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读后感

第一篇：《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读后感

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

传统中国国家如何实施乡村治理，一直是中外学者尤其是社会学界关注的话题，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农业文明大国，中国的农民占人口的大多数，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中华文明的本质是农业文明，中华文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和社会行为方式都是由农业文明决定的。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国在经济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对乡村社会的制度供给远不能满足乡村社会的需求，乡村治理问题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因此，对乡村治理的研究成为社会学研究的热点话题。

张健博士的《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研究》就是针对这一热点所做的系统研究，该专著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完善的学术成果，于2012年7月由中国农业出版社出版。纵观该书，其对中国社会历史变迁中的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扮演及其行动逻辑，检视了不同模式的乡村治理绩效，并对未来乡村治理的模式进行了预设。该书结构严谨、框架清晰、观点鲜明，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中国乡村社会历史变迁的洞见，作者娓娓道来，读之如置身于中国乡村社会的历史画卷中，让人掩卷、沉思、感悟。

首先，张健博士立足于中国社会历史变迁的视角，以大历史的方法从理论和现实相结合的层面对中国乡村治理进行了系统的研究。他指出，中国的乡村治理是整个社会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治理问题涉及中国由传统社会走向现代化社会的方方面面，是需要认真重视和妥善处理的重大问题。以史为鉴，实现中国乡村治理的善治，对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我国市场经济体系的发展完善、以及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

其次，张健博士的著作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无论是理论分析还是实证研究，都具有严谨的逻辑分析体系，从时间维度上，对传统社会、近代社会、新中国的集体化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乡村治理进行了考察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不同时期的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比较研究，找到乡村治理的重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

构建了本书的分析框架。

再次，张健博士突破了以往静态的、结构化的国家、民间精英和农民的关系图景，以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关系作为分析框架。在洞察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的角色和行为基础上，张老师将围绕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发生的事件嵌入到非仪式化的平静的村庄生活场景中进行观察，从而动态的把握了隐蔽在乡村表层之下的各种微妙关系及其内在逻辑。

最后，张健博士在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得出了国家治权、乡村精英和农民在乡村社会的政治经济权能配置状况决定着乡村治理的模式，并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归纳分析了不同模式下乡村治理的绩效。基于此，张老师构建了乡村治理的“有限主导——合作”模式，为未来中国乡村治理的探索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对未来乡村治理模式的展望具有前瞻性、指导性和可行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第二篇：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社 会 学

系别：历史系年级：班级：姓名：蒋景涛学号：

10届 01班

2010091121

中国乡村治理中宗族功能的变迁

内容摘要: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 农户宗族和乡村自治的关系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历史演变的角度, 分析了在20世纪改革开放之后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沟通功能、经济功能、组织功能、协调功能、文化功能的不同。

关键词: 宗族;乡村治理

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各个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乡村宗族的复兴。特别是进入20纪90年代以来, 宗族与农村自治的关系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很多学者都从实地案例出发, 分析了宗族在农村自治中的作用和影响, 提出了很多问题和建议。本文从农村宗族功能的历史演变的角度, 对宗族在我国乡村治理中的作用进行分析。

一、20世纪初中国乡村治理模式

(一)20世纪初, 即晚清和民国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对于中国传统乡村治理模式的认识, 国内学者主要有费孝通先生为代表的无为政治下的乡绅社会模.和秦晖为代表的编户齐民的大共同体本位模式。乡绅社会模式认为自秦置郡县以来, 历史上从来都是皇权止于县政。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政治结构有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两层, 传统政治的无为主义把集权的中央悬空起来, 不使他进入人民日常的地方公益范围, 地方上的公益由自治团体管理。大共同体本位模式受到马克思对古代东方专制国家看法的影响, 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政权过分强大, 乡村组织和地方精英只是国家政权的附属物, 乡村社会的权利结构完全处于科举制度、官僚体系以正统思想的控制之下[ 1]。如上所述,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是国家权力渗透下的乡绅社会模式。因此, 我国乡村治理模式依靠力量来自两个方面: 一是国家政权赋予的权力;二是在乡村长期蕴育的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宗法制度的国家, 国家将道德法律化、宗教化, 家法和国法的本质是统一的。乡村治理最终是通过中央在乡村的代理和乡村自治团体共同管理的。由于中国乡村的特点, 政府都倾向于选择在乡村有治理经验的宗族首领或是当地有威望的乡绅作为自己在乡村的代理。因此, 在20世纪初宗族在中国的乡村治理中占有主导和重要地位。

(二)乡村治理中宗族的功能。由于宗族是乡村治理的主要功能单位, 对乡村进行全方位的管理, 因此宗族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是多元的,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沟通功能。在晚清和民国时期, 宗族中有威信的族人是政府笼络的在乡村的代言人。清朝晚期在乡间的乡正、里正等都是由族长担任或是由族长推荐人选;在民国时期亦是如此。族长或是族长推举的人的首要标准是德, 只有品德高尚的人才能作为族人的代表。一方面, 作为政府的代言人, 他们在村中收取赋税、传达上面的旨意。另一面, 他们又作为乡间利益的代言人, 当族人或是村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会拒绝服从上面的旨意, 或是代表族人或村民向上面反应情况。

2.经济功能。宗族的经济功能是指宗族利用族产的经济收入开展宗族内部的公共活动的功能, 同时族人内部形成社会保障的功能。冯尔康认为, 宗族经济主要是土地田产即族田

[ 2 ]。研究者一般认为族田作为宗族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到清代发展至鼎盛时期。关于族田的管理和经营, 学者们普遍认为, 族田由地主阶级管理, 其经营方式因具体情况不同, 分别采取佃仆制和一般的租佃制, 只有少数采取族人轮耕的轮种制。族田主要有庄田和祠堂田两种形式。在江南地区, 祠堂占有土地比义庄少, 其收入主要用于祭祀及族人聚宴。而义庄则主要由官绅阶层所建, 故规模较大, 其收入除用于祭祀外, 还用于族内办义学及救济族内贫民等 善举[ 3 ]。当族人内部家庭出现变故, 族人内部会相互扶助。父母双亡的孤儿, 族人会收留这个小孩, 把他抚养成人。

3.组织功能。宗族的组织功能是指以血缘为纽带, 以宗族组织为载体, 以广大族众为基础, 在族内动员社会力量, 组织互助合作和各种活动的功能。费孝通说:“ 中国乡土社会采取了差序格局, 利用亲属的伦常去组合社群, 经营各种事业。[ 4] 族人社会传统的中国农村, 组织功能是宗族最重要的一种功能, 它使族众在血缘的作用下形成一个整体, 必要的时候在行动上达到一致, 使宗族势力得到张扬。从一定意义上说, 稳固的宗族群体能给族众提供一种安全保障。他们在有外部侵扰的情况下, 可以形成一定规模的武装力量, 并对农村社会的稳定产生影响。

4.协调功能。宗族的协调功能是一种以宗族权威为主体、以族规祖训和乡规民约为基础, 协调宗族内部关系、调解族内纠纷的功能。宗族都有自己的权威, 这种权威象征着祖宗的法杖, 对广大族众有很强的约束力。诚然, 族权具有浓厚的封建糟粕, 但其作为协调宗族内部关系和调解族众纠纷的功能值得我们重视。中国的农村历来是法律难以延伸到的一个角落, 乡间社区的各类关系及其纠纷不可能全部依靠国家的法制来协调, 相当一部分是靠宗族内部自我调节的。

5.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是一种以传承乡间传统礼俗为特征, 以形式多样的宗族活动为载体, 唤起广大族众历史感、道德感和归属感的功能。在乡村社区, 宗族活动是传承村落家族文化的有效形式, 如舞灯、赛龙舟、祭祖、唱族戏、修族谱祠堂、婚丧嫁娶等等。在一系列宗族活动中, 族众既满足了文化娱乐的精神需求, 也受到了传统礼俗的熏陶, 从而使宗族进一步增强了内聚力。

二、社会变迁中乡村治理模式的转变

(一)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乡村治理模式在这一阶段, 超强社会控制与单一权威格局下 宗族功能萎缩。这一时期, 中国的党政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得到了空前的加强, 表现在长期以来政治上的无情专政, 经济上的高度集中, 思想上的高压禁锢。在这种背景下, 农村社区只存在单一的党政主体权威, 其他任何非主体权威都失去了生存的空间。族权作为旧秩序的典型代表更成了重点专政的对象, 宗族组织和宗族活动被视为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 宗族势力和宗族观念被视为旧势力和旧观念。于是, 宗族的功能也得到前所未有的抑制, 从表面上 看, 宗族似乎销声匿迹了。然而, 乡村治理结构的改变并没有改变乡村地区聚族而居的居住模式, 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积淀的宗族并没有因此而消失, 只是其活动的方式更加隐蔽了, 功能日益萎缩了, 影响力下降了。这一时期的宗族仍保留了其有限的组织和协调功能, 乡村社区时而出现的宗族械斗事件可以说明这一点。

(二)改革开放后乡村治理模式改革开放后, 我国逐渐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放松了政治控制。在这一过程中, 随着人民公社的解体, 国家控制一切的局面被打

破了。此后, 随着农村政权主体权威和社会控制的削弱, 宗族组织逐渐活跃起来。但是, 宗族组织的功能还是十分有限, 其很多功能都已经转移到政府机构或是实现了市场化, 其功能的分化如下:

1.作为上级政府与村民的纽带的功能。建国后, 我国在乡村建立了完善的政治结构。1990年, 国家立法要求各村实行村民自治, 建立村民委员会作为自治的管理机构, 自此村民委员会和村党支部成为村级事务的管理部门, 同时也成为村和上级部门联系的纽带。政府的事务, 如收税收费, 计划生育等各项事务都是村两委来具体执行。在现有村级民主不够完善的条件下, 村两委不能充分代表村民的利益和意志, 特别是在村两委的组成人员是由上级制定的情况下。因此, 在遇到与村民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后, 村民的利益很难得到有力的保障。

2.经济功能。在改革开放前, 农村的土地集体所有、集体经营, 宗族的集体财产不复存在, 宗族的经济功能也完全瓦解。改革开放后, 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土地的经营权划归所有, 也不存在集体的经济。虽然大部分地区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 但是经济功能仍是十分薄弱。不过在部分经济条件较好的地区, 一些宗族内部集资或是某些族人捐资设立了新的形式的族产, 形成了新的宗族经济。但是这些族产的规模一般较小, 主要作用是为宗族祭祀、祠堂维护提供经费, 若有多余用做救济族内的贫困家庭或是扶助老人。如地处珠江三角洲鹭江村中的车氏宗族, 1985年其在香港的族人车榕柏捐资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厂房, 1989年宗族在原厂房的北侧又建了两栋四层的厂房。其每年的收入主要的支出内容为: 族祭10万左右;村中车氏居住地带的公共设施7-8万元;平均分给车姓的四个经济合作社20-25万元;给农民退休的老人(55岁以上)每人500元/月, 共10万元左右。同是鹭江村的莫氏家族, 2000年保留了祠堂原有的门面, 并使之与拆除主体后新建的五层出租屋合为一体, 获得了客观的效益[ 8]。但是由于失去强烈的宗族一体的意识, 加上经济基础的分散, 宗族社 会保障的功能也已经基本丧失了。在农村家庭有人患了重病, 只能通过向自己家的兄弟姐妹借贷筹款, 族人的概念已经疏离了。

3.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由于村两委的建立, 宗族作为正规的组织机构和村民关系的协调机构已经退出了。但是宗族隐形的组织功能和协调功能还不能忽视的, 特别是在姓氏构成比较单一或是宗族观念比较强的地区。

4.文化功能。宗族的文化功能在改革开放前长期的专政的环境下已经完全萎缩。改革开放后虽然环境有所放开, 但是随着新一代人成长环境的变化, 传统文化的流传出现了断层。除了婚丧嫁娶这些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活动还保有传统文化的方式, 以及显示宗族存在的祭祖活动, 宗族内部相互扶助, 其他的文化活动都已经陷入停滞。鹭江1948年时族祭的种类主要有开灯、清明祭扫和春秋二祭等。一些仪式为宗族的凝聚提供了一种集体的象征。因为共同的崇拜、共同的仪式证明了共同的信仰和共同的利益。而今, 昔日的神诞庆典远逝了, 岁首开灯和添丁报喜的仪式未见恢复。令老人们兴奋不已的舞狮场景, 也已变成了对阖族同庆生活的追忆。[ 8] 传统文化衰落的同时, 在改革开放前建立起的农村新文化根基是十分浅薄的。电影进农村、样板戏进农村都成了昔日的回忆, 电视是大多数农村地区唯一的文化活动方式, 很多农村地区的集体文化生活近乎空白。在这种情况下, 一些农村地区赌博等不良的文化风气趁虚而入, 在农村地区形成了极大的不良影响。

通过以上分析, 我们可以看到我国建国以后极大地削弱了农村宗族组织存在的基础, 在很短的时间内将宗族组织的功能完全由政府承担。改革开放后, 政府的力量逐渐退出了农村

治理的范围, 但是农村社会保障、道德教育、文化功能既没有由宗族承担的社会和经济基础, 又没有新的机制来保障这些功能, 因此农村的社会保障、道德教育和文化都成为农村发展的重要障碍。

参考文献:

[ 1]..张明琼.我国乡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变迁和优化[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5(1).[ 2]..冯尔康.清代地主阶级论述, 中国古代地主阶级研究论集[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84.[ 3]..苏南行政公署土地改革委员会编.苏南土地改革文献[M ] , 1953: 573.[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王天意.宗族的功能及其历史变迁[ J].上饶师范学院学报, 2005(4).[ 6]..费孝通.东方之子..大家丛书..费孝通卷 [M ].北京: 华文这些出版社, 1999.[ 7]..孙庆中.乡村都市化与都市村民的宗族生活.广州城中三村研究[ J].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3(5).

第三篇：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

李莉 卢福营

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变迁过程，获得了众多值得一提的成功经验，也积累了不少值得注意的深刻教训。回顾与分析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对于推动我国乡村治理的发展，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疑具有重要的价值。

面向现代：乡村治理变迁的轨迹

关于当代中国的时间界分，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本文所考察的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主要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中国乡村治理。从总体上讲，这一段时期的中国乡村治理明显呈现出向现代治理转变的轨迹。主要表现为：

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改革以前，国家在农村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建构的乡村治理实质上是一种一元治理模式。在土地改革时期，乡村基层公共权力集中于农民协会;合作化时期主要集中于党领导下的合作社管理委员会;在人民公社体制下，高度集中于党政不分、政社合一的公社组织;“文化大革命”期间则集中 于公社和大队革命委员会。单一的治理主体统揽政治、经济、社会事务，其重要弊端就是容易导致乡村治理的专权，扼杀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突破这种一元治理模式的改革始于1983年的政社分开、撤社建乡。随后，又先后推行村民自治制度和农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制度。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农村新兴民间组 织逐渐涌现，①并得到政府的承认。特别是老年人协会、农村专业经济合作社等对农村社会政治生活产生了日益重要的影响。由此，建构了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民间社会组织等多个组织有机统一的乡村基层公共权力组织体系，形成了多个治理主体良性互动的多元治理模式。

从集权管治到分权民主。一元治理模式势必导致乡村治理的高度集权，并且最终导致领导者个人的高度集权。改革以后，特别是实行农业家庭承包经营和 村民自治制度以来，乡村治理逐渐开始分权。主要表现在：(1)党政组织向经济组织和农民分权。首先，政社分开，政府下放经济管理权给经济组织。其次，家庭承包经营，把农业生产经营管理权下放给农户和农民个人。再次，集体企业改制，通过出卖、租赁、股份化、承包等多种形式的改制，绝大多数乡镇集体企业转变了经营方式，甚至改变了经济性质，促进了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

(2)国家向社会分权。村民自治的推行，是国家向社会放权的重要方式。它是继家庭承包经营下放 经济权力后，国家向农民下放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权力，由农民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随着新兴民间组织的产生和发展，国家又逐渐将部分社会管理的权限分离出来，下放给特定的农村民间组织。比如，农村老年人协会、计生协会等。

从人治到法治。沿袭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对中国特别是农村和农民的影响极其深刻。在改革以前的乡村治理实际运作过程中，出现了种种一言堂、“大民 主”、主观随意、个人专断、官僚主义、家长制作风等违背民主、法治的现象，呈现出典型的人治特征。改革以后，“依法治国”、“依制治村”得到强调，一系列关于乡村治理的法律法规和制度相继出台，尤其是农村民主建设和村民自治发展逐步纳入了法治化、制度化轨道。各级地方党政部门还结合本地实际，做出了不少创 新和探索。比如，浙江省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农民群众在乡村治理规范化、制度化方面做出了一系列地方性创新。比如：武义县的“村务监督委员会制度”、新昌县的 “村务公约”(乡村典章)、嵊州市的“八郑规程”、天台县的“民主决策五步法”、柯城区的“两监督一赔偿制度”等，成为浙江乡村治理地方创新的一大特色。②国家建构：乡村治理变迁中的政府主导性

从特定意义上说，当代中国乡村治理的变迁过程，始终贯穿着政府的领导和主动推动，是一个政府主导的过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权力集中的国家中，政府在农村社会变迁过

程中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这集中表现在：

供给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任何一个时期的乡村治理均以一定的制度为依据，任何一场乡村治理的创新和变革同样也需要有一定的制度根据。这些制度都是由政府建构的。具体地说，乡村治理及其创新的制度供给者，或者说建制主体主要是中央和地方党组织、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制度依据，首先来自全国性的制度安排，然后是地方政府的法规和政策，由此形成两个层级的乡村治理及其创新制度的基本架构

领导乡村治理变革过程。任何一场重大的乡村治理变革行动，均需要有一个领导核心和组织力量。从土地改革和农会建设到合作化，再到人民公社化运 动，甚至于错误地发动“文化大革命”，直至最终实行农村改革，推行家庭承包经营和村民自治，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无一不是在有关政府部门及其领导人的 发动和领导下展开的。在各地的乡村治理变迁过程中，地方政府始终扮演着领导者的重要角色，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动员力和控制力。组织和推动乡村治理的变迁。乡村治理的变革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改造工程，难免会遇到风险、困难、挑战、波折，甚至出现重大失误，因而需要一个强有力组织的推动。各地的乡村治理创新和变迁都与地方政府的主动性密切相关。即使是由农民和村级组织自发组织的乡村治理创新工作，也需要政府的支持、总结和推 广。政府在乡村治理制度创新和变革中具有相应的强制优势、组织优势和效率优势。“在自发的制度安排，尤其是正式的制度变迁中，往往也需要用政府的行动来促 进变迁过程。”③

尊重农民：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历史发展表明，当代中国的乡村治理变迁是在政府与民众的互动中逐步推进的。乡村治理变迁既是一个国家建构和政府主导的过程，也是一个群众参与和 创造的过程。农民的自主行为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的创新，④农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是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动力，农民群众的抗争则以一种独特的方式影响着乡村治 理的变迁过程。实践一再证明，尊重农民的意愿和自主性，是当代中国乡村治理变迁的关键。

乡村治理的变革必须尊重农民意愿，获得农民群众的认同与支持。历史经验表明，政府的超强控制有可能损害农村基层社会最基本的活力。在政府超强控制下，当政府的决策脱离了乡村社会实际，损害了农民利益时，尽管乡村治理变革得不到民众的认同和支持，无力的农民也只能无奈地接受变革，并理性地选择“生产力暴动”、“闹退社”、“投机倒把”之类自主行为，以表达不满、表示抵制。如此，有可能导致国家与农民关系的“断裂”，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受到损害，乡村治理变迁遭遇阻碍。反之，当政府的变革决策和行为与农村社会实际相适应，符合农民意愿和利益要求时，乡村治理变革往往会得到广大农民群众的认同和支持。比如：土地改革、家庭承包经营、村民自治等社会变革，正是与农民群众的意愿相合，代表了广大农民的利益，从而获得了农民群众的广泛认同与空前支持，实现了政 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乡村治理变革需要尊重农民的自主性，充分发挥民间创造力。农民是具有自主性和创新性的积极行动者，民间力量是推动农村制度创新和乡村治理变迁的重要主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承包、乡镇企业崛起、村民自治等一系列农民创举，有力地推动了乡村治理乃至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治体制变革。研究表明，农民的自主行为建构了问题意识，使乡村治理制度变迁具有更加客观的信息与背景，进而引发政府的自觉推动，给予政府换一种方式行事的启示与压力，促进政府改变制度选择，重新界定，或者放弃、修改原来的制度安排。同时，它以体制外的新生力量对制度变迁形成重要的结构性影响，并通过自身的绩效改变政府的认知与行为取向，助推民间创新实践上升为国家实践并发展成制度体系。⑤1949年以来的历史表明，农民的一系列自主行为程度不同地影响、改变着国家的制度选 择，推动着乡村治理制度变迁。从这个意义上说，农民的自主行为是一种“创新性越轨”，这种“越轨”带来了制度创新的积极意义和行动结果。它诱致制度创新和 社会变迁，是一种“诱变性行

为”。

可见，乡村治理的变革不能仅仅依靠政府的推动，更需要尊重农民群众的自主性、尊重农民的创造实践，充分发挥民间的创新活力。理性的政府不应当过度压制农民和农村的自主性，而要适时地总结农民日常实践中创造出来的好做法、好经验，科学地对待农民的自主性行为，及时发现隐藏其中的创新因子。把群众制度创新与政府制度创新有机结合起来，建立以民意为基础的互动型制度创新机制，促进乡村治理的有序变迁。

注释

①参见陈吉元，陈家骥，杨勋主编：《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山西经济出版社，1993年，第647～649页。

②参见卢福营等：《当代浙江乡村治理研究》，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年，第174～198页。

③林毅夫：“关于制度变迁的经济学理论”，《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84页。

④⑤参见应小丽：“农民自主行为与制度创新”，《政治学研究》，2009年第2期。

第四篇：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城镇化进程中的乡村变迁

谭翊飞

在对中国经济最乐观的论调中，城镇化始终是个支撑点。十一假期，回到农村，便可以顺路探寻城镇化未来可能的增长空间、前景和问题。

我的老家位于赣北农村，从广义上属于鄱阳湖平原，但老家村子所在地并非平原，而是丘陵地带，三山六水一分田是当地的口头禅。这里也是典型的中部小农经济景象。这些年来，每次返乡都有许多对于乡村的思考，却未一一记录。下面以微博体来记录这次所见所闻：

1，在我回村的路上，我竟然看到了一台小型收割机，自动割禾、脱粒，我非常好奇。去台湾时，我反复向台湾的农民描述家乡是如何收割水稻，对方却不能理解，因为他们早已实现了机械化。而在这里，人均不足8分地，整块土地平均大小不到1亩的丘陵地带，竟然也开始实现了机械化耕种。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回到家里，我细细打听才知，原来不少人家已经开始雇佣收割机进行收割，一亩地90元，半个小时就可以完成。小时候的印象，收割水稻是最辛苦的日子，被称之为“双抢（抢收抢种）”，学校会专门放农忙假，我们戏称为“流氓假”。我作了一个简单的计算：依靠过去的方式，完成一亩田水稻的收割、脱粒和运送回家，需要3个劳动力2天时间完成全部工作，而且非常辛苦。因此，过去有钱人家双抢期间会雇佣劳力帮忙收割。

而现在，90元就可以买到相当于三个劳动力两天的服务，以现在每日劳动力日工资100元计算，相当于600元的人力费用。由此看来，农村将有更多劳动力被机械所替代。后来，我向一个承包了100亩地的初中同学请教，他告诉我，他自己有一台收割机就可以满足100亩地的收割任务，不用另外请工人。国产的收割机只需要三四万元一台，进口的要十几万。我想，如果这种机械得以推广，未来农村需要转移出去的劳动力不可想象，估计整个村庄只需要几个农户就可以了。我问那个初中同学，种田政府提供什么帮助、有什么风险，他称，除了保护价、种田补贴外，政府并无特别针对种粮大户的帮助，他最担心的是水灾。去年过年，我曾听说过这个同学种田的故事，村里人也对他采用的强光灭虫法饶有兴致。他完全依靠种田和养殖的收入，买了一辆小汽车。这或许是未来农民的样本。再靠一亩三分地的小农，无论如何也不可能致富，更不可能让年轻人留在土地上。

但是，要实现机械化耕作最大的难题在于土地的平整，只有土地能大块平整，农业生产的规模化效应也才能产生。我听说，在我老家附近的一个乡，国家已经投资进行了农田平整工程。可这是个失败工程，因为平整不达标，产生了纠纷。不过，我好奇的不仅仅是土地平整，而是平整之前土地的产权是如何整合的。

对于广阔的中国农村来说，在东北、河南、安徽等粮食主产区实现农业机械化并不奇怪，可如果这个趋势已经发展到了中部的小农生产地区，那么意味着中国非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产形势可能面临大的改观。

未来的农业生产制度设计，如何顺应而又不急躁地推进新技术，这是个难题。如果土地的交易制度设计得过于便利交易，可能导致非常多的社会矛盾。但是，如果过于阻碍交易，可能延缓本应推进的新技术。而农业生产技术改进，必然会对城镇化进程和速度带来直接影响。

2，农村公共工程的腐败触目惊心。农业税免除之后，无论是村级，还是乡镇或县域的公共治理，都无任何进展。因此，虽然农民个人的住房卫生、居住条件都有较大改善，但是公共领域的卫生、环境、公共工程几无任何改善。政府层面的腐败体现在公共工程建设。从县城到乡、村的柏油马路，才修了几年时间，现在已坑坑洼洼，这条乡村公路几乎没有什么货车运行，也不是什么交通要道。如此严重的质量问题，只能说明这是豆腐渣工程。在我们村还出现农网改造的高压线路工程出现严重质量问题，导致附近整个工程段重修。

在村级层面。村内曾要求每户缴纳390元安装自来水，可是水管入户了，水还没用几天，水却出不来，原因是劣质水管在冬天都爆了。村民纷纷要求退钱，可是没人理会。我曾一度拍照留取了村账的凭据，并且通过省水利系统的一位人大代表进行督促，村里人却通过我的亲戚找到我，让我不要插手此事。考虑到家人尚在村中居住，我也未进一步跟进。

各种腐败公共工程的产生，因为这些工程大多数仅仅对上负责，也未向村民收取费用，因此村民只叹息而无动力去监督。相比于苛政猛于虎的上世纪90年代末，大多数村民还是觉得现在政府不错。至于腐败工程，反正浪费的也是国家的钱。

此外，另一重豆腐渣工程可能更令人担忧。我曾去云南地震灾区采访，一些花园小区的业主拉我去看他们的房子，才入住一个月，二层以上的房子全部移位数公分，主承重梁柱交接点水泥脱落，钢筋外露。

近年来，县城的房地产业亦如火如荼，外表美观时尚的房屋耗费了许多人一辈子的积蓄，可是如果真有类似地震灾难，哪个房屋可以达到当地地震烈度标准的设计？

农村休养生息，富裕起来的农民个人生活条件都有改善，可是基层治理的缺失导致所有公共领域的失败，村庄规划缺失、环保观念淡薄、建筑错乱，这些影响长远，却无人能管。我所在的村子，保留了许多清末风格的江南瓦房，早年的照片仍可显现像云南丽江般的景致，可现在面貌全无。而今，村子不少空置破败的房屋，但是村子的边界已大幅扩展，许多人占用了基本农田建房，虽然按照政策不允许。这导致了土地资源的浪费。可能也是土地买卖和租赁交易不活跃所致。

3，在家期间，我两次去了县城，道路比早年好，但是交通成本昂贵且不便，一趟班车要等上个小时才凑满一车人出发，而且下午早早地收班，16公里的公共汽车收费6元。一位从景德镇来的客人与售票员吵了起来，说本地就是坑人，这么点路程竟然这么贵。

我的分析是，一是农村人口大规模进入县城之后，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农村公共运输的规模效应降低，于是剩余的农村生活人口出行更加不便。二是部分农村的生意人或城里人已经购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如货车、小汽车或摩托车，这进一步挤压公共运输的需求量。三是汽油、人力等成本上涨导致了价格上涨。

我未专门调查农产品运输的物流成本，下乡收棉花的一般有自己的货车。未来，农村人口如果进一步下降，这一趋势还会加剧，对于偏远地区的公共服务，政府应当采取补贴政策，对乘车人或者运输企业（个体户）进行补贴，以保障基本公共需求。

4，农村野外的生态环境有较大改善。小时候，去村后面的山上砍柴，还要担心被人家发现，因为柴草是宝贵的燃料，每个生产小队有固定的区域，有些人为了砍到好的柴草，炎炎夏日的中午去其他生产小队的山上偷柴，这被认为是严重的偷窃行为，如果偷砍树木则更为严重。

而今，山林已分到户，柴火已不再是宝贵的东西。过去光秃秃的山，现在已经绿油油，这并不是分林到户的结果，而是农村主要燃料的改变。煤和燃气的使用替代了柴草，虽然还有不少依靠柴火为主，但农村常住人口减少导致需求减少。现在，村民们最担心的问题不是柴草，而是野兽出没，把庄稼给吃了、毁了。多年不见的野猪越来越多，花生地、红薯地到处是它们的踪迹。还有其他各种野禽。去年年前，村里有个猎人打了野猪，可漫山遍野却找不到，最后听说邻村的人发现了一头被打的野猪。最近，我们村有个人放的火药被野猪吃了，炸死了一头野猪，最近野猪吃庄稼的事少了一些。

但是，农村的生活垃圾、村区的环境没有什么改变。而且农药的污染，仍没有得到任何遏制。

5，县城建设如火如荼。这次回家，一个初中同学结婚，顺便同学聚会，去了鄱阳湖边上的南山上游玩。这座山上有一首苏东坡的诗句，诗句里有两个字就是现在县城的名字。

站在南山上登高远望，县城已远非前几年的样子。老城区只占整个县城的一小部分，过去几任将县城往反着鄱阳湖的方向发展，陆续盖起了一排排政府大楼：一个局一栋。然后，汽车站也再三东边搬到西边，西边又搬回东边。现在，这边已经发展起来，商城也有一些人气。然后，这几年，又开始建设鄱阳湖边，县中已经盖了一排排红色的楼房，新楼边上还建了一个球状建筑，据说是体育馆。在南山脚下，以苏东坡诗句中的四个字，盖了几个仿古建筑，依山旁水，大概是未来达官贵人的静谧幽会之所。

县城附近还建设了宁波工业园区，但我未前往考察。据说主要是一些裁缝厂。因为县城地处鄱阳湖边，交通不便，前几年才通高速，至今未通火车。县城近年来的建设，据说近年是因为获得了环鄱阳湖经济圈的国家投资，但是无论如何，估计地方的投入不少，过去盖楼堂管所的债务消化了吗？仅仅依靠卖地能支撑这么高速的建设吗？ 地方债务是个抽象的话题，但只要到每一个县城去走一走就再具体不过了。未来，这些基建还能持续多久？负债几何？未来怎么办？这可能是县级政府迟早要面对的大问题。

6，如果说城镇化是拉动中国经济的引擎，那么城市的房地产则是引擎中的核心部件。可是，县城的房地产前景几何呢？以我所在的村子来看，稍微有些钱的外出打工者已经颇具眼光地在前几年投资房产，起初是被迫在城市租房，让下一代获得城市优质教育资源。后来，越来越多的主动买房，甚至有些买了二手房转手获利巨大，卖掉后再买新房。

只要有人接手，再贵都不是问题。小县城的平均工资只有1000多元，房地产的每平米最高价格却达到4000多元，而平均价格也要3000多元。初中同学聚会，不少人也聊到房子，他们大多在当地或附近城市做一些生意，算是同学中“混”得不错的一群，大多已经购房。

我个人的判断是，80后及更早一批农民工的住房“刚需”其实大多已经解决，剩余的是有需求没有购买能力的人群，而90后人群则属于完全飘荡在城市的一代，无心为房子苦心工作，也无购买力，或部分90后的父辈已经实现了进城购房的梦想。因此，指望城镇化提供中国经济未来20年高速发生的内生动力说法相当不足。

除非人为再次创造激烈的城市化，即土地兼并。否则城镇化拉动经济增长潜力有限。而且，真正的需求是（无论是乡村，还是城镇）公共设施的改善，这些改善投资，周期长，回报率低，并非一日之功，冒进反而问题更多。急速土地兼并是大忌，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并最终影响经济增长。目前，县城的物价已经高企，超市里不少商品的价格和大城市不相上下。未来，不仅仅是北上广存在挤出效应，小县城也是如此。年岁稍长的进城农民可能重新返回乡村生活。

7，下一步要思考的问题是，除了公共设施（硬件）的改善之外，农村的最大需求是什么？如果抛开尚在大城市打拼的农民工而言，农村未来的主要生活需求可能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人为中心的需求，即健康、养老、环境、医疗、文化等等；

另一方面是制度需求，即公平、高效的基层治理，对乡村、城镇进行良好的规划、土地管理、环境管理等等。这种治理一定是参与式，行政主导的必定会产生严重问题，而如何将已垂死的自治制度和整个国家行政体系对接，是个考验。台湾的经验值得借鉴。但发育乡村社会、重构民主的县域治理机制是当务之急。

对城市居民而言，这些需求尚未满足，对农民更是如此。而且，因为农村地域广阔、生产水平低下，因此要实现规模化运作并不容易。一些公共需求必须依赖于政府补贴或其他方式的帮助，才能维持基本的运转。但在一些领域，私人服务应仍有相当的前景，需要的是政策放开、提供优惠的税费条件、土地政策，并进行公正且严格的监管。

政府之手，如何帮助市场运作，却又不干预市场，这是关键。

当然，并非说上述需求就立马会成为现实的主要需求。目前，近年来重新进行住房改造的仍然是小部分的先富农民，大部分仍住在老房子里，对这部分人而言，更好的住房条件仍然是主要的需求，建材、家居市场仍有相当的发展空间。

此外，生产方式的变革，也会带来农业机械的新需求。

第五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历史变迁研究

摘要：从文化视角对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进行研究，认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具有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性、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以及文化的现代与传统兼备等特征。它的文化价值在于其自身的民族文化传承功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树立文化自觉与保护意识，不断改革、创新和发展是推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少数民族体育项目众多，它们共同构成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系。近年来，随着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的现代化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传统体育文化与现代社会处在一个融合发展的时期。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成分，如何进行文化定位与发展，有效地融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并发挥积极的文化功能，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实问题。

1、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特征

1.1项目地域性与地域文化统一

地域文化是以历史地理学为中心展开的一门文化学科…。体育具有地域性，是体育不同项目与文化产生的基础。正因为不同地域存在着内容和形式大相径庭的体育活动，因此，在不同的地域范围才有体育文化多元化发展的可能。同时，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在不同地域文化的影响下，彰显出不同的地域体育文化特征。

体育项目技术对地域具有较大的依赖。可以说，地域地理环境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产生发展的基础。如藏族的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赛马运动。赛马是藏族人民尤为喜爱的地方体育项目。在我国许多藏族聚居地，还保留着相当规模的赛马运动。如藏北赛马会、康定赛马会、甘肃华锐藏区的赛马会等。藏族的赛马项目与当地的自然地理环境有着紧密的关系。藏区草原居多，马作为藏族人民重要的交通工具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以赛马作为当地藏族人民欢庆娱乐的方式，方便可行。当然，赛马并非藏族独有的传统体育项目。

一般来讲，凡是聚居在草原地区的少数民族，大多都有赛马的运动。如新疆柯尔克孜民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的这种项目地域性特点较为明显，这一点从各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项目特点上就可以找到相应的依据。此外，少数民族体育项目的地域性与当地的地域文化具有高度的统一。当前地域体育文化理论认为，“体育项目的多样性和当地的地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不同地域文化环境下，形成的体育项目带有浓厚的地域文化特色。”不同地域的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既是构成不同民族体育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不同地域文化的真实写照。

1.2文化的原生态性与自然性相融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地域性特征也表明了其文化的原生态性。我国大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积淀，其文化的产生与形成具有原生态性和自然性。如位于桂西北的宜州市北牙瑶族乡水族聚居地民间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相传来源于水族的祭祀文化和采收桐果的生产习俗，迄今约有三百多年的历史。相传明代嘉庆年间，部分水族同胞为了躲避官府、恶霸的压迫而迁徙到广西宜州市北牙瑶族乡居住，附近山上盛产油桐，每年深秋时节，家家户户都到山上采收桐子。劳作之余，人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在村头竖起一张篾笆，画上圆圈当作“靶子”，以桐果为“镖头”，比赛谁投得准，后经民间老艺人的整合加工，与水族丧葬仪式中的“过火海”结合起来，演绎成为水族传统体育项目“桐子镖”。这种类似的原生态性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比较多，如西藏的“古朵”、土家族的“安昭舞”、畲族的“打枪担”等。这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大多具有上百年历史，尤其是在一些聚居地较为偏远的少数民族，其传统体育无论是从外在的技术到内在的文化，夹杂了较少的现代化因素，保持了较好的原生态和自然性，使文化的原始性和完整性得到了展现。

1.3文化的现代性与传统性兼备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尽管由于产生和形成的传统性和历史性，带有更多的传统化意义。然而，伴随着现代化社会的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在技术层面和文化内涵等方面，都发生着悄然变化。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更多带有现代与传统的融合发展。这种体育文化的融合与发展是少数民族文化现代化发展的总体趋势所致。

少数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融发展中，必然产生文化的整合，增加新的内容和形成新的文化结构。当然，与外来文化的整合过程中，文化的革命力是传统性的，外来文化在与本土文化的整合过程中，逐渐促使外来文化适应本土文化发展的要求。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在自身体育文化发展的基础上，通过与其他文化的交流与学习，促进了自身体育文化的发展与繁荣，使优秀的民族文化“现代化”，形成标志着现代与传统相融合的民族特色的现代文化模式。在此方面尤以我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为明显。

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是在1953年举办的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和竞赛大会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新的历史时期，为了深入贯彻落实民族政策进一步继承和发展民族民间传统体育，增强各族人民体质，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经国务院批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和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联合主办、由地方承办，每4年举行一届。

目前，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包括了抢花炮、珍珠球、木球、毽球、蹴球、秋千、武术、射弩、龙舟、打陀螺、“押加”、民族式摔跤、马上项目等多个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这些传统体育项目都是近年来对其进行现代化改革的基础上而形成的现代民族体育项目。这些项目既有现代体育的内容，同时具有深厚的传统体育内涵。

2、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功能

2.1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

传统体育是一个民族文化的外在显现，一个民族文化或者说是民族精神的彰显往往通过传统体育来实现。在这些充满文化内涵的体育活动中，都反映了一个民族的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我国广大地区分布有较多的少数民族，而且很多少数民族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大众文化教育水平普遍较低。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成为该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传承方式。通过各种类型的传统体育活动，将传统体育中所隐含的该民族制度习俗与心理价值趋向等进行有效的传承，从而达到民族文化传承的目的。

例如土族的传统体育活动与该民族的节庆习俗和宗教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正月的初一，土族人民常常相聚跳安昭舞。正月初三，则跳为祭祀驱魔的舞蹈。二月初二，则举办跳神会，会前一般举行赛马活动。而在正月十四和六月初

八、初九，在西宁的佑宁寺要举行隆重的“晒佛“仪式。大会期间，要举行盛大的祭神舞蹈表演和赛马、射箭等活动。土族传统体育与宗教祭祀活动常常相伴而行，在传统庙会和宗教活动的同时，使参与传统体育活动的人们感受到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教导土族人们了解和遵循本民族的传统文化，从而达到土族民族文化的传承功能。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很多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活动多数来源于该民族的宗教文化起源和节庆丰收，因此，这些传统体育文化的本身就是记载和保留该民族文化的重要形式和载体。如火把节是我国西南地区彝、白、僳僳、佤、布朗、纳西、拉枯、普米等少数民族的传统节日，在节日期间，将会举行盛大的多种传统体育活动。据说最早的火把节是人们点起火把在庄稼地转悠，烧死庄稼地里的虫害，使来年农业得到好的收成。随着时间的推移，古老的火把节便成了人们向火神祈求丰收的传统节日。

在每年正月十五日晚上，彝族白马山寨里的男女老少排着火把的长龙，一路高呼着，弯弯曲曲地穿过山寨，走遍田野地角，他们要用火把驱除邪气，祈求吉祥和幸福。因此，通过这些传统体育项目的参与，来加强对传统节日的文化记忆，使我们了解不同民族的远古生活与文化起源等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价值。目前，我国已有研究机构专门从事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发展，如近年来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对民族文化遗产进行的种种所谓的“化石努力”，即非常忠实的保留一个濒危民族文化的样本，尽量排除一些现代人给予的观念，或者是现代人给予的偏见。

2.2构建和谐社会文化的功能

2007年，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李德洙在讲话中讲到：“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是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和谐社会是我国政府近年来提出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目标。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作为我国少数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加强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2009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财富。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我国各民族创造了各具特色、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各民族文化相互影响、相互交融，增强了中华文化的生命力和创造力，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中华文化的内涵，提高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感和向心力。各民族都为中华文化的发展进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少数民族文化反映了少数民族的人文理念和价值取向，促进了民族团结、提高了民族凝聚力。因此少数民族文化是和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以它丰富的内涵影响着和谐文化的建设。”我国是一个多民族文化的国家，地域辽阔，民族分布广泛，不同少数民族在不同的地域环境中创造了自己的民族文化。正是多个民族文化才构成了我国丰富多彩灿烂的华夏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作为我国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对于民族文化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文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

当前文化发展多元化成为文化界炙手可热的话题。在长期的文化发展中，人们愈加发现民族文化的多元化是保持民族文化活力的有效保证，尊重各自的民族文化，反对民族霸权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发展的不争事实。因此，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建设，其实质就是促进少数民族文化的建设与发展。而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则是构建我国文化多元结构的重要任务，也是最终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文化的重要途径之一。

3、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

3.1文化自觉与文化保护

“文化自觉”的概念，最初是由我国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提出来的，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的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文化自觉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保护发展的前提。就现代形式而讲，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由于各个方面的因素，总体上与国家推广的众多的现代竞技体育，无论是从后备人才、设备条件等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这种情况表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展绝非是一种被动的文化保护，而是应具备一种文化自觉的常态。应主动树立和加强自己民族文化保护的意识，以求得生存与发展。

有学者指出：“就生存论层次的现代化而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要继续生存，就只能作总体的、根本的适应性转型，走一体化的道路，并以依附性的边缘文化形态存在;从意义论层次的现代化来看，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则可以在有可能作个性化选择的精神信仰和生活境界的范围内，以多元化的民间风俗习惯和个性生活情趣形态长期存在，并对现代社会、现代人的生活产生参考性影响。”

3.2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与创新

创新是一个民族文化发展的生命力，任何一个民族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并非完整不变的，文化嬗变现象广泛存在于各个民族和社会文化发展之中。近年来，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发掘和保护。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每四年举办一届，汇集全国55个少数民族的160多项传统体育项目，已成为展示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最大平台。此外，我国各级政府高度重视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中央在政策、法律及经费上都向少数民族地区倾斜。根据国家体育总局《2OO1—2O1O年体育改革和发展纲要》的要求，中央加大了对少数民族地区体育经费的支持，增加这些地区全民健身工程和青少年体育俱乐部的布点，通过实施“雪炭工程”，向少数民族地区援建了大批体育场馆项目。这些措施都是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向现代化发展的趋向和标志。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创新还表现在对传统体育项目完善创编层面。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就进行了规模庞大的民族民间传统体育挖掘整理工作，其中，仅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就整理出676个项目。这些项目在各级政府相关部门的努力下，一些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已经走人了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和学校课堂。如维吾尔族为庆祝麦收举办的高空转轮游戏，上世纪中后期，沙哈尔地曾一度面临失传的危险，而经过挖掘、整理和大力推广，目前又在新疆地区得到普及。又如抢花炮、毽球等项目也是近年来少数民族传统体育项目现代化改革的成果。因此，“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是各个少数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保存下来的，反映各民族意识和多元文化活动的财富。它是探究体育起源和发展各阶段诸形态的„活化石‟，是挖掘和创造新的体育项目和形式的源泉，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4、结语

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对于推动少数民族文化乃至我国民族文化的繁荣具有深远意义。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建设与发展是一项民族事业，树立民族文化自觉与保护的文化发展意识，梳理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特征与功能，对于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现代化发展具有较好的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鸥昆渤，著.滇云文化.编者扎记[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2.[2]温佐惠，陈振勇.西部民族传统体育发展的地域体育文化理论探微[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08，34(1)：14—18.[3]文展.桂西北水族桐子镖的体育文化价值与现实意义[J].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9，28(3)：24—44.[4]国务院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的若干意见[EB/OL].http：//politics.peo~e.con.cn/GB/1026/9711514.htll

[5]曲凯音，周美晶.和谐文化构建中的少数民族文化发展[J].重庆社会科学，2008(2)：49—52.[6]费孝通.论人类学与文化自觉[M].北京：华夏出版社，2OO4：69.[7]林庆，李旭.城市化进程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生存前景[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26(4)：17—21.[8]胡小明.中国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多元价值[J].体育学刊，2007，14(8)：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