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劳动生产率投入与地区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摘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劳动者的质量、劳动者的技术装备水平以及有效的管理是影响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方面。由于劳动力与生产资料供给所存在的尖锐矛盾，如何利用好现有的劳动力资源，更好地控制其规模，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的增长，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一直是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为分析劳动生产率与我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文章运用了现代定量的分析方法和技术做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以期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利用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劳动生产率；经济增长；产业结构；人力资本
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6－0019－06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劳动生产率是说明劳动效率的综合指标，同时它可以对比生产成果和劳动耗费，也是说明经济效果的重要指标之一，正确把握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及增长变动情况，对观察国民经济发展水平、研究国民经济中某些比例关系和考核企业经济活动成果都有重要作用。美国是世界上最早对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进行规范性测算的国家。1926年美国劳工统计局用人时来衡量投入的劳动量，用产出增加值作为产品生产量替代来计算劳动生产率，现在各官方机构统计报告中所公布的劳动生产率指标基本都是用该方法得出的。这种方法后来被学术界称为“原子论方法”，在实践中广泛应用至今。与其对应的另一种方法是“函数论文法”。该方法主要以生产函数来表达投入产出关系，并对其进行相关变换来测算劳动生产率、资本生产率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由于所使用的生产函数不同，形成不同的方法与流派。主要有“索洛方法”、“丹尼森方法”、“罗默方法”。索洛1957年的研究打破了资本积累是经济增长的决定性因素的传统观点。提出“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和源泉”的新见解，提出技术进步的重要性。索洛的经济增长模型分两类：一类是不含技术进步增长的模型，另一类是含技术进步的增长模型。后者在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影响远远超过前者，目前仍为许多学者采用。肯德里克在1967年出版的《美国的生产率增长趋势》一书中，把除去要素投入增长后的经济增长部分归结为： “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它主要包含技术进步。技术创新的扩散程度、资源配置的改善、规模经济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丹尼森把广义技术进步的内涵因素归为如下六类：生产要素质量的变化：知识进展；资源重新配置；规模作用，即规模经济；政策影响和不规则因素。罗默则是新增长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继承了亚当·斯密、马歇尔等人的递增收益思想，运用并扩展了K·J·阿罗的动态分析框架，结合外在性、产出生产中的收益递增和新知识生产中收益递减等三个因素，提出了具有内生技术变化的竞争性均衡长期增长模型。罗默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罗默通过对消费者效用函数的分析，证明存在社会适度知识存量和经济增长的竞争均衡，但由于生产中引入规模收益递增，不存在帕累托最优，知识积累会使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得以实现。由索洛和丹尼森等人发展起来的这种方法，直到今天仍然占有十分重要地位。
中国对生产率的研究始于20世纪50年代，当时主要研究劳动生产率的问题。50年代末，中国开始注意技术进步对生产发展的重大作用，提出了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的任务。60年代初，中国经济学界在总结“大跃进”经验教训时，将提高投资效率和提高劳动生产率均列为提高经济效果的重要途径，并在这些方面作了有益的探索。改革开放后，在引进国外生产率研究成果的同时，国内逐渐加强了对中国生产率的研究，并在国内外经济学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李京文、王金营等人的研究。李京文等人是以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为基础，将资本的投入量定义为资本存量，即固定资产净值与流动资产之和：劳动投入量是直接用于物质产品生产和服务的劳动投入量；而要素投入的数量与质量的区分是通过投入量的交叉分类，并应用超越对数指数来度量。王金营等人是以罗默和卢卡斯的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了有效劳动模型与人力资本外部性模型，通过规范性分析，证明了人力资本在技术创新、技术扩散和技术进步中的独特
作用，特别是将人力资本在生产中提高其他要素效应的作用剥离出来，为判断人力资本的真实作用提供了一个可行的分析框架，并且为较准确估算中国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建立了####数据库，并利用人口发展离散模型算出不同受教育层次的人口，利用各层次受教育人口分年龄性别的劳动参与率估算出各年从业人员和人力资本存量。他们的相关研究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推动了中国经济增长和生产率研究水平的提高，为政府经济决策提供了有价值的理论支持和政策建议。
二、影响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
库兹尼次认为现代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有三个：第一个是知识存量的增长；第二个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第三个是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规模经济和技术知识的普及所带来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经济增长具有贡献的重要因素。在西方工业化国家，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源泉。资料表明，在跨入后工业化社会的最初阶段，发达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所起的作用为70～100％，随着后工业化的进一步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作用略有下降，但仍会占主导地位。经济增长受制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而影响劳动生产率增长的因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为以下五个方面：地区劳动力质量的提高和数量的增加对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劳动力质量的提高主要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人力资本投资主要体现在教育（包括培训）、健康等方面的投资中。世界银行对28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1960－####年间影响GDP增长因素的一项研究表明，劳动者受教育的平均年数每增加一年。就能使GDP提高3％。根据我国第四次、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仅1990－2000年的10年间，中国15－####岁劳动力人口的受教育年限已由7.33年提高到8.48年，并由此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极大提高。推动了经济增长。中国人口基数大，人力资源储量巨大，但现阶段中国人口的整体素质较低，劳动者的实际能力和潜能区分未得到充分发展。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把提高人口整体素质，企业组织把强大激励和管理，充分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都放在突出位置上，这是提高中国社会劳动力资源开发利用效率和投入效率，推动社会劳动生产率整体提高的重要举措。
劳动力数量的增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查尔斯·金德伯格在他的专著《欧洲战后的增长》中证明，人均收入一直高速增长发达的工业经济。往往是那种吸收大部分新增劳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动力的经济。尽管中国存在结构性劳动力供给过剩的问题，但劳动力人口的增长对经济增长仍做出了重大贡献。从产业部门来看，一个产业部门的增长相当程度上通常依赖于劳动力投入量的增加，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更是如此。而在减少劳动力的情况下，产值增加部门几乎只有农业。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开创经济增长的资本决定论的同时，强调经济增长决定于三个因素，即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者数量的增加和劳动者质量的提高。此后，李嘉图也认为，劳动者规模的扩大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决定了社会财富的增长。劳动力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从数量推动逐渐向质量推动，在数量上推动体现为劳动力人口增长形式，在质量上推动上则表现为劳动力结构的变化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产业结构变化影响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从中国分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来看，改革开放以来，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均明显提高。其中第二产业提高的幅度最大，由1979年的0.265万元，人提高到2007年的3.683万元／人，增长3万多，第三产业由0.167
万元从提高到1.985万／人，净增1.818万元，第一产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最少，从1979年的0，044万元从提高到0.7万元／人。从统计结果来看，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效益在逐步改善，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发展缓慢。产业结构的有效转化和升级，可以提高资源的有效配置，推动经济的增长，如表1可见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是劳动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时期，此后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减缓，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直接和明显的。
从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来看，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劳动生产率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尤其是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幅度最大，而且与第三产业劳动生产率有逐渐拉大的趋势。第一产业劳动生产率虽有所增加，但增加速度缓慢，基本上维持在一个水平上。1979－2002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年平均为12.66％，而该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率年平均为9.46％。这种劳动生产率高增长特征与经济高速增长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在逐步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已经成为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变数之一。从各产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与其经济增长速度之间的变化特征看，二者表现出较强的一致性。各产业的经济增长与劳动生产率增长趋势二者具有较强的正相关关系，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显著的。适宜的经济政策。对劳动生产率投入的宏观调控，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
每个地区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其优势资源而实行的。综观我国近年来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产业趋同的问题目益严重，一些地区在发展高科技方面并没有任何优势，相反，在传统产业的发展上既不缺乏人力，又不缺乏资源，但仍将高科技产业作为长期的发展方向，这势必造成新一轮的重复建设和资源浪费，各地区应该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对劳动资源的配置起主导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退出，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要素资源，政府必须广泛而深入介入劳动力市场。政府对劳动市场的作用，首先在于确保劳动力作为劳动要素、配置主体的正常运行，然后才是政府积极主动弥补“市场失灵”以确保交易双方的利益。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劳动劳动生产率的投入
经济发展水平与一国或地区的劳动生产率水平具有密切联系，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目前中国实际上仍处于劳动生产率逐渐上升时期。但由于中国的统计制度存在缺陷，长期以来对农村人口不统计失业人口，更不统计非劳动人口，造成中国农村人口劳动生产率计算结果不能真实反映中国农村生产劳动力参与社会生活的程度和农村劳动力资源的利用效果。大大高估了中国农村劳动生产率参与情况。城市中原来制度因素影响下过高的劳动生产率也随着制度改革的深化不断受到挤压。实际上，劳动生产率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在1979－2001期间年平均增长率为9.54％，而中国劳动生产率为12.51％，这种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高速增长的情况表明。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正逐步提高，劳动生产率已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变量。
为反映不同时期劳动生产率变化引起经济增长变化的差异，我们把1979－2001年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过程分为1979－1990和1991—2001两个不同时期。从而通过不同时期经济增长情况来说明劳动生产率变化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从表2可以看出，1991－2001时期比1979－1990时期具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率，1991—2001时期也具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人力资本投资的短缺制约劳动生产率的发展
作为人力“资本”，其形态首先是以知识存量为物质内容，并通过一定的技能和能力体现出来。因此，人力资本既具有质的规定性，又具有量的规定性。通常度量人力资本总量用下列方程式：
人力资源总量＝劳动人口×劳动人口质量，即z＝Zi，该方程式中的劳动人口，应该是国家规定的法定年龄的劳动人口；人口质量实际上是一个难以准确确定的变量，通常用以下指标衡量：每百万人口大、中、小学学生的入学率、中小学普及率、专业人员占劳动人口的比重等。这些指标也不是完善的，例如，没有考虑到人力资本利用程度的问题等。2000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海克曼研究发现，中国教育投资约占GDP的2.5％，而物资投资大约占GDP的30％。美国的这两项指标分别是5.4％和17％，韩国分别是
3.7％和30％，中国对人进行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而每年物质投资大大高于世界大多数国家。因此，我国政府虽然在逐步提高教育经费在GDP中的比重。但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和重点失误。导致生产效率低下，中国把有限的教育资金投向高等教育，实在是一种短视行为。
劳动生产率是反映一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指标，不同国家经济增长的差异本质上就是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贡献度的差异。在物质条件一定条件下，人力资本存量与劳动生产率是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存量越高，劳动者素质就越高，劳动生产率也就越高。当然，人力资本对劳动生产率的作用是通过提高劳动者的工作质量来实现的。虽然工作质量取决于多种因素（劳动态度、管理体制、职业道德等），但有关研究认为人力资本所注定的人口素质是关键性因素，至于职业道德、劳动态度等作为人文素质同样离不开教育，所以，智能素质、人文素质都离不开人力资本投资，它们共同影响劳动者的工作质量，从而影响劳动生产率。
三、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分析
中国劳动生产率提高率与经济增长率的数量
［3］本文作者：李友德
关系表明，提高劳动生产率不仅可以推动经济总量的增长。还可以影响经济的实际有效增长。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动态分析表明，劳动生产率是加速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是现代经济增长的基础。1990－2006年间，全国平均劳动生产率增长了35.4％。增长最快的省份大多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其中上海、天津、广东和福建等省区劳动生产率增长了4倍多，江苏、浙江的增长幅度超出5倍。西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滞缓。大大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4个分解成分看，物质资本、技术进步、人力资源和技术效率分别增长16.2％、56.7％、29.5％和7.5％，这表明物质资本积累所贡献的部分主导着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人力资源的贡献不容忽视，技术效率则表现为负贡献＠。尽管从全国平均水平来看，物质资本积累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驱动力，但观察各个省区劳动增长情况，我们发现，上海、北京、天津和广东是我国劳动产出水平最高的4个省区，在这4个富裕省区中，技术进步取代物质资本成为影响其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第一推动力，尤其是上海，其技术进步贡献部分为222.8％，而物质资本积累贡献远远低于前者，仅为27.6％，甚至低于人力资本积累的35.4％。
现代经济增长理论研究表明，影响地区经济增长主要因素有制度、劳动力、资本和产业结构转变等多种因素。在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中，我们选定劳动力投入数量（从业人数）、劳动生产率，资本方面选定固定资产投资和人力资本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企业就业人数）以及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来分析影响经济增长的指标。本模型所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的社会经济指标。
经济模型如下：
InGDP＝a0十allnL且＋a21nLh十a3lnMl＋a4lnM2＋a5InY＋8
GDP表示国内生产总值，Lg表示劳动力投人数（各地区从业人数），Lb表示劳动生产率，M1表示固定资产投资（物质资本存量），M2表示人力资源存量（各地区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就业人数），y表示产业结构变化指数。本模型使用的数据均为2008年社会经济指标数（见表3）。
通过SPSS系统的主成分分析法计算，东南部、北部和中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与经济增长的计量模型如下所述。
北部地区：
lnGDP＝0.406＋0，161nL.＋0.42lnk＋0.423lnMl＋0.3861nM2＋0，1321nY＋8
东南沿海：
InGDP＝0.807＋0.302nLa＋0.2081nLb＋0.4861nMl＋0.2021nM2＋0.11llnY＋g：
中西部地区：
lnGDP＝0.104＋0.3nLa＋0.1011nIg＋0.2081nMl＋0.372nM2＋0.10611nY＋s
通过对北部、东南部、西部三个地区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增长率以及计量模型得到弹性系数，我们可以得出三个地区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力投入数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见表4）。
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呈现东部沿海发达区、中部中度发达区和西部落后区等三大差异带。其中，北部地区劳动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最大为38.8％，东南部地区为31.2％，西部地区为16.8％。总的来说，北部地区拥有人力资本的优势，有大量的技术人才，东部发达地区在资金、技术、管理等方面都有显著优势，而中西部地区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但利用率不高。这种资源上的差别客观上决定了各地区间劳动生产率及经济增长水平和模式的不同。
四、结论与建议
从表4可以看出，无论是北部、东南部，还是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贡献都远远高于劳动力投入数量的贡献。就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而言，北部和东南部要明显高于中西部，究其原因，北部和东南部的劳动生产率、人力资源的利用率，对资金技术人才的开发要明显超过中西部，由于资金问题，产业结构的变化比中西部要迅速，调整更为合理。相对于中西部而言，要进一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力资本存量，在产业结构方面还须做进一步的调整，只有如此，中西部的经发展才有可能赶上东南部。此外，由于企业减员增效，以及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调整，劳动力投入数量在中西部也明显不足，对经济的影响显而易见。无论是固定资产投入，还是人力资本的投入都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促进作用，要促进经济的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多种途径，解决劳动生产率中的实际问题。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经济增长模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劳动生产率水平直接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状态，一般情况下。劳动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劳动力的投入，短期和局部有时会使劳动力需求减少，但从长远和全局来看，劳动生产率提高必将促进
经济的快速增长，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生产资料，从根本上为扩大就业创造条件。因此，为发挥中国劳动力的优势，各地区在不断提高劳动效率的前提下，应积极开拓就业渠道，增加就业人数，推动经济增长。促进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合理和有效流动，以全面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结构的变化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果，从而成为影响社会劳动生产率的一个积极因素。在工业化初期，各产业部门劳动生产率和要素收益率间普遍存在差异，就业结构变动的潜力很大，当劳动力由低劳动生产率部门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转移时，就会影响劳动生产率总的配置效应。在产业间劳动力的配置中，首先要做的是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积极地为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创造条件。我国工业劳动生产率的迅速增长，是因为我国把大量的积累资金投资于工业部门。使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和人均资本迅速增长，而我国在农业上的投资很少，并且劳动力不能自由地转移到其他产业部门，其结果必然是劳动力剩余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低下。因此，第一产业的剩余劳动力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流动必将带动我国整体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选择适宜的经济政策。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每个地区的发展都有其特殊性，合理的区域经济政策是基于优势资源而实行的，各地区应结合本地区区情和资源优势，选择适合本地区发展的经济增长方式。资本、技术、人力资本相对充裕的东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应加快集约化经营的步伐，经济发展应以科技为导向，以产业结构的协调化为目标，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技术含量；中西部自然资源丰富，而资金和人力资源不足，应充分利用自然资源和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提高资源利用率和劳动者的劳动生产率，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北部地区应充分挖掘老工业基地的基础优势，通过调整改组和提高，开发适应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促进经济增长，而选择适合本地区的发展模式，则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关键因素。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管理创新转变，而提高劳动生产率主要可以通过以下途径：第一，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国家。第二，深化体制改革，增加政府的科技投入，增加教育经费投入比率，提高人口整体素质。第三。建设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相结合的技术创新体系，促进科技成果转移，全面提升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第四，实施技术创新，推进技术进步和管理创新的主体是各类人力资本载体——科技人才、管理人才和技能人才。第五，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的新型工业化道路。
第二篇：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贡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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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因素及贡献分析
作者：汪 红 汪 军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5年第10期
[摘 要]文章针对地区间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比较分析了地区经济增长的特征及要素投入对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以阜新为例，利用柯布一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建立了阜新
1987～2001年15年间的经济增长模型，对劳动、资本、和技术进步等生产要素对阜新经济增长所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结合阜新的实际对所建模型中技术进步对阜新经济增长的负贡献作了更深入的成因阐述。
[关键词]经济增长；生产函数；要素投入
[中图分类号]F201
[文献标识码]A
第三篇：福建省第三产业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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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第三产业要素投入实证分析
作者：陈进坤
来源：《沿海企业与科技》2006年第01期
摘要：文章用改进的C-D函数对福建第三产业的要素投入和产出进行实证分析。福建第三产业要得到 更加持续快速的发展，需要提高技术水平改进制度政策，需要拓展融资渠道和提高劳动者素质。
关键词：福建第三产业；C-D生产函数；劳动投入弹性；资本投入弹性
中图分类号：F276.44
文献标识码：A
第四篇：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广西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实证分析
摘要：本文采用广西1995-2015年的平行数据，构建联立方程来验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关系。首先，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中得到的产品之一，从而验证了环境污染与发展产量之间呈正相关，也就是环境污染具有生产要素的特性，因此，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生产参变量之一;然后根据国外所创建的函数关系结构，以著名的环境库兹涅曲线为依据，将资源发展过程与环境参数融入到一个新的传统模型中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以及原因等，分析结果如下:(1)，两者之间相辅相成，彼此制约;(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动力之一，但相比于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因素，其产生的推动力是微乎其微的(3)阻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是资金储蓄量(4)，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经济增长水平决定着环境污染程度，同时，资本结构也被归纳为影响环境污染的参数之一。
关键词：经济增长 环境污染 联立方程 环境库兹涅茨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广西经济取得了快速的发展，接着柳钢的到来，使柳州迅猛发展，而桂林凭着旅游事业发展势头也猛，如今又有了北部湾经济区，发展最快的可以说是钦州，随着大量能源的出现和成为国家级保税港区，钦州工业经济实力逐渐位居广州前列。同时，对于广州的南宁来说，更是在2003年起，就在明确将成为国际化城市作为发展的战略性目标，并且随着东盟自由贸易区在南宁的落户，南宁的经济水平直线上升。现阶段，南宁主要是发展第二、三产业，据统计，在15年，广西的人均生产总值高达16803.12亿元，相比于05年翻了将近4.22倍，但是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共存的，因此，广州地区的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1995-2015年，除了二氧化硫和工业固体废弃物有较大幅度减少外，广西的环境污染总体来说还是没有得到治理，据相关资料显示，广州地区的工业气体排放量从1995年到2011年一直处于指数增长的趋势，从最初的2797亿标立方米增加到29853亿标立方米，达到了历史最高值，虽然，政府部门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出现了一定的下降趋势，但仍然保持较大的排放量。早在13年，南宁地区的PM2.5就已严重超标，空气指数较低，并且也影响着广州的其它地区，工业化液体废弃物排放量一直以较大的基数，呈现着增加的趋势，总的来说，经济增长伴随环境污染，必然是不利于广西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
（一）选题意义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也越来越明显，于是世界各地政府对环境保护越来越重视，环境问题也越来越受到经济学界的重视，近年来许多的国内外学者开始关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的研究。国内对其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发达省份，关于西部落后省份的研究较少，所以本文选择以地处中国西部地区的广西为例，探讨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在相对落后的地区存在的关系，可以丰富与补充现有的研究。
由于受到地理位置的影响，广西的经济水平远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要实现城市整体的工业化，还需要经历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政府部门不能一味的追求经济利益，而忽视了城市的环境卫生，如果一直置之不理那么经济增长一定会因为资源短缺以及环境污染而受到限制;但是广西又是一个喀斯特地形特别发育的地区，多山多水，生态环境相当脆弱，需要采取有力的正确的措施进行保护。所以，广西城市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要加强对环境污染的管理，创建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性发展决策。因此，本文针对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最为研究的主体，根据广西工业化水平，以更好的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出现的环境污染问题，努力协调两者之间的关系，制定出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的政策，提高广西整体水平。
一、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是通过调查广西主要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双向影响的关系以及其影响机制，并利用实证分析加以验证，据此对我国环境污染的治理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出政策建议。
本文主要是以环境库兹涅茨理论为依据，结合广西城市实际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为实例，以更好的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的作用力以及影响因素，为我国相关城市更好的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的协调作用提供帮助。
（一）研究思路
本文通过收集相关的文献资料，了解目前的研究进展以及学术性研究理论等，以更加深入的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且合理运用环境生产要素以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知识，也就是通过将经济增长模型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结合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加入了其它生产要素，建立新型理论模式，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并进行了深层次的理论研究，结合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为实例，针对更好的实现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协调发展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
（二）研究方法
（1）文献归纳法。主要是指通过对所收集到的相关资料和文献，并进行深入的分析，为本文后续研究提供理论依据。
第二章 文献综述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虽然居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高，但同时也严重影响到居民的生活环境，人们越来越重视对环境的治理，更多的学术研究者开始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相互作用，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现阶段，相关研究主要包括学术性研究和实际性研究两个方面，对于学术性研究主要是指以实现环境可持续发展为前提，研究城市经济增长情况，同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模型来研究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
一、理论研究
（一）国外理论研究(1)新兴古典增长模型
新兴古典增长模型与新古典模型不同，前者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以及环境治理等要素，以了解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质量的变化情况，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在保证环境不收破坏的基础上，规范产业经济增长体系。在1978年，国外著名学者Sakawa & Hashimoto，创建了企业生产部门模型以及环境治理部门模型，同时，提出为了更好的治理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快速发展，要合理限制支出，加大对资源的投入和污染控制管理，增加企业资本储量[20]。
(2)包含环境污染的内生增长模型
在1998年，国外学者Stokey通过研究污染指数，发现环境污染的外向特性，并且通过结合“AK”模型分析了现阶段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研究得企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水平与企业稳定的资本高回报率以及规范的环境政策有着直接性关系[23]。
（二）国内理论研究
由于我国对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起步较晚，所以，理论研究体系还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在06年，我国学家彭水军和包群在研究生产关系和效用关系时添加了对环境质量参数，将其视为经济增长内部生产要素之一，在此基础上创建了加入环境污染参数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内部生产技术发展模型以及人力资源模型等，并实现了模型之间的相互结合，以更好的分析在保证环境不收污染的基础上，企业经济增长的机制与人力资源以及生产技术之间的关系[9]。在13年，学者黄茂兴参考国外学者的经验，在 Romer 模型上加入了环境污染危害、环境污染治理等因素，创建了五部门内生增长模型，以更好的实现企业的快速发展[4]。
二、实证研究
（一）国外实证研究
在1991年，国外研究学者Krueger通过调查国外国家和地区在12年内，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和企业经济增长情况，并采用科学地计算方式，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污染物大部分污染物的排放量与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呈现一定的函数关系，会随着人均收入总指的增加而增长，但增加到6000美元左右，就会出现下滑趋势，通过制作相应的函数图，发现工业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形。这一理论的提出，验证了EKC模型理论的正确性[18]。两年后，著名学者Panayotou通过研究也得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倒“U”字形的联系，由于上述理论与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函数关系相同，因此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倒“U”字型关系，统称为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随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结合企业实际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验证，并一一证实这一理论的正确性。比如:在1994年，学者Selden 和 Song通过气体污染物(SO2、Co、以及含氮化合物等)展开了分析，进一步验证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21]。
但是仍有部分学者不认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倒“U”字型关系，否定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性。比如:学者Shafik通过对国外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十几种工业污染物排放量和国家经济增长进行了数据统计，并采用数据统计学，得出各种污染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他发现，液体废弃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而废气污染量与经济增长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经济增长呈现正比例关系，并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22]。
（二）国内实证研究
相比于国外，中国在20世纪末期，才开始接触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随着理论体系的成熟，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调查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进行实证研究，验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客观合理性，可能会由于受到环境波动的影响而出现误差，但也为后续进行深入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
（1）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针对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函数关系进行深入的研究，以验证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在1999年，经济学家张晓，通过利用我国时间排序资料为实证，研究显示我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出倒“U”字型函数曲线[16]；两年后，学者吴玉萍和董锁成等人，通过收集北京在1985-1999 年之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数据，创建了北京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横向统计关系，研究结果表示，北京市的环境质量与城市居民的人均收入之间呈现着倒”U”字型关系[11]；在16年，经济学家谢霜等人，通过收集2000-2014年，14年间我国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指标进行分析，创建科学性数据模型，分析了城市的经济增长和污染物排放量、限制量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发现城市的人均GDP和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之间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一步验证了假说的正确性[12]。
（2）可能由于样本数据来源不同、数据处理方式不同，导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不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结果。比如：在09年，学者于卫国通过收集我国在1993-2008年之间的出现的省际平行信息创建了相应的固定效应和随机效两种模型，以验证我国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是否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研究结果表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污染物So2以及液态废弃物排放量都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但是对于气体污染物烟灰尘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着线性关系[13]；同年，贺彩霞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0多个城市在1998年到2006年之间的6种环境污染指标的平行信息创建了排放物的排放量函数关系与环境污染函数关系，利用单位根以及协整等多种检验形式来分析我国各个地区的环境污染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同时，各个地区之间的关系度[2]；
同时，薛惠锋以及刘蕊等多名学者，为了研究陕西省地区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工业气体、液态和固态废弃物排放量之间的关系，学者通过收集陕西省在1990年-2006年之间的人均GDP与环境污染指标数据，并采用科学的数据处理方式，发现陕西省关中地区的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负相关作用，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选择的样本数据不同，也会影响到地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函数关系[15]；在2010年，经济学家黄菁，通过调查我国在2003-2007,四年时间内278个城市或地区的环境指标创建关系方程，并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显示选择不同的环境污染物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向作用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3]
在2012年，学者刘年康和汪云桥等人，通过利用脱钩研究方式中的差分回归系数法，对我国在1990-2010年省级平行数据展开了研究，研究表明在这20年时间内，几乎我国所有省份都没有出现城市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绝对脱钩”情况，通过将时间作为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与时间有着密切联系，也就是说，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出现的“未脱钩”与“相对脱钩”情况是周期性出现的，而将地区作为参变量，发现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也会受到地区分布的影响[8]。一年后，李治国通过调查山东省在1981-2009年之间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与环境污染指标的数据信息，创建了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 VAR 模型，以次作为理论依据，采用广义脉冲响应以及方差分解的研究方式，针对城市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展开了实证研究[7]；
在2015年，学者段艳平和黄玲花，按照时间顺序调查了广西在1998-2012年的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以及污染物排放量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计量模型，研究结果表明，广西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综合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呈现“倒U字型”，而经济增长和工业污染物之间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却不符合倒U字型关系[1]；同年，童纪新以及朱园，通过利用江苏省在1985-2013年之间的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创建了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的VAR模型，并以此作为理论依据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力，并且经济增长对环境的作用远远大于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作用[10]。
学者李茜等人，通过收集我国31个省级在 1985—2011 年之间的平行数据为理论依据，结合PVAR 模型分析12种污染物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数据的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的比率关系。以更好的分析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产生的作用力，并且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也具有明显的制约作用,而这种作用力也会由于地区的不同而产生差异[5]。
在2016年，学者吴武林通过利用环境库兹涅茨理论改良模型，收集了福建省在1994—2014年内的城市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经济增长的数据信息，研究显示城市的工业液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存在着倒N型函数关系；而工业气体废弃物的排放量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函数图像为波浪型；而工业固态废弃物的排放量与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函数关系呈现倒U型，但已基本位于曲线的最低点[17]。
国内学者针对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环境库兹涅茨理论，同时也会利用多元函数关系式、脱钩形式以及PVAR 模型等作为研究的辅助性工具。
三、简评
通过对国内外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进行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现阶段的文献资料大多数都是针对环境质量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并且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之间缺少关联度，没有实现理论与实证之间有机结合。而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影响，没有相关的理论依据，仅仅是对影响机制进行了表层分析，不具有全面性。
对于国内外的实证研究方面，主要是针对经济增长对环境污染带来的作用力，没有对环境污染对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进行分析，验证了单方的函数关系，进行了环境库兹涅茨理论验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环境污染物排放量与经济增长数据之间都呈现倒“U”字形关系。会受到客观因素的影响，比如：选择的数据、计算方式等不同，就会影响到实证研究结果的正确性。因此，对于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污染指标时，要选择多个环境要素，获得综合性数据，而不能仅仅依靠单一数据。
第三章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理论分析
一、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关系的一般性阐述
所谓经济增长，即某一经济体在特定时期内，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数量的增多，也就是经济数量的增加以及生产水平的提高，目前用GDP或GNP作为衡量指标。
现阶段，经济增长形式主要是指影响经济增长的生产要素之间的作用机制，依据经济增长的计算模型，以了解各个生产要素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的影响力，根据实现经济增长中生产要素发挥的作用的不同，可以分为粗放型和集约型两种经济增长形式。对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通过投入大量的生产要素投入量来实现的经济增长，因此，采用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一定会带来环境污染以及能源消耗的。而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则是指利用生产要素的增加量来带动经济的增长，需要合理结合生产要素，提高技术水平，减少能源消耗，坚持可持续发展，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关系。
（二）环境与环境问题
不同的课程对环境的解释不同：在生物上，将环境视为地球上生物生存的全部外界条件；而在地理上，将环境视为生物来一生存的全部生态条件。而在经济学上，将环境视为自然环境，也就是在人类生存空间中与人类生存发展有关的全部生态因素。
对于环境问题，通常伴随着人类活动而产生，导致自然环境遭到破坏以及生态系统的失衡，并且也包括对居民生活及生产等方面产生干扰。随着经济的发展，导致环境问题日益复杂，具有一定的波动性以及不可逆性等。目前，最为严重的环境问题主要为“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大气臭氧层的破坏、雾霾等。
（二）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关系
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是分别属于环境与经济体系中的两个概念，而要分析两者的关系，就需要将环境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在此基础上研究两者的作用机制。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提出将生产要素分为自然要素与人为要素，这一理论的提出，表明环境也被视为生产要素之一。为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实现了环境理论与生产要素理论之间的结合。我国学者李立军等人在编写《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探讨》书籍中［6］表示将环境生产要素分为广义和狭义，前者主要是需要将环境体系的整体与生产要素相结合，重视环境体系在产品生产中发挥的作用，并根据微观和宏观的经济体系进行计算。而后者则是指仅仅将环境体系融入到传统生产要素理论中，并提高环境要素在生产要素中的地位等。
随着环境生产要素理论的提出，会影响到传统经济增长形式，同时，需要对众多经济增长理论进行调整，例如：传统经济增长研究时，会将生产要素单纯的视为支出量，其与产量呈现正比例关系，然而实际上环境生产要素的支出对产出量有双向作用，不仅可以加快经济增长，而且也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
本文通过借鉴环境生产要素理论所提出的经济增长和环境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将环境污染视生产要素之一，以研究来环境污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一）经济增长与经济增长方式
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
库兹涅茨理论是美国著名研究者库兹涅茨在1955年提出的，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是用来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居民收入差距之间的函数曲线呈现倒“U”字型。在1991 年，美国经济学家 Grossman 与 Krueger利用NAFTA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展开研究时，发现北美地区在经济增长的起步阶段，环境与人均收入之间呈现负相关，但当居民的人均收入量达到某一特定值后，环境又与人均收入呈现正相关[18]。也就是经济增长和环境指标符合库兹涅茨曲线。在1993 年，美国学者Panayotou将环境指标与经济增长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再次证实了库兹涅茨曲线的正确性，并创建了环境库兹涅茨曲线[19]。
相比于库兹涅茨曲线，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侧重于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双向作用机制，也就是经济增长是破坏环境质量的根源，还是可以提高环境质量的方式，采用的文献分析方式为实证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更加直观的了解到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的解决工业废弃物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问题。
国外针对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提出工业化企业的发展模式为先侧重于促进经济的发展，忽视环境的治理，众多学者表示促进经济的发展，必然会带来环境污染，影响到城市的环境质量，直到环境污染严重影响经济增长时，才开始对环境进行治理，经济增长为实现环境治理提供资金支持，所以，我们需要以最快的速度将经济增长值达到倒”U”字形的最低点对应的经济水平。随着环境库兹涅茨理论被广泛应用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对理论机制产生了兴趣，尤其希望了解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最低点的深层含义。
所以，为了研究经济增长影响环境质量的具体路径，本文将加入产业结构、能源强度以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占工业增加值比重等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通过观察上述曲线图可以发现，在2006年前广西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一直高于50万吨，随着人们对环境污染的重视，以及工业废弃物处理技术的提高，工业固体废弃物数量大幅度减少，但是，目前对于工业固体废弃物的处理方式主要为储藏，虽然近些年，广西的固体废弃物的排放量日益减少，但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固体废弃物排放问题；可以看出在1995年到2015年之间，广西工业废气的排放量逐年增加，尤其在2011年，工业废气排放量达到了30000亿万立方米，大大影响到整个城市的空气质量，广西多个城市的PM2.5严重超标，可以看出广西工业生产中存在严重的资源浪费现象，并且也反映出广西主要是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生产模式；通过对工业废水、二氧化硫以及烟粉尘，这三种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在08年以前都是逐年增加的趋势，而随着废弃物处理技术的不断提高，污染物排放量有所减少，但数量仍然维持在较高的水平。
1）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具有相互作用力：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经济增长过程获得的产品类型之一，可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同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会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由相关学者提出一个城市的经济水平与城市的环境污染关联曲线呈倒“U”字形状，在理论研究以及实例研究中得到了验证。2）虽然可以将环境污染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要素之一，但相比于其它生产要素，比如：资本结构、经济基础等，发挥的作用可以说是微乎其微的，因此，想要实现经济的快速发展不能仅仅依靠于环境治理，需要进一步改善其它要素的发展，但也不能一为的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了环境问题。
一直以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就是一对矛盾体，既不能一味的强调经济快速发展而忽视对环境的保护，也不能仅仅在乎环境质量而导致产业发展停滞不前，最好的解决结果就是可以实现两者共同发展，实现双赢的局面。由于地理位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广西的经济状况远不如我国东部地区，而我国西部地区缩小与东部之间的差距，就需要保证经济增长的所有生产要素之间的协调发展，尤其广西自然条件并不是十分优良，并加上环境变化无据可依，无律可寻，存在不稳定性，一般是采用实验的形式来探寻最佳的解决途径，或者也可以依靠市场自动调节作用，不然就需要通过调整我们自己来不断适应环境的变化，这样就会严重阻碍广西经济增长的进程。因此，本文通过对广西省目前的经济增长与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针对性的提出可以通过提高能源利用率、加强政府干涉、调整工业体系等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具体内容如下：
1、发展循环经济，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相关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一个城市的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着倒“U”字型函数关系，然而这是随着居民生活质量的不断提高，对环境要求更为严格，并且政府部门为了改善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增长所做出政策干预而呈现出的结果，企业管理者需要意识到环境问题在产业发展中重要作用，不能重蹈覆辙，转变“先污染，后治理”的发展理念，要努力协调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改变产业发展理念，提倡可持续发展，转化经济与能源、环境之间的关系，采用新兴循环经济体系，减少经济增长带来的的能源浪费以及环境污染等问题，提高能源利用率，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
（1）所谓循环经济，主要是指要实现能源的二次利用。由于部分能源属于不可再生能源，而为了避免出现能源的枯竭，循环利用尤为重要。但企业传统的经济模式就是依靠能源投入来获取利益，这样就会严重破坏生态平衡，需要转化为依赖自然能源之间的循环利用来获取经营利润。也就是需要创建新兴生态经济体系，通过利用新兴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创建新兴环保、节能产业，优化生态环境。
（2）提高技术创新水平。转换经济增长方式，采用循环经济体系，提高能源的利用率，降低环境污染。不光需要转变经济增长模式，而且也需要提高科技创新能力，通过利用高新技术来减少污染物的排放量。规范科技创新体系，带动更多的技术人员开发出新兴产品，尤其对于产业能源利用技术需要进行技术创新，以提高能源的利用率，并且需要带动更多的企业加入到技术创新的队伍中，增强企业员工的创新意识，提高产品生产技术，减少能源消耗量，提高企业经营能力。
2、加大环保投入，强化政府环境监管
通过本文对广西环境体系的分析，可以发现通过治理环境污染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城市的环境状况，但是并没有从根源上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所以，广西省需要进一步加大对环境治理物质支持，政府部门需要提高监管力度，真正将环保政策落实，提高广西省环境质量。并且对于政府部门制定的环境保护制度，需要根据各个产业的内部结构进行调整，帮助企业更好的完成环境治理任务。而对于环境污染的元凶工厂来说，需要及时治理所产生的工业污染物，在环境保护体系中发挥主导作用。政府部门需要强化监管力度，如果监管不到位，部门工厂管理人员为了获得巨额利益，而无视环境保护政策，排放更多的工业污染物，并且极少数企业破坏环境监管仪器，编造虚假信息，来规避监管部门的管理。所以，广西省政府需要严格管控环保部门的工作，实现对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必要时需要提高环境污染的罚款额度，提高监管部门的检查力度，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
（1）合理运用环境大数据体系，所谓生态环境大数据主要用来完成对环境合理规范化的管理，并且为政府部门以及企业在治理环境时提供相应的理论依据。因此，我国需要总结发达国家的发展优势，政府部门通过制定相关的战略性决策来提高产业环境信息的科学合理性，提高管控能力，并且通过使用新兴技术手段以及电子资料管理体系，很好的完成对环境污染的治理。
（2）发挥市场优势带动环境治理，市场对经济增长要素起着一定的调控作用。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是每个城市管理部门的首要任务，通过发挥市场自动调控作用，将政府管理与市场管理相结合，实现对环境污染的全面治理，减少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一方面，政府部门要严格规范产业结构，明确部门职能，合理运用节能环保产业进行环境治理，带动市场经济增长。
3、优化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通过对广西产业的经济增长方式进行调查，发现目前广西的产业发展大多数还是需要依靠产业自身的生产要素来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符合广西市场发展规律。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广西工业化水平大幅度提高，在国民经济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缩小了与东部地区之间的差距，而随着广西工业的快速发展，必然需要消耗大量的物质资源，并且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因此，广西政府部门需要在保证地区经济不断发展的基础上，合理治理环境污染，采用循环经济，实现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
（1）优化经济增长方式，所谓经济增长方式，主要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增长的实现模式，包括粗放型与集约型。应用最为普遍的就是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而实现两种经济增长方式转化需要地区投入大量的资本来加快经济增长，通过提高生产技术，减少企业资源浪费，提高生产要素利用率。
（2）需要进一步调整产业体系，对于广西的产业发展来说，不仅仅需要实现各个产业之间的协调发展，而且需要发挥各个产业的优势，提高服务业发展水平，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结构，引入高新技术，实现产业创新，避免出现严重的资源浪费问题，由于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广西产业发展存在着一定的的不足，不仅需要提高产业工作效率，而且需要引入新兴的产业生产技术，提高资源利用率，降低工业污染物的排放量，同时，要加强新兴产业(循环经济产业、环保产业以及减排产业)的发展，实现产业之间的配合发展，有利于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协调发展。
第五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实证分析又称实证方法，就是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说前提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可获得数据样本的计量和检验，判断理论模型的真伪，并进一步分析经济行为的动机和预测经济后果一种分析方法。采用实证方法时，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的效果。
历史上，现代物理学和数理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十分强调利用数学工具来完成对其理论的演绎推理过程。
二、实证分析的四个步骤
1，提出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和中心内容。这是实证研究过程中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一般来说，理论实证主要关心在高度简化的形式下，有关研究对象少数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其他变量则被舍去。
2，建立假说模型，推到主要结论。这是实证研究的核心
3，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检验，即运用回归分析和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对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4，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对验证结果进行解释。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理论实证属于实证分析的第一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一是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概括出研究内容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假设条件；二是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进行理论逻辑演绎。重点在于提出理论假说的雏形，理论实证过程的基本框架和结论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直接结果，而是已存在于研究者大脑中的假想形式。理论实证过程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因此，理论实证过程所得到的结论还只是在实证逻辑上成立的理论假说。
经验实证是对经济理论提出的假说和推演的结论进行统计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方可称作科学地结论。一般如果经验实证对理论假说及其结论做出否定，即得到了证伪的回答之后，就要修正或重新进行理论实证。经验实证具有能提供理论实证的前提或引导理论更符合实际的功能。
一、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剥离价值判断不同，规范分析掺揉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标准，研究经济活动如何达到或者符合这些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规范分析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等问题。这里的价值判断是指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即某一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该做还是不该做，如何去做的问题。
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结合运用
实证和规范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孔德实证主义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段历史，展示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在哲学上围绕“价值判断”的争论。若排除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中若隐若现的评价性价值判断，仅包含描述价值判断，或者竟可能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形下，实证经济分析呗作用于那些纯粹经济事实判断而建立起实证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除了是一对尚未被证伪的具有一定统计规律性的假设集合外，对经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要使经济学达到认识论的目的，势必需要以这些被实证检验了的假设为前提，去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并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才有意义。实际上，当实证经济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等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研究了。因为这些可能途径的提出一定是取决于某些前提假设条件，由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规范演绎而来，研究者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于无形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只要实证经济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实际上就已经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与方向，这不可避免的含有规范成分。
如今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已非纯粹的经验归纳，其中包含了演绎法的运用，即从归纳出的假设命题出发进行演绎以求得可供观察的结果，然后将该演绎所得的结果与实证经验相比较以检验所求证的假设命题。
从主流经济学看，实证分析一致占主导地位，但除了非主流学派外，一些西方科学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家已注重二者的结合。规范以实证为基础，规范演绎分析的前提和成果均须经过实证检验；实证以规范为前提，经济学研究目的在于讲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分析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这一目的成为推动实证分析靠近规范分析的动因。
例如，在回答失业和通胀问题时，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此时的规范研究就是要确定以牺牲多少的通胀率来提高现实中就业率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实证研究为规范研究提供了载体，规范研究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规范分析的结论说明需要用到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可以将经济思想表现的比较深刻。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质的特征是实践，不仅如科学那样解释世界，而且能如人那样改造世界。经济学不仅要提供解释世界的“是”的知识，而且还有通过规范性分析建立“应该是”的价值型和规则性的知识，为经济实践提供平价尺度。
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演绎法──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
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普遍性原理，是论据，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已知的判断，是“小前提”；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则是结论，也是论点。
在理论的推理逻辑上，经济学长期存在两条基本路径来进行分析、挖掘和完善：一是归纳主义的，一是演绎主义的。
一般来说，演绎分析往往存在一些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相反，归纳法则更具有经验主义特性：往往要从具体的前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
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具有互补性的理论构建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但是，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主要运用一些基本原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因而倾向于采取注重形式逻辑的抽象分析方法；相反，社会科学则需要应用多视角的理论对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具体事物进行分析，需要详细剖析分析对象的特殊性，而解决特殊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则往往来自对其他各种相似社会现实的归纳。
经济学中历来就存在注重检验的归纳主义和注重形式的演绎主义这两种传统，并且，两种传统一直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补充和相互吸收中发展。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会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出身并且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当然，既接受良好的技术训练又有渊博知识的经济学大师则往往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斯密、穆勒、马歇尔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例如，尽管马歇尔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经济学大师，但他在发展抽象分析的同时，也没有排斥归纳法；事实上，马歇尔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必须从事实中搜集论据，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原动力。为此，马歇尔强调，“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然而，尽管如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
同时，自边际革命以后，随着数学大量引入到经济学中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结果，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特别是，自马歇尔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其追随者夸大了经济学的抽象化能力，并逐渐形成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彻底漠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主流氛围，抽象演绎分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性分析思路。
当然，这种演绎分析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不需要的，但问题是，演绎所基于的基本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确？它们又是怎样来的？这就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否则基于演绎的分析就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或者仅仅基于数学符号的逻辑游戏。
历史沿革：
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分裂开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学逐渐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经济学将其研究内容越来越限定物质资源的配置之上，从而导致其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基于经验的归纳色彩越来越淡薄了，而演绎主义的分析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采用。配第力图应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实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力图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7～18 世纪，西方哲学逐渐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特别是，抽象演绎倾向在边际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新古典经济学则最终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斯密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归纳的分析思路，相反，在其著作中往往同时包含了归纳和演绎的分析路径：一者，他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可以从一般判断中演绎出来；再者，他又更经常地用实际历史过程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从而从一种抽象上升到了他所处的经济世界的真实的复杂状态。例如，如果通过演绎推理斯密提出了工资均等化趋势的学说，那么，他还会用归纳研究的方法揭示出阻碍和限制这种趋势的因素；而如果斯密主要基于抽象分析而谴责地方产业保护，那么他还会以具体实例和多种多样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如果斯密提出增进富裕的“自然”过程，那么，还会做一种历史观察来揭示富裕增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况。实际上，斯密的方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
事实上，尽管李嘉图因其个人经历而熟知商业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但由于没有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因而他在论证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归纳法，没有将历史或经验数据集中起来，从而也没有遵循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从事实到理论的思维。相反，李嘉图却充分发展了他的抽象能力，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并在不言自明的假设上用逻辑的方法推理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论述了总的规律。
特别是，随着经济学日益抛弃对社会制度的关注而将其研究对象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经济学的抽象化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以致经济学理论也逐步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这在边际革命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取向。
抽象演绎分析主流地位的确立
（1）早期的古典经济学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但是，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就日益走上了抽象演绎分析之路，霍奇逊认为，李嘉图和西尼尔的抽象和演绎分析与斯密和斯图亚特对历史和制度的关注截然相反。
（2）即使抽象演绎分析日益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当时还存在另外影响甚大的历史主义等经济学流派。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经济学就应该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应当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社会脉络之中，而不应当以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更不应该如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历史归纳法对经济学的影响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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