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农业税的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农村税收体系

第一篇：论农业税的改革和建立科学的农村税收体系

（一）我国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

我国现行农业税制立法是以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为主，包括其后（主要是80年代以来）国务院颁布的一系列专门规定农业税的行政法规，如1994年的《关于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以及其他法律、法规中与农业税有关的法律规范。

《条例》颁行至今已有40年，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今日，我国的农业经济体制、产业结构、农业产品、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和农业收入等方面，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但是，农业税制及其立法却几乎保持不变，这与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大为脱节，由此而导致的问题甚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大方面。

一方面，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并存所造成的问题。农业特产税即农业特产农业税的简称，它是为了平衡农业特产品和其他农作物之间的税收负担而从农业税中逐步分离出来的。但是，国务院有关规定都未将其明确为独立税种。然而实践中，它已突破了附属于农业税并作为农业税一个税目的立法本意，成为了一个事实上的独立税种。这一立法与实践相脱节的现象所造成的后果，具体表现在：（1）税种法定性质不清。从理论上讲，农业特产税应当附属于农业税，同样类归所得税类。但农业特产税主要是针对农业特产品的实际收入征收，亦应属流转税类。（2）征税范围划分不清。这不仅导致了重复征税现象（包括对同一农产品既征收农业税又征收农业特产税，或是在不同环节征收农业特产税），还漏征了一些收入水平高的应税所得，特别是一些随着农业高新技术的推广而出现的技术含量高、成本低的农产品收入。（3）在税收征收管理方面也造成了一定的难度。因对某些同一征税对象并行设置两种税，且计税依据不同，分别计征，人为地造成了一户两税、一地两税的状况，同时征管手续也较为繁琐复杂。

另一方面，农业税立法的严重滞后性。其主要表现在：（1）计税产量与实际产量差距越来越大。目前，我国粮食产量比50年代已翻了两番，而计税产量一直维持在五、六十年代的水平。（2）计税土地与实际耕地不符。对许多新开垦的土地不计征农业税，即所谓“有地无税”。一些被实际占用（包括正常占用和非法占用）的耕地，仍要缴纳农业税，即所谓“有税无地”。（3）税率偏低，因计税产量低于实际产量，导致实际税负偏低，且税收负担不平衡。如原来为了调节地区间农业收入而采用的地区差别比例税率，由于40年来各地区情况的巨大变化，现在已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再如粮食作物与经济作物税负畸重畸轻。（4）征管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处罚措施单调、疲软。如纳税人已经从最初的生产队发展到现在多种类型并存的纳税人，结算单位扩大数十倍，征管难度大为增加。而1993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对农业税只规定“参照本法有关规定执行”，导致对农业税的欠、漏、偷、抗税等违法行为的约束力弱化。

（二）对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展望

《条例》虽然名为“条例”，但因是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所以从立法权限的角度来看，其实质上应当是“税收法律”，而且还是我国仅有的少数几个税收法律之一，在税法的渊源中仅次于有关税收的宪法性规范，其效力高于大量的“税收行政法规”。

从80年代初直至9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4年工商税制全面改革后，完善农业税法和改革农业税制的呼声越来越高。为此，许多理论研究者或实际工作者都提出了不少改革方案和模式。归纳起来，主要是三大类：第一类是农用耕地税（或称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产品税并行，简称“两税型”；第二类是实行农业所得税，简称“单税型”；第三类则认为，由现行农业税制向行为税（土地使用税）和流转税（产品税）转变，最终将两税型与单税型作为我国农业税制发展与完善的阶段性目标与发展方向，并且通过对《条例》的修订以及其他配套改革措施来逐步实现上述目标，简称“过渡型”。我们赞同“过渡型”，但不同的是：其一，不论是“两税型”还是“过渡型”，仍然主张有“产品税”税种。鉴于1994年工商税制改革已取消了产品税，在工业生产领域和批发零售商业普遍征收增值税。因此，我们主张以“农业增值税”代替前述“两税型”和“过渡型”中的“农业产品税”。其二，依第三类观点，将来实行的是“以所得税为主体的税制体系”，即除了农业所得税的主体税种以外，还有其他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如耕地占用税、屠宰税等，甚至还可能包括在广大农村地区征收的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契税、车船使用税等各税类中的其他非农业税性质的税种。实际上，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农村税制”。而我们所探讨的是“农业税制”，仅包括有关农业税的征收管理等规定，在目前就是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在“两税型”下，就是指农业土地使用税和农业增值税；在“单税型”下，就是指农业所得税。因此，我们主张，农业税制应当向以“所得税”为单一税种的方向发展，而不再包括农业土地使用税或农业增值税。至于某些未纳入所得税征税范围内的征税对象应当包括在其他有关税种的征税范围之内，“各司其责”。关于这一点，我们还将在后文论及。

我们之所以提出“过渡型”观点，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原因：（1）考虑到我国农业经济的现实状况和农业税制实行40年来给农业已经造成的根深蒂固的影响，采用由现行农业税制向“两税型”转变的方式显得更为自然、平缓，不致于给农民的纳税观念造成过分的冲击，有利于新旧税制的前后衔接。同时，参考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管现状，加上农业税的纳税人在数量上将会多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陡然转变为“单税型”显然不太切合实际，也会给本来已困难重重的农业税的征管增加更大的难度。应该有俟于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模式走向完善和成熟时，农业税制再向所得税的方向发展。目前，以“两税型”作为过渡性的安排是较为稳妥的，也是较为切实可行的。（2）在我国整体税制与国际接轨的大环境中，农业税制也存在着与国际惯例逐步接轨的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一般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征收所得税，即对农业生产经营所得扣除一定的成本费用后，按照超额累进税率计算征税，如法国、德国、英国、澳大利亚、意大利、印度、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因此，将所得税作为我国农业税制改革的长远发展目标是必要的。

应当指出的是，在农业税制的改革中，存在着农业税的税种与其他税种之间的关系问题。比如，农业土地使用税与土地使用税以及耕地占用税的关系，农业增值税与增值税的关系，乃至农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的关系等。众所周知，我国长期以来对农业基本实行的是一套独立的税制体系，这也是由我国的现实国情所决定的。在今后的改革与发展中，是继续保持其独立性，还是依法将农业税或其部分征税对象与其他税种合并征收，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有的学者就建议“开征农业产品税把农业特产税和一部分农村工商税合并征收，解决了农民长期反映强烈的一个产品征两道税的误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学者提出从“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入手来解决台湾现行农业税赋问题，并认为：“在税赋之课征上，以职业为区分之标准，理论上即有其缺陷。在税赋稽征之立场而言，农民与非农民并无不同，农业税赋与非农业税赋之差别，仅在于针对产业之特性而异。因此，不论农民或非农民均一律须申报综合所得税，并订定合理的最低基本所得下限，不论农民或非农民之所得未达此基本所得时，即毋须缴纳综合所得税，但超过此下限者，即须按其所得之多少缴纳特定之税赋。”

我们认为，对待这一问题，亦应采取区分阶段性目标与最终发展方向二者关系的态度。换言之，从我国现实国情出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然应当保持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今后在农业经济体制和农业经济结构趋于稳定，农业的商品化已达到一定程度，且征管体制网络化、成熟化时，应当逐步减弱并最终消灭农业税制体系的独立性，即“放弃农民与非农民身份之认定标准”。当然，“在我国要像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一样，对农业与其它纳税对象实行同样的税制，恐怕还不是短期内能办到的事情”。

（三）与农业税制改革关系密切的农村税费和税收征管问题

还必须清楚认识到，仅仅依靠修订《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并不能够对现在的农业税的征管状况带来根本上的改进。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税费”现象。实践中，农业税已经无法保持其独立性，而是与众多的“费”联系在一起，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被普遍使用的概念。一般所说的“农民的负担”主要指的也就是“农业税费”，而且实际上其中“费的负担”要远重于“税的负担”。同时，农村税收征管“难”中，“收费难”亦占据了相当的地位。

当然，“税费不分”并不是农业税收中独有的现象。“在中国，目前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税收在政府收入中的占比偏低”，“税收占比偏低的同时，便是各种收费和债务收入占比的偏高。由税收‘缺位’和各种收费、债务收入‘越位’可能引发的诸方面风险，不容忽视”。由于我国农业人口众多，所以这一现象在农业税收中反映极为突出，“有引发或激化社会矛盾的可能”。以至于法理学家们在探讨“当代中国法与正义、利益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的重大课题时，都把“农民负担合理与否”作为展开论证的引例。

农业税收处于农村税收乃至整个财政税收的大环境中，仅靠修订《条例》和改进农业税制本身是“孤掌难鸣”的，必须实施一项系统工程。

其一，税费不分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政府部门习惯于以行政命令的办法、非税的方式组织收入。……在各级地方政府那里，又加上了税收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的约束这一条，更是大开了收费之门。于是，形成了一股包括中央各部门的基金性收费和各级地方政府的地方性收费在内的全国范围自立收费项目浪潮。税外收费趋势的蔓延和收费规模的日渐增大，既冲击了税基，又在相当程度上转移了人们对税收的注意力”。解决这一问题，就要通过立法形式“改费为税”，这“可能是在目前条件下，解决收费项目泛滥问题的一个有效且可行的办法”，“是一种‘釜底抽薪’的治本之法”。同时不止于此，还要通过对国家整体立法体制的改革和完善来进一步改进税收立法体制，即在纵向效力从属关系上要合理、适度划分中央与地方税收立法权限，在若干限定条件下赋予地方开征新税种的权力，可以改变目前许多地方因无开征新税种的权力而变相地开征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与作用的费用和基金的做法；在横向协作分配关系和立法形式方面，合理划分权力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税收立法权限。

其二，在改进农业税收征管模式，加强其征管力度方面，也不单单是靠农业税制自身的改革所能实现的。固然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从法律角度确定农业税征管的法律依据，尤其是要明确对各种违反农业税法的行为，如偷、漏、欠、抗税等行为的处罚措施。“因此，尽快建立一套‘严管理、重处罚’的税收征管制度，是非常必要的。不过，国内外的经验告诉我们，税收征管秩序的确立和运行，不单单是税务部门一家的事情，它需要包括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在内的共同努力。比如，没有公安、邮电、银行、工商行政管理、海关、技术监督等部门的积极配合，再完备的税收征管制度，实行起来，效果也要打折扣。没有司法机关的有效支持，查处税收违法犯罪案件的工作，既很难到位，亦缺乏必要的司法保障。

最后需要强调两点：一方面，尽管我们研究的着眼点在于发现和分析农业税制存在的问题，并试图解决之，但我们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农业税制及其立法的“圈子”中。“就事论事”，或者“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不是实质性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应该把农业税制及其所存在的种种问题放到国家整体税制，甚至国家整个财政体制、经济体制的大环境中加以考虑，并从中寻求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法和实现途径。这才是我们研究的目的和意义之所在。

另一方面，不论是“分清税费”还是建立“严管理、重处罚”的征管制度，其实现与操作最后都必须落实到法制中去。制度的构建与实现必须在法律的轨道上运行，获得并依靠法律的保障。“制度与法规是相辅相成的，……立意良好的制度若缺乏适当的法规之辅助，执行成效必不如预期理想。”若再加上执行制度的人员素质不高等其他不良因素，又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管和惩处，后果就会更糟。因此，农业税制的构建与运作、乃至改革与完善都必须通过农业税收法制来实现。

第二篇：建立科学水价体系,推进水价改革-

建立科学水价体系，推进水价改革

我国是一个水资源短缺的国家，水资源的形势十分严峻，时空分布不均，水资源短缺已成为严重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水资源短缺的问题将日益严重。推进水价改革，简历科学的水价体系，是促进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关键。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完善，我国水价改革也取得了很大进展，例如很多城市通过召开水价听证会对水价进行调整。但在水价改革中，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水是公共产品或者准公共产品，因此用水应该是低价的。实际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水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应该保持它的公益性的特点，任何一个企业都不能将水这种公共资源作为谋取垄断利润的工具。但是，面对水资源严重短缺的严峻形势，目前我国的水价标准较低，不能反映水资源的价值和稀缺程度，导致水资源被严重浪费。因此，我国对水资源价格改革的基本思路是：建立科学的水价格体系，做到既不影响人们的基本生活，又能改变因低水价造成的水资源浪费的现状，保护水资源，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具体的水价改革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

一是各地方政府可从实际出发，在统筹考虑流域水资源及用水情况的前提下，按照有利于水资源节约和保护的原则，根据本地水资源状况，因地制宜地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以规范水价调整机制。

二是建立科学、完善的水价体系。目前我国水价总体水平较低，造成的水资源浪费严重。因此，要从建立科学的水价体系出发，统筹考虑，在适当调整水价标准的同时，将污水处理费调整到合适水平。同时，要不断细化水价调整的对象，将水资源的收费名目、价格等作更加明确的划分，实现水资源收费的正规化管理。例如在工业用水户实施阶梯水价，并不断将该水价标准推广。

三是要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特别是要保障居民基本用水。水价政策不仅关系到水资源的节约利用，水作为特殊商品，还具有公益性，因此，水价不能超过居民和企业的承受能力，居民生活用水的需求必须得到保障。因此，提高水资源收费标准，必须考虑用水户承受能力，实行区别对待。

积极推进水价改革，建立完善的水价体系，能够实现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这对我国发展循环经济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举措。

第三篇：论建立中国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_论建立中国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

中国税收信用缺失是造成国家税款流失的重要原因之一，以下为大家分析建立中国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详细内容点击查看全文。税收信用是社会信用的重要组成部分，税收信用的缺失不仅造成了国家税款的流失，也打乱了税收秩序和市场经济秩序。在新的形势下，人们呼吁加强社会综合治理，共建一个和谐、有序的税收信用体系。虽然中国的税收信用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不少问题，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要求构建科学的税收信用体系，这是中国税制健全及税收法制化的需要，是中国发展诚信经济、提高民族经济国际竞争力的当务之急。

一、中国税收信用现状分析近几年，税务部门普遍开展了改进和优化纳税服务活动，大力推行一站式服务、民主评税、税务公开、执法责任制等，大大提升了税务队伍的信用形象。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国目前整个税收领域信用缺失依然较为严重，可以说，不论是征税人、纳税人，还是用税人，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不诚信。而这种现象的产生，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而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税收诚信立法缺位或不足 虽然中国税收法制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还不够完备，在一定程度上仍滞后于经济形势发展的客观实际。主要问题有：一是缺少专门有关诚信方面的法律，造成对守信者保护不够，对失信者惩处不力，也使得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规范性受到很大制约;二是税收立法时对有关信用方面的规定明显缺位，在立法过程中对税收诚信内容考虑不够甚至没有考虑，不利于和谐税收环境的营造;三是现行税收法律以及其他有关税收的法律对涉税案件的处罚规定弹性过大，容易造成税收执法、司法自由裁量权滥用，造成税收执法、司法不公，破坏了征纳之间诚信的法律基础。(二)权利义务观念错位 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应的、相互的，比如纳税人既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有相应的权利。但长期以来，中国不仅在法律上而且在舆论宣传上，都片面地强调纳税人的义务而忽视纳税人的权利，使得纳税人滋生逆反心理，甚至不惜违约失信进而偷逃税行为。对征税人和用税人而言，则过于强调其拥有的权利，而忽视了其应尽的义务，这不仅不能为纳税人所认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阻挡了政府在税收与其关系问题上的视线，导致在纳税人监督缺位的情况下征税和用税中的行为扭曲现象频繁发生，使纳税人的契约观念和诚信意识日趋淡化。(三)税务机关执法诚信不足 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一些有违信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有发生，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税务人员在执法过程中滥用职权、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甚至内外勾结，致使国家税款大量流失，严重扰乱了税收秩序;二是对纳税人重复检查现象较为严重，如国税部门查完了地税部门又查，甚至税务稽查人员调账检查时，一查就是几个月，检查缺乏效率，给纳税人正常生产经营造成极大影响;三是有些税务干部素质不高，执法随意性大，在税收执法程序、执法尺度、适用法律等方面都存在问题;四是由于目前评税标准、双定户的定额核定标准均掌握在少数税务干部手中，一些税务人员凭借手中的权力，以权谋私，捞取个人好处，人为地造成企业之间税负不公，直接恶化了税收信用环境。

二、建立税收信用体系的必要性(一)优化经济环境的需要 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经济的根本立足点就是诚信，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对信用的要求越来越高。税收信用，一方面要求税务机关依法治税，严格执法，营造诚信纳税的法制环境;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努力增强税收法制观念和依法纳税意识，自觉做到诚信纳税。这些都有利于进一步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二)税务机关提高税收征管水平的需要 税收信用体系既包括纳税信用，又包括征税信用。从纳税信用看，纳税信用制度将纳税人按信用度分为不同的等级，实施不同的征管方式。对依法纳税的纳税人给予较高的自由度，取消或简化一些不必要的管理程序。把精力集中在纳税信用度不高的纳税人身上，强化征管力度，从而节约了征管成本，提高了征管效率。从征税信用看，要求税务机关规范纳税服务，文明执法，诚信地履行对纳税人的承诺，为纳税人诚信纳税创造条件。同时还要公平执法，使诚信纳税者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使违法者受到法律应有的制裁。这些都有利于税务机关征管水平的提高。(三)纳税人提高和维护自身信用的需要 诚信意识就是财富意识，社会经济信用具有效益信用的一面。良好的社会信用制度可以使经济交换参与者方便、快捷地获取对方真实的信息资料，减少信用调查核实方面的费用、开支，防止因对交易者资信怀疑而减少的社会经济交往。守信者也会因良好的信用而在经济交往中获得更多的经济利益。税收信用作为社会信用体制的组成部分也具有这种职能。

三、建立和完善税收信用的政策建议(一)建立征税信用的政策建议 严执法、讲信用、践承诺、优服务是对税务部门的基本要求，征税信用主要体现在严格执法和优化服务上。严格执法是税收工作取信于纳税人的关键所在，在严执法的同时做好服务纳税人的各项工作，并进一步加强内部监督、约束和管理。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要抓好税务机关内部管理机制建设，实行奖惩有别和严格的责任制，建立失信于纳税人的惩罚约束机制。在干部管理体制上，要建立充分体现奖优、罚懒、惩贪、治庸的管理机制。工作人员具体到每个人应定岗定责、职责分明、权责清晰，实行严格的岗位责任制。优化税务服务，抓好办税服务的软硬件建设。在软件建设方面，有步骤、有计划地抓好人员教育、学习、培训，不断提高整体素质和综合素质。在硬件建设方面：一是大力发展网络服务，统筹建设专业性税务网站并纳入电子政务系统;二是积极推广电话服务。3.完善税收征管机制。要注重在传统的行之有效的征管手段基础上嫁接现代化、信息化的最新科技成果，逐步建立健全税源监控管理的集约化、专业化、信息化，赋予税收征管新的时代内涵和特色。特别是要加强税源监管和税务稽查两个环节的工作，大力整顿和规范税收秩序。(二)加强税款使用信用的政策建议 加强税款使用信用，主要是转化政府职能，使政府由经济建设者的角色转化为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者，进而弥补市场失灵。1.调整政府职能，加快政府角色的转变。政府职能调整要争取与市场机制建设协调进行，市场能做到的事放手让市场做，其中首要任务是加快财政资金从竞争性领域退出，将政府由经济建设型转变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型，将其角色真正定位于弥补市场失灵。调整财政支出的范围和结构。主要表现在将支出重点放在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上，尤其是广大农村公共产品的提供，在结构上压缩经济建设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增加社会科文卫、社会保障以及支援农业和农村的支出。细化预算，加强对预算安排和支出全过程的监督。编制预算时，在大的分类下尽可能分设若干款、项、目级科目，将支出项目细化，增加预算的透明性和监督性。(三)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 针对失信纳税人追逐眼前经济利益，不惜损失信用的短期行为，应提高失信成本，增加诚信收益，促使作为理性经济人的纳税者诚信纳税。这主要通过建立失信惩戒机制和诚信激励机制来实现。具体体现在：一是对企业或个人在税收信用上有了不良记录时，在税收征管系统(CTAIS)中自动划转为纳税信不过企业，重点稽查和监督;二是对待上述纳税信不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划转为正常有信用的企业，在此期间再次违反税收法律规定的行为时，要从重处罚;三是建立对纳税信息不实的企业和个人进行公告的制度;四是建立与工商、海关、银行等部门信息互通机制，实现税收信用信息共享。(四)降低纳税人遵从成本 遵从成本是指纳税人在履行纳税义务时所花费的各种资源的价值，主要包括纳税人办理涉税事务所花费的时间价值、非劳动成本和支付给税务顾问的费用。税收遵从成本越高，纳税人负担越重，也就越可能相应地选择应对方式逃避纳税义务。因此，征税人在依法办税的前提下，应尽可能使纳税人遵从成本最小化，简化办税程序，提高工作效率，降低纳税人承担的额外费用，给予纳税人申报和缴纳税款等方面的指导，并提供纳税援助等。(五)完善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 2003年7月29日国家税务总局正式出台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办法》，规定了评定内容、评定标准、激励与监控措施、评定组织和程序等内容，一定程度上规范了纳税信用等级评定管理，但仍存在许多不足之处需要完善：一是对不同级别纳税人在税收管理上给予不同待遇，实行差别管理;二是关注个体经营者、小型企业，尽快落实信用等级管理和社会对他们的认可;三是国税、地税应尽快将信用等级评定信息实现共享，做到统一标准，给纳税人一个公正、合理的评定。参考文献：

1、杨海燕.关于加快税收信用体系建设的思考[J].财会月刊：综合版，2009，(2).2、程爵萍.构建税收信用体系的理论思考与政策建议[N].中国信用报，2006-02-14.3、张媛.构建中国税收信用体系[J].经济合作与科技，2008，(16).4、王乔，席卫群.比较税制[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5、西蒙詹姆斯.税收经济学[M].北京.

第四篇：建立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体系

建立和完善我国税收司法体系

0090948 吴水兴

关键字：税收司法体系建设税收司法框架

税收具有强制性、无偿性等特征。税收参与社会分配，主要依靠的是国家强制力，是以司法武器作后盾。税收司法体系是否科学严密，直接关系到国家机器能否正常运转、税收立法能否实施、税收执法能否保障。税收司法除具有司法的一般特征外，还表现出极强的专业性和复杂性，在税收法治和税法运行中占据着显赫的位置，是税收法治的重要内容和税法运行的重要环节。

本文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我关于税收司法的框架及收税司法体系完善的意义：一是结合我国税收司法体系的现状，分析我国税收司法体系司法组织中存在的问题及根源，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二是我国建立完善的税收司法体系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进行论述；三是提出了建立科学严密的税收司法体系的基本框架，明确了税收司法体系的概念及纵横关系，亮明了本文的观点。

一、建立严密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

随着国家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收已广泛介入经济、社会的各个领域，处于各种利益分配的焦点上，偷税与反偷税、抗税与反抗税、骗税与反骗税的斗争越来越尖锐。为了打击偷、抗、骗税犯罪活动，监督国家税收法律、法规的实施，严明执法纪律，各地税务机关纷纷将司法工具引入征管内容，成立了税务检察室、税务公安派出所、税务法庭等，出现了税收司法保卫机构，司法手段开始直接参与社会分配。

(一)我国税收司法组织的现状

当前我国税收司法组织还在摸索阶段，主要是税收司法保卫组织，分直接的税收司法保卫组织和间接税收司法保卫组织，有：税务检察室、公安局税务派出所、人民法院驻税务法庭、审计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等。这些组织直接或间接行使有限的检察、侦察、审判、调解、仲裁、提供法律帮助和涉税法律服务。依照税收司法工作要求，这些涉税组织从形式到业务内容，多数不很规范，无立法基础，又无法律授权的合法依据。具体表现：

一是组建机构无法律依据。这些来自自发行动的税收司法组织，并不为政府所重视，大部分机构没有法律依据，因此社会权威小，法律效力不够强。

二是不统一，不协调，形式单一。目前我省至上而下设有税务公安联合打击 打击偷抗税办公室，而税务检察、税务法庭、税务警察及相连的社会涉税司法中介机构则很少，税务与公安虽然有了联络办公室，一定程度上加强了税务侦察的力度，而税务执行、税务检察、税务审判、税务律师、税务仲裁、税务调解等环节则没有跟上。

三是不规范。目前的税收司法组织均为税务部门与公检法机关联合办公，并以公检法为主，分别为两家的内设机构，没有社会独立性，执行权力不平衡。同时，办案人员和办案地点不稳定，执法工具少。

四是权限有限。现有的税收司法组织所行使的职责少，主要的业务工作还在主管部门，刑事权力则更少，不具备对付涉税犯罪分子的必要条件。

五是涉税司法中介服务太薄弱。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大量的经济纠纷或多或少涉及税收，而当前涉税纠纷的诉讼，调解、仲裁、咨询等法律服务职业里，并不是税务方面的专家所从事，同时面临其他形式中中介机构的排挤。

尽管如此，这些税收司法保卫机构还是为维护税收秩序做了大量工作，据有关部门统计，近几年这些税收司法组织年平均受理涉税违法案件在万件以上，平均为国家挽回税款均在3亿元以上，由此可见，严峻的现实，迫切需要建立税收司法体系。

（二）建立税收司法体系的现实意义

1、税收司法体系是国家机器在社会分配过程中的直接运用。税收的强制性作为税收的首要特征，是国家权力的体现。强制性之所以作为税收的首要特征，根本原因在于税收及这种分配是以国家的政治权力为直接依据，用以满足国家意志，并在分配受到侵犯时，其中司法一部分机器逐步参与税收这种特殊分配形式，将法律制裁工具直接运用分配过程，用以保护政治赖以生存的基础。

2、税收司法体系是社会主义税收法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税收法制体系，应由三部分组成：健全的税法体系、严格的税收执法体系和强有力的税收司法保障体系。税收司法保卫工作长期以来被以为是公检法职责，

第五篇：小议建立税收管理员考评体系[模版]

在推行税收管理员制度过程中，建立科学的考核评价体系十分重要，是各项征管制度和措施能否顺利落实到位的关键环节。自税收管理员制度推行以来，各地为建立科学、合理的税收管理员考核制度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和实践。笔者结合近年来的工作实践，谈谈个人对建立税收管理员考评体系的思考。

一、看法和认识

科学的税收管理员

考核评价体系，应体现考评的指导思想和目的、考评的范围和指标设置、考评的具体方法和手段、责任追究制度和奖惩办法等几方面内容，要把握好以下原则：

第一，考评的指导思想要突出，目的要明确。为了更好地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必须建立税收管理员考核评价体系，考评的指导思想要围绕税管员制度展开，能够准确体现各级领导机关意图。考评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激发和调动大多数人的工作积极性，达到提高征管质量、及时查错补漏、完成工作任务的目标，而不是单纯的扣分扣款和责任追究。要以人为本，把强化考核与做好思想政治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第二，考评内容要完整，指标设置要科学。由于税收管理员承担着所有纳税人的日常管理任务，其业务范围几乎覆盖了税收工作的全部。税收管理员的考评内容应涵括整个税收业务工作的全过程，在考核指标设置方面，要尽可能切合实际，与本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纳税人整体素质、税务干部业务水平相适应，设置一些操作性较强的指标，而不能脱离实际，将指标确定得太高。

第三，考评方法要力求多样化，手段要实现自动化。由于税收管理员的职责比较繁杂，其管理的客体——纳税人又是经常变化的，因此其考评方法和手段要灵活多样。在时间要求上，既有定期考评，又有不定期考评；在考评范围上，既有全面检查，又有随机抽查；在考评方式上，既有室内考核，又有实地考核；在考评组织上，既有上级督导检查，又有本单位内部户查，还可以进行个人自查；在考评手段上，要充分利用全系统计算机网络硬件配置的优势，切实发挥税收执法和行政管理“两权”监督考核软件功能，尽可能减少手工考核，实现考评手段自动化。

第四，责任追究制度和相应的奖惩制度要跟上，考评结果要充分利用。建立税收管理员考评体系过程中，严格执行责任追究和奖惩制度非常必要，是整个考评体系和税收管理员制度能否顺利落实的关键。对其考评结果要与公务员考核、年终评先、干部职位晋升、能级制等结合起来，形成“多轮驱动”效应，营造创先争优、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二、存在的问题

（一）各级对税收管理员的考评工作认识不一，目的不明确。主要存在两种倾向：一种是片面强调考核作用，忽视了政治思想工作和“人本管理”，挫伤了人员的积极性。另一种是认识不到加强考核在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方面的作用，过分依赖思想政治工作和“人本效应”，考核成为可有可无的“摆设”和工具，造成权责不明，致使对税收管理员的考评有时会脱离基层实际情况。

（二）考评内容不完整，指标设置尚有不切合实际的地方。目前，很多地方的考评工作仅仅局限于税收管理员，而对其他承担信息采集、调查分析职能的税收业务岗位没有纳入考核范围，在指标设置方面，突出表现在一是部分考核指标脱离了实际，二是部分考核指标可操作性不强，实际考核中容易流于形式，三是一些考核项目和指标设置脱离了基层税收管理员的实际情况。考核项目设置太多太细，不少指标要求太高，造成税收管理员感觉不适应。

（三）考评方法单一，计算机考核面较窄。目前，各级税务机关对基层税管员采取人工考核，一是没有真正解决人工考核随意性较大、“水分”较多，缺乏公正、公平等问题，二是由于基础数据不准确和考核软件不完善等原因，目前系统内错误数据较多，计算机考核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四）岗责不明确，责任追究难以实施。一是相当一部分税务干部不能适应税收管理员岗位的要求，短期内素质难以提高，造成一人兼几个岗位甚至干几个人工作的现象，难免出现“鞭打快牛”、岗责不清等问题。二是信息采集不准确，责任追究无法落实。目前，除了税管员采集部分涉税信息外，办税大厅和各级征管、计会、税政等部门都有信息采集职责，但是具体的考核却落实在税管员身上。另外，还有一些考核指标如滞纳金加收率、税款入库率等实际上是各部门共同配合完成的，仅仅对税管员进行考核和追究显然不公平。

（五）重考核轻评价，考评结果没有充分应用。目前，在考核中发现的问题，一般采取工作通报、排名次的方式，对存在问题如何整改，整改效果怎么样，却很少有人过问。当前的考评工作基本上是就指标谈指标，就数字看数字，不能从纵向、横向和滚动等方面对各个单位、各个税管员的工作业绩做出准确、客观的评价，考核结果和问题通报实际上反映的都是一些共性问题，针对性不强，难以引起基层警觉。

三、建议与对策

（一）提高认识，合理定位各级机

关考评职责。一是各级机关特别是领导干部要高度重视税管员考评工作，要切实转变职能，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督导、调研、考评、服务上来。二是要教育和引导税务干部正确对待目标考评，营造积极向上、团结进取的考评工作环境。

（二）突出重点，完善考评指标体系设置。笔者认为，对税管员的考评主要围绕四个方面进行：一是税源控管能力，看是否有漏征

漏管；二是企业申报纳税质量，看是否少征税款；三是看政策执行，看是否违反税收政策；四是工作作风，看是否有损税务形象。对税管员的考评工作应从信息采集出发，建议各级税务机关在认真分析有关经营指标对税收影响的基础上，从重点指标的准确性、完整性来考核其工作业绩。

（三）运用多种考评方法，提升考评质量和效率。一是要充分发挥互查作用，加强对税源控管能力考核，尽可能避免人工考核“水分大”、打“人情分”的弊端；二是充分发挥明查暗访作用，对明查暗访项目尽可能精简，以考评税管员工作作风、勤政廉政、服务水平为主，兼顾考核税源控管率。三是加强计算机信息数据考核，审核、甄别信息数据的真实、完整、准确性。

（四）充分运用考核结果分析、评价税收管理员工作。分析、评价税管员工作质量，不仅仅要看所管片段或行业的考核指标高低，还要将该项指标与以前历史数据相对比，看其在某一工作期间的工作成效，在此基础上对其工作质量做出客观的评价。考核应注重纵向分析，进行历史同期对比，建立能够反映其工作业绩的综合评价考核体系，而不仅仅进行横向比较或简单的排名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