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需要不断的再审视（共5则）

第一篇：历史需要不断的再审视

历史需要不断的再审视

〔摘要〕 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结合已有历史档案和最新发掘的历史材料，在研究义和团运动的起源过程中客观分析了这场运动的潮流，时代背景，发生的原因以及这场运动发展的逻辑性。在此基础上，作者重点分析了这场运动对中国社会和法制的巨大影响和冲击。

〔关键词〕 起源；社会；法制；义和团运动

〔中图分类号〕 K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689（2015）01-0080-05

1899―1900年间的义和团运动可谓规模空前、影响深远，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们关注的一大焦点。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先生自上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搜集和整理浩瀚的史料，通过梳理浩繁的资料，他整理并提炼出自己对于义和团运动爆发原因的历史解释，并出版了《义和团运动的起源》一书。该书内容与国内学者研究视角不同，读来令人耳目一新，回味无穷。

一、与众不同的起源说和

当时中国的国情

周锡瑞的著作在第一部分论述了义和团运动的“基因”――即地理、社会、文化、历史背景等，这就为读者宏观理解1899-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构建了细致的历史场景。接着，作者就学界各种义和团源流说法进行了评述，重点区别了义和团与白莲教、大刀会、冠县“义和拳”、梅花拳等等民间宗教或秘密会社的异同，并着重指出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源流与上述这些组织的发展联系在一起明显具有牵强附会之嫌。在做了如上辨析之后，周锡瑞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即鲁西北的“神拳”才应当是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正根”。为证是说，作者引用了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大量奏章以及山东大学历史系师生于上世纪60年代在山东农村所搜集的口述历史资料，还包括一些外国传教士的回忆录、山东教案等。接着他又详细阐明了影响广泛至京津的义和团运动缘何起之迅猛，以及较之以往近几十年来所发生的各类农民运动的不同之处――即没有严格组织、没有统一领袖还可以发展蔓延如此之快，其发展规模和速度远远超过了历次的白莲教、拳会的起义。更令人称奇的是，这场规模远达数百万之众的义和团运动却仅仅维持了不到两年旋即被剿灭。史学界传统的观点将其根源归咎于清军与外国联军的联合绞杀，然而作者却将这场运动期间双方的伤亡数字与百十万的义和团人数来进行横向对比，提出了外部绞杀并不能为义和团的转瞬即逝提供充足的理由。依作者看来，义和团运动本身所鼓吹的“仙出洞，神下山，附着人体把拳传”，“降神附体”及“刀枪不入”的宗教仪式以及封建迷信自身的致命基因缺陷才使得这场规模浩大的农民运动来去匆匆，转瞬即逝。

中国学者历来重视和强调对历史事件和其历史意义进行综合评价。因此，在肯定和否定义和团运动方面国内史学家便有了长久不衰的热烈争论。中国主流的历史观点一直如是评价义和团运动：它是一场伟大的反帝爱国的群众运动，是一场由落后的、封建的农民发起的民族爱国运动；在这场运动中，中国人民顽强地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这一历史评价也决定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均坚持认为义和团运动起源是出自其“组织源流”，即义和团开始成立自己的秘密团队和乡间组织。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范文澜、陈湛若等均坚持这一观点，并且都认为民间教门、拳棒结社以及后来的祖师会、大刀会、义和拳都是义和团运动的渊源。

然而，义和团运动的渊源和其渊源地密不可分。从整个华北地区实际情况来看，山东的文化、地理和社会结构就有其独特之处。该地区人口众多、地区间差异大、大运河、黄河造成的土地问题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文化和结构、自然条件等均决定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具有其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以义和团爆发的核心地带鲁西北来看，黄河的历次改道均造成当地农民损失惨重；而清末无论太平天国运动抑或捻军起义均在鲁西北与清军进行过生死搏斗，很显然该地区在遭受自然灾害的同时又饱受战争创伤；再者，该地区拥有大片不宜耕种的盐碱地，旱灾、水灾又致使当地农业生产力水平极为低下；在这样恶劣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中等地主阶层势力也甚是衰弱，从而造成长时期的人口迁移和流动，这严重削弱了山东村庄的内在凝聚力。[1] 面对日常生活、社会生产乃至上层建筑等各个领域发生的变化，读书人显然不能专心伏案攻读，启迪教化，因而传统社会中维系村庄和谐稳定的士绅阶层力量开始逐渐衰弱。在此社会经济现状的影响下，其它社会问题接踵而至：千百年来一直依靠儒家学说维系社会统治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晚清政府也面临着广大鲁东地区封建卫道士和等级制度宣扬者的严重缺位的威胁；随着清末社会儒家道德教化的力量逐渐衰弱，使得各种与儒家纲常礼教相差迥异的“异端”和“邪教思想”在这一地区广为流传。而儒家学说要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主张把个人礼仪上升为社会制度，依靠个人对礼仪和礼节的敬畏与尊重形成一种朴素而自然的道德观念，进而发挥维系和稳定的社会关系和谐的巨大功能。作者在书中亦指出：儒家学说的思想亦即“强调以儒家所宣扬的封建伦理道德与纲常礼教，作为调整人们日常生产和生活及各种社会关系的基本原则，要求人们主动、自觉的予以遵守，以便使民众‘晓于礼谊而耻犯其上’，从而达到减少犯罪以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至此，儒家纲常礼仪维护社会秩序的功能已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人口众多的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这也成为后来义和团入教仪中“刀枪不入”受到广泛信任的一大社会原因。

二、义和团运动和内外宗教的关系

周锡瑞还在书中详细描述了地方宗教信仰和外国宗教势力与这场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关系。山东民间秘密宗教历史由来已久，早在周朝时，鲁北的齐国即以出巫师著称（齐巫）。[1] 到晚清年间，官方的儒教意识形态与民间秘密宗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官方一直试图镇压并铲除“异端”思想，强力推行儒教的教化。中日甲午战争惨败后，满清政府将其主要注意力转向军事抵抗洋人入侵，对意识形态的抵制较之前有所放松。加之外国传教士在华传教逐渐变得合法化，“异端”得以盛行也与这场运动爆发密切相关。

此外，山东当地的各种民间组织长期存在。关于习武的风气，早在宋朝时（960-1279），山东人就以勇敢好武而名扬华夏。[1] 四大名著之一《水浒传》中的水泊梁山即位于鲁西南。然而这种以“好义”著称的“见义勇为”也极易使他们变成霍布斯鲍姆所说的那种“社会盗匪”。[2]在鲁西南地区由于各自然村落地主势力比较强大，各村将练拳青年编入自卫团体，有效地抵御了流匪的侵袭。在某些社会组织破碎的地区，练拳者则多加入盗匪队伍以图糊口。习武之风盛行造就了当地了剽悍的民风，这样的风气也是引发教民冲突的一大原因。

还有，山东当地洋教势力逐渐扩张。随着西方列强入侵登录中国的“洋教”在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中处于风口浪尖的位置，这是因为义和团公开打出的旗号“扶清灭洋”中的“灭洋”在初期即是剑指“洋教”。在山东活动的“洋教”主要是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19世纪末期发生在山东境内的“巨野教案”给了德国人一个霸占山东的借口，于是，在传教士的热情推动和本国政府的支持下，德国的天主教圣言会的势力在山东迅速扩展。然而，传教事业一波三折，困难重重。这是因为若想让没有接受教育尤其是没有接受过任何西方文化熏陶过的中国旧式农民接受天主教和基督教，其困难可想而知。后来，天主教传教士为扩张其势力开始在山东当地充当讼师，主动帮助当地教徒和信众进行诉讼。由此开始，当地入教的人数开始猛增。[1]此外，传教士利用与本国大使馆的联系，并通过总理衙门向地方政府施压，干扰正常的司法程序，帮助教徒打赢官司。这样一来，当地民众为了寻求教会司法的庇护，甚至出现了整个村庄都要求加入洋教。这样以来，中国教徒逐渐依附于教会组织，从而形成了“国中之国”，这些享受“治外法权”的教徒们实际上脱离了正常的满清政府的行政和司法管辖。“他们（罗马天主教传教士）否认中国官员对当地基督徒的管辖权，实际上就使这批人摆脱了地方官员对他们的管理，使他们不受法律的惩罚，因而导致认为有利可图的不法之徒乘机加入天主教会。”[1]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不法之徒为了逃脱清朝律令所给予其应有的制裁而借机加入洋教，这才使得愈来愈多的民众对外国教会心生怨恨，教民与村民的矛盾由此而生。日后这一社会矛盾的不断加深乃至激化，也可在义和团爆发伊始所提倡的“扶清灭洋”的口号上可见一斑。

周锡瑞在对比分析了1899-1900年义和团运动与此前的白莲教起义、大刀会、义和拳等宗教组织的区别时发现，实际上操控义和团起义的并非是一套严格的制度体系，也没有以前农民起义所具有的明确的权威领导。山东民间的“师傅”往往聚集在村中的晒谷场、市集等的拳场上，他们通过一系列念咒、吞符等仪式使得被施“法术”者被神“附身”，然后被施“法术”者向众人展示其“刀枪不入”的盖世神功，而实际上这只是中国传统武术中的硬气功所展示的内容。在这种封建宗教的感召和鼓动下，众多青年农民开始拜师学习这种“神拳”以图“刀枪不入”。直至后来义和团与清军以及后来的外国联军发生武装冲突时，这种所谓的“刀枪不入”的神话旋即破灭，义和团成员的伤亡惨重。此时，一些会医术的拳师却将这一现象解释为“只不过是疲劳而已”；当伤势严重不治身亡时则一律归罪于违犯了义和团的纪律，通常被指控为“偷东西”。此外，他们还将影响法术“失灵”的原因归咎于附近有妇女，因为北方封建传统历来认为妇女生来就“不洁”，因而败坏了其法术[1]。由于“刀枪不入”主要靠附“神”而不是附“身”，因而朝廷在初期试图镇压义和团的过激行动时认为，采取过去平息大刀会、白莲教的方法杀掉几个首领就能够有效疏散这些“暴民”。然而，这种已经神话了的地方宗教势力至此已羽翼丰满，民间宗教的鼓动性和号召力决定了这场运动自爆发伊始即规模空前。以至于后来义和团首领赵三多多次当面劝拳民解散回家，却屡屡不见拳民运动有所消散的迹象。并且，这场运动往往是此起彼伏式的在各处蔓延，不断消长，并逐渐由鲁西北向直隶、京津等地蔓延。而且，直隶的义和团往往是当地农民的自生产物，并无多少外地义和团前来发起组织，而是当地民众依照山东的“刀枪不入”仪式产生出新的拳民，这也是此前未曾有过的全新现象。在义和团发展至京津地区时则不同，大量拳民从农村涌入城里，但纪律始终良好。

三、作者著作中的三大新颖观点

（一）天主教会对中国司法制度的破坏

在书中作者不吝笔墨，重点论述了清末教民冲突的起源以及传教士如何乐于通过包揽词讼来吸引村民入教，这一点与西方传统史学家大肆颂扬“传教士传播西方文明”这一丰功伟绩的观点迥然不同。众所周知，义和团运动最初和最主要的目标就是“扶清灭洋”，他们打击的目标并非西方列强对华的经济掠夺，而是重点针对“洋教”――传教士及中国洋教徒。而这一问题的关键在于，传教士在此名似“律师”，却并不遵照清廷律法进行诉讼。相反，他们通过本国的外交机构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施加压力，迫使清政府中央国家机关动用行政手段干预地方的正常司法程序。这种不问是非曲直、不遵照清廷律例而完全以入教与否为断案标准的审判局面事实上使满清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丧失了其本应发挥的调节社会矛盾的作用，从而进一步激化了洋教与民众的矛盾冲突。由此，洋教教徒队伍构成日渐良莠不齐，鱼龙混杂，其中更是不乏各种游手好闲、寻衅滋事者。加之，教会为了盲目扩大其影响力而不加区别的袒护教徒，这就严重干扰世俗生活，破坏了原有的社会法制秩序和伦理观念。于是，民众的激愤情绪不可避免的转向洋教和洋教徒，从而导致教徒和普通民众之间的冲突的日渐升级。

清末，以天主教为首的其它西方宗教在中华大地的传播无疑践踏了满清政府正常的司法制度。作为西方史学家，周锡瑞能够勇敢承认并坦然揭露这一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侵略本质是难能可贵的。但是应指出的是他在书中接近于完全否定当时的西方宗教，这一点也是有失偏颇。历史事实表明，当时鲁西北地区也有不少农民加入洋教多是因为西方教堂和传教士可以庇佑他们及家人的人身安危，从而躲避满清政府的司法腐败处的迫害。此外，当时西方宗教所宣扬的“上帝拯救灵魂，保佑步入天堂”的宗教教义正好迎合了多数遭受苦难折磨的民众实现心理和心灵上的救赎。此外，传教士对遭受自然灾害的难民实施一定的经济救助也使得部分农民志愿加入洋教，这在一定程度上对保护当地灾民也发挥着积极的意义。

（二）对广泛社会群体性革命的担忧

美国历史学家周锡瑞能够从清末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历史中清楚看到中华民族主义精神的觉醒，并且指出了义和团运动对满清封建政府在延缓灭亡、激烈变革方面发挥的巨大推动作用。自此之后，满清政府和地方乡绅逐渐意识到农民力量的壮大并开始担忧群体性革命。此外，作者也能从义和团运动的历史考察中看出这场农民运动与之后的革命运动之间的密切关系。

在本书的最后作者写道：“城市改良派精英，甚至许多革命者也和袁世凯一样对中国广大农民持怀疑态度。义和团运动显示，一旦广大群众的能量得到最大的释放，中国的革命浪潮必然气势恢宏。鉴于义和团运动的所体现出的农民运动的威力，清政府一直努力镇压甚至不惜联合西方共同镇压义和团运动。而自此之后的历次反封建革命和农民运动都充分表明，革命者看到了广大农村和农民那里蕴藏着一场席卷中国的大风暴，只有农民才真正敢于点燃火种，燃起另一场燎原烈火[1]。

（三）对“异端”的思考

“异端”一词曾风行于西欧的中世纪教会统治时期。教会组织的宗教裁判所可以判决某人或某一对上帝的解释或理解而称为“异端”，轻者被判破门，重者则绞死或烧死。这种针对“异端”的裁判尺度难以把握，因此经常成为教权与俗权政治斗争的有力武器，可以干净利落的消灭异见。在中国古代，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自秦朝以后销声匿迹，各种“想法”被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其它均遭“罢黜”。但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教会的“整齐划一”在启蒙运动中土崩瓦解，个人价值重新受到重视，其中对异见者的尊重和保护开始受到重视，并在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开始凸显。

而中国直至英国人的坚船利炮打开天朝大门时依旧保持着儒家一统天下的格局，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对的是，民间的秘密宗教和会社团体等长盛不衰。而满清政府一直对这类“异端”采取毫不犹豫的剿灭政策。在义和团运动中我们可以看到清政府的镇压在没有起到意料中的效果之后，这种民间“异端”思想此起彼落，不断推陈出新。而且强势镇压还使得某些原本公开的民间宗教活动转入地下，反而更加难以控制。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怪异现象，即清政府一直试图“统一”思想，而思想却从未被真正“统一”。事实表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西方人在解决这个问题时主动承认了人的差异性，并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和平等的舞台，而不是一味的消灭和掩盖。这样的开放式社会反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异端”而引发社会动荡，形成了真正的“和而不同”。四、一部“鲜活”的历史著作

本书作者周锡瑞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在这部凸显实证主义风格的著作中，作者彰显了其扎实的史学功底和严谨的求实态度。通常我们所见到的西方史学家的著作多会采用“由上向下看”的角度来俯视这些历史舞台上的“主角”们，并赋予这些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浓重的西方意识形态色彩。而本书作者通过整理大量当事人的口述资料、当时的奏章、上谕、小官员以及传教士的回忆录等重建历史场景，揭示了不同于中国和外国史学家所一贯坚持的“组织源流”说，而是独辟蹊径的提出了义和团运动的根源，是这场运动的爆发地鲁西南民间的文化风俗和地方政治经济状况。作者采用了西方学者研究社会运动惯用的方法，将中国学者的组织学说细化和深化，将“组织”细化到当地的风俗和文化，而又将其渊源深化为当地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状况。其中，作者更是详细指出义和团运动缘何首先出现在鲁西地区爆发。

其次，作者在考察义和团运动的渊源时指出了西方宗教尤其是基督教和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密切关系，并在此基础上指出了基督教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爆发最直接的原因和导火索。但是，在对西方宗教的历史考察中，作者仅仅强调了西方宗教对满清政府司法秩序的干扰和践踏。然而，随着西方列强入侵清政府，西方传教士开始大量囤积土地，雇佣农民耕种并且强迫收缴高额税收，逐渐获得了巨额财富；此外，传教士包庇少数暴民，把治外法权延伸到教民享有，从政治上践踏了满清政府的执政权威；还有，传教士利用自身在中国从事翻译、行医和执教的便利条件，为本国侵略者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和秘密信息。这些历史事实均表明西方宗教不仅干扰了清政府的司法制度，也对清政府的经济、文化和军事等方面造成了巨大的破坏，这也是造成义和团运动爆发的间接因素，也是解释义和团运动“扶清灭洋”口号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合来看，作者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参阅了丰富的历史文献资料，也参照了中国近代学者的文献和学术研究著作，并结合了山东地区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和民间习俗和组织，提出了与众不同的渊源说。值得指出的是，作为外国史学家周锡瑞能够结合史料的分析和考察提出自己对于义和团运动的渊源说，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作者是位生在、长在美国的西方学者，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仅仅停留在史料的分析和考察上，他缺乏像中国学者所具有的与生俱来本土的文化丰富性和敏感度，这一点也恰恰解释了为何其全面否定中国学者对于义和团运动“组织源流”的观点，而却将渊源归于类似“降神附体”这一西方宗教掌控民众灵魂的宗教仪式。

〔参考文献〕

[1]（美）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M].张俊义.王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责任编辑：柯平）

第二篇：成长需要不断启迪

成长需要不断启迪

这次期中考试后，我统计了每班优秀生人数，及格人数，还有最高分分数的比较。

于是，上总结课时我给学生分析了每班及格人数的差异原因。

“

1、不可改变的现状：每班几乎都有10个男生3、4个女生不喜欢学习，因为不喜欢，所以，他们上课很难保持安静，所

以，给课堂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这是两个班的共性。

2、课堂学习状态决定了你的成绩：四个班存在着共同的学习环境，但一班的前30名学生却能做到聚精会神地听课。在课堂上，他们的目光除了老师、板书就是课本。他们的耳朵只选择老师的声音，对其他同学的说话声听而不闻。所以，这次

月考，一班的有25名同学及格，16名学生达到了优秀。

3、管理好自己，才能把持好自己的人生：我们不能改变环境，但我们可以做好自己。如果我们班的前30名同学也能和

一班同学一样，那么我们也会创造和他们一样的成绩，也许比他们还要优秀。

4、优秀的团队需要我们自己去打造：我们都希望自己在一个好的团队里生活，但我们却总忽视自己也是这个团队的一

员。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好自己，都能管理好自己，那么我们的这个团队就是一个优秀的团队，每个同学都会从这个集体

中受益。

做好自己，为了别人，更为了自己。”

我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三个班的学生安安静静地听着，就连平时喜欢上课说话的学生也安静下来。

他们的成长，需要不断启迪。

第三篇：现货交易需要不断积累和学习

现货交易需要不断积累和学习现货投资看似一买一卖的简单表象下蕴含着对投资者极高的要求，真诚的希望投资者眼里不要只有利润的诱惑，而要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场下，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交易之外的各方面能力的提高上，当个人能力达到了一定的层次之后，盈利只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切勿急功近利，轻重不分。

一个优秀的交易高手的定义应该是:能够连续多年获得稳定持续的连续复利回报，经年累月地赚钱而不是一朝暴富，常赚而不是大赚，资本市场的高额利润应来源于长期累积低风险下的持续利润的结果，职业交易者只追求最可靠的，只有业余新手才只关注利润最大化和满足于短暂的辉煌中。

任何时候你都不要在市场本身没有给你发出进场或出场信号的时候开始交易，你可以根据自己所掌握的信息得出市场可能要涨或跌的判断，但千万不要领先市场而动，必须要等市场给你这个交易信号之后才能进场，只有市场确认了你的判断你才能行动，这就是遵守纪律的精髓!也就是说遵守纪律不是单纯的事，而是一个需要各方全面配合的工作，适应自己的交易系统和有效的交易规则是遵守纪律的前提和基础，很多人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交易系统和交易规则，所以他就无从谈起遵守纪律，因为对他来讲根本就不存在什么一贯的纪律，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其交易结果自然可想而知。

现货市场是存在机会的，做不好不是市场的问题，而是因为自己的水平有限。想要达到正确认识和了解市场，没有什么捷径，只有不断的学习、再学习!

第四篇：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历史地位再评价

郑成功一生的主要事迹是抗清与驱逐荷兰殖民者。史学家肯定郑成功的抗清斗争，称颂他驱逐殖民者，收复和建设台湾的丰功伟绩，给予政治家、军事家、杰出人物、伟大的爱国者和著名民族英雄等荣誉称号，甚至有的评论者认为郑成功的历史活动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界限，他领导军民抗击西方侵略者的事迹彪炳史册，驰名中外，在世界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应该是国际英雄。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评价的层面外，郑成功的伟大和不凡更在于，他是十七世纪中国闽粤之地这个特殊地理环境所产生的市民阶层的卓越代表。

郑成功生活在明末清初新旧王朝鼎革的多事之秋和大**时期。当时，皇权专制主义既受到以“夷夏之辨”为中心的满汉民族为争夺政权的激烈斗争，同时更存在以反对皇权专制主义为主要目标的全国各地农民大起义。由于明王朝的腐朽统治，激发了阶级矛盾，爆发了几乎推翻明王朝专制主义制度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农民大起义；东北满洲贵族向明王朝发动军事进攻，驱兵入关，入主中原，南明军民奋起抗清。

在国外，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国际风云大变的环境。此时，西方国家正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殖民者向世界大举进军，侵略非洲、美洲和亚洲，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殖民地，掠夺财富，贩卖奴隶，穷凶极恶。西方殖民者把侵略的矛头指向东方，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英国侵占印度沿海地区、锡兰、马来亚、菲律宾摩鹿加群岛和爪哇，进行殖民统治。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人占据澳门；万历年间，荷兰人几次入侵澎湖，天启四年（1624）侵占台湾。英国军舰也不断窜入广东沿海侵扰，北方沙俄侵略黑龙江流域。西方殖民者的头号强国就是荷兰。这个国家于1579年，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成功而崛起，十七世纪是它的“黄金时代”，国内经济繁荣，对外贸易蓬勃发展，积极开拓殖民地，成为典型的资本主义国家，盛极一时。1602年，荷兰政府建立“东印度联合公司”，该公司拥有贸易特权，开辟殖民地，建立海陆军，兴建要塞和兵工厂，铸造货币，设立法庭等权力。1619年，东印度公司侵占巴达维亚（雅加达），作为侵略东方的大本营。它与葡萄牙、西班牙和英国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夺得锡兰、麻六甲、马来群岛和香料群岛，进而侵略中国，控制了从非洲好望角到爪哇的广大海域，成为海上霸王。

长期以来，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中心都是在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因为中国有“重农抑商”以农立国的传统，而黄河中下游和江浙一带平坦、宽阔的冲积扇平原，发达的农业灌溉系统和人口稠密、技术精湛的农民，为中国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传统的存在，提供了丰厚的资源。要延续皇权专制主义以农立国的传统，就要加强对中原地区与江浙一带农民的人身束缚和精神控制。而对全国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相对来讲，就要宽松的多。特别是在王朝统治面临危机的时候，统治者不得不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中心地带，对其它地区农民的控制进一步松弛。闽粤地处中国东南丘陵地带，山高沟深，交通不便，东临浩瀚的大海和太平洋，是一块相对封闭的地区。在农业社会里，这里文化经济落后，沿海人民世代以捕鱼为生，一直是北方经济南移和开发的对象。但是，明朝末年的政治经济危机时期，由于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肆向东方侵略，闽粤东临的浩瀚大海和太平洋再也不是隔绝世界文明联系的天然屏障，而成为联系以荷兰为代表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闽粤商贸活动的“黄金水道”，丘陵地带的地理环境正好成为淡化内地以农立国传统的“减压阀”。在农业经济严重破产的条件下，闽粤沿海的人民把生存的希望寄托于和西洋人进行商贸活动这一新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资本主义经济和传统的农业经济的最根本区别就在于，传统的农业经济以消费为中心，而资本主义经济是以追求财富的增殖即发财致富为灵魂。这些西洋的冒险者到东方来经商和野蛮抢掠，就是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行资本原始积累。因此，区分资本主义和传统农业经济生产方式，既要从客观的经济总量方面进行分析，更要从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认定二者的不同。只要在主观的价值追求方面以财富的增殖为目的，那么，在实际上就标志着不同于传统农业经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诞生了。郑成功的身世典型的体现了闽粤地区社会，从传统农业经济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转变的轨迹。他的父亲郑芝龙在明末闽南农业经济破产的情况下，为谋生计只身前往澳门随母舅黄程学习经商，与葡萄牙人关系密切，又当荷兰人翻译。广泛接触西方人，对世界形势及各国情况比较了解，日本幕府德川家康曾向他询问泰西诸邦国情。和1840年鸦片战争时期，中国人仍以“天朝上国”自居孤陋寡闻和夜郎自大相比较，在早于鸦片战争前两百多年对西方国家有如此的了解，在近代中国和东方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凭着智慧和精明能干，郑芝龙和家族成员经营海商，商船往来南北洋及日本、吕宋、加留巴、东京、交趾、暹罗等国，进行贸易活动。经过郑氏几代人的苦心经营，聚集了雄厚的“富可敌国”的海上商业资本，在闽粤沿海之地构建起来一个，和内地农业文化有很大区别的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没有大规模的海上商业贸易，就不可能有当时西方先进的文化理念的侵袭，和东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郑成功在国际舞台上的活动和从荷兰人手里收复台湾，得益于惨淡经营的海上商业资本的支撑。同时，郑成功的抗清收台活动基本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以为支撑和延续庞大的海上商业资本和新的生产方式服务的。

从个人出身来说，郑成功的母亲是日本长崎平户女子田川松。田川家族是平户的名门望族。郑成功出生于平户，并且在此度过童年。当时，平户是对外开放的国际港口，许多外国商人驾船载货入港贸易，荷兰人和英国人设立商馆，港市繁荣。郑成功童年在这里对西方人和商业文化有了初步的认识。他父亲郑芝龙曾经只身打败数十个荷兰人，此事使他蔑视西方人。明朝崇祯三年（1630年），年已七岁的郑成功离开日本，返回福建故乡安平镇。安平镇是郑成功之父开府所在，是“著名的商业城市”，中外商人云集货物山积。安平海商与郑氏商船航海通贸东西洋各国，运回“番货”，带回海外各国消息和奇闻逸事，使船王和富商之子的郑成功从幼小的年龄开阔了眼界，直接和间接获得许多同龄孩子无法想象的世界知识。尽管他的父亲在他回国以后，给他延聘饱读儒家经典之师，使其深受儒学文化传统之熏染，对其坚毅的性格和忠贞爱国思想的形成大有裨益。但他并没有走当时中国上层社会的孩子所成长的道路，即：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儒家圣贤书。十年苦读求取功名，做官升官发大财，光宗耀祖。由于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深刻毒害，把商业活动视为“末业”，贱视甚至仇恨它而是从小接触东西方各色人等，受到来自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的不同方面的影响。耳闻目睹了经商活动和大规模的国际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以及对国家富足、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作为受到东西方文化、中日文化深刻影响的船王之子，不可能选择传统中国士子的人生道路和理想追求，他的天职和使命就是成为郑氏家族船王的传承人，开创郑氏家族更为强大的海外航海贸易事业。

也许有人会讲，郑氏父子都曾经受到明、清两朝的招抚。郑芝龙先降明、后降清；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这不是殊途同归，还是对传统士人人生模式的认同吗？我认为从主观上看，这反映了郑氏父子儒家传统文化的情结，更重要的是体现了他们试图化解和利用传统的政治资源，为其庞大的海上贸易活动寻找到合法的保护伞。郑芝龙的先降明、后降清这一心态最为明显。而郑成功至死不渝忠诚于南明朝廷，虽有“夷夏之辨”的族类意识，但他所认可的“夏”绝非农业经济基础上的绝对皇权专制主义。而从客观环境来看，明清之际改朝换代，中央政府根本无力、无暇应对闽粤之地的新局面，只能以招抚的方式任用地方势族维持一方安定，达到“以毒攻毒”的目的。但在皇权官僚体制的视角里，这些地方势族肯定是不入正流的“异类”。这主客观条件的结合，使郑氏父子走过了海盗——海商——政府官员的人生轨迹。海盗生涯是郑芝龙早期起家杀人越货的非法商贸活动。而作为海商的郑氏父子，总是希望获得政府官员的政治资源和资格，垄断闽粤地区的海上国际贸易活动。庞大的国际贸易活动，不仅使郑氏父子取得了巨大的收益，而且给沿海人民带来了丰厚的经济利益，把闽南泉漳地区建设成为繁荣的港市。另一方面，利用国际商业贸易所取得的巨额利润，郑氏父子训练一只精锐的军队，既保证了商船的安全航行，也为防御以荷兰为首的西方殖民主义者对我东南沿海的侵略提供了前提条件。

1644年满清贵族回师入关并定都北京。从此开始直到1661年收复台湾前夕的十多年间，郑成功积极参加了抗清复明的斗争。这一活动本身，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但通过北伐和拥戴南明小朝廷，所要达到的目的是要获得正统的政治资源，以庇护他庞大的国际贸易事业。在这国内山河破碎的年代里，郑成功除了以很大的精力抗击清朝的南进政策以外，俨然以在海外中国商人合法经商的保护神出现。在这一时期，荷兰与西班牙殖民者经常在海上抢劫中国商船，残害中国商人，破坏中国同日本及南洋各国的传统贸易关系。为了捍卫中国商人的正当利益与维护同各国的友好贸易关系，郑成功和荷兰、西班牙殖民者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

从1652年开始，郑成功的商船驶往台湾，“红夷每多留难”，而就在此时发生了荷兰殖民当局镇压郭怀一起义，屠杀台湾人民的事件。郑成功问讯大为震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与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①。这个行动使东印度公司当局惊慌失措，叫喊“大大妨碍了公司在北方的商业活动”，台湾“陷于萧条”②，“船只不通，货物涌贵，夷多病疫”③。这是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半个世纪以来，首次遭到严重打击。接着，为打破荷兰人独霸远东海权与垄断贸易的局面，郑成功照会荷兰当局，他将派遣商船前往巴达维亚、暹罗、日本、东京、大员等地贸易，不许妨碍商业活动。荷兰东印度公司蛮横无理，下令严禁中国船开往麻六甲、洛坑、彭享及许多其他地方贸易，还抢劫中国商船。中国商民向郑成功申诉。郑成功即向荷兰东印度公司发出警告，“本人将发布一道命令，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无论大小船只皆不准开往巴达维亚、大员及其附近地方交易任何货物”④。这道命令的意思是，要把对荷兰殖民者的经济制裁范围扩大到东印度公司大本营巴达维亚。同时，郑成功对荷兰殖民者屡次抢劫中国商船的暴行，向东印度公司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赔偿。

公元1656年闰五月初六日，郑成功发布命令，谴责台湾荷兰当局与菲律宾西班牙人狼狈为奸，不张贴和执行他所颁布“断绝与马尼拉贸易往来”的命令。郑成功说，荷兰人与西班牙人“系一丘之貉，既丑恶又傲慢”，视中国“商民为要供人食之鱼肉。本藩闻知此情，心血翻腾，极为愤怒。”为此，他决定与台湾荷兰当局“断绝贸易往来，任何船只，甚至连片板皆不准赴大员。”以示惩戒。公元1571年西班牙殖民当局侵占吕宋，在菲律宾群岛进行殖民统治，迫害华侨和中国商民。期间曾两次屠杀华人四万五千余人。郑成功时，侨居菲律宾华人逾十万，中国商船开往菲律宾每年近百艘。菲律宾西班牙当局残酷压迫当地居民和华侨，抢劫中国商民财物。华侨和商民向郑成功申诉惨遭西班牙殖民者虐待的情况。郑成功谴责西班牙人的暴行，并下令断绝通商。在当时，有如此胆略者，东方惟有郑成功一人。

在这十多年的时间里，郑成功以其雄厚的海贸实力和超人的胆略与勇气，以他高度的爱国精神，勇敢面对当时实力最强大的海上霸王荷兰的挑战与压迫，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为中国人和东方各国人民赢得了荣誉与尊严。随着南明朝廷的衰亡，“虎狼之师”清军的迅速南进，特别是父亲郑芝龙惨遭清朝的杀害，这诸多因素迫使郑成功收复台湾，开辟事业新基础的决心。早在起兵抗清之前，父亲郑芝龙对他介绍台湾岛及其开发、经营情况，并特地嘱咐说：“倘不可为，台湾有如虬髯之安。”郑成功由此得知“台湾系我先王（郑芝龙）所有”，乃“吾故土”⑤。从此，他一刻不忘“驱荷夷”收复台湾这一神圣使命。在东方各国、特别是日本的帮助下，在台湾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郑成功以其卓越的军事才能统帅二万五千多将士，战船数百艘于1662年打败荷兰殖民当局，胜利收复台湾，使资本主义强国荷兰失去了远东海上重要基地，削弱海上霸王地位。

许多研究者大多从文化和政治的视角，评价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意义，认为这是亚洲和欧洲两者的一次重要战役，是一场国际性的正义战争，我们认为这些评价是确当的。但在此基础上更应该说收复台湾的胜利，是东方市民资产阶级战胜西方市民资产阶级的结果。因为郑成功所领导的这只军队，是靠海上商业资本所供养，收复台湾的根本目的是要保障以其为代表的中国海商集团和东方海商集团航海和贸易活动的安全。经商、特别是经营跨越国家界限的海商活动，实质上是反映和代表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活动，是对明清王朝统治的严重冲击，是要求对外开放贸易，反对海禁政策的斗争。郑成功从事海外贸易，反对海禁，就其自觉的目的是试图扭转国家衰势和追求诱人的海商贸易利润的努力，而在不自觉的层面上体现了中国新的市民阶层的滥觞和先声。正是这独特的历史条件和地理环境，养成和滋润了中国市民资产阶级这一新生产方式的根苗。这是中国皇权专制主义汪洋大海中的一个亮点，就是在整个东方传统自然经济的格局中也是格外醒目的。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成功，不仅显示了中国人的智慧、力量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伟大，更表现了新生产方式的威力。郑成功收复台湾三百多年来，许多的学者、政治家高度评价郑成功的历史地位。人民膜拜他，景仰他，赞美他。但这种高度的评价和称颂，大多出于民族情感和文化政治的视角。其实，从宏观历史进程的视角来看，郑成功受到包括日本、东南亚在内的广大东方国家人民的肯定，最主要的是他在传统农业经济的一统天下中接受和发展了一种新生产方式，暗示和导引着东方社会未来发展的前途。这可能就是历史前台的行动者郑成功本人，也没有自觉意识到历史意义。

根据对马克思《资本论》的解读，20世纪30-4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史上的主流观点认为，中国社会明清以来由于皇权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始终没有发育出完整的资本主义制度，而只有资本主义的因素和萌芽。我们认为从资本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最终结果来看，从明清以来江浙资本主义发展的情况看，“萌芽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把这一观点运用于对明清以来，闽粤之地以郑氏家族为代表的蔚为大观的海商集团的活动的评价，就和实际情况相差太远。根本不可能科学地揭示郑成功在近代中国和世界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可能有人会讲，郑成功收复的宝岛台湾，最终不也归入严格皇权专制主义的清王朝的一统版图之中吗？一度兴旺的中国海上国际贸易，在更为严格的海禁令之下窒息停滞了吗？其实，这样的质疑，并不能抹杀在此之前，闽粤之地曾经存在过的兴旺发达的国际海洋贸易以及对中国、对东方社会和世界的深远影响。 受中国资本主义“萌芽说”的影响和束缚，长期以来我们漠视和回避郑成功历史活动的市民资产阶级属性，妨碍了对其历史地位的公正、科学地评价。今天，应该拨开迷雾，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作者单位：福建师大图书馆流通部] 注释：①③杨英《从征实录》。②C.E.S.《被忽视的福摩萨》。

④《郑成功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8月出版。⑤陈伦炯《海国闻见录》。

第五篇：革命类纪念馆社会功能的再审视

革命类纪念馆社会功能的再审视 ——兼谈延安革命纪念馆宣教服务的新举措

作为博物馆的其中一个类别，革命纪念馆既有博物馆的一般特征与功能，同时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及功能。我国1985年颁布的《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中指出：“各类革命纪念馆是为纪念近、现代革命史上重大事件或杰出人物并依托于有关的革命遗址、纪念建筑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条例》同时对革命纪念馆的职能作出了界定：“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对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进行历史唯物主义、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提高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觉悟和道德水平。”①

一、革命纪念馆肩负着传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光荣使命

民族精神是一个国家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是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是一个不屈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向往和平、勤劳勇敢、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是动员和激励中国人民团结奋斗的一面旗帜，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的精神支柱！在我国，革命纪念馆和红色遗址有两千多处，有弘扬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井冈山纪念馆、延安革命纪念馆、西柏坡纪念馆；弘扬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反抗压迫精神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抗美援朝纪念馆；展现社会主义时代精神的雷锋纪念

馆、铁人王进喜纪念馆、抗洪抢险英雄纪念馆„„这些革命纪念馆和红色遗址以相关的纪念建筑物和文物资料为基础，真实再现了中国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历史片段，体现了中华民族艰苦卓绝、自强不息的英勇奋斗精神。这些革命纪念馆和红色遗址所展现的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精华，因此，坚守好革命纪念馆这一块阵地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为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是至关重要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全国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三大教育基地之一，它承担着宣传展示党中央、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延安和陕北十三年辉煌革命实践活动的重任。延安革命纪念馆被中宣部确定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建设“一号工程”项目，被中宣部、民政部、人事部、文化部授予“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先进集体”，2008年又被评定为首批国家一级博物馆。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的延安时代为中华民族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精神遗产，延安精神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此，延安革命纪念馆在新馆陈列时，把延安精神的内容作为六个单元的第四单元专题展出。延安精神的具体形式是通过抗大精神、延安整风精神、张思德精神、白求恩精神、南泥湾精神、延安县同志们的精神和劳模精神等七种原生形态表现出来的。

二、革命纪念馆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把惩治和预防党内腐败作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举措，在局部执政的条件下进行了廉政建设的伟

大实践，为我们今天加强党风廉政建设留下了宝贵经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奋斗、勤政为民、廉洁自律、克己奉公的光辉事迹，是我们开展反腐倡廉教育的珍贵教材。

从延安革命纪念馆陈展方面来说，对于廉政教育的内容，主要体现在“新民主主义的模范试验区”和“延安精神的发祥地”两个单元。在“建设三三制政权”的主题中，设计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展墙报照，它是1942年9月7日毛泽东专门为《解放日报》写的社论，其中强调：“精兵简政不仅对于改进机关作风，而且对于减轻群众负担都具有重大意义”。②同时，还设计了《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展墙文，在文物柜中展出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参议员李鼎铭用过的药箱、褥子等，以此来体现党中央通过“三三制”原则来实现“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的目的。在“司法建设主题”中，通过展出《解放日报》、评剧《刘巧儿》等墙照及古元版画《马锡武审判方式》，来体现在中国法制史具有重要意义的走群众路线的马锡武审判方式。此外，还通过展出“黄克功事件”的墙照和“毛泽东在黄克功杀人案件给雷经天的复信”的墙文，来体现延安时期我党严格的干部纪律制度和严明公正的司法制度。在“民主人士在延安”主题中，展陈方式是通过一些照片和文字展板，专门介绍了毛泽东和黄炎培“历史周期律”的著名谈话，从而体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延安就提出的反腐倡廉思想，即：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挑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③

除了通过展馆陈列来发挥纪念馆廉政教育基地的作用外，延安革命纪念馆还在实践中突出了青少年廉政教育，以期在努力培养合格接班人上发挥作用。通过聘请专家学者、老红军、老八路，与延安革命纪念馆宣讲人员一起组成宣讲团，以“光荣的延安”、“可爱的家乡”、“做延安精神的传人”为主题，组织开展报告会、读书会，使中小学生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同时，坚持在小学校里选拔品学兼优的学生，经过精心辅导，成为馆内的“小小讲解员”。这些“小小讲解员”利用节假日为观众义务讲解，并得到了国内外参观者的普遍赞誉。为此，《中国教育报》曾专门报道：“延安精神的强大感召力在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身上薪火相传，发扬光大，必将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

三、革命纪念馆在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

革命纪念馆是社会主义公共文化和旅游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传承革命传统、传播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阵地。革命纪念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重大的积极作用。

1、弘扬主旋律、打好主动仗是革命纪念馆促进社会和谐的文化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速推进，多种经济成分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多种文化潮流激烈碰撞，文化多样性引发的社会问题逐步凸显出来。理想与现实，价值与社会，等等方面的矛盾和问题，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

和谐社会，必须有全体人民共同的理想和追求。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等内容，这些伟大的理论及其创新实践拥有的大量的实物例证，同时也是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资源，博物馆、纪念馆通过展示，承载诸多鲜活的历史与生活的气息，弘扬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凝聚爱国主义的精神，传承和发展中华文化，对参观者起到潜移默化、提升境界、催人奋进的作用。

建设和谐社会，革命纪念馆必须在藏品的传播和展示上发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主旋律的导向作用，在弘扬主旋律和尊重多样性两者之间取得协调一致。精心策划正确鲜明的展陈主题，以生动新颖的展陈手段表现丰富厚重的内容，帮助观众理解不同藏品在当前的文化意义，使博物馆文化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助于更好地创新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

2、“走出去，请进来”是革命纪念馆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途径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党中央在延安辉煌的革命实践活动，了解延安精神的精髓，延安革命纪念馆积极开展了一系列宣传活动。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精神宣讲团先后到广东、湖北、浙江、重庆、天津巡回宣讲演出50多场，观众达数十万人；深入延安市的机关、学校、厂矿部队宣讲演出200多场，观众近200多万人次；先后在福建、浙江、江苏、重庆天津举办了“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受到了当地

地广大干部观众的欢迎，50多万人参观了展览。同时，延安革命纪念馆还主动与西安政治学院等几十个单位开展“共建教育基地”活动，并建立了长期的教学联系，这些学校每年都要组织学生来延安进行实地教学，接受革命传统和延安精神教育。

3、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教育和休闲的双重职能，是革命纪念馆服务和谐社会建设的主要方法

加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繁荣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

为了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水平，延安革命纪念馆从细节入手，改善服务质量，在服务中体现人文关怀。开辟了游客服务中心，在展厅增设了三个游客休息厅，在广场增设200多出休息点，免费为游客发放旅游导览。为重点人群提供了人性化服务，建立特定人群优先参观制度，开辟“绿色通道”，70岁以上老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人群可以凭有效证件优先入参观、费提供讲解服务。

延安革命纪念馆摒了向观众简单地灌输知识的方式，在新馆设置20多处场景，营造氛围与观众互动，帮助游客在自身原有的经验基础上，主动构建新知识的体验，从而享受发现的快乐，在欣赏中接受教育。这样才可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教育与休闲的和谐协调。

①1985年1月9日，文化部颁布的《革命纪念馆工作试行条例》 ②1942年9月7日，《解放日报》社论

③杨津涛，《黄炎培与毛泽东畅谈“历史周期率”》，《 国家人文

历史》，201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