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来岳飞形象演变概述（5篇）

第一篇：宋以来岳飞形象演变概述

摘要：从宋元至明清，岳飞题材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早期岳飞形象并未走上神坛，随着历史的演进，通俗文学作品中的岳飞形象不断变化完善，最终以作者和人民的意愿为导向，对岳飞事迹进行了神圣化的宣传。伴随着这种主题嬗变，岳飞形象由受冤屈致死的历史悲剧英雄转变到精忠报国的民族英雄，最终定型为忠义化身的文化英雄。

关键词：岳飞；元杂剧；明代传奇；《说岳全传》

一、南宋——偏重史实的“人”的形象

岳飞于绍兴十一年（1142）十月十三日下狱，十二月二十九日被毒杀，蒙冤二十年，到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才得到平反，从此年至宋宁宗景定二年（1261），朝廷释放岳飞家属，不断追封岳飞官职，这一过程也是波折重重。但是当时岳飞的形象并未神化，主要的形象塑造来源于岳飞后人对岳飞的追述。

追述工作始于岳飞三子岳霖，其后岳霖次子岳珂接手，至宋宁宗嘉泰三年（1203）编成，越年上呈宋廷，嘉定十一年（1218）又编成《鄂国金佗稡编》二十八卷。宋理宗绍定元年（1228）又整理出《续编》三十卷。端平元年（1234），合刻二书。这些是记录岳飞事迹的资料汇编，虽有岳飞后人刻意夸大成分，但还算比较切合史实，也为后人保留了许多一手的资料。

这一时期岳飞的形象并未到达社会敬仰的高峰，人们叹惋岳飞一代忠臣良将反遭奸臣陷害，也只是对这一事实进行评价而已。甚至南宋洪迈的《夷坚志》甲志卷十五中有《猪精》篇，说岳飞是猪精转世，虽可“建功立业、位至三公”，但难逃“为人屠宰”的命运，曾敏行的《独醒杂志》卷十也有一条类似的笔记说岳飞是猪精转世，将“死于非命”。可以看出，虽然民间开始对岳飞的形象有一些虚构的成分（说岳飞是猪精转世），但目的不在于神化。

此外，由于南宋朝廷自身政府的统治需要和秦桧残留势力的阻挠，岳飞的形象反而受到不少破坏，最典型的就是南宋的官方文件《判决书》，《判决书》列数岳飞罪状，如“逗留不进”、“要蹉踏张俊、韩世忠人马”等。所以，这一时期的岳飞形象正面负面俱存，距离后世岳飞神化后的完美形象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二、元杂剧——岳飞与秦桧成为善与恶的两个极端

到元代开始出现以岳飞为主角的杂剧，但主要内容大都是秦桧东窗设计谋害岳飞，致使岳飞含冤而死——关注的焦点在于岳飞屈死这一事件。主要代表作品是孔文卿的杂剧《地藏王证东窗事犯》和金仁杰所作《秦太师东窗事犯》。“东窗事犯”的题材绵延不绝，一直到明清两代仍然有作品问世。

《地藏王证东窗事犯》主要讲述了岳飞死后，其冤魂不断向宋高宗倾述冤情,以求昭雪,而受秦桧指使的何宗立去西山捉拿疯僧(地藏王)，一去二十年，恰被引导去阴司中见秦桧已遭恶报。二十年正好是岳飞被害后得宋孝宗平反的时间跨度,戏剧中何宗立经过二十年，恰好见证了秦桧的恶报，岳飞案情得昭，这个安排是暗合宋代史实的。

“东窗事犯”题材的作品情节设计源于民间的善恶报应、因果循环的观念，中国民间是信鬼神的,并且把现实生活中不能解决的矛盾延伸到鬼、神、佛的世界去寻求解决的办法以满足审美心理的需求。从这一时期的作品情况来看，洗刷

岳飞冤屈、揭露奸臣面目是岳飞戏咏唱的主要动机。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岳飞作为一个与金兵这一入侵外族完全对立的有代表性的军事将领，虽然与元朝的统治者没有直接的矛盾，但也绝对不会被允许和欢迎作为一个汉人的民族英雄来进行刻画。而且，岳飞含冤而死这一主题还没有被深入挖掘，因果轮回善恶有报又是平民大众喜闻乐见的题材，所以元代的杂剧将关注点放在岳飞含冤、秦桧遭报上也就是理所应当的了。

虽然这些戏剧作品的目的不是将岳飞送上神坛，但是剧中岳飞与秦桧站在善恶的两个极端，通过反复渲染岳飞的冤屈，痛陈秦桧的罪行，为二人形象的定位确立了基调，也使岳飞形象在后世的不断美化得到了理论基础。

三、忠勇的化身——明传奇中的岳飞形象

随着王朝更替，岳飞题材的文学创作在明代迎来了一个高潮。有明一代外患不息，朝廷需要鼓舞民心，百姓期盼英雄出现，岳飞正好满足了这双重需要。特别是明代土木之变后，于谦在与入侵异族的抗争中保全了明朝江山，最终竟也冤死狱中，岳飞本事也就为文人提供了以古喻今的契机。这样，一方面由于岳飞悲剧英雄的形象已经得到确立，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文化背景的需要，岳飞的故事广泛地出现，他的故事越传越丰富，形象也越来越高大，最终明代的岳飞形象在精忠报国方面得到了充分的表现。

明代富春堂本《岳飞破虏东窗记》是“东窗”戏向“精忠”戏过渡的一部剧作，剧中既有秦桧东窗设计陷害岳飞的内容，也有岳飞破虏抗金及其他一些内容，如岳飞破虏大败金兵并获朝廷钦赐玉带及精忠旗、岳飞部将施全行刺秦桧未遂等，此剧奠定了明代精忠戏的主体雏形。

李梅实草创、冯梦龙改定的《精忠旗》更是在表现岳飞精忠上下功夫，第二折“岳侯涅背”写岳飞听说金兵攻陷京城、俘获皇帝、太上皇时，他便让张宪在他背上刺有“尽忠报国”四个大字，把兴师勤王、杀敌复国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精忠旗》对岳飞之勇武也作了充分的表现，岳飞统领的岳家军令金兵闻风丧胆，被捕入狱他也不屈服于奸臣。作者尽力减少悲怨色彩而增加昂扬格调，因此剧中的岳飞，已不再是徒呼奈何的屈死冤魂，更是气冲云天的无畏英雄，是一位顶天立地的民族英雄。

可以看出，明代人关注的重点已不是元人关注的岳飞屈死这一事件本身，而是岳飞事件对于整个国家、民族的意义。他们在塑造岳飞形象的同时也在表达自己的历史见解，抒发自己的爱国情感。这一时期岳飞形象的忠勇精神正是明代人希望自己的时代和国家可以拥有的。

四、岳飞形象的最终定型——明清岳飞戏和《说岳全传》

明末清初出现了很多翻案戏，这些作品中的岳飞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并识破奸臣诡计，最终大败金兵。如李玉的《牛头山》、张彝宣的《如是观》和周乐清的《碎金牌》。这些戏曲虚实相间，表达了人们美好的愿望。此时的岳飞已经开始作为一个人们想要让他成为的一个形象出现，为了成就这个形象，势必要对岳飞本来的形象做一些改动和完善，并使之逐步走向神化。

李玉《牛头山》写金兀术入侵南宋，高宗离京外逃，被岳飞救上牛头山。最终岳飞与岳云大败金兀术百万兵马，岳飞也因军功被封武功侯。剧作塑造了一个

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岳飞形象，表达了作者的美好愿望。张彝宣《如是观》写秦桧假传圣旨以十二道金牌召岳飞班师，被岳飞识破，于是继续进兵，最后击败金人。周乐清《碎金牌》也写秦桧矫诏发十二道金牌令催岳飞班师，后事情败露，秦桧夫妇、张俊被斩，岳飞传令将十二道金牌捶碎，最终率军大败金兀术，收复汴梁，夺下黄龙府，金兀术自刎身亡。这些作品都充满了历史理想主义的色彩，按照自己的愿望重新设计历史，用让人扬眉吐气的有违历史真实的方式来安排剧作。

而岳飞形象的最终定型应该是在通俗小说《说岳全传》。《说岳全传》共八十回，全名《精忠演义说本岳王全传》，是岳飞题材通俗文学的集大成之作，作品中虚构的许多事件因流传极广，竟被当成史实（典型代表如岳家军）。小说将岳飞附会成如来佛祖座前大鹏鸟的转世，并在小说中吸收改造之前岳飞小说、戏曲、说唱文学中的材料，再加以作者自己的想象发挥，充分表现岳飞的精忠、神勇。经过《说岳全传》的宣扬和传播，岳飞形象被完全理想化、神圣化，从历史上的悲剧英雄变成了战无不胜、十全十美的文化英雄。

参考文献：

[1]洪迈.夷坚志[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曾敏行.独醒杂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3]钱彩等.说岳全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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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孙晓军.岳飞戏创作研究[J].西北师范大学,2012年1月

[6]伏涤修.岳飞题材戏曲的主题嬗变[J].艺术百家，2008，(3).[7]伏涤修.岳飞题材戏曲流变考述[J].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学报，2008，(3).[8]赵立光.“说岳”题材小说研究[J].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年4月

第二篇：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近代以来我国教育制度演变

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过后，中国开始进入了近代社会，中国教育也进入了一个大变革时代。1840年前后，中国的教育主体还是传统的封建教育，但在这个时期也出现了几种新教育，一是地主阶级内部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鸦片战争后，清朝已成为一个衰落的封建帝国，教育仍然沿用旧制，日益空疏腐败，社会矛盾不断加深，主要表现在：1、科举制度腐败。清末科举流弊百出。“四书”中可以出的题目大多出尽，考试严格规定文章必以八股为体裁，书写字体必用小楷。2、官学名存实亡，私学教育空疏腐化3、实行思想钳制，大兴文字狱。为了维持摇摇欲坠的统治，清朝政府极端顽固守旧，闭关自守，对知识分子实行高压政策，进行思想钳制，不允许有任何新思想产生。这种教育满足不了时代的需求，抵御不了外国的侵略，地主阶级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提出了改革封建教育、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代表人物是林则徐、龚自珍、魏源等。

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炮声，中国传统的封建专制主义教育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教育演变。

（一）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以龚自珍、魏源等启蒙思想为先声，以洋务教育为标志，中国近代教育开始起步并出现了以教会学校和洋务学堂为代表的新式学堂。虽然后来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时期这些新式学堂表现出来了不同特点，但毕竟使中国教育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除了举办洋务学堂以外，洋务派还开了官派留学教育的先河，19世纪70年代留学教育开始起步，以后成为教育的重要形式之一。与此同时，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呼声越来越高，清政府终于在1902年和1904年颁布和实施了中国最早的学校教育制度——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除了政府国人主动学习国外思想教育外，外国人也在向中国输入西方文化，并开始在中国建立新式学堂。早在鸦片战争前，西方科学文化便随着传教士的脚步，悄然渗入中国大陆，当时意大利耶稣会教士利玛窦等人，开始传播自然科学和技术，逐渐地把西方数学、天文学、医学、地理学等科学介绍到中国。这时西方文化的渗入并不具侵略的性质，并不危及天朝帝国的尊严，也没有替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危险，故自皇帝至一般士大夫皆能接受。并且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虽然没有直接规定文化教育侵略的条文，但是英国夺得了五口通商、协定关锐、领事裁判权以及最惠国待遇等。这就开始了剥夺中国的主权，为文化教育的侵略打开了大门。1844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明确地获得了建教堂、传教、办医院、办学校的权力，并且还要受清政府的保护。列强利用这些不平等条约，夺取了在中国办教育的特权，为其文化侵略大开其道。总之，鸦片战争以后，面对国门被强迫打开后变化的形势，传统教育已难发挥维护中国社会生存发展的作用，开始了艰难的改革历程，逐渐由以民族文化为中心的封闭型教育向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开放型教育转变。

（二）戊戌变法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随着资本主义的逐步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早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到90年代转变为救亡爱国运动，即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领导的维新变法运动。

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他们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求改变封建专制政体，实行君主立宪，发展资本主义。但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力量还十分薄弱，加之他们大多是出身于官僚地主家庭的知识分子，这就决定了他们在政治上既有反侵略、反封建的要求，又有软弱性。这种软弱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用更彻底的手段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只有一手抓皇帝，屡用上书请愿的办法，希望能说服光绪皇帝接受变法主张，并且自己来兴办学校、设立报管、著书等来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维新性质的学堂有两类。第一类是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代表人物为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培养变法人才办的学堂。主要有万木草堂、时务学堂、通艺学堂、浏阳算学馆等，影响最大的是万木草堂和时务学堂。万木草堂由康有为任总教授、总都督，并在教学和教学组织管理方面亲力而为，讲学效果显著。万木草堂在研究、宣传维新变法思想，培养变法骨干上起了重要作用。时务学堂于1897年10月在湖南长沙创办，梁启超被聘为中文总教习。时务学堂办学目的，是要使学生有变法思想，有广博的知识。梁启超就任总教习以后，亲自制定了一个《湖南时务学堂学约》，规定学纲十条：立志、养志、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梁启超在此讲学数月，推动了维新运动在湖南的开展。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学校，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别于封建主义的旧教育。从这些学校里，培养出一批变法人才，如梁启超、陈千秋、徐勤就是康有为办的万木草堂的高才生。

1898年6月11日宣布变法至9月21日的“百日维新”中，资产阶级维新派积极推行新政，通过光绪皇帝，颁布了大批维新变法诏令。在北京设立了京师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的设立，早在百日维新前就有议论。“新政”开始后，总理衙门委托梁启超起草了《京师大学堂章程》，共分8章52条，上报光绪皇帝。光绪帝派孙家鼐为管学大臣，管理大学堂事务。1898年9月政变发生，新政停止，但京师大学堂并没封闭，于当年11月正式开学。后来，其封建性明显加强，所招收的学生，完全是五品到八品的官员和举人。民国初年（1912年），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百日维新”期间筹办的各级学堂，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和愿望，对封建传统教育产生了强大冲击，所荡起的思想解放潮流，影响至深。

（三）辛亥革命时期创办的新式学堂

20世纪初，在民族危机和人民反抗斗争的推动下，中国资产阶级逐渐分化成两派——革命派与改良派。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宣传革命思想，建立革命组织，掀起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革命派在革命过程中十分重视举办学校，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上海的爱国学社，爱国女校，湖南的明德学堂，安徽的安徽公学、浙江的大通师范学堂等。这些学校对清末资产阶级革命起到了很大的组织和宣传作用。

1、爱国学社：1902年4月，章太炎、蔡元培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由蔡上海南洋公学学生反对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学生200余人愤而罢课退学。中国教育会支持学生的斗争，于1902年11月，为这些退学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为总理。以后各地学生凡因受迫害或被开除的，都纷纷加入爱国学社，教员都是全国有名的学者和爱国人士，讲授各门科学都重视思想的陶冶和军事的训练，以助于锻炼精神和暴力革命的需要。这些报刊成为爱国学社向社会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日益增高，曾有力地声援全国各地的**。但也为此，爱国学社引起了清政府的忌恨，他们逮捕了邹容和章太炎，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2、爱国女校:是中国教育会蔡元培等1902年冬在上海创办的一所提倡男女平等，妇女独立的学校。课程有外语、理化、代数、几何、法国革命史等。爱国女校为辛亥革命培养了不少坚强的女战士。1908年后，成为普通女校。

3、大通师范学堂：1905年9月，光复会领导人陶成章、徐锡麟等人在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体育专修科，6个月毕业。1907年，该校由秋瑾主持校务。

这些新式学堂是中国主动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清政府挣扎过程中的产物，是主动的接受与改变。而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取的在华办教育的权利后，都进行了对中国的思想侵略。

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美、法等国各派教会以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牧师、教师和为外国在中国经营企业、事业服务的人员为目的，在中国开始办教会学校，所进行的教育称为教会教育。

教会教育：

早在1818年，英国传教士玛利逊，曾在马六甲开设一所英华书院，目的是扩大影响，宣传基督教。教会学校的招生对象以贫苦人家的孩子为主，大多免收学费和膳食费；办学目的是为了在中国人中培植一批传教助手，扩展传教的速度。早期教会学校培养出一批为教会服务的洋奴，但这种学校是在中国土地上出现的新式教育，在办学形式、教育内容、教学方式、教员等方面，都突破了原有封建传统教育的模式，培养了一些具有改革思想的人才。虽然这并非侵略者所愿，但毕竟给中国的教育输进了一点新的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通过与清政府新签或修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进一步夺取了在中国内地建学校等特权。同时，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办的企事业日益增多，洋务派兴办的洋务事业不断发展，这些都需要越来越多的新式人才，因而促进了教会学校的发展。教会学校在课程上，主要有宗教、外语、西学和儒家经典。1877年5月，为了适应教会学校的发展，规范教会学校的教学内容，以英美为首的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上海组织了一个“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目的是把“基督精神”加进教科书中去，以奴化中国学生，控制教科书的编纂权。这是近代第一个在华基督教教会的联合组织。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教会学校，不需要中国政府立案，只需它的认可即可。另外，各国还在20世纪初以后，使许多教会大学在其国内立案。如上海圣约翰大学、南京金陵大学，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州大学和纽约州大学注册立案。于是，这些学校就成为设在中国的美国附属学校，学生可升入外国大学研究院，可获学位，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渐成为留学教育的预备学校，进一步发展了对中国的文化教育侵略。

然而，有侵略就会有反抗。随着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教会学校迅速膨胀。据统计，到1926年，基督教、天主教两教会在我国已有教会小学1.4万余所,中学400余所,大学19所,学生80万人。这些学校无一向中国政府立案注册，严重侵犯了中国教育主权。进入20世纪以后，在资产阶级民主运动的影响下，各地会党纷纷领导人民抗洋兵、毁教堂。青年学生更掀起了反抗斗争，许多教会学校的学生，不断罢课、退学，表现了中国青年不可辱的民族气节。1922年以“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要在中国清华学校举行第11次大会为导火线，爆发了空前的非基督教运动，进而发展为收回教育权运动。“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是传教士穆德组织的。他在中国北京开会的目的是讨论“学校生活基督化”和“如何宣传基督教于现代大学生”等问题。针对这个新的侵略行动。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3月在上海领导发起组织“非基督教学生同盟”，发表宣言，通电全国。揭露基督教的反动本质及教会学校里所进行的文化侵略。随后全国30多个地区组织了类似的组织，形成了一个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运动。

1925年“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不得不有所收敛改换侵略形式，承认“应向政府注册，遵守政府之规定，受政府之监督指导”。同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教育部颁布了《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6条。规定外人捐资办学应作为私立学校请求政府认可，校长需为中国人，中国人应占学校董事会名额之过半数，学校不得以传布宗教为宗旨，课程须按部颁标准，宗教科目不得列为必修科等。尽管教会学校的教育权并没有因为收回教育权运动而得到彻底的收回，但收回教育权运动给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以重大打击，是日后教会教育走向本土化和世俗化的必不可少的前奏，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留学教育

经历了种种屈辱、痛苦、比较、反思之后，国人意识到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并开始考虑如何向西方国家学习。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起步和发展了中国近代留学教育。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曾出现过一些零星自发的留学行为，留学生基本是教会学校的学生。倡导由政府派遣出国留学人员是在洋务运动开始之后。洋务派曾派不少留学生到英、法、美、日等国学习军事、技术和自然科学。如：1875年闽浙总督沈葆桢派遣福建船政学堂学生5人，前往法国学习船政，1876年李鸿章派7人赴德国学兵技。洋务派办留学教育是要维护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培养洋务人才。但它是中国教育走向世界过程中最名副其实的一步，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推进之功不可磨灭。历史的事实也说明，这些留学生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文明，学到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知识，成为一批新型的知识分子和优秀的爱国知识分子。其中有科学技术人才如詹天佑、哲学政治学人才如严复等。在清末新政的刺激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形成了规模盛大的留日高潮。由于留日高峰的形成，也引起美国的注目，认为这不利于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中国，以发展留美教育。

。第二次鸦片战争前，中国尚无一套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中国较完备的现代学校系统是在洋务运动后逐渐发展起来的。学校教育制度（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各类学校的系统，它是教育制度的主干，随着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成功对中国的刺激和大批西方传教士对西方教育制度的译介，许多有识之士开始批评传统的教育制度，要求改革传统的教育制度，培养真才。清政府为了缓和人民的不满情绪，以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于1901年开始推行“新政”。陆续颁布一些改革政令，其中包括颁行新的教育制度,改革和废除科举制度，兴办新式学堂等。新的教育制度包括了“壬寅学制”和“癸卯学制”。

在“癸卯学制”实施了8年后，1912年1月，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在教育方面，于1月9日成立中央教育部。并于1912年9月3日，颁布《学校系统令》，称为“壬子学制”。1913年，教育部又陆续颁布了各级各类学校法令，补充了这个学制，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称“壬子癸丑学制”。壬子癸丑学制与癸卯学制相比，有很大进步，它缩短了学制年限3年或4年；取消了毕业生奖励出身的制度，消除了科举制度的阴魂；女子教育取得了一定的地位，癸卯学制中没有女子教育的地位，壬子癸丑学制中，普通中学、中等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规定设立女校，初等小学还可以男女同学；从课程的改革上，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生产技能的训练；改进了教学方法，反对体罚，要求教育联系儿童实际，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

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改革虽然也有许多不彻底的方面，但它是近代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的第一次系统的改革，它突出了资本主义文化在教育中的地位，较全面反映了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是资产阶级新教育反对封建主义旧教育的一次重大胜利，有着历史进步意义。

随着中国近代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要求教育能提供具有文化知识的劳动者。在美国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一些知名人士如胡适、陶行知、黄炎培等人都纷纷提出了改革学制。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学制会议，对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的学制草案稍加修改，于同年11月以大总统名义公布施行，即壬戌学制。一般称这个学制为“新学制”。“新学制”提出七项标准作为改革的指导思想。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等。在讨论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1923年该委员会公布《中小学课程纲要》。小学设国语、算术、卫生、公民、历史、地理、工用艺术、形象艺术、体育、音乐等科。普通科分文理两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1922年学制的公布，结束了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混乱状况，反映了“五四”以来新教育改革的一些基本要求，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新学制”除以后在学分制和综合中学制等方面有所改动之外，基本上沿用到全国解放。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制度由封建主义变为了具有先进思想的社会主义。马列主义理论及思想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千年的封建教育制度演变为现代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中国的教育制度变得实用、开明，成为了改革开放的最伟大的成果之一。

第三篇：新疆宗教演变史(概述)

新疆宗教演变史概述

新疆的原始宗教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种宗教并存的地区。不管历史上各种宗教如何演变,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新疆宗教发展和演变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原始宗教阶段。新疆流行的是由远古先民自发产生的原始宗教以及由原始宗教发展而成的萨满教。这一阶段从远古一直到公元前4世纪外来宗教传入。

第二阶段,是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除佛教外,还有原始宗教（包括萨满教）、祆教、道教、摩尼教、景教等。这一格局一直维持到伊斯兰教传入,历时一千多年。

第三阶段,是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在这一阶段,伊斯兰教通过对和田的宗教战争,逐渐将佛教势力排挤出南疆地区,形成南疆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这一阶段的早期各种宗教都比较活跃,后期则发生了较大变化,随着伊斯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祆教、景教、摩尼教则日趋式微。这一格局大致持续了6个多世纪。

第四阶段,是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阶段。16世纪初,伊斯兰教在东察合台汗国的强制推行下,最终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在这一阶段,由于维吾尔等民族接受了伊斯兰教,原来主要由这些民族所信仰的宗教,如祆教、摩尼教、景教等便逐渐在新疆消失了。佛教、道教只是在汉族中流行。17世纪初,卫拉特蒙古

人接受藏传佛教后,佛教又在北疆地区兴盛起来。此后,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也相继传入新疆。新疆的宗教格局发展、演变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这一格局一直延续至今。

宗教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人类思维能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当人类还没有完全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之前,不可能产生宗教观念,当然也就不会有什么宗教意识和宗教信仰。在人类进化到智人阶段后,随着生产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与人之间社会联系的不断加强,人类的大脑也发育成熟起来,逐渐具备了抽象思维能力。抽象思维能力的形成,使宗教的产生成为可能。抽象思维能力是宗教产生的前提条件,没有这个能力人类就同动物一样,就不会产生宗教观念和宗教意识,宗教信仰、宗教感情以及宗教活动等等更无从谈起。但是,这绝对不是说,有了抽象思维能力就有了宗教,或必然要产生宗教,而只能说抽象思维能力使宗教的产生有了可能。宗教的产生有着深刻而复杂的社会根源和认识根源。

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是指那些导致宗教产生的社会生活的客观因素。这些客观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一是人与社会的关系。宗教观念的最初产生,反映了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情况下,原始人对自然现象的神秘感,是人类在自然力量的压迫面前软弱无力、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幻想的产物。在原始社会,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十分低下,这种生产力水平使人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和掌握这种自然力量,因而对原始人来说,这种自然力量就成为某种为人们所不能理解的神秘的强大力量。比如,下雨是一种极其常见的自然现象,雨水充沛就会草木茂盛,果实累累,给原始人提供丰足的食物；但倾盆暴雨却会造成洪水泛滥,毁坏一切甚至夺去人的生命。大火可

以吞噬森林、草原,烧死动物,威胁人的生命,但是也会给原始人带来意想不到的好处,那些被烧死的动物成为他们不需要经过艰苦的狩猎即可得到的美味佳肴。再如天气,有时风和日丽,晴空万里,有时却乌云翻滚,电闪雷鸣。日有升落,月有圆缺,动物有生死,植物有枯荣……这些自然现象对掌握了科学知识的现代人来说不难解释,但是对远古时期的原始人来说却是无法理解的。在他们看来,自然现象和自然力都是不可捉摸也不能抗拒的,对此他们既感到困惑不解,又感到神秘莫测,更感到恐惧。于是他们就想象在大自然的背后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在支配着自然界,并幻想这种超自然力量具有人格特点,人如果触怒它,就会受到它的报复和惩罚；讨得它的好感,就会得到它的恩赐。原始人为获得超自然力量的恩赐,便采取巫术、法术、咒语、祈祷等各种方式,试图去影响超自然力量。这样就产生了最初的宗教观念和行为。

原始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早产生的一种宗教形态,它是自发产生的。新疆的原始人也经历了同样的原始宗教产生的过程。根据新石器时期的遗址和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当时的人类已经产生了灵魂和灵魂不死的观念。灵魂观念是远古时期人们由于不了解自己身体构造及各器官的功能并受梦中景象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以为,思维和感觉不是人们身体的活动,而是一种独特的寓于身体之中而又可以离开身体的精神体在活动,这种精神体他们视之为‚灵魂‛。原始人不仅相信人有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和活动的灵魂,而且灵魂是不死的,人的肉体死亡后,灵魂在另一个世界里仍然过着同现实世界一样的生活,所以他们在埋葬死者的同时,也把死者生前使用过的生活用品、生产工具等随同死者一起埋葬。

灵魂观念的进一步发展,就是万物有灵观念,在万物有灵观念的基础上,产生了自然崇拜、动植物崇拜、图腾崇拜等等。原始人相信超自然力量,认为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在操纵着大自然,并把这种超自然力量人格化和神格化。为了获得大自然的恩赐,人们便通过各种形式开始了对自然的崇拜。他们崇拜日月山川、风雨雷电等一切自然现象和自然物。

在罗布淖尔发现的一处氏族社会的墓葬,该墓葬的突出特点是坟墓的地表立有七圈环列木桩,圈外是呈放射状四向展开的列木,其状恰如一轮华光四射的巨日,表现了当时的罗布人对太阳的崇拜。在富蕴县唐巴勒洞中,有一幅彩绘岩画,上部是两个同心圆,分别代表日、月,旁绘彩云,下部是一个形状怪异的人头像。类似反映日月崇拜的岩画,在新疆各地都有发现。古代塔什干人自称‚汉日天种‛,表明了他们对太阳的崇拜。乌孙人也崇拜太阳,每年都要举行祭祀太阳的活动。匈奴人不仅崇拜太阳,还崇拜月亮和星辰。他们认为太阳和月亮代表着光明,经常与代表黑暗的恶魔进行斗争。所以每当日蚀或月蚀发生时,他们就认为是太阳和月亮受到了恶魔的围困,于是就击鼓鸣金,大呼小叫,以吓跑恶魔,拯救太阳或月亮。匈奴的首领单于每天早、晚都要走出营帐,祭拜太阳和月亮。军事行动要先看星月,‚月盛则议战,月亏则退兵‛。他们对太阳和月亮的崇拜即使在多次改变宗教信仰后,也一直延续下来。至今,维吾尔族人仍然非常忌讳面对太阳或月亮吐口水或大小便,认为这是对太阳和月亮的不敬,是一种罪过。

在自然崇拜中,新疆古代游牧民族对天的崇拜较为突出。突厥语和蒙古语称‚天‛为‚腾格里‛,匈奴的首领单于自称是‚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匈奴人也称自己是‚天之骄子‛,认为自己有上天佑护。

突厥人也十分崇拜天神,认为天神腾格里是主宰一切的神。维吾

尔族英雄史诗《乌古斯可汗的传说》里也经常提到腾格里,如‚腾格里给你大地‛、‚愿腾格里梦中启示,我们应验‛等。甚至乌古斯可汗的第一个妻子就是在他‚祈祷腾格里‛时,随蓝光从天而降的。随着对腾格里信仰的发展,腾格里逐渐被用来指一切崇高的神灵,除天神腾格里外,还有地--水腾格里。

山神、水神也是新疆古代先民崇拜的诸多自然神灵之一。新疆多高山大川,巍峨壮丽的天山和阿尔泰山都被视为‚腾格里山‛,他们认为天山、阿尔泰山即为苍天的化身或天神所居。对水的崇拜,来源于水对于生命的重要意义。古代维吾尔人认为水是神圣的,所以,人们常常以‚银或鍮石为筒,贮水激以相射,或以水交泼为戏,谓之压阳气去病。‛与我国傣族的泼水节相似。与水相连的河、泉等也同样受到崇拜。至今新疆各地的许多泉,特别是一些温泉,仍然被人们视为‚圣泉‛而加以崇拜。

新疆的原始居民也崇拜动植物。古罗布人崇拜麻黄草和小麦,死后要把这两种植物随葬。以牧猎为生的居民多崇拜动物,对狼尤为崇拜。农耕居民则崇拜老鼠。古代于阗人就对老鼠崇拜有加。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详细记载了于阗崇拜老鼠的盛况。于阗人对老鼠的崇拜源于一个古老传说,据说鼠神曾帮助于阗打败入侵的匈奴,于阗王‚感鼠厚恩,建祠设祭,奕世遵敬,特深珍异。‛自此以后,于阗‚上自君王,下至黎庶,咸修祀祭,欲求福佑。‛人们在行经老鼠洞时,都要下马到洞前礼拜致敬。奉献给老鼠的祭品,有各种美味隹肴,甚至还有衣服、弓箭、鲜花等。他们认为,‚若无享祭,则逢灾变‛。20世纪初,在于阗的丹丹乌里克遗址出土了一块彩绘木板,画面是一‚奇异的鼠头神像‛。这是古代于阗崇拜老鼠的有力证据。

图腾崇拜也十分盛行。据《山海经》等古文献记载,周穆王在西

域会见的西王母,‚蓬发戴胜‛,‚虎齿豹尾‛。这个西王母可能就是当时活动在昆仑山一带的以虎、豹为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首领。古代新疆的许多民族除虎、豹外,也以狮子、狼、骆驼等动物,甚至以太阳、树木等为图腾。如突厥、黠戛斯（今柯尔克孜族）、回鹘（今维吾尔族）等都以狼为图腾,回鹘的图腾还有狮子、骆驼、树等。在维吾尔族关于其族源的神话传说中,第一位首领卜古可汗就是由树所生。现代维吾尔族人虽然不再把树视为其民族的图腾,但他们对树依然十分崇拜。凡百年以上的大树,都认为其有‚神性‛,在这样的树下不可便溺,否则就会招致噩运。

在原始宗教盛行时期,人们希冀通过对生殖的崇拜以求得人类自身的延续和发展。最初,自然界中凡是能大量繁衍后代的动物,如鱼、青蛙等等,都是人们崇拜的对象。人们希望能像被他们崇拜的对象那样,大量繁衍后代。当人们粗知生殖的道理后,就开始了对生育的直接承担者--女性及其性器官的崇拜。新疆就出土有女性特征鲜明的陪葬木偶。突厥语族的古代居民崇拜的地神‚乌麦‛,就是女性神。实际上,‚乌麦‛就是女性生育孩子的胎盘。继女性崇拜之后,男性及其性器官也成为崇拜的对象。在新疆各地出土的大量女性木偶,男性石祖、木祖以及反映生殖崇拜的岩画,忠实而形象地记载了新疆古代居民对生殖的崇拜。

进入父系社会后,随着以男性为中心的家庭的出现,人们对男性生殖器官的崇拜逐渐演变为对祖先的崇拜。匈奴人每年都要集体举行祭祀祖先的活动。突厥人不但重视对氏族或部落祖先的祭祀,个人对自己祖先的祭祀也十分隆重。据《隋书》记载,突厥人死后,‚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死者埋葬后,还要‚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

其生时所战阵之状。‛古代维吾尔人认为,‚家堂坟茔乃人之根本,且有默佑之灵‛,故十分重视对祖先的祭祀。

新疆的萨满教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开始迈向阶级社会时,以自发的自然灵力崇拜为重要标志的原始宗教即进入晚期阶段。在这一阶段,虽然还保留着早期阶段的许多明显特征,但已经渗入了很多人为的因素,并且有了职业的神职人员和以万物有灵观念为核心的简单教义以及一定的宗教仪式。这就是萨满教,萨满教并没有‚始祖‛或‚创始‛之说,它是原始宗教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萨满教的得名是由于这种宗教在说满--通古斯语的各族中比较流行,而满--通古斯语称巫师为‚萨满‛,由此就称这种宗教为萨满教。

萨满教的思想信仰是建立在复杂的灵魂观念上的,万物有灵和泛神思想是其信仰的核心。萨满教认为世界上各种事物都有灵魂,包括花草树木、山川河流、风霜雨雪等都有神灵,因此都能成为崇拜的对象。萨满教认为人也有灵魂,人死后灵魂并没有消失,而是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并且还经常照看着人世间的部落和子孙。其后,这种思想发展成‚三魂论‛,即认为人有三个灵魂,一是‚生命之魂‛,系生命之神赋予,同人的生命共始终,人死亡生命之魂即永远离开躯体而消失；二是‚思想之魂‛,是人在清醒时的思想和梦中所见人死后思想之魂不消失,它只是暂时远离身体和其他灵魂交遇,需请萨满将它送入阴间,以免在世上作祟,伤害人畜；三是‚转生之魂‛,系转生之神所赐予,人死后按其生前品行,或转世为人,或投身动植物,妇女不育,孕妇流产,认为她们是没有转生之魂,或该魂被攫所致。上述三种魂形状似人,分量极轻,人们只能闻其声,而不见其形。‚三魂论‛是

萨满教用来解释人的生老病死等各种生理现象,体现了当时人们力图合理地解释生命奥秘的愿望。

萨满教作为原始宗教的高级形式,其基本特点是信仰萨满具有超自然异能,可臻于疯狂,与精灵直接交流沟通。萨满是作为氏族神在人间的化身和代理人而出现的,是氏族成员与鬼神之间的中介,在氏族或部落中享有特殊地位。萨满在过去常是氏族或部落的酋长,后来则由具有一定超能力的人担任。成为萨满的人,大抵有如下经历,即长期重病不愈或突患疯癫症。这被认为是当萨满的征兆,认为祖神或已故萨满看中了他们,其灵魂‚附‛在了他们身上。萨满的主要职责是主持祭祀仪式,为本氏族祈求神灵,保佑五谷丰登、人畜兴旺,为氏族成员治病,求儿求女,占卜凶吉等。后来,萨满开始逐渐参与氏族、部落重大事务。

据史籍记载,匈奴、柔然、突厥、回鹘等新疆的许多古代民族,都信仰过萨满教。萨满在这些民族中曾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由于笃信萨满是神灵在人间的化身,所以凡涉及本民族的重大问题,尤其是军事行动,首领都要事先征求萨满的意见,由萨满占卜吉凶,征求神意,然后才能决定是和是战。军队出动时,萨满要为本氏族获胜祈助神灵。

乌孙人早在母系氏族社会时期就有了自己的巫师,萨满巫师的形象被刻画在岩洞上。阿勒泰地区富蕴县山里发现的康巴勒洞窟里面,画有人面神形图。在阿勒泰市区旁将军山的岩画上,也刻画有与这种人面神形图完全一样的形象,戴着一顶尖形的帽子,与史书记载的萨满装束十分相似。

萨满巫师在突厥人中的地位很高。据传说,突厥先祖泥师都就是一位‚别感异气,能征召风雨‛的萨满。萨满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

事,可汗都要听从萨满的意见,由萨满预卜凶吉,决定取舍进止。可汗登基,要由萨满充当神的使者,代表神意,授权新主。

有关新疆古代居民信仰萨满教的历史记载还有很多。总的来说,萨满教在新疆古代先民中流行的时间相当久远,在漫长的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一直是人们意识形态的主要形式,其信仰观念已经深深植根于民众之间,长期支配着这些民族的精神生活。人类总是向前发展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私有制的出现,阶级的分化,人们的精神生活也有了新的、更高的追求。随着祆教、佛教、景教、摩尼教和伊斯兰教等宗教的兴起,原始的萨满教观念及其祭祀仪式逐渐被这些宗教所取代。但是,萨满教是生命力极强的宗教,它没有就此消失,而是或渗入到新的宗教中,或以习俗的形式,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的民间,萨满依然十分活跃,只是他们不再是‚萨满‛,而是演变为‚巴合西‛（哈萨克语称为‚巴克思‛,女巫师称‚库什娜西‛）。

哈萨克族巫师以天鹅皮制成神帽,插上猫头鹰羽毛,头上留一束头发。在哈萨克族人中,巴克思一般被认为是博学之士、诗人、乐器演奏家、吟诵史诗的歌手、部落氏族的谋士；在跳神时,他们用库布兹琴伴奏歌唱,兴奋时即发表吉凶预言。在战争时,他们在军队首领身旁,演奏库布兹,歌颂英雄祖先,激励士气,并施巫术作法。平时则为人占卜、跳神、行医。有些巴克思也被称为‚谢赫‛（原意为伊斯兰教长老）,他们身上都带着占卜用的40颗石子,以占卜、治病、跳神为生。我们不难看出,在哈萨克族伊斯兰教信仰里保留了许多萨满教的遗俗。

在维吾尔族民间,巴合西主要是为人跳神治病,原来由萨满司职的行巫术求雨、消灾、占卜、祭祖等活动,在南疆一些地方则是由谢

赫、海兰达尔或迪瓦纳等主持的。这些人实际上是身兼伊斯兰教苏非道人和萨满巫师双重身份。在宗教信仰上,他们满足了一部分穆斯林因萨满教而遗留下来的一些旧观念和祭祀方面的要求。在祭祀时,扮演了萨满角色。当然,这种现象在新疆并不具有普遍性,仅存在于一些偏远落后的农村牧区。

萨满教遗留最典型的例子是麻扎朝拜。在南疆的维吾尔族农村,麻扎朝拜是比较普遍的一种习俗。麻扎为阿拉伯语,意为‚墓地‛。麻扎朝拜的本质是祭祀祖先和亡灵的多神崇拜现象,可以视为萨满教的一种遗留,而与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无关。它是因苏非派的流传和倡导而发展起来的。在麻扎朝拜里,可以看见大量的萨满教和其他旧宗教的遗留。比如,立高杆、挂旗幡、挂牛马尾、在树杈上拴布条、供野羊角等,这些都是原先突厥和回鹘人遗留下来的祭天祭祖的风俗。人们在祭祀结束后跳的‚萨玛哈舞‛,这种舞蹈的动作与萨满跳神的动作十分相似,是模仿萨满而形成的一种有祭祀意义的舞蹈。

在被朝拜的麻扎中,还有很多麻扎的名称是以动植物命名的,如白杨树麻扎、桑子麻扎、胡杨麻扎、蛇麻扎等等。和田有一座名叫‚科克马里木‛（波斯语,意为蛇山）的麻扎,该麻扎位于一座土山上,下临墨玉河,据传说,这里原是古代拜水的地方,所谓‚蛇‛,也就是汉族传说的龙。这些麻扎显然是古代动植物崇拜的残余。

在南疆还分布着许多有关妇女的麻扎及其传说,如‚阿吉阿娜‛（朝觐者之母）麻扎、‚其切克阿娜‛（水痘母亲）麻扎、‚阿娜江‛（母亲）麻扎、‚克孜勒阿亚里热木‛（红妇女）麻扎、‚苏提帕西木‛（牛奶之王）麻扎等等。喀什、和田地区还有不少命名为布维玛利亚木（传说是沙图克〃布格拉汗的妻子或孙女）的麻扎。其中喀什市伯什克然木乡的布维玛利亚木麻扎最有名气。来自南疆各地的妇

女们到这里朝拜、许愿、点油灯、念经祈祷。麻扎墓旁有六七个大小不等的石头,求生育和怀孕的妇女们抚摸这些神石,并抬起来从左到右绕墓三圈,以为这样就可以达到求子、顺产的目的。每周二在该麻扎举行一种被称为‚布维赛显比合尼木哈提米斯‛的祈祷活动,意为‚星期二圣母祈祷仪式‛。这些朝拜活动都反映了早期生殖崇拜和乌麦女神崇拜的遗留。

民间的祈水仪式也多在麻扎举行,这类麻扎分布较广,多位于山口、河谷、沙漠地带。人们相信麻扎的神灵有此神通,只要虔诚念经祈祷,就可求得雨水、获得丰收。

从麻扎朝拜的形式和内容不难看出,它是维吾尔族祖先崇拜、自然崇拜等与伊斯兰教苏非主义圣人崇拜相结合的产物。麻扎朝拜盛行不衰的原因,除了萨满教在维吾尔族中根深蒂固的影响外,还在于苏非派在新疆长期的流传。苏非派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的教派,它的一个重要特点便是能够容纳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在接受伊斯兰教以前就已有的传统习俗和信仰观念,并使之与伊斯兰教义教法相融合,从而形成了一些带有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伊斯兰教信仰。按照正统派的信仰主张,伊斯兰教完全是‚一神论‛的,‚除安拉之外,别无神灵‛；对于任何人物（包括安拉的使者穆罕默德）以及动物和有形之物的崇拜,都是非信仰的、禁止的。但苏非主义的理论基础便是建立在以‚万有单一论‛为核心的泛神论的思想体系上,并不排斥一些民间固有的崇拜对象。所以,在苏非派传播的地方,许多民俗和传统信仰便容易保存下来。维吾尔族的情况便是如此。祖先崇拜以及各种自然崇拜,都被苏非派所容纳吸收,并以麻扎朝拜的形式得到提倡。现在我们在麻扎上看到的各种朝拜、祭祀活动,显然与伊斯兰教正统主义的信仰是有所区别的,但却是一部分穆斯林宗教生活的组成部

分。

在哈萨克族民间,也保留有大量的萨满教遗俗。哈萨克族的求雨仪式名为‚塔萨特克‛,于干旱季节在河边举行。由聚集的人们捐献牲畜,向腾格里宰牲祭祀。祭祀时,大毛拉用白色大布将《古兰经》悬挂于一高木架上,然后站在《古兰经》下摊开双手,向腾格里和真主祈祷,念诵降雨的祷文。人们则按照对腾格里或真主的虔诚,凑一点作为布施的现金,然后分吃作为祭品宰杀的牲畜,向腾格里和真主叩头祷告,以这种方式祈祷求雨。

在哈萨克等民族中流行的‚巴塔‛、‚40支蜡烛‛等习俗,也反映了萨满教的遗存。巴塔,意为‚祝福‛、‚祈求‛,在哈萨克族日常生活中运用十分广泛。如在殡礼仪式中诵念的‚加纳扎巴塔‛、为亡魂诵念的‚伊斯兰教经文巴塔‛、每日五次礼拜诵念的巴塔；在婚礼、节日、宴会前后、布施、为准备过冬而宰杀牲畜时诵念的巴塔；人们远途旅行、英雄出征时,须接受德高望重的长老的巴塔；由于一定的原因,须为儿童做专门的巴塔,祝愿他们长寿、幸福,或祈求圣人施予恩惠等等。

‚40支蜡烛‛的习俗是原始萨满教信仰在哈萨克族中的遗存。哈萨克族人认为,人死后其灵魂在40天之内要回家探望妻子儿女,故人死后的40天内,每天黄昏降临时,要将毡房门敞开,在门框右方点上蜡烛,并铺上白毡,供放一碗饮料（如马奶等）。同时,家里人还要祈祷祝福,点蜡烛的40天内,每天1支,有时7支,蜡烛是用浸过油的棉絮或蓝布缠绕芨芨草制作的,长约一尺。点40支蜡烛的目的,是替死者驱魔,在40日之内保持死者生前住所的清洁,使死者的灵魂感到满意。

萨满教在新疆各少数民族中的遗存,反映了这种原始的宗教形

态在新疆地区长期流行并与其他宗教交融、吸收的结果。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萨满教逐渐让位于古代人为宗教,这是宗教发展演变的必然过程。但是,由于萨满教的长期流行,特别是它是一种人们初始的、原生的宗教思想意识,许多观念和习俗已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影响,成为一种积淀十分深厚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因此,不会随着新的宗教的流行而完全消失。这些观念和习俗也必然以各种方式融合到其他宗教里,形成这些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地区化、民族化的特点。这是萨满教在新疆少数民族中留存有大量遗俗的根源。

佛教传入新疆与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传入新疆的，也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曾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1、祆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无文字记载。1978年以来在乌鲁木齐和伊犁州都出土了祆教的文物——高方座承兽铜盘。据考证，这两件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铜盘，与中亚发现的祆教祭祀台形制相似，是祆教徒专门用来祭祀圣火用的，这表明祆教传入新疆应在公元前5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间。祆教的传入路线是由波斯沿丝绸之路北道经中亚传入新疆。

2、史籍对这一时期祆教在吐鲁番的流行情况也有记载：‚高昌国俗事祆神，兼信佛法。‛佛教在这里仅处于‚兼信‛的地位，反映了祆教的盛况。

3、宋朝以后，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祆教日趋衰落。祆教虽然作为一种宗教在新疆消失了，但是作为一种文化，却在曾经信仰过它的民族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祆教的重要节日诺鲁孜节，现在仍是曾信仰过祆教的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塔吉克等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在这些民族中，敬火拜火的习俗也大量保留下来。

佛教是公元前6至前5世纪在古代印度产生的一种宗教，它的创始人是北印度迦毗罗卫国（在今尼泊尔境内）王子乔达摩〃悉达多，也就是后来佛教徒所尊称的释迦牟尼。佛教在其产生后的几个世纪里，只是在本土流传。后来被立为印度国教后才开始传入与印度毗邻的国家和地区。

根据《大唐西域记》、《于阗国授记》等汉、藏文献记载，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1世纪七八十年代。佛教经克什米尔首先传入新疆于阗（今和田地区）。不久，又经中亚传入疏勒（今喀什地区）。此后佛教沿着丝绸之路南北两道传播到且末、若羌、莎车、叶城、库车、阿克苏、焉耆、吐鲁番、哈密等塔里木盆地周围各个绿洲。

佛教在新疆的迅速传播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佛教传入前后，新疆正处于奴隶制的发展阶段，当时在塔里木盆地周边就有大大小小几十个各霸一方的奴隶主政权。这些割据政权之间互相攻伐兼并，战争连绵不断，经济凋蔽，民不聊生。而匈奴贵族集团的残酷统治和经济掠夺，进一步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苦难，激化了社会矛盾。汉朝政府驱逐匈奴使各族人民得到了较长时间的休养生息，社会经济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但却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除劳动人民的苦难。因此，佛教传入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广大劳动人民在无力摆脱现实苦难的情况下，只好把改变命运的希望寄托在对佛教的信仰上。奴隶主贵族也希望借助佛教来消除劳动人民的不满和反抗，维护自己的统治。所以他们对佛教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并大力扶持，从而使佛教在各地迅速兴起。到公元四五世纪时，佛教已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进入其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塔里木盆地周围各绿洲，佛寺、佛塔林立，僧侣成群；于阗、龟兹（今库车）、疏勒、高昌（今吐鲁番）等佛教中心相继形成；佛学研究和佛经翻译十分兴盛，并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出现了鸠摩罗什等许多著名的佛学大师和佛经翻译家。

公元5至7世纪，由于柔然、突厥等游牧民族的不断袭扰和各割据政权间的兼并战争频繁发生，新疆社会长期陷入**，社会经济受到严重破坏。佛教寺塔的建筑，千佛洞的开凿，大规模佛事活动的频繁举行以及僧侣队伍的不断扩大，更加重了劳动人民的经济负担。人们从对佛教的信仰中既没有得到生活的改善，也没有得到精神的慰藉，因而逐渐失去了对佛教的热情，佛教在新疆开始趋向衰落。

佛教是世界三大宗教中最早传入新疆的，也是在新疆流传时间最长、信仰人数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宗教。历史上，佛教对新疆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等，都曾产生过广泛深刻的影响。新疆佛教在造像、绘画、音乐、舞蹈、寺院和石窟建筑艺术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珍贵的文化遗产，丰富了我国和世界文化艺术宝库。

祆教的传入改变了新疆单一宗教的格局，以后随着佛教的传入和发展，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正式形成。继佛教之后，道教、景教、摩尼教又相继传入新疆。

道教是中国的传统宗教，因其最高信仰为‚道‛而得名。道教

形成于公元2世纪上半叶。是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和巫术、神仙方术的基础上，吸收道家学说和黄老思想而逐渐形成的。道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在公元4世纪至5世纪。当时主要在汉人比较集中的哈密、吐鲁番等地区流传。哈密和吐鲁番是新疆进出中原地区的咽喉，从汉代起就是汉人活动的主要地区之一，也是中原文化传入最早、影响最大的地区之一。北魏以来，在吐鲁番地区相继出现了由阚、张、马、麹内地四姓豪门建立的汉族政权。后来，随着信仰道教的汉人的不断迁入，道教在这里迅速传播和发展起来。唐朝统一新疆后，唐朝统治者推崇道教的政策进一步促进了道教在新疆的发展。当时，在佛教盛行的哈密地区，道教的宫观同佛教的寺庙数量相等，可见道教势力的强大。道教在新疆的传播过程中，吸收了许多佛教的内容，从而形成了新疆道教的特点。这种适应性的变化，正是道教能够在佛教占统治地位的情况下得以发展的重要原因。

摩尼教又称‚明教‛。公元3世纪中叶由波斯人摩尼创建。公元6世纪前后，随着中亚摩尼教徒不断来新疆经商或定居，摩尼教随之传入。隋唐时期，来新疆的中亚摩尼教徒与日俱增，他们在阿勒泰、吐鲁番、罗布泊等地定居下来，在当地形成了摩尼教徒聚居区。由于他们聚族而居，不积极传教，所以摩尼教当时在新疆居民中没有得到广泛传播。9世纪中叶，曾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迁入新疆，才使摩尼教迅速传播开来。

回鹘人聚居的高昌，是摩尼教东方教区主教驻节之地，也是新疆摩尼教的中心。从吐鲁番出土的摩尼教寺院文书看，当时在高昌、交河、唆里迷（今焉耆）等地，建立了大量摩尼教寺院和宗教组织，出现了一支庞大的僧侣队伍，寺院经济十分发达。和佛教徒一样，高昌的摩尼教徒也十分重视石窟的开凿和绘制宣扬摩尼教教义的壁

画，近年来在吐鲁番地区已发现了30多幅摩尼教的壁画以及文物和遗址。后来，随着回鹘人改信佛教，摩尼教逐渐衰落。但直到宋代，吐鲁番、和田等地仍有摩尼教徒在活动。

景教是中国对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景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大约在公元6世纪。初期主要流行于吐鲁番地区。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宗教自由政策，景教迅速传播到新疆各地，进入其在新疆发展的鼎盛阶段。当时新疆伊斯兰教中心喀什噶尔，成为景教25个行教区的第19教区和主教驻节之地。意大利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路过新疆时，看到沿途的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轮台、伊犁、吐鲁番、哈密等地，都有景教的教堂或景教徒。同一时期的其他外国旅行家，也有大致相同的记载。这一时期信仰景教的畏吾尔人很多，以致一些旅行家说，‚在所有畏吾尔（一作畏兀儿，蒙元时期对回鹘的汉文译写）的城市中，都有聂斯脱利派教徒‛，‚畏吾尔人是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教徒‛。当时还出现了马可斯等十分著名的景教人物。在前往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朝拜途中，因遭遇战争停驻叙利亚。不久，马可斯就被马拉加城景教大总管委任为驻中国‚总主教‛，后又被任命为景教东方教会‚大总管‛。20世纪以来，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景教文献有许多是用回鹘文写成的，其中回鹘文的景教‚赞美诗‛，是专供回鹘景教徒新婚夫妇举行婚礼时唱诵的。元代以后，除伊犁地区外，景教在新疆已基本消失。

道教、摩尼教和景教的传入，使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由于这些宗教都没有能够取代佛教的地位，所以这一时期新疆仍继续维持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这两个事件大约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这时已传入新疆。

随着于阗王国的灭亡，佛教也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西部至南部地区成为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长期的战争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南疆地区社会的发展。

伊斯兰教，中国旧称‚大食教‛、‚天方教‛、‚回教‛、‚清真教‛等。公元七世纪初由麦加古莱什部落人穆罕默德创立于阿拉伯半岛。基本教义由信仰、宗教义务和善行三部分构成。信仰包括六个方面，故称‚六大信仰‛，即信仰安拉为唯

一、至上的主宰，信仰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信仰安拉派遣的天仙无处不在，信仰《古兰经》为天启经典，信仰后世生活和末日审判，信仰一切皆由安拉前定。

宗教义务有五项，称为五项宗教功课，又简称‚五功‛，即念诵作证词以表白自身信仰，按照教法规定做礼拜、斋戒、缴纳天课、朝觐。

伊斯兰教的基本经典是《古兰经》和‚圣训‛，《古兰经》是穆罕默德在23年的传教过程中，以安拉的名义颁布的言论汇集，‚圣训‛是穆罕默德本人及其认可的门弟子的言行录。这两部经典是伊斯兰教教义、教法、伦理、哲学及各种社会思潮和学说的经典根据和理论基础。

公元7世纪中叶，阿拉伯统治集团开始了对外的军事扩张。伊斯兰教也就随着阿拉伯军队传播到被征服地区，成为世界性宗教。

公元7世纪后期，阿拉伯军队开始入侵中亚。随着阿拉伯人对中亚的征服，伊斯兰教逐渐成为这里的主要宗教。在阿拉伯势力崩溃后，中亚相继出现了几个由当地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封建主建立的伊斯兰政权。其中，与新疆毗邻的萨曼王朝就是这样一个由当地塔吉克人建立的伊斯兰政权。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大约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即唐末至五代初。当时新疆地区共有三个地方政权：于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和喀喇汗王朝。喀喇汗王朝是一些操突厥语的民族在新疆西部至中亚一带建立的政权。由于喀喇汗王朝与萨曼王朝相邻，它因此成为萨曼王朝武力传播伊斯兰教的首要目标。9世纪中叶以后，萨曼王朝就不断发动对喀喇汗王朝的军事‚圣战‛，占领了喀喇汗王朝的大片领土。公元893年，喀喇汗王朝的副都怛逻斯（在今吉尔吉斯斯坦境内）被萨曼王朝攻陷，驻守怛逻斯的副汗奥古尔恰克被迫迁往喀什噶尔。不久，萨曼王朝发生内讧，争夺王位失败的纳斯尔王子潜逃到喀什噶尔向奥古尔恰克寻求庇护。奥古尔恰克为了利用萨曼王朝的矛盾，不但允许纳斯尔在喀什噶尔避难，还任命他为阿图什地区行政长官。纳斯尔到阿图什后不久，就利用他和奥古尔恰克的特殊关系，施展了‚牛皮巧计‛：他对奥古尔恰克说，‚请您赐给我一块牛皮大的地方，让我建立一座清真寺，以便‘在里面祈祷自己的主’。‛为了进一步笼络纳斯尔，一贯敌视伊斯兰教的奥古尔恰克同意了他的要求。纳斯尔回到阿图什后，立即宰杀了一头黄牛，把牛皮割成细条连结起来，然后用这条牛皮绳围了很大一块地，在上面建立了一座大清真寺——阿图什大清真寺。这是新疆历史上的第一座伊斯兰教清真寺。

纳斯尔不仅建造了清真寺，还把喀喇汗王朝的一名重要成员萨

图克〃布格拉汗发展成为穆斯林。萨图克原是喀喇汗王朝大汗之子，幼时丧父，后随叔叔奥古尔恰克生活。相传奥古尔恰克曾答应等萨图克长大后就把权力移交给他。但在他长成后却没有兑现诺言，萨图克对此十分不满。后来他常常去阿图什打猎，在这里认识了纳斯尔并成了朋友。不久，萨图克就在纳斯尔的说教下秘密加入了伊斯兰教，还取了一个‚阿不都〃克里木‛的教名，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个接受伊斯兰教的王室成员。

阿图什大清真寺的建立和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是伊斯兰教传入新疆的两个重要标志。这两个事件大约发生在9世纪末至10世纪初，这就是说，伊斯兰教这时已传入新疆。

萨图克〃布格拉汗接受伊斯兰教后，一边暗中跟着纳斯尔学习《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知识，一边秘密在汗族成员特别是青年中发展信徒。经过多年的发展，在他25岁时终于利用由其信徒组成的3000名骑兵，成功地发动了宫廷政变，推翻了其叔父的统治，夺取政权，成为喀喇汗王朝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可汗，也是新疆历史上第一位地方政权的穆斯林首领。

萨图克〃布格拉汗执政后，立即宣布伊斯兰教为合法宗教，并号召和鼓励人们改宗伊斯兰教，但终其一生也未能把伊斯兰教推行到喀喇汗王朝全境。伊斯兰教历344年（公元955年／956年），萨图克在喀什噶尔去世，葬于其入教之地的阿图什。其墓至今尚存。

萨图克〃布格拉汗死后，其长子穆萨（全名穆萨〃阿尔斯兰汗〃本〃阿不都〃克里木，突厥语名巴伊塔什）继位。他根据当时的形势采取了先内后外的政策。首先在副汗的辖区内继续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接着就发动了对‚不信真主‛的巴拉沙衮大汗的‚圣战‛，一举占领巴拉沙衮，灭掉了大汗。穆萨

自此成为喀喇汗王朝的大汗，喀什噶尔也随之成为喀喇汗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中心。

把伊斯兰教势力作为重要依靠力量的穆萨〃阿尔斯兰汗，为了迅速把伊斯兰教传播到喀喇汗王朝全境，在继续强制推行的同时，与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密切配合，发起了一场伊斯兰教宣传运动。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据阿拉伯史学家伊本〃阿西尔的《全史》记载，公元960年，20万帐突厥人接受了伊斯兰教。如以每帐3至4人计算，在这一年接受伊斯兰教的仅突厥人就有60至80万人。虽然这个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但可以认为，经过这场宣传运动，伊斯兰教已为喀喇汗王朝的绝大多数居民所接受，并已取代佛教成为喀喇汗王朝的主要宗教。就在这一年，穆萨〃阿尔斯兰汗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新疆地方政权中的第一个伊斯兰王朝就此出现在历史上。

萨图克〃布格拉汗父子强制推行伊斯兰教的做法，遭到佛教及其他宗教信徒的强烈不满和反抗，各地不断发生反对强制改宗伊斯兰教的暴动。信仰佛教的于阗王国和高昌回鹘王国对喀喇汗王朝的做法也十分不满，所以对喀什噶尔等地佛教徒的反抗给予了支持。962年，穆萨〃阿尔斯兰汗以此为口实，发动了对于阗王国的军事‚圣战‛。战争初期，由于于阗得到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和吐蕃的支持，占据了优势，曾一度攻占喀什噶尔。但在此后的长时间里双方互有胜负，战争呈拉锯状态。其间，穆萨〃阿尔斯兰汗去世。其子阿里〃阿尔斯兰汗继位后，继续同于阗进行战争。998年，双方在今英吉沙与疏勒交界处展开激战，可汗阿里〃阿尔斯兰汗阵亡，喀喇汗王朝大败。999年，喀喇汗王朝消灭中亚的老对手萨曼王朝后，将中亚的军队调往新疆，投入同于阗的战争。这支生力军的参战，使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喀喇汗王朝的军队一直挺进到于阗城下，经长期围困后

于1006年攻陷于阗城，于阗王国灭亡。

于阗国灭亡后，于阗的佛教徒凭借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同伊斯兰占领者展开了激烈战斗。在今策勒县达玛沟一带，佛教徒同伊斯兰占领者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当地因此有了一个‚乌尊塔特‛（意思是‚长期坚持异教的地方‛）的地名。从中亚带兵参加于阗战争的四个伊玛目，就是在策勒一个名叫波斯坦的地方被当地佛教徒杀死的，当地现存的‚四伊玛目麻札‛，就是埋葬他们的坟墓。于阗佛教徒的反抗大约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关于这场战争，至今和田民间仍有‚百年战争‛之说。

随着于阗王国的灭亡，佛教也结束了在这个地区千余年的统治地位。从此，佛教势力退出了塔里木盆地西部和南部地区。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塔里木盆地西部至南部地区成为刀光剑影、硝烟弥漫的战场。长期的战争给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造成了空前严重的破坏，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严重阻碍了南疆地区社会的发展。

在喀喇汗王朝同于阗王国的宗教战争中，由于高昌回鹘支持于阗，因此与喀喇汗王朝的关系逐渐恶化，喀喇汗王朝对信仰佛教的高昌回鹘人恨之入骨。马赫穆德〃喀什噶里在他的《突厥语词典》中，就称不信仰伊斯兰教的高昌回鹘人是‚最凶恶的敌人‛。所以，喀喇汗王朝在灭亡于阗王国后不久，就发动了对高昌回鹘的军事‚圣战‛。

喀喇汗王朝的大汗阿赫马德〃托干汗亲自组织和指挥了对高昌回鹘的‚圣战‛。他率军从八拉沙衮（在今哈萨克斯坦托克马克一带）出发，越过伊犁河，攻入高昌回鹘境内。高昌回鹘出兵迎击，打退了入侵之敌。1017年，高昌回鹘发兵30万，跟踪追击，一直挺进到

距八拉沙衮8日路程的地方。正在患病的阿赫马德〃托干汗不得不抱病组织人马进行反击，打败了因长途奔袭而疲惫的高昌回鹘军队。阿赫马德〃托干汗又亲自率军追击，并再次攻入高昌回鹘境内。双方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战斗十分激烈。《突厥语词典》收录了多首有关这次战争的诗歌，这些诗歌有反映战斗激烈、残酷场面的，也有描述伊斯兰入侵者对高昌佛教文化进行毁灭性破坏情况的。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我们给战马佩上记号，向着回鹘地区的塔特（指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向着盗贼和恶狗，像飞鸟一样飞速进发。‛

攻入高昌回鹘境内的这支喀喇汗王朝军队，对被视为‚盗贼和恶狗‛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杀戮：‚我们进行夜袭，我们四周包围，我们斩去其额发，我们砍杀孟拉克（高昌回鹘地名）人。‛

喀喇汗王朝的军队所到之处，像在于阗一样，不仅对不信伊斯兰教的回鹘人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对回鹘佛教寺院也进行了大肆破坏：‚我们如潮水而至，攻陷了大小城池，佛像庙宇全捣毁，给菩萨拉屎撒尿。‛

高昌回鹘对入侵的喀喇汗王朝军队进行了顽强的反击。正当战争进行中，阿赫马德〃托干汗病情加重，喀喇汗王朝不得不撤兵罢战，对高昌回鹘的这次‚圣战‛无果而终。喀喇汗王朝对高昌回鹘王国的宗教战争结束后不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喀喇汗王朝因此分裂为东、西两个政权。东、西喀喇汗王朝之间以及两政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陷入了无休止的内战，无力再发动对外的军事‚圣战‛。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第一次传播高潮也就此结束。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特别是于阗王国灭亡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形成了南疆地区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北疆地区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格局。

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并存格局的形成

12世纪初，契丹人耶律大石在西域建立西辽政权。西辽统治下的中亚和新疆地区，民族众多，宗教情况复杂，其中伊斯兰教是信仰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宗教。这一特点决定了西辽的宗教政策。契丹人信仰佛教，但却有着对其他宗教信仰都能容忍的传统。为了维护其统治，西辽统治者没有把自己所信仰的佛教定为国教，也没有强制推行自己所信仰的宗教，而是采取了对各种宗教不加歧视、一视同仁的宗教宽容政策。蒙古统治时期，继续实行与西辽相同的宗教政策。宗教宽容政策的实施，使新疆这一时期的各种宗教都空前活跃起来。佛教随着契丹人重新回到了不久前被伊斯兰教逐出的各个地区。在西辽直辖的地区，都出现了契丹人修建的庙宇。这些庙宇采用汉族风格的绘画作为装饰，富丽堂皇。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及天山以北各地，佛教依然十分盛行。

近代考古发现，在西辽统治时期，其境内的摩尼教和景教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各种宗教中，最活跃、发展最快的是景教。在吐鲁番发现的用叙利亚、粟特和突厥语编辑的景教文献的片断和碑文，以及在其他地方发现的景教文物，表明景教在这个佛教中心也有了重大发展。景教取得的最大成就，是它的总主教伊里亚斯在喀喇汗王朝的宗教文化中心喀什噶尔建立了景教的总教区，其管辖范围一直延伸到中亚的七河地区。信奉景教的乃蛮部王子屈出律，在成吉思汗灭乃蛮后，率其部众投奔西辽，进一步壮大了景教在西辽的力量和影响。

在佛教、景教等其他宗教向传统的伊斯兰教地区发展时，伊斯兰教也在利用西辽的宗教政策向非伊斯兰地区传播。在喀喇汗王朝

对高昌回鹘的武力传教活动失败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伊斯兰教始终未能越过库车、拜城一线，东传至高昌回鹘境内。西辽建立后，喀喇汗王朝与高昌回鹘的壁垒自然消除，伊斯兰教得以顺利东传，不久就越过边界，和平地传入高昌回鹘境内的阿克苏、库车，后又陆续传入焉耆、吐鲁番、昌吉一带。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变化是失去了官方宗教的地位。伊斯兰教虽然得到了西辽统治者的尊重，但它已不再是官方奉行的国教，由原来的独尊地位降为与其他宗教平等的地位。政治地位的这一变化，导致了伊斯兰教内部的变化。一是广大穆斯林拥护西辽的统治，伊斯兰教上层更热心为西辽统治服务。他们为西辽代收贡赋、监视民情，维持地方治安，甚至出现了在清真寺中以西辽统治者的名字念呼图白的罕见的现象。二是随着其他宗教的冲击和世风日下，一些穆斯林的信仰不再那么虔诚，甚至发生动摇，改信了其他宗教。《真理的入门》的作者玉格乃克就感叹道：‚清真寺变成废墟无人礼拜，冷落荒凉‛，‚禁止异教的人已无影无踪，异端邪说却猖獗风行‛。就在伊斯兰教出现衰落迹象之际，随着蒙古统治者的皈依，它又迎来了传入新疆后的第二次传播高潮。

成吉思汗在攻占西域后，把新疆分封给了他的次子察合台，新疆从此进入了察合台汗国统治时期。察合台汗国的蒙古统治者一直信守成吉思汗的宗教政策和法令，为保证能够公平对待各种宗教，察合台蒙古人也始终坚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但事物总是在变化的。蒙古人所统治的西域，是一个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和人口占绝大多数的地区，蒙古统治者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必然要加强对伊斯兰教的了解。而生活在穆斯林社会中的蒙古百姓，他们社会交往的主要对象也是穆斯林。所以，无论蒙古上层统治者还是下层人民，在同穆斯林的长期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在蒙古

人统治西域一个多世纪后，中亚的一些蒙古人包括蒙古贵族，开始接受伊斯兰教，成为第一批蒙古族穆斯林。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当时的社会**。蒙古统治集团和部落首领为争夺权力常常干戈相见，武装冲突乃至战争连绵不断，社会动荡，民不聊生。一些蒙古贵族为利用伊斯兰教加强自己的势力，便臵成吉思汗的政策和法令于不顾，接受了伊斯兰教。而生活在社会下层的蒙古群众，则希望通过改变宗教信仰来寻求新的精神寄托。

察合台汗国同中亚蒙古汗国的情况差不多，也是兵连祸结，战乱频仍。同中亚不同的是新疆佛教仍有很大的势力和影响，伊斯兰教对蒙古人的冲击和影响不像对中亚各民族那么大。所以直到14世纪初，新疆地区还没有蒙古人接受伊斯兰教，但是情况不久就发生了变化。

察合台汗国经过长期**后，到14世纪初正式分裂为东、西两个汗国。东察合台汗国辖地主要在新疆。1347年，东察合台汗国的杜格拉特部首领播鲁只把流落在民间的据说是成吉思汗七世孙的秃黑鲁帖木儿扶上了汗位，定都于阿力麻里。在秃黑鲁帖木儿正式登位前，播鲁只把他放在阿克苏进行监护。在此期间，秃黑鲁帖木儿遇到了成吉思汗时代其先祖被流放到新疆的苏非派传教师谢赫贾拉里丁与额什丁和卓父子。在他们的说教下，秃黑鲁帖木儿答应接受伊斯兰教，由于这件事有很大风险，他要求在他登上汗位并掌握了最高权力后再正式公开信仰和举行入教仪式。秃黑鲁帖木儿登位时，谢赫贾拉里丁已经在阿克苏去世。几年后，额什丁和卓才得知秃黑鲁帖木儿称汗的消息，便按照原来的约定，前往阿力麻里去见秃黑鲁帖木儿汗。秃黑鲁帖木儿汗遵守诺言，由额什丁为他举行了入教仪式，并取了一个‚艾布伯克里〃穆罕默德‛的教名，正式成为一

名穆斯林。秃黑鲁帖木儿汗是新疆地区第一位接受伊斯兰教的蒙古可汗。

把秃黑鲁帖木儿汗扶上汗位的杜格拉特部是察合台蒙古中一个比较强大的部落，他们让年仅18岁的秃黑鲁帖木儿当察合台可汗，目的就是为了掌握察合台汗国的实权。秃黑鲁帖木儿汗当然也不愿当傀儡，为了摆脱杜格拉特家族的控制，他采取了许多策略和措施，接受伊斯兰教并利用伊斯兰教势力，就是其中之一。为了迅速壮大以他为核心的这股宗教政治势力，秃黑鲁帖木儿汗入教后，就在额什丁和卓的支持和配合下，开始强制推行伊斯兰教，并迅速取得重大的成果。察合台汗国的全部王公贵族很快都皈依了伊斯兰教，不久，阿力麻里的16万蒙古人集体接受了伊斯兰教，成为穆斯林。

接着，他们开始向各地派出大批经过训练的传教师。这些传教师在大力宣传伊斯兰教的同时，还与各地统治者一起，采用强制手段迫使人们接受伊斯兰教。派往为库车的是名为‚库车伊斯兰教社团‛的传教组织。该社团进入库车后，一方面在当地修建清真寺，开设经文学校，培养宗教职业人员，建立宗教法庭，散发《古兰经》等伊斯兰教典籍；一方面采取宣传和强制两种手段推行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传教师深入到各地宣传伊斯兰教，并以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名义号召人们皈依伊斯兰教。与此同时，他们还用强制的手段迫使人们改变宗教信仰，对接受伊斯兰教的人给予种种优待，对拒绝者则施以各种方式的惩罚。在此情况下，库车的大多数居民接受了伊斯兰教。‚库车伊斯兰教社团‛不仅对库车的佛教教徒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对佛教文化也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他们拆毁佛教寺院庙宇，捣毁佛像，焚烧佛教经典文献，屠杀佛教教徒，具有千余年历史的库车佛教文化被破坏殆尽。佛教僧侣或被迫接受伊斯兰教，或

逃往异国他乡，或抗拒被杀。继于阗之后，新疆的又一个佛教中心就这样在血与火的清洗中湮灭了。

秃黑鲁帖木儿汗死后，察合台汗国群雄争权，硝烟再起。其继承人也里牙思火者汗被蒙古贵族袭杀。在长期**后，秃黑鲁帖木儿汗的幼子黑的儿火者被杜格拉特部拥立为汗。黑的儿火者汗执政后，很快就恢复了由于统治集团内争而停顿下来的传教活动。这次传教活动的首要目标是新疆地区仅存的最后一个佛教中心吐鲁番。传教的方式采用了许多伊斯兰统治者惯常使用的武力方式，即伊斯兰‚圣战‛旗号下的军事征服。1392年，黑的儿火者汗亲自带领伊斯兰军队进攻吐鲁番。由于有当地伊斯兰教教徒做内应，佛教教徒的反抗很快就失败了。黑的儿火者汗一举攻占吐鲁番城，接着又占领了哈剌火州。吐鲁番陷落后，狂热的伊斯兰士兵对这里的佛教教徒进行了血腥屠杀，对佛教文化进行了毁灭性的破坏。近代考古发现，在一些佛教寺院遗址里，无数被撕得粉碎的古代文献浸泡在被屠杀的僧人的血泊中，经过几百年，已凝结成硬如石块的东西，旁边还杂有缺头断足的尸骨。而地下挖掘出的古代文献往往带有人为破坏的痕迹，有的是被有意撕毁的，有些则明显是被焚烧过的。而这些被烧剩的残卷，正是当时伊斯兰占领者放火焚烧寺院时，寺院房屋或院墙倒塌被压在下面才幸而保存下来的。

吐鲁番被并入伊斯兰势力范围后，新疆的佛教势力只剩下哈密最后一块地盘。1399年，黑的儿火者汗又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当时，哈密还臵于明朝的控制之下。驻守哈密的明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历时一个月的战斗中，明军给来犯的伊斯兰军队以沉重打击。在最后的一次战斗中，黑的儿火者汗以及额什丁和卓家族的阿布纳赛尔丁和卓均被明军打死。对哈密的这次‚圣战‛也就此以失

败告终。

继黑的儿火者汗之后的穆罕默德汗，是察合台汗国统治者中一个极端狂热的伊斯兰教推行者。据穆斯林史书《中亚蒙兀儿史——拉失德史》记载，穆罕默德汗执政后即规定：所有的蒙古人都必须接受伊斯兰教，必须遵守伊斯兰教的教规，按时礼拜，违者严加惩处。惩罚措施极其严厉，其中包括用马掌铁钉入犯者的头颅骨。在此残忍手段的强制推行下，察合台蒙古人都被迫接受了伊斯兰教。这些蒙古人成为穆斯林后，在同当地维吾尔穆斯林的长期交往和互通婚姻中，其语言、文字、风俗习惯乃至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逐渐维吾尔化，最后都融合到维吾尔族中去了。

在黑的儿火者汗进攻哈密失败后，吐鲁番的伊斯兰统治者又多次发动了对哈密的‚圣战‛，与驻守哈密的明军反复争夺哈密。伊斯兰教虽然没有以武力攻占哈密，但是佛教势力在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和削弱。在明朝军队退出哈密后，佛教势力更是急剧衰落。到16世纪初，佛教势力已基本退出了哈密。以哈密佛教势力的退出为标志，伊斯兰教在经过大约六个世纪的传播后，终于取代佛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

伊斯兰和卓势力的兴衰及历史教训

随着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以和卓为代表的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在新疆逐渐兴起。‚和卓‛也写成‚霍加‛、‚和加‛、‚火者‛等，原来的意思是‚主人‛、‚显贵‛，后来专门用来指称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代，穆斯林也称为‚圣裔‛（圣人的后裔）。伊斯兰教中关于‚圣裔‛的说法很多，也很复杂，这主要是因为真正的‚圣裔‛并不多，那些为抬高自己的身份和地位而自称‚和卓‛的人不得不编造家族的历史。这些和卓虽然是假的，但是一般穆斯林群众却很难识破，这种伪造的身份也就为他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利益。于是在中亚伪造和卓身份的人越来越多，有的村子全村人都是和卓，村名也叫‚和卓村‛，所以有人说中亚的和卓多如牛毛。由于和卓太多，不可能都出人头地，跻身上流社会，所以这些假和卓们便纷纷离开中亚去谋求发展。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这个新开辟的伊斯兰地区就成了他们实现野心的理想之地。特别是在额什丁和卓家族取得成功后，中亚的和卓便如过江之鲫纷纷来到新疆。在新疆获得成功的和卓家族先后有三支，最早崛起的一支就是额什丁和卓家族。

额什丁和卓的先祖原是中亚布哈拉（在今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一个苏非派教团的首领，成吉思汗征服中亚后，被流放到新疆喀喇昆仑山一带，后来移居到位于罗布泊地区。这是一个介于和阗与吐鲁番之间的重镇，也是穆斯林比较集中的地方。作为被流放者，他们来到新疆后一直比较安分。但是到额什丁和卓的父亲谢赫贾拉里丁时，他开始在罗布泊地区传播苏非派教义，招收门徒弟子。但信者不多，弟子也只收了十几个。贾拉里丁遂决定离开罗布泊地区去阿克苏发展。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该和卓家族的命运，也对新疆伊斯兰教的传播和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贾拉里丁父子在阿克苏遇到秃黑鲁帖木儿汗。秃黑鲁帖木儿汗利用额什丁和卓家族推行伊斯兰教，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额什丁和卓家族则借助秃黑鲁帖木儿汗的权力扩大了伊斯兰教特别是苏非派的传播范围，从而扩大和巩固了该家族的宗教地位和影响。秃黑鲁帖木儿汗以额什丁和卓引导其入教和传播伊斯兰教之功，不仅聘任他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和顾问，而且封其为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世袭罔替。

额什丁和卓获封天山南路伊斯兰教教长后，为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特权，除大力在一般群众中发展信徒外，尤其重视吸收统治集团的成员。许多王公大臣、部落首领纷纷效法秃黑鲁帖木儿汗，拜倒在额什丁和卓门下，成为该和卓家族的门徒。额什丁和卓家族还十分热衷于宗教教育和苏非主义思想的传播。在库车期间，兴办了瓦里耶经文学院，这所经文学院成为传播苏非主义和培养苏非派骨干力量的中心。由此，额什丁和卓家族的势力迅速扩大到南疆各地，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一支宗教政治势力。

随着额什丁和卓家族势力的不断壮大，他们所获得的政治、经济特权也越来越多。在这些特权中，最重要的一项特权是对汗位继承和任命大臣的‚认可‛权。这项权力规定，察合台汗国在确定汗位继承人和任命大臣时，必须征求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意见，得到他们的认可。这开创了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干预政治乃至控制政权的危险先例，其危害性以后便逐渐显露出来。

在经济方面，额什丁和卓家族通过汗的赏赐、占有瓦合甫（宗教寺产）地和水利设施、信徒的捐献等多种方式和渠道大量聚敛财富。成为察合台汗国最大的宗教封建主。宗教地位的巩固，政治影响的扩大和经济实力的增强，使额什丁和卓家族的政治野心逐渐膨胀起来。他们不再满足于形式上的政治特权，而是要求控制汗国的实际权力。他们利用‚教长认可‛和推荐大臣的特权，积极参与朝政，排斥异己，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甚至发展到随意废立可汗。但在同世俗统治集团的斗争中，额什丁和卓家族最后遭到失败，并走上了衰落之路。

继额什丁和卓家族之后兴起的是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势力。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东察合台汗国再次陷入**。1514年，察合台后王赛德汗在叶尔羌建立了叶尔羌汗国。在长期的**中，拥兵自重的察合台诸后王和蒙古贵族在互相攻伐中都受到程度不同的削弱，而伊斯兰教上层势力却趁机发展起来，使世俗统治者更加依赖于他们来提高自己的影响和维护统治。于是上至可汗下至各部落首领，几乎无不聘请著名苏非为自己的宗教导师。在这种背景下，叶尔羌汗国建立伊始，就把聘请宗教导师的做法作为一项制度确立下来，这就是‚宗教导师制‛。按照这个制度，每一位汗都要聘请一位苏非做自己的宗教导师。叶尔羌汗国的宗教导师制吸引了大批的和卓从中亚来到新疆，并围绕导师职位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为防止和卓以势干政，叶尔羌汗国的统治者不再从额什丁和卓家族中聘请宗教导师，而是聘请那些从中亚来到新疆不久，虽有一定声望但缺乏社会基础的和卓当宗教导师。阿不都〃拉失德汗聘请了中亚塔吉克人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作为宗教导师。由此，叶尔羌的王公贵族和百姓也都跟着阿不都〃拉失德汗成了这位和卓的门徒。

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也取得了许多经济特权。随着政治和经济实力的不断加强，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族迅速成为继额什丁和卓家族之后在新疆兴起的第二支和卓家族势力。但是，由于当时叶尔羌汗国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汗权巩固，特别是阿不都〃拉失德汗对和卓干预朝政保持高度警惕，使该和卓家族始终没有能够像额什丁和卓家族那样得以操纵叶尔羌汗国的朝政。后来，该和卓家族的地位被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家族所取代。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原名阿合买德〃卡桑尼，乌孜别克族人，中亚最大的苏非主义组织‚纳合西班底派教团‛的首领。为了扩大纳合西班底教团的势力，他亲自来到叶尔羌汗国。由于当时穆罕默德〃谢里甫和卓家

族正处于鼎盛时期，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自感难以取代其地位，只好在发展了一些信徒后返回了中亚。

玛合图木〃阿杂木和卓去世后，他的两支后裔进入新疆。这两支后裔来到新疆后，为争夺叶尔羌汗国的宗教领导权，形成了两个势不两立的教派——白山派和黑山派。清代文献又称‚白帽回‛、‚黑帽回‛，或‚白帽回子‛、‚黑帽回子‛。民族文字资料中称为‚阿克塔克‛（白帽派）、‚喀喇塔克‛（黑帽派），或‚白柳派‛、‚黑柳派‛，‚白旗派‛、‚黑旗派‛等等。这些名称都是人们根据两派的外在特征所起的，而不是本派的自称。按照苏非派教团名称的一般规则，两派的正式名称应为‚伊禅卡朗派‛、‚伊斯哈克派‛。至今，以这两个名称自称的教团‚伊禅尼耶‛和‚伊斯哈克耶‛，仍是新疆地区两个重要的苏非派教团。

白山派和黑山派为了争夺宗教统治权，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残酷斗争。他们不仅挑起穆斯林群众之间的斗争，与此同时，他们利用各自对世俗统治者的影响，不断挑动统治集团的内争。由此，激化了宗教封建主与世俗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斗争的结果，使双方的力量受到极大的削弱，而这也加快了他们退出政治舞台的速度。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斗争发展到17世纪后期，达到了白热化程度，并不断发生流血暴力冲突。白山派和黑山派的反复斗争和相互残杀，不但导致了叶尔羌汗国的灭亡，也使两派和卓势力元气大伤，迅速地衰落下去。

1755年，白山派的后裔大、小和卓发生武装叛乱，大和卓波罗尼都被派往南疆，利用其影响去招抚维吾尔族人，以实现对南疆的和平统一；其弟小和卓霍集占留在伊犁管理‚回务‛。波罗尼都受命后，即同清朝使者一起，率领由清军、准噶尔人和山地居民组成的一支千余人的军队前往南疆。波罗尼都以清朝政府委派的官员与和卓的双重身份招抚维吾尔族人，各地不满黑山派和卓统治的维吾尔族人纷纷归顺。黑山派和卓虽然进行了抵抗，终因众叛亲离而失败。黑山派和卓家族中，除阿布都拉和卓和他的两个儿子脱逃外，其余全部被杀。黑山派和卓势力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波罗尼都收复南疆后，立即宣布天山南路从此进入‚可汗秦（指清朝皇帝）的时代‛。不久，厄鲁特蒙古辉特部台吉、当时已归附清朝的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小和卓霍集占不念清朝解救之恩，反而‚率众助逆，以与勤王之台吉、宰桑战‛，参与了叛乱。在平叛清军即将抵达伊犁时，霍集占怕清朝政府追究，潜往南疆。他一入南疆，即提出‚收罗和城，可以自立‛的分裂主张，煽动波罗尼都背叛清朝。1757年，霍集占杀害清朝政府派往南疆进行招抚的官员阿敏道，正式发动了叛乱。1759年清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和配合下，终于平息了这场历时两年四个月，波及南疆大部分地区的叛乱。

19世纪上半期，在浩罕汗国等外国势力支持下的和卓后裔，先后发动了‚张格尔和卓之乱‛、‚玉素甫和卓之乱‛、‚七和卓之乱‛、‚倭里汗和卓之乱‛等多次叛乱。这些以建立独立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政权为目的的叛乱，不仅根本违背了历史发展潮流，也违背了新疆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因此也就注定了这些叛乱必然失败的命运。

清朝平定和卓后裔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和新疆的社会稳定，维护了各族人民包括广大穆斯林群众的根本利益，也消除了和卓势力，消除了危害新疆社会的一个毒瘤。

和卓家族势力兴衰的历史证明，伊斯兰教上层势力的非正常发展乃至恶性膨胀，必然导致其侵夺世俗权力；一旦他们夺取权力，则必然建立中世纪式的政教合一的政权，把社会拉向倒退；这种政教合一的黑暗统治，给各族人民包括穆斯林群众带来的只能是更加深重的苦难；在他们失去权力后，必然利用其宗教影响，以百倍的疯狂来夺回失去的权力，造成社会的激烈动荡。这也是17世纪至19世纪新疆伊斯兰教发展变化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自汉代新疆归属中国版图以来的一千多年里，新疆没有发生过利用宗教反对中央政府，进行分裂活动的事件。所以历代中央政权对新疆的宗教问题一般不直接处理或干预，而是由地方政府或地方政权自行处理。清朝统一新疆后，鉴于叶尔羌汗国时期宗教上层势力不仅长期干预世俗政权，甚至取而代之，建立政教合一的和卓政权，造成社会长期动荡的历史教训，为了防止宗教上层利用宗教危害国家的统一和清朝在新疆的统治，维护新疆社会的稳定，决定在‚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基本政策下，对伊斯兰教实行政教分离的政策。

清政府的政教分离政策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其一是禁止宗教干预政治、干预司法。清政府规定，凡是有阿訇身份的人，一律不得在政府任职，更不能当官掌权。只准许阿訇念经礼拜，从事正常的宗教活动，而不允许干预行政事务。如阿訇的弟子中有在政府当差或当官的，也不允许再兼任阿訇，以防止阿訇利用亲属参与或干预行政。对属于宗教上层人士的大阿訇，则规定要由地方行政长官‚遴选保举‛，以保证对宗教上层的控制。在和卓统治时期，政教合一，宗教上层权力很大，干预政治问题十分突出。如每年开斋节的第一天，阿訇就趁阿奇木伯克（地方行政长官）赴礼拜寺礼拜之机，对阿奇木伯克的政绩进行评议，‚以为贤者留之，以为某事无道，某某事尤无道，则与回众废而杀之‛。这就是说，宗教上层对政府事

务有评判的权力，并且对不符合他们要求的政府官员有生杀大权。正是这种权力使他们控制了各级政权。在政教分离政策实施初期，宗教干预政治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如在叶尔羌官员控告阿奇木伯克时，第一个署名的就是阿訇。清政府对这一事件十分重视，乾隆皇帝过问此事，他再次明确规定，今后政府的一切事务只能由阿奇木伯克处理，‚阿訇不得干预‛，并要求新疆官员让所有百姓都知道这一规定。

在防止宗教干预司法方面，清政府针对过去政教合一的具体情况，采取了循序渐进的策略。新疆统一之初，清政府只是规定谋反、谋叛等重罪，必须按照清朝的法律处理，宗教不得干预。一般的刑事、民事案件则可由宗教法庭依照伊斯兰法律和民族习惯法处理。后来逐渐把刑事施法权收归政府，规定在刑法方面必须执行清朝的法律。宗教法庭继续予以保留，但只负责处理民事案件。清朝在新疆司法制度上的改革，实际上是一种司法双轨制，虽然这一改革不够彻底，存在许多弊端，但是对于刚刚摆脱和卓政教合一统治的新疆社会来说，还是比较稳妥和有效的，对于保证实现新疆的政教分离和防止宗教干预司法，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

其二是政府不干预宗教内部事务。伊斯兰教内部因不同的观点历来就分为许多派别。而教派斗争也几乎贯穿整个伊斯兰教的历史。新疆白山派和黑山派就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流血冲突。但是，不管教派矛盾多么尖锐，只要没有危害到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它仍然只是宗教的内部问题。所以清政府要求各级官员不得介入教派之争，在选拔官员时不得以教派划界，而要以政治态度为取舍标准。对于白山派和黑山派，清政府认为他们‚原无分于种类‛，后来虽然‚自分种类‛，但那也只是他们自己的事，只要他们

拥护清朝的统治，无论是白山派还是黑山派，都应当一视同仁，立有战功或政绩的，皆予以重用。即使是白山派的和卓，如额色尹、图尔都、鄂托兰珠和卓等，因反对大小和卓叛乱，并在平叛中立有战功，清政府按功行赏，照样给他们封公晋爵。黑山派中有反对清朝统治的，照样予以严惩。如黑山派阿訇孜牙墩就因率众暴动而被凌迟处死。白山派和卓张格尔叛乱后，一些新疆官员要求改变对白山派和黑山派的态度，在黑山派中选拔伯克。道光皇帝认为这样会使两派‚更相猜疑，别生衅端‛，危害清朝的统治，因此予以否定。后来随着和卓后裔的不断叛乱，清朝政府才改变了这一政策开始支持黑山派，压制白山派，并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两派矛盾，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

在实行政教分离的同时，清政府还加强了对宗教事务的管理。清政府认为，阿訇作为‚掌教之人‛，为穆斯林群众‚素所遵奉‛，具有重要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因此十分重视对阿訇的挑选和任用。规定阿訇要由各庄伯克从通达经典、诚实公正者中挑选，再由阿奇木伯克报请驻扎大臣批准。当选阿訇还必须定期拜访驻扎大臣。如发现被保举阿訇既不知经典，又不可靠且剥削穆斯林群众者，要即行革除和惩治，保举该阿訇的阿奇木伯克也要一并受到惩处。

严厉查禁和打击利用宗教进行的‚谋逆‛活动。清朝统一新疆后，逃亡到中亚的白山派和卓后裔，穷困潦倒，又不甘心于失败，便不断派人潜入新疆刺探情报，联络和煽惑白山派信徒，进行反对清朝政府的阴谋活动，同时敛取钱财，为叛乱活动做准备。清政府对此保持了高度警惕，饬令地方官员严加查禁和打击，一旦查获审明，‚首从各犯‛均‚全行正法‛。自乾隆以来，清政府多次破获此类案件，沉重打击了利用宗教进行的‚谋逆‛活动。

禁止‚习念黑经‛。所谓‚黑经‛，是指《古兰经》等伊斯兰教正式经典之外的经典，根据当时的情况，可能主要是指苏非主义（即苏非派，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派别，新疆又称‚依禅派‛，回族称‚门宦‛）的经典，以及和卓、教主等伊斯兰教上层伪造的所谓经文。嘉庆十六年（1811年），就破获一起以和卓后裔名义‚捏写回经，妄添不法语句‛的案件。伪造经文，借以蒙蔽、煽动穆斯林群众，是和卓等伊斯兰教上层和不法之徒惯用的伎俩和手段，危害极大。为防止和卓和不法之徒以‚黑经‛煽动群众起来反清，清政府不仅对‚捏写黑经，妄添不法语句‛者严加惩处，而且规定‚禁止莫洛回子习念黑经‛。‚莫洛‛即‚毛拉‛，清代在新疆地区主要是指具备初步宗教知识而又能读写的青少年，也包括一般有文化的穆斯林。‚回子‛是清代对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人的称谓。规定要求各地如发现有违禁者，在查明审实上报后，要根据‚习念黑经‛时间长短，给予‚发遣、枷责‛等处罚。同时还规定，各地驻扎大臣要在每年年初，把这一规定张榜布告，晓谕百姓，并严行禁止。

清朝政府在新疆实行的政教分离政策和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目的无疑是维护其在新疆的统治，但也是中央政府应有的权力和职责。清政府的这一政策虽然不够彻底也不够全面，比如保留宗教法庭为宗教干预司法留下了空间。但是，由于它是根据新疆的实际，因地、因时、因俗而制定的，所以有较强的针对性。政教分离政策的实施，解决了政权与教权长期纠结的症结，基本实现了两者的分离，无论是对新疆社会，还是对伊斯兰教的正常发展，客观上都产生了积极而重大的影响。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对于防止利用宗教煽动反对清朝统治具有重要的作用，客观上也有利于维护新疆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

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发展

伊斯兰教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后，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继续演变。原有的祆教、景教和摩尼教已消失无存，佛教、道教在一度衰落后有所复兴，藏传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东正教又先后传入新疆，加入到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中来。

伊斯兰教作为新疆的主要宗教，一是传播地域广大，遍及南北疆。二是信仰民族多。清朝时期，随着乌孜别克族和塔塔尔族的迁入，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已有维吾尔、哈萨克、回、柯尔克孜、塔吉克、乌孜别克、塔塔尔等七个民族。由于历史上这些民族基本上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这些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乃至民族心理，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这一时期，佛教在伊斯兰教的排挤下一度衰落，不见了昔日寺院林立、僧侣成群的盛况，信仰者只是在家中烧香拜佛，从事一些简单的佛事活动。但清朝统一新疆，特别是驱逐阿古柏匪帮后，随着内地信仰佛教的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佛教在新疆又逐渐复兴起来。在汉人较集中的哈密、巴里坤、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乌鲁木齐、奇台、昌吉、伊犁等天山北坡各地，都重新建立了佛教的寺院。甚至在伊斯兰教势力强盛的南疆地区，也出现了佛教的庙宇。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建立前，新疆共有汉传佛教寺院20余座。

藏传佛教即俗称的喇嘛教，是佛教传入西藏后，融合当地的苯教而形成的具有藏族特点的佛教。

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史无明载。唐代，吐蕃屡入新疆，与唐朝、大食争夺西域。虽然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现这一时期藏传佛教的文化遗存，但毋庸臵疑的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吐蕃在新疆的长

期活动，必然把这一宗教带入新疆。近代以来在和田地区发现的藏传佛教的‚欢喜佛‛塑像，在吐鲁番地区发现的藏文佛经，马面观音、十一面观音等壁画，有人认为是10世纪至11世纪藏传佛教的文物。但这一时期吐蕃早已退出新疆，所以我们认为这些文物应属唐代遗存。时间约为唐朝中晚期。这一时期，应是藏传佛教传入新疆的时间。

有关藏传佛教在新疆的早期传播情况，目前尚不清楚。但从藏传佛教文物的分布可以推断，在和田、吐鲁番这些吐蕃活动时间较长的地区，藏传佛教比较流行。吐蕃退出新疆后，藏传佛教也随之日趋式微。但在喀喇汗王朝和于阗李氏王朝的宗教战争期间，原为政治对手的于阗和吐蕃，由于都信仰藏传佛教，因此出于共同对付伊斯兰教的目的，双方抛弃前嫌，加强了联系，斯坦因认为，吐蕃还通过奠居在拉达克及西部领土的显然属于突厥种的首领来支援于阗。这种密切联系，必然扩大藏传佛教在于阗的影响，促进该教在于阗的流传。

西辽至蒙元时期，由于实行宗教宽容政策，藏传佛教在新疆也有所复兴。蒙哥汗时期，就有许多维吾尔族人信仰了藏传佛教。当时途经此地前往蒙古的法国小教友会修士威廉〃鲁不鲁克，对维吾尔族信仰藏传佛教的情况就作了详细的记述：‚所有他们的教士都把头发和胡子剃光，他们身穿桔黄色的长袍，并且自剃光头发之时起，就严守贞洁。他们住在一起，一二百人成为一个团体……不管他们走到哪里，他们手里总是拿着一串念珠（有一二百颗念珠），如同我们带着我们的念珠一样。他们经常重复地说这句话：Onmanbaccam（唵嘛呢叭咪吽）。‛他还详细描绘了维吾尔族僧侣的服饰，焚烧尸体及将骨灰埋在‚金字塔的顶上‛的习俗，以及同他们进行的关于上帝、灵魂等问题的辩论。

蒙元时期，藏传佛教在新疆虽有流传，但信众不多，影响不大。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勃兴，是与卫拉特蒙古进入新疆联系在一起的。

卫拉特蒙古原来信仰萨满教。明初，藏传佛教曾一度传入，并为一些上层贵族所信奉和推崇。明正统十一年（1446年），其首领也先为提高卫拉特蒙古喇嘛的地位，还亲自代其向明朝皇帝‚乞大赐封号，并银印、金襕袈裟‛等。但在西迁至西北地区后，由于受到东蒙古的阻碍等因素的影响，藏传佛教日趋式微。16世纪后期，卫拉特蒙古的一些贵族重新认识到藏传佛教的重要性，再次提出接受藏传佛教的要求。土尔扈特部首领赛音特勒斯墨尔根特穆纳诺颜提出信奉藏传佛教中势力最大的教派——格鲁派（黄教）的建议。卫拉特蒙古贵族与格鲁派上层的结盟，促进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发展。萨满教最终被排斥，藏传佛教成为卫拉特蒙古各部共同信奉的唯一宗教。

1640年，在卫拉特—喀尔喀蒙古王公会议上，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察津必齐克》）。在该法典中，专谈藏传佛教的条文占有显著地位，‚这些条文以法律形式规定喇嘛教为全蒙古所有汗国和公国的正式国教‛，确立了藏传佛教在卫拉特蒙古的独尊地位。该法典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以保证僧侣来源。为保证僧侣队伍的稳定，对破坏戒律擅自还俗的僧侣，规定没收其一半的牲畜和财产。法典还赋予僧侣种种特权和法律保护，如规定；‚掠夺属于僧侣的爱玛克者，科以铠甲百领、骆驼百头、牛千头的财产刑‛；向僧侣征用大车者，处以罚母牛一头的财产刑；将献佛之马用于运输赋役者处以罚马一匹的财产刑；詈骂、殴打僧侣者，处以罚马一匹至九九的财产刑，等等。

清代迁入新疆的锡伯、达斡尔等民族，后来也接受了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在新疆的势力和影响进一步扩大，成为仅次于伊斯兰教的第二大宗教。近代以来，蒙古各部落纷纷新建、重建或扩建寺庙，寺庙数量急剧增加。到解放前，藏传佛教寺庙已有近百座。新疆著名的藏传佛教寺庙，如昭苏圣佑庙、巴伦台黄庙等，大都是近代所建。

道教的情况与佛教大体相同。它也是随同内地官兵、商贾和百姓的到来而得以复兴的。由于当时进入新疆的军民以信仰道教者居多，所以道教在新疆取得了比佛教更大的发展。当时，大型的道教宫观虽然不是很多，但是带有我国多神崇拜传统的道教建筑，如万寿宫、关帝庙、龙王庙、城隍庙、娘娘庙等等，却遍布天山南北，数量之多仅次于伊斯兰教的清真寺。据《三州辑略》记载：乌鲁木齐及周围地区的道教宫观，如万寿宫、关帝庙、城隍庙、文昌宫、龙王庙、真武庙、文昌庙、魁星阁、财神庙。巴里坤会宁城：万寿宫、关帝庙；汉城：万寿宫、城隍庙、关帝庙等等，多达百余座。由此不难看出，道教在北疆地区发展之迅速。

道教不仅在北疆地区迅速传播，在南疆地区也取得了空前的发展。据《回疆通志》记载，在喀什噶尔、英吉沙、叶尔羌、乌什、阿克苏、库车、吐鲁番、哈密等地，都建有万寿宫、关帝庙。有些地方还同时建有其他的道教庙宇，如乌什除万寿宫、关帝庙外，还有山川社稷坛、马祖殿、火神殿各一座；哈密有文昌宫、火神庙、财神庙、无量庙、罗真庙、城隍庙等。

由于各地政府的支持，道教在新疆获得了重大发展。但也正因为如此，随着清朝灭亡而失去官方支持的道教，从民国时期起便逐渐趋于衰落。

基督教又称‚耶稣教‛，是中国对基督教‚新教‛的专称。基督教是近代传入新疆的西方宗教之一。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喀什瑞典耶稣教（即基督教）堂设于疏附县北关，男教士三人，女教士四人‛。这是关于基督教传入新疆最早的汉文记载。但据西方基督教会本世纪初的一项调查，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瑞典行道会的传教士到达南疆地区，在那里同其他传教士一起传教近四分之一世纪。1892年，行道会进入喀什，以此为中心向外扩展。到1921年，在南疆地区已形成四个传教中心：喀什、叶城、疏勒和英吉沙，有传教士7人。这项调查还附列了新疆基督教的传教点和各传教点设立的时间：喀什，1892年；叶城，1895年；迪化，1908年；疏勒，1909年；英吉沙，1912年。以上各传教点，除迪化是内地会的传教点外，其余均为行道会建立的。

上述两种记载大体相同，由此可以确定，基督教传入新疆的时间在19世纪末，首先由瑞典行道会传入南疆地区，继由内地会传入北疆地区。

1889年，英籍内地会传教士胡进洁来华。在内地活动几年后，于1905年前后来到乌鲁木齐，设福音堂于北大街（后移至库后巷），吸收了16名男女加入基督教。胡进洁为了传教方便，着汉人服装，并很快学会了维吾尔语。他的传教范围很广，除乌鲁木齐外，还去过南疆的库车、焉耆等地。胡进洁不仅在汉族、维吾尔族中传教，也积极在蒙古等民族中发展信徒。盛世才统治时期，胡进洁被以英国间谍之名关进监狱，长达13个月之久，致使他曾一度精神错乱。胡进洁在新疆的长期传教活动中，虽然也发展了包括维吾尔族在内的一些少数民族入教，但人数很少，发展缓慢。在胡进洁之后，相继又有马慕洁、马尔昌等外国传教士来新疆传教。这些早期来新疆的传教士除传教外，还在所到之地开办圣经训练学校、医院、孤儿院和学校等，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吸引人们入教。外国传教士在新疆的早期传教活动，虽然把基督教传播到了天山南北各地区，但信徒不多，影响不大。盛世才统治时期，取缔了一切教会，基督教的传教士或被捕入狱，或被迫离开新疆，教堂被改作他用，教产被没收，基督教受到传入以来的第一次沉重打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一批来自英、美等国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新疆。这些传教士于所到之处积极开展传教活动，发展信徒，建立教会。这一时期，进入新疆的基督教的传教差会，除原有的内地会、行道会外，还有长老会、圣公会、浸礼会、安息日会、信义会、卫理公会、美以美会、循道公会等。继外国教会之后，一些内地教会的传教士也开始来新疆传教。1948年，山东济南和潍县两地灵修院的传教士和信徒10余人来哈密传教。他们一方面积极在哈密传教，一方面派人前往巴里坤、吐鲁番、焉耆、阿克苏、吉木萨尔、喀什等地发展信徒。次年，他们在哈密新城修建了一座教堂，将其教会组织定名为‚基督教西北灵工团‛，下设布道、灵育、医药等7个部，并且创办了《西北灵工》和《灵工通讯》两个刊物，在新疆和内地发行。西北灵工团共发展信徒103人，成员主要是职员、军警、医生和职业教徒。

天主教传入新疆的具体时间不详。据德国学者霍尔根〃凯斯顿称：耶稣定居印度时，曾到处讲道，‚文献多次记载，他经常返回喀什。‛他还认为，距喀什6英里的马利亚墓的墓主马利亚，可能就是《新约圣经》中《腓力比书》所说的，在耶稣受难后坚持不背叛他的三位同名马利亚的妇女之一，并称‚这座位于喀什的马利亚墓葬完全可能具有真实的背景。‛这只是他个人的推测，学者一般根据元

代新疆已有也里可温教，推断当时天主教已传入新疆。但也里可温教并不单指天主教，所以天主教传入新疆的时间还有待于新资料的发现。有史可考的第一位进入新疆的天主教传教士，是天主教耶稣会会士、葡萄牙人鄂本笃。鄂氏于1603年到达新疆莎车，在该地逗留了一年。他能讲流利的波斯语，精通伊斯兰教教义。在新疆的一年间，他带着另外几个天主教徒到过叶城、和田、喀什和哈密等地，除了发现一张内容为基督教的画之外，没有发现这些地区还有基督教徒。对鄂氏在新疆是否进行过传教活动，是否发展过信徒等情况，史载阙如。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天主教随着英美等外国势力在中国的殖民化进程，开始了在中国的大规模传播。天主教在新疆的大规模传播晚于内地，大约在清末民初。最先来新疆传播天主教的是德国和法国的传教士。据《新疆图志〃交涉志》记载，清光绪八年（1882年），法国天主教士石天基在绥定（今霍城县）设教堂。3年后，又有法国天主教士梁萌德在宁远县（今伊宁市）小东梁设教堂。大约与法国传教士同时，一位名叫亨德里克斯的荷兰传教士，受某天主教会的派遣来华传教。他先去了蒙古，不久就来到喀什。据说上世纪末本世纪初到过喀什的外国人对这位传教士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英国驻喀什总领事的夫人在其所著的一本书中，就专门介绍过这位传教士，称他是一位懂多种语言、知识渊博的人。1900年斯坦因来新疆考古探险时，在喀什也经常见到这位著名的传教士。斯坦因给亨氏的评价是‚慈善的神父‛，说他‚总是带来许多新闻和传闻，从这些常与原始材料相左的信息中无成见地搜集一些情报，或许会给因投入缺乏一份当地报纸而遗憾的人们带来很大的安慰。‛斯坦因还谈到在喀什有一个以G〃李盖提传教士为首的瑞典传教团。这表明

当时在喀什除荷兰传教士亨德里克斯外，还有一个瑞典天主教传教组织。

随着外国传教士的不断到来，到民国初年，在全疆各地的重要市镇，如乌鲁木齐、伊宁、喀什、莎车、英吉沙等地，都建立了天主教堂。盛世才统治时期，天主教同基督教一样，一度受到沉重打击。到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外天主教传教士又纷纷来到新疆，使新疆天主教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在这些传教士中，既有真正热心于传教事业的神职人员，也有以传教为掩护的间谍。这些间谍以传教为名，建立秘密组织，把一些亲信教徒发展为侦探，加以训练后，派往各地搜集情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一些天主教堂大肆从事间谍活动，广泛搜集有关新疆的军政情报，还进行破坏活动。这些间谍活动损毁了天主教的形象和声誉，也理所当然地遭到新疆当局的惩处。

东正教是随俄罗斯人传入新疆的。18世纪后期，一些不堪忍受沙皇政府压迫和剥削的俄罗斯人，陆续迁来新疆。俄罗斯人信仰东正教，随着俄罗斯人的到来，东正教也随之传入新疆。当时进入新疆的都是普通的东正教信徒，没有神职人员。近代以来，随着中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沙俄取得了在新疆的传教权。俄罗斯传教士开始进入新疆，在俄罗斯人聚居的地方开设教堂。到‚十月革命‛前，在乌鲁木齐、伊犁、塔城、喀什等地都建立起了东正教教堂。俄罗斯传教士的活动主要是组织和主持俄罗斯东正教徒的宗教活动，他们在其他民族中的传教活动没有取得多少进展。当时，来新疆的俄罗斯人很多，其中大多数加入了中国国籍，数量达到万余人。由于这些俄罗斯人都信仰东正教，这也就是说，当时的东正教徒已有万余人。‚十月革命‛后，各不同阶层的俄罗斯人大量进入新

疆。还有一些我国原来在俄罗斯已与当地女子结婚的华工，也携家来新疆定居。这些华工有的已信仰东正教，他们的家属都是东正教徒。东正教也随着这些俄罗斯人和华工的到来而得以迅速发展。由于一些仇视共产党和苏维埃政权的白俄军官、地主、贵族和传教士来新疆后，仍顽固坚持其反动立场，继续从事反苏反共活动，因而受到当时还亲苏亲共的盛世才的打击，东正教也受到牵连，教堂被封闭。在披着宗教外衣的反苏反共分子被逐渐清除、盛世才的统治结束后，东正教才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

新疆宗教演变史的几点启示

一、多种宗教并存是新疆宗教历史演变的基本特点，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

自从外来宗教传入新疆形成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以来，构成这一格局的宗教不断在发展演变，但不管其如何演变，都未能改变多种宗教并存的这一基本格局。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由于受世俗政权宗教政策等因素的影响，主要宗教的地位会发生改变，但是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教独存‛的情况，‚一教或两教为主、多教并存‛始终是新疆宗教演变的基本格局。

二、新疆多种宗教并存格局的形成和演变，是由多民族聚居的特点所决定的。

自古以来新疆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当这些民族进入新疆后，自然就会把他们所信仰的宗教带到新疆来。

古代中亚以善于经商著称的粟特人，就把他们信仰的祆教率先传入了新疆。在新疆定居的粟特人形成的聚落，广泛分布于从阿勒

泰、伊犁到罗布泊的广大地域，从而也把祆教传播到了新疆各地。在新疆鄯善吐峪沟，至今还分布着许多信仰祆教的粟特人的坟墓，并出土了祆教的文物。粟特人改信摩尼教后，不仅把摩尼教传播到了新疆，还传播到了远离新疆的蒙古高原的回鹘汗国，让生活在那儿的回鹘人信仰了摩尼教，并使之成为回鹘人的国教。

唐代，吐蕃人进入新疆后，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也随之传播到了从南疆到北疆的许多地区。后来，随着吐蕃人撤离新疆，藏传佛教也在新疆一度消失了。直到17世纪，进入新疆的卫拉特蒙古人接受藏传佛教，该教才再度兴盛。

新疆道教则是由中原地区信仰道教的汉族带入新疆的，由于其他民族信仰道教的不多，所以道教传入早期主要流传于哈密和吐鲁番这两个汉族集中的地区。

除了多民族的原因之外，一个民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则是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如维吾尔族历史上就先后信仰过原始宗教、萨满教、祆教、佛教、摩尼教、景教等多种宗教，最后才信仰了伊斯兰教。维吾尔族宗教信仰的变化对新疆宗教的演变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摩尼教虽然很早就传入新疆，但影响却不大，当840年以摩尼教为国教的回鹘人迁入新疆吐鲁番地区后，摩尼教在新疆才有了突破性的发展。景教的情况和摩尼教差不多，传入新疆早期也没有大的发展，但随着大量维吾尔族人改信景教，使新疆景教一度十分繁盛。在维吾尔族人大量改信伊斯兰教后，新疆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也逐渐由佛教为主要宗教演变为佛教与伊斯兰教并立为主要宗教，并最终形成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

三、宗教无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文化现象，都必须和其所处的时代以及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

宗教与时代相适应，不只是社会对宗教的要求，更是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内在需求。历史证明，只有那些能够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不断进行自我调节以适应社会的宗教，才能生存和发展。如当代的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有着悠久的历史，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形态，所以能由民族宗教发展成为世界性宗教，无疑是因为这些宗教能够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不断与时代和社会发展相适应。凡是不能随着时代与环境的变化而变化的宗教都是没有生命力的，如祆教、摩尼教、景教这些古代的世界性宗教，由于不能与不断变化的时代和社会相适应，最终被社会所抛弃。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宗教不仅要与时代相适应，也要与变化了的人文地理环境相适应。任何一种宗教，在传播到一个新的地域或民族后，在排斥这个地区或民族原有宗教的同时，必须吸收融合原有宗教以及民族传统文化的因素，从而形成其地域的和民族的特点。

产生于印度的佛教，在传入中国后就吸收中国传统儒家的思想和文化，最终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佛教，所谓‚中国佛教‛，就是说它不是印度的佛教，也不是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佛教。佛教传入西藏后，与藏族原有的苯教相结合，形成了具有藏族特色的藏传佛教。佛教不杀生，佛教徒也不吃肉和葱韭，但历史上新疆的佛教徒既吃肉也吃葱韭，这就是新疆的佛教。

伊斯兰教传入新疆后，就一直在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从而与新疆社会相适应，逐渐演变为带有鲜明新疆地域和民族特点的新疆伊斯兰教。新疆历史上曾经长期流行产生于古代波斯的祆教和摩尼教，因此受波斯文化影响很大，所以新疆伊斯兰教的大量宗教术语采用的是波斯语而不是伊斯兰教的神圣语言阿拉伯语，胡大、古尔邦、肉孜等等；伊斯兰教禁止真主之外的任何朝拜，而新疆的穆斯林从接受伊斯兰教至今一直都朝拜被称为‚圣地‛、‚圣墓‛的麻扎；伊斯兰教是禁酒的，但从《突厥语大词典》、《福乐智慧》等新疆著名穆斯林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新疆穆斯林喝酒和酒馆的记述，《福乐智慧》还专设一章论述‚侍酒官应具备的条件‛，《真理的入门》的作者玉格乃克为‚酒馆周围兴隆繁盛，清真寺无人礼拜冷落荒凉‛的社会现象而感慨和不满。历史上新疆穆斯林女性戴面纱的不多，所以19世纪俄国的哈萨克军官瓦里汗诺夫在喀什噶尔看到这一现象时，就发出了新疆穆斯林女性是‚亚洲最自由的女性‛的感慨。具有上述特点的伊斯兰教，既不是沙特阿拉伯的，也不是土耳其的伊斯兰教，就是我们新疆各族穆斯林一千多年祖祖辈辈信仰和奉行的新疆伊斯兰教。

具有时代和地域特点的宗教，才是有活力的可以持续存在的宗教。原教旨主义要求回归到宗教初始的状态，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也是违背宗教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利益的，因此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宗教极端主义否定传统的新疆伊斯兰教不是真正的伊斯兰教，这是对新疆传统伊斯兰教的恶意诬蔑，是别有用心的，其罪恶目的就是通过否定传统伊斯兰教，来灌输其宗教极端主义思想和主张。

四、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和态度对新疆宗教的演变具有极其重要的影响。佛教和伊斯兰教之所以能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都是与当时统治者的宗教政策及其对这两种宗教的支持分不开的。如佛教虽然晚于祆教传入新疆，但由于得到塔里木盆地各绿洲统治者的大力扶植，便迅速超过了新疆原有的原始宗教和萨满教以及祆教的影响，成为新疆的主要宗教，并逐渐形成了以佛教为主要宗教的多种宗教并存的格局。西辽和蒙古时期的宗教宽容政策，最终导致了这一时

第四篇：司法行政职能演变概述

编者按：峥嵘岁月三十余载，江苏司法行政从恢复重建，迅猛发展，到再现辉煌，每一个司法行政人都伴随着她共同成长，一路风雨兼程。本栏目将陆续为你推出展现司法行政历史变革与发展进程中曾经发生的那些事。本期由曾担任《法学天地》杂志社社长兼主编、厅办公室主任，现已退休的胡建业先生为你讲述司法行政的发展历程。

司法行政职能演变概述

司法行政可谓源远流长，在我国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

中国审判和行政的分离，在中央始于魏晋，在地方始于清末。新中国成立后，司法行政工作经历了曲折的发展阶段，走过了不平凡的历程。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设立司法部，主管全国司法行政工作。1955年，设立江苏省司法厅。建国初期，司法行政机关的主要职责是：主管司法行政机关主要是法院的司法行政事务，如机构设置、编制、干部任免、财务管理等；主管律师、公证等事务；主管司法干部的教育培训；主管狱政工作；主管法制宣传工作。1950年11月3日，根据政务院指示，狱政管理事项划归公安机关。

1959年，在极“左”思想和法律虚无主义思想的影响下，从中央到地方的司法行政机关全部撤销，社会主义法制受到严重削弱。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强调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1979年司法部和地方各级司法行政机构

相继恢复重建。江苏省司法厅恢复重建于1980年1月8日。

司法行政机关恢复重建之初，其主要职责，基本沿袭着

建国初期的规定。1980年12月，国务院在批转司法部的报告中指出：“司法行政工作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担负着组织、宣传、教育和后勤等重要任务。”明确规定，司法行政机关承担十项具体任务：（1）了解并掌握司法干部的思想情况，针对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保证司法机关认真按照法律办事，完成党和国家交给的任务；（2）管理法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物资装备和司法统计；（3）协同法院建立与健全各项审判制度；（4）按照规定管理司法干部；（5）建立各种政法院校，大力培养法律专业人才；（6）组织管理公证、律师工作；（7）组织开展法制宣传工作；（8）研究整理和编纂法规，协同科学研究单位开展法律科学研究；（9）领导人民调解委员会和基层政权司法助理员的工作；

（10）开展司法外事活动，发展国际友好往来，交流法学知识和司法经验。

根据上述职责，中央领导同志曾形象地称司法行政部门为司法机关的组织部、宣传部、教育部和后勤部。所谓“组织部”，即承担着管理、调配司法干部的任务；“宣传部”即统一组织宣传法律、法规，普及法律知识，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确保法律的正确实施；“教育部”即为法院、检察、司法行政部门培养干部，并通过正规化法学学历教育，向政法部门和社会各界输送合格的法律专业人才；“后勤部”即为司法部门开展业务、保持工作机制正常运转提供后勤保障。

1982年至1983年，司法行政的职权范围和任务有较大的调整。1982年，根据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规定，将各级人民法院的司法行政工作移交人民法院自己管理。1983年4月，根据中央的决定，监狱、劳教工作由公安机关移交司法行政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新增加了监狱、劳动教养管理两项职责。

进入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责又有调整。1992年，为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共中央（1992）7号文件规定，刑释、解教人员的过渡性安置帮教工作由司法行政机关主管。随着《仲裁法》的颁布和实施，1994年，省、自治区、直辖市司法行政机关依法承担了仲裁登记管理职责。九十年代末，根据中央有关规定，相继增加了主管司

法考试、司法鉴定、法律援助工作。跨入新世纪后，2003年7月，按照中央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部署，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又承担了管理和指导社区矫正工作。

从司法行政机关的职能演变可以看出，无论是在1979年后重建初期还是在目前，司法行政机关都是一个工作门类较多、战线较长的部门。有的同志把它喻为“多军兵种合成部队。”各项工作既有联系，又有相对的独立性，而把各项工作贯穿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是一根红线——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

198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讨论司法行政工作的《会议纪要》中，对司法行政部门的性质、地位和作用作了明确的规定，指出司法行政机关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工具之一，是政府的重要执法部门，也是为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提供法律服务的重要部门。《会议纪要》除明确司法行政机关象其他政法机关一样，具有“打击敌人，保护人民，惩治犯罪，服务四化”的共同职责外，还第一次明确了司法行政工作必须坚持“四个服务”的指导思想，即司法行政机关要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服务，为方便人民群众和维护公民的合法权益服务。这是司法行政机关恢复重建7年来的纲领性文件，对司法行政工作具有长期的指导意义。

坚持“四个服务”的业务指导思想，使司法行政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职能日臻明确、清晰和具体。1993年6月，司法部长肖扬在总结我国司法行政重建14年发展经验的基础上，第一次直接提出了司法行政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务的双重职能，使司法行政系统上下对此进一步形成共识，进一步推动了司法行政工作的发展。

（责任编辑：张祥宽）

第五篇：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及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国共两党的关系史是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应该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重点，但是因为各种原因，这一重大课题的研究没有引起学术界应有的重视，所以在这一方面的文献资料数量有限，几乎成为学界的空白点。这就造成大家不了解这段历史，仅仅满足于从历史课本上得到的固有的认识，不了解历史就无法正视历史，就没有办法正确看待国共的关系，这会阻碍两岸关系向明朗化方向发展和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而要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了解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从思想上扭转对国民党的认知，尊重国民党在抗战期间所做出的贡献。

一 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阶段

纵观国共接近百年的关系史，可以从中发现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形式，时联合时分裂，又联合又斗争的特殊的相互关系，那么，“合则两利，分则两伤”是两党关系的发展效果，而引起学界诸多争议的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最恰当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规律，他们的斗争规律决定国共两党关系的发展规律。因此，可以根据中国无产阶级和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把国共关系分为几个阶段，在每个阶段影响国共关系的因素，国共关系的表现，国共双方采取的政策，以及外界的反应都是本文研究的问题。国共关系发展的第一时期

国共的第一次合作是国共关系的第一个时期。促成国共合作的因素应当从中国共产党方面，国民党方面，还有外在的因素等方面分析，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理论上处在对立层面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能够放弃对抗，联手进行国民大革命。先从国民党方面分析。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为了反帝反封建，到处奔走呼号，组织力量，在1894年成立了兴中会，在1905年孙中山为了更好的进行革命，极力促成一系列革命组织和团体合并，从而建立了一个统一的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这是国民党的前身，同盟会提出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口号，旧三民主义。孙中山领导同盟会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政府，建立了中华民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君主专制统治，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但是因为中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动摇,帝国主义列强的残酷压榨,决定了中国不可能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业未完成。旧秩序在新形式下得到恢复,甚至发展,国家徒有民国之名,业无民国之实。孙中山在领导的两次护法运动接连失败后，深深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力量太强大，资产阶级单打独斗是不能救中国于水火之中的，必须要联合其他阶级，其他政党的力量。另一方面，改组的国民党需要新鲜的血液，以求重新焕发活力，实现三民主义的既定奋斗目标。接下来从共产党方面分析。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成立之初的共产党阶级对抗意识非常强烈，并且把国民党当作资产阶级的代表，和国民党处于对立状态。但后来受到国际的影响，在中共一大的时候开始转变态度，在对待国民党的问题上，虽然有人提示和国民党合作，但最后还是决定“不与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当时从理论到实践都还没有把如何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提到自己的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所以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中共二大是国共关系的起点，其标志是1922年发表的《对于时局的主张》和同年七月中共《关于“民主”的联合阵线的决议案》。其他的因素包括苏联共产国际的介入，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等都促进国共合作的进程。国共合作的形成实现了革命力量的大联合，促进了工农运动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反帝斗争，推动了工农运动的蓬勃发展。这个时期的国共关是以两党合作共同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走狗—北洋军阀的统治为特征的。国共关系的第二时期—十年对峙

然而，国共合作从始至终并不意味着两党阶级利益冲突的消除。因此国共两党之间的嫌隙时有发生，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一直实行打压政策，小动作不断。加上大革命使北洋军阀的崩溃，帝国主义急需在中国寻找新的代理人，于是时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新右派蒋介石成为了他们的最佳人选。一向以来惧怕工农力量并反对与苏联合作的蒋介石于年月、月，先后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打击共产党员和工农革命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分裂国共合作的步伐进一步加大。年月，蒋介石会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表示保护外国在中国的权益；月蒋介石在南昌发表反共演讲；月在赣州、九江、安庆等地制造事件，镇压工农运动，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月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以“清党”名义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年月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分共”会议，日正式宣布同共产党决裂，在其辖区内开始了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的大屠杀。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进入十年国共对峙时期，这就是国共关系的第二个时期。

第二个时期的起止点是十年内战的起止时间，国共关系在这个时期的表现是破裂并互相攻伐。在十年对峙中，国民党于1928年在南京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实施对全国的统治，一山不容二虎，国民党必须对共产党采取高压打击政策，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国民党用法律、行政、特务等手段残酷镇压中国国民党人的革命行动，致使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中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中国要算是全世界最悲惨的白色恐怖的国家了。”“这几个月以来，中国革命的领袖及群众死于南北军阀刽子手之下的，连数也数不清了。”对峙时期，面对国民党的迫害，共产党必定要予以反击，决定要用武装夺取政权来回答中国国民党的血腥屠杀政策，并组建革命根据地，壮大自己的势力来应对国民党的迫害。“八月七日，党中央委员会举行了非常会议······党采取了新的路线，同国民党合作的一切希望暂时是放弃了，因为国民党已经无可救药地成为了帝国主义的工具，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了。长期的公开夺取的斗争现在开始了。”第二个时期的下限是1937年7月，国共关系开始向另一个阶段发展，有几个理由值得借鉴，（1）中共年提出的“八一宣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这是中共统一战线转变的开始。（2）抗战统一战线的建立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掌握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手下掌握几百万军队，所以蒋介石的态度至关重要，从武力剿共，转变为政治解决，再到后来的联红抗日，国民党对中共的转变也经历一个过程。19 3 5 年华北事变以前, 蒋介石一直坚持武力“剿共”的方针;华北事变后到两广事变发生, 蒋介石对中共企图采取“政治解决”;当两广事变平息后, 蒋介石又发动新的大规模的“剿共”;直到西安事变发生, 中共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蒋介石才被迫在口头上承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 , 这时两党才停止军事的敌对行动。1 9 3 7 年2 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方针。这样, 国民党的“联共抗日”的方针才真正确定下来了。

第三个时期是国共第三次合作，时间是从1937年7月，到1946年6月，表现为建立联合抗日统一战线，共产党全力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以民族利益为重，暂时放下了对国民党的仇恨，国民党一边同共产党合作，一边提防共产党日益壮大的势力，到抗战后期出现了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局面，但是在民族大义面前，在全国人民的团结一致抗日的决心面前，国民党并没有同共产党真正撕破脸，至少表面还维持着联手抗日的和谐局面。第二次国共合作有统一组织和共同纲领，大体上以民族利益为重，相互妥协让步，虽然存在两个矛盾，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但是国内阶级矛盾受民族矛盾制约。中共很注意“有理”，“有利”，“有节”，极力保护抗战全局的局面，不让抗日战争全局遭到破坏。但是一旦民族矛盾居于次要地位，阶级矛盾又重新出现。

国共关系的第四个时期是三年内战时期，抗战胜利后，阶级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奉行专制、独裁、反共的政策，在美国支持下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共尽一切可能争取国内和平，粉碎国民党的阴谋。国共两党关系由合作走向全面对抗。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国民党撕毁《双十协定》，《一月停战协定》，召开“国大”，和谈之门一手被国民党当局关上了，重庆谈判成为烟幕，实际上大打，谈判失败。这个阶段, 中共代表的工作“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 而是为宣传而谈判”“把谈判作为教育人民的工作。

第五个时期，从1946年6月—1978年底，这一时期从国民党败退台湾开始，到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国共关系表现为军事政治的对峙，政策呈现阶段性的发展。第一阶段，自败退台湾至20世纪50年代中期，国共两党均试图以军事实力消灭对方，巩固自己。在政策表现上，国民党根据当时台湾失败主义蔓延，大所数士兵自己放逐自己，提出光复大陆的口号，试图挽救统治，团结人心。共产党则提出肃清残余，武力解放台湾。第二个阶段，是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国共两党的政策均有变化，即在主张军事进攻的同时，强调政治作战的意义。这一阶段影响国共政策的因素在中共方面是中共受国际形势和国际舆论，由过去的武力解决调整为逐渐减少军事行动规模，突出政治解决的意义。中共改变的原因，国内主要矛盾变化，随着一化三改，中国的资产阶级被消灭，阶级矛盾不再是主要矛盾。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美国对于中国的政策现状的考虑，希望利用中国克制苏联，所以承认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在国际上的合法地位，中美关系缓和。另一方面国民党拒绝共产党的善意，认为是阴谋，但是迫于国际形势也改变了政策，由 “保卫台湾”转向重点建设台湾为主，吸取前一阶段的教训，决心先把台湾的经济搞上去，为反共复国提供强大的财力支持。从反复强调的“反攻大陆”转变为强调“心战、政治战，”以武力反攻转变为政治反攻为主。原因：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政策口号一直在空喊，美国失去了耐心，不再对台湾提供军事武装。台湾武装反攻政策破产，低估了大陆人民的觉悟和力量。

新时期，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为界，从1979年元旦《告台湾同胞书》开始，国共关系进入了新的时期即第三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国共关系新发展的时期。这一时期影响国共关系缓和的因素：（1）中国振兴，跻身于世界民族之林，需要一个稳定的国内发展环境，就必须要解决台湾问题，缓和国共关系。（2）符合两岸人民根本利益和共同心愿。（3）国内掀起了一股“以变图存”的浪潮。（4）国共双方达成“只有一个中国，反对台独”的共识，双方都有了交流的立足点。（5）中国制定了“一国两制”的政策，决定以和平的方式解决台湾问题。（6）台湾也制定了缓和政策。（7）国际条件有利。但真正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终止第二次分裂，还需要一个较长而复杂的独立的阶段，即和平过渡阶段，纵然在这一阶段是在曲折中发展，国共关系仍时有波澜，台独分子从中作梗，但是这一阶段一定是前进的发展，不会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通过对以上国共关系的探讨和成因分析，我们可以总结影响国共关系几个因素：（1）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决定着国共关系的变化。（2）国际形势的变化制约着国共关系的发展，外因通过内因产生作用。（3）取决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变化。（4）两者的阶级利益完全相反或平行。（5）中国资产阶级和物产阶级的斗争规律。

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民党军人形象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共的关系时有起伏，这种关系的表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本文中的这部分旨在探讨一个有趣的文学形象—国民党的军人形象，可以说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国共关系的具体化表现，随国共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是我们正确认识国共关系史，正确看待国民党的形象的基础条件。

为了更方便研究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在这里借鉴研究国共关系史的分阶段法来使研究条理化。第一个阶段是70年代，这一时期国民党军人的形象完全黑化，和共产党军队光辉伟大的形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并不能展现完整的战争史，很多都是人为加工的，可信度并不高，只是为了政治服务的工具。七十年代，国共关系依然处于冰封期，彼此依然仇视对立，这一时期的国民党军人的形象长期存在着简单化、表面化、甚至漫画化的倾向，大致可以分为几大类具有典型性的：目空一切，傲慢无礼的高级将领；满口大话实则能力低下的指挥官；下层兵痞，兵油子；总体上来说都是敌人的形象都是草包，不堪一击，在每次的战役中都被共产党的军队追着跑。后半期，拨乱反正，文学复苏，这一时期的战争小说依然沿袭六七十年代政治教育的做法，仍旧表现极大的政治功利性。

八十年代，政治上开始有所放松，在抗战胜利四十周年时，中共中央发了个文件，大意是国共两党合作，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群众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英勇抗战的将领士兵，包括国民党中央军在内，都应该表扬和肯定。文学上也开始放松，开始重视战争对人的影响，尤其是在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国民军人受到的影响。不再追求政治功利化的目的，而是着眼于作品的审美水平之上。多面立体的形象塑造，尤其在蒋介石形象的塑造上，有了很大的突破，蒋介石不再是一个大奸大恶的形象，而是开始表现他在政治 上的远见才识，作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的一面，卓越的军事才能，肯定了蒋介石在抗日战争中所做的贡献。还描写了生活中的蒋介石，揭示了他复杂的性格而不仅仅是完全否定。总之，国军形象不再淡泊，公式化，作家对国军形象的每次全新解读，都是在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引导人们用理智冷静态度去对待历史，但稍显刻板和不自然，一方面肯定国军的贡献，一方面也没忘记其政治上的反对性。九十年代，不在集中于宏大的战争叙事，而是选取小部队活动，将国军军队和国民党政府作为两个个体分离开来。进入21世纪，国共关系向好的方向转变，互动频繁，连战访问大陆，胡锦涛讲话纠正“扬共贬国”，形象改变在三个方面，由缺席到在场，由纪律涣散作战不力，纪律严明，奋勇拼杀；由个体到群体，由个体的英勇表现到全景地展现集体的英雄豪情；由归附到坚持，由投奔共产党军队的必然选择到坚持自我信念的多重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