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当前农村信用社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证分析
内容摘要：
摘 要：本文实证分析了当前 农村 信用社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绩效，提出了基于产权的体制机制强化的改革校正对策：规范政府的作为区间，省联社在强化服务弱化管理中实现体制转轨，县联社在内部治理、监督、股权约束等机制方面加强规范。
摘 要：本文实证分析了当前 农村 信用社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的绩效，提出了基于产权的体制机制强化的改革校正对策：规范政府的作为区间，省联社在强化服务弱化管理中实现体制转轨，县联社在内部治理、监督、股权约束等机制方面加强规范。
关键词：农村信用社；改革绩效；农村 金融 ；产权；管理体制
农村信用社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之一是产权问题，就是要按照股权结构多样化、投资主体多元化的原则，根据各地实际，选择不同的产权形式（如股份制、股份合作制、合作制等），期待通过改革，“把信用社逐步办成由农民、农村工商户和各类 经济 组织入股，为农民、农村和农业经济 发展 服务的社区性地方金融机构”，其目的在确保服务“三农”根本方向的前提下，建立决策、管理、监督相互制衡、激励和约束相互结合的经营机制。改革的绩效究竟如何？为此笔者在2006年7-8月间调查了山东省j市（重点是d县）农村信用社，以期实证分析。
（一）股金募集情况
2005年j市6家联社按照一级法人改革模式要求，积极开展增资扩股，规范股本设置，优化股权结构，至10月份全部实行了县级一级法人体制。d县联社在2005年6月28日前共募集股金20000万元。每股金额为人民币1元，每个 自然 人认购资格股最低限额为1000股，每个法人认购资格股最低限额为10000股。在20000万元股金中，18329万元为原农村信用社社员的折股认购，其余1671万元股金是在社区内的定向募集。详细情况是：
在20000万元总股本中，资格股7000万元，占比35%，投资股13000万元，占比65%；自然人股16000万元，占80%，法人股4000万元，占20%，单个法人 企业 最高持股总额占股金总额的2.51%。在自然人股金中：333个信用社内部职工社员持股3000万元，占总股本的15%，其中资格股50万元，投资股2950万元；10238个非内部职工自然人持股13000万元，占总股本金的65%，其中资格股6080万元，占46.77%；投资股6920万元，占53.23%，单个自然人社员最高持股额占股本金总额的1.75‰。
再看增资扩股之后股金结构的变化情况（见下表）。通过纵向比较可以看出：其一，职工股占比大幅度增加，从5.57%提高到15.0%，同时农民股额度虽然增加，但占比大幅下降，由94.43%降至65.0%，且增加的主要是投资股（2002年末的农民股份全部为资格股）。这必将进一步强化农村信用社的利益导向，在将职工与农村信用社构成利益共同体的同时，强化了内部人控制，弱化了为社员服务的动机。其二，法人股的比重有所提高，2002年末没有法人入股，2005年末法人股占比增加到20%，这既是农村中小企业寻求金融支持的策略，也是新的投资意向。其三，投资股占总股本的比例增至绝对多数（65%），在整个自然人股金组成中，资格股占43.56%，投资股占56.44%，仍然占据多数。这一方面是扩股的导向所致（如新招聘职工所纳股金均为投资股，不再增设资格股），另一方面也充分体现了股金的寻利倾向和股民的投资获利动机，这必然使农村信用社倾向于追逐利润最大化的商业化经营，同时也预示着：假定对农村信用社的股权进一步民有化，民间资金所有者完全有能力和意愿参与。
在本次股金募集之后，农村信用社的核心资本余额6318万元，核心资本充足率4.1%，资本充足率6.11%，相比较而言，资本实力和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内部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情况
1.社员代表的产生。社员代表由全体社员投票选举产生，资格股实行一人一票，自然人社员每增加1000股投资股增加一个投票权，法人股社员每增加10000股投资股增加一个投票权，投资股金额由社员自行决定。与股本结构相对应，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股金，在股权设置上充分体现了投资者的意愿。按每股1元算，16000万元股金按每个自然人入股的最低限额1000元计，共有16万投票权，10238个自然人，平均每个自然人15.63个投票权；按每个法人认股最低限额为10000元计，4000万元产生0.4万投票权，21个法人平均每个法人有190.48个投票权，法人投票权是自然人的12倍。最后推举产生了100名代表，其中职工社员代表15名，非职工自然人社员代表65名，法人社员代表20名，职工股、非职工自然人股和法人股的投票权的比例是1:4.3:1.3，这一比例与其股份金额的比例完全吻合，也就是说，投票权的分配完全按照股金数额确定。同时，我们可以 计算 出各类代表所能代言的范围：每名职工代表为22.2人代言，每名非职工代表代理了157.5名该类社员的利益，而21位法人社员却有20名法人代表，每名法人社员代表为1.05名法人社员代言，职工、非职工自然人和法人的投票代言权的比例是1：7.1:0.05。自然人股中职工股每一股份所代表的投票权是非职工自然人股的7.1倍，而法人股每一股份所代表的投票权是非职工自然人股的150倍。显然，民主管理的天平向职工自然人和法人，尤其向法人倾斜。这一方面强化了利益相关人监督、制约和参与管理的意识，同时也弱化了为小股东服务的倾向。
2.理事会、监事会的组成及主任的任命。理事会、监事会成员均由社员代表大会选举产生，d县信用联社设理事会成员11名，其中职工理事3名，非职工自然人理事3名，法人理事3名，独立理事2名。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本次改革设立了独立理事，使法人治理结构得到完善。监事会成员为7名，其中职工监事3名，非职工监事4名。
首先，作为法定代表人的理事长、主管经营的主任、履行监管职责的监事长虽经提名、理事会三分之二投票表决、报经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资格审查等一系列程序，其实质是省联社任命。所以，在农村信用社经营中，经营者的期望值既包含经济利益，也包括经济利益之外的价值实现形式。同时，实际运作过程中的理事长第一负责人的定位，使理事长、主任、监事长之间的制约绩效大打折扣。
其次，在决策层中，333名职工社员由3名理事代理，其中包括理事长、主任和1名普通员工理事；3名非职工自然人理事代表10238名社员的意愿参与决策；3名法人理事代表21家法人主体，2名独立理事则“尤其要关注存款人和农民等中小社员的利益”。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较高的监督成本，非职工理事难以掌握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故在决策中发挥的作用有限，再加上搭便车行为的存在，更使他们没有意愿过多参与农村信用社的事务。大股东法人理事的增加可对农村信用社给予更多关注与监督，在其利益被侵犯时可能表现出强烈的逆向行为；独立理事能够超脱信用社而为存款人和中小社员的利益代言，然而独立理事大都是兼职的，难以有足够的精力调查农村信用社的经营服务状况及存款人和中小社员的意愿，何况信用社对独立理事并不全部披露信息，因此实际代言与监督的绩效并不高。7人监事中4位非职工监事也同样受制于信息不对称、监督的个人成本与收益不对称，难以实施过程监督。3名职工监事（包括监事长）是内部人。因此，目前农村信用社法人治理结构的重构对决策起到一定制约，但难以根本改变“内部人控制”的局面。
（三）管理体制及外部监管的变革
这次管理体制改革的要点，就是将农村信用社的管理责任交由省级政府负责，银监会依法监管。山东省成立了农村信用社省级联社，除青岛、潍坊原已建立地市级的联社外，其他地级市成立了省联社的派出机构。监管责任由人民银行交由银行监管部门负责。实现了管理体制的过渡和转移。
二、产权与管理体制改革绩效的简要分析
（一）产权重置强化了农村信用社的内部控制力
其一，增资扩股只注重了增量的民有化，没有触及存量，导致产权公共领域扩大，强化了“内部人控制”。为确保股金的民有性质，体现股权关系而不是债权关系，中国 银监会专门印发了[2004]23号文：《关于规范向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入股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不得有存款化股金、贷款化股金、财政资金、非货币形式股金、相互换股等违规形式入股，确保股金真实合规。而地方政府对农村信用社的支持是捐赠，中央政府的资金支持是对农村信用社长期执行国家农业发展政策的补偿，体现的是中央政府向农村信用社清偿债权的关系。全部民有，产权清晰。但是，农村信用社按照合作制发展几十年的公共积累（实质是集体产权）如何界定？在这次改革中没有涉及。如果不将所有资产全部清理并加以界定，就不能说目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完全民有，也就不能说当前的信用社是“民有资本官营化”（穆争社，2006）。这也可以解释众多自然人与法人参股之后仍然不太关心农村信用社的经营状况，参与意识不强烈的现象。
第二篇：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
一、实证分析
实证分析方法是西方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核心。实证分析又称实证方法，就是从某个可以证实的假说前提出发，构建理论模型，通过可获得数据样本的计量和检验，判断理论模型的真伪，并进一步分析经济行为的动机和预测经济后果一种分析方法。采用实证方法时，人们一般只考虑经济事物之间关系的规律，并在这些规律的作用下，分析和预测经济行为的效果。
历史上，现代物理学和数理经济学对实证方法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世纪以后，经济学研究的一个显著特征即使十分强调利用数学工具来完成对其理论的演绎推理过程。
二、实证分析的四个步骤
1，提出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和中心内容。这是实证研究过程中首要的也是最困难的一步。一般来说，理论实证主要关心在高度简化的形式下，有关研究对象少数几个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而其他变量则被舍去。
2，建立假说模型，推到主要结论。这是实证研究的核心
3，理论假说模型的经验检验，即运用回归分析和统计假设检验方法对理论假说的假设条件进行验证，对理论模型推导出的主要结论进行验证。4，验证理论假说，并由此展开深入的理论分析，对验证结果进行解释。
三、理论实证和经验实证
理论实证属于实证分析的第一阶段，又包括两个小阶段：一是从现实社会经济生活中概括出研究内容的基本关系和基本假设条件；二是以此为基础或出发点进行理论逻辑演绎。重点在于提出理论假说的雏形，理论实证过程的基本框架和结论并不是逻辑演绎的直接结果，而是已存在于研究者大脑中的假想形式。理论实证过程属于实证分析的范围，尚未得到经验事实的检验。因此，理论实证过程所得到的结论还只是在实证逻辑上成立的理论假说。
经验实证是对经济理论提出的假说和推演的结论进行统计检验的过程。任何理论结论只有被实践证明了的，方可称作科学地结论。一般如果经验实证对理论假说及其结论做出否定，即得到了证伪的回答之后，就要修正或重新进行理论实证。经验实证具有能提供理论实证的前提或引导理论更符合实际的功能。
一、规范分析
规范分析与实证分析剥离价值判断不同，规范分析掺揉着一定的价值判断，提出分析和处理问题的标准，研究经济活动如何达到或者符合这些标准，并以此作为经济决策的前提和制定经济政策的依据。规范分析力求回答经济活动“应该是什么”，而不仅仅“是什么”，“应该怎样和不应该怎样”等问题。这里的价值判断是指经济事物的社会价值，即某一经济事物是好还是坏，该做还是不该做，如何去做的问题。
二、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结合运用
实证和规范的争论至今仍未结束。西方科学哲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孔德实证主义到库恩的范式理论这段历史，展示了实证主义与规范主义在哲学上围绕“价值判断”的争论。若排除经济现象与经济问题中若隐若现的评价性价值判断，仅包含描述价值判断，或者竟可能不包含任何价值判断的情形下，实证经济分析呗作用于那些纯粹经济事实判断而建立起实证经济学，这样的经济学除了是一对尚未被证伪的具有一定统计规律性的假设集合外，对经济实践没有什么意义。要使经济学达到认识论的目的，势必需要以这些被实证检验了的假设为前提，去进行规范分析和研究，并将包括经济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经济研究成果用来指导经济实践才有意义。实际上，当实证经济分析解决经济问题的可能途径等时，他已经是在进行规范研究了。因为这些可能途径的提出一定是取决于某些前提假设条件，由这些前提假设条件规范演绎而来，研究者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于无形中也发挥着重要影响。只要实证经济分析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可能途径，实际上就已经规定着未来政策等的选择范围与方向，这不可避免的含有规范成分。
如今的经济学，实证经济分析方法本身已非纯粹的经验归纳，其中包含了演绎法的运用，即从归纳出的假设命题出发进行演绎以求得可供观察的结果，然后将该演绎所得的结果与实证经验相比较以检验所求证的假设命题。
从主流经济学看，实证分析一致占主导地位，但除了非主流学派外，一些西方科学哲学和主流经济学家已注重二者的结合。规范以实证为基础，规范演绎分析的前提和成果均须经过实证检验；实证以规范为前提，经济学研究目的在于讲政策建议在内的规范分析研究成果用来指导实践。这一目的成为推动实证分析靠近规范分析的动因。
例如，在回答失业和通胀问题时，早期的实证研究表明一国的通胀率和失业率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替代关系，此时的规范研究就是要确定以牺牲多少的通胀率来提高现实中就业率才是社会可以接受的，这样一来，实证研究为规范研究提供了载体，规范研究为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指明了方向。
规范分析的结论说明需要用到实证分析，因为实证分析可以将经济思想表现的比较深刻。
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其本质的特征是实践，不仅如科学那样解释世界，而且能如人那样改造世界。经济学不仅要提供解释世界的“是”的知识，而且还有通过规范性分析建立“应该是”的价值型和规则性的知识，为经济实践提供平价尺度。
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
归纳法。归纳论证是一种由个别到一般的论证方法。它通过许多个别的事例或分论点，然后归纳出它们所共有的特性，从而得出一个一般性的结论。
演绎法──从普遍性结论或一般性事理推导出个别性结论的论证方法。
在演绎论证中，普遍性结论是依据，而个别性结论是论点。演绎推理与归纳推理相反，它反映了论据与论点之间由一般到个别的逻辑关系。
比如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泰山还要重的。”这段话中就包含着一个完整的演绎论证。“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是普遍性原理，是论据，是“大前提”；“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是已知的判断，是“小前提”；而“他的死是比泰山还重的”则是结论，也是论点。
在理论的推理逻辑上，经济学长期存在两条基本路径来进行分析、挖掘和完善：一是归纳主义的，一是演绎主义的。
一般来说，演绎分析往往存在一些一般性的先验假设或者抽象定理，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理性推理而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相反，归纳法则更具有经验主义特性：往往要从具体的前提中得出一般的规律，或者从历史资料推测将来的结果。
事实上，这两者都是社会科学中具有互补性的理论构建的分析逻辑，任何理论研究都需要兼顾这两者；但是，基于具体研究对象的不同，不同学科和学者所选用的具体手段又各有所偏重。一般来说，自然科学主要运用一些基本原理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因而倾向于采取注重形式逻辑的抽象分析方法；相反，社会科学则需要应用多视角的理论对具有极大差异性的具体事物进行分析，需要详细剖析分析对象的特殊性，而解决特殊性问题的基本思路则往往来自对其他各种相似社会现实的归纳。
经济学中历来就存在注重检验的归纳主义和注重形式的演绎主义这两种传统，并且，两种传统一直在相互争论、相互排斥而又相互补充和相互吸收中发展。那些自然科学出身的经济学家会强调抽象的演绎主义分析路径，而那些本身就是社会科学出身并且具有非常渊博的历史知识的学者则更为注重历史的归纳分析方法。当然，既接受良好的技术训练又有渊博知识的经济学大师则往往主张归纳法和演绎法的统一，斯密、穆勒、马歇尔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例如，尽管马歇尔是一个卓有成效的技术经济学大师，但他在发展抽象分析的同时，也没有排斥归纳法；事实上，马歇尔一直强调，在研究问题时必须从事实中搜集论据，经济学不是真理本身而是一种发现真理的原动力。为此，马歇尔强调，“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和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工作，以便检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
然而，尽管如凯恩斯所说，“演绎方法不只是包括演绎一个阶段”，“在其完整形式上，它包括对实际运行力量及运行不同条件的调查，并且通过求助于可直接观察到的具体现实，检测其结果在实际现象中的应用性。经济研究自身利用其演绎阶段有时会很方便，在经济学的纯理论中这点尤其突出。但前提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当纯理论假设经济力量在人为简化的条件下运行时，它仍主张调查的结果与实际运行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相吻合的，并确实在实际经济世界中以居于支配地位的方式运行”。
同时，自边际革命以后，随着数学大量引入到经济学中以及越来越多的自然科学工作者进入经济学领域，经济学对于“工具理性”的尊崇已经使得经济学家发展出一种精致而繁琐的数学语言；结果，在给予经济学思想以普遍性和统一性的同时，也抽象掉了经济学所必须关注的历史与制度这些重要的路径依赖要素，抽象掉了经济学思想背后的文化传统和民族性，因而也同时消解掉了古典经济学中始终坚守和洋溢的人文关怀的精神立场。特别是，自马歇尔建立了新古典经济学之后，其追随者夸大了经济学的抽象化能力，并逐渐形成了目前西方经济学界彻底漠视古典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主流氛围，抽象演绎分析也成为新古典经济学根本性分析思路。
当然，这种演绎分析在经济学中并不是不需要的，但问题是，演绎所基于的基本公理或前提是否正确？它们又是怎样来的？这就需要借助其他方法，否则基于演绎的分析就成为一种同义反复或者仅仅基于数学符号的逻辑游戏。
历史沿革：
自社会科学各分支分裂开始经济学就日益偏重于抽象演绎的方法。究其原因，随着经济学逐渐从其他学科独立出来，经济学将其研究内容越来越限定物质资源的配置之上，从而导致其研究方法也发生了相应转变：基于经验的归纳色彩越来越淡薄了，而演绎主义的分析开始为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所采用。配第力图应用自然科学中已经发展起来的实验方法研究社会经济问题，特别是力图探讨各种经济现象和经济量之间的内在联系。
到了17～18 世纪，西方哲学逐渐兴起了“预先假设”和“演绎”的方法，这进一步推进了经济学方法论的演绎主义取向；特别是，抽象演绎倾向在边际主义的影响下迅速壮大，新古典经济学则最终确立了它的支配地位。
尽管如此，斯密也并没有完全抛弃归纳的分析思路，相反，在其著作中往往同时包含了归纳和演绎的分析路径：一者，他相信事物的“自然”秩序可以从一般判断中演绎出来；再者，他又更经常地用实际历史过程来检验自己的结论，从而从一种抽象上升到了他所处的经济世界的真实的复杂状态。例如，如果通过演绎推理斯密提出了工资均等化趋势的学说，那么，他还会用归纳研究的方法揭示出阻碍和限制这种趋势的因素；而如果斯密主要基于抽象分析而谴责地方产业保护，那么他还会以具体实例和多种多样的分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如果斯密提出增进富裕的“自然”过程，那么，还会做一种历史观察来揭示富裕增进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实况。实际上，斯密的方法是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演绎法与归纳法的混合物。理性主义使他能够以少数几个最重要的原则为基础构建一个伟大的思想体系，而充溢于整个著作的经验主义则使他的思想非常现实。
事实上，尽管李嘉图因其个人经历而熟知商业与经济生活的现实情况，但由于没有受过历史学和哲学的训练，因而他在论证过程中几乎没有使用归纳法，没有将历史或经验数据集中起来，从而也没有遵循从局部到整体、从个别到一般、从事实到理论的思维。相反，李嘉图却充分发展了他的抽象能力，用严格的逻辑把经济整体简化为几个变量，并在不言自明的假设上用逻辑的方法推理而得出一般性的结论，从而论述了总的规律。
特别是，随着经济学日益抛弃对社会制度的关注而将其研究对象转向如何最大化收益的私人领域，经济学的抽象化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以致经济学理论也逐步转化为数学形式的定理，这在边际革命之后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流，并主导了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取向。
抽象演绎分析主流地位的确立
（1）早期的古典经济学非常关注现实生活中的制度和行为的历史传统。但是，李嘉图之后，古典经济学就日益走上了抽象演绎分析之路，霍奇逊认为，李嘉图和西尼尔的抽象和演绎分析与斯密和斯图亚特对历史和制度的关注截然相反。
（2）即使抽象演绎分析日益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古典经济学的主流，但是，当时还存在另外影响甚大的历史主义等经济学流派。在历史主义者看来，经济学就应该是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个分支，它应当把经济活动置于其他社会脉络之中，而不应当以一种抽象的、具有普遍性的方式来对待经济活动，更不应该如现代主流经济学那样把经济学视为应用数学的分支。
历史归纳法对经济学的影响
(一)主流经济学过度演绎推理的做法不科学。在一些人看来，历史的东西往往存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尴尬局面，而基于公理推断的东西则存在逻辑上的一致性和统一性。客观地讲，经济学采用演绎推理的方法，并辅之以数学化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向自然科学的一种靠拢。但如果以为像自然科学一样在少数公理的基础上构建起逻辑大厦，就意味着经济学自动走向科学殿堂的想法未免太天真。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即公理本身是否就存在统一性或不存在认识和理解上的不同呢?按照尼采的看法，所谓的公理实质上是一种没有办法通过进一步推理证明的无条件的命令。既然公理本质上是一种信仰，而信仰显然会随时间、地点和任务不同而不同。因此，建立在公理即信仰基础上的经济学理论大厦就会表现出不同的外观和内在结构。公理的存在可以使我们不顾事实建立起庞大的演绎结构，这已经成了经济学根深蒂固的传统”。事实上，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而抽象出来的经济学公理，如理性经济人等在现实环境中也遇到质疑。这种抽象演绎的结果不仅无助于经济学科学性形象的树立，相反还损害经济学的科学性。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看，对经济学基本理念的信仰在不同历史时期存在巨大差异。亚当·斯密教条地认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政策下，经济生活会自动趋于最优状态，不会存在经济过剩和失业。而1929一1933年的经济危机彻底打碎了人们对市场机制的信仰，转而寻求政府干预。
(二)宏观经济学的诸多成果得益于历史分析的方法。宏观经济学的目标有四个：通货膨胀、就业或失业、经济增长和国际收支平衡。显而易见，这四个方面的研究对象，如长期的经济波动，均在不同程度上涉及到历史数据和历史事实。即使在微观经济学的问题中，同样也无法回避时间序列的探讨。由此可见，目前主流经济学中抽象演绎法所作的努力，即通过形式上的数理化来完成对经济学的科学化改造并不能摆脱历史数据的支撑。
（三）经济学中任何一个问题的提出与解决，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都不是哪一家一派可以独立完成的，而是一个不断的、连续的过程，也就是说是个历史过程。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建立过程中体现的尤为充分。
(四)经济学中的许多概念、范畴和定理必须运用历史分析的方法，才能加以正确的理解。在《资本论》中，诸如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劳动力商品等概念，马克思都反复强调是个历史范畴，从而对庸俗政治经济学家进行批驳。同时，这些概念的许多规定性也只有放在历史的背景中才能加以理解。如，货币形式的发展、货币的本质及货币的功能等问题。
第三篇：当前农村信用社案件风险调查与分析
当前农村信用社案件风险调查与分析
最近，结合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带着案件防控的课题，在基层调研，对当前农村信用社案件防控、内控管理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分析。
一、近年内控案防取得的主要成绩
***近年来，一直绷紧案防这根弦，整章建制，狠抓内部管理，稽核检查，严查严处，加大投入，筑牢安全防线，没有发生大案、要案和重大责任事故，实现零发案目标。
1、加快案防制度建设。不断适应新情况、新形势、新业务的发展变化，加快案防制度建设。一是建立了制度体系。从柜台服务到网点打造，从业务拓展到内控管理，建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先后制定了三年风险防控体系建设规划、防范控制案件岗位职责、案件防控三方联保制度和风险保证金制度等。二是填补了制度空白。对事后监督、远程监控、风险预警、指纹押运等新的内控管理方式，出台了《指纹押运操作实施方案》、《集中事后监督实施细则》、《集中授权监督实施细则》、《案防联保责任制度》、《综合业务风险预警处臵实施细则》等相关制度，做到有章可循，不留空白。三是形成了风控体系。建立健全了内部风险管理体系、制度流程体系、岗位职责体系和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和完善突发事件应急处臵预案，明确了应急响应级别、处臵方式、工作 流程、报告路径、责任划分及其他有关要求，形成一套完整的处理程序。
2、狠抓内控制度执行。抓好制度建设的同时，更加注重抓制度的执行、抓制度监督和评价问责。一是开展合规教育。改进教育方式，开展形式多样的案防、安全教育和多层次的培训，将合规理念真正转化成员工的自觉行动,营造了“人人讲合规、处处显合规、社社重合规”的良好氛围。二是实行积分管理。建立了全辖所有员工的“风险档案”，从联社高管到一般员工都建立了积分台帐，实行按月汇总排名，按季通报，对有章不循、有制不遵的员工依据实际情况进行扣减积分、诫勉谈话、行政处罚等，严防制度办法流于形式，达到了引导全辖员工遵章守纪的良好作用。三是严格督查督办。对每一项规章制度、操作办法、业务流程的遵守执行情况进行严格的督查督办，明确督办责任部门和责任人，紧盯执行情况，对执行不及时、不到位的，严格问责。
3、加大稽核检查力度。从常规检查到专项检查，从事后监督到现场稽核，不断创新稽核检查的方式方法，增强检查的有效性。一是明确稽核主查责任。采取现场稽核与事后监督分别负责制，对全辖30个网点稽核检查责任到人，10名稽核人员与联社理事长分别签订了《主查责任状》，进一步明确了稽核人员的职责与权力。二是集中稽核检查职能。联社设立现场检查中心，配备专职现场检查员，对辖内网点 业务、柜台操作、重要空白凭证管理、库存现金、员工遵章守制情况进行循环检查，覆盖了现金、出纳、会计、信贷等各项业务。三是狠抓查出问题整改。对各种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时下达整改通知，并督促整改落实，事后进行持续跟踪、后续检查，确保整改到位。
4、强化科技技防功能。不断引进先进技术，加大物防投入，提高物防、技防能力。一是实现了所有网点的远程监控。联社成立了远程监控中心，全辖30个营业网点共安装449个监控镜头，由8名工作人员，每天24小时不间断对金库实行远程异地守库，对全辖营业网点柜员日常操作、ATM机运行情况、金库管理情况和营业场所实行实时监控。通过监控，对营业中钱箱落锁不及时、联动门双开等违规问题及时进行了纠正，达到了防范风险、实时监控、同步监管的目的。二是提高了基层网点的安全系数。近几年加大基层网点装修改造力度，在塑造良好形象的同时，严格按照安全防范的要求，实施网点安全达标计划，今年又对所有网点的安全隐患进行了全面排查，并全部整改到位。
二、当前还存在哪些主要案件风险
虽然这么多年来，***没有发生大案、要案和重大责任事故，但并不意味着案防工作就万无一失了，就可以高枕无忧了，面对越来越复杂的内外严峻形势，仍然存在很多案件风险隐患，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1、外部侵害。年初，云田信用社发生外部人员入室盗窃未遂事件，社会上形形色色的犯罪分子时时刻刻觊觎着金融机构，特别是防范设施差、科技手段较为落后的农村信用社更是他们犯案的目标，这为我们加强外部侵害案件防范敲响了警钟。
2、信贷违规。虽然近几年以来我们的新放贷款到期收回率都保持在99.5%以上，但这中间是否隐藏着冒名、借名贷款问题，是否有垒大户、超权限现象，是否涉及民间高息借贷、贷款过桥问题，甚至是否有内外勾结、骗取信贷资金严重违法犯罪行为，随着经济下行的压力，特别是今年以来，基层信用社普遍感觉贷款收回处臵的压力越来越大。
3、柜面违规。近几年来，我们通过积分管理，对柜面违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整治，违规操作行为得到了明显好转，虽然没有发生案件和重大违规操作，但依然存在一些不按章操作的现象，小问题、小违规总是屡禁不止。有的网点经办柜员直接或通过模仿相关审批权人的字迹在《大额审批单》上签字，授权监督中心无法确定该款项是否真正得到审批；有的网点受理需核对印鉴的支票、对公存折户等业务时，未先折角验印，存在着内外勾结虚假支取客户资金的重要隐患；有的网点违规使用客户身份证复印件等违规办理业务的问题。
深刻分析上述问题的成因，既有客观性的一面，又有主 观性的一面。
客观方面
一是市场经济影响深刻。在当前的市场经济环境下，一部分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发生了扭曲，金钱主义、享乐主义思想严重。不是通过辛勤劳动和合法途径发展致富，而是挖空心思的采用违规甚至违法手段“发横财”、“挣大钱”，臵国家的法律法规于不顾。尤其是利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够成熟，运行机制不够完善的现实条件，使银行业金融机构成为违法犯罪的重点部门和首要目标。二是法制体系不够完善。经过60年的努力，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符合中国国情的法制体系初步建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范运行奠定了有利基础。但由于各种因素或条件的限制，现行的法律法规仍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盲区，使不法之徒有了可乘之机。尤其是执行力问题较为突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使法律法规失去了应有的权威性、严肃性和不可侵犯性。
主观方面
一是案防意识淡薄。网点负责人在思想上存在着重业务发展、轻内控管理的倾向，往往忙于抓业务指标，疏于风险案件的防范，使得内部员工思想建设与内控机制建设相对薄弱，对案件防控工作仅限于口头讲、文件提，没有进心入脑，没有真正从思想上引起足够重视，没有把防范风险案件作为 信用社工作的命根子真抓落实。有的网点负责人对案防形势缺乏必要的分析、评估和判断，对容易或可能出问题的人员、业务等不了解、不掌握，有无风险隐患不清楚，心中没有底、没有数。二是员工监控不力。有的网点负责人对员工思想动态把握不准，异常行为监控不力，不关注员工思想、生活、工作等日常行为动态，管理方法简单，对员工警示谈话少，对出现不良苗头的员工批评教育少，不敢“刺刀见红”，致使一些员工的人生观、价值观扭曲，逐步滑向危险边缘。三是监督制约失效。“人情大于制度”的现象还比较盛行，岗位制约“形同虚设”，一些员工有章不循，以信任取代监督，相互讲情面、不愿得罪人。四是制度执行不到位。联社先后多次下发了案件防控方面的文件规定，要求落实操作规程，提高制度执行力，但个别员工对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不知道、不清楚，法规制度观念淡薄，办理业务常常不坚持制度，违规操作。不学无术，不熟悉自己的岗位规章，不清楚自己的岗位职责，不知道业务办理流程。有的不讲制度、不讲规矩、不讲原则；甚至采取“师傅以经验带徒弟”的方式办理各项业务，不按业务规程操作，无视制度的存在。五是违规整改不力。联社每年开展的检查不少，也查出不少的问题，但一些网点就是查而不纠、查而不改，整改不彻底、不落实，或流于形式，致使一些问题长期得不到彻底纠正。有的网点对稽核检查工作支持不够，总认为稽核是找茬，一旦发现问 题，内部消化，不愿暴露，对违规责任人的问责处理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失之于情，避重就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以罚款代替处分，以批评教育代替经济处罚，责任追究未能形成有效的震慑效果。
三、今后如何加强案件风险防控
我们务必清醒地认识到案件防控的严峻形势，增强做好案件防控工作的紧迫感和责任感，全面落实案防措施，堵住发案源头，进一步强化内控制度建设，提高制度执行力，防止事故案件发生，确保农商行改革发展稳步推进。
1、切实提高案件防范意识。农村信用社作为经营货币的特殊金融企业，每一个业务环节都是操作风险点，因此，防范操作风险必须从每一名员工做起，将每位员工作为防范风险的第一责任人，加强对员工风险和案件防范意识的培训，加强专业知识、岗位职责、法律法规、风险防控、案件治理等方面的系统、综合培训力度，使每一个员工进一步增强法制观念、树立风险意识、提高防控能力，尤其是要针对性的多组织一些警示教育、案例分析活动，通过发生在自身、身边和其他有影响的典型案件，举一反
三、追根溯源，唤起员工对风险案件危害性的认识，树立和强化“违规就是风险”“案件防范重于泰山”的经营理念，培养员工严格执行党纪国法行规的自觉性，使广大员工真正在思想上不想作案，力求把案件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和第一道关口。
2、不断完善内控制度体系。制度建设是防范操作风险的基础性工作，要及时更新、完善、补充各项规章制度，内部规章制度要随着业务的发展和监管要求的变化，及时调整和补充；在推出新产品、新业务时，应该建立覆盖全面、简明有效、衔接配套的内控制度；对一些在实际执行中出现操作性不强、或已经过时或不适应业务需要的制度，要及时废止；对存在缺陷或不完善的要及时修正和完善；要对各项业务流程进行认真彻底的改进和完善，使操作流程成为保证业务规范开展、规避风险案件的“筛子”与“保险”；同时，各项业务流程不是摆设，一定要不折不扣的、按照流程步步执行落实，使各项风险管控措施落到实处。
3、不断加大检查整改力度。稽核检查工作要做到制度化、常态化，提高稽核检查手段，强化工作力度；要突出稽核检查的重点，从过去注重专项稽核转向常规稽核检查；要实行防范风险关口前移，变过去事后被动式的核查为事前主动式的预防性检查；特别是对一些苗头性、趋向性问题，要提前介入，重点检查，防患于未然；对高风险业务、易发案件部位，要加大稽核检查的深度、广度和频率，重点抓好易发风险及案件的薄弱环节、要害部位、重要业务和重要人员的隐患排查，如重要空白凭证、印鉴密押、票据审验、账务的查询核对、现金库存等；要改进稽核方式，实行内外结合、现场检查与非现场稽核相结合的办法；对稽核检查出的问题 及风险隐患，要加强整改力度，对存在违规行为的人员要严格按照有关制度加大处罚力度，形成“有错必纠、违规必罚、违法必处”的高压态势，把案件风险隐患扼杀在萌芽状态。
4、增强制度执行的有效性。要科学设臵内部岗位，建立相互制衡的运行机制，并按制度和内控要求合理配臵人员；要严格执行“员工交流制度、岗位轮换制度、强制性休假制度、离岗审计制度、近亲回避制度”等制度，重点加强对信贷、储蓄、财会、联行等涉及钱、账等重要岗位操作人员的管理；要不断加强制度执行力检查，督促各网点严格执行相关规章制度。加大制度执行能力是建立防范风险长效机制的关键，要从提高执行力出发，切实打造一支优秀的、有战斗力的团队，要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发展业务、防范案件风险的机制，要强化制度执行，创造一个能够能促进农村信用社良性发展的良好外部环境。
5、加强企业内控文化建设。良好的企业内控文化能够提高全体员工遵章守纪意识、降低内控执行成本，有效防止内部团伙作案，是内控制度体系建设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要将良好的内控文化作为企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企业文化与农信社经营管理的最佳结合点之一，让“内控优先、审慎经营”的内控文化理念，扎根于员工的思想深处，落实到日常行为上，让员工在业务操作中明白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什么风险要防范，什么事情要监督，从而营造一 个良好的风险防范氛围，促进农村信用社事业更加健康、有序、稳健发展。
第四篇：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简要问题分析
当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现状简要问题分析 2007年已经趋近结束，经过了近10年的高速发展，中国的经济目前已经走到了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2007年的中国经济有一个关键词被无数人提起：CPI。仅仅一年，中国的CPI指数连续上涨，猪肉在一年时间里涨价50%，房地产的价格则更是以每年100%的价格快速爬升，股市从2000点一跃跳到6000点，这一切的一切，无不昭示着中国经济已经出现过热的现象。从这些数字里，我们得到了什么信息？经济过热的起因是什么？又应当如何做来避免经济过热带来的危害？一旦发生经济危机，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我们又该如何规避风险？本文尝试简单的分析以上若干问题。
要理解经济过热的现象，首先要理解什么是经济，以及经济又是如何增长的。
首 先，经济活动实际上是人类从事商品生产、交换活动的总称。人类在从事生产的过程中，产出各种商品，因为专业化分工，不同商品的生产者需要在市场中进行交 换，因为以货易货的不便，人类开始使用货币进行商品交换。初始人类的黄金开采量与人类的经济增长速度相差不多，因此黄金便担任了数千年的货币。而在1970年代，因为黄金开采量已经无法反应现实世界中的经济增长，因此人类废除了金本位的货币制度。而不管是以什么货币为度量单位，不管生产力发达还是落后，也不管20世纪中服务业占据经济领域的比重越来越大，经济活动的本质实际上依然是——商品生产，商品交换这两种行为（商品包括实物商品、虚拟商品、服务等等）。
之 所以要有商品交换，是由于人类的专业化分工引起的，每个人从事自己最熟悉的工作，可以最大化的生产该类商品，这样可以使得社会的经济总量最大化，通过商品 交换，社会中的每个人又获得了自己所需要、但又非自己专业可以生产的商品。通过专业化分工，每个人可以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通过商品交换，每个人可以获 得其他专业人员以比自己高的效率生产出的商品，实际上专业化分工以及商品交换使得社会上的经济总量增加了，而且每个人可以分享到更大的经济蛋糕。
进入近现代，经济中出现了金融市场，人们在金融市场中交易股票、期货、债券以及更多的金融衍生产品。金融市场的繁荣，为企业带来了充足的资金，反馈到生产领域，促进企业更加高效有利的创造社会价值。尤其是进入20世纪以来，资本市场的繁荣，大大促进了纯商品生产领域以及服务业的社会价值的增加，从而使得人类社会变得空前繁荣。
到此，经济运行可以被涵盖为——商品生产（实物、虚拟、服务），商品交换（消费），在这个过程中，若要保障经济的正常运行，需要有社会公信力的货币发行机构，针对经济的运行状况，确立货币扩张亦或是紧缩性政策，适当的发行货币。在19世纪末、20世 纪初，因为缺乏有效的货币发行机构，缺
乏有效的生产与消费的调控，资本主义世界频频爆发经济危机，其本质在于——不断增加的生产力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与低廉 的工人工资所造成的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即，对创造出来的商品，社会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消费，从而造成资本投资的低效回报，社会经济总量的倒退。
中 国当前的经济出现的问题很复杂，但概括的说，其本质也在于此——不断增加的生产力所创造的社会价值与低价的人力成本造成的低社会购买力之间的矛盾。简单的 说，就是，中国自己生产的商品，中国自己缺乏足够的购买力消费。因而，中国的商品大量出口到世界各地，造就了中国无与伦比的外汇储备，而高额的外汇储备有 刺激中国的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上当提高中国的整体购买力，从而使得中国的内部消费能力增强，然而，由于中国连续多年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使得中国 内部市场的购买力并没有得到显著提高，中国的企业一边在承担人民币升值的压力，而中国的老百姓却反而发现自己手中的人民币越来越不值钱了——猪肉涨价、房 地产涨价等等。
中国的这种经济政策，其影响力经过多年的隐藏，终于在2007年 爆发性的出现在金融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上，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使得银行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没有限制的贷款，房地产商依靠银行贷款买地盖楼，老百姓依靠银行贷 款购买房产，企业依靠贷款介入金融市场牟利，银行旗下的一支支基金也吸纳了大量的社会闲散资金介入金融市场抬高金融市场的总体价格。而这一切，实际上都脱 离了经济发展的本质领域——商品生产以及商品交换领域。大量的原本应该用于投资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以及消费社会创造的各类商品的资金，被卷入金融市场以及 房地产市场投机以图获取暴利。这又反过来造成社会购买力的进一步下降，如果不进一步加以控制，接下来就会出现因为购买力下降造成的生产力下降的衰退——也 就是通常我们口中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届时，企业裁员，就业率下降，经济总量减少等现象都会接踵而来。
如 要避免以上所述局面的出现，需要政府以正确的经济发展观为导向，将社会的经济活动集中到商品生产与商品交换的领域来。具体来说，一是需要提高中国人民的购 买力，二是要提高中国企业的生产能力，而在目前中国的产能过剩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能力。只有创造了巨大的国内消费，才可能刺激国内的企 业扩大再生产，提高产品科技含量水平，才可能反馈回税收以及购买力领域，使得国内消费能力进一步增长，从而进入良性循环。至于如何提高中国人民的购买力水平，一方面是从绝对的方面确保中国人民手中的货币购买力增加，另一方面是从相对领域将消费的重心调控到对经济长期增长有益的领域，譬如汽车、电子产品、信 息服务等，而非房产、地产这类对经济长期发展无益的领域。
另一方面，作为普通的百姓，如何规避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中的风险呢？ 只 要理解经济运行以及经济危机的本质，这个问题不难回答。一个原则是不可逆大势而为。譬如，当政府鼓励房地产领域的生产与消费的时候，不应当退出该领域，而 是应该积极介入，分享房地产投机过程中的价值增长；在金融市场火爆的时候，同样应当积极介入，当然这需要一定的金融基础知识作为保障。第二需要对未来可能 发生的风险应当有清醒的认知——相对过剩的生产能力与
相对不足的购买力之间的矛盾。因此，在经济收缩过程到来之前，应当保障手中持有相对稀缺的商品——社 会生产力不足而需求相对旺盛的商品、难以扩大生产规模的稀有金属等，同时确保不持有过多的在经济危机中会大幅贬值的信贷资产——债券、股票等
第五篇：县级政府管理体制改革分析
县级政府体制改革分析
摘要：纵观20多年来我国行政体制改革，县级政府行政体制还存在大量问题，如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定位失当、政府职能不适宜市场经济下的要求、机构膨胀，人员分流难、现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县级政府的发展等。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重塑中国县级政府的角色、实行省直管县体制、加快转变现有县级政府职能、优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加强依法行政和制度建设、加强公务员队伍建设等对策。
关键词：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必要性
1.1 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自身建设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而二十多年机构改革的种种努力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的历史起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现行县级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相适应的方面。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对微观经济运行干预过多，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仍比较薄弱，部门职责交叉、权责脱节和效率不高的问题仍比较突出；县级政府机构设置不尽合理，行政运行和管理制度不够健全；对行政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还不完善，滥用职权、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等现象仍然存在。这些问题直接影响县级政府全面正确履行职能。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经济社会发展。
1.2 县级政府职能转变的需要
县级政府作为我国农村基本的区域性政权设置，是国家机构承上启下的重要环节，是统筹城乡发展的枢纽。同时，县级政府担负着许多繁重的任务，面临的困难和矛盾最为集中，职能转变的任务最为艰巨。构建和谐社会的历史任务对政府管理和服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县级政府承担着不可替代的角色，而政府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与政府职能的转变是密不可分的。县级政府要适应和谐社会的发展要求，必须全面加强政府管理的观念更新、职能转变和行为规范。
县级政府应当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需要，加大县级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推动县级政府职能不断向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转变。县级政府要努力实现从以行政手段管理为主向以经济和法律手段管理为主的转变，政府职能要适应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要求，减少对微观经济的干预，形成以间接管理为主的宏观调控框架，建立市场监管体系，加强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
1.3 县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县级政府除了要担负必要的政治、社会、文化等职能外，经济职能是极其重要的乃至核心的职能。县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实现地区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并尽量减少市场力量的负面效应。
县域经济在国民经济大系统中处于基本层次，是宏观经济层次中最基本的调控单位，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区域基础和基本支柱。县域经济贴近物质资料生产的实际，处于行政管理和政策落实的前沿，始终发挥着承上启下、连接城乡的作用。县域经济的发展，不仅直接解决绝大多数人口的就业和生活问题，保障国家粮食安全，而且直
接从基础层面影响人地矛盾运动的性质、规模和方向。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是运作县域经济的必要条件。县域经济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综合性经济体系。是由多种所有制形式、多部门结构、多层次隶属关系和多级生产力水平构成的地域性生产综合体。如何根据发展县域经济的需要，相应的进行县级政府的体制改革，就成为在当前形势下需要思考并解决得当务之急。当前县级政府行政体制存在的弊端
2.1 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定位失当
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仍处于转型过程中，县级政府机构角色失当现象仍普遍存在。主要表现在：(1)县级政府自恃为“权威型”的领导者。出现新体制下的角色与旧体制下的角色错位。县级政府习惯于沿用传统体制下的政治、行政命令方式，靠行政强制力行使职能，重视行政干预，忽视协调指导。(2)县级政府充当了“全能型”的管理者，造成职责内角色与职责外角色错位。县级政府大包大揽，把对经济的管制和社会的管理都纳入了自己的职能范围，造成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管理之间的职能错位。(3)县级政府担当了“忠实的”持家者，导致主要角色与次要角色错位。县级领导干部轮换调动频繁，造成县级干部的短期行为，县属企业发展缓慢，财税资源枯竭，从而使县域经济的长远发展难以为继。
2.2 政府职能不适宜市场经济下的要求
县级政府作为中国现代行政构架中的一个重要层级，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遇到了职能转变的困境和前所未有的财政压力的挑战，构成了县政改革的根本动因。伴随市场经济改革的深入，由“吃饭财政”引起的对县级政府规模增长的关注，重心集中在机构改革方面。县级政府并没有从根本上按着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要求转变政府职能，基本上还是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体制和框架内运转。县级政府的权力关系没有走上规范化的道路；政府过多地干预了县域的具体经济行为，“政企分开”并不彻底；“政事分开”仅仅流于形式，致使政府威信降低、动员能力低下；最突出、最根本的问题是财政制度、机制和程序的缺失，降低了县级政府的能力、扭曲了县政的基本功能。
2.3 现行市管县体制不利于县级政府的发展
我国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框架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是在当时生产力十分落后、交通和通讯能力极其低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正得以强化的历史背景下而确定的。通过近半个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的大规模建设和高速度发展，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出现了巨大的变化，从而使现行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与当今时代不相适应的矛盾已日见显露。现有的县级行政区划和设置的基本格局，与当今我国各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客观条件已经难以适应。县级政府行政体制改革的对策
3.1 重塑中国县级政府的角色
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势在必行，而且刻不容缓。县级政府角色的转换是发展县域经济、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它必须完成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换，从行政管制向依法行政转换，从制定计划的政府向引导、培育市场的政府转换，从以权力为运转轴心的政府向以社会公共服务为核心的政府的转换，从人治政府向法治政府的转换。换言之，县级政府的角色应该由“权力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换。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县级政府必须对其性质、职能、权力界限、功能范围、行为方式和活动领域严格界定，履行好自身应该承担的任务。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进程中的县级政府必须改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旧格局。改变长期以来形成的政府机构臃肿、职能交叉重叠、运转效率低下的状况，实现人员精干，高效运转，以最少的行政成本，实现最优化的行政管理。
3.2 实行省直管县体制
通过推行省直管县，可以改革目前我国行政区划中不合理因素，特别是参考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等因素情况下划小省区，划清边界，有利于改善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加强中央的领导，有利于为国家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行政区划体制环境。在经济上实施强县扩权，在财政上实行省管县，可以赋予县级政府更大的自主权，把一些原本属于地市级政府的行为审批权里直接下放到县。
“省直管县”体制改革在我国目前虽然只是在试点阶段，但从目前的情况至少可以窥见其具有一定的优越性：第一，它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县的发展环境得到了优化，使之拥有更大的自主权，形成一批经济活力强、发展速度快、综合素质高、带动作用大的县。从而有利于城乡经济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第二，实行“县财省管”体制可以绕过市这一级周转和盘剥，提高了财政资金运转效率，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县的财政困难，强化了县主观上的努力程度，调动了县发展的积极性；第三，促进了市级政府工作职能由领导型向自我发展型的转变，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同时，为下一步行政体制改革打下了良好基础。
3.3 优化县级政府公共服务职能
对于我国来说，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所在。加快县域经济发展，改革和完善现行的农村经济体制，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是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根本途径，是解决“三农”问题的现实出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县级政府的重要作用尤其值得关注和重视。对县级政府公共服务的现状及存在问题进行研究，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完善县级政府公共服务机制的对策，有利于提高县级政府的公共服务能力，有利于满足公众对公共服务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需求，进而有利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
在公共服务机制改革过程中，既要注重优化公共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也要注重社会公平，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既要注重发挥政府作用，也要注重发挥社会组织的积极性。一个有效的公共服务机制既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又要适当引入市场机制。在新的发展时期，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必须坚持以公众为导向，提高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政府公共服务的提供必须从政府本位、官本位向社会本位、公民本位转变。政府提供公共服务，应深入了解公众的意愿，广泛集中公众的智慧，应完善有关了解民意、公众参与和公众评价的机制，切实提高公众的认同和支持的程度，从而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
1、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转到主要为市场主体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上来。当前，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关键在于政府转型。由于政府转型不到位，不仅造成了投资过度、无序竞争、重复建设等问题，而且影响了政府正确履行宏观调控、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导致政府某些经济管理职能的扭曲。由于财税体制改革不到位，分税制尚不完善，地方财权与事权不相匹配，造成一些地方政府产生强烈的投资冲动，争上大项目、盲目铺摊子。因此，要根本解决经济生活中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必须尽快取得政府转型的实质性突破。
2、把建立公共服务体制作为“十一五”时期政府转型的重点。目前，公共需求的全面增长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短缺、公共服务的不到位，已是一个相当突出的问题。一些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职能还相当薄弱，对扩大和强化公共服务职能缺乏足够的估计，紧迫感不强。为此，要建立中央、地方的公共服务分工体制，启动和规范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和政府部门的公共服务问责制。我国自1993年实行分税制以来，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基本没有实质性的改变，在财力向上集中的同时，职能和责任并未相应调整。目前，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关系有诸多问题亟待解决。因此，“十一五”时期，从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需求出发，需要重新界定中央与地方的职权范围，并为减少行政层级奠定基础。与此同时，加快建立公共财政体制：一是要明显提高公共服务支出的比重；二是要建立规范的转移支付制度，促进地区间公共支出的基本均等化；三是要逐步实现财政预算和管理的透明化、制度化。
3、按照建立公共服务体制的要求，推进政府改革和事业机构改革。一是以扩大公共服务职能为重点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随着技术进步，政府管理能力和辐射力有所加强。与之相比，我国现行的五级政府体制效率较低，需要减少行政层级，提高机构设置的科学性。“十一五”时期，全国大部分地方实行“省管县”的条件将日趋成熟。二是以加快建立农村公共服务体制为目标推进乡镇政府改革。乡镇政府改革要与建设农村公共服务体制结合起来。三是将事业机构的改革与公共服务体制的改革相结合。按照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要求，统筹考虑和设计事业机构改革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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