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曼辉放开拉着孩子的手纪实故事

第一篇：刘曼辉放开拉着孩子的手纪实故事

在绝大多数中国妈妈眼里，李亦雯肯定是个真正的优等生。

她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的优秀毕业生，毕业当年12所世界名校，全部被录取，并拿到包括牛津在内6所大学的奖学奖。最终她放弃牛津大学，接受欧盟提供的全额奖学金到维也纳大学学习全球经济，接着到联合国实习，再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史，以全A成绩毕业。

毕业后，她被美国一家顶级投资管理集团录用。

李亦雯并不认为自己多么聪明，不过她说，“我有个不普通的妈妈。”

孩子在家长心目中的形象

李亦雯的妈妈刘曼辉是武汉一家大型国企的中层管理干部，丈夫是大学老师。因2006年当地媒体曾有《我放了牛津大学的鸽子》等对李亦雯的报道，这个“成功”的妈妈在武汉小有名气。

如今，找她咨询的家长越来越多，问题五花八门。刘曼辉总结，这些问题无外乎集中在学习不好、与大人不能沟通这两方面。她觉得，真正的问题其实是——大人病了。

一次，刘曼辉现场出题“考”一对父母。很简单，写下孩子的优点。母亲憋了10分钟写了8个字，父亲写了短短3条再也动不了笔。最后，夫妻俩好不容易凑了7条。可刘曼辉坚信，“一个提笔就能写下孩子至少20个优点的妈妈，才基本合格。”

她问这位家长，孩子长到17岁了，你们表扬过孩子吗？他们点头。“那你们怎样表扬的？”刘曼辉不解。

后来刘曼辉弄明白了，这个孩子17年来，听到的表扬都是“复合句”：“你××事做得不错，但是……”重心永远在“但是”的后面。“但是”像条响尾蛇一样咬了这个孩子17年。

这是妈妈的错

刘曼辉是等到雯雯上大学了，因为想念孩子，把育儿日记翻出来看，才发现自己不是个合格的母亲。

在一本绿塑料皮、印着影星张瑜头像的日记本里，刘曼辉看到了这样一段泛黄的文字：雯雯回家说：上课时，老师要同学们造句“又……又……”。一个小朋友被点起来后说：李亦雯又胖又矮。全班同学都大笑起来，连老师都忍不住笑了。听到这，爸爸妈妈也哈哈大笑起来，妈妈接着问：“雯雯，别人笑了，你笑了没有？”雯雯说：“没有，我没笑。”妈妈说，应该这样造句：“李亦雯的脸又圆又红。”雯雯说，别人才不会这样造句呢，这是爸爸妈妈造的句。

读到这番话，刘曼辉唏嘘不已。她说，自己当时没有用最好的方式保护孩子的自尊。

妈妈造的句掩盖了问题，却没有解决问题。实际上，这个“伤痕”一直留到现在，李亦雯如今只有80斤，可还在喊“减肥”。“这是妈妈的错。” 刘曼辉叹着气说。

李亦雯高考结束那天，同学们晚上到江滩上狂欢，半夜11点了，20多个同学还不舍得分开，大家商量不回家了，在江边找个宾馆住下。女儿在电话里小声哀求妈妈：“在外留宿一次，就一次。”妈妈大吼：“绝对不可以！”后来10多个同学依次给刘曼辉打电话哀求。刘曼辉拍着胸，痛苦地回忆说，在电话里，自己“母老虎”般把一个个孩子臭骂回去。

巧的是，来咨询的一位父亲也说起类似的事。同样是高考结束这一天，同样是在长江边狂欢，这个爸爸始终跟着这群孩子。到凌晨3点了，女孩给他打电话：来接我！爸爸在车里故意等了10分钟，装作匆匆赶来的样子。父亲一直以为，女儿并不知道自己跟着她。多年后，女孩写了一篇《不知道幸福就在身边》，她说，其实自己知道那天父亲就躲在不远处保护着她，她感谢爸爸。

刘曼辉听到这个父亲的故事，羞愧极了。“爱有很多种方式，显然这个父亲要比我做的好得多。”

放开拉着孩子的手

对那些“病症看起来不一样的家庭”，刘曼辉常开同一种药：放下，放下你的控制欲；放手，放开拉着孩子的手。

她用了26年才真正明白这一点。

雯雯从小是个乖乖女，可到大一那年，雯雯开始了第一次“真正的反抗”。

放完假从武汉回北京，上火车前，刘曼辉坚持让雯雯脱下裙子，换裤子上卧铺，而雯雯坚持：我就穿裙子，非穿不可！母女俩僵持了很久，最后妈妈生气地走了。几天后，雯雯给妈妈发来短信：妈妈，对不起，我只想按自己的方式做一回自己！

妈妈手里的风筝有点儿脱线了，她不得不接受孩子想飞的事实。

她没想到，正是自己的放手，风筝飞得越来越高。

多年后，刘曼辉去洛杉矶看女儿，她感到了某种身份置换：自己语言不通，什么都依靠雯雯，自己倒像“女儿”，雯雯像“妈妈”。

起初，刘曼辉哪儿也不敢去，出门就靠雯雯。后来雯雯工作忙，就给她地图、车钥匙、机票，鼓励她自己出门。从家门口的超市开始，刘曼辉越走越远，竟然独自把美国横穿了一遍。雯雯自豪地对她的美国朋友介绍：我有个心态超开放的“辣妈”。

后来的某个夜晚，母女俩躺在夏威夷的沙滩上谈心。刘曼辉为伤害雯雯的初恋、粗暴地拒绝她在外留宿的请求，第一次向女儿道歉。雯雯很久没说话，最后轻轻地说：“妈妈，我真的很喜欢现在的你。”

刘曼辉哭了。她说，幸好那晚天很黑

第二篇：《西南义举——卢汉刘文辉起义纪实》读后感

读《西南义举——卢汉刘文辉起义纪实》

《西南义举》这本书记述的的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军队在西南地区发动起义投诚的真实情况。在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队起义投诚的有9个兵团、43个军的番号，共53万余人。卢汉、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郭汝槐等将军率部起义，从西康云南关闭了白崇禧、胡宗南逃亡国外的门户，使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的军事力量被彻底歼灭，为大陆的最后解放提供了重要的条件。

本书共记述了昆明起义、彭县起义、宜宾起义、什邡起义、安德起义、郫县起义、成都起义共七场重要起义，其中以卢汉领导的昆明起义和刘文辉领导的彭县起义记述较为详细，编者花费了大半的篇幅来记述这两次起义，足以见得对它们的重视，而我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对刘文辉发动的彭县起义更为感兴趣。

1949年11月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三、第五兵团，在华北军区野战军第十八兵团及第一、第四野战军各部的密切协同下，在刘伯承、贺龙、邓小平直接指挥下，按照中央军委的作战方针，在北起长江、南至湘桂黔边境的千里战线上，对国民党部对进行大迂回、大包围，以势如破竹、风卷残云的雄姿，向西南胜利前进。11月15日攻克贵阳，11月30日解放重庆。在人们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下，被共产党人长期耐心争取的原西康省主席刘文辉，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潘文华率所部第二十四军、第九十五军和第二三五师，于12月9日宣布在四川彭县起义。在其影响下，川西的国民党多个兵团也相继发动起义，从而使解放军在极短的时间内包围了成都，歼灭了盘踞在成都的胡宗南残部，于12月27日解放了成都。

此书上说到刘文辉发动彭县起义，用了16个字来表述：“形势逼人，政策感人，人心所向，水到渠成。”“形势逼人”容易理解，解放军大军压境，国军主力只剩残兵败将的情况确实不容得他多想。而之后的“政策感人、人心所向”在我看来难免有抬高本方的意思。刘文辉按当时的阶级划分可以算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的对象，他具有大军阀、大官僚、大地主、大资本家四位一体的身份，手里掌握着几十万军队，装备配置也相当不差，若是他跟胡宗南等联合起来反抗的话，也未必不能占下四川。

在当时国民党高官几乎都往外逃走的情况下，刘文辉是怎么就能死定了心的倒向无产阶级阵营？而且，不是兵临城下，别无出路，事到临头才被迫起义的，书中处处透露着这是一场准备已久的预谋的意味，很耐人寻味。是否当时他跟共产党达成了什么条件？如果是，又是什么条件？这是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还有一点就是，其他起义的将军几乎都是在自己掌握着武装力量的中心宣布起义的，这样才策安全。但刘文辉却没有在他的军政中心雅安宣布起义，而是在邓锡侯控制下的彭县宣布起义，这一方面当然是因当时的情势临时决定的。但他原来对这问题是不是有其他考虑呢？他是否有别的预谋呢？此书中难以寻到答案，我想我还需要看更多的资料，才能知道答案吧。

关于彭县起义的过程，书中记述得倒是较为详细，不过记述的方法略微显得有点死硬，让人看得索然无味，不过考虑到此书是一本史料性质的书，也就释然了，史料总是不能写成故事一样的跌宕起伏精彩无比的。书中记述的彭县起义，是从刘文辉身世开始说起，通过反将失败，邓锡侯潘文华的帮扶提拔，还有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多方面的工作等等方面来写述，最后一举发动起义，投入无产阶级阵营。以上可以看出彭县起义具有多方面原因背景作用的结果。

对比卢汉的昆明起义还有书中记述的其他起义，可以看出，彭县起义中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出力是巨大的，能让一个站在无产阶级对立面的人物转变思想，这不得不说是项艰难的任务。刘文辉的思想几经转变，不过最终还是毅然决然的投入的无产阶级的一边，这无疑是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决断的，此等人物，难怪在那军阀混战的时代能成就一方王者。

第三篇：孩子是谁的纪实故事

妻子还没有怀孕,就直截了当地告诉我,孩子生下来坚决不让我母亲带。因为她认为母亲没有文化,还满嘴的方言,入托前孩子的教育也是个关键问题,万一带出个土气又不懂礼节的小孩来,以后想改都难。

所以在妻子怀孕后,我一直瞒着母亲,不知道何时才能劝妻子接纳母亲,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让母亲明白我的苦衷。母亲依然时不时地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才能让她抱孙子,我只能拿话岔开去,说妈你好好养身体,孩子不图你帮什么忙,只要你身体好我就知足了,如果你身体不硬朗,生了孩子我也不会让你带。每说到这句,母亲总会跟我急,说我身体好着呢,别说看一个,就是看两个孙子我也能行!你要是不让我带孙子,气出病来我也不去医院看!

母亲的这句“威胁”,让我更加憋闷,看着妻子的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我甚至没有一丝要做爸爸的喜悦。一边是不能生气的妻子,一边是要尽孝心的母亲,我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庆幸的是,有一段时间我忙得不可开交,妻子也行动不便,急需找个人来照顾妻子饮食起居。我想如果让母亲来帮忙,说不定婆媳之间关系好了,妻子一高兴就把母亲留下来带孩子呢。经我好一番力荐,妻子总算是同意了让母亲来做一段时间的饭,但还是坚持等生了孩子她自己带。

我将这个好消息告诉母亲的时候,母亲反而对我生了一顿气,说怎么不早告诉她,但随即就乐得合不拢嘴。我回家去接她的时候,她还左邻右舍地去告别,说这一走可能得一两年才会回来。我看着满面春风的母亲,想无论如何,也一定要说服妻子让母亲来给我们看孩子。

妻子总算是给了我面子,儿子没生下来之前,一直与母亲和睦相处。可是等她一坐完月子,身体恢复了,便立刻让我将母亲送回家去。我只好搬出母亲老了、我做儿子的要尽孝心之类的大道理来教育妻子,妻子拗不过我,而且她也吃馋了母亲做的饭,只好答应母亲留下来,但是说好了只管做饭,她自己来看孩子。

自此,母亲便可以“名正言顺”地留下来。她几乎包揽了所有的家务,一有空闲,便坐在摇篮旁边,痴痴地看孙子,还和他絮絮叨叨地说话,从她自己小时候一直讲到如何把我养育成人,说到动情处,还会流泪。妻子把孩子抱在怀里喂奶的时候,她就坐在妻子旁边,笑嘻嘻地看着他们母子,也不说话,只看,似乎还在回忆着什么。那样的温情和慈爱,常常让一旁的妻子觉得不好意思,便在孩子不吃奶也不睡觉的时候让母亲抱上一会。母亲大约也看出妻子不喜欢她来抱孩子吧,所以每每那时候,她就特别高兴特别激动。所有我儿时用过的歌谣,又全都在她记忆里恢复,或许母亲就从没有忘记过,专等着自己的孙子出生的时候用。说也奇怪,每每儿子大哭的时候,任凭妻子怎么哄他抱他喂他吃奶,都不管用,但只要母亲抱起他来走上几步,他立刻会将哭声止住,而且还会静静地对着满脸皱纹的奶奶微笑。在这样的事实面前,妻子终于让了步,允许母亲隔三岔五地来抱儿子,或者推着他去小区花园里逛。

似乎是一瞬间,母亲便年轻了十几岁,腰酸背疼的毛病再也没有了。她从不会用小车推着儿子,她把他时时刻刻地抱在怀里,甚至都有点舍不得让他学走路。小区里的每个人,几乎都认识了哼着歌抱着孙子的母亲,她满脸的微笑,见谁都开心地打个招呼。这样的好心情,传染了每一个与她相遇的人,我们那些好几年都没说过话的邻居,竟然因为母亲,彼此熟识起来。

儿子学会说的第一个词是“妈妈”,然后才是“奶奶”;他知道礼节后的第一件事,是给奶奶挟菜,而后再挟给妈妈。被“忽略”了的我坐在一旁,看着似乎只知道笑不知道哭的乐观的儿子,还有被儿子的孝顺而感动的妻子,终于松了一口气,冲着母亲,绽开感激的微笑。

第四篇：859个孩子叫他阿爹纪实故事

他，一个小镇里的“猪肉佬”。

他30年间照顾、资助800多个山里孩子生活、学习。镇里的人说：他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猪肉佬”的30年“学生之家”

下石太镇，是广东省英德市最小的一个镇。一条笔直的大街，横穿全镇，站在镇头一眼就可以望到镇尾。在临街靠近镇尾处，有一栋不起眼的两层小楼。在过去的30年里，下石太镇下辖的108个自然村中，有859名孩子曾经在这栋小楼里生活过。因为有这栋小楼，因为有这栋小楼的主人——“猪肉佬”邓卫星夫妇的看顾，859名山区的孩子，读完了小学、中学。

作为英德最贫困、最偏远的镇之一，下石太镇人均年收入只有4395元。和很多贫困地区一样，贫困家庭多、留守儿童多。

邓秋桃，就是这样一个山里的贫困孩子。父亲体弱多病，已经缴不起她的学费。2003年，随着全国农村中小学布局的调整，她所在的下石太镇新联坡洋坑村小学被撤并了，需要到离家20多公里外的镇中心小学上学。“那时我上小学四年级。家里没钱让我住校或是在镇上租房子住，只能走路去上学，但是去学校要走三四个小时……我想我可能不能读书了。”

就在这时，经常在附近村里收猪的“猪肉佬”邓卫星，走进了邓秋桃家。

“这孩子聪明，成绩好，不能不读书。让她来我家住吧，和其他孩子一起，起居我们照看。让她从家里带点米来就行。”简单的几句话，邓秋桃住进了邓卫星位于镇上的“学生之家”，一直到中学毕业。

“刚去的时候很小，什么都不懂，都是卫星伯教我。晚上头疼发烧，也是他连夜背我去医院。每年期终考那段时间都很辛苦，卫星伯每天都给我们做好吃的，加菜加汤。”中学毕业，邓秋桃考上了全市重点高中英德中学，“录取通知书来的时候，卫星伯比我爸妈还高兴。走了那么远的山路到我家给我祝贺，给我发奖金。”

从上高中开始，邓秋桃住进了英德中学的宿合，离开了邓卫星的“学生之家”。但她很怀念那段时光：“卫星伯家也很穷，但是那里像一个家，我们是他的亲生子女。伯母的脾气很好、很善良，小孩子顶撞她，她都不生气，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

“阿爹阿姆”

凌晨三点，山里的天还黑得透透的，邓卫星已经起床开始忙活了——赶去镇上菜市场的肉铺打理生意。上午八九点钟，结束了一天最重要的营生后，邓卫星会拎上五六斤新鲜猪肉回家，那是家里今年寄宿的35个孩子一天的主菜。

白天，除了料理自家产米、产菜的20多亩田地，邓卫星最繁重的任务就是上山砍柴。给孩子们洗澡、做饭都要烧水，全部用电负担不起。已经是50多岁的人了，每天砍100斤干柴背回家，仍是邓卫星必做的“功课”。

妻子熊廷贺的担子也不轻，早上四点半起床后，就要开始收拾家里的卫生、喂鸡喂鸭，然后给30多个孩子做早饭：大一点的要吃面，小一点的要喝粥。看着孩子们起床、洗漱、吃早饭，组织孩子们准点去上学。歇不了几个小时，又要准备30多个孩子的中饭。然后又是新一轮的收拾、整理、准备晚饭。

下午三四点钟，镇上的小学、中学陆续放学，孩子们也陆续回到家。随着一波高似一波的喧闹声，邓卫星家开始了一天里最忙乱也最热闹的时光。

孩子们爱叫邓卫星夫妇“阿爹”、“阿姆”。“阿姆”一边在热气炙人的厨房炒菜，一边挨个喊着孩子们洗澡，还要随时抽出手来帮年纪小的孩子搓几下衣服。大厅里，孩子们打闹着，下棋、聊天，等着六点钟准时上桌的晚饭。两三个菜一个汤，有菜有肉，米饭管饱，这是邓卫星家的标准伙食。孩子们吃什么，夫妻俩就吃什么，而且总是等着孩子们先吃完。

晚上7点40分，“房顶都能吵翻”的邓卫星家，逐渐安静下来。每天的集中晚自习开始了。30多个孩子各自在大厅的“学习区”坐好，写作业、温习、互相辅导。“阿爹”就搬个板凳坐在旁边，随时听候“阿爹，这个要怎么做?这个要怎么读?”的求教。

晚上10时，35个孩子准时钻进邓卫星家楼上楼下五个大房间，在上下床间打闹一阵，说笑一阵，邓家的两层小楼慢慢归于寂静。一天结束了。“毕生遗憾”

1959年出生的邓卫星，自小很会读书，1977年初中毕业时，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英德中学。“全市只招40个学生，我考上了，是我们村几十年来唯一一个。”但就在那一年，邓卫星的父亲去世了，家里一下没有了经济来源，只在英德中学读了一个星期的邓卫星，被迫退学了。“我很爱学习，很想读书，但就是因为穷，再也没能读成。”提起辍学的遗憾，50多岁的邓卫星竟然哭出了声，“如果能读完高中，现在肯定不是这个样子。”

邓卫星的“猪肉佬”营生，每隔一段时间就要上山下乡收猪，这让他看到很多和他一样因为穷困上不了学的山里孩子。

1981年，在山里一户人家，邓卫星碰到了一个爱读书却因为路远而失学的女孩陆秋贤。“怎么不去学校读书?”“我们这里这么偏，学校又那么远，怎么去?”陆秋贤的话，让邓卫星思虑了几天。想到自己家离镇上的中学近，想到可以让妻子给孩子做饭照看起居，邓卫星给了陆秋贤一个提议：到我家来“寄宿”。

让邓卫星没想到的是，这一来就来了包括陆秋贤在内的六个女娃子；更让他没想到的是，每年一开学，越来越多的家长找到自己，把越来越多的孩子送来，而他的“学生之家”，就此坚持了那么多年。

1992年，邓卫星卖掉了两块珍藏的黄蜡石，倾其所有在现在的地方盖起了两层楼——八房两厅，除了自己一家四口住的三间房，剩下全拿来做了孩子们的宿合。最多的一年，这里住过近50个孩子。

“功德无量”

在下石太镇，邓卫星一个月三四千元的收入算“高工资”了，但走进他家，仍会惊讶于这里的简陋——除了房子还算周正，满屋找不出一件像样的家具。客厅里的折叠圆桌，四条腿上布满了锈，需要垫一只拖鞋才能站稳。孩子们用的课桌、长条椅，都是学校淘汰的。但是，为了让孩子们夏天睡个好觉，邓卫星却省出钱来，在每个房间装了电扇。

最初，在邓卫星家寄宿是全免费的，只需要自己带些米。但随着孩子越来越多，为了维持“学生之家”，邓卫星开始收取很少的住宿费。从一年175元，到现在的每年325元。325元，平均一天只要两元多，即便如此，真能交足的孩子也还不到三分之一。今年寄宿在这里的35个孩子，14个来自贫困家庭，21个是留守儿童。“只有十个孩子能交上钱，剩下的就交个百来块，背些米来顶。”

为了把“学生之家”办下去，邓卫星的日子只能精打细算：猪肉、鸡鸭、米饭……都是自家“出产”，柴是上山砍的、水是从山上引来的……即使如此，每年邓卫星都还要填进去一两万元。“最贵是电。还有就是孩子病了去医院打针、开药，每年都差不多要垫出两三千块。”

邓卫星喜欢读书好的孩子，每学期考第一的，邓卫星都会封个50元或100元的“红包”作为奖励；孩子毕业考上重点学校了，他还要亲自上门送个大红包。邓卫星看不得孩子受苦。在他家住了快一年的邓小花，父亲患癌症多年，家里还有三个姊妹，家境贫寒。为了让她读书，邓卫星不仅不收一分钱，还自己出钱给她买学习用品；每个星期还额外给她十元钱，让她攒起来买衣服、买吃的。“不能让她的生活和别的孩子差太远。”

去年，一位清远的药厂老板听说了邓卫星的事，捐了三万元钱。这是数十年来，邓卫星收到的唯一一笔捐助。邓卫星用这笔钱买了一台电视、一台冰箱，在楼顶装了太阳能热水器、滤水器，装了防盗窗。剩下的一点，给孩子们加了菜。

30年间，再苦再难，邓卫星从没主动向当地政府、向旁人，也没向从他这里走出去的孩子们伸过一次手，哪怕他们当中有人已经成了大老板。

镇政府负责人用四个字评价邓卫星——“功德无量”。

第五篇：紧握木棒的黑孩子纪实故事

那天晚上,母亲告诉我:今后我必须学会自己到食品店买东西。母亲领我到大街拐弯处的食品店走了一趟,让我记住路怎么走。我激动不已,觉得自己一下子长成了大人。

第二天下午,我就拎着篮子沿着人行道去那家食品店买东西。

当我走到街道的拐弯处时,突然,一伙流氓蹿了出来。他们揪住我的衣领,把我推倒在地。他们夺走了我的篮子,抢去了我的钱。我惊慌失措地回了家。

我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母亲,可是她没做声,随即坐了下来,写了一张所买东西的清单,给了我更多的钱,又打发我去食品店。我踌躇着走上了大街,发现那帮小痞子还在路边闲逛,我掉头飞奔回家

“又怎么啦?”母亲问我。

“还是刚才那群流氓,”我战战兢兢地回答,“他们还会揍我的。”

“我要你自己去对付这些人。”她平淡地说道,“好,去吧。”

“我害怕。”我乞求道。

“走吧,不要理睬他们。”她告诉我。我走出家门,径直沿人行道走去,心里祈祷着——那群小流氓别再骚扰我。

然而,正当我走到几乎和他们并排的时候,其中一个突然喊道:“看,还是那个黑小孩儿。”

地痞们向我逼过来了。我感到心惊肉跳,马上转身狂奔起来。很快,我被追上了。他们把我搡倒在人行道上。我哭喊,恳求,用两脚使劲蹬,但都无济于事,没有逃脱被殴打的噩运。他们掠走了我手中的钱,扯住我的两腿猛拽,朝我的脸上凶狠地抽扇。最后,我又是哭着走回家。

母亲在门口遇见了我。

“他们打……打……打我。”我边抽泣边委屈地说,“他们抢……抢……走了钱。”我正要迈上台阶,渴望着躲进“家”这个避难所。

“你不要进来。”母亲阴沉着脸警告我。

我吓得退回原地,瞪大了眼睛看着母亲,心中无限委屈。“可他们一直追着打我。”我哭诉着。

“那你就给我站在该站的地方。”母亲用吓人的声调说道,“今天晚上我非教你学会挺起腰板儿不可。我要让你学会怎样保护自己。”说着,她走进屋里,我只是战战兢兢地等着,不知道母亲要做什么。

不一会儿,母亲出来,拿出更多的钱和另一张买东西的清单,而且另一只手中拿着一根又长又重的木棒槌。“带上这些钱和这张清单,还有这根木棒槌,”她说,“去,到商店把东西买来。”

我疑惑了——母亲在教我打架——这是她以前从没有做过的事。

“可是,我怕……”我嗫嚅着。

“要是买不了东西,你就不要进这个家门。”母亲冷冷地说。

“他们会欺负我,他们……”

“那你就待在外面,不准回来!”

我憋足了力气向台阶上冲去,试着挤过母亲,闯进屋里。可随即而来的。是脸颊上重重的一记耳光。我被抽到了大街上。我哭求着:“妈,求求您让我明天再买吧!”

“不行!”她说,“现在就去。你要是空手回来,我非揍你不可。”

砰的一声,母亲关上了门,上了保险。

那伙流氓就在我身后,只身一人面对这阴森的街道,我惊骇地颤抖着。只有两条路可走,或是回到家里,或是远离家门。我攥着木棒,边抽泣边思索。如果我回到家里,最终也躲不过母亲的一顿打,而且自己丝毫不会有什么改变,然而,我要是走上街头,去面对那些无赖,至少可以获得机会用木棒和他们较量较量,看到底谁输谁赢。

我慢慢沿街走着,接近了那伙地痞,我捏紧了木棒,紧张得几乎停止了呼吸。

我已经站在他们对面了。

“黑小子,又来啦。”他们狂吼滥笑着,很快把我围住,其中一个正要抓我的手。

“我宰了你们!”我从牙缝中挤出这样一句话。随着我的吼声,手中的木棒早已使一个地痞的脑袋开了花。接着又是一棒,打倒了另一个流氓。就这样,我打倒了一个又一个,把刚才的怨恨和愤怒全部倾注在这根木棒上。我明白,只要我停歇一秒钟,痞子们就会缓过劲儿来,所以我要把他们一个个打倒,不能让他们有机会再爬起来。我呐喊着,挥舞着,眼睛里含满了泪水。刚才所遭受的殴打,所受的屈辱,一幕幕又在脑子里呈现。阵阵余悸使我每抡动一次木棒都要用上全身每一分气力。

挨过一顿猛击,小流氓个个狂呼乱喊,抱头鼠窜。有个地痞瞪大了眼睛看着发生的一切,一点儿也不相信这是刚才那个任他们肆意欺侮耍弄的黑小子。他们大概从来也没看见过这样的疯狂愤怒。

我站在那儿喘息着、叫骂着。激他们上前来斗。当发现小流氓们真的吓破了胆时,我就急追过去。他们喊着、叫着飞跑进各自的家。

随后出现在街道上的是那些地痞的父母们,他们是来吓唬我的。是平生第一次吧,我冲着大人们高声喊叫。我警告他们,如果要找我的麻烦,那我就让他们尝尝我木棒的滋味。

最后,我终于走到商店,买了东西。

回家的路上,我仍紧握木棒,准备着再次用它保护自己。可是,这回连个流氓的影子都没有碰上。

就是那天晚上,我赢得了在美国孟菲斯城的街道上行走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