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第一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其后果――以安徽省为例

农村税费改革在减轻农民负担方面的成效是不容质疑的，然而，人们目前担心或诟病最多的还是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财力的影响，特别是由此导致的乡镇财政的拮据，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势必最终会影响农村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行。许多人因此

认为，如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乡镇财政的缺口和债务问题，乡镇政府将不得不再次向农民“伸手”，这样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避免不了要走历史的老路，就像唐代杨炎的两税制改革、宋时王安石变法、明朝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和清初雍正的摊丁入亩一样，初时“向来丛弊为之一清”，时间一久难免“积累莫返之害”而归于失败。很显然，这些担心和忧虑，还是就事论事地局限于农村税费改革的本身，对它所产生的影响及其连带效应缺乏足够清晰、全面和深远的认识。实际上，农村税费改革不单是分配关系的一种调整，就它影响的广度和深度而言，已经远远超出了经济的范围，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乃至国家与乡村社会的关系的构建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作用。

本文试图从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开始切入，就农村税费改革对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的影响作用，做一初步探讨，以期引起人们的注意。

一、乡镇财政的规范化

客观而言，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和管理。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收入基本上由国家预算内资金、预算外资金和自筹资金三部分组成，“国家预算内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乡镇企业所得税、屠宰税、城市维护建设税、集市交易税、牲畜交易税、车辆使用牌照税、契税和其他收入。国家预算外部分，包括上级政府划归乡（镇）财政的农业税附加、农村教育经费附加、行政事业单位管理的预算外收入，以及一些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公用事业附加。自筹资金部分，包括乡（镇）政府按照国家规定征收的自筹收入，但不得随意摊派”。其收入分别纳入各自的支出范围。

过去的乱集资、乱摊派和乱收费主要发生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尤其是自筹资金一块更是难以控制。迄今为止，谁也无法对自筹资金和预算外收入进行比较全面的统计，甚至其中有许多收入根本就没有进入乡镇财政收入的帐户。由于它的非规范性，一些研究者将乡镇财政的自筹资金收入称之为“非正规收入”、“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有的则将其与预算外收入一起称作“非预算收入”（）。从少数个案分析来看，樊纲认为，年，“非规范收入”平均相当于地方预算内收入的（占全部地方公共收入的）。根据谭秋成的研究，预算外收入和自筹资金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是逐渐递增的，年还只有，年增至，年则上升到。

一般来说，纯农业地区的乡镇“非规范性收入”（和预算外收入）所占比重相对较少（左右），其来源主要是乡镇统筹、行政事业性收费、集资等收入，基本上是从农民头上直接征收的；而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及市郊乡镇的“非规范性收入”所占比重则畸高（一般都在以上，甚至达到以上），是这类乡镇财政收入的“大头”，其来源主要是乡镇企业的剩余上交、土地征用收入。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为什么农民负担问题突出表现在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因为这些地区基本上以农业收入为主，以农业税收为主体的预算内收入根本无法维持乡镇政府的正常运转，乡镇政府就不得不在非预算部分“动脑筋”，但是由于在非农领域缺乏征收空间，其非预算收入惟有从农民头上征收之一途了。随着人员和机构的增加、各种达标升级活动的开展和政绩（面子）工程的建设，乡镇公共开支逐年上升，农民负担也便随之累年加重，乡村干群冲突愈演愈烈。在这种情况之下，因情势所迫，就不得不进行农村的税费改革。

农村税费改革的主要内容就是将国家政策内的收费并入农业税收之中合并征收，将乡镇的非预算收入、支出全部纳入预算管理。这一制度设计的好处主要有三点：一是简便征收，二是遏止农民的税外负担，三是进一步规范了乡镇财政的收支及其管理。例如：安徽省规定“农村税费改革后增加的农业税、农业特产税收入，全部作为乡镇固定收入”，同时“将乡镇职能机构的支出和社会事业发展支出列入乡镇预算支出（国家明文规定上划的除外），原由乡统筹费开支的乡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优抚、民兵训练以及乡级道路建设支出等五项事业支出纳入乡镇预算支出范围”。这样一来，乡镇财政收入和支出就只有预算一块，不再存在预算外和自筹资金部分。其中，乡镇财政的收入范围调整为：乡镇范围内组织征收的增值税（留存乡镇财政）、地方工商各税、企业所得税、农业四税、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等；支出范围包括：乡镇组织正常运转的支出和乡镇经济、社会事业发展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公共设施维护建设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的常规收入实际上是由这样

三个部分组成：一是财政收入部分，这部分以农业四税为主体，除此以外还有行政性收费收入、罚没收入、专项收入和其他收入；二是地税收入，包括地方工商税收和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等；三是国税收入（增值税）留存部分。以下是笔者调查的三个乡镇的财政收入结构（表），它基本反映了农村税费改革之后乡镇财政收入的大致状况：

表某年安徽省三个乡

镇财政收入结构情况（万元）

镇乡镇

⒈财政税收

其中：农业税及特产税

⒉地税收入

⒊国税收入（其中上交）（其中上交）（其中上交）

注：镇是农业型山区镇，人均土地只有亩；乡是农业型畈区乡，人均土地约亩；镇地处旅游区，虽然人均土地不足亩，但是其旅游服务业较为发达，镇财政收入的支柱是地方工商税收。

资料来源：某年月日、月日田野调查

在乡镇财政收支规范化的同时，乡镇的收支结构也被模式化了。换言之，在堵住乡镇财政收支的疏漏的同时，也给乡镇财政套上“紧箍圈”，乡镇财政的增收空间非常有限，尤其是农业型乡镇，基本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增收途径可言――有些乡镇在农村税费改革中为了使财政收入不留太大缺口，又不能冒违背政策之险将农业税率调到上限以上，只得在农业税应税土地面积和常产上做文章（个别山区乡镇常产竟然调到公斤以上），即便如此亦是非常有限的――仅农业税而言，一旦按照新的税率调整以后，几乎是一成不变的了。而地税和国税收入，在短期内也不可能有太大的变动。农村税费改革以后，乡镇财政将面临巨大的收支平衡压力。

二、乡镇财政缺口：个案分析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某年），安徽省农业两税（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及附加是亿元，比改革前亿元（包括改革前的农业税、特产税、乡统筹和村提留中的公益金、管理费）减少亿元，再加上被取消的屠宰税和农村教育集资，全省乡村两级政策内减少财力就达亿元。其中，乡镇财政减收亿元，平均每个乡镇减少收入万元（可参考表）。

表镇农村税费改革前后收入政策性增减因素对比情况（万元）

改革前（年）改革后（某年）政策性增减收入

农业税

乡镇统筹（含教育集资）―

屠宰税―

合计

注：镇地处皖西南，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农民负担就相对较轻，因此政策性增减幅度低于全省平均水平。

虽然目前的转移支付填补了乡镇的政策内减收，但是，在税费改革之前，乡镇财政除了政策内的收入以外，还有政策外的收入（即“制度外收入”或“非规范收入”）。政策外收入占乡镇财政收入的比重在不同的地区是不一样的，总体而言，安徽省北部地区政策外收入较高，南部地区较低（从镇财政政策内减收与全省乡镇平均减收差距可以反映出来）。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乡镇财政的政策外收入，因此，安徽省乡镇实际减少收入远远大于万元。

乡镇财政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难保收支平衡，其收支缺口主要依赖“非规范收入”（制度外收入）弥补。现在农村税费改革取消了“非规范收入”，再加上政策内的减收，乡镇财政势必留下较大的资金缺口。例如，改革之后，皖北濉溪县祁集镇农业税正税收入万元，地税和国税收入万元，合计财政收入万元，而支出人员工资万元，民政优抚万元，计划生育万元，工作经费万元，至少需要万元，收支相差万元。皖中定远县张桥镇改革前总收入万元（其中政策性收入万元），改革后只有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其中政策内减收万元），减幅达。某年该镇财政收支缺口大约是万元。又如皖南的乡，改革前（年）农业税和特产税收入万元，乡统筹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含工商营业税、企业资源税、屠宰税和外出务工经商所得税等）万元，实际可用财力为万元，改革后（某年）农业税万元，农业特产税万元，土地有偿收入万元，企业管理费万元，其他收入万元，国税收入万元，地税收入万元，实际可用收入万元，减少收入万元，加上转移支付和结算等收入，某年该乡实际财政赤字万元。

另外，还有乡镇财政的负债问题。据安徽省财政部门的调查，全省乡镇一级财政负债平均达多万元。乡镇举债的绝大部分是前几年农村基础教育达标和发展乡镇企业引起的。尽管这些债务是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就已发生，并非农村税费改革造成的，但是，由于农村税费改革形成的乡镇财政政策性缺口、收支结构及其预算管理的规范化的刚性约束，这些改革前留下的乡镇债务问题就没有消解的希望，原本失衡的乡镇财政，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债务重担，启能支撑多久？！

三、乡村公共品、农民负担与乡镇政权的合法性问题

农村税费改革的直接目的是减轻农民负担。这场改革的矛头似乎主要对准乡镇政府，因为在一般人眼中，乡镇政府是加重农民负担的“罪魁祸首”，国家的政策始终是好的，如果乡镇政府严格按国家的政策行事，就不存在所谓的农民负担问题。实际的情形好象也是如此，往往是乡镇政府在政策之外添列了不少农民负担的名目，并且是乡镇政府直接到农户家里强行征收，由此造成的干群冲突也集中在乡镇一级，乡镇政府往往是农民上访、控告的主要对象。日益恶化的农民负担问题和逐渐升级的乡村干群冲突，不但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而且还危及农村基层政权的合法性和国家的统治权威。

农村税费改革的深层目的，就是重建国家在农村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和统治权威。因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与其说农村税费改革是农村分配关系和经济利益的调整，毋宁说是国家在农村社会基层政权重建（）的一种尝试和努力（能否取得实际的效果，后文将继续讨论）。这种努力，主要是通过这样两个途径达成的：一是取消一些不合理收费项目，将另一些收费项目并入农业税收中合并征收，从而将农民负担降低并控制（或固定）在某一可以接受的范围之内，农民由于获得实际的经济利益（实惠）对“国家”增进了信任和拥护；二是取消乡镇财政的非预算收入，将乡镇财政的收支纳入预算管理。在随后的改革中，又将乡村教师的工资收归县财政统一发放，并对乡镇财政实行“零户统管”。这些措施的良苦用心显而易见，说白了就是规范和约束乡镇政府的行为，以免他们向农民乱收费、乱集资和乱摊派。

总而言之，乡镇政府成为众矢之的，不但农民对他愤懑，“国家”也不信任他。甚至，在个别地方（如陕西省）还撤销了乡镇财政，认为乡镇财政是乡镇政府腐败的温床；不少学者也主张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在他们认为，撤销乡镇财政、虚化（或撤销）乡镇政权，不但可以从根本上治理农民负担问题（他们认为农村税费改革只是短期的治标之举），而且还可以渐臻理想的乡村自治之境。

固然，乡镇政府在农民负担问题上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如果进一步从财税体制、县乡政权的结构关系等制度层面进行分析，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乡镇政府也有不得已的苦衷。

首先，从财政上而言，县乡之间始终是一种事实上的“财政承包体制”。这种承包制由于“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掌握在上级政府手中，下级政府始终处在被动、服从的不平等地位，因此，它始终是有利于上级政府，以保证上级政府收支为基本前提。其结果是“乡镇财政高比例的收入上解和返还补贴”，缺乏财政自主权的乡镇政府在巨大的支出压力下，不得不在制度外“另辟蹊径”谋求资金收入。在乡镇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或地处城市郊区的乡镇，这些制度外收入可以从乡镇企业剩余或土地收益中获得；而在广大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村地区，乡镇的这些收入就只能在农民头上直接征收，这样就必然形成“一税轻，二税重，三税四税无底洞”的现象。

年实行的“分税制”改革，又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县乡之间财政承包体制的偏重倾向。鲍尔认为：“中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实际上是一个把国家流转类税收和对利润所征税收在中央、省和省以下地方政府之间分享，再辅之以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有条件的专项拨款的体制。最终进入地方政府预算的地方税收收入取决于中央确定的税基、税率、税收征管、地方政府的收入任务和收入分享公式。”尽管这种税制改革的初衷主要是调整和规范中央和地方的财政税收关系，扭转过去中央财政收入偏低的局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整体调控能力（包括对地方政府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做法却被地方各级政府自上而下所广泛效仿，其结果必然是财力自下而上逐级向上集中。更糟糕的却是，分税制改革仅仅停留在税收和财政层面上，没有适时进行相应的政治分权改革（即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划分财权和事权），以至最终形成财力日益向上集中，事权却逐级下移的局面。乡镇政府作为最基层的一级政府，所谓“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事无巨细最终都会落在乡镇政府身上。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到了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愈演愈烈，乡村干群冲突几乎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而且，这种偏重的财税体制是与县乡之间既存的政治结构、人事制度等耦合在一起的，从而在体制上进一步削弱了乡镇对县的谈判能力，以至上级政府可以凭借自身的优势地位和绝对的政治权力随意平调乡镇的财政资源。结果往往是乡镇超收不能多得，减收却依然保持较高的上缴基数不变。由于体制内的乡镇财政自主性（或独立性）阙如，严重束缚了乡镇财政的正常建设和健康发展，迫使乡镇政府摆脱制度内财政的规范（和非规范）的束缚而另辟财源，从而激励并加剧了他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最终形成乡镇制度内财政与制度外财政畸轻畸重的异常结构关系。乡镇政府对制度外财政的倚赖，必然转化为农民负担问题。

但是，也应当客观地看到，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制度外财政在乡村公共品产出（）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甚至直接参与到乡村社会经济发展中去（如发展乡镇企业，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等），具有鲜明的建设性特征（这一点不应忽视）。在乡村公共品的供给上，最突出的莫过于乡村中小学校的改造和乡村道路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一般地，乡村教育支出约占乡镇公共支出的。乡村教育不仅对受教育者个人、家庭、社区有好处，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有裨益。乡镇道路、水利工程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也具有溢出效益，按照“谁受益，谁负担”的原则，这些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投资应该按其实际的受益情况由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分别承担。然而，在过去这些投资几乎完全或绝大部分由乡镇政府承担。除此以外，乡镇政府还承担了许多本该由中央政府和上级政府承担的部分事务，如民兵训练、优抚、计划生育和部分农业生产支出等。民兵训练和优抚是为了增强国防，属于全国性公共物品，而计划生育也是国家的根本国策，并不反映农民的偏好。然而，实际的情形往往却是“上级政府请客，乡镇政府出钱”。诚如樊纲所言，“所谓‘非规范收入’，其实正是这样一种在旧的财政体制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条件和新的经济形势的情况下，人们自发地解决公共物品供给不足问题的一种处于‘草创’阶段的体制创新”。

从整体上而言，之所以会形成这种现象，还与我国的“二元财政结构”不无关系。国家不但包揽了城市的所有公共品和准公共品生产（和供给），甚至还将城市居民的个人福利（如住房、养老和失业等）囊括其内；但是，对农村的公共品生产却较少投资，即便是属于全国性的公共品，也由农民负担（除了直接的税费负担外，还有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形成的间接负担），从而形成了不平等的城乡二元的财政结构。在这种二元财政结构下，农村基层政府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的公共品，就不得不在体制外寻找途径。

这样一来，乡镇政府实际上处在进退维谷的两难境地：为了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就不得不加重农民负担；如果不加重农民负担，就不能生产、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满足广大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求。在两难之中，乡镇政府面临着双重的合法性挑战：一方面，如果不能满足乡村人民基本的公共需求，生产和供给最起码的乡村公共品，乡镇政府的存在价值就被置疑；另一方面，如果为了生产和供给基本的乡村公共品而加重农民负担超出了农民接受的界限，乡镇政府的合法性同样会大打折扣。农村税费改革虽然减轻了农民负担，但是同时却又将乡镇政府推向了另一种合法性危机之中，由于他受财力所限和规范化财政的刚性束缚，他不可能有效生产和供给乡村公共品而满足乡村人民日益增长的公共需要。令人忧虑的是，至今为止人们似乎还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合法性危机正在悄然来临；事实上，也难以预料这种合法性危机对于整个基层政治权威的冲击将会造成怎样的恶劣后果！

四、依附性、官僚化与乡村社会发展

农村税费改革另一个不为人知的后果，将是进一步加重乡镇政府对县级政权乃至国家（）的依附性。

事实上，乡镇政府几乎从来都不是一级完备（或完全）的政权组织：一是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严重削弱了乡镇政府的权能。诚如一些人所指出的那样，“乡镇政府名为一级政权，实际上是一个空架子，根本无法领导和管理本区域内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和社会各项事业，缺乏应有的权威、效能和社会凝聚力。……通过（县级设在乡镇的）分支机构，瓜分和肢解了乡镇政府的职能，侵夺了乡镇必要的自主权，使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赋予乡镇政府的大部分政权化为乌有”。二是自主性阙如的乡镇财政制约了乡镇政府的实际“作为”。如前所述，在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中，乡镇财政实际上依附于县财政，它并非责权统一的一级实体财政。而且，乡镇财政一般都是实行双重领导制，乡镇财政组织名义上属于乡镇政府，但其人事权和主要业务则由县级财政部门掌握。三是乡镇政府缺乏应有的人事权和行政执法权。乡镇政府的人事考核、政绩评定、职务升迁等基本上掌握在上级组织部门手中。而乡镇政府的行政执法权（如公安、司法、计划生育执法权等）大多也是直接或间接掌控在上级政府有关职能部门手中。通过这些体制性设计，使乡镇政府沦为县政府的附庸或事实上的派出机构。

农村税费改革则会进一步剥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在农村税费改革之前，乡镇政府由于存在制度外财政，至少具有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乡镇制度外财政的存在及其扩张，实际上是乡镇政府自主性要求的一种异态反映。农村税费改革的一项基本内容就是取消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将乡镇财政纳入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之中，这就意味着乡镇政府体制外的部分自主性也将完全丧失。

正如本文首先所阐述的，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乡镇财政的规范化，另一方面则是乡镇财政面临严重的收支缺口和债务压力。在规范化财政的约束下，乡镇政府为了缓解自身的财政压力，就只能仰赖国家财政的转移支付和上级财政的资金支持，从而加重了他对上级政府乃至国家的依赖性。乡镇政府对国家依附性的累积，将对整个乡村政治社会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并导致一系列后果。

首先，乡镇政府将会进一步“官僚化”（）。“官僚化”是国家基层政权建设（）的一部分。近代以来，各种国家政权都试图在县以下设立各种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权组织，加强对乡村社会的渗透和控制，但是，其中不少尝试和努力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没有取得预想的成效。即使在高度集权的人民公社体制中，乡镇政权也未完全实现“官僚化”，以至国家不得不通过诸如“三反”、“四清”等经常性政治运动来清除“异己”分子，确保国家意志在农村基层的顺畅贯彻。这种没有任何政治自由和公民权的基层政治制度最后终于被历史所抛弃。随之而来的是，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乡村基层政治民主的扩大和发展。农村税费改革通过规范乡镇财政的预算管理，以及国家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制度的建立和加强，乡镇财政将被完全纳入国家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之中，乡镇政府势必因此而整合到国家的政治体系之中，成为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元件”。

或许有人会说：乡镇政府本身就是一级国家政权组织，理所当然是国家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然而实际的情形却不尽然：首先，乡镇政府的干部绝大部分都出身农村，他们的父辈、亲人都是农民，其中还有不少干部是土生土长的，无论在情感上还是在实际的交往中，他们都与农民结成了纷繁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与其上的各级政府的“官僚”并不相同――他们往往会考虑农民的切身利益，或保留、或变通、或阻挠执行国家的某些政策、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乡镇政府与其上的任何政权组织都不同，他直接面对乡村人民而治。这种面对面（）的治理形式，决定了乡镇政府必须摆脱衙门式的官僚作风（以及正式而严格的等级制度），保持较高的亲民性。换言之，像乡镇政府这样乡村基层组织的合法性权威，必须建构在乡村“权力的文化网络”（）之上。诚如杜赞奇所言，“在组织结构方面，文化网络是地方社会中获取权威和其他利益的源泉，也正是在文化网络中，各种政治因素相互竞争，领导体系得以形成”。乡村文化网络“不只是角逐权力的场所，也不只是接近各种资本的工具，它还是正统和权威产生、表现及再生的发源地”。正是基于这些原颍缯蛘詈檬枪乙庵竞兔褚獾慕岷衔铩Ｋ仁枪疑柙谙绱迳缁嶙罨愕恼ㄗ橹梗庇质窍绱迳缜卫淼闹魈宓ノ唬硐绱迦嗣窠凶晕抑卫怼Ｕ饩鸵笏匦刖哂幸欢ǖ淖灾餍浴

农村税费改革以后，随着乡镇政府自主性的不断丧失，对上级政府（和国家）的依附性积累，乡镇政府将极有可能完全纳入国家的官僚体系之中，其结果将不难想象：一是“国家”对乡村社会的挤压，必然阻遏乡村社会自治式民主的进一步扩张和发展。二是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缺少必要的调节、缓冲和磨合的“中介”组织（机制），二者之间不可避免的矛盾或冲突将会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之中。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就比较难以解决彼此的矛盾或冲突。然而，此前的乡镇政府却在一定意义上扮演着介于国家与基层民众之间的一种“中介”角色，对于缓解、调节国家与基层民众的关系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乡镇政府有时候就成为一种必要的“牺牲品”――基层民众将他们的不满撒在乡镇政府的头上，而国家则可以置身事外，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上）。三是增加国家的统治成本。农村税费改革切除了乡镇的制度外财政，国家就必须加大对乡镇政府的转移支付力度，加重国家在农村基层的统治成本。然而，国家的财政能力毕竟有限，如果国家的转移支付弥补不了乡镇财政的缺口和从根本上化解乡村债务，乡镇财政就不得不再次在体制外寻求收入来源，如此一来，农村税费改革就会功亏一篑，而不幸被人言中，重蹈历史上历次税费改革之覆辙。或者，国家以正式的税收形式进一步提升对乡村社会的汲取能力，以此来保障乡镇政权的运行。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将对乡村社会发展造成不言自明的负面影响。

五、余论及改革建议

每项改革都会产生一些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会产生一些负面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亦不例外，而且许多负面影响并非农村税费改革本身所致，而是由于相关的配套改革没有及时跟上造成的。很显然，单纯的农村税费改革很难取得成效。在进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同时，还必须进行乡镇公共财政改革、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

（一）乡镇公共财政改革，就是要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将乡镇财政建设成为一级自主性公共财政，使乡镇财政真正担负起本社区内公共品生产、服务的职能。然而，目前的乡镇财政却承担了大量本应由上级政府和国家负责的事务，结果导致乡镇财政支出不断增长，乡村人民必需的公共品和公共服务得不到满足，农民负担加重，乡镇机构大肆膨胀等一系列问题。如果各级政府都能自觉担负起属于自己相应层次的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一些不必要的乡镇机构、组织（过去有不少乡镇机构、组织是上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基于自身利益要求而设立的）也可随之撤销，乡镇政府就会因此减少大量的（外部）财政支出。

另外，还必须保证乡镇财政有比较稳定的收入来源。从安徽省农村税费改革来看，农业四税很难满足乡镇财政的基本公共开支需要。市场化改革以来，农村社会也出现了较大的贫富差距，国家可以因时开征所得税、财产税和遗产税等调节性税收，将乡镇范围内的这些税收全部作为乡镇的财政收入。或者，增加国税收入的乡镇分成比重。同时，还要建立和健全转移支付制度，支持地方进行公共建设。

（二）要想消除县乡之间偏重的财政承包体制，建立乡镇自主性公共财政，就必须同步进行乡镇自治式政治改革。乡镇自治式改革，并不是撤销乡镇政权，实行完全的“乡镇自治”。而是建立和扩大有效的乡镇人民直接参与乡镇政治的机制，增强乡镇政府的自主性和自我治理能力。如果不能建立有效的民主参与机制，乡镇财政就容易偏离乡村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职能，而成为少数人腐败的温床。“要使乡镇财政提供的服务满足辖区内农民的需求，就必须在农村进行民主制度建设，让农民有表达偏好、监督公共品生产和服务的机制，使乡镇政府受社区农民约束，执行农民的意愿”，诚如有学者所分析的，乡镇财政之所以偏离公共财政职能，其主要原因是“乡镇政府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愿为主，社区农民缺乏显示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可操作程序，缺乏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实际权利”。而乡镇政府之所以会“听命”（服从、依附）于上级政府，是因为他们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上级而非乡村人民，因此，要想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首先改变他的权力来源问题，即乡镇政府应该由乡镇人民直接授权建立。

（三）然而，要想使乡镇自治式改革真正得以进行，就必须适时进行政府间的分权式体制改革，即按照宪政的理念，合理划分各级政府之间的权力范围（及其限度），在上下级政府间建立制度化的民主合作式新型关系。

第二篇：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农村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及对策

董凤琴

〔内容摘要〕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消除改革带来的新问题，要从完善财政管理体制、化解乡村债务、机构改革等方面着手。

〔关 键 词〕 农村 税费改革 影响

〔作者介绍〕 六盘水市人民政府研究室

实行农村税费改革，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加强新时期农业基础地位、保护农民合法权益，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而作出的一项重大决策，是减轻农民负担、遏制农村“三乱”的治本之策。根据中央部署，农村税收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三取消，两调整、一改革”，即取消乡统筹费、农村教育集资等专门面向农民征收的行政事业性收费和政府性基金、集资；取消屠宰税；取消统一规定的劳动集体工和义务工；调整农业税和农业特产税政策；改革村提留征收使用办法。贵州省委、省政府本着“早改革、早受益”的原则，2001年在湄潭、贵定和铜仁三个县（市）进行了试点。2002年，经国务院批准扩大到全省，成为全国第一批农村税费改革试点省份。

六盘水辖六枝特区、盘县、水城县、钟山区四个县级行政区，98个乡镇，1755个行政村。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从2002年的“三个取消、两个调整、一个逐步取消、一项改革”到2005年的“两取消，三改革”（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面免征农业税。改革乡镇机构，精简人员，进一步转变乡镇政府职能；改革农村教育体制，有效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农村教育质量；改革县乡财政体制，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增加对农村的公共财政投入），取得了一定成效。2005年市级财政对农业的预算投入达18951万元，比2004年增加16.36%，农民负担明显减轻，从改革前的9629.33万元（含政策内负担、教育集资和以资代劳等），降到改革后的5534.13万元，总减负率57.47%，人均减负24.46元，将改革落实到实处。2004年—2005年两年期间，我市对农民的“三项补贴”（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对部分地区农民实行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就已达1250.5万元，进一步巩固了农村税费改革阶段性成果。但我市农村面积大，农民贫穷，因而影响乡镇财政的收入。

一、税费改革对乡镇财政的影响主要来自以下四个方面：

1、乡村债务负担过重，农民收入低。据统计，2004年，乡村负债1.6亿元，平均每个乡镇乡村负债163万元，负债乡镇高达86.73%。乡村债务形成的主要原因：一是公共品的供给，国家一直是向城市倾斜，很少惠及农村，于是本该由国家提供的农村公共品，却让乡村基层组织来承担，加之事权和财权的不对称，乡村组织只有负债经营，举债办事，从而导致长期债务的形成。二是由于制度的惯性，虽然国家实施了税费改革政策，取消了农业税，让“皇粮国税”成为历史。但农村税费改革的成果难以巩固，将进一步加剧财政风险，影响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2、乡镇机构改革还未完全到位。县乡两级政府职权不清，事权关系需进一步理顺；乡镇与上级部门派驻机构关系不顺，条块分割；乡镇机构事事不分，事业单位行政化倾向比较突出；一些乡镇自行核定行政事业编制，借用、临时聘用和超编使用人员，财政供养人员多，负担重。

３、集体经费不足，公益事业难开展。多年来，农村公益事业的开展都是以农业税费作为资金保障。乡村收入的税费改革前主要来源是向农民征收统筹及三项提留（公益金、公积金、管理费），税费改革后主要来源是农业税附加转移支付资金，农业税的免征，造成了乡镇财政收入的严重减少，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履行社会公共职能，直接影响到农村公益事业的发展，乡村道路维修、沟渠修整、活动室建设、医疗保健和社会保障等公益事业和制度难以开展和实施。

4、土地纠纷增多，农业综合开发难。一些外出农民纷纷返家，人多地少的矛盾日益突出，对原农户二次转包租种地，发包方要求终止原转包协议或补偿因免农业税后增加的收入，由此引发双方的矛盾纠纷。

二、对策与建议

1、做好乡村债务的化解工作。乡村两级长期形成债务，已成为许多乡镇政府和村级的沉重负担，成为农村税费改革中的难题。据统计，我市乡村债务总额为16058万元，其中乡级债务15051万元，村级债务总额为1007万元。在这种情况下，一是乡镇政府要切实负起责任；二是村级组织要适应农村税费改革的新形势；三是各有关部门要转变工作方式。切实减轻基层负担。

2、加大乡镇机构改革力度，做好减员增效工作。规范乡镇财政支出管理。财政部门应按照“保工资、保运转、保重点”的原则，根据乡镇收支规模和实际情况，分类制定乡镇公务费定额和费用开支标准。实行“财政国库支付、银行代发”的工资发放办法，优先保证人员工资发放。严格控制会议、招待等费用开支，严禁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政绩工程”。

3、完善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在维护乡镇既得利益的前提下，结合农村税费改革，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县对乡镇财政管理体制，加大对乡镇的扶持力度，尽可能增加乡镇可用财力，充分调动乡镇发展经济和组织收入的积极性。实现农村税费改革提出的确保实现农民负担得到明显减轻、不反弹；确保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确保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政党需要的改革目标。通过农村税费改革，切实减轻农民负担，调动农民积极性，维护农村稳定。要根据实际，调整管理的重心。一是在预算安排上，坚持把保工资放在第一位。目前教师工资纳入县级统发，教师队伍稳定，但也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为此，乡镇财政要把保工资作为“第一要务”、“第一政绩”，做到“三个必须”：即编制预算，必须满足工资；安排支出，必须保证工资；拨付资金，必须优先工资。逐步推行部门预算，对工资支出，实行定编、定员、定额管理，把财政干部、行政干部、村组干部工资纳入微机监控。对公用经费和其它经费支出，实行定额包干，超支不补，节余留用。二是财务管理上，坚持集中核算不动摇。在强化乡镇财务零户统管的基础上，逐步实行国库集中收付型的财务集中核算，达到预算收入直达国库、预算外资金直达专户、干部工资直达个人账户、采购资金直达商品供应商和劳务提供者的目标。同时，建立农村财务管理中心，由财政统管农村财务。三是在转移支付的管理上，坚持规范管理。对上级拨付的转移支付资金，严格实行专户管理、专款专用。确保基层政权的正常运转。

４、积极发展农村公益事业，引导农民自愿协商投工投劳。对农民直接受益的村组公路、农田水利等基础设施，在农户自愿、民主协商的前提下，鼓励农民自力更生，办好、管好自己受益的事。利用受益户协商讨论，出工出力，兴办公益事业。对改善公益设施，农民自愿投工投劳的，可通过乡镇、村向上争取，对所需材料给予适当补助。

5、采取政府引导与农民自愿相结合的方法，积极稳妥地推进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在农村有条件的地区建立和完善个人缴费为主，集体补助为铺，国家政策扶持的农村养老保险制度。

六盘水市农村面积大，农村人口比较贫困，农村居民的生活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大多数农民只是在较低水平上解决温饱，摆脱贫困，开展农村税费改革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因此，既要贯彻中央有关政策规定，又要对税费改革后出现的新问题灵活面对，大胆实践，及时总结，不断的丰富和完善改革政策。

第三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问题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转移

支付问题研究

“>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问题研究2007-02-10 16:49:10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年开始在安徽省农村普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绩它对于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农村税费改革也具有两面性在肯定农村税费改革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存在问题的突出表现是乡镇财政收入的锐减短期的办法只有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形

式向乡镇政府提供行使法定职责的资金保证。

转移支付制度就是通过上级财政的转移支付解决地方财力分配不均问题。其应遵循的原则应该是一保运转原则乡镇政府应该有足够的资金满足其法定的支出需要。二均衡性原则转移支付应与乡镇政府财政需要成正比与财政收入能力成反比。三透明原则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应该公正合理杜绝拨款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四激励原则转移支付资金分配应激励乡镇政府开源节流培植地方财力和税基控制无效率的财政行为。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型设计

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型设计应尽量考虑宏观因素的影响尽量淡化主观因素的干扰提供一套相对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公式并用××年个乡镇的数据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计算乡镇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其目的在于说明各乡镇在相近的行政能力情况下能提供相

近水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对于乡镇财政能力应进一步扩大经济税基乘平均有效税率的计算范围对于乡镇的支出需求应按“单位费用×单位测定数值×成本差异系数”的思路进行测算。

（一）乡镇财政收入的估算

明确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首先要计算各乡镇的标准财政收入。所谓标准收入是指在各乡镇平均收入努力程度下按照各项乡镇税收所对应的经济税基估算出的收入能力它反映的是各乡镇政府应有而非实有的收入规模由于数据及测算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采用“经济税基×平均有效税率”的方法估算标准收入只能根据收入的主要部分进行测算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在不太发达的地区推行而在农业大区的阜阳市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工商税收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估算乡镇财政收入的公式如下

式中是乡镇的财政收入能力是乡

镇农业生产总值是乡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和分别是农业的有效税率和有效工商税率根据近三年来实际数字测算而来。

二财政支出的估算

乡镇财政支出的估算就是计算标准支出标准支出是指在各乡镇同等的支出效率前提下乡镇政府达到均衡范围内公共支出项目均等化所需的支出它要求考虑乡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存在的客观成本差异标准财政支出计算的依据主要是国家有关财政支出的规定和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

确定乡镇财政的支出项目

由于乡镇一级政府社区层次较低财政收支活动相对简单因此乡镇财政支出的类别以及决定因素以及根据阜阳市个乡镇的统计资料每类支出所占的比重如下一教育支出是由在校学生决定的在编教师和平均受教育年份决定它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二行政管理支出是由乡镇总人口数决定的它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三卫生支出是由乡镇人口总数和人

口平均寿命决定的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四社会福利支出是由乡镇离退休人员数以及下岗失业人数、优抚对象人数决定的它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五基础设施维护支出是由乡镇拥有乡村公路长度、基础设施新旧程度决定它占财政总支出的。六其他服务是由人口决定的它占财政总支出比重为。

计算标准财政支出必须选择适当的变量其选择原则：一这些变量是决定标准支出的关键因素。二这些变量的统计数据容易获得。三要避免重复计算。

计算各类支出需求

各类支出需求的计算要求按影响财政支出的因素核定各乡镇的标准支出数额凡是乡镇财政能满足标准支出需要的上级财政不再转移支付对乡镇财政不能满足需要的属于收入努力不足的部分由乡镇财政通过增收解决支出需要但通过增收仍不能解决的部分其财力缺口作为计算转移支付的依据。

一对教育支出的计算

××ε

式中是乡镇对教育的支出需求是每个在编教师每年的标准工资额补助费办公费阜阳市个乡镇每个在编教师年工资额为元补助费办公费应在标准工资额基础上按一定比例加成或者确定一个标准绝对额是乡镇在编教师总数它是由在校学生总数确定的×是加权平均师生比例ε是修正系数它可根据不同乡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水平确定超编比例。

此公式计算出的乡镇教育支出有两个特点乡镇的教育支出需求与在校学生总数呈正相关。乡镇的教育支出与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呈负相关。

二对行政管理支出的计算

α××ε

式中是乡镇行政管理的支出需求α是每个在编行政人员的标准工资补助费、办公费是行政人员总数它是由该乡镇人口总数和官民比例确定的即×ε是修正系数它是指按规定确定的超编和定补人员的比例。用这个公式计算的乡镇行

政管理支出的特点是它与乡镇人口总数呈正相关与官民比例亦呈正相关。

三对卫生管理支出需求的计算

α××ε

式中是乡镇对卫生的支出需求ε是乡镇财政对每个乡村卫生院的标准差补额是该乡镇的乡村卫生院数它是由乡村人口总数决定的ε是修正系数它是由各乡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制定的。

此公式计算的乡镇卫生支出需求的特点是乡镇卫生支出与乡镇人口总数呈正相关。乡镇卫生支出需求与乡镇人口平均寿命呈负相关。

四对社会福利支出的计算

α×α×ε

式中是乡镇对社会福利的支出需求α是离退休人员的平均工资补助费是乡镇离退休人员数均是乡镇下岗失业人员的标准补助额是乡镇下岗失业人员数ε是修正系数是乡镇优抚对象五保供养人员所占的比例。此公式计算所得的乡

镇社会福利支出需求与人口总数、老年人总数、下岗失业人员总数都成正相关。

五基础设施维护支出计算

α×α×ε

式中是乡镇对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α是每公里乡村公路的维护修理费用是乡镇拥有的乡村公路总长度α是规定的每间房屋的修缮费用是乡镇拥有的房屋总数ε是修正系数即乡村公路和房屋新旧程度的调整数额。

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对乡镇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的特点有某乡镇对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与拥有的乡村公路总长度和拥有的房屋数量呈正相关与乡村公路和房屋新旧程度呈负相关。

其他服务的支出需求与人口总数呈正相关。

将乡镇的各类需求加总得该乡镇财政总需求

需要说明的是用这个公式计算的乡镇财政总需求撇开了各乡镇在提供相

同服务时的成本差异严格说来应该用成本支出的差异进行调整但是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各乡镇提供服务时的成本可能会有差异如不同乡镇负债不同下岗失业人员不同供养离退休老人五保老人不同这些在乡镇机构改革后都作了硬性规定并且在每项支出的计算中都已调整过了因此各乡镇提供相同服务时的成本差异不需要单独调整了。

三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数量的确定

根据以上计算对每个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公式为

此公式假设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完全用于弥补乡镇财政支出需求与财政能力之间的差额即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为均等化转移支付这与现实转移支付的分配模式差距甚远在当前不可能做到可考虑在今后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逐渐提高均等化比重即目前转移支付资金按均等化方式分配其余的仍按老

办法分配。

三、模型验证和分析

仅设计模型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经济能力与转移支付的联系进一步验证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规则乡镇经济能力越强转移支付的数量越少乡镇经济能力越弱转移支付的数量越多然而在转移支付均等化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存在着长官偏好致使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严重不足本文用大小样的数据予以说明选取的大样本是我国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太和县该县从年开始实施税费改革有着很强的典型性。选取的两个小样本一是城乡结合部的镇该镇土地较少工商业较发达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商业农村税费改革对该镇财政收支影响较小二是传统农区的镇乡镇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对该镇财政收支影响较大。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得出以下三级典型数据

从下表中我们发现第一财政收入是决定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规模除体制

补助、两税返还外的决定因素乡镇财政收入高可以减少甚至不需转移支付。第二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均等化程度水平不高既然转移支付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弥补地区差距的农村税费改革造成乡镇财政收入的锐减迫切需要加大转移支付的力度而现实的转移支付仅满足需求的和显然太小了。

表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项目太和县个乡镇镇镇

实际财政收入

财政支出需求

财政实际支出

转移支付资金需求

已实现转移支付

尚需追加转移支付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本文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条件下加大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必要性并设计了数学模型由于乡镇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这些模型需要进一步测算和验证。同

时我们还应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如此巨大的转移资金数量需求上级政府能否满足我们的思路是在鼓励乡镇增收节支的条件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乡镇财政该收的部分没有收上来造成财力下降乡镇在增收方面努力不够同时由于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乡镇财政管理能力不足财政支出缺乏监督人为地造成财政缺口为此乡镇政府应从开源和节流方面充分挖掘潜力。

至于转移支付资金的分配应该逐步实现均等化为此提出如下措施一增加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透明度避免资金分配过程中过分的讨价还价使那些善于讨价还价的本领得不到施展减少或杜绝腐败行为。二形成乡镇政府增加收入和节省开支的制度激励从而促进乡镇经济的良性发展。三解决乡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均衡性。

第四篇：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问题研究

一、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转移支付的必要性

2000年开始在安徽省农村普遍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取得很大的成绩:它对于减轻农民负担、规范农村分配关系、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密切党群关系、推动政府职能转变、促进农村社会稳定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同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样,农村税费改革也具有两面性,在肯定农村税费改革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其存在的问题,农村税费改革存在问题的突出表现是乡镇财政收入的锐减,短期的办法只有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形式向乡镇政府提供行使法定职责的资金保证。

二、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型设计

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模型设计应尽量考虑宏观因素的影响,尽量淡化主观因素的干扰,提供一套相对均等化的转移支付公式,并用2000-2002年180个乡镇的数据在农村税费改革后计算乡镇财政能力和支出需求,其目的在于说明各乡镇在相近的行政能力情况下能提供相近水平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对于乡镇财政能力,应进一步扩大经济税基乘平均有效税率的计算范围,对于乡镇的支出需求,应按“单位费用×单位测定数值×成本差异系数”的思路进行测算。

（一）乡镇财政收入的估算

明确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首先要计算各乡镇的标准财政收入。所谓标准收入是指在各乡镇平均收入努力程度下按照各项乡镇税收所对应的经济税基估算出的收入能力,它反映的是各乡镇政府应有而非实有的收入规模,由于数据及测算技术等方面的原因,难以采用“经济税基×平均有效税率”的方法估算标准收入,只能根据收入的主要部分进行测算,由于农村税费改革是在不太发达的地区推行,而在农业大区的阜阳市,乡镇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农业税收,工商税收只占很小一部分,因此估算乡镇财政收入的公式如下:

ci=0.0707agdpi+0.0650salesi

式中,ci是i乡镇的财政收入能力,agdpi是i乡镇农业生产总值,salesi是i乡镇社会商品零售总额,0.0707和0.0650分别是农业的有效税率和有效工商税率(根据近三年来实际数字测算而来)。

(二)财政支出的估算

乡镇财政支出的估算就是计算标准支出,标准支出是指在各乡镇同等的支出效率前提下,乡镇政府达到均衡范围内公共支出项目均等化所需的支出,它要求考虑乡镇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所存在的客观成本差异,标准财政支出计算的依据主要是国家有关财政支出的规定和影响财政支出的客观因素。

1.确定乡镇财政的支出项目

计算标准财政支出必须选择适当的变量,其选择原则：(1)这些变量是决定标准支出的关键因素。(2)这些变量的统计数据容易获得。(3)要避免重复计算。

2.计算各类支出需求

各类支出需求的计算要求按影响财政支出的因素核定各乡镇的标准支出数额,凡是乡镇财政能满足标准支出需要的,上级财政不再转移支付,对乡镇财政不能满足需要的,属于收入努力不足的部分,由乡镇财政通过增收解决支出需要,但通过增收仍不能解决的部分,其财力缺口作为计算转移支付的依据。

(1)对教育支出的计算

nie=ae×teacheri×εe

式中:nie是i乡镇对教育的支出需求,teacheri是i乡镇在编教师总数,它是由在校学生总数(studenti)确定的,ieacheri=studenti×1/23(1/23是加权平均师生比例),εe是修正系数,它可根据不同乡镇居民受教育年限水平确定超编比例。

此公式计算出的乡镇教育支出有两个特点:(a)乡镇的教育支出需求与在校学生总数呈正相关。(b)乡镇的教育支出与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呈负相关。

(2)对行政管理支出的计算

nig=αg×officali×εg

式中:nig是i乡镇行政管理的支出需求,αg是每个在编行政人员的标准工资补助费、办公费,officali是行政人员总数,它是由该乡镇人口总数(p)和官民比例(i)确定的,即officali=pi

×ii,εg是修正系数,它是指按规定确定的超编和定补人员的比例。用这个公式计算的乡镇行政管理支出的特点是它与乡镇人口总数呈正相关,与官民比例亦呈正相关。

(3)对卫生管理支出需求的计算

nih=αh×h×εh

式中:nih是i乡镇对卫生的支出需求,εh是乡镇财政对每个乡村卫生院的标准差补额,h是该乡镇的乡村卫生院数,它是由乡村人口总数决定的,εh是修正系数,它是由各乡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制定的。

此公式计算的乡镇卫生支出需求的特点是:a.乡镇卫生支出与乡镇人口总数呈正相关。b.乡镇卫生支出需求与乡镇人口平均寿命呈负相关。

(4)对社会福利支出的计算

式中:nis是i乡镇对社会福利的支出需求,αs1是离退休人员的平均工资补助费,oldi是乡镇离退休人员数,均是乡镇下岗失业人员的标准补助额,umpi是乡镇下岗失业人员数,εs是修正系数,是乡镇优抚对象五保供养人员所占的比例。此公式计算所得的乡镇社会福利支出需求与人口总数、老年人总数、下岗失业人员总数都成正相关。

(5)基础设施维护支出计算

式中:

nii是i乡镇对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αi1是每公里乡村公路的维护修理费用,lri是i乡镇拥有的乡村公路总长度,αi2是规定的每间房屋的修缮费用,mhi是i乡镇拥有的房屋总数,εi是修正系数,即乡村公路和房屋新旧程度的调整数额。

用这个公式计算的对乡镇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的特点有:a.某乡镇对基础设施维护的支出需求与拥有的乡村公路总长度和拥有的房屋数量呈正相关;b.与乡村公路和房屋新旧程度呈负相关。

其他服务的支出需求(nio)与人口总数呈正相关。

3.将i乡镇的各类需求加总得该乡镇财政总需求

ni=nie

+nig+nih+nis+nii+nio

需要说明的是:用这个公式计算的乡镇财政总需求撇开了各乡镇在提供相同服务时的成本差异,严格说来应该用成本支出的差异进行调整,但是农村税费改革的试点有着很强的区域性,各乡镇提供服务时的成本可能会有差异,如不同乡镇负债不同,下岗失业人员不同,供养离退休老人五保老人不同,这些在乡镇机构改革后都作了硬性规定,并且在每项支出的计算中都已调整过了,因此,各乡镇提供相同服务时的成本差异不需要单独调整了。

(三)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数量的确定

根据以上计算,对每个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计算公式为

ti=ni-ci

此公式假设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完全用于弥补乡镇财政支出需求与财政能力之间的差额,即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100%为均等化转移支付,这与现实转移支付的分配模式差距甚远,在当前不可能做到,可考虑在今后财政的转移支付资金分配中,逐渐提高均等化比重,即目前转移支付资金40%-60%按均等化方式分配,其余的仍按老办法分配。

三、模型验证和分析

仅设计模型是不够的,还必须根据经济能力与转移支付的联系进一步验证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规则,乡镇经济能力越强,转移支付的数量越少,乡镇经济能力越弱,转移支付的数量越多,然而在转移支付均等化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对乡镇财政的转移支付存在着长官偏好,致使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资金分配的严重不足,本文用大小样的数据予以说明,选取的大样本是我国最早实行农村税费改革的太和县,该县从1994年开始实施税费改革,有着很强的典型性。选取的两个小样本,一是城乡结合部的a镇,该镇土地较少;工商业较发达,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工商业,农村税费改革对该镇财政收支影响较小;二是传统农区的b镇,乡镇财政收入主要依靠农业税,农村税费改革对该镇财政收支影响较大。根据上述模型计算得出以下三级典型数据:

表

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财政转移支付情况

项目

太和县31个乡镇

a镇

b镇

实际财政收入

11777

1336.5382.8

财政支出需求

285

411208

547.1

财政实际支出

11777

1256.3382.8

转移支付资金需求

16764

0

162.3

已实现转移支付

2044

0

160.3

四、结论及政策性建议

本文分析了农村税费改革条件下加大对乡镇财政转移支付的必要性,并设计了数学模型,由于乡镇经济活动的复杂性,这些模型需要进一步测算和验证。同时我们还应关注的问题是:农村税费改革后,如此巨大的转移资金数量需求上级政府能否满足?我们的思路是:在鼓励乡镇增收节支的条件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不可否认,由于种种因素制约,乡镇财政该收的部分没有收上来,造成财力下降,乡镇在增收方面努力不够,同时,由于财政上实行分灶吃饭,乡镇财政管理能力不足,财政支出缺乏监督,人为地造成财政缺口,为此,乡镇政府应从开源和节流方面充分挖掘潜力。

第五篇：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水价影响的报告

关于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水价影响的报告

根据省水利厅《关于开展农村税费改革对农业水价改革影响专题调研的通知》要求，我局组织有关人员对我市税费改革整体情况及三道河灌区近三年的农业水费征收、农业水价改革等情况进行了认真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汇报如下：

一、我市农村税费改革总体情况

2004年是农村税费改革的规范年。为了确保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全面落实，今年以来，襄樊市委市政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紧紧围绕省委、省政府提出的“三减、三规范、三确保”的要求，坚持以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切实减轻农民负担为核心，以规范农民负担监管体系、扎实推进综合配套改革为重点，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强化措施，克难奋进，确保了农村义务教育、乡镇机构和村级组织正常运转。

从2002年开始，我省全面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工作，经过上下方方面面的共同努力，改革试点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税费改革在我市全面铺开。农民负担大幅减轻，涉农乱收费得到遏制，配套改革逐步推进，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幅回升，干群关系明显好转，新的农村分配关系基本确立，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加快并步入良性循环。在这项建国以来的农村第三次重大改革中，各级各部门坚持以“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从大局出发，团结一致，密切配合，以人为本，克难奋进，取得显著成效。2004年全省农业税税率由原来的7%下降为4%，附加随之下调。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为了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省政府的决定，我市严格按照农业税税率降低3个百分点并取消农业特产税的要求，组织各县（市）区核实核准全市2004年应征农业税及附加。全市2004年应征收农业税及附加23331万元，比上年落实数40828万元减少17498万元，下降42.85%。人平减少44.2元，亩平减少29.3元。同时取消除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全市减少农业特产税收入328万元。全市农民可得实惠1.78亿元，人平48.25元，亩平29.23元。并做到了村村减负，户户减负，确保每个农民都得到了实惠。截止年底，全市2004年农业税任务23331万元已全部完成。为使水利事业更好的服务于民、造福于民，我市水利系统响应市委市政府和省水利厅的号召、扎实稳妥的开展农业水价改革。此项改革涉及“三农”，全市各级政府对此均高度重视，2003年我市对全市水费征收进行了统一改革，2004年全市各县市区均开展了贯彻落实省政府249号令的水价改革试点工作，广大农村用户农业用水水费虚高的问题得到切实解决，用水户、乡村群众组织、各级政府反映良好，2004年无一起针对水管单位水费计收问题的上访。

二、近三年农业水价改革的进展情况和经验 下面结合我市三道河灌区的实际数据，汇报近三年我市农业水价改革工作。

（一）水价执行情况

襄樊市地处鄂西北，气候特征为降雨量偏少且分布不均、气温偏高、日照偏长、蒸发量偏大，是全省有名的旱包子。我市水利工程以水库为主，泵站众多且部分为高扬程多级提水，全市水利系统共有大小水库845座，大小泵站2224个。水利工程供水以农业灌溉为主（77%），发电为辅，同时也提供少量工业、生活、多种经营用水。

2002年，农业水费按照鄂政发[1990]13号令及襄政发[1991]3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征收，农业水费实行乡镇代收，截留、挪用水费现象突出，当年全市水利工程农业供水量119350万方，应收农业供水水费3219万元，实收1481万元，当年收取率46%。

2003年，襄樊市推行了农业水费改革，我市严格执行襄樊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农业水费改革政策，取消收费中间环节，当年农业供水量54020万方，水费应收1708万元，实收1165万元，收取率68.2%，收取率有了大幅提高。

2004年，在执行2003水价改革标准和基础上，我市各县市区均大力兴办试行省259号令的试点，在试点推行计量收费和两部制水价，当年农业供水量103181万方，水费应收2038万元，实收1688万元，当年收取率82.8%。

（二）三道河水费计收情况 2002年，农业水费按照鄂政发[1990]13号令及襄政发[1991]31号文件的有关规定征收，即自流水费按每亩19.5公斤稻谷价计收,提水按自流灌溉的70%计收，稻谷价按省物价局下发的文件执行。年初三道河分别与灌区受益乡镇签定农业灌溉供用水合同，农业水费实行乡镇代收，截留、挪用水费现象十分严重，当年水费应收359万元，实收212万元，到位率59%，收取率低。

2003年，襄樊市推行了农业水费改革，三道河灌区严格执行襄樊市委、市政府制定的农业水费改革政策，按自流21.00元／亩、提水16.00元／亩的标准计收水费。根据襄樊市农业水费改革精神，水管单位在向灌区让利100余万元的基础上，对灌区实行灌溉经营权卖断，由宜城市个体户郭晓林以250万元买断，当年水费应收257万元，实收220万元，收取率85%。

2004年，三道河灌区被列为省、市灌区水价改革试点单位，在灌区二支渠推行了“两部制水价、一价到户的终端水价”和 “计量供水、计量收费”，即基本水价5.70元／亩，计量水价0.04元／方，末级渠系群管费6.20元／亩。二支渠以外，农业水费仍按2003年襄樊市农业水费改革政策计收。当年，水管单位将灌区分为六大经营区，面向内部职工卖断灌溉经营权，签订水费合同263万元。内部职工买断后，直接与灌区农民用水者协会签定农业灌溉合同、结算农业水费。当年长渠灌区五大经营区水费已到位95%。北干渠经营区应收6万元，到位4万元。

（三）全市改革取得的成效

1、降低了水价，减轻了农民负担。针对农业水费征收过程中层层加码、搭车收费问题严重的现实，2003年，我市出台了《全市农业水费改革实施意见》，各地、各水管单位严格执行实施意见，通过四个途径，真正把水费降了下来。一是水管单位降低水价，让利于民，减少收入1850万元；二是砍掉乡镇村组中间环节不合理收费800万元；三是提水泵站从电费、维修费、管理费等“三项费用”中挤出虚高部分900万元；四是精简管水人员，减少工资支出450万元。农民实际水费负担比上年大幅度下降，亩平水费由55.9元降至30.9元，净减25元，减幅达45%。全市农民水费负担减轻近4000万元。

2、规范了收费方式，减少了中间环节。水费改革后，截止2004年底，全市成立农民用水者协会1792个，直接参与水费计收、灌溉管理，改变了过去由乡镇、村组征收，容易发生层层加码、搭车收费的现象，实现了供需直接见面。

3、加强了监督，形成了公开透明的水费监管机制。全市自2003年以来累计发放《农民水费收缴明白卡》100多万份、村、组两级还建立了水费公开墙，公开用水面积、公开水价、公开水费，禁止超范围、超面积、超标准计征水费的“三公开、三禁止”局面已经形成。改革使农民用上了“明白水”、交上了“明白钱”，杜绝了计收过程中的“暗箱操作”。

4、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各地在充分尊重群众意愿的基础上，对村组泵站和以村组为单元的灌溉系统，积极推行租赁承包经营或卖断经营。在改制过程中，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规范程序，公开竞标，缴纳保证金，签订规范合同。全市共有37800余处小泵站、小机井、小水库实行了租赁、承包或卖断，占全市小型水利工程设施总量的70％。通过小型水利工程设施改革，增强了经营管理者责任，提高了灌溉服务质量，减少了水资源浪费，降低了供水成本，同时也促进了水利工程维护和管理。如老河口市竹林桥镇小陈营泵站（扬程17米）通过公开竞价卖断后，每亩实收水费仅19元（不含水源费），比水费改革规定的上限还低17元。

5、推动了水管单位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多数水管单位在水费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大力发展水利经济，积极推行内部改革，精简分流富余人员，扩大服务范围，加强成本核算，减人减事减支，努力实现农民负担减轻、自身正常运转的目标。如市三道河水电工程管理局2003年分流富余人员78人，占在职职工总数的20%；襄城区迴龙河水库采取多种措施，先后分流人员近30人，占单位总人数的75%，在水费减收的情况下，实现了无工资拖欠、无水事纠纷、无人员上访的“三无”目标。

（四）改革经验

1、政策宣传是基础。在灌区开展形式多样的涉水政策及水法律法规宣传教育活动，让灌区干群明白水价改革的方向、核心和目的，使灌区广大干群支持改革、拥护改革、参与改革，抵制乱加价、乱收费。

2、领导重视是前提。我们本着“依靠不依赖”的原则，加强同灌区各级政府的沟通联系，取得理解和支持，扫清水价改革和水费计收工作中的障碍。

3、合同管理是关键。严格实行农业灌溉合同管理制度，在灌前由供用水双方签订供用水合同，明确供需双方责权利关系，严格按合同供水和收费。

4、机制创新是保障。积极推行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模式，鼓励农民用水户以承包、租赁等形式参与灌溉管理，使用水户参与意识增强、参与范围增大、参与程度提高，减少了水费计收中间环节，减轻了农民负担, 提高了用水管理和水费计收的透明度，提高了水费收取率。

三、存在的困难问题和对策建议

（一）困难和问题

1、农业水价偏低，改革步履维艰

灌区目前执行的是2003年襄樊市自定的水费改革政策，未完全执行省物价局、水利厅联合颁布的农业供水价格。2004年在长渠二支渠的改革试点工作取得成功经验，但推广相当困难。

2、水费计收难，到位率低

一是村级农民用水者协会会长大多数由村两委干部兼任，协会实际是“一个班子”“两块牌子”，仍然摆脱不了乡镇 “暗箱操作”，出现了强行挪用水费上缴农业税的现象。二是水费中提取的用水者协会日常经费、渠道维护等费用普遍反映不够开支，缺口部分均挪用上交水管单位水费。三是建立用水者协会后，村组水费由农民选举的协会理事负责收取，由于缺乏有效的监管机制和措施，个别理事擅自挪用水费。

3、渠系老化失修严重，工程配套程度低，计量收费无法落实

三道河灌区是建国初期建设的水利工程，受当时资金、建材等条件的限制，建设标准低、配套率低，加之经过多年运行，日常维护资金投入不足，工程老化失修严重，尚不具备“计量收费”的条件，多年来一直实行按亩收费，农民用“大锅水”和用水粗放问题严重，造成水资源浪费。近年来，随着“两工”的取消，支渠以下渠系的维护问题日益突出。

4、灌溉用水水质受到严重污染

灌区水源为三道河水库，灌溉引水在由蛮河流经南漳县城时，因南漳县造纸厂、化肥厂、黄磷厂等排放工业废水，致使水质严重污染，不仅降低了土壤质量，对农作物生长极为不利，而且使灌区人畜饮水受到严重威胁。

（二）对策及建议

1、加大投入，继续搞好工程建设改造

围绕病险整治、节水灌溉、续建配套等项目建设，加快水源工程病险整治和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步伐，夯实灌区工程硬件基础。

2、加快农业水价改革步伐

认真贯彻执行省政府259号令，推行以“两部制”水价和“一价到户、一票到户”为主要内容的农业水价改革，逐步取消按亩收费，不断探索新的水价形成机制、水费计收方式和经营管理体制，促进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3、建立有效地灌区投资渠道

积极探索实践由国家和地方财政扶持、灌区水费匹配、受益群众投资投劳、社会资金为重要补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的结构合理、保障有力的工程维修资金投入机制，重点扶持和解决支渠以下工程维修养护资金严重不足问题。

4、探索多元化管理模式，积极建立和完善农民用水者协会

积极建立和完善以支渠为单位的农民用水者协会，理顺水管单位、灌区地方政府、用水者协会、农民用水户四方关系，充分调动用水户参与灌溉管理和工程建设的积极性，实行专管与群管有机结合，有效地促进节约用水。

襄樊市水利局

二00五年三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