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社区矫正成为腐败案件新领域》引发的思考
《社区矫正成为腐败案件新领域》引发的思考
《社区矫正成为腐败案件新领域》引发的思考
日前,微信公众号《执检之声》发布了一篇名为《社区矫正成为腐败案件新领域》的文章,文中收纳了福建安溪一司法所长因受贿成为被社区矫正对象、浙江温岭一司法所所长为犯罪分子出假证明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河北省假释罪犯朱峻峰又犯罪、司法所长玩忽职守被追究刑事责任等二十余个社区矫正领域的贪污贿赂类、失职渎职类案件。
笔者认为,基层司法所成为社区矫正腐败案件的主战场,原因有二,其一是有些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放松学习和道德修养同,意志薄弱,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扭曲,消极腐朽思想恶性膨胀;其二是基层司法所缺乏必要的监督考核机制。
据悉,以往督察司法所,主要是社区矫正业务工作方面,各地司法局应不断加强对辖区内基层司法所的监管,杜绝社区矫正领域腐败案件的发生。成立了一支由局分管领导带队,局纪检组长监督,相关业务股室负责人参与的考核检查组,通过实地走访、查看档案资料、听取工作汇报等形式,不定期对所辖区司法所进行全面检查。
督察可以充分发挥考核奖先惩后的作用,迫使整体能力较弱的司法所看清不足,补齐短板,争先创优,而整体实力稍强的司法所在保稳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亮出自身优点;把思想政治党风廉政建设工作、人民调解和安置帮教工作纳入对基层司法所的常态化督察考核内容中,细化考核指标。着力提高基层司法所工作人员防腐拒变能力,为司法所理清工作思路,在人少事多的困境下找出一条更高效的出路,提升基层司法所司法行政能力和为民服务水平。
第二篇:一起私了案件引发的思考
Script>前不久,笔者接触了一起案件。
一天夜里,某村几个男青年酒后窜入邻村一家杂货店。当时已是深夜,店主已关门休息,这几个青年将店主用电线捆绑后,又踢又打,并抢走店中钱物。他们走后,店主挣脱捆绑,向村长报告了这件事。当时,店主与这几个青年互不相识。村长经过调查,确定此事系邻村几个青年所为,于是他们通过某村的村长,与这几个青年的家长达成协议,由家长们拿钱赔偿店主的损失,私下了结这件事。后来,这几个青年又因聚众斗殴,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此案告发。
目前,在我国民间,私了现象十分普遍。一般老百姓有了纠纷往往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笔者曾在公共汽车站向一些过往旅客提出“假如你与他人发生纠纷,你要怎样解决?”这一问题。回答几乎都是“当然是自行解决,实在解决不了,找居委会或派出所”;而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刑事案件以私了方式解决的,达到了30%,而民事、经济案件的私了率则更高。我国的民事诉讼法第十三条规定了“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民事权利与诉讼权利。”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这一规定是指民事诉讼法律规定,是专门对民事纠纷而言的。因此,对于绝大多数的刑事案件(除少数自诉案件外),则不能以“私了”方式解决。在刑事案件中,犯罪分子损害的是国家、社会、集体和人民的利益,破坏社会管理秩序,必须依法论处。任何人都不得以各种方式、理由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可是,为什么在我国,形形色色的“私了”现象仍然层出不穷,屡见不鲜呢?我想,这个现象的原因应当是多方面的。
首先,与我国千百年的传统思想密切相关。我国有许多古话,比如“民不举,官不究”、“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息事宁人”、“家丑不可外扬”等等。这些无一不在反映着大多数人的心态。在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发生一些矛盾与磨擦是在所难免的。在一般情况下,大家坐下来,心平气和地化解矛盾,也是极为正常的。但是这种方法有时却被用在帮助触犯不法分子逃避法律制裁,不可不说是一种遗憾。纵观“私了”事件的类型,我们不难发现,最常见的一类是涉及隐私方面,如男女关系方面的隐私的“私了”。受害者怕扩大影响,造成下半生的困扰,只能忍气吞声,犯罪者借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另一类却是受害者的权益受到侵犯后,不向司法机关求助,反而用一些非常的手段,私下了结,有时甚至造成了更为严重的罪行。笔者接触过几例故意伤害罪、投毒罪的犯罪分子就是因为本身权益受侵害后,不寻求有效途径帮助,而采取其它手段,伺机报复,将自己由可怜的受害者变为可悲的犯罪分子。
其次,是根深蒂固地存在于自封建社会以来,人们脑中的“人治”思想。公元前221年,这个第三者,在当地往往是较为德高望重的长者。象在本案中的某村村长等人。这类人集调解、见证于一身,通过他的调停,受害人得到了某些补偿,害人者逃避了法律的制裁。表面上看来,这是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可是一旦受害者一方反悔,或害人者觉得这样的惩罚不足为戒而继续为恶,就将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例如本案中的那几个青年人,如果在第一次的犯罪中就受到一定的刑事处罚,得到教训,或许他们就不会再犯下后来的罪行。由此可见,以“私了”方式解决纠纷,存在无数隐患,有时不但不能解决问题,反而是在姑息养奸,助长罪恶。
无论采取哪一种“私了”,我们都不难看出,之所以会采用“私了”方法解决纠纷,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公民们对国家法律的无知与漠视!我国制定法律的最基本任务是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惩治犯罪。可是有些公民,当他们的合法权益和人身权利被侵害时,不寻求司法保护,通过司法途径解决,而是通过“私了”,求助于“第三者”。这些当事人,无疑是将法律赋予自己的权利与义务弃之不顾,足可见其何等无知!充当“第三者”的人,俨然将自己拥有的权势凌驾于法律之上,可见其对国家法律又是何等的漠视!我们决不能允许这类事件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否则,犯罪分子逍遥法外,法律将失去威严。这类事件,也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走向“法治”的一大障碍。
十五大把依法治国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的基本目标,把依法治国提升到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的高度。因此,从群众入手,加强普法教育,提高全民知法守法用法的水平,加大审判与执法力度已成为当务之急。今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审判质量年”、“执行年”、“争创人民满意法院、法官”三大活动,反映了我们法院系统对于建立和加强法律机制的决心。只有这样,才能使群众在根本上接受“法治”的观念,消除对司法机关的不信任感,当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及时求助于司法部门,不再通过“私了”解决问题,而将寻求司法保护作为第一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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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保险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
保险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
摘自2012年5月3日《中国保险报》第7版
保险公司作为风险防范和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今经济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在服务社会、服务保险客户的同时也面临着纠纷。随着保险客户法律意识不断增强,通过诉讼解决的案件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保险公司越来越频繁地站在了被告席上。然而在大量的诉讼案件中,保险公司胜诉的比例比较低,使其陷入败诉的困局,对保险公司的信誉和经营发展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本文就当前保险诉讼案件的现状、显现出的问题以及如何应对,谈谈个人的看法。保险诉讼案件的现状
(一)诉讼案件居高不下。近年来,财险公司的诉讼案件数量超过寿险公司,其中因理赔产生的涉诉案件占比大。
(二)诉讼案件主要集中在车险业务。占到全部涉诉案件的95%以上。诉讼焦点多数是理赔金额纠纷。
(三)随着保户维权意识的增强,诉讼案件有增无减,尤其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和交强险实施后,保险公司被追加为被告的案件也明显增加。
(四)胜诉案件较少。保险公司完全胜诉的案件所占比例较低,参与诉讼的结果大多体现在最终赔偿金额上有所降低。
保险诉讼案件显现出的问题
(一)保险公司法制工作比较薄弱,基本局限于应对诉讼案件。主要表现在利用法律法规指导业务各环节工作的意识不到位,同时业务操作环节内控规制不到位,承保人员缺乏法律意识,理赔人员的专业技术能力不强,都为日后诉讼埋下隐患。比如,在签订保险合同时的不规范,代替客户在投保单确认栏签字,确认保险公司已经履行了对责任免除条款等的告知义务,一旦发生保险合同纠纷或理赔纠纷时,将直接导致保险公司处于不利地位或承担败诉的后果。
(二)保险公司在出现理赔争议时,不重视通过协商调解来解决,而是简单地把争议推向法律诉讼程序。大量的诉讼案件不仅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声誉,也增加了经营成本。
(三)诉讼环境的不利也使保险公司承担了本不应承担的赔付责任,扩大了保险责任,从而增加了赔付成本。保险公司被列为强势一方,“保护弱者”这个不成文的原则,往往形成诉讼环节的思维定式,致使保险公司处于不利位置。
保险诉讼案件引发的思考
笔者认为,保险公司要从目前诉讼案件的困局中解放出来,变被动为主动,就必须多管齐下,内外并举,从“强化内部管控”和“加强外部沟通”两方面着手,从多环节、多方面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手段,加大力度全面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切实提高承保、理赔和诉讼质量。
(一)保险公司应通过加强内部管控有效减少保险纠纷和诉讼案件的发生。一是提高承保业务质量,加强对业务员的培训,严格执行承保实务操作规程,完善保险合同手续,重视保险合同的签订工作,严格保险合同的审核,从源头上预防纠纷的发生。二是提高理赔效率和服务水平,理赔是与保户利益最直接、纠纷最集中的关键环节,要进一步完善服务标准,丰富服务内涵,赢得保户满意。三是做好业务流程控制,规范业务操作,准确、及时、全面地识别和评估运营流程各环节的风险点,建立完善权责清晰、分工明确、奖罚分明、执行有力的流程控制体系。四是强化队伍建设,通过加强诚信教育,规范从业行为,提升队伍素质,建设一支遵守职业道德,业务素质高,技术能力强的人才队伍,切实提升理赔质量,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
(二)保险公司要建立预防和应对机制,提高全员法律意识,同时培养一支素质过硬、经验丰富的法律工作人员队伍。一是加强对理赔案件处理的监督考核,严防人为操控导致的拖赔惜赔、无理拒赔,有效利用调解手段解决问题。二是加强保险工作各环节矛盾纠纷的排查和化解,妥善处理信访投诉,注意归纳整理诉讼中发现的有规律的、重点的、多发的问题,从源头上查找发生诉讼的原因,研究制定办法,杜绝同类案件发生。三是建立诉讼应对机制,理顺保险公司内部流程,积极应诉,针对不同类型诉讼案件,从证据收集到参与庭审,做好切实可行的分类解决方案,提高诉讼质量和水平。
(三)认真做好应诉工作。应诉工作是保险公司处理诉讼案件的核心环节,在应诉过程中应注意做好几方面的工作:一是在接到法院传票后,要充分了解诉讼案情,结合庭审地的法律环境、同类案件的判决等情况来确定抗辩重点,同时要认真收集相关材料和证据,在规定时间内递交答辩状;二是在开庭时要遵守庭审纪律,仔细质证对方的证据,灵活运用法律知识,全面陈述自己的意见;三是在收到判决书后,及时对判决情况进行分析研究,决定上诉的要及时递交上诉状,当事人各方都不上诉时,应及时履行法院判决并支付赔款,避免受到处罚。
(四)积极主动与法官加强沟通。法官的判决是诉讼案件工作成败的最终体现,充分沟通还可以减少法律上“保护弱者”原则给保险公司带来的不利影响。特别是一些不能出庭的案件,沟通工作显得更为重要,要积极与法官提前沟通,沟通的主要内容包括适用法律、保险条款、赔偿计算等方面,还可以向法官提供保险理论教材的相关内容及类似案件的法院判决
书等资料,让法官了解和接受保险公司的主张和见解,消除对保险公司的误解,在庭审中做出合理判决,从而改变诉讼中的不利局面。
(五)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和监督。加强与新闻媒体的沟通,积极引导新闻媒体站在公平、公正的立场上客观报道保险纠纷和诉讼案件,特别要加强对保险公司正当维权行为的宣传报道,培养消费者理性维权意识。同时通过服务创新,全面提高服务水平,提升公众满意度,树立诚实守信的社会形象。
综上所述,笔者针对当前保险诉讼案件中的一些问题,保险公司应如何加强内部管控减少诉讼案件的发生,以及发生诉讼案件以后如何应对发表的个人之见,若有不妥,愿与保险同仁商榷。
第四篇:对社区矫正的一点思考
对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一点思考
黄银秋韩文杰
摘要:社区矫正是一项新事物,在我国开展社区矫正是有利的,符合世界趋势的,在目前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我们要仔细研究和解决好这些问题,为社区矫正的更好开展扫除障碍。
关键词:社区矫正;原因;问题;对策;
一、社区矫正的概念
社区矫正,英文Communitycorrection,有的国家称之为“社区矫治”,它是一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方法,是所有在社区环境中管理教育罪犯方式的总称。国外较常见的包括缓刑、假释、社区服务、暂时释放、中途之家、工作释放、学习释放等。
社区矫正起源于西方国家,其产生与发展深受早期启蒙思想家和近代新派教育刑理论的影响。今天,社区矫正已在世界各国被广泛使用。
二、开展社区矫正的好处
目前我们开展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主要适用于被判处管制、被宣告缓刑、被裁定假释、被剥夺政治权利,并在社会上服刑、被暂予
1监外执行的5种罪犯。
经过一段时间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实践,我们认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有以下几个好处:
(一)符合世界刑罚改革发展的趋势。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刑罚适用都已经进入非监禁刑为主的阶段。社区矫正模式开始成为刑罚适用的主导。世界上多数国家在社区中矫正的罪犯人数都比较多,这种不使罪犯与社会隔离,并利用社区资源教育改造罪犯的社区矫正方法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惩罚和改造罪犯的重要方式,不仅社区矫正适用的数量大并继续呈增长趋势,而且有一套完整的法律制度,多数国家设有专门的社区矫正执行机构和人员,社区矫正的种类也很多,社区矫正的成本低、效果好是深受世界各国青睐的主要原因。
(二)开展社区矫正能够提高罪犯改造质量。
刑罚的最终目的就是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实施社区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狱内交叉感染,另外罪犯在与社会的密切交往中,不再排斥社会、仇视社会,有效地防止其重新犯罪。另一方面,也为罪犯创造了极为宽松的改造环境,有利于调动罪犯改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同时,它还有利于罪犯婚姻的稳定和家庭的完整,减少社会对立面,缓解部分社会矛盾,从而有利于提高罪犯教育改造质量,充分体现人道主义原则。
(三)开展社区矫正有利于合理配置行刑资源,降低行刑成本。把罪犯放在社区进行矫正,一方面可以减少监狱人口和国家对监
狱运行的投入,降低行刑成本,缓解监狱改造的压力,使监狱能够集中财力、人力、物力矫正那些恶习深且社会危害性大的罪犯,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而合理配置行刑资源,充分地利用社会力量和社会资源,提高对罪犯的教育改造质量。
三、目前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和对策
(一)现行试点工作中主管机关的角色与法律规定不协调
社区矫正是“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实施的。目前,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多数落在了二支队伍和力量身上:一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二是以社会志愿人员为补的社区矫正工作补充力量。而其中起着主要作用的一般就是以司法局(所)为主的专业主导力量。例如按照我区社区矫正的有关规定:接受社区矫正的犯罪人在矫正期间将首先到所在街道司法所报到,由司法所为其登记造册;此后矫正人员要根据个人情况定期向社区司法所电话汇报,定期到司法所当面谈话;司法所负责掌握社区矫正人员的情况,定期对其进行走访教育。由此可看出司法所在社区矫正中发挥了主角作用。
然而,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却规定了对被宣告缓刑、假释、判处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的罪犯进行监督考察都应该由公安机关执行,由此可以得出公安机关对社区矫正对象进行监督考察应是法定的执行机关,而社区矫正对象所在的工作单位、居住地的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包括司法所也只是有责任配合的协助单位。
但我国公安机关目前任务繁杂、工作经常超负荷,很难再顾及社
区矫正的监督考察工作。司法所接受社区矫正工作,缓解了公安机关这一问题和困难。
因此,早日对我国《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相关法律法规予以修改、完善,另行制定更为详细的《社区矫正法》,明确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和监管模式。笔者认为,从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工作来看,社区矫正的主管机关应该为司法局(所),而监管模式则应设置成以司法局(所)为主、社区为辅的模式。应该在司法部(厅、局、所)里设立社区矫正监管部门,由专人负责,行使权利。并由该部门对社区志愿人员进行组织和培训,以确保社区矫正监管人员的素质。
(二)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适用较少。长期以来,由于受重刑思想的影响和担心社会不稳定等原因,加之相关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方式的配套措施不完善,导致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大量使用监禁刑,而对于可以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例如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在实际中适用量却很少。这个我区目前尚无一例管制类别的社区矫正对象就可以看出。
要解决这一问题,要从立法和司法实践两方面考虑。
首先要在立法上加以重视,在刑法中增加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等刑罚适用的范围,同时要放宽这些刑罚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规定。
其次,还要尽快完善对社区矫正的立法工作,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社区矫正机构和制度保障,让司法者能够放心适用非监禁刑罚。
(三)如何解决矫正对象的就业、生活等问题
我国目前处于社会转型期,就业压力很大,下岗人数较多,外地的流动人口源源进入城市,而农村经济相对不发达,因此,社区矫正对象的就业问题并不乐观,而没有正当生活收入,就会造成当事人情绪的不稳定。如果不能妥善安排他们的就业和生活问题,这可能会成为他们重新犯罪的隐患。
因此,帮助他们寻找工作或办理最低生活保障,帮助他们在获得工作后努力保持,帮助他们妥善解决个人与家庭、邻里的关系,帮助他们树立生活信心,正确认识社会正确面对自己,正确认识社会现实与主观能力之间的矛盾等等,就成为社区矫正工作者首先面对的问题。如我所就通过与民政部门联动,成功为数名社区矫正对象申请了社会救济,解决了他们的生活困难。
社区矫正工作者还应该根据每个矫正对象的不同情况,充分运用社会工作的一些基本原则和方法,对矫正对象予以充分理解、尊重和关心,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摒弃千人一面、一刀切的矫正思路和方法,视不同对象的具体情况,将刚性、死板的矫正管理、纪律、要求等灵活实施或变通体现,量身订制出带有个人身份特征的管理方法和模式,真正做到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实事求是地实现以个别教育为主的社区矫正目标。又如我所社区矫正对象吴仲阶是个有钱仔,由于年少贪玩,法律意识淡薄,与别人一起参与了抢劫,我们针对其犯罪情节轻微,社会交往复杂,观念不成熟,受外界因素影响比较大,容易被诱惑,可塑性强的特点,我们抓住焦点,结合其自身的“前车之鉴”、讲解典型青少年犯罪案例等教育方式,强化法律意识,同时与其父母、社区等进行帮教联动,司法所要求他每天到父母商铺帮忙,严禁夜归等,有效控制他再度与以前的损友交往。目前吴仲阶思想基本稳定,并即将成为我街第一个安全解除社区矫正的对象。
社区矫正是一项新课题,让我们司法工作者努力去实践,大胆去创新,为搞好社区矫正工作,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第五篇: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现状及思考
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现状及思考
××区司法局(2009年5月)
2006年以来,我区按照省厅《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意见》的要求,积极组织开展试点工作,加强对街道试点工作的协调指导,认真排查建档,就社区矫正工作的运作和衔接,积极争取成员单位的支持和配合,创新工作方式、方法,做好已接收矫正对象的监管、教育工作,确保社区矫正试点工作取得实效。
一、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全区共接收社区矫正对象83人,34人已解除矫正(其中2人自然死亡,32人期满解除),迁移1人,重新收监1人,现在册47人。
开展情况来看,基本做到了以下几点:
一是加强领导,健全组织。根据社区矫正试点工作要求,我们建立起区、街道、社区三级矫正组织。区成立了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由区委分管政法工作的副书记任组长,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副组长,相关职能部门为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街道司法所也都分别建立了相应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和办公室。全区63个社区居委会全部组建矫正工作站。二是加大投入,强化硬件。按照“六个一”的建设标准,在街道社区办公场所紧张的情况下,区里要求每个街道设有单独的社区矫正工作办公室。在争取省司法厅配备复印机、打印机等设备的同时,区财政一次性投入10余万元,配齐桌椅、文件柜、微机、电话等办公设施,保障社区矫正工作的正常运转。
三是组织培训,锤炼队伍。在积极参加省、市组织的业务知识培训的基础上,聘请专业人员和资深律师举办专题讲座,重点学习《刑法》、《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文件精神,并组织人员赴重庆、江苏等地学习经验。
四是完善机制,规范管理。先后制定出台《社区矫正对象考核奖惩办法》、《社区矫正工作突发事件处臵预案》等14项工作制度,初步形成管理有章法、考核有标准、办事有程序、监督有依据的工作机制。
二、存在的困难和问题
从试点工作开展情况看,目前我区社区矫正工作仍存在一些不容回避的问题。主要是:
(一)社区矫正工作相关法律法规不尽完善。立法的滞后给工作开展带来了统一认识、统一做法、全面推进等方面的一定的难度。目前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依据是2003年7月1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下发的《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客观上存在法律主体和实际主体分离现象,公、检、法、司各职能部门之间的衔接,省际、市际之间的衔接都存在一些困难。一是在目前立法依据不足情况下,有关部委的现行规章中针对社区矫正工作的规范缺乏系统性。致使社区矫正各成员单位在工作衔接、责权划分等环节上存在困难,无形中加大了工作难度。二是工作主体地位不明确。主要表现在《刑法》、《刑事诉讼法》、《监狱法》、《人民警察法》以及有关规章中涉及社区矫正的条款存在着滞后的问题。例如从现实看,社区矫正按照两院两部的通知精神是由司法行政机关来实施,这无疑是有利于社区矫正工作开展的,但现行的法律未赋予司法行政机关执法主体权,这不仅与公安机关既有的执法主体权产生法律冲突,而且使得司法行政机关在开展工作时责权不一,处于十分尴尬和不力的地位。矫正对象大多对司法所的考核奖惩持无所谓的态度,有的矫正对象以经济、生活等种种理由不参加有关矫正活动,有的迁居或离开居住地根本不向司法所报告,由于司法所执法主体权,社区矫正工作者对这些现象也无计可施,严重影响刑罚的权威性和严肃性。三是程序方面的不适应。主要表现在:监狱办理假释、监外执行的手续繁复;管制、缓刑、假释、监外执行的信息不能及时;对人户分离的对象,户籍地与居住地之间缺乏衔接等。目前我区的矫正对象基本上是由本区所在法院判决后通知各司法所接收,而对于外地法院判决到本区的社矫对象,我区司法局至今未收到过相关的法律文书,导致这部分矫正对象漏管、缺管现象严重,矫正工作也就无从开展。四是矫正工作还缺乏有效的法律手段支撑。目前,在矫正对象的日常管理帮教工作中,由于缺少法律赋予的强制性手段,对那些拒不接受矫正或在矫正中表现不良的矫正对象,社区矫正组织——特别是负责具体操作的司法所往往因有责无权,不能及时予以惩戒;而对那些积极配合矫正、表现良好的矫正对象的奖励,也因程序过于繁琐、规定较原则操作性不强、社区矫正组织没有法律授权等因素,实施起来难度较大,不能很好体现出奖惩结合的矫正方针。
(二)社区矫正工作基础建设薄弱。社区矫正是一项以司法行政机关为主的新工作,从外省先期开展社区矫正试点的地区经验看,要保证社区矫正工作顺利开展,司法所须有3人或3人以上才能兼顾工作,须有独立的办公室实施矫正和存放档案,须有通讯、交通装备和工作经费以保障工作开展。但由于客观原因,我区社区矫正工作基础较为薄弱。主要表现在:一是司法所人力相对薄弱,社矫辅助人员偏少且队伍不够稳定。司法助理员普遍存在“一人一所”的状况,且司法助理员在承担司法行政多项职能工作的同时还兼有街道安排的任务,人手少、任务重,使司法行政机关在社区矫正工作中难以更好地发挥职能作用。二是缺少基本装备,办公经费较为紧张。在办公经费上,我区社区矫正经费与兄弟省、市相比相差较大。上海市人头经费定的标准是6000元、苏州市社区矫正经费标准为3000元。我区矫正对象均无人头经费可言,由于经费的紧张,导致一些工作流于形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矫正质量。
(三)工作过程中相关部门的支持配合还未到位。社区矫正工作涉及到多个部门和单位,需要公、检、法、司、人事等多个职能部门就工作衔接、经费保障、矫正对象就业等方面加强合作,认真履行职责,才能形成较强的合力,确保社区矫正对象零漏管、脱管。但在调研中我们发现,目前两城区社矫工作大多是由司法所独立承担,有的职能部门对这项全新的工作不熟悉、不了解,存在着一些配合不到位的地方,而仅仅依靠司法所单打独斗,矫正工作难以达到预期目的。
三、对策及建议
为进一步推动试点工作的深入开展,针对目前工作中暴露出的问题和困难,提出如下建议和对策:
(一)加强领导协调。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通过党委政府加强领导,形成强有力的工作机制来推动这项工作。应充分发挥我区已成立的社区矫正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统一指挥协调作用,统一协调公、检、法、民政等部门协同开展矫正试点工作。同时建立经常性的工作汇报机制,及时向党委、政府汇报工作情况,争取党委、政府的支持并协调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重大问题。(二)明确权责。法院应当准确地适用刑事法律和刑事司法解释,充分使用社区矫正措施改造罪犯。检察院依法加强监督,确保公正。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社区矫正的管理和考察以及社区服刑人员的矫正、帮助工作。乡(镇、街道)司法所承担日常管理工作。公安机关配合司法行政机关做好社区矫正对象的监督管理和考察,对违反规定的社区服刑人员依法采取必要的措施。为加强社区矫正的衔接工作,建议将社区矫正内容纳入公、检、法、司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政府考核目标。财政人事部门加大财政和人员保障,确保工作取得实效。
(三)重视基础。当前要做的是搭建好具体负责社区矫正工作的司法所这个平台。社区矫正需要一支懂法律政策、熟悉犯罪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精神医学等专业知识的队伍。根据现在的条件,社区矫正依赖三类人员: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辅助社区矫正工作者和社会志愿者。建议党委、政府根据司法所承担工作任务的现状和将来的发展趋势,加强司法所力量,配备专业社区矫正工作者,由懂业务的人员担任。根据我区的实际情况,建议可借鉴兄弟省市的做法,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由各区安排一定的事业编制,用于招聘社区矫正辅助工作人员,根据实际配备到各镇(街)司法所。编制不足的可以考虑招聘合同制的人员加以落实。此外,壮大社会志愿者队伍,尽量招募一些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离退休干部、青年学生、村(居)社干部加入到志愿者队伍中来,从事社区矫正志愿工作。
(四)加大财政保障。社区矫正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没有一定的物质技术支持是很难完成的。从我区试点情况来看,经费显得严重匮乏。建议可以借鉴外地做法,在保证车辆、通讯、电脑等办公设备齐备、社矫辅助人员工资福利到位的基础上,按社区矫正对象人均2000元或以上的标准由区(县)财政安排工作经费,用于培训、指导、管理、奖励等,并列入财政预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