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下的农村信用社转型

第一篇：城市化下的农村信用社转型

城市化下的农村信用社转型

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城市化水平进展很快，不仅大批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而且城市的总面积不断扩展，将许多原来的农村地区转化为城市的一部分。作为服务“三农”的金融主力军，农村信用社面对农村人口逐渐减少，城市化进程不断推进的今天，应该如何适应城市化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转型呢？

一、城市化给农村信用社带来的冲击

我国的城市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城区面积不断扩张，原来的农村人口不断转变为市民；二是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从事各种工作。无论是哪一个方面，对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经营都产生了重大冲击：

1.资金来源方面。从存款方面来说，由于中国传统家庭非常注重内部关系，强调家庭整体利益，因此进城农民向家里汇款较多，在许多贫困地区，这些汇款成为支撑当地经济最主要的收入之一。而由于农村信用社自身网络建设滞后，导致这些汇款往往通过邮政储蓄渠道进行，最终大多化为在邮政储蓄部门的存款，而没有成为农村信用社的资金来源，这在客观上壮大了农村信用社竞争对手的实力，减少了自身的资金来源。随之而来的是中间汇兑手续费收入不足，影响了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的开展。

此外，在农村地区转变为城区的过程中，原来处于农村的农村信用社也变为实际的“城市的信用社”，竞争对手也从邮政储蓄机构一家转变为工、农、中、建等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

1银行等多家，此时农村信用社自身在形象、知名度、结算网络等多方面存在的劣势往往暴露无遗，吸收存款的困难较以往加大了。

2.资金运用方面。如果说城市化进程对农村信用社存款方面的影响还是初步的话，在贷款方面的影响则更为深远。以往农村信用社为农民发放的贷款主要是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总金额虽然不大，但一般能够满足农民维持简单再生产和一般扩大再生产的需求，而且两种贷款的还款率很高，对农民和农村信用社是一种“双赢”。其中的原因在于此时农民拥有最为重要的生产资料——土地，只要农民勤劳操作，土地给农民带来收益是肯定的，即便遇到自然灾害，也只是延缓了农民获取收益的时间而已。也就是说，由于土地这种最重要生产资料的存在，使得农村信用社向农民发放贷款有了基本保证，尽管这种保证依然存在风险。但是，当城市的街区取代了农村的村落，当高大的楼房取代了低矮的平房时，城市化给农民带来的最大变化就是农民离开了土地，也失去了土地。这样，以往农村信用社发放的小额贷款和联保贷款也就失去了最重要的还款保障。迫使农村信用社在资金运用方面寻找新的出路。

二、城市化下农村信用社的转型

在城市化的冲击面前，农村信用社是无法逃避的，只能是直面相对。原因有两方面：一是城市化是一个日益加剧的过程。据测算，到2020年，我国的城市化率将超过50%的水平，意味着10几年时间里将有近3亿人从农民转化为市民，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洪流。如果农村信用社选择退缩，将意味着自己的传统领地被

逐步蚕食；二是城市化为农村信用社提供一次难得的转型尝试。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随着合作金融事业的发展，合作金融组织机构发生了三个明显变化，即规模扩大、商业化经营、体系完善。这就意味着未来我国的农村信用社也将经历一个从服务对象到服务品种，从服务规模到服务范围的巨大变化。而现今的城市化恰恰给农村信用社提供了一个进行转型尝试的机会，即在那些已经成为“城市的信用社”的农村信用社开展向商业银行转化的试验。

对于尝试转型的农村信用社而言，不仅需要在网络化建设方面做出努力，更重要的是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做出突破：

1.法人体制转型为银行。正如上文所言，对于已经入城的农村信用社来说，与同业竞争的一个最大劣势恰恰是自己的原有身份，这个身份在城市中很难得到广大市民的普遍认同。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市民往往还将农村信用社与供销社之类的混淆。类似这样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一再告诉农信人：必须在入城后调整自己的身份，改变现有的多级法人体制，将自己“升格”为银行。只有这样才能在城市里与同业之间在一个相对平等的平台上展开竞争。

2.信贷业务转型为小型企业、微型企业服务。对于已经入城的农村信用社来说，与其他商业银行在批发业务上展开竞争，显然并非自己所长，其中固然有农村信用社自身资金实力不足、相关经验匮乏等因素，更重要的是无法发挥自己在消除信息不对称方面的优势。因为入城后的农村信用社类似于在熟人社会里的社

区银行，对自己街区内的各种人物、小企业非常熟悉，较其他大商业银行具有缓解信息不对称的优势，而此时已经进城的农民则在失去土地后依然有创业的需求，这些新市民的创业大多属于小型企业和微型企业范畴，可能是一个报摊，也可能是一个市场床位，虽然小但对这些新市民却极为重要。因此，入城后的农村信用社应该充分发挥自己在信息方面的优势，在贷款投向上将原有的小额贷款、联保贷款引入社区，这样就会使农村信用社与其他商业银行形成一个相互补充、各有侧重的市场格局。

3.为进城农民提供创新服务。对于那些没有进城的农村信用社来说，城市化同样需要进行部分业务转型。以小额贷款为例，以往发放的贷款主要用于生产，现在为顺应城市化发展，可以发放一些类似农民工进城务工差旅费贷款等具有消费性质的贷款；再者，还要为进城务工农民提供延伸服务，根据其务工行业、收入特征等，为其提供在存款、贷款和汇划款项等一揽子服务，使其即便身在外地也可以享受到农村信用社的服务。

第二篇：浅谈农村信用社网点如何转型升级

浅谈农村信用社网点如何转型升级

近年来，农村信用社通过股份合作制改造实现了自身蜕变，综合实力不断壮大。但是，面对金融市场越来越普遍的同质化现象，农村信用社碰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瓶颈。作为具有传统地缘优势的农村信用社，如何在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下加快转型升级，凸显自身优势，保持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是当前农村合作金融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农村信用社加快转型升级的必要性

（一）农村竞争环境进入新格局。竞争主要来自农行、邮政储蓄、新型农村金融。农行是当前最主要的竞争对手：农行高调重归“三农”定位，成立“三农”金融服务部；推广惠农卡、拓宽小额农贷覆盖面。这些必将与合作银行在县域中高端客户上正面竞争、直接交锋。邮政储蓄是最重要的潜在竞争对手：定位农户小企业等城乡中低收入群体，依托全国性结算渠道正在不断拓宽业务领域，40余种中间业务、本外币理财和基金业务可以填补农村信用社的业务空白领域；信贷业务虽处于“业务练兵”阶段，但步伐很快，除小额贷款外，目前也开办了公司业务，抵押贷款最高额达几百万元，这些都将对农村信用社造成巨大冲击。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是竞争的新生力量：小额贷款公司、家担保公司、村镇银行等，竞争局势将日趋白热化。

（二）传统竞争优势被削弱。具体体现在产品优势、利率优势、机制优势的减弱上。在产品上，以前，只有农村信用社开办保证贷款业务、但现在被其他银行纷纷效仿，产品潜力直逼农村信用社。而且各大银行信贷产品创新层出不穷，如工行的网贷通、商品质押，农行的小企业迅捷通、金穗惠农卡，中行的中小企业中心模式，建行的“速贷通”、“E贷通”、邮政储蓄的农户小额联保贷款等等都对农村信用社金融产品创新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利率上，国有银行、邮政储蓄银行一些优质贷款利比农村信用社还要优惠，贷款市场遭遇“两面夹击”。在机制上，农村信用社传统灵活运作机制也面临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挑战。

（三）部分业务缺乏竞争优势。主要表现在对公业务、中间业务、集镇网点业务。一是对公业务增长乏力。由于小企业的服务要求越来越高，同时其他银行的服务门槛降低，导致小企业服务满意度有所下降。二是中间业务缺乏新的增长点，仍然以代收代付为主，收入占比仅为2.34%，远远落后于同业。三是集镇网点业务市场份额下降。各大商业银行将目标锁定经济繁荣集镇，加剧市场竞争，导致市场占有率有所下降等等。

二、农村信用社转型升级应把握的原则

（一）坚持业务发展与加快战略转型构建特色并重的原则。继续探索和实践“增户扩面、支农支小”战略转型，突出“小额、流动、分散”特色。要在如何建立和凸显“三农”银行、社区银行、中小企业银行特色方面狠下功夫，要把小额零售业务打造成农村信用社最有竞争优势和服务特色的主营业务。

（二）坚持防范风险与改革发展并举的原则。防范风险是银行的永恒主题，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绷紧风险防范这根弦，尤其在当前宏观环境错综复杂，竞争环境日趋激烈背景下，一定要严守风险底线，绝不能突破，出了风险一切发展都是空谈。但同时，的困难和问题需要在改革和发展中解决，要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要加大经营创新力度，推进经营机制改革，实现有效发展。要继续优化调整资产结构、负债结构、信贷结构、客户结构、产品结构和收入结构，要建立经济资本管理和更加严密的风险防控体系。

（三）坚持客户、股东、员工和社会统筹兼顾的原则。要落实“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提供更优服务，赢得更多客户的信赖。要对股东负责，争取给出资人带来稳定、长期的回报。要给员工个人发展创造适宜的舞台和空间，建立优秀员工脱颖而出的机制，让员工投身信用社建设，分享发展成果。同时要对社会负责，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培育良好的品牌形象。

三、以和谐文化提升发展内涵，实现品牌形象转型升级

(一)是以创建先进组织、争当优秀员工为工作重点，深入开展“领导班子好、员工队伍好、工作机制好、发展业绩好、客户反映好”五好组织建设，带动员工“比学习、比落实、比提升、比服务、比团结”，不断提升工作水平，促进单位和谐，推动科学发展。

(二)是充分发挥党团工妇各级组织作用，为员工搭建多种成长、交流平台，成立各类文体兴趣组织，鼓励积极开展文体活动，展示企业和员工面貌，增强归属感和凝聚力。注重发挥员工关爱基金、内部管理奖励机制作用，尊重员工劳动和智慧，倡导主人翁精神，打造员工家园文化。

(三)是加强与政府部门、社会团体合作，积极寻求载体推进社会文明建设，促进品牌形象升级。立足“三农”，真情回馈，不断扩大农村金融覆盖面，改善农村支付结算环境，加大农村欠发达地区扶贫贴息贷款发放力度，帮助社会弱势群体脱贫致富，提升农村经济生活水平。

第三篇：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试论城市化背景下的法制建设

上世纪80年代以来，经过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城市化建设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绩，成为了亚洲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随之而来，很多地区也逐渐出现了一些因拆迁补偿、人员安臵、劳动就业等原因而引发的上访、静坐等群体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不良后果，成为该地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不利因素。城市化进程，站在社会型态的角度来说，是从农村向城市的转变；站在人的角度来看，是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鉴于城市化进程中的诸多法律问题，对于在法治轨道上推进城市化建设进程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笔者试从房屋拆迁、城管执法、社区法制三个方面进行分析研究，现综述如下：

一、关于房屋拆迁问题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要对房屋进行拆迁。

（一）公共利益是否需要明确界定

笔者认为，《宪法》、《物权法》等法律在明确规定公共利益是征收的前提的同时，未对公共利益概念作出界定，此即实践中普遍存在“以公共利益为名，大行商业利益之实”情形的法律根源，为此主张法律应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以便在确保公益拆迁能更好地得到贯彻和实施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被拆迁人的权益。但也有些学者如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陈信勇教授，认为法律之所以不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的是出于“官商勾结”的方便，而是因为如果法律明确界定了公共利益，严格区分了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公益拆迁）和非基于公共利益的拆迁（商业拆迁），则由于公益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明显低于商业拆迁的拆迁补偿费用，就会导致大量的被拆迁户更愿意选择商业拆迁，进而在实施公益拆迁时产生更多的矛盾和冲突，他同时基于公共利益范畴内涵本身具有不确定性等理由，主张不明确界定公共利益的概念。

（二）房屋拆迁的性质问题

国内法学专家学者对房屋拆迁的性质进行了阐释，表达了各自的观点，但分歧较大。第一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民事法律关系。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同时认为：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拆迁关系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房屋拆迁纠纷仅仅是作为平等民事主体双方的拆迁人与被拆迁人之间的纠纷，政府并不应直接参与，而只能在纠纷发生之后中立地进行裁决。第二种观点认为，房屋拆迁是行政法律关系，具体又分为行政合同说和行政征收说两种。持行政合同说的学者认为，在拆迁关系中，拆迁人是受法律法规（如《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等）授权的授权性行政主体，在拆迁时运用行政权力，负责处理拆迁安臵补偿事宜，并独立承担由此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在此，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虽然通过合同的方式签订拆迁补偿协议，但拆迁双方地位不对等：拆迁人对被拆迁人不履行、不完全履行以及毁约行为有制裁权，并享有强制执行权。而持行政征收说的学者则认为拆迁是行政主体依据行政法律、法规的规定，为了执行特定的公共任务，全部或部分剥夺行政相对人财产并给予全部或部分补偿的行政行为。另有学者认为，房屋拆迁的性质，当依是公益拆迁还是商业拆迁而定。鉴于公益拆迁是政府做出的行政决定，拆迁人只是受政府委托具体从事拆迁事宜的组织，并不与被拆迁人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本质上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而在商业拆迁中，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平等的民事主体，他们通过合同的方式自愿、平等地具体协商补偿标准、拆迁相关事宜等。其拆迁关系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财产关系。

（三）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

房屋拆迁的补偿标准问题是拆迁中的核心问题，有学者就此进行了深入探讨。大家普遍认为，当前的房屋补偿标准过低，不利于被拆迁户利益的保护，因此，建议应引入市场机制，通过市场评估机构进行评估来确定补偿标准。个别学者甚至提出拆迁补偿应高于市场标准。

（四）强制拆迁问题

从网络、报刊中，国内有些学者们列举了“重庆、深圳最牛钉子户”等实例，具体探讨了强制拆迁在现实中的适用情况。有学者认为，首先应明确强制拆迁只应该存在于公益拆迁中，因为商业拆迁实质上是平等主体间的民事法律关系，主体地位的平等性决定了拆迁方不能对被拆迁方实施强制拆迁。其次应统一强制拆迁的主体，目前各地做法不一，有的地方是行政强制拆迁，即由行政主体直接实施强制拆迁，有的是司法强制拆迁，只能由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还有学者提出，应停止行政强制拆迁，而全部交给司法机关实施强制拆迁，但这又会引入新的问题，比如司法机关有无能力判定公共利益，司法机关是否有足够的人力和财力实施强制拆迁等。

除上述问题外，针对现实生活中拆迁双方信息严重不对称，拆迁方的信息不够公开，以至被拆迁方不能有效地参与到拆迁程序中，不能很好地保护被拆迁方的权益的情形，有学者建议在拆迁过程中应加强信息的公开化、透明化，主张广泛地引入听证程序，让拆迁户更多地参与到拆迁过程中来。

二、关于城管执法问题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以来，诸多地方探索设立城管执法机构，将原来分属于环保、环卫、规划、工商等职能部门的行政处罚权全部或部分揽于其身。学者们专门分析和探讨了城管执法体制所存在的弊端：

一是城管执法机构职权划分不明。有学者列举了现实生活中城管执法单位的各种表现形式：有的地方城管是独立的单位，具体名称有市容办、城管办、执法局、联合管理办等；有的地方城管并非独立单位，而是挂靠在城乡建委或城建局下、还有的挂靠在环卫局或由环卫负责监管等。另有学者对部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权划分进行总结，指出：侵占道路的处罚权划归城管执法部门，而公安交警部门继续行使其他的公安交通行政处罚权；对于环境噪声管理权，社区里的噪音由城市管理执法局监管，建筑工地的噪音由则由环境保护部门监管，噪音的技术检测则又要由环境保护部门完成；对无照商贩的占道经营由城管执法部门管理，而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则继续行使其他方面工商管理行政处罚权。这种划分方式不够科学也不够明确，导致实践中有时会出现几个单位的交叉管理，而有时又会出现无人管理的情况。

二是执法依据不统一。学者们认为，城管的职责范围包括市容、环卫、交通、规划、工商等，囊括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其执法依据主要有《城市规划法》、《城市绿化条例》和《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等，执法依据的不统一给执法工作带来了许多困难。为此，许多学者呼吁尽快出台一部《城市管理法》，对城管的地位、职责、执法程序和监管机构等进行明确规定。

三是城管执法方式落后。有学者以“六八加一”归纳城管执法工作的现状，即：对于城管执法一方，80％精力集中在常年的摊贩整治，80％的查处案件归为违法设摊，其中又有80％属于屡教不改，80％的摊贩整治遭遇程度不同的执法对抗冲突，80％以上摊贩处罚难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80％以上的摊贩整治实际效果不尽人意；只要稍有机会，摊贩100％会卷土重来。而对设摊人员一方，每个游动摊点背后，往往维系着一张嘴甚至整个家庭的基本生计来源。80％的人来自非本地区，80％属于以此为生养家糊口的职业流贩，80％的人不止一次被城管执法查处，80％认为即使被罚仍有获利空间值得继续设摊，80％反映城管执法粗放野蛮不文明，在触犯人格尊严或可承受底线时80％的人会选择抗拒执法，只要有可能100％会将设摊进行到底。这一总结形象地说明，实践中城管工作的重心大部分放在了整治流动摊贩上，随着摊贩的流动而流动，执法方式单一且被动。这种执法方式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其不良的影响，直接导致了群众对城管地位和工作性质在认识上的误区。

经过讨论，学者们对于今后的城管体制和机制改革重点达成了如下共识：首先，要理顺城管体制，统一执法机构的名称和职权，科学、明确地划分城管与相关单位的职能界限；其次，抓紧制定《城市管理法》，规定城管的地位、执法权限、执法程序等，作为执法的统一依据；再次，改变被动执法的方式，今后城管工作不应局限于整治流动摊贩，而是应广泛行使法律所赋予的其他职能；最后，在执法过程中，要改进执法方法，执法人员一方面要避免暴力执法的形式，另一方面执法人员也应维护自身的人身安全。

三、关于社区法制建设

沿海发达地区农村在实践中的探索有许多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在现阶段，城市化的方式基本是农村人口进入城市，被动地实现城市化，今后可借鉴浙江舟山经验，在农村建社区，主动地实现城市化，在农村建社区时，舟山渔农村所探索出来的单村建社区、联村建社区以及并村建社区的模式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对于城市社区法制建设，学者们分别从社区法制教育和社区矫正制度等角度展开了讨论。关于社区法制教育，有学者指出，目前社区法制教育存在着工作者素质不高，缺少专门机构，工作流于形式，发展失衡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有学者提出要构建三位一体的社区法制教育体系，即以社区工作者为切入点，以社区居民为支撑点，以社区住民为突破点，使社区在街道办事处综治中心指导下，通过开展一个活动、建立两个平台、落实三项措施、采取四种形式的这种“1234”工程来确保“三位一体”的教育体系落到实处。关于社区矫正制度，有学者重点介绍了社区矫正的理论基础——差别交往理论的犯罪观，认为：犯罪是习得的，因而是可以矫正的，通过摆脱越轨文化的束缚，是矫正的有效途径，社区具备这种矫正环境，因此应予推广。还有不少学者强调社区矫正的重要作用，主张将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罪犯广泛地纳入到社区矫正的体系中。

房屋拆迁、城管执法和社区法制工作是城市化进程中最典型、最突出，也是暴露问题最多的三大块，但城市化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在城市化过程中还会引发许多其他的问题。因此，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进行解决：

一要继续推进基层普法教育，切实增强干部群众依法办事的意识。要继续坚持不懈地开展全民普法教育，重点放在增强法制观念上。普法教育的内容和形式要力求贴近实际，易于为群众理解和接受。深化普法教育，是预防和减少不安定因素的有效措施之一。

二要坚持依法行政、依法管理，各项工作严格依法按章运行。一方面要坚持政府依法行政，把政府对社会生活的管理纳入依法运行的轨道，既要加强管理、严格执法，又要防止和减少公务人员违法或不当行政造成对公民、法人合法权益的侵害；另一方面基层各单位也要做到依法和规范化管理，依据国家法律制定和完善单位内部的各项规章制度，使管理者和被管理者明确各自的权利和义务，并自觉履行。

三要强化司法工作，把矛盾纠纷的处理纳入法制的轨道。我国已经制定出《民事诉讼法》、《行政复议法》、《仲裁法》等一系列解决民事、经济、行政争议的法律法规。这些年来，法院受理的民事、行政案件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人们仍然习惯于有了问题找政府，这种状况不利于纠纷的及时有效处理。因此在调处矛盾的过程中，对于因合同争议、债权债务、政府不当行政等引发的纠纷，在调解无效时，要积极引导当事人依法申请裁决、复议或仲裁、诉讼。司法机关对符合条件的要及时受理，特别是对一些涉及面广、社会影响大的群体性案件，审理和裁决时力求公开、公正、及时，在全社会逐步形成一种服从法律、信赖法律、愿意通过法律途径解决矛盾纠纷的氛围。

四要建立健全矛盾纠纷调解队伍和信息网络。一是坚持把加强基层基础建设和增强基层调委会的整体功能放在重要位臵上，不断加强组织网络建设。二是要大力加强对从事不安定因素调解人员的业务培训，提高他们对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调处能力。三是要继续完善行之有效的不安定因素调处制度，定期开展各类纠纷排查活动，层层梳理辖区内的纠纷苗头和隐患，把纠纷解决在基层。集中时间和力量，有计划、分步骤地对常见、多发、带有倾向性的纠纷进行专项治理。

总之，城市化进程中的法制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并非朝夕而就，并且，由于我国国情和城市化问题成因的特殊性，因而从国外的治理举措中（相对于我国现实问题的解决）并没有多少可以值得借鉴的经验。我们只有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情况，去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的切实可行的法治化的道路。这应该说是一个长期而又艰难的过程，而泱泱大国，法治先行，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我们也必将沿着这条路一直向前。

第四篇：关于农村信用社战略转型的调研

关于农村信用社战略转型的调研

农村信用社战略转型这一课题，并不是今天才有的，也不是我们今天才遇到的，它在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必将是长期存在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环境的变化和社会的进步，农村信用社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都会面临不同的战略转型要求。

一、转型事关农村信用社的大展大局

所谓转型，就是为适应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对发展战略进行不断调整，以保持可持续的价值创造能力。近年来，农村信用社在世界经济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下，仍然呈现了快速发展的态势。然而，与国内同业相比，我们的差距仍然是巨大的。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要尽快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趋势，更好地融入国内外银行业的竞争环境，必须迅速地推进向现代商业银行的全面转型，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在日益开放的金融市场中争得一席之地。

从我国农村信用社试点改革方案实施以来，农村信用社在改革转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一是实现了组织上的独立和确立了经营上的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担风险, 建立健全了激励和约束机制。二是资产质量明显提高。随着资金支持基本落实到位, 农村信用社的历史包袱有所化解。三是支农资金实力明显增强,服务“三农”力度进一步加大。最后, 产权制度改革进展顺利。据央行数据，截至2010 年3 月末，全国共组建农村商业银行46 家，农村合作银行205 家。

二、明确农村信用社转型的方向和目标

总体上讲，农村信用社的战略转型，最终要实现四个转变：即业务结构从以负债业务为主，向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并重转变；核心资源构成从以劳动和资本密集型为主，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并重转变；风险管理模式从内部化、集中化向外部化、分散化转变；经营管理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一）加快发展中间业务

农村信用社吸存放贷的经营方式根深蒂固，中间业务只是“派生业务”、“辅助业务”，在地位上低于传统业务，对发展中间业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意识到发展中间业务可作为实现资产多元化、扭亏增盈、防范风险的有效手段。而农村信用社中间业务发展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电子化水平落后、设施投入不足、缺少专业人才等。

因此，农村信用社应加大力度、舍得投入，加快中间业务发展步伐、抢占市场份额、稳定优质客户群，摆脱农村信用社此项业务边缘化的可能。努力做到更新观念、提高认识，深入调查、研发产品，改进设施、培养人才，早日实现资产业务、负债业务和中间业务并重转变。

（二）优化人力资源管理

目前，在农村信用社中出现了人力资源“断层”的现象，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第一，年龄型的断层，出现了整体“大龄化”现象；第二，知识型的断层，缺少计算机、法律和金融等专业人才；第三，人员配置的断层，电算化以及会计人员比较缺乏，金融业务只是停留在比较传统的存、放和汇上；第四，人员素质的断层，缺少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人才，导致经营核算水平比较低，很难适应现代金融的需要。

为了保证核心资源构成向知识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并重转变，首先，加强人力资源管理人员的队伍建设。要按照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要求去进行，使他们不仅熟悉信用社的基本业务，同时也要掌握和应用现代人力资源管理手段，懂得怎样去推动信用社的改革和发展。其次，把好高管人员的准入关。选择高管人员时，要首先考虑他的政治可靠性，选择业务水平精湛、勇于创新的人才，有目的、有计划地去选择需要的专业技术人才。最后，加大教育和培训的力度。在员工上岗之前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在员工的工作过程中也要进行相应的培训，进一步加强员工的业务素质和风险意识。

（三）完善风险控制管理

长期以来，农村信用社历史包袱沉重，潜在经营风险较大。由于过去风险意识薄弱、财务管理比较混乱、贷款管理不规范、贷款分类不科学等原因，形成了粗放经营、管理薄弱的状况。另外，农村信用社资产结构单一, 掣肘了风险的化解。这一资产结构状况直接导致农村信用社风险管理违背了风险分散原则。所谓风险分散, 是指将资金分配在回报率关联度比较低的多种资产上, 以达到既可降低风险, 又不会损及利益的目的。

为了达到风险管理模式从内部化、集中化向外部化、分散化转变，一要完善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完善的治理结构是信用社稳健经营的核心，是有效防范和控制操作风险的前提。二是建设风险管理文化。风险管理文化是操作风险管理的基础，操作风险管理首先应从操作风险理念的培养入手，培养合规管理文化，增强风险意识。三是构建案件防控治理的长效机制。不仅要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和完善案件防范体系，还要强化稽核、信贷、财务、人事监察、保卫等部门查防案件的职责，抓好业务检查指导和监督整改工作，提高对信贷、会计、出纳和储蓄等案件易发岗位的检查频率，形成员工“不能违”的防范机制。四是加强内部审 计和外部监督工作，强化责任追究。

（四）转换经营管理机制

农村信用社作为金融企业，决定了经营的基本目标就是要提高经营效益，追求利润最大化。近年来，各级农村信用社都把增效作为工作的核心，加大了效益的考核力度，效益占考核总分的比重逐步提高，工资收入主要与效益挂钩考核。为了完成增效目标，许多农村信用社就采取粗放经营的方式增效，形成了增效靠增贷、重收息轻收贷、虚假增效等经营误区。

为夯实农村信用社长远发展的基础，将经营管理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尤为重要。首先要转变经营理念。克服传统思维、定势思维和顺向思维的障碍,树立市场意识、服务意识、效益意识。树立正确的经营理念，协调好规模、质量与效益的关系，制定业务发展战略时既要考虑到信用社本身的风险偏好，也要考虑到监管部门的风险限制，从而制定出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战略和中长期经营目标。其次要严肃财务纪律。会计报表要坚持真实性原则，严禁虚增财务收入，严禁以贷收息。对虚增收入、以贷收息的，要扣除利润，并对责任人进行处罚。再其次要加强贷款管理。要加大贷后管理力度，落实贷后管理责任，做到“人随钱走，利随本回”。同时要加强对贷款质量的考核，对当年造成贷款不良的，要严格追究有关责任人的经济责任。最后要加快金融创新。创新金融技术、创新金融产品、创新服务方式。

三、农村信用社转型的途径和措施

农村信用社作为我国农村金融业中的一支重要力量, 在增加农民收人、改善农村经济和调整农业结构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发现，农村信用社在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和自身发展需要时发生了功能演进异化，出现了非合作互助的营利性商业化经营和基于现代企业制度为核心的股份制管理倾向。因此，农村信用社转型的路径选择, 就是适应外部条件限制和扬弃自身特征的二元化路径:一是在农村经济条件比较好、金融业竞争比较激烈、城乡经济协调发展的地区，根据股份制原则组建为农村商业银行,二是在农民收入较低、农业生产力水平低下和比较贫困的农村地区严格按照合作制原则组建规范的农村合作银行。无论是创建农村商业银行还是组建农村合作银行, 都要采取以下几方面的措施。真正实现农村信用社战略转型，走上健康可持续发展之路。

（一）明晰产权关系。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关系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使得农村信用社在经营管理改善、金融风险化解等方面缺乏有力的组织基础和制度基础。考虑到

目前我国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的现状，农村信用社要坚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和分类指导的原则，探索符合我国国情、当地农情、农村信用社社情的产权制度和组织形式。经济发达、城乡一体化较高地区的农村信用社可以考虑按照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要求，进行股份制改造，在合适的时机建立农村商业银行；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原则进行改造，而不能简单套用现代银行制度模式。

（二）改革管理体制。随着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深入，普遍建立了省联社模式的行业管理体制。而在实际调研中发现，这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很大地冲击了以“三会”为核心的法人治理结构，直接制约了一级法人下社员管理权的行使。因此，有必要对省联社的职能进行重新定位，建立新的行业管理体制。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建议将各级联社逐步过渡为地方性金融业务的协调机构，主要负责协调管理同业拆借、跨社存储、异地支付结算等业务，并发挥必要的监管职能，不再干涉经营、人事、财务管理活动，还权于农村信用社权力机构和监督机构。

（三）加强监督监管。鉴于中国农村金融的特殊性, 监管部门对农村信用社的监管应有别于其他金融机构, 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合法性，银监会对农村信用社一定要依照法定职权和程序进行依法监管, 充分尊重其独立自主的法人地位, 以避免过多的干预导致高昂的监管成本。二是安全性，由于农村信用社分布不均,抗风险能力较弱, 为防止地区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出现和扩大, 银监会必须保护农村信用社整体的稳定性。三是严肃性，为保证农村信用社的发展不偏离其性质和原则, 银监会应严格监管其资金的去向和用途, 以确保其为“三农”服务的宗旨不变。

（四）加快网络建设。要加快农村信用社电子信息化进程，为扩大服务范围创造条件。要利用两到三年时间，完成科学管理、先进技术、人才储备三大体系建设，逐步实现业务处理的现代化、经营决策的信息化、内部管理的科学化、监督手段的有效化、服务手段的自助化、结算渠道的多样化，以科技、产品和管理的创新，推动业务的健康发展，进一步促进农村信用社战略转型，提升农村信用社支农服务水平。

参考资料：

(1)刘光辉, 张凤琴.中国农村信用社改革的路径选择分析［J］.新乡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6).(2)王红梅，吕国钧，孙莹.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村信用社发展的障碍因素及对策研究［J］.经济研究参考,2010.(3)杨海英.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刍议［J］.财经视点,2010,(1).(4)张伟.浅议农村信用社如何加快中间业务发展 ［J］.现代经济信息,2010.(5)朗培俊.农村信用社业务经营的四大误区 ［J］.基层论坛,2010,（9）.(6)周莉莉.农村信用社的风险控制［J］.经济导刊,2010,(6).(7)刘原.关于农村信用社改革面临问题及对策的思考［J］.财税金融,2010.(8)张少波.稳步推进邮储银行的战略转型［J］.行长论坛,2010.

第五篇：浅谈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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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转型 作者：雷涛

来源：《现代交际》2012年第02期

［摘要］当前，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和城镇建设规模的日益扩大，越来越多的农村土地被开发利用，由此产生了大量失地农民。这些农民多数被政府统一安置到“新型社区”中，并开始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在此过程中，失地农民的社会资本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并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市民化进程。

［关键词］失地农民 社会资本 新型社区 城市

［中图分类号］F3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2）02－0020－01

一、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资本转型的现实意义

目前，我国城市化水平为40%左右，预计到2030年将达到60%，届时将产生1亿多失地农民，这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历程中巨大的社会变迁。城市化不仅改变了失地农民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和价值观念，同时也使他们的社会资本状况发生显著的变化，其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中将在不断适应城市生活过程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

（一）社会资本转型有利于失地农民群体地位的确定

社会地位是个人或群体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空间中所处的位置及围绕这一位置所形成权利与义务的总和，它既是人们相互识别、相互对待的重要标志，也是开展社会互动的主要源泉。在传统以“关系本位”为主导的社会中，农民的交往以初级群体为主，使其社会交往有较强的封闭性和排他性，而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将显著提升农民社会交往的异质性和广泛性，进而有利于促进失地农民群体与城市市民群体之间的社会交往和互动。

（二）社会资本的转型有利于失地农民的城市适应

传统社会资本的现代转型是失地农民市民化的重要标志，在社会资本的转型过程中，失地农民通过不断的扩展社会交际网络，重建普遍性的信任关系，习得城市中行为规范以及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等途径，有效地实现了自身社会资本的转型，这既提高了失地农民市民化水平，也促进了失地农民对城市生活的适应。

（三）社会资本的转型有利于失地农民社会资源的获取

有效且充足的社会资本存量能为失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情感依靠和物质支持，继而满足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精神和物质需要。作为现代社会资本核心的社会关系、信任、规范

及参与合作等要素能显著地改善失地农民的社会支持网络、有效地保护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并使其获得社区归属感和安全感，进而增加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生活的信心。

二、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资本转型的核心内容

（一）社会关系网络与失地农民城市化

与传统社会相比，由于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生活、生产方式及所处文化氛围的彻底改变，使得他们的社会交往及互动日益复杂，交往对象的范围和层次都发生了显著变化，这些变化主要体现在失地农民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和交往对象异质性的增强，社会互动呈现出明显的目的性、功利性特征。社会关系的这种变化，既是失地农民适应城市的外在表现，也是实现市民化的内在要求。

（二）普遍信任与失地农民城市化

信任是人与人之间开展社会互动的前提，它对于维系人际交往的可持续性、增加社会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在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的信任模式逐步从传统社会资本中情感性特殊主义信任模式向目的性普遍主义信任模式转变，这种转变主要体现于一种对制度、符号、专家、法律等抽象层次的信任，人际间的信任关系建立在严格遵守法律、制度、契约和协议的基础之上。

（三）规范与失地农民城市化

在城市化进程中，失地农民的传统道德规范容易受到现代城市多元化价值观念和开放、竞争等思想因素的冲击而出现“行为失范”与“价值真空”，并由此导致他们难以适应城市生活。同时，以往农民之间情感性的口头契约正被合法性、书面化的法律规范所代替，他们正不断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并越发重视对各项法律、行政规范和制度的遵守。

（四）参与合作与失地农民城市化

参与合作是社会资本所有者应具备的最基本素质，也是衡量社会资本水平及存量的重要标志，它强调人们对社区政治、管理事务及社区公共活动的积极参与，这种参与更多地体现在社区居民自发成立各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并依托组织力量维护其成员的利益或为改善人们生存环境、提升生活质量提供社会资源。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公民精神”的塑造和“民主参与”水平的提升是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内在要求和体现。

三、城市化过程中失地农民社会资本转型的路径选择

（一）政府、社区、社会组织为失地农民城市化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政府应制定科学推进城市化进程的各项法律、法规和行为规范，营造有利于失地农民社会资本转型的宏观氛围；社区应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公共服务水平，开展各类文化活动以增强失地农民对新型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各类社会组织应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鼓励失地农民参与社区管理，逐步培养失地农民的互惠合作意识和民主参与能力。

（二）失地农民自身社会资本的转型是实现市民化的内在动力

作为市民化主体的失地农民应不断学习和适应城市文化氛围和行为规范，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不断提升综合素质和适应能力，注重扩展自身社会关系网络，尝试与他人建立起普遍性信任关系，自觉遵守正确的行为规范并积极参与到社区事务之中，尽快实现传统社会资本向现代社会资本的转型，进而顺利推进自身市民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