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第一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发布时间:2011-04-01 作者:赵凌云 操玲姣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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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面临着市场萎缩、经济衰退的局面，国家通过推进城乡物资交流有效激活了内需、拓展了市场规模，成功促进了经济的恢复。当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我国仍面临着市场规模窄小的难题，面临着扩大内需、培育国内市场规模的重大课题。研究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的历史经验，对于当前扩大内需可以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的起因与做法

新中国刚刚成立时，面临的是国民党政权溃败时遗留下来的烂摊子：工农业生产大幅度下降，交通运输破坏严重，市场供应匮乏，物价剧烈波动，经济濒临崩溃。在经济重组过程中，私营工商业者经营消极，国内市场呆滞；同时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实行封锁禁运，使国际市场萎缩。因此，恢复国民经济，安定社会秩序，改善人民生活，成为摆在新生人民政权面前的紧迫任务。而要恢复经济，必须首先解决市场问题。

中央政府将推进城乡物质交流作为解决市场问题的突破口。正如陈云指出的，要“将城乡交流的任务放在财经工作的第一位”，这是因为“我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这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实施城乡物资交流的原因进行的精辟概括。

从1950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逐步展开了城乡物资交流工作。1950～1952年，中共中央、中财委多次发出有关推销土产和开展城乡物资交流的指示，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这些措施主要包括：（1）改善交通运输条件，恢复旧的和新的土产品流通路线。许多地方邀请有经验的商人、老工匠座谈，研究历史上物资交流的路线，有的还派遣有商人和内行参加的商业访问团、土产推销组到产地和销地进行购销活动。这种找回老线索、开辟新线索的办法是当时打开土产品销路的一个有效途径。（2）鼓励私商下乡购销。在税收、运输、贷款等方面给予方便，在价格上使之有利可图，还动员私商携带工业品下乡，供应农民需要。（3）组织合作社大力推销土产品。各级合作社设立推销机构，划定资金，指定干部，专门经营土产品的推销。（4）恢复原有集市，建立新的集市、庙会，组织广大群众开展短距离的物资交流。（5）国营商业增设土产公司，建立货栈。对专区以上的土产公司，采取健全机构、充实干部、増拨资金的措施。在县一级设立综合经营的土产公司。在土产集散地，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设立货栈，为物资交流服务。（6）开展群众运输。除国家铁路交通部门有计划地运输外，各地还积极建立土产运输公司、联营公司，发展运输网，组织人力、畜力、各种车船运输土特产品，有些地方还帮助群众组织运输合作社。（7）召开各级物资交流会。1950年冬，天津市组织了几万人参加的华北、东北、华东三个大区物资交流会，全国各地都有代表参加。会上成交了大量的土特产品和手工业品。中财委很快推广了这个形式，1951～1952年，各种形式和规模的物资交流会从大中城市发展到中小城市，再发展到农村集镇。参加交流会的不仅有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还有私营工商业和农民群众。在上述措施的推动下，新中国成立初期出现了两次城乡物资交流高潮。一次是1951年，这次高潮以大城市为中心组织的大区范围内的土产物资交流为主要特征。1951年6月10日，上海市率先召开土产展览会，设有16个展览馆，200多个零售商场，通过两个月的交流，90%的滞销土产售出，华东全区农民和手工业者增加收入2亿元。1951年6月28日，在汉口召开了中南区土产品交流大会，大会分设15个展览馆，交易总额8129万元，9月10日闭幕。许多滞销土产通过交流打开了销路，有的产品由滞销转为畅销。大会还使中南和东北两区阻塞多年的贸易关系得以恢复，东北区工商代表团通过大会采购各种土特产总价值290

万元。据粗略统计，1951年全国土特产销售通过交流大会成交的即达10.4亿元。1952年又出现一次高潮，据中央贸易部的不完全统计，1952年全国各地召开的高、中、初级物资交流会共7789次，成交总值10亿元，增长了2.39倍。

二、城乡物资交流的成效与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扩大了土特产品的销路，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扭转了市场的呆滞局面，活跃了城乡经济，促进了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第一，大幅度地提高了农民的购买力，促进了农村生产的发展和农民生活的改善。1949～1952年，农副土特产品采购量从1950年的80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9.7亿元，增长了62.1%，三年中农民净货币收入从1949年的68.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7.9亿元，增长了86.7%。据不完全统计，西南区农民1951年的购买力比1949年增加了60%～80%；1951年与1950年相比，东北农民购买力提高了40%，皖北提高了1倍，浙江提高了60%，西北及少数民族地区提高了20%～60%不等。

第二，沟通了全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关系，扩大了商品流通，拓展了国内市场体系和市场规模。中南区的瓷器、土布、土纸、砂糖、竹器、水果等远销西北、内蒙古、新疆、察哈尔等地。内蒙古的天然碱、奶油、瓜子销往中南地区和其他地区。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的成交总额中，华北及内蒙古采购占66.14%、推销占84.3%，其他大区采购占33.86%、推销占15.7%，推销中以土特产为主，占推销总额的60%以上。1950年、1951年、1952年三年的商品零售总额分别为170.56亿元、208.84亿元和246.88亿元。三年中，商业部门社会总产值由1949年的68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3亿元，增长了66.2%。商业部门上交国家的财政收入，从1950年的10.7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1.73亿元。

第三，增加了工业的原料，促进了工业生产的发展。例如，江西、浙江组织了8300吨竹浆供应上海的造纸工业。棉花、麻、烤烟、甘蔗、甜菜、蚕丝等经济作物都是工业的重要原材料，促进了工业的恢复和发展。1952年和1949年相比，纱增长100.6%，麻袋增长570%，布增长102.6%，糖增长125%，卷烟增长65.6%，丝增长211%，丝织品增长30%。据统计，1951年全国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38.2%，城乡物资交流对此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四，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的繁荣。城乡物资交流推动了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经济的活跃。以北京、天津、上海、青岛、重庆、西安、开封、汉口八个大中城市为例，1951年上半年与上年同期比较，开业的工业户数增加290%，商业户数增加258%。新就业的人数达12万余人。银行储汇业务也普遍增加，各行各业呈现普遍繁荣景象。全国物价稳定，市场活跃。在城乡物资交流中，国营商业、合作社商业和私营商业都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国营商业企业从1950年的7638个增加到1952年的31444个，1952年比1950年增加了3.12倍。国营商业上缴利税1952年比1950年增长3.02倍。国营商业国内商品销售额从1950年的34.42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55.08亿元，增长3.505倍。其中，批发额从1950年的24.48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14.69亿元，增长3.685倍。国营商业批发额占全社会批发额总数的比例由1950年的23.2%增加到1952年的60.5%。国营商业国内商品购进额从1950年的45.5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40.58亿元，增长2.086倍；供销合作社由1949年的22817个增加到1952年的335096个，合作社商业国内商品购进额从1950年的12.2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86.84亿元，增长6.06倍。合作社商业对农副产品销售额由1950年的8.46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54.79亿元，增长5.476倍。其中，商品零售额由1950年的7.8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49.63亿元，增长5.29倍，在零售商品总额中的比重由6.7%上升为23.8%；私营商业企业和饮食业企业由1950年的477万个增加到1952年的515万个，增长8%；私营商业的商品零售总额由1950年的100.89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120.4亿元，增长19.3%。

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来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是一次内需拉动经济的成功尝试，形成了丰富的历史经验。具体来说：一是以提高农民收入、增强农民购买力、拉动农村

需求为起点，带动工业品市场购买力的扩张，进而拉动整个工商业和国民经济的恢复；二是以恢复市场网络、扩展市场线路、培育多元市场主体、完善批发零售市场体系为抓手，构建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为市场扩张、内需拉动构建完善的市场基础；三是以工农产品互相交流、城市农村市场整合、工农产业互动互促为动力，促进工农产品需求规模的扩大，从而不断扩张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为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提供充足的市场空间。

三、对当前扩大内需的启示

当前，中国经济从总量规模、结构层次、国际环境、体制环境等方面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可同日而语。但是，面临的难题与课题具有共同之处。首先，在国际市场规模萎缩的背景下，国内市场总体规模偏小，经济发展可持续的市场支撑乏力，由此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倚重国际市场，内需动力不足。其次，在国内市场规模中消费需求与消费市场增长不足，国内市场规模的扩大主要依赖投资拉动，而投资拉动不仅遭遇资源、环境的制约，反过来，投资的孤军深入也遭遇消费市场跟进不够的制约，近期诸多行业出现的产能过剩就是明显的表现。第三，在国内消费市场规模中，农村消费规模相对较小，主要依靠城市消费市场拉动。因此，当前中国同新中国成立初期一样，面临着扩大农村消费、整合城乡市场、激活国内需求、扩大国内市场规模的现实课题。

上述问题的产生原因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也是不同的，既有传统发展方式的原因，有传统体制模式的影响，有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也有产业结构升级缓慢的制约，因此不可照搬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做法。但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推进城乡物资交流的实践中，可以获得诸多深层次的启示。

首先，中国发展要基于国内市场总体规模的扩大，扩大国内的消费需求。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乡物资交流通过激活内需、扩大内需拉动经济恢复，昭示了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消费、投资与出口是促进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和投资，即内需应当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其中消费是拉动一国经济增长最稳定、最持久的动力。对一个大国来说尤其如此。世界上一些经济发达、开放度高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日本还是欧洲的几个大国，拉动经济增长的第一要素都是消费，但目前中国需求结构中却出现了投资率和出口比例偏高、消费率较低的情况。1978年，中国消费率是62.1%，2007年下降到49%，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低于亚洲国家平均水平。由于消费率低，居民生活没有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同步提高，导致国内市场规模受限，生产能力相对过剩，使得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不断提高。结果拉动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而扩大出口带来的外贸顺差过大和国际收支盈余过多，还会造成国内资金流动性过剩，银行手里有着大量资金需要贷出，反过来又助长了投资的高增长。在中国经济起飞的初期，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因为需要加速发展、增加财力，投资与出口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比较合理的。但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特别是作为一个大国，无论是着眼于改善民生，还是着眼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国际收支平衡，都应该坚持扩大国内需求，鼓励合理消费，把经济发展主要建立在内需拉动的基础上，形成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的格局。其次，扩大内需关键是提升国民购买力，增加国民的收入水平。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之所以成功拉动经济恢复，关键在于提高了农民乃至全社会的购买力。购买力的提高依赖于收入的提高，而收入的提高又依赖于有可作为交换的能力。因此，当前扩大内需的思维应从增加消费的思路转移到增加消费力的思路上来。如果说增加消费主要从需求的角度来考虑，那么增加消费力则主要从供给的角度来考虑。这里的消费力就是指有作为消费而交换的能力，也即是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能力。对于广大消费者来说就是就业的积极性和能力、创业并获取利润的能力、创造财富和财富增值的能力。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就是在农民生产积极性高涨、生产了大量的土特产品的基础上，政府通过鼓励支持城乡交流，扩大了土特产的销路，增加了购买力，提高了农民的“消费力”，活跃了城乡经济，这是符合当时国内经济环境的举措。今天，同样面临增加消费、活跃市场的问题，我们要做的仍然应该是增加消费力，只不过我们今天的经济环境、经济条件比新中国成立初期有很大的改善，因此增加消费力的方式、方法不再是简单的城乡物资交流，而应该是提高农产品加工度、推进农村工业化程度、提高产品附加值等。

再次，扩大内需的重点在农村。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业经济占主导地位，国家把城乡物资交流作为恢复经济的关键。当前，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水平已经大大提高，但是拉动内需的重点依然在农村。这是因为，一方面，目前7.28亿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55%，因此，促进农村消费增长、提高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另一方面，农村居民消费增长具有巨大潜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居民消费总体上保持较快的增长。农村居民消费总额（按支出法计算）从1978年的1092.4亿元增长到2007年的23913.7亿元，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增长5.7%左右；剔除农村人口变动的影响，1978～2007年农村人均消费实际增长5.9%左右，比全国居民消费平均增速7.5%低1.6个百分点。农村消费增速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还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由于长期的城乡差距，农村的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缺乏，农村的消费升级受到基础设施瓶颈的制约，农村市场难以启动，最终造成农村福利的损失。当然，扩大农村的消费水平不能就农村论农村，农村的发展要依托城市的繁荣，要立足城乡统筹发展，扩大农村的就业水平，增加农民的收入，加速农业人口的转移。只有这样，才能最终提升农民收入和消费需求。

最后，扩大内需要着眼于培育国内市场体系。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城乡物资交流之所以取得成功，还在于充分利用了市场渠道、市场机制和市场体系。1951年、1952年先后两次掀起城乡物资交流高潮，全国各地着重疏通市场渠道、畅通市场信息，搭建物资展览会、土产交流会等市场交易平台。市场体系建设提高了农村生产市场化程度，发挥了市场机制对农业的调节作用，推进了农村初级市场的发育及其与城市市场的接轨，推动了地区市场的发育及其在全国范围内的一体化。当前，国家为了扩大内需，采取了减税、家电下乡、工业品下乡等一系列举措，利用财政、税收政策刺激消费，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效应。但是从根本上讲，还需要市场政策，即构建完善的农产品和工业品交流的大流通体系和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只有这样，才能为扩大内需构建坚实的市场基础。

第二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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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版必修一

第七单元现代中国的对外关系

第23课 新中国初期的外交

【教学目标】

一、知识目标

1.建国初期的外交形势

（1）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并且逐步走向对峙;世界民族解放运动潮流高涨。

（2）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对新中国采取政治敌视和经济封锁政策。（3）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性质决定了外交政策。

2.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1）“另起炉灶”即不承认“旧中国”与帝国主义国家建立的屈辱不平等外交，在新的基础上建立独立自主，平等互利的新型外交关系。

（2）“一边倒”即倒向社会主义阵营。

（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即废除一切过去旧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消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在华势力和一切特权，从新建立平等的外交。

3.新中国的外交取得了哪些成就

（1）同苏联等国家最先建立外交关系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3）日内瓦会议

（4）亚非国际会议（万隆会议）

二、思想教育目标

1.使学生们认识到新中国成立初时期，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下，积极开展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外交政策，并且取得的了很大的外交成就，改变了中国过去屈辱的外交历史，显示了新中国人民自强不息和爱好和平的愿望。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高度赞扬和评价，产生了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处理国际相互关系的新准则，表明了新中国对于建立世界和平、国际秩序，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3.新中国派代表参加日内瓦会议和亚非国际万隆会议，表明中国的国际地位和作用有所提高，增加了学生对国家和民族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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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能力目标

1．归纳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成就，培养概括问题的能力。

2．对比新中国外交与旧中国外交的不同，培养运用历史比较方法，鉴别历史知识的能力和比较问题的能力。

3．分析新中国外交的背景和目的，回顾中国所处的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建设任务，提高知识迁移能力和综合分析问题的能力。

【重点、难点】

1.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认识：

(1)内容及相互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其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必备条件和基础，它构成了核心部分；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是贯彻五项原则的保证；平等互利是实现共处的条件；和平共处则是出发点和必然结果。

(2)由来：1953年12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接见印度政府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得到了印方的赞同，并于1954年9月被正式写进了中印谈判公报中。同年6月，周恩来访问印度、缅甸时所发表的中印、中缅总理联合声明中，不仅承认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指导中印、中缅关系的原则，而且正式倡议将其作为国际关系的准则，1955年万隆会议所确立的十项原则，实际上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引申和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是强调用于处理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的关系。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发生后，中国政府又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应该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从而扩大了它的应用范围。

(3)影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自首倡至今，经过几十年的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表现出强大的生命力，成为当今公认的现代国际法和处理现代国际关系的共同准则，是处理国与国关系的最好方式，也是建立国际新秩序的基础。它的提出标志着新中国外交的成熟。

2．中国近百年屈辱外交

(1)《南京条约》是第一个屈辱条约，是腐朽的清政府屈服于西方殖民者炮舰外交的首次记录。

(2)1861年顺应侵略者要求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主管外交等事务。清政府听从英国人赫德的建议，让美国人蒲安臣任中国使臣代表中国去办理外交，是国际外交史上绝无仅有的奇闻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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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于综合国力的贫弱，更由于清朝统治集团的腐败，在外国侵略者面前长期奉行妥协退让的外交路线．终于酿成中法战争后以胜求和的悲剧，留下世界战争史和外交史上最可耻的一页。到《辛丑条约》签订时，慈禧太后竟厚颜无耻地表示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总理衙门被改成位居六部之首的外交部。清政府对外不平等的屈辱外交发展成赤裸裸的卖国外交。

(4)中华民国成立后，为争取帝国主义的支持，南京临时政府承认清政府与列强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没有摆脱晚清屈辱外交的阴影。袁世凯和段祺瑞则用出让国家民族利益来换取外国支持。

(5)国民政府时期，蒋介石集团对日本侵略曾长时间退让和不抵抗，为取得美国的支持1946年订立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等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3．认识中国人民渴望独立自主的外交之争

(1)外交之争：

①禁烟运动期间，林则徐顺应民心，在英国侵略者面前坚持了严正立场。②太平天国坚持了外交上的自主精神。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特权和取消“二十一条”、收回日本大战时夺去的德国在山东的各种特权，遭到无理拒绝，引发了五四运动，中国政府代表在据理力争无效后没有在“和约”上签字，捍卫了民族尊严。④在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在国内人民反帝斗争高涨的背景下，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迫使日本在中国山东问题上作出让步，取得虎口夺食的成果。⑤在国民革命的大潮中，武汉国民政府收回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是中国人民自近代以来第一次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一些被侵略的权益。⑥国民政府前期，为缓和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制造对外“自主”形象，以及减轻财政压力，围绕实现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问题，发起了要求帝国主义支持的“改订新约运动”，并取得一定成效，但较之孙中山“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是一种退步。⑦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的主要国家，在开罗会议等国际会议上取得收回国家利权的重要成果，英美确认日本侵占中国领土必须归还。但直到国民政府退出大陆前，帝国主义在中国的许多侵略权益仍没有收回，并出现美国侵华权益扩大的趋势。

（2）认识：

①落后就要挨打，弱国就被强食，弱国无外交。②社会制度落后，必然导致外交的失败。

③誓死保卫国家主权，提高综合国力是国家外交的后盾。

4．亚非会议取得成功的原因

(1)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2)许多与会国家的代表坚持了团结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正义立场。

(3)中国代表团的杰出工作被国际舆论认为“在促进友好谅解的决议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

5．对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同时实行“一边倒”方针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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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所谓“一边倒”是指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斗争中，将坚定地站在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其实质就是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严正立场。它完全是一条政治路线。它既不意味着中国政府绝不同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来往，也不意味着中国政府放弃独立自主，无原则地倒向苏联一边。

(2)“一边倒”方针的提出，是由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面对两大阵营的尖锐斗争，鉴于新中国成立前后的国际环境和历史条件，中国政府采取“一边倒”外交政策，这样新中国在保障人民革命胜利成果，保护和平，维护独立和主权的斗争中不致处于孤立的地位。

(3)“一边倒”方针是近代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总结。它有助于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有助于清除斯大林政府对中国共产党和我国政府的偏见。

总之，“一边倒”方针是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形势相适应的，在历史上曾起到过积极作用。

6．不同时期外交政策的比较

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之初，都面临着哪些相同的国际环境，在这种国际环境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华民国分别执行了怎样的外交政策？原因是什么？

(1)相同的国际环境：都面临着帝国主义的威胁，帝国主义国家都对新生政权采取了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的敌视政策，妄图将新生的政权扼杀在摇篮里，这是因为帝国主义国家不希望中国独立。

(2)不同的外交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打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如采取“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一边倒”、“团结世界各国人民”等政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外交成就，对帝国主义进行了沉重的打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为了换取帝国主义的承认，在《告各友邦书》中明确承认“清政府同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有效”。这实质上是一种屈辱外交。

(3)形成不同外交政策的原因：

①社会制度的不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实行独立外交，国家已经取得了独立，而且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实行屈辱外交，因为民族不能自立，还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徘徊。

②领导力量不同。中国共产党是伟大的无产阶级政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意志，领导中国人民当家作主，有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而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它本身带有软弱性和妥协性，严重脱离人民群众，不能发动人民群众，没有执行独立自主外交政策的基础。

【板书设计】

依据 政策 成就

国家利益 另起炉灶 与苏联等17国建交 国家性质 一边倒 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国家实力 打扫干净屋子 参加日内瓦会议

国际坏境 再请客 亚非国际万隆会议

【教学过程】 211校园窝（www.xiexiebang.com）海量教学资源免费提供

课题导入

请同学们翻到我们教材的必修一108页，我们今天开始学习第七单元的第二十三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我们知道，近代中国的外交是非常失败的，自鸦片战争一来，我们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想来都是不平等的，签订了很多不平等的条约，不是赔款就是割地的。旧中国的外交只有屈辱，没有真正的外交。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新中国才开始酝酿一种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这种新型的平等的外交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共同探究学习。

课前思考题

1.新中国成立初期提出了什么样的外交政策和外交方针？ 2.新中国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外交这样的外交政策方针？ 3.新中国的外交上取得哪些成就？

外交政策

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周恩来就旗帜鲜明地提出以保障民族独立和维护世界和平为主旨的外交政策。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护国际的持久和平和各国人民间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

外交方针

“另起炉灶”，不承认旧的屈辱外交关系，在新的基本基础上建立新的外交关系。是我国改变了半殖民地性质的外交关系，在政治上建立了独立自主的外交关系。

“一边倒”，坚定不移的站在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不仅反对了帝国主义，而且不至于在外交上陷入孤立的地位。

“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先消除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和势力，从新建立新的外交关系。巩固了新中国的独立和主权，奠定了与其他国家建立平等互利的外交关系的基础。

外交政策提出的背景

材料

一、1946年，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宣称：“美国今天是一个强大的国家，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它更强大了......这意味着，我们拥有这样的力量，就得挑起领导的担子并承担责任。”

材料

二、1957年，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示：“我们一直没有同共产党中国贸易，或者准许同它进行文化上的交流。这些过去一直是，而且现在也是我们的政策。”

材料三:“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国家,国家的权力属于人民,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共同纲领》 211校园窝（www.xiexiebang.com）海量教学资源免费提供

结合以上材料你能得到什么认识？

1.世界形势的变化: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初步形成并走向对峙;世界民族解放运动高涨 2.以美国为首的国家对中国的敌视和封锁

3.独立自主的新中国的建立: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决定外交政策

外交成就

1.同苏联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是第一个宣布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苏联与中国建立外交，接下来中国迎来了第一波建交高潮，先后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有：

保加利亚（10.4）罗马尼亚（10.5）匈牙利（10.6）朝鲜（10.6）

捷克斯洛伐克（10.6）波兰（10.7）蒙古（10.16）民主德国（10.27）阿尔巴尼亚（11.23）越南（1950.1.18）

印度（1950.4.1）——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非社会主义国家 瑞典（1950.5.9）——第一个与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

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首次访问苏联，与苏联正式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2.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1953年)：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1）.标志着新中国外交政策的成熟。

（2）(它超越了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以其包容性和开放性等到了国际社会的广认可)成为解决国与国之间问题的基本原则

3.日内瓦会议(1954年)1954年4月26日至7月21日，苏、美、英、法、中5国外交会议在瑞士日内瓦国联大厦举行。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关于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7月21日，与会各国签署了《越南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老挝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柬埔寨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会议最后发表了《日内瓦会议最后宣言》。

1954年日内瓦会议是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地位和身份参加讨论重大国际问题的会议，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代表团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国际力量，为会议达成协议做出了重大贡献。这次会议实现了印度支那的和平，确保了中国南部边境地区的相对稳定，明显改善了中英关系，架起中美沟通的桥梁。日内瓦会议对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与印度支那的关系、中国的对外政策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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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亚非国际会议(万隆会议)(1955年)万隆会议，又称第一次亚非会议，召开于1955年4月18日-4月24日，是部分亚洲和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国际会议，也是有史以来亚非国家第一次在没有殖民国家参加的情况下讨论亚非事务的大型国际会议，主要讨论了保卫和平，争取民族独立和发展民族经济等各国共同关心的问题。万隆会议主要目的是促进亚非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并共同抵制美国与苏联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活动。

中国政府自始至终对亚非会议持积极支持态度。中国政府代表团由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率领，代表是国务院副总理陈毅、外贸部长叶季壮、外交部副部长章汉夫和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代表团顾问有廖承志、乔冠华、陈家康、黄华等。中国代表团基于对当时形势和与会国的复杂性的分析而确定的参加亚非会议的总方针是：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创造条件，力求会议取得成功。中国代表团抵达万隆时，周恩来总理在机场发表谈话，强调中国代表团是抱着和平和友好的热烈愿望参加会议的，相信此次会议一定能够克服各种破坏和阻挠而取得圆满成功。会议在前两天一般性发言中，出现有些国家的代表当着中国代表的面攻击共产主义是独裁，是新殖民主义，甚至怀疑中国对邻国搞颠覆活动。面对会议可能走上歧途的危险，周总理当即决定将原来准备的发言稿改为书面散发，而作即席补充发言。明确表示：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亚非国家存在求同的基础：绝大多数国家和人民自该国近代开始以来都经受过、并且当时仍在受着殖民主义所造成的灾难和痛苦。无论是共产党领导的还是民族主义者领导的亚非国家都是从殖民主义的统治下独立起来的，可以相互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完全可以成为我们中间建立友好合作和亲善睦邻关系的基础。周总理讲话赢得了与会各国代表的普遍赞扬。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提倡“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原则，得到绝大多数与会国代表的拥护和支持，为会议的成功奠定了基础。同时，中国代表团与一些国家代表团进行广泛接触，加强协商，密切合作，为争取会议的顺利进行和成功起了积极的作用。

课后思考题

材料一

近代中国由于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蒋介石国民政府实行对帝国主义屈辱 投降的外交政策，据统计，中国近代同外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1000多个，被 迫开放的口岸有一百多个，租借地上百，租界有四十多处。赔偿白银十三亿两、割地仅俄国一家竟达一百五十多万公里。难怪一位外国人说：“中国已经达到了 一个国家地位非常低落的阶段。”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政策的原则，为保障本国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拥有国际持久和平和各国的友好合作，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1.新中国和旧中国的外交有什么区别？你能得到什么启示？

旧中国对外实行屈辱的外交政策，新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平等外交政策。启示：1.落后就要挨打，弱国无外交。

2.政治腐败、经济落后必然导致外交失败。211校园窝（www.xiexiebang.com）海量教学资源免费提供

3.提高综合国力是国家开展外交的坚强后盾。

第三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式的客观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内外形式的客观分析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形势总的来说是严峻的。

在国内，我们主要从军事和经济两方面进行分析。在军事方面，当时全国尚未完全解放，台湾、西藏等地都不是人民政府控制。国民党政府虽然已经溃败移至台湾，但其反动派残余势力还在负隅顽抗，在新解放地区，他们同当地恶霸势力相勾结，以土匪游击战争的方式同人民政权作斗争，造成但是局势的不稳定。在经济方面，新中国的财政经济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实际上，新中国从国民党手里接收过来的是一副烂摊子。因为代表四大家族利益的国民政府的搜刮是在蒋介石掌握中国政权直到新中国成立这段时间里一直就存在着的，解放战争前后，国民政府更是加紧了对工农业横征暴敛，此外，内战也使国统区的工农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这些使工农业的生产急剧下降从而引发了国统区的经济危机。而且国民党撤退的时候还带走了大量的财富。另据统计，1949年的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许多工厂倒闭，大批工人失业，通货膨胀，物价飞涨，人民生活遇到极大的困难。同历史上的最高水平相比，1949年，工业总产值减少一半，粮食产量减少约四分之一。当时，毛泽东就说过：“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经济可谓是“一穷二白”。

国际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基本形成，并走向对立；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措施，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朝鲜战争一触即发，我国面临唇亡齿寒的威胁。

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下，为什么我们新中国还能生存并发展至今呢，有没有其他有利形势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为了使新中国在保卫胜利果实、维护独立与主权的斗争中不致孤立，我们采取了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从而得到了苏联对我门的支持。在当时，对一个新生政权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另外，新中国的成立，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标志着一百多年来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同封建统治者勾结起来奴役中国人民的历史和内外战乱频仍、国家四分五裂的历史从此结束。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人民企盼已久的独立、统一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终于诞生，在巨大胜利的鼓舞下，全国各族人民革命热情高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干部和战士在新区工作中表现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作风、艰苦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使人们耳目一新。广大工农劳动群众满怀翻身的喜悦。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欢欣鼓舞，大批参加革命工作。华侨青年和留学生纷纷回国。许多中间力量，包括从反动营垒中分化出来的力量，主动向人民靠拢。许多人要求重新学习，改变旧思想，以适应变化了的情况。解放区和原国民党统治区的党的力量、革命力量汇合起来，更有力地发挥核心作用。中华大地上出现万象更新的局面。

而且新中国的成立，不但是中国从古未有的大胜利，也是具有世界意义的大胜利，它鼓舞了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世界人民的欢迎和支持的。正是以上种种，新中国才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一路走到今天。

通过对上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形式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一切外来阻挠都无法阻止他前进的脚步。

杨超

轻化学院食品3班

学号：3110002237

第四篇：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顾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回顾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提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的道路;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把生产资料从私人所有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准备长期艰苦奋斗”等主要内容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如何深刻理解和科学把握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中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共同富裕 政策思想 探析

【中图分类号】D24 【文献标识码】A

中国共产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观与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相结合的认识成果，是关于中国人民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政策性主张，是解决共同富裕道路上实际问题的政策依据，深刻地影响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的不断发展和历史演进。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的基本政策目标是：带领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为实现这一政策目标，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共同富裕观分析并根据我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的实践诉求，提出了一系列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

在农村，提出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把广大农民引领到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上，党提出了鼓励农民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与当时中国农村农民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成果。

首先，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对当时中国的农民进行科学理性的认知。在马克思看来，农民土地所有制的私有性以及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使得农民处在一种分散的彼此孤立的就像一袋马铃薯那样的小生产状态中。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使得他们安于其中。因而他们不可能自发地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只会自发地朝着个体富裕的方向发展，导致农村社会发生贫富阶层的分化。因此，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后，“就应该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过渡，让农民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①农民要走上社会主义道路，需要经过一个过渡环节，就是先进性农业合作化，让他们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这样才能从小农经济转变为社会主义经济。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农民理论方法，毛泽东分析了中国农民的情况，他指出我国封建社会统治的根基是农民一直陷于贫穷困苦的原因，即传统一家一户为单位的小农经济，要摆脱这种个体生产分散的情况，就要实现集体化，就要走合作化。②在中国农村组织农民办生产合作社的可行性如何呢？党中央作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研究，根据一些地方把农民组织起来试办合作社以后实现了粮食增产的情况，毛泽东认为互助合作“是一条由穷变富的道路”。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大地上数以千万的农民，在生产条件极度落后的情况下进行生产，还要面对和克服各种自然灾害，只有通过走互助合作的社会主义道路，才能利用集体的力量克服困难，充分发挥集体经济的强大优越性，才能消除两极分化，才能让农民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的共同富裕起来，才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其次，对当时中国农村农民的实际进行了反复的民主讨论，确认了基本的政策问题。从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对中国农民的分析看，在中国无产阶级取得了国家政权之后，就可以通过实行合作化让农民从分散的小农经济过渡到能够走向共同富裕的集体经济。然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并没有马上去这样开展工作，而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以农民土地所有制取代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村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实行农业合作化需要在无产阶级的支持下，即得到工业化的支持。而在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这就使得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民难以获得工业技术的支持而依然处在小生产的生活状态中。于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就在自然的逻辑中得以生长。

历史的事实也表明，土地改革后的农村的确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曾经的农业互助组没有活力，组织涣散，缺乏积极性的现象不断出现;农村又开始出现土地买卖，雇工经营，高利贷等现象。这样一来代表农民之间层次差异的中农、富农又重新出现。对此，当时的中共山西省委向华北局汇报时，建议把互助组织提高一步，即扶植和增强社会主义的新因素，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经济的基础。这一建议在党内展开了反复的争论。

在经过反复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党确认了基本的政策问题，即在没有完全获得工业化的物质技术支持下，中国农民能否摆脱小农经济的束缚而走上集体经济建设的共同富裕之路。对这一问题，党的基本认识是：我国的农业生产，可以不照搬苏联的做法，先不搞农业机械化，也能实现合作化。③于是在195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指出：“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使农业能够由落后的小规模生产的个体经济变为先进的大规模生产的合作经济……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④这里“逐步实现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就是实现合作化。

最后，在带领广大农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实践中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民理论。一是党认为作为中国革命主力军的中国农民，是经过革命实践锻炼的，他们可以通过接受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教育和政治教育克服自身的小农意识，并形成共同富裕的思想观念。

二是党认为中国的农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走上共同富裕道路是可以预期的。毛泽东指出：“我们还是一个农业国。在农业国的基础上，是谈不上什么强的，也谈不上什么富的。但是，现在我们实行这么一种制度，这么一种计划，是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的，一年一年可以看到更富更强些。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农民不再是个体私有制的农民，而变成合作社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了。这种共同富裕，是有把握的，不是什么今天不晓得明天的事。”⑤

三是当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认为，农业在没有完全获得工业支持的条件下，中国的农民也可以发展起来，他们可以通过采取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走上共同富裕的发展道路。

在城市，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策思想

在解决如何使农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问题的同时，为了使城市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剥削状态中解放出来也走上共同富裕道路，党提出了坚持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原理与当时中国城市经济建设实际相结合的认识成果。

首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控制国家经济命脉。人民真正实现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公有制经济，这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早就揭示的。根据这一点，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立即采取没收官僚资本转归国有，并在以前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公营经济的基础上建立起了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国营经济领导地位的确立，使国家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和足以操纵国计民生的事业。这样一来，就为下一步有计划的进行经济建设提供了稳定的国内环境，为国民经济恢复，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以及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提供了有利条件。

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有了明显改观，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绝对优势，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也不断增强，这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控制住国民经济命脉的国营经济以后，国家能够稳定国内经济局势，社会主义制度稳步确立，为人民群众大规模的社会建设提供了稳定的环境，为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在物质财富建设方面提供了坚实保障。

其次，依据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构想，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在马克思最初设计的宏伟蓝图里是国家实现对社会一切生产资料的占有，特别是对土地资源，矿山资源，铁路交通，生产机器等的直接占有，⑥“生产资料的全国性集中将成为由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⑦这样看来，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形式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要特征的。

因此，1953年底，党根据国家经济建设的形势要求和初步具备的基本条件，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开始了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完成以后，社会主义公有制基本建立，它的建立为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发挥了巨大作用。公有制建立以后，劳动者普遍以主人翁的身份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没有了私有制的束缚，劳动人民劳动热情高涨，劳动者共同享有社会生产资料，大大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使得当时的社会生产力迅速增长。

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制度保障。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公有制是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征。让社会全体成员共同占有和支配生产资料，改变以往资本家占有一切生产资料，工人没有任何生产资料的剥削和压迫现状，引导人民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乃至将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也要求必须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全体社会成员对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才算是从根本上消除剥削和压迫，这样才能带领城市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走上共同富裕道路。

在何时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上，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

在解决农村和城镇两个领域如何带领人民走上共同富裕道路这一基本政策问题的过程中，又都面临着需要获得工业化支持的问题。在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下，是不是一定要等待有了工业化支持的条件后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呢？对此，党提出了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从这一政策思想形成的历史过程看，它是中国共产党人智慧的结晶。

依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般逻辑要求，党的一个基本认识是，鉴于我国的现代工业经济基础十分薄弱，需要在新民主主义条件下经过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工业化建设，等到有了工业化提供的物质技术支持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然而，新中国成立后最初几年的经济建设发展形势，使得党必须重新思考何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1952年9月，党中央书记处在讨论第一个五年经济建设计划时，毛泽东根据国内形势认为要进入社会主义社会，还需要用10到15年的时间，还指出要立刻开始，从现在开始，不等待地进行过渡。这一思想里已经包含有社会革命与工业化建设并举的政策思想萌芽了。

1953年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带领人民开始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一方面开展社会革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进行技术革命，实现国家工业化。到1954年6月，第一次全国农村会议时毛泽东指出：农民大量增产的要求和农村分散私有性质的小农经济、落后的农业技术之间的矛盾已经凸显，农业生产遇到的困难更多了。要解决这些矛盾，一个是进行社会革命，实现农业合作化，把农民的个人私有变为集体所有;一个是进行技术革命，农业生产中，逐步推行机械化。⑨实行社会革命的同时，进行技术革命是解决矛盾的根本。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都是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把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在解放生产力的同时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过程中不断地解放生产力。两种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使生产力得到了解放和发展，从而促进了经济发展。在这样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我国贫穷落后的面貌才会不断改观，党带领人民才能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在追求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上，提出了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

党在带领人民走向共同富裕道路的过程中，根据国情实际清醒的认识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只是为实现共同富裕开辟了一条有保障的途径，并不意味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就能很快的达到。于是，党提出了需要长期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

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极其落后，进行经济社会建设的任务极其艰巨，要在经济文化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实现全体国民的共同富裕并非是短时期就能够达到的。我国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在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经济水平要想实现一个大的提高，需要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的发展和进步，也非一日之功。这一过程可以快一点，但不可能很快，不能超越历史阶段，违背发展规律。很快实现，那是吹牛皮。⑩实现共同富裕需要艰苦奋斗，需要不懈努力，不是一蹴而就的。

党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共同富裕政策思想深刻地影响着党的共同富裕政策逻辑演进。新农村建设的举措吸收了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的政策思想的精华;坚持国营经济领导地位，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的政策思想在当前表现为坚持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制度，同时也时刻提醒我们要坚持社会主义;社会革命和技术革命同时并举的政策思想对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艰苦奋斗的政策思想也是我们党在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的基本理念。

（作者分别为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河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河南省社科联、经团联调研课题“社会主义共同富裕价值观研究”成果，项目编号：SKL-2013-34）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87页。

②《毛泽东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31页。

③《毛泽东与20世纪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349页。

④《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622页。

⑤《毛泽东文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95～496页。

⑥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42页，第221页。

⑧《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4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第497页。

⑨《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77～78页。

责编/张晓

第五篇：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及其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长期战乱、灾荒、医疗资源匮乏、卫生习惯差等原因，导致鼠疫、霍乱、天花、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在我国仍不同程度发生，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其中，鼠疫、霍乱和天花属于甲类烈性传染病，具有传染性强、病死率高、危害性大等特点。当时，鼠疫在东北、东南、西南的许多地区肆虐。1949年下半年，内蒙古察蒙租银地发生鼠疫疫情，并传播至河北一带。1950年初，福建华安、江西南昌、浙江温州等地均发生过鼠疫。据统计，1950年至1954年，全国8个省（区）有6868人感染鼠疫，死亡2268人，死亡率为33.02%（张义芳等：《中国地方病防治四十年》，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第16页）。霍乱从1820年传入我国，至1948年的百余年间，我国发生大小霍乱疫情近百次，给人民群众造成了深重灾难。在1939—1947年间，全国霍乱发病人数达81510人，死亡11762人（王育民、薛文华、姜念东主编：《中国国情概览》，吉林人民出版社，第592—593页）。新中国成立后，霍乱虽然很快得到遏制，但各地仍有零散病例出现。1950年全国天花患者共43286人，到1954年仍有13个省出现天花病例（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卫生防疫事业探论》，《党的文献》2006年第4期）。此外，血吸虫病、疟疾、丝虫病、钩虫病和黑热病是旧中国遗留下来的在我国流行最广、危害最大的五种寄生虫病，以血吸虫病危害最大。到1949年，疫区遍及长江以南各省份，患者达1200万人，受感染威胁的人口超过1亿。例如，安徽贵池县一个村庄120多户，由于血吸虫病流行，到解放时仅剩1户4人（陈海峰：《中国卫生保健史》，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第120页）。

面对各类传染病的侵袭，党和政府带领灾区群众大力开展抗疫斗争，逐步形成了卓有成效的抗疫体制、抗疫网络、抗疫举措、抗疫防线。

建立健全抗疫体制

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抗疫斗争，始终把其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形成了较为完善的抗疫体制。一是制定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分别于1950年8月、1952年12月、1953年12月召开三次全国卫生会议，制定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逐步恢复、整顿、发展医疗卫生机构，集中力量迅速控制和消灭危害严重的传染病。“预防为主”被确定为我国的基本卫生方针，体现出现代抗疫的政策取向。二是建立健全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新中国成立后，我国从中央到地方设立了由党委领导负责的抗疫领导与防治机构。1949年10月，在毛泽东同志指示下，中央防疫委员会开始组建，随后成立中国卫生防疫总队，并在各级行政区域设立防疫站（所）等一系列防疫机构。同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正式成立，由该部下设的公共卫生局负责全国卫生防疫工作的组织和领导。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各县和市辖区等均设有卫生厅（局），其内部都建立了卫生防疫处。三是构建抗疫制度体系。国家通过颁布一系列法律、规章和政策，构建起抗疫制度体系。1951年4月，全国防疫专业会议制定了19种传染病防治方案、《法定传染病管理条例草案》以及相关规章制度。同年9月，《关于加强卫生防疫和医疗工作的指示》颁布，对全国防疫工作作出全面部署。1955年，卫生部颁布《传染病管理办法》，将传染病分为甲、乙两类，建立传染病疫情报告制度。

自上而下的抗疫网络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贯彻“预防为主”的卫生工作方针，我国建立了覆盖全国的自上而下的抗疫网络，包括专业性的各级抗疫组织、群众性的基层抗疫力量以及多样性的抗疫队伍。一是成立专业性的各级抗疫组织。为应对疫情，我国成立了自上而下的专业防疫队（站）和卫生组织。1950年初，卫生部依据全国疫情流行的紧急情况，及时成立从中央到地方的防疫队（站）。到1950年底，我国已有88个专业防疫队，建成中央及地方防疫站61个。在县、区、村建立了全民所有制的卫生院（所），“要求城市的每个街道和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机构”（《当代中国的卫生事业》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第5页）。二是整合群众性的基层抗疫力量。大力提倡恢复或建立群众性的医药卫生团体，如红十字会、医药联合会等，将各种医药卫生人员团结起来，共同抗击传染病。例如，中国红十字会在改组、改造的基础上，“以协助各级人民政府，面向人民群众，宣传并推广防疫、卫生、医药及救济福利事业为宗旨”（《中国红十字会历史资料选编》，民族出版社，第3页）。三是组织多样性的抗疫队伍。各个灾区组织动员当地大批医生参与卫生抗疫工作。例如，皖北行署卫生局与军区卫生部抽调大批医护人员，组织医疗队深入灾区。党和政府还采取了学校培养、动员城市卫生人员下基层、训练失业卫生人员、动员中医、组织医务人员定期服务等措施，解决基层抗疫队伍不足问题。另外，卫生部在《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中强调要“就地取材”，整合“基干队伍”，提倡在不脱离生产的前提下参加抗疫斗争。

务实高效的抗疫举措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借鉴了我国古代应对瘟疫采取的隔离传染源、药物治疗、免疫治疗等方式，并结合实际采取了务实高效的抗击举措。一是封锁隔离、切断传染源。为防止传染病传播、蔓延，各地严格执行封锁隔离，杜绝疫情的扩大传播。例如，为应对察北鼠疫，北京市实施了严格的检疫封锁制度。一旦发现鼠疫流行，立即设立隔离圈和警戒线封锁疫区，对确诊者隔离治疗，对密切接触者留院观察。另外，严格消毒，彻底杀鼠灭蚤，也是切断传染源的有效手段。二是坚持中西医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医疗资源匮乏、药品供应不足的情况，制定了“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中西医结合防治传染病，尤其是以中医的理论和方法防治传染病，是新中国卫生抗疫事业的一个创举。中医与中药在抗疫过程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如1955年浙江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和常山县医院用“腹水草”治疗血吸虫病腹水期病人，在52个病例中，症状完全消失或减轻的达37例（刘凡、正峰：《“腹水草”能治疗血吸虫病》，《人民日报》1956年2月13日）。三是推行预防接种。战胜疫情的最有效手段是疫苗研发与接种。通过接种和预防注射，提高了广大群众的免疫力，阻止了传染病的滋生和蔓延。例如，1950年1月，卫生部在全国各城市以推广卡介菌苗接种的方式开展了结核病的预防工作，预防接种费用由各级人民政府承担。北京的注射工作由各区分会动员当地医生组织注射小组，并嘱托私人医院为市民进行注射，郊区的注射则由防疫站负责，“按照卫生小组挨户集中注射，争取一人不漏”（《北京市预防鼠疫工作的初步总结报告》，1949年12月）。

群防群治的抗疫战线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实现全民动员、全民参与、群防群治，逐渐构筑起较为严密的抗疫防线，彰显出强大的动员能力。一是大力开展抗疫宣传工作。做好群众性的抗疫宣传工作，是防止传染病流行的一项重要举措。各级政府运用多元化的宣传方式，以报纸、快板、广播、口号、展览会等各种形式，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抗疫宣传动员。除宣传形式形象生动外，宣传内容多以真人真事为主，强化了抗疫知识在群众中的普及力度。二是广泛开展清洁卫生运动。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快速建立卫生抗疫体系，党和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规模空前的清洁卫生运动，减少和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主要包括：1949—1952年以环境卫生清洁大扫除为中心的卫生运动、1952—1954年以反美细菌战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1955年以后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等。持续不断的清洁卫生运动，对于改善城乡环境卫生、消灭传染病等都有着良好的促进作用。三是动员多方力量参与。在抗疫斗争中，“党组织、科学家、人民群众，三者结合起来，瘟神就只好走路了”（《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3卷，中央文献出版社，第381页）。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在抗疫斗争中发挥了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激发了疫区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

总之，在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抗疫斗争取得了显著成绩。鼠疫基本消失，天花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急剧下降，血吸虫病、疟疾、黑热病等传染病也得到了有效控制。抗疫斗争改善了城乡卫生环境，使人民群众养成了清洁卫生习惯，使科学的抗疫理念深入人心。

（作者：付佳迪、安治民，分别系湖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中心研究员、贵州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