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传媒业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共五篇]

第一篇：关于传媒业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关于传媒业市场化改革的几个问题

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传媒产业作为一个新兴产业发展方兴未艾。但伴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推进也出现一些问题，一些新闻腐败现象相伴而生，成为公众关注的一个焦点，也由此构成了新闻改革与新闻腐败的二元悖论，使人对新闻市场化改革本身产生置疑甚至动摇。有鉴于此，本文拟就传媒业市场化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做一个探讨。

一、传媒业市场化改革是“归位”改革方向不容置疑

人们在看待评价传媒市场化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比如“新闻寻租”、“有偿新闻”等违规操作甚至违法操作等现象时，往往对改革本身的正确性产生质疑甚至否定，其对应文本是改革开放前旧的新闻管理体制下“纯洁”的传媒形态，也就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新闻出版业态。这是一种概念上的混淆和错位。计划经济时代的新闻出版业，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传媒业，这一时期的报纸期刊尽管也搞自费订阅发行，但不存在市场意义上的商品交换关系，只只是一种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宣传供给关系，新闻产品不具有商品属性，只具有宣传功能，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市场经营。事实上，传媒业虽然与意识形态的关系最为密切，但它从来就不是什么“事业”，传媒业与其他产业一样，完全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与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过去管理体制下的新闻出版与今天的公共传媒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一种文化产业，传媒业同样是一种商业性质的生产经营活动，营利性是其天然属性。它靠向社会和用户提供商品并从中获得利润，以此维持和扩大生产，完成一个完整的生产经营过程，周而复始。媒体的商业性质决定了其市场化运作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但这里也必须强调的是，传媒业的功能和性质也同时决定了它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其营利行为必须严格恪守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应该看到，传媒业的改革同样也是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摸索前行的，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循，改革大环境的不配套相关法律政策的缺失等等，都是造成传媒业转型失常或失序的重要原因。即使在西方市场经济相对健全、法制管理比较完备的国家，新闻腐败和职业道德堕落也并不鲜见。因此，无论是用传统的思维定式或“正统”的观念，还是以旧体制为参照，来看待传媒业改革，把传媒业市场化转型中出现的问题归咎于改革本身，都是一种误判和误解。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非但不是“异化”，反而恰恰是归位，是向自身角色的回归，不应与腐败混为一谈，更不应因为体制转型出现的问题而怀疑甚至否定其市场化改革的正确方向。

二、治理传媒业转型问题首在变“人治”为法治

目前，传媒业市场化改革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大趋势，包括党报党刊在内，很多已经改组为报业集团，公共传媒业的雏形已经初步显现。这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但这里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原有的新闻出版管理体制和机制并没有从根本上发生改变。传媒业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从根本上说仍是管理体制问题，是传媒业改革过程中市场化管理体制和机制“缺位”失控导致的问题。目前的传媒业管理体制，仍然把传媒业作为“事业”来看待，而不是作为“产业”来看待，“新闻单位”仍被看作是“事业单位”而非“市场主体”。在管理方式和手段上，还是沿袭旧的报刊管理体制机制，进行内部约束和控制，由政府主导而非市场主导。这种管理体制习惯用“人治”的方法和手段，用内部管理取代市场化的管理，已有的新闻法律法规难以发挥作用。其弊端还在于“裁判员”某种程度上也是变相的“运动员”，这种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及其机构和管理者在利益的诱导下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寻租腐败现象，大量的非法出版物的泛滥和传媒市场的混乱，既折射出新闻腐败不仅发生在媒体及其从业人员身上，其所从属的国家管理职能部门和管理者的权力寻租形成的管理与市场的利益联盟关系，事实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推波助澜的角色。恰恰是这种“旧瓶”装“新酒”，无法从体制上实现管理与市场的对接，才为新闻资源垄断获取暴利和新闻寻租的滥觞提供了可乘之机。而传媒业市场化改革出现的问题，以及传媒业在主导社会舆论上的利害关系，反过来又为政府主导提供新的口实。因此，治理传媒业转型出现的问题，必须尽快建立市场化的传媒业管理体制和机制，由“人治”转向“法治”，把一切作为市场行为主体的传媒企业完全纳入国家法律法规管理约束之下。这是当前促进传媒业健康发展最迫切的任务。

三、治理传媒腐败关键是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目前治理传媒腐败，主要还依据1997年颁布的《关于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按照该规定，公共传媒在经营运作上要做到“两分开”、“两分离”，即：新闻报道活动与经营活动分开，新闻采编队伍与经营队伍分开；新闻与广告分离、采编与经营分离。事实上这是根本做不到的，反过来以此约束行业自律恰恰为行业内部规避风险提供了制度保障。道理很简单，公共新闻资源是媒体经营的唯一资源，无论是新闻宣传还是广告经营对新闻资源的使用权是完整的统一，不可能截然分开；新闻宣传与广告经营是有机的统一，无论是媒体经营者还是一般从业人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利用固有新闻资源，为集体或个人获取利益。因此，所谓的“两分开”、“两分离”，试图把新闻产权割裂开来是根本做不到的。自从该规定出台以来，还没有哪家公共传媒因此受到公开处理，就足以说明治理这一点。必须把传媒业管理真正纳入国家法律法规之下，实施依法管理依法治理，这才是根本。近年来新闻出版领域的法制建设进展较快，有关法律制度也在不断的完善，最新出台的《新闻记者证管理办法》、《报社记者站管理办法》3月1日正式实施。但现在的最大问题是，新闻管理部门有法不依，仍然在以部门管理取代法治管理。上述两个新管理办法，仍然是行政管理的一种手段，不可能彻底解决新闻腐败问题。要从根本上遏制新闻腐败，必须改革新闻管理体制，把传媒业纳入法治轨道，把市场职能交还给市场，对违法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腐败行为依法进行治理，做到有法必依，违法必究。

第二篇：利率市场化改革问题分析及建议

随着2000年9月21日外币贷款利率的放开，标志着我国利率市场化将呈加速之势。我国的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取得了实质性进展，并将我国利率进一步改革的进程安排得十分紧凑.一、我国利率市场化存在的问题和难点

目前我国的这种利率管制在一定程度上扭曲了金融商品的价格，也使得利率这一重要的经济杠杆难以充分发挥作用，因此很多

人主张通过利率市场化来理顺金融商品的价格体系，提高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恢复利率杠杆应有的作用。我们认为，利率市场化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改革不断深化的一个必然进程，谁也没有理由反对利率市场化，但目前我国宏微观经济环境都不利于利率市场化的过快推进。

1、市场经济发育程度低。我国过去长期搞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的时间不长，许多方面都与成熟市场经济的要求有较大差距。

2、利率运作主体行为不规范。（1）中央银行的独立自主性不强。中央银行并未真正拥有利率的制订权和调整权。（2）国有商业银行行为非市场化。国有商业银行由于产权制度建设落后，银行的产权界定模糊，加上管理层和一般员工没有利益驱动机制，使得所有者和经营者难以实现利益的激励兼容，经营者非市场化选择的倾向很强，这是引致银行效率低下的根源所在。国有商业银行的大量非市场化行为的存在，即使利率自主权放开，银行也难以按照市场规律借贷资金。（3）企业的行为不规范。到目前为止，我国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并未达到预定目标，其在资金使用方面的风险约束机制和利益推动机制尚不健全，大多数企业只负盈不负亏，在国家的保护伞下安稳过日子，利率高低对其来讲并不很重要。

3、企业对利息的承受能力低下。

4、金融监管不完善。目前我国的金融监管因不能摆脱行政干预而缺乏超脱性和真实性。另外，监管标准、手段和技术也不能确保监管的信息质量和使金融机构采取稳健和审慎的经营原则。

二、为利率市场化积极创造条件

在我国这样一个曾经长期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要实现利率完全市场化需要一个很长的过渡期。就目前我国利率市场化的重点而言，不是去设计利率市场化的进程和时间表，而应是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如前所述，利率市场化同一国的市场经济完善程度、金融交易主体的市场化倾向以及金融监管等外围制度环境紧密相关，所以我们应从这些方面着手，为利率市场化创造条件。

1、深化市场经济改革。从西方的经验来看，很多国家都是在市场经济相当成熟的条件下放开利率的。应该说相对有效的市场机制有利于熨平利率放开后金融领域乃至经济的波动。我国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尤其是近几年市场经济的大力发展，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商品市场，但是我国的产权市场、劳动力市场以及资本市场的发育都不完善，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利率的市场化。当然，深化市场经济的改革不仅要建立有效的市场，更需要经济主体行为的市场化。

2、培育利率运作主体的市场化行为。（1）完善中央银行制度。目前，我国中央银行的宏观金融调控目标并未摆脱对国家计划和经济增长目标的依附，中央银行甚至还承担着大量的财政职能。在这种央行与政府关系难以理顺的条件下放开利率，很难保证中央银行能够按照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来调节利率。因此，现实的选择是：一方面，必须分离政府与央行的“天然”联系；另一方面要提高中央银行自身管理水平，使其能够做到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去调控商业银行利率和其它市场利率。（2）构建真正的商业银行。在市场化利率制度中，商业银行一方面要充当央行货币政策中介，另一方面又要根据货币政策的意图调控企业和居民的行为。商业银行的这一中介地位，要求它必须是自负盈亏和以追逐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经济实体，否则无法起到中介传导作用。对此，我们只有加快国有银行向商业银行转化的步伐，才有可能实现商业银行的市场化运作。首先，要对国有商业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解决我国国有银行长期所有者虚置的现象，实现国有银行所有者和经营者激励兼容的市场化运作。其次，按照现代企业的组织原则，重组国有银行的内部组织和机构体系。最后，建立规范透明的财会制度，强化股东、外部监管机构对会计信息的监督和发布。此外，我们还应放宽金融机构的市场准入，组建一批新的商业银行，为利率市场化引入竞争机制。（3）在国有企业中建立现代企业制度。（4）提高居民的金融意识。

3、把握好利率改革的着力点。（1）增强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利率敏感性和弹性较低是我国七次利率下调效果不显著的根源。而利率的敏感性和弹性状况，一方面取决于利率的管理体制，另一方面又取决于银行和企业的改革状况。所以一方面我们要逐步放松管制，即放宽利率的浮动范围和幅度，另一方面要加快银行和企业的市场化进程。（2）明确利率调整目标。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中央银行利率变动的着眼点是整个宏观经济状况，而不是企业的利息支出负担问题，只有从国民

第三篇：市场化改革料加速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9日即将拉开帷幕，世界各国主要媒体近来纷纷对中国可能在会后深化改革的领域展开预测和分析，其中围绕国企、土地和金融三大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引发外界最多遐想。

《日本经济新闻》评论指出，从中国主要领导人最近的表态中可以看出中国下一轮改革的大方向是：让市场更好地发挥作用、明确区分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建立统一市场，“毫无疑问，习近平和李克强正在推进市场化改革。”

中国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黄淑和日前表示，涉及放宽市场准入、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国资国企改革方案争取在三中全会后出台。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认为，破除国企垄断将是三中全会首要改革之一，以此来创造更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推动经济的重新成长。

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称，如果三中全会能够在国企改革和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两个受到热切企盼的领域有大胆突破，那就证明本次三中全会及其开启的变革的确意义重大。

针对金融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德国《世界报》认为，金融改革对于中国经济将起到决定性作用。通过诸如放松利率管制、引入外部竞争等方式，将推动总体经济增长。

美国《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指出，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将解除使用人民币进行交易的一个主要阻碍，让人民币可以更加自由地在国际间流动。

韩国《朝鲜日报》估测，中国将在金融、通信、石化等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的“垄断行业”引入竞争机制。其中，金融领域改革的基本方向是，利率、汇率市场化以及扩大人民币浮动范围。另外，对高达2.5亿的农民工及贫困农民等社会弱势群体构筑社会安全网，也将是此次会议的主要议题。

中国领导人近期频频提及的城镇化和民营经济问题，同样成为外界关注的重点。多国媒体认为，推进新型城镇化、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可以为支撑中国下一轮增长提供动力。

德国《法兰克福汇报》认为，三中全会将给出改革指导方针，以将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过度依靠投资、出口和国有企业，逐步转移到倚重内需、民企、城镇化、高新技术和服务产业等作为提振经济新动力。

美国彭博新闻社在报道中指出，随着老龄化和人力成本上涨调整中国制造业的全球竞争力，中国领导层已经明确表示将依靠城镇化作为未来几年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为此三中全会或将推出涉及户口制度的改革，以促进劳动力流动。

中国今年经济增长目标为7.5%，较之过去30多年平均逾9%的增幅有所降低。然而德国之声认为，若以经济力和增长率作为衡量标准，中国的情况仍好于其它“金砖国家”，深处金融经济危机、债台高筑的西方工业国家更无法与之相比。尤其是3.66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使中国具备了深化经济改革的财力基础，“这或许也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批准进一步经济改革计划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汇报人：xiexiebang

第四篇：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尊敬的党组织：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12日下午闭幕，本届三中全会公报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目标引发多家外媒关注。外媒认为，公报勾勒出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未来几年的改革蓝图。外界舆论均预测，这是中国新领导班子锐意改革的首次尝试，将对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济发展起到决定性作用。

勾勒中国未来10年改革蓝图

多家外媒均在第一时间关注中国官方媒体的相关报道。美联社报道称，在为期四天的会议目的在于确定中国未来10年的改革蓝图。

英国《金融时报》称，中共在公布的一份旨在推进改革的纲领性文件中宣称要维护宪法法律权威，并明确了各级党委在推进改革过程中的“领导责任”。这份外界密切关注的文件勾勒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对未来的改革构想。

路透社称，从历史上看，三中全会往往具有深远意义，是中国实现经济改革的“跳板”。而本届三中全会可以看做是中国新领导班子锐意改革的第一次尝试。

针对中央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美联社报道称，许多观察人士预计，中共领导人同意逐步并无争议地推进解决爆炸性议题，而这些议题很可能引发各方矛盾冲突。

路透社还表示，三中全会提到全面深化改革，涉及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生态、民生、法律等，是全面改革，而且会议强调是若干重大问题，全面却不是事无巨细，实际上是对当前面临的重要核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

报道称，可以看出经济体制改革仍是重中之重，是龙头，说明发展才是核心问题。其核心思想是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提法是跟过去不同，原来市场是基础性作用，是铺垫，现在是决定性作用，是市场说了算，政府职能作为市场秩序的维护者，守夜人，是更符合市场关系。

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分析人士的话表示，会议公报包括了许多国家及地方政府官员、学者以及其他人士的讨论结果，在这其中达成的共识要远远超过美国的国情咨文或美国总统的就职演说。

西方主流媒体现在对习李政权推进改革的决心更多几分期盼，同时提出“关键要看实施”。不过，已经有不少观察人士表示，三中全会确定政策方向，其历史意义或许要到几个月、几年之后才开始显现。

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此外，多家外媒还聚焦“中国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以往的政策声明中，中国官方言论一直是呼吁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但这一次的措辞变成了发挥“决定性作用”。路透社据此分析认为，这意味着市场的地位在中国高层领导人的理念中有所上升。

观察人士认为，中国正在寻找由市场带头、摆脱政府控制的途径。在过去，中国市场的物品价格和投资决策主要由政府作出。“在中国国内，这是一个革命性的理论”。

《联合早报》则认为，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十六届三中全会公报的提法是“更大程度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十八大报告的提法是“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而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提法是“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比过去进了一步，显示市场化改革将进一步深入。

美联社表示，中共给予该国民营企业强烈的支持，称他们是中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领导人承诺令市场经济发挥更大作用，并试图优化旧有的经济增长模式。在中国30年的快速经济增长后，将让本国企业家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

《日本经济新闻》此前曾指出，贯穿本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是推进“市场化”。正如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此前反复强调的那样，“转变政府职能”这一多年来的课题成为本届会议的重要课题。虽然目前已开始致力于取消和减少行政审批，但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重视市场作用、提高经济效率是实现稳定增长不可或缺的。

改革不止要说更要做

“三中全会将给中国的未来勾勒蓝图，中国目前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包括环境问题和中等收入陷阱。”法新社称，中国仍然致力于经济改革，尽管目前步伐有所放缓。

美联社则援引经济学家的话说，在经过30年的快速增长后，中国的中期经济前景取决于政府能否做到开拓道路。

英国《金融时报》认为，要施行必要的改革，就要挑战既得利益。最好的选择是，部分国企应该私有化。至少，这些国企应当被迫提高效率，参与竞争。此外，还需要实施相关的银行业改革。

路透社则称，强调“反腐改革”的习李新政上位伊始就拉开机构改革序幕。面对今年经济下行压力的增大，“把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作为开门的第一件大事，既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又作为宏观调控的‘当头炮’。”李克强称，半年多中央政府分四批取消和下放了300多项行政审批等事项。

新加坡《联合早报》的文章指出，中国发展到今天，一次会议创造奇迹的可能已越来越小，但这绝不意味着领导人没有发挥空间。恰恰相反，社会的强烈要求与外界的善意期待，是领导层能在几件具体而民众有需求的问题上，展现“闯关”的勇气，改革贵不在项目多而在精，需要设计还更需要执行，不止要说，更要做。

文章进一步强调，改革除了要思路，还要具体的操作要求。只要抓得准，哪怕只是一项改革都可能让全局改观;只要领导人有决心，改革从不缺路径与方法。

汇报人：xiexiebang

第五篇：我国新闻传媒业的改革与发展

摘要：我国的新闻传媒业取得了很大 发展，但与西方传媒强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改革开放以来，新闻传媒业在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社会 效益第一和渐进式改革的原则下，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效，也面临着改革模式、管理体制、运行机制、行业政策、发展战略等方面的 问题。中国 的发展和强大，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新闻传播体系。我们必须针对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制定出新闻传媒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规划。关键词：新闻传媒 改革 发展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提出“当今世界，文化与 经济 和 政治 相互交融，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作用和地位越来越突出。”这是我党在新的 历史 条件下，对世界发展新 规律 所做出的 科学 论断。因此，中央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列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战略部署。作为文化领域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媒面临重大的历史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所必然带来的传媒全球化，也使新闻传媒业必须面对国际传媒的激烈竞争。如何抓住机遇，加快发展，是传媒业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我国传媒业的发展及国际比较

1、我国传媒业的发展 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后，我国传媒业取得了很大发展。2001年，全国报纸种数为2111种，总印数为938.9亿印张，千人报纸拥有量为142份，分别是1978年的11.3倍、8.3倍和3.2倍，是1950年的5.5倍、144.4倍和26倍；图书总数为154526种，图书总印张数为406.1亿印张，千人图书拥有量为4944册，分别是1978年的10.3倍、3倍和1.3倍，是1950年的12.7倍、68.8倍和10.1倍；杂志总数为8889种，总印张数为100.9亿印张，千人杂志拥有量为162册，分别是1978年的9.6倍、4.4倍和2.5倍，是1950年的30.1倍、126.1倍和8.1倍；电台总数为301座，发射总功率为49615千瓦，分别是1978年的3.1和3.6倍，是1950年的6倍和138.5倍；电视台总数为357座，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300台，分别是1978年的11.2和115.4倍。作为第四媒体的互联网90年代初进入中国，1993年互联网用户数仅为2000人，1997年10月，用户人数为62万人，到2002年1月用户人数达到3370万人。

我国从1978年开始恢复媒体广告业务，广告营业额的增长速度远高于gdp的增长速度。从1982年到2000年，广告营业额年均增长幅度为42%，是同期gdp增长幅度的2.6倍。广告营业额占gdp的比重从1982年的不到0.3‰，上升到2000年的0.8%，人均广告费也由1982年的0.15元增加到2000年的56元，广告从业人员从1982年的1.6万人增加到2000年的64万人。在广告营业额的构成中，媒体广告占到很大比重。2000年报纸广告为146.47亿元，占20.55%；电视广告为168.91亿元，占23.7%；广播广告15.19亿元，占2.13%；杂志广告11.34亿元，占1.59%。

2、传媒业的国际比较

我国对反映传媒发展水平的几个主要指标：千人日报拥有量、千人收音机拥有量、千人电视机拥有量和千人互联网用户数，进行了世界几大国的比较。1996年，中国千人日报拥有量为40.4份，日本为578.1份，美国为212.5份，俄罗斯为105份。1997年，中国千人收音机拥有量为339台，印度为120台，日本为956台，美国为2118台，俄罗斯为418台。2000年，中国千人电视机拥有量为293台，印度为78台，日本为725台，美国为854台。2000年，中国千人互联网用户为17.8人，印度为4.9人，日本为371.1人，美国为338.7人，俄罗斯为21.3人。

笔者还对中国传媒在世界传媒业中所占地位 计算 了测算和评估。中国的日报总量1995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9.18%，收音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17.2%，电视机总量1997年已占到世界总量的24%，互联网用户2002年初已占到世界总量的6.2%。由这些总量数字可以看出，我国已成为世界的传媒大国。另一方面，笔者用传媒渗透能力指数计算了1995年世界各国的传媒发展水平，结果发现我国的传媒渗透能力指数仅略高于中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仅相当于美国水平的1/6，中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的1/2，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5。这说明我国还仅是个传媒弱国。

在国际传播方面，美联社、合众国际、路透社、法新社每天发出的新闻量占据了整个世界新闻发稿量的4/5，传播于世界各地的新闻，90%以上是由美国和西方国家垄断。西方50家媒体跨国公司占据了世界95%的传媒市场。美国控制了全球75%的电视节目的生产和制作，美国电影占领了全球50%以上的总放映时间。世界传媒发展很不平衡，“西风压倒了东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控制了新闻舆论和传媒市场，形成了“媒介帝国主义”。

二、我国传媒业的改革

1、改革历程

我国传媒业经历了两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1978年以后进行的“事业单位 企业 化管理”改革，国家逐步减少对新闻单位的财政拨款，绝大多数新闻单位通过媒体广告等经营创收实现自收自支。第二次是1996年以后进行的媒体“集团化”改革，广州日报等几十家大型新闻单位组建起传媒集团。“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改革，是传媒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而采取的改革措施，它一方面减轻了国家财政负担，另一方面激发出媒体自我发展的积极性。各新闻单位按照市场需求，创办了各种满足不同受众需求的媒体形式，并在内部推行独立核算、承包经营、人事分配等各项改革。“集团化”改革，是新闻媒体发展到一定规模，面对社会信息化和传媒全球化的新形势，所做出的必然选择。事业单位的组织形式已不适应新形势的发展，只有用集团这种组织形式，才能把规模日益庞大、分工逐渐细化、媒体数量不断增加、产业功能更加完备的传媒组织更好地协调和运作起来。我国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的外部环境，以及信息社会带来的发展机遇，加上新闻单位内部不断深化各项改革，使传媒业迅速成长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新兴产业。目前，我国整个传媒市场的规模已超过1000亿元，从1998年起传媒业连续三年保持了25%的增长速度，利税总额已超过烟草业，在所有行业中排名第四，出现了一批规模达十几亿、几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大型传媒集团。

2、改革中取得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

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传媒业积累了一些宝贵的改革经验，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① 坚持党管舆论导向。新闻媒体具有很强的外部性，表现为正、负两个方面，取决于舆论导向的正确与否。正确的舆论导向能够凝聚人心、振奋力量，形成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错误的舆论导向则涣散精神、激化矛盾，造成严重后果。江泽民同志曾精辟地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在新闻媒体改革的20几年中，我们始终坚持党管舆论导向的原则，使新闻宣传工作紧紧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服从和服务于全党和全国的工作大局，对维护和促进社会稳定，调动一切积极因素集中力量搞好经济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② 坚持社会效益第一。在新闻媒体提供的产品与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公共产品（如新闻、天气预报等）。公共产品外部性最强，产生的社会 影响 最大。向广大人民提供公共产品，是新闻媒体的责任和义务。虽然新闻媒体进行企业化运作后，所提供的私人物品（如广告、信息服务等）不断增加，而提供私人物品能够带来经济利益，但我们一贯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把提供公共产品作为新闻媒体的首要任务。实践证明，我们在社会效益第一原则下进行的媒体改革，保证了新闻媒体党和政府喉舌的性质不变，保证了新闻媒体社会公器的性质不变，即使是媒体产业化发展到一定程度，也没有使其异化为被经济利益集团操控的工具。

③ 坚持渐进式改革。与我国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相仿，新闻媒体的改革也走了一条渐进式改革的路子。各项改革措施基本上是借鉴国有企业的经验，进程上比国有企业有一段时间的滞后。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保证了新闻媒体在总体稳定的前提下，先易后难、由表及里地推进各项改革，以发展保改革，以改革促发展，较好地处理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新闻媒体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且直接关乎社会稳定，因此必须坚持渐进式的改革方式，以稳定大局为根本出发点，避免因局部改革失利而对全社会造成不利影响。

当然，新闻媒体业改革也遇到了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集团化改革目标模式不明确，改革成效不明显。近几年我国陆续组建了几十家传媒集团，数量可谓不少，但绝大多数传媒集团在体制和机制上没有什么变化，基本上是“翻牌集团”。出现大量传媒翻牌集团的原因，是我们缺乏一个明确的改革目标模式。我们对为什么组建传媒集团、如何组建传媒集团、如何促进传媒集团做大做强等重要问题缺乏深入地 研究，以至于我们拿不出一个指导性、操作性很强的文件，来规范传媒集团的组建和发展。由于没有中央的政策性指导，加上本身固有的“路径依赖”，传媒集团的改革大多只是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基础上修修补补，改革成效不明显。

② 管理体制形成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限制了媒体的发展空间。长期以来我国新闻传媒业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分级管理”的模式，在实际中形成了严重的条块分割和地方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