教育事业的发展。9(%以上宗教人士支持教育事业，他们不但动员本坊穆斯林将孩子送学校读书，带头将自己的子女送到兰州等外地求学，希望能考上好大学，为广大穆斯林树立了学习汉文化知识、重视教育的榜样。每年两代会上，宗教界的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所提议案和发言，首先谈到的是教育。另外，改革开放致富的一些回族人士首先想到的是办教育，马效忠、马进效自己捐款，同时动员回族企业家捐款，创办了木场幼儿园。

二、临夏伊斯兰教界办教育的几种模式

自改革开放以来，临夏除了国家办的教育外，又出现了民间办教育的热潮，可归纳为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已在临夏市内外推开，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甚至在全国穆斯林社区产生影响。

(一）临夏中阿学校模式

临夏中阿学校是宗教人士于1977年2月创办起来的一所民办学校。创办初期设有男女两个教学部，动员回族失学女子入学，并对中国传统经堂教育方式进行尝试性改革。在课程设置上，除阿拉伯语外，又增加了汉语、历史、地理、体育等现代课程。在招生上不受地域、民族限制，学生包括来自全国各地的穆斯林青年，这些穆斯林青年学子大多是高中、初中毕业后不能继续升学，又找不到合适职业，因临夏中阿学校入学门槛低、学费低，于是转向临夏中阿学校学习。中阿学校开创了学校“董事会”的管理模式，使学校可以持续、健康发展。1989年8月经临夏市文教局上报州教育局同意，正式批准成立了“临夏中阿学校”，学校性质为职业技术学校，至2005年，已毕业的学生共约2700人。

临夏中阿学校的开办，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学习阿拉伯语和伊斯兰知识的渴求，在国内穆斯林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中阿学校的学生经过几年学习，能熟练运用阿拉伯语会话，许多阿拉伯语学校毕业的学生在我国与东南亚及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中充当翻译角色。阿拉伯语学校的出现体现了新时期民族教育发展的多元性及适应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对发展民族文化迫切性的要求。

过去经堂教育反对学汉语，培养出来的人看不懂报纸、杂志，无法了解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法律法规，经堂教育培养的大多数满拉只会诵读《古兰经对现代阿拉伯语读、听、说一概不会，所以经堂教育培养出来的满拉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伊斯兰教内部不团结，各教派门宦之间及其内部矛盾重重，中阿学校注重素质教育，教育学生摈弃教派门宦之间成见，培养‘经汉两通’的新型人才。近千年来清真寺不重视女子教育，这种观念还延续到现在。中阿学校为求知的穆斯林女性提供学习机会。

临夏中阿学校开创了我国民办民族教育的新模式，这种教学模式即照顾到穆斯林青年对阿拉伯语和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学习热情，又以社会对人才需求为导向，加强技能培训，打破了数百年来阿拉伯语只作为穆斯林群众进行宗教活动或阿訇诵读《古兰经〉〉时的专用语，而是作为一门外国语言来学习。中阿学校从教师知识结构、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及教学设施方面向现代正规大学靠近，它不仅为中考和高考失利的穆斯林青年提供了再学习机会，也减轻了国家在教育资源和就业方面面临的巨大压力。近年来从临夏中阿学校毕业的学生有的进入国内一些大学继续深造，有的出国前往马来西亚、泰国、埃及、伊朗、巴基斯坦、叙利亚、也门、突尼斯等国留学，有的被国家政府部门录用为公务员在宗教局工作，有的进入各类学校包括经学院任教，有的在各省、市、县伊斯兰教协会工作，有的担任清真寺教长，主持一方教务，如早期毕业的藏族穆斯林学生牙古现任拉萨市清真寺教长，并任全国伊斯兰教协会委员、西藏自治区政协委员。有的前往外贸经济发达的义乌担当阿拉伯语翻译，起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贸易的桥梁作用，有的在商品经济大潮中经过数年拼搏创办中介公司、逐渐成长为企业家。

(二）临夏木场幼儿园与和平小学模式

1993年回族穆斯林马进孝先生为了改变当地穆斯林幼儿教育落后现状，借用临夏市木场清真寺的房屋创办了民办的“临夏木场幼儿园”，还成立了幼儿园董事会，缓解了当地幼儿园数量少、学前儿童入学难的问题。马进孝先生聘请临夏师范学校的教师作为幼儿园兼职老师，又出资培训几位回族女高中毕业生成为专职教师。幼儿园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本着“家庭、社会、学校三结合”的教育模式开展工作，当时入院幼儿有200多名。至1996年因临夏市人口增多，开始出现幼儿升小学难的问题，马进孝萌发了再办小学的想法，由于条件不成熟，未能办成。1997年在政府及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马进孝终于办起了小学，招收学生以外来临夏打工、经商等个体户的子女为主，第一次招收了20多名小学生。学校命名为“临夏市和平小学”。2002年第一届小学生毕业，基本都升入初中。现在和平小学在校小学生580余名，幼儿园学前儿童300余名。

临夏木场幼儿园创办以后，在临夏市产生了很大的社会效应，有识之士先后投资创办幼儿园25所，解决了幼儿教育和入园难的问题，也促进了临夏初等教育发展。据临夏回族自治州教育局2005年的统计，全州共有幼儿园52所，其中公办幼儿园18所，民办幼儿园31所，民办幼儿园中，仅临夏市就有25所，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充分肯定。我们在调研时也有人反映，因一些幼儿园和小学为穆斯林所创办，认为在教学中有宗教内容，有宗教干涉教育倾向。但大多数群众认为民办小学和幼儿园管理规范，严格按照教学大纲进行课程设置和管理。同时我们在调查中发现，在这些穆斯林创办的幼儿园和小学中就读的有大量汉族子女，可见上述干涉之说并不存在。

(三）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模式和下二社清真寺教育模式

新华寺业余学习班是由马海平先生创办的。马海平，男，回族，临夏市人，小学文化程度。1958年小学毕业后经营小本生意，1965年至1980年用毛驴车搞运输，挣些运费，维持生计。他从多年的低层社会生活中充分认识到没有文化、没有知识的难处。1986年马海平在临夏市北大街借了几间民房办起学习班。他利用晚上的闲余时间，招收一些有学习伊斯兰教知识和阿拉伯语愿望的老年人、个体经营人员，一方面教阿拉伯语拼读，一面教《古兰经麵读和一些基本的伊斯兰教知识。以提高这些人的文化素质和宗教素质，使他们成为一个有文化、懂法律、懂宗教知识的公民。随着参加业余学习班的人员越来越多，他征得临夏市伊斯兰教协会同意，在市伊协会议室召开开学典礼。学习人数最多时达到100余人，由于教室狭窄，他又与新华寺协商同意后，把业余学习班搬到了新华寺。业余学习班一直坚持每天晚上学习一个小时，既不影响工作，还能学到一些文化、宗教、法律等方面的知识，深受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欢迎。马海平还邀请临夏州禁毒委在清真寺开展禁毒宣传；聘请民族宗教部门的领导讲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聘请党校的老师讲民族史;聘请企业家讲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通过清真寺业余学习班使他们成为一个虔诚的穆斯林、遵纪守法的好公民。新华寺业余学习班开办以来，在社会上也产生了广泛影响，临夏市内的一些清真寺和外地一些清真寺也办起了业余学习班，新华寺经常接待云南等地穆斯林参观学习。

现今临夏的经堂教育主要是清真寺教育，清真寺的经生规模不一，规模较大的可达100多名，招生范围也较广。以下二社清真寺为例，2006年其在册学生81名，来自宁夏的有8人，来自甘肃的有40人来自新疆的有17人来自青海的有12人，其余来自河南、陕西、安徽和上海等地。经生的民族成分除回族之外，有数量不少的撒拉族、东乡族、保安族。其招生对象是年龄在16岁以上、初中毕业、身体健康、品行端正的穆斯林男性青年。开设课程有：古兰学、经注、圣训、圣训学、信仰学、信仰学原理、教法学、教法学原理、道德修养、逻辑学、伊斯兰教史、宗教学、宗教学原理、阿拉伯语、汉语、英语、计算机。学制为5年，毕业后由清真寺或推荐到其他清真寺任教，或推荐去国外留学。

当下在临夏地区取得一定成绩的民间力量办学的几种模式，都有宗教人士在积极参与，在穆斯林地区宗教界人士往往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大多具有爱国爱教的传统。我们一方面宗教人士首先认识到了发展民族教育的重要性，并致力于民族教育，另一方面要发挥宗教上层人士的权威作用，教育、引导广大穆斯林群众关心教育、重视教育、正确看待国民教育。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穆斯林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不少穆斯林有识之士相继投资于教育，充分反映出穆斯林民族求知上进、力图发展的愿望，这些都是穆斯林民族教育发展的有利条件。

第三篇：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影响以房地产企业为例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 摘 要 随着我国的经济建设步伐逐渐加快，我国加大了对自主创新这一环节的重视程度，号召企业及相关部门都要深化改革，积极创新，因此，国家原有出台的很多政策都不跟不上时代发展的步伐，比如像原有的两税并行的税收制度就不再符合当前我国的国情，因此国家提出了新的税收改革制度，提出了营改增的税收制度，以便符合我国当前的基本国情，推动我国经济健康以及快速的发展。本文通过对营改增进行了基本论述，以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为例，对建筑企业的影响进行分析，提出了对策与处理方法，给大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营改增；

建筑企业；

影响 营业税改增值税对企业的影响---以房地产企业为例 在我国，建筑企业伴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也取得了巨大的发展，是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先导产业与基础产业，对于我国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不过这个行业利润十分的微薄，和它对我国社会的重大贡献来说是十分的不符的，导致了很多的权责不分明以及工程的责任关系不明确的问题，在生产中还存在偷工减料的现象，尤其是一些严重的豆腐渣工程，严重的破坏了建筑企业在社会大众人们眼中的良好印象，同时也阻碍了我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其中原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经济制度下，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其实还不完善，也还不成熟。第二，营业税与增值税一同征收，导致建筑行业存在重复的征税问题，且问题日益明显，社会经济效益低下，利润也很微薄。所以，建筑行业想要在目前的情况下提高利润，提升我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增大税制改革的影响力，就要降低赋税压力，壮大自己的实力。所以，营改增一定程度基本上都能满足这些需求。本文也是顺应营改增这一税制改革的发展趋势，为了给我国建筑行业在应对营改增体制改革方面上提供一些借鉴的经验，本文便以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为主要的分析对象，以目前经济大环境下在建筑行业税制改革上的一些重点环节的现状的描述为基本点，来详细的分析我国建筑企业在面对营改增税制改革时在管理的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和相关的管理对策。

一、相关理论概述（一）营改增概述 1.营改增的基本论述 营改增就是将传统的营业税收改为征收增值税，是国家的一项减税措施，通过只对一部分产品以及服务进行征收税费。现阶段，由于建筑企业长期要缴纳巨额的税务，给建筑企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国家为了推动建筑企业的发展，减轻他们的税务压力，我国加大了税收制度的改革力度，在税务改革的进程中，在试点改革的地方积极地推进营改增制度，从而有利于建筑企业自身的发展，并推动建筑企业的优化转型，加快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速度，推动我国经济结构的改革进程。

2.两种税的区别 增值税与营业税相比较有很大的区别，虽然两者都是商品的流转税额，但是增值税和营业税的缴纳方式和缴纳的税额数量都有着很大的不同，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同，传统的营业税是通过对营业额与税率的乘积进行计算，并且税率对建筑企业是固定不变的，而对增值税来说，它等于合同额与税率的乘积，对于建筑企业的税率也不相同韦冬燕，徐全林.“营改增”对建筑行业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建筑知识，2017，(15)：151-152.。

（二）建筑企业营改増的必要性 1.建筑企业营业税与增值税并行使增值税抵扣链条断裂 目前，我国增值税的对象是在境内销售货物或者提供加工、修理修配劳务以及进口货物的单位和个人；

营业税的征税对象是在境内提供非增值税应税劳务、转让无形资产或者销售不动产的单位和个人。钢材、砂石料等建筑企业施工所需的材料属于增值税的征税范畴，而建筑劳务、装饰、装修等劳务属于营业税的征税范畴。建筑企业的同一项活动涉及到两个税种，在实际操作中，建筑企业购买材料交付的增值税款不能在下一环节抵扣，作为工程价款的一部分，而工程价款又作为建筑劳务活动缴纳了营业税，这就构成了重复交税，加大了建筑企业的成本，阻碍了建筑企业健康有序的发展。

2.建筑企业营业税税负不公平 对于建筑行业来说，在销售货物的同时其实也是在提供劳务，也就会导致混合销售出现税负不公平，这是行业自身的特殊性所带来的。在《营业税实施细则》中就有相关的规定，建筑行业的企业在既提供相应劳务又销售企业自产的商品的时候，应分开核算企业应税劳务中的营业额与销售额，所以在应税劳务缴纳税款时也要分开缴纳，销售产品的部分应当缴纳增值税，而对于其他的混合性销售部分则应当按全额进行缴纳营业税。简单来说就是只要是销售自己生产的货物，就能够抵扣对应的的进项税额，而其他销售自外面购进的建筑材料，就需要在负担对应的增值税之后还要缴纳相应的营业税，那么很显然销售自己生产的货物与销售购进的货物所负担的税收是不一样的，也是十分不公平的；

因为这就将会使得建筑企业在对外交易的时候只使 用自己生产的材料，对于外面市场上更多的先进材料将会产生很大的阻滞，那么对于建筑行业的长远发展来说是极其不利的，同时也不利于建筑行业在产品质量上的更新与发展。

（三）建筑企业实施 “营改增”的意义 我们可以看出“营改增”就是国家为了调整经济结构而采取的相关改革，主要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可以更好的降低各个行业之间因为税收制度要素规定的不同而产生的行业间实质性赋税的差异，从而更好的体现税收政策上的公平性；

与此同时，营业税在进行征税的时候主要采用的是全额征税政策，由于不能抵消上一个流程的税额，因此存在着严重的重复征税问题，从行业的分工程度来看，专业分工越细致的行业所存在的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就越严重，所以长此下去将必定会阻碍整个行业在专业分工方面的实施，不乐于企业经济的发展，然而增值税却可以从理论上解决目前存在的这一问题刘鹏宇.“营改增”对房地产开发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7.；

主要是因为增值税在进行征收时必须以增值税发票为主要依据，这样便可以让国家能够更好地针对目前的产业链条实施掌握，以此来减少偷税漏税的问题。由此可见，营业税改增值税对引导我国的经济发展与进一步完善税收制度来说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的。

总的来说“营改增”对于建筑行业的发展仍然还是起到了促进作用的。首先，营改增对于我国规范建筑行业的市场竞争秩序起到一定的控制作用；

其次，营改增可以有效的解决目前重复征税的问题，能够使建筑行业在国内外市场规模的拓展道路上快速提高建筑企业的水平。我们站在投资者的角度来看，营改增是能够减轻税负的，同时还能缩减大量费用，提高企业的营业利润，扩大企业的投资规模；

我们再站在消费者角度来看，营改增能够减低劳务的价格与商品的税额，有利于促进消费，如此便能够促进建筑行业扩大自身的市场规模。营改增能够让出口退税有原本的货物贸易往现在的服务贸易方向拓展，由此形成出口退税的深化效应。

二、“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影响（一）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于1997年6月28日在注册成立，公司主要经营建筑工程施工三级，最初的注册资本为125万元人民币。是一家以房屋建筑承包、各类工程项目承包、地产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和市政勘察设计为主要业务的企业，如今已经发展壮大成为了房地产企业中的佼佼者。

2.盈利情况 表1 2013年－2016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利润表 单位：亿元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收入 6.22 7.92 9.12 9.36 营业成本 4.61 5.85 8.04 8.43 营业税金及附加 0.41 0.54 0.66 0.68 财务费用 0.15 0.13 0.15 0.23 管理费用 0.13 0.17 0.16 0.20 资产减值损失 0.01 0.05 0.04 0.13 营业利润 0.15 0.19 0.33 0.12 利润总额 0.15 0.17 0.32 0.11 所得税 0.04 0.06 0.08 0.05 净利润 0.12 0.14 0.25 0.10 由上表1的数据可看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2013-2015年营业收入平均増长率基本上在20%-30%之间波动，但是2015年到2016年的増长率却仅仅只有2.6%，由此说明在建筑行业2016年中企业的经营情况不是很乐观，通过计算2013年-2016年的营业利润率来看依次为1.32%、1.14%、1.76%、0.57%，通过上述数据可知建筑企业前三年的发展都还比较稳定，到2016年利润率大幅下滑，连1%都不到，企业的盈利能力处于恶化下滑的状态。但是从整体来看好企业的其他各项费用都还保持着处于増长的状态，利润总额没很明显的变化，从而自义定程度上压缩了企业的利润成长空间赵翔宇.“营改增”对A建筑公司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沈阳工业大学，2017.。

3.纳税情况 有下表2.2中的数据来看，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主要缴纳的税种集中在营业税及附加上。就2016年全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累计缴纳的税额就有6003.58万元，实际上交5493.50万元。其中营业税就达到了4429.06万元，占到了公司全年总纳税额的74%；

企业所得税597.67万元占公司全年总纳税额的10%；

城建维护建设税及教育费附加总计520.2万元，占全年总纳税额的8.7%。

表2 2013-2016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应缴税费表 单位：万元 税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营业税 2112.36 2973.17 3579.65 4429.06 资源税 0 0.13 23.69 35.70 城市维护建设税 196.21 231.28 278.56 300.65 教育费附加 114.07 148.37 186.98 219.55 企业所得税 396.61 528.57 787.98 597.67 其他 48.87 110.33 232.82 420.95 由上表2的数据可看出，企业主要缴纳的税种为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企业所得税这四种，这四种缴纳的税额总计占到了全年税收总额的90%以上，当然营业税还是最主要的组成主体，单项纳税就占到了74%。

（二）“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税负变化的影响 1.商品混凝土等材料可能会增加企业税负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施工时所购进的主要材料（如水泥、钢材、沙料、石材等），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这些材料基本上都是从哪些大企业处购进来的，因此能取得相应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所以能够用于进项税额抵扣；

但是在他们在施工中用到的混凝土和一些其他的材料，在进行税款的抵扣时是不符合抵扣的规定的。混凝土（只指以水泥为原料生产出来的混凝土）、建筑施工和生产用到的建筑材料（如砂、土、石料等），都是通过公司自己采掘出来的，以此用这些材料来生产建筑所用的砖、石灰、瓦等材料。但是这些产品，基本上都是工程项目中十分重要的材料，在工程造价中占据的权重比例很大魏迪狄.“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广东财经大学，2017.。假设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购进上述材料时可以取得相应的增值税发票，那么就可以抵扣掉 6%的进项税率，然而建筑企业增值税平均销项税率基本上在11%，也就是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买进以上材料将会增加5%的纳税成本，进而增加了伟厦公司的实际纳税负担，挤占利润的成长空间。最关键的是现在生产混凝土的企业还在使用以往的普通发票，导致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买入混凝土时也不能进行税款的抵扣。

2.新近购置固定资产少的企业税负可能增加 建筑企业实施“营改增”后，如果企业原来已购进的固定资产多，或者因企业自身生产经营状况等各方原因新近购置固定资产少，就会导致在销项税款一定的情况下造成可以抵扣的增值税进项税款小，从而造成应缴纳税款大的情况。企业由于自己施工设备少而需要由外部承租机械设备时，由一般纳税人企业的动产租赁公司租赁设备，可取增值税率为17%的专用发票进行税款抵扣。如果由小规模的动产租赁公司租赁设备，取的发票不可抵扣。新的税制改革将对施工设备租赁业的生存和发展是一种挑战。租赁业现有资产没有增值税进项税，而租赁收入产生的销项税，因没有可抵扣税款，将承担17%的高额增值税税负。目前租赁业利润率普遍较低，租赁企业在无利可图的情况下，必然放弃增值税一般纳税人资格，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或个体户，只缴纳3%的增值税。一旦租赁业转为小规模纳税人，施工企业可抵扣的进项税额将势必减少，从而加大施工企业实际纳税额，增加建筑企业税负。

3.可能增加建筑劳务费税负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中进行施工的人工劳务费所占据了总建筑工程造价的25%左右，但是工人们基本上都主要来自于那些较为专业的建筑劳务企业和一些相对零散的农民工。我们综合来看，那些建筑劳务公司作为整个建筑行业的组成部分，为那些施工企业提供专业的建筑劳务人员，所获得的劳务收入需要按11%的额度缴纳增值税，但是没有多少能够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而那些劳务公司基本上都是微利企业，如果还要承担这么沉重的纳税压力的话，势必走向破产，或者是将一部分税负转嫁到劳务服务的对象上去。除此之外，临时工提供那一部分劳务产生的人工费，也是不能开具增值税发票的，从而也无法抵扣进项税额，将会大大增加建筑施工企业在人工费用上的负担 王丽艳，钦婷婷.“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影响与对策分析--以重庆建工集团为例[J].价值工程，2017，(13)：25-27.。同时施工企业还有一部分的工地管理人员的工资也不可以进行税款抵扣，一样会增加企业的纳税金额。

4.财税核算现状可能会导致税负增加 其实施工企业和传统生产制造企业相比，他们在业务模式以及客户类型上存在的差异较大，毕竟施工场地基本上分散在全国各地，所以进行相关材料的采购区域及材料的供应商也因此比较分散，再加之现场的人员不是很多、交通也十分的不便，因此每笔采购业务都必须根据现行增值税发票的相关管理模式来开具对应的增值税发票，不及如此，材料发票的数量还十分的庞大，从而对于发票的收集、整理、审核等工作难度都很大、花费的时间也很长。按目前现在实行的税法制度规定，相关的进项发票需要在180天内全部认证，可见其工作的难度有多大。因此往往会因为各种条件影响造成发票在取得和认证时不及时，进而使企业的进项税减少、可能导致企业税负的增加。

（三）“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运作方式的影响 1.“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财务人员的影响 目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是采用营业税税收制度体系，造成企业财务人员对增值税的相关理论和政策比较陌生，更对实际业务操作提出了挑战。增值税的账务处理与现行营业税的记账方法不同，“营改增”后会影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财务报表的数据结构，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财务管理造成影响。“营改增”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必须积极组织相关财务人员学习增值税的相关理论和政策，做好培训工作，培养专业的税务人才，设立相对独立的税收核算及管理部门，做好应对“营改增”的准备工作张佳伦.“营改增”对建筑企业的影响及对策研究[D].云南财经大学，2017.。

2.“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预算编制的影响 增值税其实就是属于价外税的，在目前，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相关的招投标编制制度中，基本上编制目的并是不很明确；

在编制标书的时候也很难精准的预测到在实际施工时能够得到多少的增值税用来进行进项税额的抵扣，从而将进行投标工作时所做的工作变得更加的复杂了。

3.“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合同选择的影响 在增值税中，用来购买材料以及相关机器设备的费用可以通过获得的增值税专用发票来进行相关进项税额的抵扣。在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实际操作中，因为公司存在承包和分包的现象，而且分包商也不统一参差不齐，甚至还有一些连基本的会计核算体系都还没有健全，所以经营部门在进行分包合同签订时一定要认真考虑其能不能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采购部门也必然优先选择那些具有开票资格并能够在一定的期限内开局增值税发票的供应商，将税负合理地转嫁，以此减轻企业自身的负担。

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材料采购的数量一般都很大，实施了营改增之后因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可以通过得到增值税专用发票的方式来抵扣进项税额，所以能够释放出去一部分的利润。众所周知建筑行业是一个以劳务输出为主的这样一个行业，因此能够将释放的这部分利润更好地发挥在员工管理、劳务薪酬、工程质量等方面的改善上，以此进一步提高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核心竞争力。

在进行“营改增”之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不单单只有财务部门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在缴纳的方式以及相关的会计核算上也发生了改变；

对于整个公司的管理来说是一项艰难的挑战，不仅如此，在对于供应商的选择、是否实施主辅分离、或者是否业务进行外包等多个方面都需要进行慎重的思考，也要提出更严格的管理要求，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必须建立和完善纳税管理体系。

三、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应对 “营改增”的措施（一）从思想上主动接受 “营改增” 想要在心理与精神上无抵触地接受“营改增”体制的转变。首先，我们对其需要有深刻地理解，要清楚的知道营改增对于我国来说是宏观层面的重大事件，中都建筑工程公司需要积极的与之配合。从体制转变的出发点来说，“营改增”这项政策也是国家想要完善我国的税收制度，避免进行双重征税，以及减轻企业税负而采取的政策。换个角度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自身出发，需要企业积极配合，将这一政策更好的落实。其次，当下我国建筑企业的管理上还是以粗放型管理为主，所以根据营改增的变化要求，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所得税的征收方面，可能是有所加重的，但是对于这部分税负只要能够提高企业自身内部的管理力度，进一步提高企业内部管理水平，就能够更好的解决营业税改征增值税后产生的上述问题。

（二）做好纳税筹划工作，减轻企业税负 “营改增”将营业税改为增值税，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提供了巨大的便利，能够有效减轻企业的税负，但是要适应“营改增”政策也需要建筑企业做好相应的纳税筹划工作，以便制定好语气纳税方案，确保建筑企业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实现企业的长远发展。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进行纳税筹划工作中必须先要对“营改增”政策进行全方位的解读，了解政策中的优惠条件，尽可能帮助本企业节省成本，实现企业效益的提高。此外，在纳税筹划中，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还需要以长远的眼光看问题，保证企业的长远利益，结合“营改增”政策促进企业的长期发展。

（三）优化内部管理层级，合理开展税收筹划 一般来说，小规模纳税人的经营规模都比较的小、资金结构上相对较为薄弱，因此这种力量弱小的本质将导致小企业在经营过程的各方面管理与业务处理上显得散乱、不规范。所以说全面实施营改增，对于小企业市场发展的将是一把双刃剑，不管是从企业的管理上看还是在税收的征纳方面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而言，想要要加强企业的财务人员以及市场人员对于增值税发票的认知就必须药进行相关知识的培训，以此来避免由于增值税发票问题而产生的各类问题。与此同时，财务人员自己也必须认识到自身的问题，保证自己的知识水平与目前现行的国家财务、税收制度是一致的，同时与国家新出台的相关财会规定要熟知和了解，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更精准、更全面的财务信息。再者，这次改革也给企业的税收制度的革新带来新的机遇，以此制定出更加适合自己企业的纳税对策以及缴税的方式，以此避免产生部分资金不必要的流出。例如企业在进项税额以及销项税额等方面采取合理的规划与控制，严格按照《增值税暂行条例》中的相关规定对不同进项发票来源进行慎重的审核。企业对发票的管理制度也必须遵守企业自身的财务管理规定，针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相关规定，企业也应当灵活的选择。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还应设置一个统一的管理部门，专门管理施工设备、建筑材料、劳务等工作，在采购环节严格把关，尤其是供货商的资质，在与其签订合同时能够尽可能的使其进项税额抵扣，达到降低负债总额的目的。

（四）改进企业会计核算，加强企业管理 “营改增”政策对于建筑企业的影响较大，这种影响不仅仅表现其企业的长期发展上，还表现在企业的具体管理上，尤其是企业的财务管理上。“营改增”政策对建筑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内容、形式和方法等均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例如，“营改增”政策下建筑企业的会计核算方式发生了变化，进项税额、销项税额等发生了变化，计税方式发生了变化，纳税筹划中应该要考虑的内容和抵扣项等也发生了变化。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财务会计人员如果依然采用过去的财务会计方式进行核算和预算，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和法律危害。因此，新时期建筑企业的财务会计人员必须要就“营改增”政策的有关内容进行透彻得了解和分析，准确把握新时期纳税的内容和国家对建筑企业纳税的要求，把握正确的财务预算和核算方向。此外，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还需要加强对专业技能的培训，学习新的计税方式和方法，以提高会计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因此，建筑企业需要加强对财务会计人员的培训，提高人员的专业素质，保证“营改增”背景下企业的财务管理质量，利用“营改增”政策的优惠帮助降低企业的税负，促进企业的更好发展。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要急剧加强其税务管理力量，适当的建立和健全企业内部相关的税收核算工作机构，对于税务管理相关工作人员的数量可以适当补充。

四、结语 建筑企业“营改增”是行业改革的关键点。同时也只有建筑企业开始纳入“营改增”之后，房屋建筑物的抵扣才能够变得顺理成章，进而才能进一步改善我国目前增值税制度，促进我国税制的改革。

“营改增”的施行，能够为各类企业创造出公平的税收环境，使它们能够在公平的平台上更好、更充分地竞争。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税收负担的改革特别突出了其调节资源配置和进行宏观指导的作用。对于企业来说，通过“营改增”实现降低税负，能够在短期内降低运营成本，刺激企业更多的购买应税服务和劳务，改善甚至购买新的不动产。“营改增”有利于推进企业的内部管理和改革，加强企业对经济核算的重点关注和对税法的透彻理解，从而提高企业的税收合法、合规性。

建筑企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之一，对其实施“营改增”改革是我国税制改革的关键点。

作为第二产业，建筑企业存在很多与其相关联的上、下游行业，因此，只有将建筑企业放在“营改增”改革的浪潮中，才能充分发挥增值税的中性作用。本文选取中都建筑工程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在收集整理公司2013-2016年的财务报告数据资料的基础上，通过数据测算、比较分析，理论上得出了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施行“营改增”改革后税负下降的结论。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缴纳增值税虽然能够降低税负，但对公司的管理水平要求很高。实施“营改增”之后，中都建筑工程公司在增值税税制管理下存在诸多不适应性。本文分别从这四个方面深入分析了“营改增”对中都建筑工程公司的影响，并为该公司提出了“营改增”改革的应对策略和改进的建议。

建筑企业“营改增”初期，由于公司对增值税政策掌握不充分，处于迷茫状态，尽管经过理论上的测算，公司在“营改增”后税负会下降，但由于进项抵扣等因素，实际与测算会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中都建筑工程公司要加强人员培训，使相关人员尽快系统、全面地掌握增值税新政策，从而能够充分利用国家在过渡期提供的优惠政策，使公司尽快适应新的税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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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旅游交通对旅游业发展影响-以张家界为例

一、旅游交通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地位分析

(一)交通在旅游业发展中的功能

旅游业已成为增强区域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岗位的最活跃力量,而交通业作为经济发展的基础性先导产业,是旅游业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对旅游资源的开发、旅游服务质量的提高等都具有重要意义。西部地区交通发展的滞后,已经成为当地旅游产业快速发展的瓶颈。旅游功能结构系统包括三部分:旅游客源地,主要是现有及潜在的旅游者;旅游目的地,主要是旅游直接服务商;旅游交通,主要是交通设施及服务等。三者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其中旅游交通作为旅游通道的物质主体,是连接旅游目的地和旅游客源地的重要纽带,是完成游客、信息在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间的流动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旅游交通对旅游客源地与目的地空间相互作用的产生及旅游客流的实现与促进等,都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

(二)交通是旅游业的重要组成

旅游交通业是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的主要时间和费用消耗,并与旅行社业、旅游饭店业共同组成了狭义旅游业的三大支柱。交通耗时是旅游的主要时间消耗。交通耗时虽与所选交通方式及其交通条件的质量及服务水平的高低有关,也因旅游线路和内容不同而异,但占旅游总耗时比例相当大。特别是我国西部地区,由于交通设施不发达,游客到达这些地区需花费大量的时间。交通费用是旅游的主要费用消耗。尽管交通支出由于所选交通方式不同、服务水平高低等原因会有差异,但对长途游客来说仍然是所有食、宿、行、游四大项支出中比例最大的一项。旅游交通业已经成为我国旅游收入和旅游创汇的重要来源。据相关统计资料,近年来旅游交通收入在旅游外汇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直保持在25%以上。以张家界为例,旅游外汇总收入中交通收入的比例一直在27%以上,最高年份甚至达到了40%以上。(三)交通对旅游业的促进与制约

交通作为旅游活动中时间和费用消耗最大的一项,是消费者在旅游目的地的选择中的主要影响要素,进而会影响到旅游资源的开发和整个旅游产业的发展。交通的便利与否直接影响旅游者对旅游目的地的选择和旅游日程的安排,道路质量的优劣更关系到游客的旅游经历和心情,极大地影响旅游者整个旅行的质量和满意度。旅游资源潜力的开发,必须以快捷便利的交通做后盾。由于旅游资源依赖旅游者光顾而产生效益,没有安全便捷的交通,就不可能有规模化和长期发展的旅游经济,所以,交通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大小,决定着旅游资源开发的效益。旅游活动一般是以景点为节点,以交通线路为连线而形成闭合系统,区域旅游交通和其他基础设施将对整个区域旅游产业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交通条件将直接影响旅游的客源、收入及其可持续发展。

(二)张家界交通改善对旅游业发展的促进

张家界作为一个拥有丰富旅游资源的旅游城市,交通业的发展对当地旅游的影响更为明显。张家界以旅游立市,在当地政府的努力下,旅游业取得了长足的展。和全国一样,除了在2003年因为“非典”的影响而导致旅游业出现负增长以外,其他年份旅游业都保持了快速的增长。2007年旅游人次和旅游收入基本都已达到2000年的4倍以上,其中2007年旅游外汇收入甚至达到2000年的7倍以上。受山地地形影响，张家界市政府在努力做好铁路与航空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山地公路的修建与维护。“两路”开通，更是给张家界旅游业带来了巨大生机。“两路”是指横穿武陵山区的沪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和沪汉蓉高铁宜昌至万州段。其中，沪渝高速宜昌至恩施段已于2009年全线通车；宜万铁路已被铁道部批准开“和谐号”动车组，已于2010年底通车。“两路”作为国家规划的“四纵四横”快速客运骨架，其开通将会为武陵山区旅游业发展插上腾飞的翅膀。旅游交通的改善对张家界市旅游业到底有什么样的具体影响?会带来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一)“两路”的开通，改变了张家界的交通区位，极大提高张家界旅游业的可进入性。张家界市处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心脏位置，具有承东启西接南势，理论上是东中部与西部地区以及珠三角经济圈与成渝都市圈直线交通的必经之地。但这里崇山峻岭、峰峦叠嶂，加上湘鄂渝黔四省边区行政分割，很多高速公路与铁路在这里成了断头路，无法直通。比如上海与成都之间的快车，要绕道安康或西安；上海与重庆间的列车则需绕道湖南怀化。“两路”的开通则大：大提高了张家界市的可进入性，使其区位优势得到发挥。首先，“两路”是我国重要的东西主干线，它使得东中部与西部地区真正高速直达，使武陵山区东进西出变得畅通无阻。其次，“两路”的开通标志着在该地区修建公路和铁路所面临的一系列技术性难题迎刃而解，这为已经纳入规划的安张常、黔张常铁路项目及其它高速公路项目的顺利完成打下了基础。安张常铁路是西部地区通往华南地区的南北通道；黔张常铁路是连接长株潭城市群与成渝都市圈的直线通道。“两路”等系列项目的开通，将使武陵山区形成东进西出、南下北上的现代化交通网络。

(二)“两路”的开通，大大拓展了客源市场，有利于张家界旅游业融入全国市场。

“两路”开通大大降低了旅游的时间成本，提高了旅游的舒适度，增强了张家界市旅游业的吸引力。“两路”开通后，上海到重庆全程只需1O个小时，沿线城市及其周边地区通过“两路”进入张家界武陵山区所需要时间不到5个小时，这些地区将成为张家界旅游业巨大的客源市场。特别是“两路”把武汉城市圈、长三角城市群、成渝都市圈等重要区域串联起来了，大大充实了张家界旅游业的主体客源市场。武汉城市圈本身是一个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而且又是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是张家界旅游的重要客源地。长三角城市群是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城乡居民收入高，购买力强，是全国最大、最有实力的旅游客源市场之一。成渝都市圈是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正在快速发展，经济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也是一个巨大的潜在客源市场。此外，“两路”的开通还加强了张家界与三峡、等全国著名旅游目的地之间的客源联系。总．之，作为旅游业发展的先决条件，“两路”的开通使得张家界市与上述地区实现了旅游区位、客源市场的直接对接，客源市场得到了大大拓展，张家界旅游业将可以成功融人到全国乃至国际旅游市场中。

(三)“两路”的开通，有利于张家界市及其与周边旅游目的地的资源整合，增强了武陵山区旅游业的吸引力与竞争力“武陵山经济协作区”旅游资源具有原生态自然山水、原创性民族文化、原本性古城古寨、原真性民族风情的特点，发展潜力巨大。但由四省区统辖，必须整合区域资源、共建共享旅游市场。“两路”的开通极大地强化了区域之间的的交通联系，促进了整个张家界市的旅游资源开发与整合，使其旅游吸引力与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同时，“两路”的开通把武陵山经济协作区与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长江三峡旅游、三国文化旅游等著名旅游资源串联起来了，为合作提供了现实条件。它们具有很好的互补性，可以进行有效的整合。此外，“两路”使张家界以高速和高铁直线连通武汉这个全国重要交通枢纽和旅游集散中心，将有力地吸引全国各地的客源流向武陵山区，极大地促进张家界旅游产品的开发和组合，也必将推动张家界市旅游业快速发展。

(四)“两路”的开通，有利于张家界市改善旅游形象和投资环境，促进旅游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作为国家东西交通主干线，现代化“两路”从武陵山区横穿而过，将极大地改变武陵山区山高路险、老少边穷的落后形象。“两路”每天承载着大量的旅客东进西出，通过流动的客流，通过口碑相传，可极大地提升了张家界旅游的知名度、影响力，大大提升了区域旅游形象。另外，“两路”的开通，必将带动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的迅速增加，有利于张家界吸引各种发展要素的聚集。首先，旅游区位的改善会直接吸引更多更好的旅游项目与发展资金，促进旅游产业快速升级。其次，“两路”的开通为区域经济合作与产业布局带来机遇，有利于张家界积极承接东部沿海产业转移。“两路”开通产生的强大网络效应，会直接辐射张家界各县镇，促使其旅游业与特色产业经营的时间与空间都得到拓展，从而拉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总之，“两路”的开通，为张家界市旅游业快速发展了极好的契机，但同时也带来许多挑战。政府及旅游从业人员应抢抓机遇，积极应对，促进旅游业超速发展。

三、张家界地区旅游交通发展存在的问题以及对旅游业的影响

(一)交通业发展严重滞后于旅游发展

虽然经过多年的发展,张家界地区的交通状况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还存在很大的差距,仍不能满足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从而制约了旅游业的发展。(二)交通设施建设规划欠科学

由于建设资金有限,张家界地区旅游交通开发过程中往往只注重缩短空间距离、节约直接成本,而忽视长远可持续发展的需要,造成旅游交通建设中忽视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保护,对景区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在旅游景区交通建设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景区内交通线路规划往往为方便游人行走与车辆通行而造成对景观整体美和环境和谐的毁灭性破坏,如炸毁山体、毁坏植被、硬化路面,允许车辆大量进入,盲目修建索道,旅游交通标识设计与设置不合理、交通线路设计不符合旅游活动规律等,如张家界的观光电梯就是因为破坏了自然风貌的完整与和谐而遭到了旅游专家的批评。(三)交通设施质量较差

张家界地区不少景点专用交通道路质量差,使旅游景区的可进入性较低,尤其在节假日和双休日期间,旅游交通运力不能满足需求,出现游客买票难,乘车难,“进不去、出不来”等交通难题,主要是因为:(1)旅游交通主骨架已基本形成,但交通密度不高,特别是高等级公路严重偏少,通达深度低,路网整体服务功能低下。张家界高等级公路比例一直偏低,即使是四级以上公路的比例也较低,高速公路更是直到2007年底才有87公里,第七次铁路大提速后经过张家界的列车速度也没有多少改善。(2)公路抗灾能力弱,失养严重,通行能力差。同时旅游交通形式往往比较单一,交通体系不完善、不合理、不健全,急需全方位的提升。(四)旅游交通建设资金严重匮乏旅游交通的发展所需资金规模较大,发展资金不足己成为制约旅游交通发展的较为重要的因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张家界地区财政比较困难,交通设施的投入比较少其次,社会资金对交通建设缺乏积极性,由于追逐立竿见影的投资回报,造成张家界地区交通设施建设难以募集到社会资金,旅游交通资金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张家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五)交通服务质量亟待提高

虽然旅游交通的硬件设施不断得到改善,但张家界地区从业人员的素质和专业水平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提高,如不少景区出租车行业存在的宰客、拒载等情况,长途车普遍存在着诸如经常不能准时客运、不能向旅游者提供准确和全面的信息服务、不能向旅游者提供优质旅游项目服务等。交通服务问题使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忙于应付服务纠纷,无法感受到旅游的愉悦,严重影响游客得满意度,损害了旅游运营商和旅游目的地的形象,并最终影响到张家界地区旅游业的发展。(六)交通管理水平较低

张家界地区交通部门的管理水平还比较低下,主要表现在:数字化管理还相对滞后,客观上限制了旅游者及时、有序的出游活动;旅游交通建设中,各旅游交通、旅游部门各自为政,旅游区的整体形象受到损害;旅游区管理体制导致交通管理障碍,张家界地区不少景点因为多头管理的问题而相互扯皮,严重地制约了交通服务质量的提高，给广大游客留下了不好的印象，这都旅游业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

第五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成效是不容质疑的，然而，人们目前担心或诟病最多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财力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导致的乡镇财政的拮据，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势必最终会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许多人因此

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的缺口和债务问题，乡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向农民“伸手”，这样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避免不了要走历史的老路，就像唐代杨炎的两税制改革、宋时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初雍正的摊丁入亩一样，初时“向来丛弊为之一清”，时间一久难免“积累莫返之害”而归于失败。很显然，这些担心和忧虑，还是就事论事地局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连带效应缺乏足够清晰、全面和深远的认识。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就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构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年还只有，年增至，年则上升到。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以上，甚至达到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某年安徽省三个乡

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镇乡镇

⒈财政税收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

⒉地税收入

⒊国税收入（其中上交）（其中上交）（其中上交）

注：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亩；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亩；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某年月日、月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某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亿元，比改革前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万元（可参考表）。

表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年）改革后（某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

屠宰税―

合计

注：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万元，合计财政收入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万元，民政优抚万元，计划生育万元，工作经费万元，至少需要万元，收支相差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万元），改革后只有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万元），减幅达。某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万元。又如皖南的乡，改革前（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万元，乡统筹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万元，改革后（某年）农业税万元，农业特产税万元，土地有偿收入万元，企业管理费万元，其他收入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万元，实际可用收入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某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主权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主权，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Ｋ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Ｕ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乡镇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进行，就必须适时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即按照宪政的理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