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论宋代狱空制度对当前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浅论宋代狱空制度对当前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论文摘要]中国古代的狱和当前的看守所在性质和作用上极为相似，宋代的狱空制度为看守所改革提供了新的思路，主要表现在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重视、系囚按照管辖权分类关押、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文素养、加强看守所的外部监督、建立清理留狱的激励机制等五个方面。
[论文关键词]宋代 狱空 看守所改革 启示
一、当前看守所的问题及学界对策研究的局限
近年来，看守所内非正常死亡的现象被媒体披露，迅速成为舆论的热点。人们对看守所神秘高墙背后发生的违法现象越来越关注，学界对全国看守所的现状进行广泛深入的调研。提出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要将看守所中立化，具体做法就是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手中移交给司法行政机关。学者们通过调研确实发现了看守所存在的大量问题，但在分析问题产生原因时还是根据西方的分权和制衡理论，提出的解决方式也是参考西方发达国家的途径，侦查权和羁押权分离，看守所保持独立。学界并未对看守所这一羁押机构的历史文化根基进行深层次的分析，也就无法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解决方式。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看守所是在中国近代法制改革进程中创建的，目的是为了明确区分未决犯和已决犯，其历史渊源是晚清衙役们关押涉案人员违法私设“班房”、“卡房”、“自新所”、“待质所”、“知过亭”、“中公所”等机构的合法化。看守所是中国法制近代化的产物，而在中国古代司法中已决犯和未决犯并无多大区别，古代监狱仅为囚禁犯人使之受苦的场所，“民刑不分，轻重无另小事涉牵连则概同系”。这种观点显然有失偏颇。
中国社会一脉相承，在古代中国，和看守所性质、作用相同的机构——狱很早就产生了。首先，从性质上看，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都是侦查机关为羁押、审讯犯罪嫌疑人、未决犯的特定场所。其次，从隶属关系来看，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都隶属于侦查机关。最后，从存在的问题来看，最突出的问题在古代的狱和现代的看守所中都存在，且这些违法行为和现象在古今社会都是被法律禁止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深入研究古代中国的狱制，才能深刻认识现代中国的看守所，也才能对看守所改革提出切中肯綮的建议。
二、宋代的狱空
宋代司法达到了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高峰，其构建的司法制度和运作模式型塑了近世的司法传统。中国古代的思想家、司法官员一直追求“狱空”的理想状态，但只到两宋，才形成狱空的奏报、管理和监督制度。宋代是历史上奏报狱空最多的时期，见诸史籍的有近百次。《宋会要》中有“狱空”一门（刑法四之八五）记载了历次狱空及朝廷奖励的情况。
狱空是指设有监狱的机关将已经受理的案件全部审判完毕，将羁押的囚犯全部疏决以至狱内空无一人的状态。“狱空”不是强制司法官员在规定期限内将案件
审理完毕，而是用优厚的赏赐来吸引司法官吏清理监狱。宋统治者为了达到狱空的目标，主要采取了以下举措：
（一）皇帝重视刑狱，率先垂范亲自录囚，督促州县长官清理留狱
《宋史·刑法志》称：p
（二）系囚分类羁押，各由专门机关审讯
宋代系囚分类羁押主要表现在京师设六狱，府州分两院。元丰改制之前，京师开封设有御史台、皇城司、殿前司、四排岸狱。御史台是中央监察机关，负责监督百官的违法犯罪行为。御史台狱主要关押犯罪的高级官吏和皇帝诏令审讯的重案犯。皇城司掌管京城出入的禁令，负责宫廷安全保卫，宫廷出入，宫门启闭。凡宫城内官员及后妃犯罪，均拘押到皇城司狱关押审理。殿前司是宋代皇城内的禁军之一，负责在皇宫内值班站岗，保卫皇帝出入的安全。殿前司内狱主要审讯犯罪的禁军官兵。四排岸司简称“四排岸”，是宋代主管维护水上交通、运输大宗财货直达京师的官署，也配有维护河道交通的武装部队。凡在漕运中偷盗官物，或侵吞私卖、毁坏舟船，一律由四排岸司处置，关入四排岸司狱。
元丰改制之后，大理寺在原来详刑职责之外，增加了断狱的职责。右治狱推治在京百司犯罪事、官物应追究事和特旨委勘事。大理寺狱主要关押涉嫌犯罪的京城百司低级官吏，侵吞公物的犯罪人和部分皇帝指定审讯案件的犯罪人。
除御史台狱、殿前司狱、皇城司狱、四排岸狱和大理寺狱关押的犯罪人之外，京师犯罪案件都由开封府负责管辖。开封府号称五方辐辏、人口百万，其案件繁多号为天下之最。开封府不仅管辖京畿地区发生的犯罪案件，还要接收京城诸司移交的犯罪人，由于犯罪人数众多，开封府狱也实行分类关押，即二厅三院制。二厅即左右厅，各置推官一员，后增判官各一员。三院即府院、左军巡院、右军巡院。府院即司录司听户婚之讼，录事参军主之。左右军巡院鞫刑名之狱，军巡使主之。
地方府州狱建制和开封府基本相同，府州本院由录事参军主掌，听户婚田宅之讼，刑狱由司理参军执掌，负责侦查、审讯和拟判。
（三）严格选拔司法官员，主持侦查、审讯的司法长官大都“文学法理，咸精其能”
宋代实行严格的法律考试选拔官员，通过明法科和新科明法的科考才能出任亲民官。这种选拔模式使得宋代的官员大都兼备文学修养和法律素质，既饱读诗书，又工于吏事，“文学法理，咸精其能”。宋代奏报狱空近百次，其中京师开封府和临安府最多，达四十次。京师当天下之繁剧，知府皆是一时之选。奏报狱空的开封府知府分别是温仲舒、寇准、陈尧叟、向敏中、吕夷简、王安礼、王存、王震、王宁、时彦、宋乔年、盛章、王革。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精明强干，善决狱讼，寇准、向敏中和王安礼更是擅长侦查、审讯的名公。临安府奏报狱空的司法长官分别是周淙、赵惇（皇太子兼临安府尹）、王辅之、赵时侃、程覃、袁韶、吴革。这些人均能履行其司法职责，颇有治声。
（四）司法机关之间相互配合，疏决系囚
在宋代狱空的记载中，京师府和大理寺的狱空占据了三分之二，二者都不具有作出最终判决的权力，这就需要其他司法机关的配合，共同审结疏决囚犯。比如开封府受理京师刑事案件，决定笞杖罪，徒以上案件“检法断刑”，做出判决意见，俟大理寺或刑部之判决。大理寺狱，“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侯追究者，听即决，余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这就是说，开封府狱和大理寺狱关押的都是犯有严重罪行，有可能判处流、死刑罚的犯罪人，要想实现狱空，大理寺和开封府本身并不能决定，还要依赖其他复审、详刑机关对案件的判决。这就需要司法机关之间分工合作，共同促成狱空的实现。
比如在元丰年间，开封知府王安礼为了提高决狱的效率，首先保证开封府断案不被掣肘，不让无谓的公文传递影响审决案件的效率。他上奏朝廷，减少御史台和纠察在京刑狱司对开封府审断案件的干扰。元丰五年二月四日，权知开封府王安礼言：“本府奏断公案，御史台一例取索。窃以公事已奉旨断，方更点检，於礼不顺。欲乞自今不许取索”。从之。
（五）集中清理留狱
在宋代，从太祖、太宗开始形成了集中清理留狱的制度。大规模集中清理主要有：1.农历五月暑热来临之前，皇帝下诏对系囚进行清理。2.朝廷举行重大的礼仪活动颁布赦令，对特定范围内的犯罪人宽免刑罚。3.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星象异常现象等被认为是凶兆和上天警示政事有缺，此时就会清理系囚，疏决人犯。4.对频发的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的犯罪开展针对性的打击，类似于今天的专项治理。比如崇宁五年（1106），六月十二日，徽宗举行例行的录囚，在皇帝的带动和鼓励下，新上任的开封府尹时彦也大肆搜捕盗贼。以户部侍郎知开封的时彦大展身手。“异时都城苦多盗，捕得，则皆亡，卒吏惮于移问，往往略之。彦始请一以公凭为验，否则拘系之以俟报，坊邑少安，狱屡空。他努力经营京师治安，一年报四次狱空，短短数月，迁工部尚书。”
三.宋代狱空之制对看守所改革的启示
宋代通过狱空制度鼓励司法官员清理留狱，大大加速了对羁押人犯的疏决进程，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狱政较为清明。因此，宋代司法被称为“临下哀矜，用刑忠厚”。在同处社会转型期的今天，我们可以从宋代促成狱空的经验中得到以下启示：
（一）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重视
宋代皇帝群体对刑狱高度重视，将疏决罪囚作为施政的重要事务，其颁布的宽免刑罚的赦书和诏令往往成为狱空的直接原因。我们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对刑狱的监督管理主要是通过立法实现，对被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生存状态和看守所的实际情况并不清楚，这就需要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下的法律监督机关人民检察院对其报告工作。人民检察院的报告应当反映出看守所羁押人犯的详细情况，以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此基础上制定相关法律，作出针对性的决定。
（二）被羁押人员按照侦查机关的管辖范围分别关押
在宋代司法体制中，侦查犯罪的机关大都下设羁押机构，刑事案件根据犯罪嫌疑人身份地位、犯罪客体分属不同的司法机关管辖。司法机关各司其职，侦查、审讯的专业化提高了处理案件、审决囚犯的效率。我国当前的看守所虽然也将被羁押人分类管理，但整体来看，管理方式比较粗放，羁押分类并不科学，将羁押人员按照侦查机关的管辖分类应当是一个很好的思路。
（三）提高侦查、司法机关工作人员的人文精神和法律素养
宋代主持侦查、审讯和判决的司法官经过严格的法律考试和吏事训练，且具有儒家士人的人文主义精神，在侦查、审讯时能够明察秋毫，判决案件能够剖析明断，用刑时又怀有悯恕之心，处理案件往往能够发挥良好地社会效果。在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中，当务之急是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人文素养，改变其对被羁押人
员有罪假定的心态，将被羁押人员首先作为平等的公民看待，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使用侦查手段和方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侦查、起诉、审判机关要分工合作，严格遵守羁押期限
宋代狱空是司法机关配合的结果。开封府、临安府的狱空需要大理寺、刑部按照法律规定及时作出终审判决或复核意见，大理寺狱空也需要刑部按时审核判决结果。当前看守所羁押期限的调查结果显示：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均不同程度超期羁押现象。这就需要侦查、起诉、审判三机关分工合作，严格遵守羁押期限。
（五）看守所改革还需加强外部监督，鼓励清理积案
宋代在侦查、审讯、判决的过程中，京师诸狱系囚的管理都要受到在京纠察刑狱司的监督，在京纠察刑狱司登记、检查系囚的生活状况，督促羁押机构隶属的司法机关及时疏决系囚，改善系囚的羁押条件，追究系囚非正常死亡的法律责任。御史台也设有相应的监督机构，定期巡查系囚。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也要加强外部监督，要充分发挥法律监督机关的监督作用，建立专门监督机构，适时引入社会监督力量，形成严密的监督网络。
宋代奖励狱空，鼓励清理留狱，对奏报狱空的司法官员给予升职、减少磨勘、增加公使钱等奖励。司法官员在正面鼓励下激发出强烈的主观能动性，勤奋工作，清理留狱。在当前的看守所改革中，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侦查机关破获积案，司法机关审决旧案。
第二篇：国外电价制度及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启示
国外电价制度及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启示
【关键字】电价 电价改革 电价监管【摘要】本文介绍了国外几个比较典型国家的电价制度及电价监管情况，并结合我国电价制度现状，提出了对我国电价改革的建议。
备受瞩目的电价体制改革方案已尘埃落定，但如何具体实施和操作依然是悬念重重。其中，理顺电价机制是此次电力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电价作为电力市场的支点，在电力市场中对促进市场竞争、提高电力系统运行效率和实现资源优化配置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国应该在吸收国内外电价改革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实现我国电价的改革，以促進我国电力工业同社会、经济、资源的协调发展。国外电价模式
由于世界各国的电力行业改革采取的方法与形式各不相同，因此各国的电价制度以及电价形成机制等也相应的有所不同。
1.1英国的电价模式
英国电力市场中的电价形成主要基于发电方的报价及电力负荷预测，买电方(地区电力公司和大用户)并没有参与其过程。每天午前，各发电厂将第二天每台机组每半小时的运行数据报给电力库(p001)。根据以上数据及电力库对系统每半小时的负荷预测结果，由计算机对发电机组进行排序，并于下午3点公布。随后，根据全网购电成本最低的原则，确定发电计划，得出第二天48个时段的电价。该电价共分两种：一种是由电力库向发电商买电的电价，称为电力库的购买电价(Pool Purchase Price，PPP)另一种是用户从电力库购电的电价，称为电力库的销售电价(Pool Sell Price，PSP)，PPP和PSP为实时电价。在英国，通过超高压线路从发电厂输出电力的公司是持有输电许可证的垄断者，物价管理规定控制这些公司的收费价格，其控制方法是限制价格上涨，使其在零售价格指数基础上加上或减去一个“X”因子。
实时电价是在边际成本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是一个与时间和电力系统的许多随机变量有关的函数。实时电价包括发电厂的上网实时电价、互供实时电价和销售实时电价。发电
厂的上网实时电价仅涉及到系统的电能边际成本和发电质量和收支协调费用，而互供实时电价和销售实时电价还涉及到输配电网的维护、损耗及网络供电质量、网络收支协调费用。可用如下的数学模型来表示第i个用户在第t时刻的实时电价：
式中：
E(t)——系统电能边际成本；TLi(t)——网络微增损耗费用；TMi(t)——网络维护费用；St1(t)——发电供电质量费用；NGi(t)——网络供电质量费用；S2(t)——发电收支协调费用；NSi(t)—网络收支协调费用。
实时电价是在电力市场发展过程中提出来的，它更准确地描述了电价结构，较好地反映了电力系统不同时间的发、供、配电成本，并且能够有效地反映电力供需状况，调整发电和用电的运营状况，为不同类型的电厂开展竞争提供良好的条件。
1.2法国的电价政策
法国的电价把用户容量和电压等级结合起来进行分类，分成蓝色、黄色和绿色电价三大类：
1.2.1蓝色电价
适用于容量为3kVA-36kVA的低压用户，电价结构由电费和电量电费构成，并按居民与农业用户、市政和小工业不同类别分类制订不同的收费标准，包括简单电价、分时电价、避峰日电价。
1.2.2黄色电价
适用于预定负荷在36kVA-250kVA的低压用户，按用户的用电时间分设电价，供用户选择。黄色电价在蓝色电价与绿色电价之间起到较好的衔接作用
1.2.3绿色电价
适用于容量大于250kVA的中压、高压和超高压用户，并由用户预定需量，按照用电季节和用电时间分设电价：冬季实行严冬高峰、严冬正常、严冬低谷、冬季正常和冬季低谷电价，夏季实行夏季正常、夏季低谷和盛夏电价，其中，严冬高峰电价最高，盛夏电价最低。作为绿色电价中用户数最多的A5电价，按照一年内用电负荷利用小时数划分成4档：短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0-2000小时；中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2000-4000小时数；长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4000—6000小时数；特长利用期方式，利用小时数为6000小时以上。该电价结构采用的是利用小时数越高、基本电价越高，千瓦小时电价则越低的成本分摊原则。
每类电价中都有一种几乎与每天相适应的基本用电电价，还有用于鼓励用户在可能情况下将其部分用电量转移到本低负荷期用电电价，而这部分电价都是可供用户自行选择的电价，因为法国的超负荷收费及高峰电价都是很高的。
1.3日本的电价情况
日本的现行电价是以社会高福利和推进节能为出发点的。对照明用电施行三段电价制，对电力用户采用了特别电价制。
1.3.1三段电价制
第1段是生活必需用电，电量限为120kWh／月，其电价最低；第2段电量限为120kWh／月-200kWh／月，电价约为第1、第3段电价的平均值；第3段用电为200kWh／月以上，其电价最高。这一制度反映出用电越多，电费越高，这对节能和高消费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1.3.2特别电价制
特别电价可说是一种递增电价，是参照历史用电量确定各类用户的电量基准，对合同电量和用电量未超过基准电量的部分采用低电价，对超过基准电量的部分则采用分段递增的高电价，新增用户则采用较高的电价。
1.3.3季节电价制
为了满足季节性高峰用电，需增加大量的发供电设备和线路，随着季节变化，用电负荷减少时，设备利用率大幅度下降，使运行和维修成本增加，根据成本为主的原则，必然在电价上有所反映。此外，对于任何季节，都存在昼夜用电的峰谷差，因而还有白昼和夜间的峰谷电价制。
1.3.4二部电价制
在各种电价中，除定额照明电价按二部电价制外，其余各类用电电价均为基本电价(即容量电价)加电量电价的两部电价制。分析国外的资料可以看出，利用价格手段促使用户调整负荷方面有很多方法，几个发达国家都是给出几种电价供用户选择，这样做的一个目的就是使用户的用电安排有利于电力生产的安全和经济。国外的电价监管
价格管制是政府实行间接调控的主要工具，它必须在国家立法和政府决策的范围内行使职权，发挥作用，而且应当与一定时期的电力工业的实际情况相适应，努力保护市场参与各方的正当权益，鼓励公平竞争，促进经济协作。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由于电力工业改革和电力市场运行的不同模式，其对电价的管制也各有特点。
英国政府对电价管理采用的是RPI-X管制模式，即采用零售价格指数(RPl)减某一个百分数X作为电价上限。其基本范式是管制价格应随“通货膨胀率减去X”的变动而变动。按照这种办法，价格上限每年的涨幅在数值上应该等于通货膨胀率减去经济学规范分析所得
到的每年效率的提高率(“X”)。RPI-X管制的内在原理是它能为被管制的公司提供改进效率、削减成本的动力，因为它模拟了竞争市场，电力厂商成为定价方，所有成本方面的节约都会直接成为厂商的利润，传统政府管制的反向激励不存在了。RPI-X价格上限制度能激励厂商减少成本，提高效率，并能避免政府补贴的不公平问题。
法国电力工业管理体制是国有集中垄断经营型。法国制定电价的基本法律是国有化法，以国有化法为基础的法国政府与法国电力公司之间的计划合同是制定电价的基础。计划合同是指在一定时期内，按国家经济政策的经营计划目标，由政府与法国电力公司商定，在此范围内准许法国电力公司自主经营。由于法国比较注重控制电价目标，因此，在计划合同中对电价作出了明确规定(如电价每年降低1.25%，1993-1996年的合同)，以促使电力公司不断提高效率。现在执行的电价在计划合同的一定范围内，法国电力公司可以自主调整。超过一定范围时，由经济财务部和企业研究部以联合部令形式批准。作为间接制定电价的机关，有电力公司管理委员会和物价委员会。电力公司管理委员会是政府的当然咨询机关，包括6名政府有关部门代表(代表政府利益)、6名重要工业用户和金融部门的代表(维护消费者利益)和6名公司职工代表。物价委员会是经济财务部有关物价的咨询机关，由消费者、经营者和民间人士组成。
日本的电价监管主要是中央集权监管，日本有关电价监管的法律主要有电力工业法和供电规程。电力工业法规定，电力企业制定电价或按用电条件制定供电规程时，必须申请通商产业大臣批准。通产大臣受理申请后，除了听取申请人的申述外，还要组织“公听会”，邀请有利害关系的人和有学识、有经验的第三者参加，广泛听取意见，以便审查。启示与借鉴
国外的研究资料表明，各个国家在制订电力价格时，都必须考虑电力系统的运行特性和公用事业的规律，并结合本国的社会制度、电力工业管理体制、能源政策、财政状况等全面考虑，灵活掌握，使电力价格能满足电力生产特点，既有利于电力企业自身的发展，又能使用户的费用负担按其自身的用电规律，达到公平合理，并以电价必须经过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准才能付诸实施的行政手段，来保证电力公用事业的发展，使电力价格相对稳定，更加合理。在英国、法国及日本三国的电价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有些电价改革的举措是值得我们关注并借鉴的：
3.1应确定科学合理的电价形成机制
在进行电价改革时，应遵循价值规律，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电力产品的价值，进而确定电力产品的价格。
3.2应设置合理的电价结构
我国各种用电的比价不尽合理，电价结构繁简不当，没能体现优质优价这一市场经济的重要定价原则，因此电价结构改革势在必行，并且改革要遵循以下5个“有利于”：有利于反映电能商品成本，有利于用户公平合理的负担电能商品成本，有利于执行国家产业政策和节约能源政策，有利于简便易行，有利于电网商业化运营和电力企业的生存发展。
3.3应理顺电价分类
我国现行电价分类种类繁多，使广大用户对电价不理解、电费管理人员也难以掌握，执行困难，影响管理水平的提高，因此必须理顺电价分类，并做到简明易行。
3.4应促进电力消费
我国现行电价，对同一类用户只有一种电价，用户选择余地不大，缺乏用电的积极性，降低了用电热情。在当前电力供应满足需求时，为了扩大电力市场，应充分利用电价来调动用户优化用电结构的积极性，对同一类用户给出2—3种电价以供选择，实行分级递减或分区段递减电价，鼓励用户多用电。
3.5应扩大两部制电价实施范围
两部制电价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用的一种先进的电价制度，它可以充分发挥经济杠杆作用，提高负荷率，使用户负担合理和保证电力企业的收入。但是，我国目前只对容量在
320kVA级以上的大工业电力用户执行两部制电价，为了使用户合理负担电力工业企业的容量成本和电能成本，充分发挥两部制电价的优越性，应扩大两部制电价的实施范围，建议除居民用户以外的其他电力用户均实施两部制电价，另外居民用户应规定月最低电费标准。
3.6应提高峰谷时段的差价
目前大多数地区已普遍对用户实行峰谷电价，促使用户移峰填谷，提高负荷率，搞好均衡用电，以充分发挥现有设备的潜力，合理利用国家的电力资源，同时还可提高电能质量。因此实行峰谷电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前峰段电价并不高，使得这种电价制度的优越性得不到充分体现，因此应提高高峰时段电价，宜为平段的3-5倍。
3.7应建立规范有效的电价监管体制
建立电价监管组织机构能有效地防止发、输、配之间交易补贴现象发生，确保信息对称，真正做到电价制订、实施中的公平、公正和透明。电力市场的电价管制主要是间接管制，这就要求我国政府管理电价的方式要从以直接控制、审批电价为重点，向电价水平由市场决定、政府以制定竞价规则和研究、制订电价结构为重点的转变，对电价实行间接调控上一页
第三篇：平均地权思想对当前大陆农地改革的启示
平均地权思想对当前大陆农地改革的启示
平均地权思想是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的核心理论，其实质是一种有限制的国有制和有条件的私有制相结合的土地制度。具体办法是地价自报、照价纳税、涨价归公、照价收买，国民政府到台湾之后又发展出公地放领、扶植自耕农等具体政策。平均地权的目标是通过实现土地国有化，逐渐废除封建土地制度，一方面实现耕者有其田，另一方面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扫除障碍，实现富民强国的伟大理想。但是由于其是民族资产阶级渐进式的改良方案，在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榨的中国，未能赢得广大农民的支持，所以未能在大陆全面推广，但在台湾凭借国民政府的强势和改革的决心却得以贯彻，且经济社会效果显著。
大陆的土地制度改革建国以来经过了三次大变革，前两次不再赘述，而第三次通过包产到户在农村实现了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这一制度在改革初期确实解放了农村的生产力，但随着改革的深入，其对城市化和工业化以及农业和农村的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已日渐显露，在城市土地高效利用的同时，农村却出现大面积的抛荒和闲置地，生产效率低下，难以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专业化的现代农业。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不得不思考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出路何在，而平均地权在台湾的实践成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借鉴和思路。
显然实行土地私有化在中国是行不通的，而保留现有的集体所有和农户承包缺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实行与城市相同的国有制却会造成与民争利，扩大社会差距的严重后果。所以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至关重要，这是农业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同时实现工业化是国家强盛的必然出路，如何调节两者之间的矛盾，平均地权的政治主张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按照让股份制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的思想，实行土地国有但国家农民共同持股经营的股份制生产形式。具体形式是借鉴“金股”制度的成功经验，废除农地集体所有，实行国家与农民共同所有的股份制改造。其中国家拥有土地的终极所有权，防止土地滥用和土地腐败，实行全局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详细规划和专门规划，农民拥有一般所有权，享有对土地的实际占有、耕种、流转、继承等权利，并获取土地收益。在股份分配上，农民应占绝大部分，以保证收益，国家占有少部分股份，但成为终极所有权的金股，持有土地利用监督权。
第四篇：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参考资料：巴蜀论文网：http://sclunwen.com/ 博客：http://blog.sina.com.cn/u/2932658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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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韩台湾地区信访制度对中国信访改革的启示
【摘要】从信访的内涵与功能出发，立足于我国信访制度的现状，从复杂性、适应性、自主性、内聚力四个方面与日本、韩国、台湾三地的苦情、民愿委员会和陈情制度作比较，建议切实提高我国信访体系的制度化水平，以更好地保障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赖并最终有利于保持社会的和谐稳定。
【关键词】 信访 社会安全阀 群体性事件 制度化水平 中国的信访制度与信访困境
信访，即民众以书信、走访等形式向国家机关反映情况、提出建议并请求有关部门依法作出处理的活动。信访脱胎于东方传统文化，具有政治参与、行政监督和权利救济三重意涵。其优点是成本相对较低，容易被接受；受案范围广泛，适用面更宽；更容易缓和矛盾，并实施精神救济。从理论上来说，信访制度符合美国功能主义冲突理论学者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的社会安全阀理论。科塞认为，发泄负面情绪的机制具有社会安全阀的功能，其排泄出去的不是多余的蒸汽，而是猛烈的敌对情绪，因此有助于社会结构的维持，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①
尽管信访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但现实往往与理想存在距离，我国现行信访制度运转效能亟待提高。2004年，社科院学者于建嵘带领课题组进行了一项针对我国信访制度的专项调查，这也是目前国内针对上访人群规模最大的一次调查活动。结果显示，公民通过上访解决问题的比例只有千分之二。②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5年社会蓝皮书表明，“从1993年至2003年这十年间，我国群体性事件数量急剧上升，由1994年的l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6万起；其规模也不断扩大，参与群体性事件的人数由73万多人增加到307万多人”；迟至2010年，蓝皮书仍然指出，“群体性事件依然保持着多发态势，一些地方在加速发展和转型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矛盾，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引发民怨，导致非阶层性的、无直接利益的群体性冲突增多”。③与之相应，2003年被中国媒体称为是“信访洪峰年”。然而到了2004年，国家信访局受理群众来信比上年竟然还要上升11.7%，接待群众来访批次上升了58.4%，人次则上升了52.9%。据估计，各级各类信访事件平均每年近千万件。④观察以上数据可以合理推测，信访困境与群体性事件的激增有正相关性。有学者认为，信访困境的原因一是信访体制不顺，各种矛盾问题向上汇集；二是信访功能错位，国家司法机关的权威被消解；三是信访程序缺失，不断诱发较严重的冲突事件。⑤
日本、韩国、台湾地区的信访制度
虽然名称和传统不同，但行政性的诉愿救济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存在。英美法系兼具行政和司法上陈情请愿的“petition”制度及大陆法系的申诉专员和请愿制度为其代表。⑥鉴于东亚文化圈日本、韩国、台湾三地与中国大陆法系相同、历史文化传统相近、人民社会心理相似，因而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和借鉴意义，所以本文主要集中讨论这三地的制度异同。
日本在二战后仿效瑞典议会监察专员（Ombudsman）并参照中国古代的御史台监察制度制定了“处理苦情手续”。⑦韩国建立独立的行政性诉愿救济制度较晚，于1994年成立了民愿委员会，旨在保护公民权益免受违法行政的侵犯。韩国的民愿委员会管辖范围比较广泛，除了受理公民对具体非法失当行政措施的投诉外，还接受对行政制度和政策的投诉。民愿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虽不能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有权要求相关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情况，在媒体上公布有关结果或直接向总统递交报告。⑧台湾的陈情制度也很值得我们借鉴。台湾地区“立法院”1999年通过、2001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行政程序法》第七章对陈情制度作了专门规定，从而使其成为一种法定救济方式。陈情制度非常灵活，陈情人可以采用书面、言词等不特定方式并不受时间和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限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简便性的特点；陈情内容既包括人民对行政措施的建议也包括对行政违法的检举控告，不仅关乎个人私益保障也关乎国家公益，具有行政救济、行政监督、改善行政、指导服务的多重功能。另外，相关法令还要求行政机关协助人民行使陈情权利，进行必要的教示、告知公民最佳的处理方法。⑨
信访制度比较及启示
根据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理论，可以用四个指标来衡量政治制度的水平，即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聚力。适应性指的是一种组织和程序适应环境挑战的能力及其存续能力；复杂性意味着一个组织由庞大的下属机构构成，隶属关系和职责明确，并具有高度的专业化水平；自主性指的是政治组织和程序在与社会势力和利益集团关系的独立性或中立性，即它是否具有独立于社会势力之上的自身利益与价值；内聚力反映了政治组织和程序内部的凝聚力和协调性，表现为整个组织内部存在基本共识，具有内部协调机制和起码的组织纪律。⑩
从适应性的角度来看。以台湾的陈情制度为例，作为一种非形式化的行政救济手段，陈情不要求有特定方式，而且为了最大限度的方便民众，陈情也不受期间限制、次数限制，也无管辖之等级。日本苦情制度处理的内容比正式的行政不服审查对象更广泛，公民申请苦情处理不以自身权益受损为前提，即使公民自身权益没有受到具体侵害，也可以为公共利益或他人权利申请。以之相对，大陆信访制度的理念几经更迭，摇摆于管理监督和服务沟通之间，再加上体制不顺、法源不清，在实践中不能适应现实情势的要求因而陷入了效能不彰的境地。
从复杂性的角度来看。大陆信访的接访单位既有行政机关，也有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还有立法机关人民代表大会，更有工青妇等人民团体。即使是专门负责接受信访的信访局，从中央到地方也没有明确的隶属关系，而只能协调、商议；从受访内容的性质上看也是五花八门，既有行政行为也有司法判决还有党委的决议。这种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事理不明、职责不清的情况造成了信访制度复杂性较低，无论在隶属关系还是职责明晰上都与其他三类制度有不小差距。与之相对，台湾陈请与日本苦情制度的接受机关一律为行政机关，其上下隶属关系明确，陈情事项也仅仅局限在行政范畴；韩国的民愿接受机关为隶属于总统的民愿委员会，其受理事由也大多局限在行政事务方面。从自主性的角度来看。由于体制因素（纵向和横向）的影响更由于法治水平不高，目前我国信访机关的独立性较差且容易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干扰。相比而言，台湾和日本由于长期实行地方自治的缘故，其基层行政机关的独立性较强，再加上法治观念深入人心，社会监督力量强大，相关诉愿机关自主性也相应较高。由于委员会的委员均由总统直接任命，韩国民愿委员会制度也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它虽不具备司法机关那样的刚性约束力，通过判决直接纠正侵犯公民权益的行为，但民愿委员会有权要求相关行政机构在规定的时间内通报处理结果，并以在公共媒体上公布有关活动或直接向总统报告来对有关机构进行监督。
从内聚力的角度来看。台湾、日本、韩国三地法制化程度较高，并具有即时性与程序上的简便性。台湾陈情制度依靠的法源是《行政程序法》，日本和韩国也有相应立法，如《行政手续法》和《行政管理厅设置法》等。这些法律位阶较高从而保证了其效力。与之相对，大陆目前尚没有一部关于信访的法律（只有法规层级的国务院《信访条例》）。另外，各地规章不
一、作法各异，使得信访工作存在不同程度的混乱与无序，呈现出相当大的任意性与差别性。此外，信访的接访、监督、回馈、制裁机制都缺乏明确的程序来约束和规范，因而也导致了其内聚力较低。
中国现行信访制度在立法理念上还存在认识不足，没有从民主参与、人权保障的高度进行思考，更多的是把信访作为听取群众意见、维护社会稳定的一项工作，带有“自上而下”和“管理安抚”的性质。慎重研究并通过立法借鉴东亚三地的经验以完善现有的信访制度，对保障我国公民人权、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赖显得尤为迫切和必要。从中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制定一部专门的《信访法》，提高信访制度的法治化、透明化、专门化，形成行政信访、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三足鼎立的行政救济格局并发挥其多方面功能，这应是未来中国信访制度的改革趋向。注释 ①陈成文，高妮妮：“从科塞的冲突理论看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科学论坛》，2009年第4期。
②李俊：“我国信访制度的成本收益分析”，《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5期。
③《200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和《201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④“群体性事件考验中国”，《环球》，2005年第8期。
⑤于建嵘：“中国信访制度批判”，《中国改革》，2005年第2期。
⑥徐世平：“中国信访法律制度改革路径探析”,《人大研究》，2006年第6期。
⑦安秀伟，唐书俊：“论我国信访制度改革的基本路径—日本苦情制度对我国信访制度的启示”，《党政干部学刊》，2011年第1期。
⑧朱最新，朱孔武：“权利的迷思：法秩序中的信访制度”，《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⑨徐东：“台湾地区陈情制度介评暨其与大陆信访制度之比较”，《台湾法研究学刊》，2002年第1期。
⑩［美］塞缪尔·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年，第11~23页。
第五篇：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原作者：苏州幼儿师范学校 张春霞
——兼谈《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教育理念
纵观中外教育改革，无不把课程改革放在突出的位置。我国的幼儿教育在本世纪九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课程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是一条主线。其间有三次大的改革使我国的幼儿园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极大地推动了幼儿教育的发展。它们分别发生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五十年代、八十年代。而陈鹤琴先生正是我国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幼稚园课程改革的杰出代表、中国学前教育课程理论与实践的奠基人。今天重温陈老的课程思想，对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仍然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
一、“大自然、大社会”的课程内容与幼儿园课程的生活化。
陈鹤琴先生的“活教育”是把“大自然、大社会做出发点，让学生直接向大自然、大社会去学习。”他主张“应当把幼稚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但这种有系统的东西应当以什么为中心呢？这当然要根据儿童的环境。儿童的环境不外乎两种：一种是自然的环境；一种是社会的环境。自然的环境就是各种动植物的现象。社会的环境就是个人、家庭、集社、市廛等类交往。这两种环境都是与儿童天天要接触的，所以我们应当利用这两种环境作为幼稚园课程的中心。”他认为“所有的课程都要从人生实际生活与经验里选出来”切合人生的课程内容就是“儿童的一饮一食，一草一木的接触，灿烂的玩具用品。”因此，在陈鹤琴先生参与起草的1929年的中国幼稚园课程暂行标准中，自始至终地贯彻了生活课程的思想，连幼儿一日生活中的“餐点”和“静息”都纳入了幼儿园的课程内容。
由于幼儿心理和生理发展水平的制约，他们对周围世界的认知，不可能凭借抽象的符号系统和逻辑的推导，而是依赖于他们的生活经验和兴趣。当幼儿园课程的内容为幼儿所熟悉时，他们便产生极大的兴趣和热情。因此陈鹤琴先生的源于生活的幼儿园课程观尊重儿童的兴趣、特点，体现了学习活动中儿童的主体地位。在新近颁布的《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以下简称《纲要 》）中，“生活”一词频频出现。尤其在第二部分“教育内容与要求”中，与“生活”有关的条款有十多处，粗略统计一下我们可以将其归纳为三个方面：A、教育要使幼儿学习生活，这是教育的内容，强调选择生活。比如：“建立科学的生活常规”、“培养幼儿良好的饮食、睡眼、盥洗、排泄等生活习惯”、“培养幼儿对生活中常见的简单标记和文字符号的兴趣”、“体验与教师、同伴共同生活的乐趣”„„ B、教育要利用生活——这是教育的途径，强调通过生活。比如：“密切结合幼儿的生活进行安全、营养和保健教育”、“在共同生活和活动中，以多种方式引导幼儿认识、体验并理解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自律和尊重他人”、“幼儿社会态度和社会情感的培养应渗透在多种活动和一日生活的各个环节中”、“科学教育应密切联系幼儿的实际生活进行”„„C、教育为了生活——这是教育的目标，强调适应生活。比如：“在集体生活中情绪安定”、“有基本的生活自理能力”、“遵守日常生活中基本的社会行为规则”、“学习用简单的数学方法解决生活和游戏中某些简单的问题”„„很显然，在新《纲要》中幼儿的生活被重重的凸现出来，选择幼儿的生活作为学习的内容，利用幼儿的生活进行学习，为了幼儿的生活而学习（因为在某种意义上只有适应生活才能发展），这是新《纲要》中关于幼儿园课程的一个基本理念，也是幼儿园课程的重要特点——教育内容要生活化。这种“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是对陈鹤琴先生幼儿园应选择“大自然、大社会”作为教材的课程思想的发展。幼儿园课程只有源自幼儿的生活才可能真正促进幼儿的发展。远离幼儿的生活、成人的生活不应该成为幼儿园的课程内容，也不可能促进幼儿发展。基础教育课程的改革越来越关注人的发展、关注生活实践，因此，幼儿园课程必须关注幼儿生活。
二、“整个教学法”的思想与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
“整个教学法”是陈鹤琴先生针对分科教学的弊端提出的。他认为：“我们不能把幼儿稚园里的课程像大学的课程那样独立，什么音乐是音乐、故事是故事的，相互间不发生影响。我们应当把幼儿园的课程打成一片成为有系统的组织。”因为生活是整个的、互相联接的，不能是四分五裂的。“单元教学”就是他根据“整个教学法”的思想建构的一种将健康、社会、科学、艺术、语文等五种教育按单元形式进行编排、各单元活动围绕一个共同的目标而联系在一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起的一种整体的课程结构形式。这对二三十年代的幼儿园教育发生过很大的影响。
生活是整个的，因此课程必须是综合。生活化的幼儿园课程，其组织形式必然是综合的。综合化，是当前世界范围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一个基本趋势，教育对象的年龄愈小，课程的综合程度愈高，强调幼儿园课程的综合是新《纲要》的基本理念之一。“幼儿园的教育内容是全面的、启蒙性的，可以相对划分为健康、语言、社会、科学、艺术等五个领域，也可作其他不同的划分。各领域的内容相互渗透、从不同的角度促进幼儿情感、态度、能力、知识、技能等方面的发展。”在“组织和实施”中又强调指出：“教育活动的组织应充分考虑幼儿学习的特点和认知规律，各领域的内容要有机联系，互相渗透，注重综合性、趣味性、活动性，寓教育与生活、游戏之中。”《纲要》中的划分只是一种相对的划分，事实是无论怎样归类、划分，都不妨碍也不应妨碍我们对幼儿园课程的整体思考。因为不论哪种划分对年幼儿童来说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都是应该在现实的教育活动中加以弥补、还原的。当年的陈鹤琴先生正是通过“单元教学”的课程形式，实现他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而今天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已远远超过陈老的“整个教学法”思想，当今的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不再是一种组织形式上的综合，也不是一种局部的综合，而是一种实质的综合，是一种从观念到目标，从目标到内容，以至资源、手段、形式的全方位综合。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有很多的幼儿园以主题的形式组织课程，在这种课程中，已看不出领域的特点，它是一种对课程内容的高度整合。但是否幼儿园课程以主题形式组织就一定是对课程的综合 了呢？任何一种课程的建构，都应具有一定的课程理念、课程体系的基础以及课程的基本框架，而不是随意选取一些主题加以组合或拼凑，或是把各个领域的若干活动拼凑在一起，然后冠之以某一主题名称，就称之以课程的综合，如果是这样，它必定不如领域课程，这样的综合只是形式上的拼凑，极有可能对幼儿的发展带来缺失。
幼儿园课程的综合化是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一个趋势，综合化的结果未必一定是综合课程。无论是当年的陈鹤琴先生的“整个教学法”思想，还是新《纲要》所强调的教育内容的“综合性”，都是对儿童在教育活动中主体地位的张扬，都是为了促进儿童的发展。因此，课程改革的综合化，目的是促进发展，而不是一种时尚。任何置幼儿发展于不顾，刻意追求时髦的作法，都是对儿童的不负责任。
三、“预先拟定、临时变更”与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
在幼儿园课程的实施问题上，陈先生早年的一些主张对今天的幼儿园课程改革来说仍不为经典之说，今天重温这些主张，倍感陈先生关于幼儿园课程的思想之伟大和精深。陈先生指出：“普通幼稚园的教法有两种：一种是固定的；一种是自由的。固定的教法，就是教师把一日间所做的种种工作，按照一定的时间去支配。什么时间做什么工作，都是刻板不变的，不管小孩子做的这仵工作有没有做好，时间一到立时就要停止。这种注入式的教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呢，是容易见效，学得不久即学会了。坏处呢，是小孩子不能独自创造，不能发表意思，以致好的或有天才的孩子，不能积极的向上进取。这种教法在我们中国的幼稚园里还是很通行的。还有一种教法是自由教法，就是小孩子各人去工作，小孩子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不过在这种自由工作之中，也有点相当的限制，不然随意妄动就要妨碍别人的动作了。而且这种教法非常之难：一方面幼稚园的设备要充分，一方面教师的知能要丰富。„„这两种教法在运用上都是各有利弊。我们无论采取哪一种或两种都采取，我们总应当把每日所做的功课预先拟定出来。谁去拟定呢？教师呢，还是儿童？那也 不必拘泥。有了这种拟定出来的功课，老师就可以有相当的准备。„„倘使临时发生一种很有兴趣的事情，那不妨就改变已拟定好的功课，以做适时的工作来满足儿童的需要。”陈先生的这些主张不正是今天许多幼儿园所关注的幼儿园课程的预成和生成问题吗？陈先生的主张是“要有目标，又要合于生活”，所以“幼儿园的课程须预先设定，但临时可以变更”。他强调“每学期应该有一个总设计，以决定本学期应该注意的目标，每星期又要有一个预定的课程表”，但“此课程预定表并不是固定的、不能变换的，儿童或社会上发生临时的事情，老师就可以采用为课程内容，可以把一切预先设定的暂时搁起，重新再来做一番筹备的工作。倘若新发生的事情与预定的有些相象，那就把它容纳进去”。
的确，当今的课程改革愈来愈主张：课程不仅是预成的，而且具有过程性，是复杂的综合 陈鹤琴的课程思想对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启示
活动，是学习者、教育者、教育情境相互作用的动态生存，因此课程应该是不断生成的。但无论课程的预成还是生成，都无法离开一定的文化土壤。生成是相对于预成而言的，我们没有理由笼统地认定谁好谁坏，而去刻意地追求。预成并不意味着一成不变，生成也绝不意味没有计划和放任自流。幼儿园课程改革关注的是儿童的发展，而不只是它的形式。新《纲要》强调：教师要成为幼儿学习活动的支持者、合作者、引导者。要“善于发现儿童感兴趣的事物、游戏和偶发事件中的隐含的教育价值，把握时机、积极引导。关注幼儿在活动中的表现与反应，敏感地觉察他们的需要，及时以适当的方式应答，形成合作探究式的师幼互动”。从某种意义上讲关注“生成”就是关注儿童，我们之所以强调生成，是因为以往的预成在某种程度上约束儿童的发展，是相对预成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言的。我们强调“生成”是因为活动情景是经常变化的、新信息是不断出现的，凡对幼儿发展具有价值的，我们应该加以充分利用，而不是为了实施计划置儿童于不顾。教师应善于发现新的线索，抓住随机发生的有意义的事件，将活动引向深入。它需要教师对儿童的发展做到既能宏观把握，又能微观调控，它需要教师在活动中能够不断地把计划内的活动和计划外的活动进行整合。因此，在当前的幼儿园课程改革中，以生成和预成作为衡量幼儿园课程的标准是不合适的，任何一种忽视本土文化模式的刻意追求，都会使幼儿园课程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流产。
关注儿童、关注发展是幼儿园课程改革的目标，是陈先生办教育的准则，也是新《纲要》的基本思想。
注：文中所引陈鹤琴语均出自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陈鹤琴全集》第四卷、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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