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制约创新能力的瓶颈因素分析（最终定稿）

第一篇：影响制约创新能力的瓶颈因素分析

影响制约创新能力的瓶颈因素分析

目前，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3200万人，研发人员总数达105万人，分别居世界第一位和第二位。我国已经具备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生物、纳米、航天等重要领域开发能力已跻身世界先进行列。但科技人才的创新性不足，仍是我国人才队伍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相对较弱，根据有关研究报告，2004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在49个主要国家（占世界GDP的92%）中位居第24位，处于中等水平。

为什么中国人的创新能力不足？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以下几方面：

1应试教育导致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培养不足。科技人才创新能力不强，有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浮躁思想等因素的影响，但也反映了我国科技人才培养模式方面存在误区。长期以来，我国教育体制属于应试教育，这种教育体制培养出来的科技人才往往存在着“知识有余而创新能力不足”的问题。

2人才评价标准不完善。现有人才评价模式以定性为主，定量为辅，虽然简便易行，但也存在着评审标准不统一、主观随意性大、不易操作、能力与业绩难以准确衡量等问题。同时，又过于强调学历、资历、论文、外语、计算机等因素，特别是学历导向严重。在人才评价特别是职称评审过程中，按资排辈、靠印象、凭人缘现象普遍存在，致使职称名不符实,失去意义，成为待遇的象征，资格证书也不能有效说明持证人的实际学术水平和业务能力。这种评价标准往往导致科研人员特别是高校中的科研人员为科研而做科研，对科技成果的市场转化率关注不够，其结果就是高校科研成果的市场转化率低。

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想出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我们应该建立自主创新体系制：建立自主创新体系重点要做好如下几个方面的工作：充分发挥企业在自主创新中的主体作用，支持和鼓励企业建立各种研发机构；进一步深化国有科研院所改革，提高其科研活力和能力；加快部分军工科研院所向社会科研机构转变的步伐，或开展军民科研机构的合作，尽快将军事科研成果应用于国民经济中；充分发挥高等院校在基础理论研究和部分应用研究上的作用，推进产学研相结合；鼓励设立各类民办科研机构，发挥各类非营利性科研机构或社团研究机构（如研究会、学会等）的作用；鼓励各地建设各具特色的区域创新体系，设立一些区域性创新组织；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促进其不断升级；大力发展科研中介服务机构等。其次，应该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构建有利于创新的体制主要要做好如下工作：从“科教兴国”和建立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高度，完善现有的科技管理体制，将科技部及其他相关科技管理机构（如发改委、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的有关职能进行整合，减少内耗，提高效率；进一步加强国家科技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协调作用；建立科技管理部门与其他相关机构的协作机制和联席会议制度；建立科技管理部门与各类创新主体的联系机制；转变科技管理部门的职能，规范和简化审批程序，强化公共服务，为各类科研主体提供及时有效的服务；建立和完善基础理论研究和重大共性技术开发的资助机制，使国家财政有限的经费落到真正能开展创新研究的人和机构手中；建立公平、公开、公正的科研成果申报、审批和评审制度，为各类主体公平竞争提供保障等。

如果我国完成这些建设，我们就可以尽快建设成创新型国家.国民的创新能力也会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第二篇：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社会因素分析

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

能力的社会因素分析

摘要

分析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本文主要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社会因素。结果显示：科技体制的弊端、教育改革体制滞后、市场经济发育不全、新文化尚不完备是科技创新新绩效的核心要素。关键词:社会因素；科技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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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科技事业蓬勃发展，科技实力不断增强，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科技成就，有力地推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然而，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方面还存在着明显差距，科技创新上的竞争力还不是很强。事实上，近些年来我国科技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还有下滑迹象。这一点，我们只要从瑞士洛桑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就可见一斑。由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具有很强的权威性。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显示，1998我国的科技竞争力在世界的排名为第十三位，1999年则下滑到第二十五位，而2000年又滑至第二十八位。而从由美国研究机构“信息科技暨创新基金会”于2009年2月25日公布的最新全球创新及竞争力评估报告的结果看，情况更是不容乐观。该报告从创投基金投资情况、科学研究、研发经费及教育发展等方面，对全球四十个国家和地区的创新及竞争力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在四十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排在第三十三位，排名更加靠后。

科技竞争力实质上体现的是一个国家科技产出的能力，它关系到一个国家的整体竞争力。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如果说我们近几十年的发展更多地是依靠技术转移和技术模仿的话，那么，在世界科技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我们已经到了必须依靠原始创新和基础研究能力的提升来增强后劲的时候了。

2006年1月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上，国家提出了要用15年左右的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创新型国家的宏伟目标。建设创新型国家目标的提出，为我国社会的持续平稳发展指明了道路，同时，也对加快我国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本文认为，要构建创新型国家，必须首先准确地查找出影响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原因，分析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原始因素，并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唯有如此，国家的竞争力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提高，创新型国家的理想才有可能真正得以实现。

总结

对制约我国科技创新的主要因素，学术界从不同视角提出了各自的看法。比如，有的学者从体制角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现行科研体制存在的弊端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有的学者从传统文化角度作了分析，认为“传统思想的束缚和科研道德规范的缺乏”叫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水平的潜在因素：也有的学者从创新活动所处的环境的角度对此进行了探究，比如中国人民大学的孙健敏教授就将创新活动所处的各种环境概括为硬环境和软环境，并提出“创新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不适应”是制约我国科技创新发展的最根本因素。综合来看，人们普遍认为现行科研体制自勺弊端、传统思想的束缚以及科研道德失范，是导致我国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主要原因。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状况不是由单一元素决定的，而是多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些因素相互交织在一起，共同对科技创新产生合力和影响。本文对其他学者提出的分析持赞成态度，但认为这些因素有的是本，有的为末：有的为因，有的是果。因此，有些方面还不能相提并论。比如，现行科研体制的弊端、教育改革体、市场经济发育不全主要因素。而在科技之风盛行的今天，就不能简单地将传统思想的束缚算作是制约科技创新能力的主要因素。至于科研道德失范还应该归为科研管理体制的弊端所致，不能看作是主要因素。本文主要分析影响和制约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社会因素。1 科技体制仍存弊端, 创新道路十分不畅

投入固然不足, 但我国知识分子科技创新水平低下的原因还不是一个/ 钱0字就能说得清的。不健全的科技体制给知识分子的科技创新带来了诸多制约因素, 由于历史和政治上的原因, 我国科技界沿用了前苏联的科技体制, 形成了独立研究院所与高等院校两大基本队伍。行政部门隶属的科研机构规模庞大, 高校与科研院所之间存在着多头管理、不能协调等弊病,近20 年来尽管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 但是科技体制中存在的弊端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 严重地妨碍着知识分子的科研和创新。

一是机构的重复建设, 科研人员的冗多, 研究方向、任务的雷同, 各自为政, 缺乏横向联合与协作, 造成了科研课题重复、分散, 有限的科技投入被瓜分成若干份, 显得杯水车薪, 投资的分散制约着知识分子创新能力的提高, 同时也导致了极为有限的科技资源的巨大浪费。

二是在人员结构上, 我国科研院所的在职人员中, 科研人员、工程师仅占50%, 大量的行政、服务人员被国家的皇粮养着, 使有限的科研投入不是用在科研上而是用在养人0上[7] , 因而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经费更显短缺。

三是科研院所中复杂的人际关系也影响着科技知识分子的科研和创新。在我国较老的一些大学、研究院所(当然也包括企业)中, 亲戚关系、师生关系、老乡关系、同学关系盘根错节, 异常复杂, 互相交织, 难解难分。不谙关系学的知识分子很难适应这种局面, 不易获得科技创新的良好心境。四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领导在人事、用工等方面受制太多, 在发现创新人才、培养创新人才、合理使用和配置科技人才、调动科技人才积极性以及为科技创新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等方面考虑甚少, 有用的人进不来, 无用的人出不去, 管理上难以做到科学化, 人浮于事, 工作效率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的状况就在所难免。五是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的知识分子缺乏约束机制, 他们所在的机构是由政府投资设立的, 他们的工资是由国家发给的, 其科研项目是由国家立项审批的, 科研成果是由国家审定的。国家既没有规定科研院所的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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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必须搞科研, 也没有规定每个知识分子至少必须完成多少科研任务, 更没有规定至少要取得什么级别的科研成果才能领取国家的工资。这样, 事业心强的知识分子可能会拼命地干, 取得丰硕的科研创新成果, 事业心不强的知识分子可能懒懒散散, 一事无成, 也同样能领到国家的工资, 照样活个潇洒。教育体制改革滞后, 创新基础相对空虚

教育是一个民族进步和发展的基础, 是提高全民族整体素质和创造能力的根本途径。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 也是培育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重要摇篮。教育是科技之母, 科技知识由教育传授, 科技人才靠学校培养。要发展科技, 就要优先发展教育, 只有教育的土地肥沃了、根基扎实了, 才会开出科技创新之花, 结出科技创新之果。我国现行的教育尽管培养了大批人才, 但在21 世纪的严重挑战面前, 其教育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还不能适应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现代教育所应着力培养具有强大人格魅力和创造性才华的实践主体之间相距甚远。

在教育观念上, 教育者往往把个性鲜明、独立性强、自信心强、喜欢标新立异的学生视为异己, 将老实听话、循规蹈矩、老成持重等作为好学生的重要衡量标准。不利于学生发挥丰富的想象力, 萌发强烈的创新欲望。在一些理工科大学中, 还存在着五重五轻的现象: 重理工, 轻人文;重专业, 轻基础;重书本, 轻实践;重业务, 轻思想;重功利, 轻素质。这一状况更不利于学生视野的开拓和创新能力的培养。

在教育结构上, 中学的教育过早划分了文理科, 冲击了全面发展的教育和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大学的教育分科更细, 专业口径过窄, 造成学生的知识结构单

一、思维的封闭和视野的狭窄。

在教育管理上, 总体上还沿袭着改革之前的全国统一形式, 无论课程设置, 还是教材选定、学习评定方式,都过于强调同一性, 忽视了地区的差异和多样性的选择。造成人才的知识结构单一, 不能适应现代社会需要知识复合型人才的需要, 更不能迎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在教育内容上, 课程体系结构单薄、松散、封闭、僵化, 缺乏弹性, 专业课过专, 基础课面过窄, 教育内容主要是以易于学生接受为标准的线性知识结构, 基础不牢, 知识支撑不稳, 不利于学生的知识更新和对世界最新科技成果与其它学科领域的知识信息的学习吸收, 忽视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个性的发展。课程内容陈旧老化、更新周期长、速度慢, 严重滞后于科学技术和社会的发展。

在教学方法上,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工作, 大多没有完全摆脱以知识传授为中心、以知识灌输为基本方式、以知识再现能力为终极目的的教学体系, 教学方法体系的基本构架仍然没有完全摆脱/ 教师、教材、课堂的三中心。从小学到大学、甚至研究生教学中普遍存在着灌输式的教学方法, 过于重视知识的传播, 忽略了学生创造力的培养和开发。

由于专业口径过窄、人文教育薄弱、培养模式单

一、教育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呆板、管理过于集中, 给学生带来了过弱的文化陶冶, 过窄的专业教育, 过重的功利导向, 过强的共性约束等缺陷, 削弱了学生们的个性发展, 限制了个体创新潜能的充分发挥。在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方面, 比诸国外, 我国教育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自然相形见绌, 技不如人。市场经济发育不全, 技术创新动力不够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企业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体,由于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阶段,产权不够明晰, 体制还没理顺, 市场经济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技术创新动力机制缺乏。

a.技术创新缺乏产权的推动技术创新是一个动态的复杂过程, 伴随着一系列产权的转移, 而产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利益主体最关注的问题, / 能否建立起一套富有激励机制的产权制度, 关系到技术创新的动力机制。我国国有企业的产权形式是国有产权, 产权的转移变化主要是经营权的不断变更, 即国家委托国有资产管理部门,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再委托投资主管部门, 各投资主管部门再委托企业, 在这一串的委托代理中, 各委托或受托主体只是代理人, 与国有资产的增值和保值没有直接关系, 因此受托人或委托人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用不着关心, 对企业技术创新也就无所谓。

b.技术创新缺乏市场的牵动我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 技术创新的各个主体还没有充分地感受到市场的压力, 还可在延续的计划经济中苟延残喘。就科研院所和高等院校来说, 目前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市场的冲击, 但是, 它们的存在和发展主要依赖于政府而不是市场, 科研人员的投入主要依赖于财政也不是市场, 市场的规律、规则和机制对其技术创新产生的激励作用不大。就企业而言, 本来应该是技术创新的主要力量, 处于主导地位, 但我国的企业并非一定要依靠技术的创新求得生存和发展, 它还可以依赖消耗大量的自然资源和低素质的人力资源, 通过提供低质量数量型产品来弥补市场的空缺, 获得生存甚至发展的机会, 因而市场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功能由于缺乏必要的条件而难以发挥。新文化尚不完备, 创新氛围遭受干扰

创新人才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 强烈的创新欲望, 敢于超越今天, 敢于超越自我, 敢冒风险, 敢拼敢闯。为此, 全社会应该/ 大力提倡在科学上的冒险精神、创新精神和竞争精神, 逐步建立起鼓励在研究开发上冒险和容忍失败的文化,鼓励创新人才大胆地试、大胆地闯, 这样才有可能出现有重大意义的甚至革命性的创新成果, 实现跨越式发展, 否则, 容易扼杀有新意或根本性的创新。然而, 目前这种鼓励创新的文化尚不完备, 撇开社会上有人对善于异想天开的人看不惯, 甚至对其讽刺挖苦不说, 就连少数培养人才的教师自身的创新意识也并不强烈, 创新精神并不饱满, 有的人教学改革意识差, 现代教育理论基础薄弱, 对学术的新发展置若罔闻, 教学方法陈旧, 惯于应试教育, 疏于能力培养,重于知识传授, 轻于思想教育, 只要求学生记笔记、背笔记, 不欢迎、不鼓励学生的异议和新见解, 只是充当着现代知识的搬运工, 故步自封的教书匠, 消磨了学生的个性和创新精神, 削弱和淹没了学生的创新能力。这样的教师怎能有效地培养出创新人才呢?

良好的创新氛围是创新人才、一流成果产生的前提。目前创新氛围倍受社会上不良因素的干扰, 其中最突出的问题是学风问题, 越来越严重的学风问题, 困扰着学术界和教育界, 使不少知识分子并不显示出与其层次相应的素质, 而且不良学风又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学子, 让许多本来很有可能成为创新人才的青年流于一般。学风问题的突出表现是缺乏求实的态度和求是的精神, 不重视学术的扎实基础, 不讲究治学的深厚底蕴,追求于做表面文章, 满足于浅尝辄止。受社会上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之风的影响, 学术界和教育界的一些人士做学问想一举成名。与这种气氛相呼应的是: 有的人出钱买文凭、买文章、买著作, 作为自己评定专业技术职称的资本;有的人动辄就著出或编出大部头著作或丛书,让人看得眼花缭乱、精疲力竭, 也难以领悟出其中深厚的学术价值;有的人承接科研课题不是靠学术优势,而是凭关系和活动能力, 以致许多有实力、有工作条件而缺乏活动能力的人争取不到科研课题或项目;还有的鉴定会、论证会都是虚假的, 实际上是请客吃饭, 胡吹瞎吹, 鉴定的成果级别与成果的实际水平相差甚远;有的课题评审组实际上是分钱组，这种日益浓厚的市场气氛, 日渐淡化的学术风气, 致使不少人的专业技术职称与其学识能力大相径庭,内蒙古工业大学结业论文

也使不少人得到的荣誉、奖励名不符实。这样的学术风气怎么鼓励我们的莘莘学子去开拓创新呢?

第三篇：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分析

影响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若干制约因素分析

作者：郭印/高连廷 时间：2009-06-2

3[中图分类号]F1 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 002-736×(2008)02-001 2-0

4发展循环经济是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是人们在依靠传统生产模式无法解决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代际危机后，经过深思熟虑所确定的人类未来发展方向。西方一些发达国家，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已开始着手进行有关循环经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在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的一段快速发展之后，今天，中国的资源和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而突出，逐渐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瓶颈和障碍。为此，党中央和国务院已明确将发展循环经济，建立节约型社会作为未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但是，由于受传统能源利用结构、自然资源价格等一系列经济、法律制度安排的影响，循环经济在中国的发展还面临着许多制约因素。

一、所依据的经济学理论存在缺陷

以科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提出的产权理论，是对排污企业征收税金和罚款，即所谓的“庇古税”所依据的主要经济理论。但是目前，这种“先污染，后治理”、“付费排污”的末端处理方式的消极作用正日益显现。为此，许多从事循环经济研究的学者对这一理论提出了深刻挑战。

他们认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不仅具有代际性而且具有国际性，而主要为当代有行为能力人设计的产权制度显然是不公平、不合理的。根据科斯定理，若市场交易费用为零，只要对产权有明确规定，在发生外部效应时，可以通过谈判协调，相关方面将会考虑自己的行为给他人带来的影响，资源有效配置仍然是有可能的。但实质是，无论交易费用是否为零，相关各方是否会进行协商，对环境资源拥有产权的同时就是拥有了污染环境的权利，依据这种产权制度安排，当代人有权对环境进行“先污染，后治理”。这样做的结果是，即使采取事后的治理和惩罚措施(“庇古税”)，也无法界定污染给当代社会和代际、国际社会带来的损害，因为环境毕竟不是灯塔，不是一个容易估量的、简单的物权。因此，现代产权理论无法用来解释和安排自然资源和环境的产权归属问题，一种新的、能够体现自然资源代际性和国际性的产权理论亟待建立和完善。

二、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定价过低

显然，末端治理并不是发展循环经济所追求的唯一目标，依据“3R”(Reduce, Reuse, Recycle)发展循环经济要求从生产源头开始就要避免废料的产生和对环境的污染，其次是对材料和能源的再利用，以及为保护环境而进行的再处理。但是在中国，目前企业普遍缺乏发展循环经济的动力，原因在于，我国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的定价过低。自然资源的低价格，间接抬高了可再生资源的价格，导致企业使用可再生资源的成本高于使用现有资源的成本；环境容量定价过低，企业只需要支付较低的排污费，就可以继续生产，企业治污的费用远高于排污的费用。在这种情况下，逐利的企业不可能自觉地节约成本、实行清洁生产和循环利用资源。

1.自然资源定价过低。自然资源既包括原材料型的资源，如矿石、林木，也包括传统上被视为公共物品的自然资源，如水和大气。长期以来，我国资源品价格一直受政府管制，价格偏低，原材料同最终产品之间的比价偏高，间接鼓励了生产过程中对资源的滥用和浪费，“产品高价、原料低价、资源无价”的现象普遍存在。采用现有原材料和技术，企业仍有较大的获利空间；相反，受价格和技术水平的影响，企业如果利用可再生资源和新技术进行生产，将面临成本高、产品价格高、市场风险大的不利局面。以我国中部某省一家火电厂为例，这家电厂由于设备陈旧，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煤灰和煤渣含量不断增加，每年被环保部门收取的排污费以及生产及环保设备维修费用多达2000多万元。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企业领导仍不愿意改变这种“拼资源”的生产模式，主要原因在于，目前我国煤电经济仍处于“热”发展期，电厂拼资源，仍能实实在在地捞到好处。2005年这家电厂发电量高达35亿多度，利润4000多万元。用他们的话说，如果投入资金搞技改，就不会有这样的盈利，职工们也不会答应。我国目前不合理的能源利用结构造成的煤电过热现象，给这类企业带来了巨大的市场空间，而相对较低的煤炭价格给电厂带来的巨大利润，更直接导致了企业对节能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漠视。目前该电厂二期工程前期准备工作正稳步推进，可行性研究报告已通过了省级评审。一个耗能更多、规模更大的火电厂又即将诞生。

2.环境容量定价过低。环境容量价格的形成，狭义上说是由于残余物流对环境系统施加负荷，造成环境容量的稀缺性，进而使容量资源成为经济物品，具备价格。目前我国对环境容量定价普遍偏低，排放成本界定不合理，排污费定价相对极低，企业具备了免费或低成本排放的极大可能，造成外部不经济。由于循环利用、清洁生产对工艺、设备、人员等有多方面的要求，当实施循环经济的成本高于循环经济本身所节约的原材料成本时，由于排放又是免费或低廉的，企业自然会倾向于选择对废物的终端处理或者付费排放，而不会从生产源头上自觉控制废料的产生和污染的排放。可见，排放成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循环

经济的可行性，而偏低的环境容量定价大大降低了排污成本，企业缺乏控制排污、发展循环经济的压力和动力。

三、相关经济措施老化

受自然资源价格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现有的一些经济制度安排制约了对环境资源的有效利用和保护，并阻碍了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步伐。前面我们已经提到了排污费的低价征收，这里只谈一下我国目前有关环境资源的税收、财政补贴制度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措施对发展循环经济的不利影响。

1.缺乏专门的环境税收政策。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许多国家纷纷推行绿色的财政、税收政策，现在西方国家不仅普遍建立了环境税制，而且环境税已经成为环境政策的主要手段，并为削减污染物排放和改善环境质量、促进技术革新和提高竞争力、增加财政收入和环保基金做出了贡献。但是目前，我国的环境税收政策仍是一片空白。对煤、石油、天然气和盐等征收的资源税以及城镇土地使用税，主要是针对使用自然资源所获取的收益，其目的在于，调整企业单位间的级差收入、促进公平竞争，而在促进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保护上收效甚微。可以说，我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环境税。企业增值税是我国现行税收制度中的主要税收来源之一。但是这种税收制度对企业节约和循环利用资源起到的却是抑制作用。因为循环利用资源的企业的成本中增值部分所占比例较高，而增值税就是按增值的比例缴纳税收，因此，按产值计算，循环利用资源反而需要缴纳更高比例的税。今后，随着我国能源价格改革的逐步启动，可再生利用原材料成本将逐渐走低，如果这种税制不加以改变，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的抑制作用将会更加明显。

2.相关财政补贴政策的负作用日益显现。我国的财政补贴政策曾对于保护资源环境起到了积极作用，而今天，它的负面影响却日益显现，主要体现在进一步助长和支持了能源价格的偏低。价格低，财政补，但由于管理上的缺陷，能得到资源补偿费的多是国有大中型矿山、冶金企业，而那些浪费严重的乡镇和私营企业则鞭长莫及。此外，目前从事有关污染防治、环境无害工艺技术的环保企业以及拟从事循环经济生产的企业，还普遍不能享有贴息贷款等财政信贷激励的政策。循环经济项目、环保项目不仅投融资渠道单一，而且由于各级行政主管部门对循环经济的认识不统一，大量循环经济建设项目、环保项目仍被当成一般工业项目来审批，在政策和信贷资金方面得不到支持。

四、产业规划和布局缺乏循环经济理念

循环经济发展要求在小、中、大三个层面实现，“小”即指企业内部的清洁生产，“中”指企业与企业之间生态产业链的建立，“大”则包括由循环型生产所带来的能源利用结构的优化、垃圾处理和废物回收利用技术的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包括消费方式和模式的改变等等一系列社会发展和变化。从小、中、大三个层面的单个实现主体的规模来看，基本上呈现的是大、中、小三种状态。因为，对于“小”层面的单个企业来说，只有规模足够大、排放的废弃物“足够多”时，企业才具备独立对其进行循环利用的经济可行性。例如，辽宁的鞍钢和本钢等大型钢铁生产企业，就能够利用自身的产业规模和企业体系，形成比较完整的内部循环生产，并且已经在减少污染、节约资源方面产生了可观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但是，对于众多中小企业，也就是“中”循环和“大”循环的更多参与者来说，由于单个企业在生产中产生的废弃物的量不足以达到规模化处理的最小规模，独立进行资源的循环利用也达不到成本最小化，与利用新的资源相比没有经济优势，导致它们在内部独立循环利用资源上不具备经济可行性。因此，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积极搭建相互之间的产业生态链，共同寻求资源利用的连续性和规模化，是发展循环经济的必要前提。

在我国，中小企业之间产业生态链的建立很难自发形成，这就对各级政府的产业规划工作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挑战。小到某个城市内部生态工业园区的建立，大到区域经济圈内产业集群的安排和规划，都需要各级政府在思考和决策过程中，充分考虑到企业之间生态循环链条的搭建，以有利于园区内或经济圈内中小企业循环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但是目前受一些实际因素的影响，我国大多数的产业规划部门还习惯于仅仅依据企业的知名度、规模、产业内容等传统因素，来进行产业规划和管理。在实际工作中，将企业间的循环发展作为产业规划和布局的重要因素，来加以充分考虑和论证的经济决策还不多。在这样的产业规划和安排下，在许多开发区或工业园区内部，企业之间的原材料和废弃物之间根本不存在可循环性，有的园区甚至存在产业结构趋同、重复建设的现象，不仅没有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浪费，反而造成了更为严重的大范围的集中污染。

五、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规模化不足

要实现循环利用资源的社会化，必须要有专业化的、达到规模经济要求的进行废弃物收集、分类、加工处理和再利用的专门企业，以促进循环型企业间产业生态链的搭建，实现规模效益。1999年德国玻璃瓶的回收再利用率达到85％，废纸达到88％，各类包装材料的再利用率达到80％以上；2000年各类居民垃圾中的50％得到再利用，居欧盟各国之首。目前美国纸张和软饮料塑料瓶的回收利用率超过了40％，软饮料罐和铁制包装的回收率则超过了55％。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规模化的废物回收利用企业的良性运作和发展。目前德国废物回收领域从业人员已达24万，年营业额500亿欧元。美国最大的废弃物回收利

用行业，即纸制品的回收利用，雇佣员工接近14万，年销售收入接近500亿美元；利用废旧材料的再制造工业，1996年的总收入已达530亿美元，大大超过了家用电器、家具、音响、农场和园艺设备等耐用消费品制造业的收入。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总回收率仅为30％～50％，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20个百分点，每年约有300万吨废钢铁、200万吨废纸、200万吨废塑料、100万吨废玻璃等大量宝贵再生资源，由于多种原因没有得到回收利用，每年有超过千亿元的财富从垃圾中消失。统计表明，像上海这样的大都市，每天平均产生生活垃圾近7000吨，有机垃圾占67％左右，而纸、塑料等可回收资源约占28％，如果全部填埋，每年损失的利润将高达6800多万元。与世界先进国家相比，我国的废物回收利用产业还远未形成规模，城市的生产和生活废物的回收主要依靠拾荒者来完成。他们大都来自贫困乡村，缺乏一定的专业知识和相关技术培训，普遍处于单打独斗、薄利经营的状态。具有独立经营地位、有一定规模的垃圾回收处理企业十分缺乏，废物回收利用产业更无规模化可言，顺畅的城市废弃物供需链条还远未形成。

六、法律手段不健全

从各国经验看，循环经济不可能在传统经济体制下自发产生，除了依靠经济手段的引导外，还需要借助立法手段来强行改变企业行为。纵观在循环经济发展上取得可观成绩的美国、日本和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无一不是在立法和执法行为上做到了及时、周密和严格，从他们有关循环经济立法的成功经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出自己的差距和不足。

1.缺乏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现有相关法律条文过于宏观庞杂，操作性不强。自1979年以来，中国在环境资源保护立法方面已经有全国人大制定的28部法律、国务院颁布的50余部行政法规、国家环保总局等制定的170余件部门规章，546个全国性的环保技术标准，同时还有批准和签署的国际条约48件。从立法内容上看，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制定或修改的诸如《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水污染防治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都或多或少地间接涉及了循环经济的某些内容。此外，《关于开展资源综合利用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关于进一步开展资源综合利用的意见》等法规条例都规定了资源综合利用的原则及优惠政策，但由于对循环经济概念的引入和认识尚停留于初级阶段，我国目前仍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专门的循环经济立法。在综合法律层面，我国宪法对环境保护的基本政策和原则作了一系列的规定，但并未明确提出循环经济的概念。《环境保护法》是1989年颁布并实施的，也未在法条中确立发展循环经济和建立节约型社会的基本思想。因此，目前循环经济在综合环境基本法层面上还没有明确的规定。在专项法层面上，我国目前的环境立法内容庞杂，主要包括：《水土保持法》、《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矿产资源法》、《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法》、《节约能源法》、《海洋环境保护法》、《大气污染防治法》、《清洁生产促进法》、《环境影响评价法》《防沙治沙法》、《放射性污染防治法》等。这些专项立法基本没有采取循环经济立法理念，还是污染防治型的立法。2002年颁布的《清洁生产促进法》也只是代表了循环经济的一个初级阶段，把末端防治转变为源头防治，着眼于生产领域，只是定位在企业层面。循环经济的发展是整个社会经济活动的循环过程，它需要国家、地方政府、企业和公众的全部参与，因而尽管采纳了循环经济的部分理念，我国的《清洁生产促进法》还不能看作是循环经济立法。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只是在部分省级立法层面上，制定了比较明确的专门的循环经济法规，如《辽宁省发展循环经济试点方案》，以及《贵阳市建设循环经济生态城市条例》和《江苏省循环经济建设规划》。由此可见，我国在国家级立法层面并未对循环经济直接做出规定，只是在个别法律中附带地提到了这个概念，因而是不全面、不系统的，很难在实践中真正落实。

2.执法不严格。在1989年，当许多美国大城市都还处在猛扔垃圾、很少知道回收的时期，加州就担心将面临垃圾填埋场不够用的问题。该州立法机构于是通过了一项法律，要求全州各市、县，在10年之内把送往垃圾填埋场的废料减少一半。具体期限要求是：在1995年，各地把垃圾量减少25％；至2000年时垃圾量减少50％；也就是说各市、县要对50％的垃圾进行回收再利用处理，违者将面临每天1万美元罚款的严厉处罚。正是这种强有力的经济惩罚措施，确保了加州城市垃圾定期按量的减少。在我国，不用说每天1万美元，就是每天1万人民币的罚款，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们的排污企业已经习惯了不痛不痒的惩罚措施，因为对于他们来说，交完罚款，利润还有盈余，而且有的盈余还相当可观，因此交费排污已成为行业惯例，这样的惩罚措施最终只能流于形式，清洁生产根本无动力可言。更最可悲的是，我们有的环境保护部门，甚至将收取企业排污费作为单位创收的一个重要来源。一些地方官员，奉行地方保护主义，对一些能带来可观经济效益的排污企业“明管暗护”，打着发展地方经济的口号，处处阻挠环保部门的监督和管理。这些现象的出现，根源在于执法力度的不严，制裁手段的软化，背后实质是对经济指标增长的盲目崇拜和对发展循环经济重要性、紧迫性的无知和漠视。

纵观上述影响循环经济发展的制约因素，我们可以看出，循环经济在我国的规模化发展还面临着许多障碍。各国经验告诉我们，循环经济的发展在先期必须由政府来推动和扶持。虽然目前我国能源价格改革已开始启动、与发展循环经济有关的立法工作已经开始进行，但是，循环经济离普通大众还很遥远，我们还不知道生活垃圾该怎样分类，不知道废旧电池应该送往哪里，用于生产的可再生原材料可以从何处获得。因此，希望政府能够在发展循环经济这项重要工作上做大、做细，不仅让制定的法律更具有可操作性，而且能让百姓在日常生活中真正感受到什么是节约和循环，从而能从每一个人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也希望政府能够放轻对GDP增长率的一味追求，采取有效的措施，将循环生产和节约渗透到经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循序渐进地、全面地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

第四篇：制约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因素分析

制约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因素分析 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是各级组织执政能力建设的基础和落脚点，也是各级组织执政能力大小、强弱的直接体现。当前，不少地方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由于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应有的权、责、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影响了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对此，我们必须客观、全面、深入地分析制约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各种因素，号准脉搏，找出症结，并对症下药，切实加以解决。

其一，债务包袱沉重，无钱执政。当前，农村基层组织债务数额巨大是一个普遍现象，不少地方是镇镇有外债，村村都欠钱，有的地方镇平外债过亿元、村平外债过百万元。虽然各地想尽千方百计化解债务，但由于大多数地方主要以农业经济为主，在税费改革后缺少税源，缺乏化债的有效手段，债务像一座大山压在农村基层组织头上。我们在农村基层常常可以看到：债主经常如影随形的缠访主要领导，锁闭办公大门，申请法院强制执行，有的甚至以人身安全相威胁，基层组织对此苦不堪言。化解债务需要钱，发展经济需要钱，为群众办好事需要钱，保证正常运转需要钱，简言之，有财才有政，钱从何来？这对于“乞丐政府”（一位镇委书记语）来说，是无法解决的事情，因此，不少基层组织度日如年，该办的事情办不了。其二，综合素质不高，无能执政。一些基层干部知识陈旧，思想观念落后，领导方式、方法墨守陈规，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时常感到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能用，新办法不会用，对上级安排的工作茫然不知所措，对人民群众的要求无办法、无思路、无能力解决，这部分人直接影响了整个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正常发挥。

其三，宗旨观念不强，无意执政。由于基层条件差、待遇低，加上少数基层干部不注重世界观改造，价值观扭曲，信仰迷失，宗旨观念淡薄。在长期与百姓打交道过程中，逐渐放松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把自己混成了普通百姓，甚至连一般群众也不如，成了群众的“尾巴”。要么一天到晚牢骚满腹，说是道非；要么不思进取，得过且过；要么敷衍塞责，欺 上瞒下；要么狐假虎威，鱼肉乡里；要么能捞则捞，腐败堕落。如此等等，根本没有执政理念和执政意识。

其四，疲于应付矛盾，无力执政。当前，经济转型，体制转轨，改革进入深水区，是矛盾的多发期、凸显期，农村各种矛盾更是层出不穷，并呈现多样性、反复性、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像占地折迁补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债务纠纷、辞退民师及老武警上访、乡镇企业改制后职工安置等深层次矛盾越来越集中，越来越突出，群众为此上访、缠访不断，基层干部长期疲于应付此类事件，导致谋发展抽不开身，搞招商出不了门。

其五，考核检查过多，无心执政。现行的县乡体制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将各种经济发展任务和财税利润指标从县到乡镇，层层分解下达。而完成这些任务和指标是评价每个组织和个人的“政绩”的主要标准，进而与干部的荣辱、升迁“挂钩”，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压力体制。在这种压力下，基层头顶着计划生育、财政税收、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等“一票否决”的悬剑。上边千条线，下面一根针，过细的“针孔”根本无法穿下如注的“粗线”，与此相对应的各种检查、评比让基层应接不暇，多层检查、多头检查、多重检查屡见不鲜，基层的心思都用在应付检查上。

其六，权责不一致，无权执政。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政权组织，面对的是具体的农村工作，担负着社区综合管理的重大责任，但在现行管理体制下，却没有与责任相适应的权力、职能，有责无权，有责无职，往往要办的事无力办成，要解决的问题无法解决，像干部任免、经费支出、驻镇部门单位的指挥等行政权力无一不在县及县上以上政府及职能部门手中，甚至是乡镇机关负责提供财政经费的财政所工作人员的人事权和工资确定权也被其主管部门占有，财权与事权极不相称；更重要的是现阶段我国制定的部门行政管理法规，多数没有把乡镇一级政府作为行政执法主体，如《水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相关行政部门负责有关的水资源管理工作，类似这样的部门规定包括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行政处罚法》、《中小企业促进法》、《环境保护法》、《义务教育法》等，都是规定县级以上政府的行政主管部门作为行政执法主体，造成管得着的看不见，看得见的管不着，乡镇政府面对辖区内每天发生的大量事务和问题，却无权做出施政的快速反应，被动地等待上级主管部门来处理，使代表国家行使乡村管理权的乡镇政权缺乏应有的行政权力和指挥权威。

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农村基层组织执政能力的提高，因此，必须有针对地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切实提高基层组织执政能力。

一是多渠道、多途径化解基层债务。基层组织要切实把加快发展当作执政为民的第一要务，广开财路，广聚财源，通过壮大集体经济实力来化解债务，进而化解干群矛盾，搬掉阻碍发展的大山，取信于民，轻装上阵谋发展。同时，上级政府也要负起责任，加大转移支付力度。按照立法成本的支出和民事责任中的过错原则，谁决策，谁负责，是谁的责任谁负，不能什么都压在基层组织头上，因体制及政府决策失误等原因而产生的债务，理应由上级政府承担。

二是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要加强学习，增强宗旨观念，提高执政能力。以中央提出的开展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为契机，通过党性宗旨观念教育，使广大基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权力观、利益观，提高思想觉悟，摒弃腐朽落后思想，不断增强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增强责任感、使命感。真正从理论上提高执政修养，深化对执政意义的认识，增强为民执政、“执好政”的主动性和紧迫性，为执政打下过硬的“理论基础”；要切实加强对市场经济理论知识的学习，刻苦钻研业务，尤其要针对基层现实，掌握一定适用的科技知识。通过学习，及时研究和把握本地发展的态势和方向，为执政打下“科技基础”；要学习政策，吃透“两头”，对上级党组织的相关政策悉心研究，同时，对本地各方面存在的实际问题要掌握大量详实的第一手材料，做到心中有数，为执政打下娴熟的“政策基础”。通过学习做一名适应新时期、适应新形势的农村基层干部。

三是统筹兼顾，把握执政技巧和领导艺术。农村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都要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学会弹钢琴，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稳定，做到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对工作要能分轻重缓急，掌握运用时间的技巧，既要深入群众解决当前基层各种矛盾，又能抽出时间谋发展，做到两不误，两促进。四是规范减少考核评比，积极支持农村基层组织自主执政。上级组织要规范各类考核、排位，精简检查、评比，尽量少牵扯基层的精力。不得动辄要求基层主要领导参加某个活动，参与检查陪同，并不得以此作为考核的依据。各类针对乡镇的检查评比和学习培训活动，以及形形色色的会议和文件，要有明确的规范。把发展的自主权交给基层，让农村基层组织结合当地实际，制定符合当地特点的发展项目，发展目标，充分发挥其自主性。

五是科学定位基层组织职能，明确职责。搞好职责界定，必须规范基层组织工作行为，明确基层政府该干什么，能干什么，应该承担什么责任，让乡镇做到心中有数，不瞎闯乱干。应根据“职责一致”原则，让基层组织在“越位”的地方“归位”，在“错位”的地方“让位”，在“缺位”的地方“补位”，扮演好其应该扮演的角色。要注意理顺各种管理职能，根据基层的职责来设立内部机构和岗位人员，因职设事，因事设岗，因岗设人，不必过分强调上下对口，上下一致。把基层不该承担的责任卸掉，使其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彻底改变“看得见的管不了，管得了的看不见”的职责错位。

第五篇：阻碍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因素分析

(已发表，《创新与创业教育》2010第二期）阻碍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因素分析

江学良

（湖南城市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湖南 益阳 413000）

摘要： 当前，我国的高等教育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转变为“大众教育”阶段，然而，国家在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过程中，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却越来越弱。为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从高校管理体制、传统文化、创新精神培养、创新理论、规律与方法、学生从众心理等几个方面探讨了与创新能力之间的作用机理，并提出了改进措施与方法。

关键词：大学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我国的高等教育正处在一个关键的新的历史时期。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及综合化、整体化、系统化的趋势特征日趋明显，科学技术与人文思想的相互渗透和融合的趋势也越发显著，东西方文化在广阔的范围和平台上进行交流、碰撞、融合，我国的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模式”转为“大众教育模式”。这一系列的变化对高等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课题，必然要求高等院校深化教学改革，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我国高等学校尤其是地方本科院校大学生创新能力比较低，表现为：学生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虽然比较扎实，但观察分析能力差，独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创新意识薄弱，更加谈不上创造性的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这与高校的管理体制、社会文化环境、学生心理因素以及教学环境、教育方法、专业培养方案、师资队伍等因素密切相关。只有弄清楚影响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各种因素，才能对症下药，找到相应的解决之道。

一、高校管理体制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

传统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体制和我国传统的思想文化依然主导和支配着我国的高校管理体制，并且当前的高校管理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高校各级管理部门领导也都具有相应的行政级别，甚至以高校行政级别的高低来衡量办学质量的高低，倡导多年的“教授治校”与“专家治校”的理念更多的停留在口头上。“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的观念并没有在高校管理实践中得到落实，高校的教学仍然偏重知识的传授,而轻视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素质教育仍然没有迈出实质性的一步,高等教育已经成为继基础教育创新能力培养的第一个“断层”之后的又一个“断层”。另外，高校管理体制中存在政府包揽办学,统得过多,管得过死的弊端,使高校缺乏应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创新精神的发挥。培养具有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人才,必须建立与完善着眼于开发人的潜能、发展人的个性、活跃人的思想的教育体制。高校管理制度应该“一切以学生为核心”进行建设,“以学生为核心”绝不是让学生千篇一律,严格规范他们的生活方式与学习方式,扼杀他们的个性,而是在适度规范的基础上,更多的鼓励他们独立思考,自由探索,自我发展。高校应该通过制度的建立、完善和制度创新为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提供制度保障。此外，要提高大学生的创新能力，还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政府应该只对高校进行宏观管理,尽量减少行政干预，提倡“教授与专家治校”，扩大高校自主权。高校只有在拥有了更多地自主权的条件下,才能合理的制定真正以学生为主体的管理体

制，才能更进一步提升大学生的创新能力。

二、传统文化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影响分析

（一）、重群体，轻个性的传统思想的影响

重视群体诉求，轻视个性发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点。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中国几千年，对每一个中国人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对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大学教学理念与教学内容选择的偏颇。在大学生思想文化素质的教育上，教师经常教导学生如何摆正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训诫学生没有集体就没有个人，个人利益要服从集体利益。在这种教育理念下，学生往往被培养成为一个个听话、顺从、守成、安于现状的人，他们不敢冒险，不敢有个性的全面释放，没有主体意识，不敢有自己的思想，害怕自己的想法与主流思想相悖。另外在教材的编写与选择上，教师们也缺少个性与特色。目前，大学的教材一般分为三个层次：重点本科、一般本科与高职高专。三个层次的教材的主要不同主要表现为知识点的多寡与详尽程度的差异，但却都注重知识的讲授而忽略启发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主体意识。

二是对于师生情感因素的忽视。高校对于学生情感因素的忽视已成为影响学生创新精神的重要因素。从教师方面来看，教师不信任学生，认为学生必须严格管理，如果没有经常不断的督促与检查，学生便不能令人满意地学习。这些年来高校大规模扩招以后，学生的学习基础变差了，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更弱了使教师的这种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强化；从学生方面来看，学生不信任教师的动机、诚意和能力，再加上市场经济观念的冲击与社会上一些腐朽观念的影响更加增强了学生对老师的不信任。教师与学生之间难以产生情感上共鸣，学生只关注学习结果，只关心考试是否能够顺利通过与是否能够拿到毕业证，缺乏对未知世界的求知欲、好奇心，或对未解决问题不安的情感体验；部分教师也只关心上好课，在课堂之外缺少与学生的情感沟通与交流。

三是对于个性意识倾向性因素的忽视。个性意识倾向性因素的成分很多，其中主要包括有理想、动机和兴趣等。在当前社会一些不良风气的影响下，大学校园缺乏理想教育或理想教育过于空洞与功利，没能使学生感受到成就感和一种学习中得到的快乐与满足。当前的大学生缺乏理想，缺乏对美好事物、美好生活追求的动机与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

创新既是一种能力，又是一种复杂的心理过程和新颖的产物。创新是根据一定目的，运用一

[1]切已知信息，产生出某种新颖、独特、有社会与个体价值的智力品质。有关研究表明，创

造性与人的智力因素有关，但智力与创造性之间不存在正比关系，高智商是高创造性的有利条件，但不是先决条件，在智力因素相同的条件下，非智力因素起着关键的作用。非智力因素包括情感过程、意志过程、个性倾向性与个性心理特征，而创新人格的主要特征是独立性与主体性。我国重群体，轻个性的传统文化对大学生的独立性与主体性具有很大的抑制作用，所以在大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过程中要注重学生开放性思维模式的建立与培养，不仅要重视学生聚合思维的培养，而且应该更加注重学生发散思维、创新思维的培养，要尊重学生的个性差异，注意个性发展，营造活跃、宽容、健康的学习氛围，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独立、自主、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校园文化求同性的影响

先秦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儒学大师荀子提出了“群居和一”的思想，这一思想认为个人是从属于家庭、国家、民族、社会的，这些群体单位是个人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与条件，个人应在社会群体价值为主的基础上建立群己和谐的社会关系。这种重群体的观念虽然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稳定，但是对于个性的束缚十分明显，严重阻碍大学生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提高。在这种观念中，他人成为个体自我确立、自我实现的决定性因素。在这种观念的长期熏陶下，大学生在自我发展设计时，“知足常乐”、“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畏首畏脚，害怕失败”成为他们不自觉的选择，从而导致了他们在观念与行为的守成性。所以在校园文化的建设过程中，要鼓励学生的个性发展，宽容失败与错误，营造个性张扬、独立、创新、批判的校园文化氛围。只有这样，才能打破传统儒家文化这种群己和谐思想对大学生创新能力的不利影响。

（三）、教学过程求同性的影响

教学过程的求同性主要体现在对教师权威与教材的尊崇上。在大学，学生接受的是一种被教师“解读”了的课程知识，大学教师的职能在一定意义上成全了教师的权威性，这种权威主要表现在对学生行为、价值观的影响与定向作用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与定向作用上。目前，高校主要采用讲授方式授课，将教材也置于一种权威的地位，使得学生在无形中强化了教师与教材是绝对正确的这样一种意识，学生不敢怀疑教师和教材出现的错误，学生失去了创新的勇气与动力。为此，高校教师树立全新的教育理念，给学生以充分展现自身才能的均等机会和平等权力，培养学生思维的多向性、批判性。构建教师与学生之间互相尊重、信任、理解，平等、民主、合作的关系。改变只注重学习结果不重视教学过程，只重知识讲授，不重视学生在学习中的主动性、创新性与自我体验的现状。要改变教学方法，让学生在教师指导下自己去探索、追求、发现未知的知识，提供给学生一个自我探索、自我思考、自我创造和自我表现的实践机会，从而增强学生的自我意识、自主意识和创造精神。

三、创新理论、规律、方法研究不足的影响

创新型人才从本质特征看应该是一个结构性概念，它的构成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思想层面的，即创新精神；二是操作层面的，即创新能力。要造就大学生的创新能力，首先必须要培植形成创新能力的思想基础。创新能力必须以人的创新精神为支撑，所以培养创新能力，首先必须培养创新精神。目前，高校有关创新型人才的讨论，过分的强调了创新能力这个技术与操作的支持系统，而没有对其所需要的文化资源和精神价值支持系统给以足够的重视，人们最多只是把创新精神视为对创新能力的一种必要的道义约束，而非创新能力提高的内在需要，对创新型人才的认识，更多地表现为对创新型人才的显性特性的关注上，人为地割断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之间的内在联系。创新精神是创新能力的基础与“土壤”，没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根本无从谈起。然而对于学生创新精神的内涵与本质特征，各类研究资料中很少提及，目前对于创新精神存在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创新精神是一个综合的概念,包含了一个人的创新素质的一切因素,即指人的全面的创新素质。另一种看法认为,创新精神主要指人的创新勇气、胆识等,是一个人在创新上表现出来的志气、意志力量。我们认为创新精神是指一个人从事创新活动、产生创新成果、成为创新人才所具备的综合素质。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百折不挠的意志品质、服务社会的价值取向、团结奋斗的合作意识，都是创新精神的内涵，而且创新精神具有综合性、关联性、发展性的特点，在结构构成上应该包括创新意识、创新情感与意志、创新思维、创新个性、创新品德、创新美感与创新技法等许多

[2]方面。在当前高等教育实践当中，教师往往忽视了创新精神的研究，没有把握住创新精神的本质特点与结构构成，割裂了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内在关系，单纯强调培养创新能力，以致培养效果并不理想，而且在市场经济影响下极易导致实利主义风气和利己主义冲动，滋生违背社会需要和社会进步的“创新”和把个人获利作为唯一目标的“创新”，这将对学生的身心发展产生严重的危害。教育工作者应该戒除浮躁，静下心来认真把握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的关系，掌握创新精神的特点与组成，结合当前大学生的特点，采取得力有效的措施首先培养大学生的创新精神，只有有了创新精神的肥沃的“土壤”，才能长出创新能力这株大

树。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1912年在《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首次把“创新”引入经济学中，提出了创新理论，他认为创新主要包括五种情况：一是生产新的产品,即产品创新；二是采用一种新的生产方法，即工艺创新或生产技术创新；三是开辟一个新的市场，即市场创新；四是获得一种原料或半成品的新的供给来源，即材料创新；五是实行一种新的企业组织形式，即组织管理创新。在熊彼特提出创新理论之后，这一理论在哲学、社会学和管理学领域中不断地得到研究与传播。如今，创新事实上已成为一个基本的价值观。江泽民认为，创新包括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及其他创新。一些学者据此把创新概括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是理论性或研究性创新，第二层次是应用性创新，即把第一层次的探求成果创造性地应用于生产及生活，它包括产品及技术创新、社会生活领域的创新、制度和机制方面的创新等内容。另外,创新并不是一个人自然而然的行为,创新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创新有着自己的作用机制，而且创新还受到环境的约束。创新的主体必须具备精深、广博、创新的知识，具备优秀的创新才能，具备优秀的个性品质，包括良好的道德品质，适于创造的个性特征等。只有具备这些条件，才有可能创新。此外，创新环境对于创新活动具有重要的制约作用。按照创新环境作用的效果和好坏，它可以区分为优良的创新环境的和不良创新环境，优良的创新环境对创新具有促进作用，不良的创新环境会阻碍创新。再者，创新活动也有着自己的规律和方法[6-7][5][4][3]，大学生创新能力的提高离不开对这些规律与方法的研究与实践。

我国学者对创新理论、规律与方法等这些基本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系列的成果，但在大学教师的教学中，大多数教师尤其是理工科教师并不了解创新理论及有关研究成果，所以根本无法准确把握创新理论以及相关规律，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更多的是停留在口头上，或者是根据自己对创新的理解来设置相关培养环节，没有依据创新理论与创新规律来合理设置教学内容与实践环节，导致培养措施与培养目标错位。另外，由于教师对创新理论缺乏了解，自己缺少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依然依据自己在学校受教育时的同样方法教育学生，没有根据创新理论与规律的要求有意识的通过教学方法、教学内容与手段的调整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与创新能力，使得教出来的学生很听话、基础知识也比较扎实，但是独立的创造性的解决问题的能力很差。要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必须首先塑造出一支创新型的师资队伍。要造就创新型的师资队伍，首先要做的就是必须加强对教师队伍创新理论及相关知识的培训。只有掌握了有关创新的相关知识，才能更好的、有的放矢的设置相应培养环节，构建培养学生创新能力的课程体系与实践平台。

参考文献

[1]林崇德.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9,(1).[2]秦虹,张武升.创新精神的本质特点与结构构成[J].教育科学,2006,22(2):7-9.[3]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4]江泽民.论科学技术[M].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107.[5]王茂林.关于教育创新理论与实践的思考[J].中国高教研究,2003,(1):36-38.[6]王通讯.创新能力开发的理论与方法(上篇)[J].中国人才,2009,(10):64-66.[7]王通讯.创新能力开发的理论与方法(下篇)[J].中国人才,2009,(11):30-32.[8]殷明,朱昌平.从众心理与学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的研究[J].2009,26(7):128-1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