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模式探索及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构建调查报告

第一篇：关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模式探索及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构建调查报告

关于农民宅基地退出模式探索及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构建

调查报告

摘要：为维护农村居民的合法宅基地权益，提升农村宅基地管理水平，促进农村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根据中共、省、市相关会议及文件精神，全国已逐步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补偿机制，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或移民搬迁鼓励有条件的农民放弃农村宅基地，到中心村庄、到城镇、到县城居住，有效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也为旧宅基地腾退复垦和新增户宅基地划拨创造条件。

因此，此时，探索不同类型宅基地有偿使用、退出奖励等制度势在必行，在此基础上，探索建立以激励机制和补偿机制为核心的宅基地退出机制更是迫在眉睫的政治任务和历史使命。

关键词：农村宅基地 退出模式及政策 权益保护

一、农村宅基地退出的背景、模式及治理方式 我国在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进程中，耕地面积日益锐减，严重威胁到国家粮食安全，为此，国务院提出了“十八亿亩”耕地保护红线，依靠占用耕地来满足建设用地需求受到国家层面的制约。面对严格的耕地保护和城镇建设用地供给不足的矛盾，中央政府制定了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政策。由于宅基地承载着农民的庭院农业经营、农民的生存居住保障、低成本的生活方式。在我国社会保障还不健全的背景下，农村宅基地被大部分农民视为最后一道生存保障屏障。

因此，在推进宅基地退出中始终遵循农民“自愿”、“有偿”原则，科学利用原则，统筹推进原则。对于退出的农村宅基地，应当按照“宜耕则耕、宜园则园、宜林则林、宜建则建”的方式合理利用，并优先复垦为耕地。

同时，农村宅基地的退出结合美丽乡村建设、水库移民搬迁、易地扶贫搬迁等工作统筹协调推进，实现退地农民安居乐业。

目前，我县农村宅基地采取无偿、有偿两种方式退出。

（一）对属于下列范围内的农村宅基地实行无偿退出： 1.“一户多宅”的多宅部分；

2.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除继承之外未经批准在农村占用和使用的农村宅基地；

3.其他经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事务理事会认定，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无偿退出的。

（二）对属于下列范围内的农村宅基地实行有偿退出： 1.颁发了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证或有其他合法来源手续的；

2.符合“一户一宅”建房条件的；

3.因继承或经依法批准的其它方式在农村占有和使用宅基地，自愿全部退出的；

4.已进城入镇落户自愿全部退出宅基地的;5.其他经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事务理事会认定，并经乡镇人民政府审核同意有偿退出的。

二、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下农民权益损益情况分析 尽管探索讨论了很长时间，同时也制定了相关宅基地退出模式和办法，然而，在当前宅基地退出实施过程中，农民作为宅基地退出的主体，其权益并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权益受损问题普遍存在。目前，该问题引起了各级政府高度重视，己经成为影响我国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

因此，研究宅基地退出中农民权益保护问题，无疑对维护农民权益和农村社会稳定，推动工业化、城镇化发展都要重要的意义。

采取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农民可以在三个方面获益。

（一）有利于农村土地的节约集约利用。大量农村宅基地可利用可发掘的潜力较大，充分利用好农村宅基地资源，拓展农村的用地空间，是缓解经济发展的用地需求与建设用地总量控制这对矛盾的重要途径。农村宅基地的退出不仅能使荒废的老基地得到复垦，增加了耕地面积，提高土地利用率，同时提高了农民可利用的耕种面积和条件，改善种植种类、耕作方式，提高农民作物产量，增加农民收入。

（二）有利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新农村建设的进程，真正实现“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战略目标，就必须大力清理整顿农村宅基地，较好处理农民合法取得的、空置的或多余的宅基地。宅基地退出基地的建立，农村土地进行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创造条件。新农村建设是农村的服务体系城市化、消费城市化、居住城市化、就业城市化先决条件，也是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奠定基础。

（三）有利于统筹城乡发展。农村宅基地退出，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通过宅基地退出，把分散居住的农民集聚起来，并且能促进农民进城居住和农村土地的流通，促进了城乡资源互动，提升了城市辐射的吸收功能，进一步加快了农村新社区建设步伐。同时也改善和提高了生态环境质量和农民的居住条件，也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创造条件。

农民宅基地退出实现集中居住，极大地改善了农民的住房条件和居住环境，在经济状况、居住状况、保障状况、心理状况等伴随着农民居住方式的改变，都在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农民的经济权益、社会权益、保障权益都不同程度地受损。尤其是经济权益和社会权益受损更严重。

例如，农业收入、非农收入、日常消费支出、人均居住面积、住房结构、住房质量、人均耕地面积、就业机会、社会保险的提供情况、治安状况、卫生状况、交通出行情况、教育设施、医疗设施等方面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受损。收入上就不能够得到有效保障，以前在农村可以自己耕种田地，每年可以利用收获的粮食解决日常的生活需要，蔬菜、瓜果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不需要额外的支出；但是，搬迁到集镇或者县城以后，如果没有基本的收入，每天的生活所需就成了大问题，况且县城的消费水平更是明显高于农村，一瓶水、一粒粮全部都要购买，所以没有固定收入的农民在入城后根本无法保障日常生活所需求的开支。

三、不同宅基地退出模式下农民权益受损原因分析 农民权益受损的主要原因有：

1、制度不完善。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律、法规与政策主要是偏重于对新增宅基地的审批管理，而对闲置宅基地如何退出缺乏具体的实施细则。宅基地置换、复垦、整理政策配套不健全，宅基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农村居民享有的宅基地产权不完善，尽管现行国家有关政策法规明确提出加大推进宅基地置换、复垦、整理工作，但相关的配套制度建设明显滞后。

2、地方政府的行为缺乏有效的约束和监督。在没有任何约束和监督的情况下，由于自身拥有特权以及身份的多重性，往往会考虑整体性规划建设，未能周全考虑到农民们切身利益和实际生活所遇到的现实困难而致使农民权益受损。农民缺乏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地方政府凭借其政策制定的“优先权”，往往首先抛出实现自身退出收益最大化的方案，然后视农民的反应做出政策调整。在中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和权力架构下，农民在政治上处于弱势群体的地位，同时由于文化程度低下致使他们维权意识和维权能力不足，造成农民土地权益的受损。

3、宅基地退出机制缺失。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缺失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很多农民不愿意退出。原因是部分长期在城镇稳定就业且暂时不居住在农村的人员，尽管农村住宅处于空置状态，但是随着年龄增加，因跟随子女生活不变需要回到原农村宅基地，加之退出机制不健全，农民们保留宅基地的观念和意识更加强烈，以防止在退出过程中损害自己的切身利益。

4、管理工作薄弱。农村长期以来没有编制村镇规划，村民建房缺乏村镇规划指导，建房选址随意性较大。其结果是村落内部布局零乱，结构分散。农户退出宅基地以后建房完全失去主动性和选择权，在建房期间连基本的临时住房都难以保证，工期和建房的质量、规划设计不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设想进行个性化的随意建造。

四、农村宅基地退出中农民权益保护机制构建和政策建议

农户是宅基地退出的权利和义务主体，所以在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时必须在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的前提下，引导有条件的农户主动放弃现有的宅基地。另外，政府在宅基地退出过程中也要起到引导和监督的作用。因此，建立农村宅基地退出机制的设想就是要建立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的引导机制、促进农户主动退出宅基地的激励机制。

（一）引导机制。

引导机制的建立是要在编制好乡镇规划和村级土地利用总体的基础上，结合新农村建设，通过建立农村宅基地流转机制和实施农村宅基地整理、置换、复垦，引导农户退出宅基地。

编制村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建立和完善农村人均用地标准，合理确定宅基地的数量、布局和用地规模。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村镇建设规划，因地制宜选择新农村建设中心村地址，规划中心村建设，完善中心村配套设施，使之真正成为具有吸引力的农村建设示范村，让农民主动自觉向中心村集中建房。

（二）激励机制。

建立宅基地退出激励机制，要既有利于保护农民的财产的合法权益，又有利于调动农户主动退出多余住宅的积极性。可通过福利政策安排和补偿使农户主动退出宅基地后所享受的福利略大于或不小于宅基地申请及保有的福利，从而激励农户自愿放弃申请宅基地和退出宅基地。

1、建立农村宅基地有偿退出制度。

建立宅基地退出补偿制度，能有效减少农村宅基地的闲置的低效率配置现象；还能盘活农村存量建设用地，为农村新增建房提供存量建设用地，从而减少新占耕地，更能扩大退宅还耕。本着鼓励农民将空闲宅基地退出的理念，制定合理的宅基地补偿标准。对于放弃宅基地的土地使用者，如果在没有住房的，可以在有社会住房保障的条件下为按规定置换住宅；如果在城镇已有住房的，可以按换房的市场价格进行补偿。让退出宅基地的农民在宅基地复垦和房屋拆迁中能得到合理补偿，调动他们的积极性。

2、完善社会保障政策。

建立起农民基本的社会保障体系，解除其后顾之忧，是失地农民实现其身份转变的一个立足点。因此，应尽快把失地农民纳入医疗、失业、养老、最低生活保障等方面的社保机制，及时跟进和落实失地农民的就业等问题，逐步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机制。

参考文献：略

第二篇：农民权益保护

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研究 ——从社会公正视域

摘 要：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现代社会中，挂会公正基本规则要求对失地农民问题进行新的诠释。针对失地农民构建确保扛会公正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社会保障体系以及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是当下失地农

民问题的初步解央之道。

关键词：失地农民；社会公正；弱势群体；社会保障法；社会法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任何一个国家从不发达状态向发达状态迈进的必然结果，或者说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要考察一下当今世界较发达国家走过的社会发展轨迹，我们就可以毫无疑义地得出上述结论。所以，社会各界大可不必为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而‚莫名惊诧‛，在研究此问题时，需要一些真正意义上的‚大历史观‛。其实，细致考察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轨迹，就可以发现该问题也是符合上述规律的。因为我国失地农民问题的真正产生是在20世纪80一90年代，而其最初发源地也是在江苏、浙江以及广东等经济比较发达的省份，只是后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尤其是在十三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以来，失地农民问题几乎成为全国都在关注的一个社会问题。本文试图从社会公正的视域来对失地农民法律保障闯题进行相关的研究。以期抛砖引玉。

～、社会公正基本规则与失地农民问题

现代社会中社会公正基本规则的完整体系包括但不限于平等、自由、社会合作的理念依据和现代化进程以及市场经济的现实依据。【1p6其中，平等理念要求政府应将失地农民问题作为一个主要的社会问题看待。应该充分重视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充分重视失地农民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特殊贡献和牺牲，并通过诸如失地农民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的增强、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的消除、面向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充分发挥以及社区管理的转变等印姻诸多方面来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自由理念要求尊重失地农民对于国家所做的贡献和牺牲，并要求国家在土地征用和征收过程中应在法律及政策制定上，体现出对失地农民的特殊照顾。详言之，就是要改革目前征地补偿费分配机制混乱、补偿机制单

一、差别待遇明显、产值计算不准确以及实现角色转换的各种机制缺失等弊端，日】充分尊重和保障失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社会合作理念要求失地农民在主张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应充分认识到社会发展必须靠相互的合作和沟通始能完成。‚个体人只有在社会中进行有效的社会合作，才有可能实现自身的价值。竹【啦!失地农民亦应适当理解和包容政府，并积极支持政府合法合理的社会发展规划。社会公正的基本规则包括基本权利的保证规则、机会平等的规则、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以及社会调剂的规则。【lp2瑾基本权利的保障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讲，就是现代社会所讲的基本人权亦即生存权的规则。

显然，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存权，就像马斯洛在其著名的‚需求五层次论喇中所讲的第一层次亦即‚生理需求‛～样不可或缺。机会，‚实际上是指社会成员发展的可能性空问和余地‛。{113，对于失地农民而言，保障其失去土地之后的基本发展机会，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的保障才有可能使其拥有基本发展的权利，不至于因为国家的‚土地征收‛或者‚土地征用‛的公权行为而阻隔或者‚断裂‛。按贡献进行分配的规则和社会调剂的规则，显然要求由国家对失地农民因做出了特殊贡献和牺牲而进行符合其比例的分配。这种分配不仅体现在初次分配中，还包括在第二次分配中，甚至也包括在最后的‚结果公平‛条件下不遗余力的照顾失地农民的权益。从某种程度而言，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从社会公正的视

角而言，是部分地违背社会基本公正价值目标的。因此，任何一个致力于为公民谋福利的政府，都应高度重视在城市化或者说是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诸如社会不公、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衍生的各种民生问题，失地农民的问题即其中的问题之一。我国政府作为最广大人民谋取社会福祉的政府，亦不例外。当然，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依赖于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以高度发达的物质基础作为保障才有可能从本质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马克思恩格斯不无天才地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嘲

二、社会公正视域下失地农民问题的化解之道

对于失地农民而言，如何在制度设计和建设的范围内实现机会公平，尤其是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制度构建，尤显重要。笔者认为。构建以下法律制度对于失地农民实现社会公平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第一，完善土地利益分享法律机制。我国《土地管理法)规定，对于土地征用实行‚保证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不因失去土地而降低生活水平的征地补偿原则‛。同时，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的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挨言之，征地补偿安臵费用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土地所有权补偿、土地使用权补偿、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费补偿。土地补偿费应该归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即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民所有；安臵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应该完全归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用者——失地农民所有，用于生活安臵和安排生产。虽然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三部分补偿费用的具体受益对象，但我们可以比较确定地推论出：受益的对象主要包括失地农民和集体。但就实际情况来看，受益对象已惠及到政府及政府各部门。另外，按照<土地管理法》的补偿安臵标准推算，即使不将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计算在内，仅安臵补助费按底线算也已达到征地总费用的40％，若加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被征地农民至少应得到占征地总费用50％的安臵和补偿费用。可实际情况却是，最拥有发言权和最应该受益的群体——失地农民所得的收益反而最少——据有关资料统计，各补偿对象所占的比重为：农民5％一10％，农村集体25％一30％，政府及各部I-J60％一70％。啊见，现在我们要做的仅仅是‚把上帝的归还上帝，把撒旦的归还撒旦‛，土地各利益分享主体之间各得其所，并在最大意义上保障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特殊牺牲的失地农民的权益。第二，完善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由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存在，我国长期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按照两种不同的模式和水平来安排就业，从而人为地将社会公民分为两类不同的群体，这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现阶段户籍制度改革要求的呼声此起彼伏，就是在这样的一种宏观的社会背景下展开的。可以说，现阶段中国所面临的大部分问题与这样的一种二元经济结构紧密相连。所以，中国的任何改革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就注定了我国社会改革的脚步只能是。温和的‛、。渐进的‛、‚润物细无声的’’，而非‚激进的‛和‚猛烈的‛。对于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机制的构建，必须与这样的一个宏大社会背景紧密相连。我们认为，任何不联系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亦即社会背景基础上所提出的这样或那样的对失地农民问题的研究都是缺乏现实语境的。而以笔者拙见，此机制的建立，政府作用的发挥亦即政府‚有限政府‛作用的发挥，其意义是非同凡响的。详言之，此机制的建立需要以政府为主导，进行以下但不限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

其一，政府应该努力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建立城市居民与失地农民之问的统一的就业市场。陋增先。从制度上消除对失地农民工的就业歧视，为此就应该对失地农民给予‚国民待遇‛并赋予其宪法规定的社会保障权。其次，需要相关立法加速消除对失地农民的就业歧视。目前我国关于就业歧视的法律主要体现在《劳动法>中，但<劳动法>仅列出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歧视四项，而将现实中失地农民普遍存在的就业歧视问题排除在法定的就业歧视之外，从而使得我国的反就业歧视缺少法律依据。尽管在目前<就业促进法(草案)》

中有相关的反就业歧视的内容，但其细化程度以及保障力度远远不够。再次，可成立失地农民工会，依靠失地农民集体的力量来消除就业歧视。尽管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关于切实做好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的通知)，并明确要求凡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含事实劳动关系)的职工，不论其户籍是否在本地区或工作时间的长短，都有依法组织和参加工会的权利。但由于失地农民文化素质普遍较低、政治权利诉求渠道不顺畅等固有的特点，使得各地区吸收失地农民加入工会～直存在操作困难的问题。其二，政府应通过各种渠道培训失地农民，使其在同等条件下亦有就业之可能。17212,1．-25根据人力资源学的基本原理：劳动力素质高的个体，由于其自身的市场竞争能力较强，故其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较劳动力素质低的个体要强的多。从失地农民自身因素来看，提高进城失地农民的自身素质是解决进城失地农民问题的一个有效途径。事实上，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和经济增长方式的逐步转变，社会各方面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因此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劳动力素质、促进人力资本形成、适应市场规律需求的当务之急。那么，如何提高失地农民素质呢?以笔者拙见：首先，从宏观上讲，对失地农民采取各种优惠的政策，使其完全融入到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的社会发展主流中来。改变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只顾火车头，不顾火车尾‛之现状，以经济‚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视角，来重新审视目前中国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基尼系数‛超警戒线、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等现状。同时赋予教育‚机会公平‛，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人力基础。详言之。就是政府要进行教育体制改革，继续加强对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发挥基础教育、正规教育、社会力量在提高劳动力素质方面的作用；建立农村教育专项基金；吸引优秀人才，并能最终留住优秀人才，改变目前‚孔雀东南飞‛的现状。其次，从微观上讲，就是要加强对失地农民工的职业培训。农民技能培训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实现就业。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受训农民转移为目标，按照‘政府推动、学校主办、部门监管、农民受益’的原则实施。啪根据农业部、劳动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建设部、财政部联合颁布(2003--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的基本原则和精神，政府各有关部门应该制订中短期培训计划，根据失地农民文化层次差异、居住情况等特点，有计划、有组织地使每个失地农民工都能接受职业培训，从而掌握-r]以上的实用技术，提高他们进入市场进行就业竞争的能力。同时，政府还应该充分利用现有资源，建立失地农民的职业培训网络。利用现有劳动力培训资源，建立以职业技术学校为主体、各乡镇成人学校为补充的两级职业培训网络，并为失地农民职业培训提供资金保障，从而奠定失地农民劳动就业利益分享法律机制的现实基础。

第三。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事实上，劳动利益保护法律机制不仅仅是针对失地农民而言的，在当下中国大规模的失业语境下，这种法律机制应该是针对所有劳动者的。目前，劳动利益受到侵犯的问题主要表现为由于缺乏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造成劳动报酬差距过大、劳动工资增长乏力、拖欠工资现象严重等问题。为解决此类问题，需要建立劳动报酬差距的合理标准体系及预警机制、完善最低工资保障法律制度和解决劳动薪酬方面问题的劳动争议处理机制。圈第四，完善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鉴于失地农民人数的庞大，构建专门针对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于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来说至为重要，尤其是在失地农民普遍感到生活被主流社会‚剥离‛、利益被‚剥夺‛、心理严重失衡的情况下，更加剧了针对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这项制度建设的紧迫性。具体来说，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失地农民的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障、失地农民的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再教育培训和再就业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项目。第五。建立并完善针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法律机制。我国现行的集体土地所有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逐步表现出其浓厚的计划经济色彩的弊端。其中，农村土地产 权不清晰是这种流弊的最重要表现形式。要从本质上解决解决失地农民的问题，最重要的还是要为失地农民建立一种合理的政府引导机制。而这种引导机制的历史重任毫无疑义的落到了对农村土地的市场化补偿机制的建构中。农村的土地市场制度应包括诸如土地产权流转基本规则、市场调控体系、市场运行机制以及土地市场法律和政策规定等等。

三、结论

失地农民问题的产生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必然产物。从社会公正的视域考虑和探讨此问题，对于当下中国所出现的失地农民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需要明确的是，失地农民问题的探讨和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事实上，中国任何一个问题的解决都是各个系统相互配合的产物。显然，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也不例外。只有解决了与失地农民问题相关联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建立问题、户籍制度改革问题、现阶段基本人权保障问题、土地所有制改革问题、市场机制在社会各环节中的运作问题等，才有可能从最终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那种认为：失地农民问题的解决靠一种机制或者一种制度就完全能够解决的想法，即‚毕其功于一役‛的想法是不可取的。失地农民问题的最终解决要靠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只有生产力高度发达了，才有可能从真正意义上解决失地农民问题。所以，对于目前学术界有学者提出的诸如对现有的各种制度的刁难以及不顾我国基本国情的‚诋毁‛和‚煽情‛，从社会的整体发展角度而言是不可取的。社会的发展靠社会各个阶层的通力合作，即狄骥所主张的‚社会合作‛。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各个阶层需要一些。合理的‛和‚谨慎的‛宽容。宽容在当下确实是一种美德。诚如考夫曼教授所指出的那样：‚宽容原则——多元风险社会的法律哲学‛。嘲 翻

参考文献：

[1]吴忠民．社会公正论[H]．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

[2]李春斌．失地农民安臵和保障法律问题研究[D]．兰州大

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6．

[3]李春斌．欠发达地区失地农民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以

甘肃为例[EB／0L]．中国公共监督网，http：／／www.xiexiebang.com／ztjJ／ShowArti C1 e．asp?Arti cl eID=

3644，2007-01-10．

[4]马斯洛．人的潜能和价值[}1]．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57．

[6]鲍海君。吴次芳．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J]．管

理世界，2002，(10)．

[7]毛禹明．农民工培训注意的几个问题[J]．中国培训．

2004。(7)．

[8]李昌麒，黄茂钦．公平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分享的现代

理念[J]．社会科学研究，2006，(4)．

[9][德]考夫曼．法律哲学[H]．刘幸义，译，北京：法律出

版社，2003：408-476．

第三篇：农民权益保护状况调研材料

农民权益保护状况调研材料

统筹城乡改革发展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发展、社会和谐稳定的重点工作。根据区人大办《关于开展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调研的通知》要求，镇人大主席团组织区镇人大代表及相关人员，对辖区内农民权益保护情况进行了认真的调研，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一、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中的农民权益保护情况

重庆户籍制度改革是自8月全面启动以来，坚持以推动符合条件的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转户进城为突破口，相继纳入市委“十大民生工程”、“共富十二条”予以重点推进。经过全镇上下的共同努力，热情参与，目前，我镇实现“农转城”6000余人，户籍制度改革相关配套政策体系已基本完善，各项政策执行情况良好，转户居民合法权益得到政策和措施保障。

转户居民在同等参加了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等五大社会保险、平等申请公租房、平等享受创业、就业政策扶持，子女平等地接受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均得到了实质性的维护。

退出宅基地的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按照“方便群众办事、保障群众利益”的原则，采取“一线工作法”，到村现场受理群众退地。截止6月底，受理213户，其中：区政府批复同意126户，区土地整治中心正在审核68户，正在完善资料19户，已发放补偿金371万。退地养老保险正在办理过程中，养老保险参保等户改关键环节出台了简化办理程序、缩短办理时限、放宽准入条件等具体措施，方便、快捷地为转户居民提供全流程服务。退地农民个个欢天喜地。

转户居民可以继续按规定保留种粮直补、农资综合补贴、良种补贴等各项惠农政策，继续享有集体资产收益分配权，在规定期内继续保留了农村生育政策等与农民身份相关的待遇。

美中不足的是，转户居民承包地的处置尚未兑现原来的承诺。转户居民退出宅基地后未能退出承包地，这给转户居民真正融入城市生活设置了一个障碍。

总之，实践证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符合广大群众的根本利益，符合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符合和谐社会的建设要求。

二、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财产权益的实现和维护情况

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涉及到广大老百姓最直接的利益，打破了过去“大锅饭”式的分配方式，农民得到了实惠，能很大程度激发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为保证此项工作的顺利完成，我镇加大了经费的投入、工作人员的调配。经过各阶段工作，我镇对辖区16401户农户进行了确权，共计85302亩。

林地也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抓好林业工作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要明晰和稳定林权，让农民吃上“定心丸”。林权证的发放工作，我镇始终坚持依法登记换发证原则、公开公正登记换发证原则、规范统一原则、实事求是原则、“一地一证”原则和稳定森林、林木、林地权属的原则。从申请、公示、现地核实、公示、造册、审核审批、发证，环环相扣，确保《林权证》发放顺利开展。我镇共确权14000余本，3500余亩。

新一轮农村房屋确权3765宗，确权面积583亩，农村房屋确权工作相对滞后。

三、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情况，社会养老保险的各项业务工作下放到各镇劳动就业和社会保障中心。自此，我镇先后建立起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简称居保）、超龄养老保险和征地农民养老保障等各项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截止2012年6月，我镇各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000余人；征地农转非参保人数1200余人，参保率达到96%以上；超龄人员参保人数达到500余人；城乡居保参保人数30598人，参保率达到90%以上，共有10051人领取养老金。城乡居民合作医疗保险2012年参保人数51104人，参保率高达98.2%。

存在的问题：一是城乡保障体系发展不平衡。二是城乡保障制度之间缺少衔接和转换。三是社会各方面的认识尚需进一步统一，职工参保率仍然较低。

建议：一是建立健全各种社会养老保险的衔接制度；二是加强各种险种待遇的享受人员的比对，有效的防止重复领保。

四、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子女受教育情况

进城务工农民工子女教育的问题，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所遇到的特殊情况，它涉及到教育公平，影响到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必须予以高度重视和解决。

农民工子女教育，包括两部分：一是随父母进城的子女，即流动子女的教育，二是留守儿童的教育。

（一）流动子女教育现状：

1、流动子女读书仍困难重重。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子女能适时入校读书，这是每个父母的心愿和责任。据统计全镇的农民工随父母进城的义务教育学龄人口总人数已经达到了5000人左右，这些农民工的子女广泛分布在全国各个大、中、小城市，他们的父母主要从事工商业、餐饮服务业，在城市中的批发市场、建筑工地、小餐馆、废品收购商贩、看门人、保安、送水人、小商铺中到处是他们的身影，尽管收入水平在城市中偏低，但比家乡的务农收入要宽裕。他们已经基本上在城市站稳脚跟，有了立足之处，所以把子女接进城里。

农民工的子女即便随父母进了城，也仅是生活于城市边缘群体的一员，上学同样面临诸多问题。城市里高昂的学习费用令家长们难以承受。据调查，在重庆主城上小学的农民工子女年均学习费用超过3000元，是我镇农村平均660元的学习费用的4.5倍。费用高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民子女进城里面的正规学校读书一般要缴相当高的借读费和补课费。由于收入原因，大量的农民工子女被拒之于公办学校或条件相对较好的学校之外，只有选择处于城乡接合部，设施简陋，师资无保证，收费低廉，只要交钱就能上的民办学校——“农民工子弟校”。由于这些学校大多数地处城郊，教学设施较为简陋，通常没有住宿条件，因而农民工子女在城市中上学十分不便，相当一部分时间耗费在上学、放学的路上。同时，现实生活中，歧视农民、歧视落后贫穷人群的观念依然长期存在，由于近年来城市中两极分化现象的加剧，这一观念更加变本加厉，致使农民工子女受到社会、学校的进一步歧视。

2、居住环境恶劣影响其成长。在城市中站住脚跟的农民，多数人的收入水平虽然远远高于家乡务农收入，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按照城市收入水平衡量，绝对水平仍然偏低，在城市中生活较为艰难。据调查，带子女进城读书的农民，多数从事批发零售业、餐饮服务业和其它社会服务业，许多家庭是在城市中卖菜、卖米、搽皮鞋、拉三轮、看大门、收破烂等等，好一点的在城市中开小饭馆、小商铺，或在批发市场有一个小摊位。他们中多数或在城乡边缘合租廉价房居住，或住临时工棚，开小饭馆、小商铺的白天开门做生意，晚上关门全家即在铺内搭板睡觉。子女在这样的“家”中谈不上什么学习环境，这与城里的孩子相比，全然是天上地下之别。

3、城乡差异使农民工群体的子女心理压力大。由于农民工子女家庭处于城市的边缘地位，他们的心理也开始边缘化。调查中，发现年龄较小的孩子由于不懂事，受影响较小，而年龄稍大的孩子与城市同龄人相比，显得早熟、自卑和失落。与城里同龄人相比，农民工子女总是自觉地把自己划为城市中地位较低的群体，并有这样的群体认同感，在这一群体中自我封闭。

（二）留守儿童教育的现状：

据统计仅全镇留守儿童的规模，现在已达到1200余人，占全镇在校学生数的近70%，这是一个很大的数字，说明留守子女的规模已经达到政府不得不重视，社会不得不关注的程度。

1、留守子女面临教育危机：尽管实行了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按生均拔付教育经费，但由于农村学校学生生源极少（希望小学全校才83名生），总体教育经费很少，只能维持学校基本运转，最终形成的结果是：农村学校基础设施有了变化，但欠账依然较多，学校房屋失修、教学设施简陋、图书实验器材全无、合格师资紧缺的现象依然大量存在。特别是近年来农村中的优秀师资大量向城镇流动，农村学校师资严重老化，学科教师紧缺，教学质量进一步下滑，加之大量留守儿童的出现，进一步恶化了农村教育的基本环境，进一步加大了义务教育的难度。

2、留守子女心理压力大。由于留守子女与父母长期分离，在生活、学习等方面都受到影响，尤其是亲情缺失和隔代教育，使得留守子女这一群体存在巨大的心理创伤，性格变得较为孤僻，学习成绩下降。具体体现为：

（1）缺乏家庭这一重要教育环节。现代教育理论认为，家庭教育重于学校教育，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情感的培养与成长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许多父母长期在外务工经商，甚至多年未与孩子谋面，很难与子女交流，使得孩子产生孤独、寂寞、胆怯心理，形成孤僻性格。在调查中，发现67.5%的留守子女认为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产生了不利影响。许多学校老师反映，从留守学生心理特征来看，其心理、性格、智力、行为习惯等方面都具有与正常家庭学生所不同的特征，如胆小、任性、孤僻、恐惧、习惯于防卫别人等等。

（2）隔代抚养，老人力不从心。调查发现，留守子女由爷爷奶奶或外公外婆监管的占70%。由于上一代的文化程度普遍较低，并且年老多病，通常都不能有效辅导孩子的功课。调查中，26%的留守子女认为父母外出对自己的学习产生不利影响的最主要的原因是学习无人辅导，占第一位；调查还发现，29.5%的留守学生在学习上遇到问题无人可问。老年人往往更容易纵容、溺爱孩子，管教不严，这使得孩子的不良学习和行为习惯较为突出。由于“代沟”现象的客观存在，孩子与祖辈之间不易沟通，这使得老年人更不易了解到孩子的内心思想，不易察觉孩子的不良思想苗头，难以尽到对留守学生的人格教育、道德养成、心理健康等方面的教育管理责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和提高。

（3）学校难和家长沟通，教育脱节严重。家庭教育是教育的重要环节，由于家长外出，学校不能与家长沟通，甚至学生的作业都没有家长签字，不了解学生动态，缺乏互动，不利于共同教育培养下一代。我镇化澄金山村小学老师反映，大部分留守学生不愿意参加学校组织的文体活动，也很少主动回答老师提问，他们性格内向，社交意识和能力较弱，在学习、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不愿意与监护人或老师交流、沟通。由于缺少家庭的约束，很多孩子学习成绩不好，厌学、逃学、甚至辍学。镇中心小学老师反映：有的学生在家不完成作业，爷爷、婆婆不但不追问，反而还到学校给孩子撒谎，编造不完成作业的理由应付老师；开家长会时，全班学生家长到校开会经常达不到三分之一，且来的大多数都是其爷爷、婆婆们。

（4）留守学生学习成绩普遍偏低。据统计分析，留守学生自认为自己的学习一般、较差的占61%。由于学习困难、交往困难、社会诱惑等因素，导致留守学生厌学、逃学、退学等现象的发生。对自己的未来也相当迷茫。被调查的留守学生中有18%的人打算将来外出打工挣钱，不想继续读书。

（5）留守学生成为犯罪和受侵害的高危群体。由于缺乏有效监护，使得留守子女很容易成为不法分子实施侵害的对象，同时也容易误入歧途，走向犯罪道路。调查中各地都反映了一些相关恶性案件。我镇方溪小学1名六年级留守女学生，2012年5月在放学回家的途中被犯罪分子奸污，另有多人次受到不良行为人威胁。许多学校反映，一些留守学生由于缺乏约束，养成自由散漫的习气，时间观念差，爱迟到、旷课，喜欢进网吧和游戏厅。甚至一些孩子成了日不进校、夜不归宿的流浪汉。

3、留守子女监护问题突出。父母是孩子天然的监护人，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和其他亲朋好友都只是孩子的临时监护人。较之孩子的父母而言，任何临时监护人无论是在责任心，还是在精力、能力等各方面都不能与孩子的父母亲同日而语。调查表明留守学生的监护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1）临时监护人责任不明确。留守学生的临时监护人一般总是把监护责任理解为让孩子吃饱穿暖，不发生安全事故等。普遍存在重吃穿、重身体、轻心理、轻性情、忽视孩子的心理健康和全面发展的现象，对留守学生的思想、道德、学习、行为习惯重视不够。

（2）许多临时监护人精力不够，能力不足。临时监护人不但要承担繁重的农业劳动，还要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他们的精力受到了较大限制，很少有时间教育引导留守学生，更不要说进行学习辅导。同时作为留守学生的祖辈，由于观念和教育方法滞后，存在明显娇生惯养、放任自流的隔代教育倾向，忽视孩子身心健康和人格塑造，造成了留守学生道德教育的缺失。

（3）单亲教育对孩子成长极为不利。父亲或母亲外出务工，客观上造成的“父亲教育缺失”或“母亲教育缺失”，都很不利于孩子的健康发展。如父亲外出的孩子表现出胆怯、不像正常孩子那样自信；母亲外出的孩子表现出不细心、不像正常家庭孩子那样善良、有爱心、喜欢学习、有良好的生活和学习习惯等问题。

总之，农民工子女受教育情况现状不容乐观，尽管政府和社会各阶层给予了高度关注，为此也出台了很好的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统筹城乡教育的大背景下影响农民工子女受教育的综合因素有很多，包括政府、社会、学校、父母和孩子本身，他们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缺一不可。在整个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上，政府是中坚力量，是其他因素不可替代的。政府要通过制定政策、全面规划、兴办学校、加强管理、加大投入、多种补助并统筹各方面的力量来实现。尤其要以加大农村薄弱学校建设和改造力度，进一步优化师资结构，加强对农民工子女的心理干预，促进教育公平为切入点为农民工子女提供和城里孩子等同的受教育环境，不过要真正实现这一善良愿望，需要漫长的时间。

五、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就业创业合法权益保护情况

目前全镇农村富余劳动力19301人，城镇各类失业劳动力约135人。为了解决上述人员的就业和再就业，我镇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切实将统筹城乡劳动就业摆上议事日程。一是根据市场用工需求及本镇实际，制订规划，整合资源，创新培训方式，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开展了一系列以强化技能为主，就近就地就业为辅的免费培训。二是统筹城乡就业服务平台建设有一定进展。目前，全镇共有13个村（社区）均建立了劳动保障站，基本上做到了机构、人员、经费、场地、制度、工作“六个到位”，开展登记、培训、职介发放等“一站式”服务。到2012年6月止已累计转移就业19458人。

存在的问题：一是农村富余劳动力求职期望值偏高、技能素质偏低，导致就业难。在有些人思想中不是“我要就业”，而是政府“要我就业”，对就业岗位挑肥拣瘦，丧失了一些合适的就业机会。二是业主用工要求偏高、劳动报酬偏低，导致企业招工难。

推进统筹城乡就业的对策和建议：一是进一步加大劳动监察工作的力度。通过劳动监察执法，维护劳动力市场的正常秩序，规范用人单位的用工行为，保障劳动者和用工单位的合法权益；二是增加就业经费，进一步完善就业援助政策。三要增加投入，建立就业信息网络体系，解决村（社区）人员编制。四是企业招工应重点从高职校中招收，村（社区）级已基本无青年人员。

六、统筹城乡发展中农民支农惠农政策资金落实情况

在实施退耕还林项目方面，我镇做到了大量工作，指导退耕农户按技术要求对已种林木进行抚育管理，把政策宣传到位，做到退耕农户家喻户晓，使退耕林地的抚育管护成为农户的自觉行为。退耕还林工程延长补助期生活费和管护费及时到位，涉及户数5200户，面积9240.100亩，金额1155014.14元；退耕还林工程补助粮食折现资金和生活补助费同步到位，涉及户数465户，面积3301.900亩，金额808965.69元。

粮食直补是惠农政策的重要部分。为把此项工作做好，我镇召开了粮食面积核查登记专题会议，布置核查内容和方法，督促各村按时上报数据，严把审核关，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确保粮食基础面积准确无误，惠农资金及时足额发放到广大农户手中。我镇2012年发放种粮直补涉及农户12229户，补贴面积72300.921亩，补贴金额117851.78元，农资综合补贴涉及农户12229户，补贴面积72300.921亩，补贴金额5280779.65元。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种粮直补对象的界限较为模糊，个别没有种粮的农村土地承包户也照样领着种粮直补款，这多少偏离了种粮直补的目的。

建议：政府适时制定种粮直补款领取的规范性文件，让国家的钱用在刀口上。

第四篇：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重在保护农民土地权益

华 音

2013-4-5 6:29:15来源：2013-4-5 经济日报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征地过程中发生的利益分配、农民安置等问题和矛盾日益凸显。这些问题，既反映了在特殊发展阶段、传统发展方式下土地管理制度的局限，也在深层次上反映出现行征地制度与经济发展和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不相适应的一面。征地制度改革势在必行。

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城乡差距扩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城乡资源要素交换不平等造成的，使农村资源过多地流向了城市，突出表现在土地、资金和劳动力等方面。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促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可谓切中要害，温暖人心。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农村土地制度关乎农村的根本稳定，也关乎中国的长远发展，其核心是要保障农民的财产权益，底线是严守18亿亩耕地红线。这进一步告诉我们，做好征地制度改革这篇大文章，重在加强农民土地权益保护。虽然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土地占用是难免的，但一定要防止盲目滥占土地、损害农民利益，更不能继续靠牺牲农民土地财产权利来降低工业化城镇化成本，特别是要调整土地出让收益分配关系，提高对农民的征地补偿标准，提高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比重，真正做到“取之于地、用之于地”。

第五篇：关于当代农民劳动报酬权益调查报告

思想政治理论课社会实践课

大学生社会实践调研报告

调研题目： 当代农民劳动报酬权益

小组成员（姓名 学号）：田茂辉200911414221

李乾

200911414111 束佳伟 200911414122 戈堃

200911414103 院系专业班级： 工程学院工业设计系家具1092 指导教师： 张桂英 评阅成绩： 联系方式：***（68）时 间： 2012年4月12日

当代农民工劳动报酬权益的社会调查报告

一、导语

没有农村的全面小康，就不会有全国的全面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没有农村基层民主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就没有国家民主法治的全面进步。所以，扎实推进农村基层民主建设，对于维护改革、发展和稳定大局，促进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农村基层建设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二、调查目的

农民工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中涌现的一支富有活力的劳动大军，当前在建筑业、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最高人民法院高度关注农民工问题，相继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法规、司法解释。但当前农民工权益受到侵害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不容忽视。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结构经历了空前深刻的分化与整合，涌现出一系列新的社会阶层。在诸多新的社会阶层中，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尤为引人注目。其阶级属性和社会地位，成为人们关注和讨论的热点。中共中央2004年1号文件强调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这一新的社会阶层毕竟不同于传统的产业工人，具有自己的显著特点。阐明和揭示其特点，对于党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维护进城就业农民工的利益，团结和带领他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调查结果分析

我们组的四个成员来自同一个班，并且都是农民的儿子。我们这次的调查报告选择了农民工劳动报酬。我们这次选择的课题是调查农民工劳动报酬的情况。主要从四方面入手，就是民主问题，基层政权，农民们的希望。作为当代中国产业工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尽管同社会化大生产相联系，但由于诸多原因，他们在政治地位上与传统的产业工人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1.他们还尚未形成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是顶着纯粹农民的脑壳进城的。在这个脑壳里，满满地装着带有浓郁的泥土与乡村气息的思想意识。短暂的非农业劳动尚不足以改变他们原有的思想意识。他们还没有完全融入到产业工人队伍中去。对于大多数农民工来说，他们对工人阶级的阶级性质和历史使命还没有认识。进城就业以前，他们一心想的只是怎样打工挣钱，没有任何来做产业工人的思想准备。加之进城就业时间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因此他们还不可能有什么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甚至连朴素的阶级意识都没有。2.他们尚不具有产业工人所应当具有的那种组织性和纪律性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文明的发展进步和制度体制的嬗变跃迁，日益改变着中国农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催生着他们的现代文明意识。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就是这种改变与催生的产物。他们不再恪守“父母在，不远游”的古训，千里迢迢来到城市打工就业。这本身就是现代文明意识的一种觉醒，是对传统思想观念的一种反叛。然而，人们思想意识的觉醒同社会的嬗变跃迁并不是同步的，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历史惯性。这种历史惯性的存在并发生作用，使得传统的东西远未从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彻底淡出，还时常地支配人们的行为方式。尽管进城就业的农民工程度不同地接受了现代城市文明特别是工业文明的熏陶，参与了社会化大生产的实践，但这毕竟还只是初步的，尚未能锤炼出他们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

3.他们在所供职的单位中是主人翁地位的缺失者 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多数就业于个体私营企业，他们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完全按市场游戏规则形成的纯粹的雇佣关系。目前，尽管国有企业职工的主人翁地位在实践中还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还存在职工个人不同的具体职业感受，但作为一种总体意义上的政治判断，其主人翁地位是一种客观事实。然而在多数农民工就业的个体私营企业，甚至连职工代表大会这样的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都没有。在这些企业里，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正是由于农民工同雇主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因而他们的利益和企业的命运之间不存在密切的关联关系。他们在企业里完全处于一种无权的地位，所以对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的关切度也根本不可能有国有企业职工那么高。除了出力干活挣得工资以外，他们根本不去关心所在企业的前途命运。在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他们只是躺在床铺上思念自己久别的家人，根本无暇去关心企业的经营状况和效益。因此，置身于这种环境和氛围之中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萌生主人翁意识。

当然，也有一部分农民工从业于国有企业。即便是这部分农民工，也没有多少主人翁地位可言。职工在国有企业中的主人翁地位，原本是基于保障固定在国有企业工作的城市产业工人的各种民主权利的一种政治上的制度安排，并没有考虑临时受雇于国有企业的农民工的问题。由于农民工同所在国有企业的关系也是一种雇佣关系，加之他们在企业里的身份被统称为临时工，因而不可能被当作企业发展的依靠力量，不仅不被吸收来加入企业工会，参加职代会，参与企业民主管理，而且也根本享受不到本企业城市职工所享受的各种福利待遇，甚至连工资级别也完全与城市职工分属两个体系。同时，农民工自己在心理感受上，也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是单位人，没有心思去管企业的事。4.他们被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排斥在了城市政治生活之外

四、调查样本的特征 首先介绍一下我们本次调查样本的一些基本特征，它反映了我们本次调查结果的代表性，对我们探究分析我国当前农村文化状况的实际情况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1.调查样本的性别比例

我们本次的调查对象中，有75%的性别为男，其余的为女。2.调查样本的年龄构成情况

调查对象的年龄多为40岁以上和18岁以下，分别占48.3%和33.3%，调查的调查对象的职业

我们调查的对象53.3%的为农民，35%的为学生，而为工人和教师的较少。

3、调查样本的文化程度

我们此次调查对象的文化程度皆不高，56.7%的村民文化程度只有小学，而文盲的占了20%，初中的占16.7%，可见当地农村的文化程度还是偏低。

4、我们可以知道当代农民工的月平均收入大部分在1000~3000元这个范围。我们可以发现，接着我们更想知道的是，当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劳动与报酬的关系。

由上图的调查结果显示，56.7%的农民工认为劳动和报酬之间的关系很大。5最后我们调查了当代农民工对自己的收入状况的满意程度，得出如下统计结果：

很显然当代农民工对自己的劳动报酬10%的人满意,73.3%比较满意、16.7%的人不满意。

很显然，欲在中国社会“建构一个合理的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还有相当的一段路要走。在《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中，研究者在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阶层”划分和分析以后，最终将培育和建构现代化社会结构的希望放在“创新社会制度、社会政策体系”上，这似乎是一个美丽、浪漫的愿望。中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渐进性、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对传统发展路径的依赖，使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呈现出明显的过渡性和不平衡性的特征，这种过渡性和不平衡性，在为中国农民提供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的同时，也使中国未来的社会转型变得更加复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都将面临着社会结构不断重组所带来的挑战。(一)阶层分化的过渡性

从整体上看，农民的阶层分化是由传统农业领域向工业、商业等其他社会活动领域渗透转化的过程，这种过程对中国农民而言实际上包括三个环节：职业转移，即劳动者从事的职业由农业转向非农业;地域迁移，即劳动者的劳动场所、居住地从乡村转向城镇;身份变更，即社会成员的生活方式以及制度认定由农民成为新型市民。一般地，这三个环节顺次展开、依次递增，农民从职业转移起步，经历地域迁移，最后跃迁到社会身份的彻底改变(邹农俭，1999)。当代中国农民正处于大规模的职业分化阶段，地域迁移正在逐步发生，农民社会身份的变更才刚刚开始，农村社会阶层分化还没有达到一个相对稳定和成熟的程度，带有一定的过渡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从现阶段来看，农民中的多数阶层都分化得不完全，并没有真正脱离农村。户籍制度的存在束缚了农民的自由流动，无论走到哪里，他们中绝大多数人的户籍都在原地，仍保留了农村土地的集体产权，都在不同程度上与农村有着联系。正是这种不完全性使边缘性群体随之产生，典型的例如农民工，他们职业是工人，但身份仍是农民;工作在城镇，户籍仍在农村。

2.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农民阶层分化的不完全性决定了中国农民阶层分化的不稳定性。无论是职业状况，还是生活模式，中国农民都处于一种相当不稳定的状态，“昨日的雇工，今日的雇主”的现象并不鲜见。大多数农民还没有完全稳定和固化在某一阶层之中，他们在不同阶层之间流动的频率很高，频繁的水平流动和垂直流动导致了农民个人身份定位的不确定性和阶层归属的不稳定性。

3.阶层界限的模糊性。在现阶段的中国农村，家庭是最基本的组织单位，虽然阶层的基本单位是村民个人，但家庭对村民个人的身份变迁、对村民个人的社会地位和利益状况等都有着深刻影响。由于不同的产权形式、不同的职业活动、不同的空间流动等往往寓于一个家庭之内，因而社会分化被融化在家庭统一体内而趋于模糊。此外，部分村民的边缘化和“两栖化”也会模糊乡村社会成员不同阶层和不同群体之间的界限。如果从机会获得的角度来衡量社会的不平等，那么，依据市场转型理论，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改善了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市场化改革使机会分布更平等，那些有较高人力资本的直接生产者从改革中获利，获致性因素比先赋性因素在人的地位获得中更为重要。但是，如果按照权力变型论(Rona-Tas，1994)和权力维续论(Bian&Logan，1996)的观点，在转型经济中，权力和市场都是社会成员向上流动的渠道，政治资本依然是通往精英阶级的必要条件，那么，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可能并没有在多大程度上改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只不过是不平等的形式发生了转变而已，“地方政府官员将会灵活地审时度势，使自己和家庭努力适应新形势，以谋取更高的回报”。(Willam&Michelson，1996)事实上，市场化改革在大幅度提高农民收入的同时，也使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而且，改革也使城乡之间的经济差距在经历初期的缩小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就此而言，中国农民的阶层分化并没有改善中国社会的不平等

中间阶层通常称“中产阶级”，其特征包括：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具有谋取一份较高收入、较好工作环境及条件的职业就业能力；具有维持中等生活水平的家庭消费能力及相应的闲暇生活质量。

农民工已经作为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我们的社会崛起，它被命名为“新工人阶层”。报告还注意到，农民工的集体意识在增加，维权意识在增强，他们有越来越多的社会参与意识，他们的组织化程度也在提高中。它已经成为中国的一个特定社会群体。这个阶层表现出与社会其他阶层不同的本阶层的鲜明特点。从职业角度讲，他们是工人，从身份上讲，他们是农民。但他们跟工人和农民又都不一样。在生活方式上大多两地分居、缺少文化生活。组织行为上以小团体行为为主，有着自己的组织潜规则。在利益诉求方面，他们诉求工资待遇的提高、工作环境的改变，诉求基本的尊严、基本的社会保障，诉求子女受教育的机会，归结到一点就是寻求国民待遇。80年代进城的第一代农民工与传统的农民相似，主要是打工以贴补家用。而新生代的农民工（第二代农民工）则不同了，他们年轻、文化程度较高，长期在外打工，对社会的认识更多更清楚。改革开放以后，社会的解放、思想的活跃、尊重人权、尊重民主权利等概念逐渐普及，全球化运动，与西方国家的信息交流，也是农民工阶层形成的社会大环境。

他们在维权行为中，逐渐意识到一种权益是与另一种权益相结合的，不仅要保护自己被损害的经济权益，而且要保护自己的公民权益，包括组织权、社会保障权、参与权、选举权等

专家认为，这个阶层对于社会发展的最主要的意义，在于提供了一个从农民阶层向工人阶层转化的中间环节。“之后，他们还有可能在工人阶层的基础上向更高的阶层流动 对当代中国社会阶层进行了分析，划分出“十大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阶层、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市无业、失业和半失业阶层 在改革之初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和边缘群体最早在改革中受益；然而进入90年代后由于资源配置机制的变化，社会中的一些人迅速暴富起来，而原来在改革初期得到一些利益的边缘和弱势群体日益成为改革代价的承担者。这种资源重新积聚的一个直接后果是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底层社会，主要由贫困的农民、农民工和城市的下岗工人等弱势群体构成。如果仅从边缘和弱势群体单方面来看，似乎是“资源的重新积聚”导致了边缘和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但如果从社会的整体结构来看，在改革前后的每一阶段都是权势阶层获益最大，无论是“计划性”的资源积聚机制还是“市场化”资源积聚机制，其结果几乎都是一样的──将社会的大部份财富、资本逐渐集中在权势阶层的手中。正如这位知名学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十几年改革过程中出现（更准确地讲是“显现”──引者注）了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总体性资本精英集团。所谓的改革实际上是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一种“圈内转换”过程。尤其是政治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共谋”与“共享”，严重地侵害了中间阶层和下层民众的利益。

改革前后的中国社会结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各种改革几乎都是有利于社会的权势阶层，同时，一些不利于这个阶层的改革举措始终难以推展开来。这亦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政治方面的民主改革为什么会如此举步维艰，进展缓慢！因为民主改革本身可能直接“侵害”当权者和得势者的利益。正如前面所论及的，居于社会上层的权势阶层是既有秩序的主要维护者，他们的保守是与其既得利益紧密相连的。“所有的官僚阶层、领导阶层、比较富裕或有地位的阶层、特权集团和尖子人物都企图让后代子承父业。要想不让他们得逞，就必须建立一些制度机制来阻止他们这样做。但是，这些机制也难以实施，因为执行者通常正是这些机制所要限制的对象”。如果说有些变化，那就是权势阶层和弱势阶层的边界愈来愈明晰。

五、农民工权益受损原因的法学分析

当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农民工权益保障受损和缺失的现象，其原因大体有以下几方面。

1、不足的立法制度供给。第一，缺少保护的基点和制度支撑。导致农民工权益的法益缺位、权利受损、救济不畅,表面上是现行法律政策的问题，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作为限制公民流动的户籍制度的合法存在。没有法律保障下的迁徙自由，使农民工成为城市中的二等公民。农民工即便进入城镇，其择居权、就业权、受教育权、社会保障权等也存在诸多限制。第二，法律条文的制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由于《劳动法》规定的过于原则给执法带来很大的困难，也使劳动法的许多规定难以落到实处。有关违反《劳动法》行为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偏轻，对违法行为惩处不够严厉，使《劳动法》在许多严重违法行为面前显得执行不力。第三，从法律体系上来看，目前尚未形成种类齐全、层次分明、结构严谨和协调统一的法律体系。由于与《劳动法》配套的法律法规的欠缺，涉及到劳动关系运行的重要领域尚无相关的法律法规予以明确规范，导致劳动者权利受损后寻求救济困难重重。

2、无为的行政执法手段。首先，执法体系的城市主位倾向使一些城市将农民工仅仅当作劳动力，而不是城市社会的一员，个别地方政府甚至制定出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政策，对农民工流动、进城就业实行限制。近几年，情况虽有好转，但在一些地区和某些环节仍然存在问题。其次，在执法过程中，一些行政机关存在“行政不作为”问题，即当出现侵犯农民工权益问题时，往往尽不到依法查处的职责，更少有事先预警机制，甚至自身的一些行政行为也在侵犯着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3、阻滞的司法救济渠道。司法保护是农民工权益实现的最后保障手段。但目前我国农民工权益的司法保护却存在诸多弊端，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保障功能。其一，劳动争议“先裁后审”的体制越来越不适应争议处理的需要。其二，劳动争议案件属民事案件范畴，适用《民事诉讼法》有关“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则，而农民工大多数文化素质不高，取证、质证能力有限，使农民工无法举证或举证无力。其三，法律援助手段乏力。

4、缺位的工会维权组织。农民工权益之所以被侵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农民工权益代表主体缺失。农民工由于缺少一个真正代表自己利益、能为自己争取并维护自身权益的组织，使得农民工权益保护中话语权较小。目前我国各类企业的工会只有少数农民工得以加入，大多数农民工并未被发展入会。正因为缺乏有效的组织，农民工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犯时，往往各谋其策，各行其是，一盘散沙，难以形成维权合力。

六、农民工权益法律保护路径选择与机制完善

第一方面：立法保护——加快制度创新。

首先要改革户籍制度，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当前，城乡分割的二元结构已成为农民进城的一道门槛，户籍世袭制度不仅限制了农民自由迁徙的权利，也使农民失去了平等就业的机会和享受社会保障的权利。因此，要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打破城乡壁垒，使各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就业体系。要将农民就业纳入整个社会就业体系通盘考虑，有关部门要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体制环境，如以居住地登记制度或身份证管理制度替代户籍管理制度，把进城农民的职业培训、子女教育、劳动保障、社会保障以及其他公共服务纳入正常的财政预算等，清理针对农民在城镇就业、上学、医疗等方面的歧视性政策等，让农民逐步融入城市。

其次是构建完善的劳动法律体系。现行《劳动法》对农民工权益的一些规定相当笼统与原则，可操作性不强，从而给有些用人单位留下可乘之机。解决的途径就是在具体的劳动立法中加以细化。其中如下几方面迫切需要解决：一是尽快制定《反就业歧视法》，明确禁止包括劳动力城乡歧视在内的一切与能力无关的就业差别待遇，保证农民工平等的就业权。二是加快制定《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强化农民工利益的形式保障和手段保障。三是抓紧制定《工资支付条例》，建立企业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四是尽早制定《社会保障法》，将农民工的社会保障纳入城市社会保障的范畴。

第二方面：执法保护——制约行政权力。

要确立对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使或者不行使公权力的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的制度。我国法律对行政权力制约的乏力，造成一些人滥用行政权力，行政工作人员侵犯农民工权益而得不到应有的法律制裁。因此必须明确监督主体的职责和权限，建立严格而科学的执法监督机制。

要加强劳动监察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技术等方面的配备和支持，加强劳动处罚力度。劳动行政部门执法不力是导致农民工权益问题不断的重要因素。所以，应加大劳动执法力度，明确劳动部门的责任并赋予其强制执行权。

第三方面：司法保护——确立司法特护制度。

设立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专事劳动审判。借鉴国外劳动争议司法机构的做法，设立由专业法官和兼职法官组成的特别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按照特殊的劳动诉讼程序处理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律关系有其明显的特殊性，劳动关系不同于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民事关系，劳动关系双方是管理与被管理、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因此，用民事程序解决劳动争议并不恰当。建立专门劳动法院或劳动法庭有利于提高法院处理案件的专门化程度。同时加快案件审理的节奏，缩短案件审理周期，逐步建立相关案件的快速裁判机制。

规定较为特殊的劳动争议处理程序。与民事、行政诉讼程序不同，劳动争议诉讼程序有其特殊性，因此，应在现有的诉讼制度基础上制定特殊的规则。第一，改变现有的“先仲裁，后诉讼”的制度，建立类似商事仲裁的“或裁或审”制度，以便节约成本，提高解决劳动争议的效率。第二，扩大劳动争议举证责任倒置的适用范围，加重在各种资源上均占优势的用人单位举证责任。第三，在诉讼费用的承担上，以法定方式明确规定农民工劳动争议案件一律缓交案件受理费、申请执行费，改由判决时由败诉方一并承担。尽量降低农民工获得司法救济的门槛，从而降低诉讼成本，使农民工能够切实、方便、快捷、经济地获取公正的司法保护。

搭建法律援助通道。解决农民工权益的法律援助，需要政府和社会组织共同承担。第一，政府相关职能部门要成立专门的农民工法律援助中心，给农民工更多的事前法律援助。第二，政府要为农民工维权提供财力保障。第三，建立公益基金等民间慈善团体。通过广泛的社会捐助，解决法律援助资金不足问题。第四，各类法律援助机构应当简化手续，及时受理农民工的申请，支持农民工权益的司法救济行为。

第四方面：组织保护——完善维权组织。

在农民工权益保护中，必须增加农民工的自治组织和博弈能力。首先是工会保护，由于工会是保护工人阶级利益的合法组织机构，而农民工属于半工半农的身份，也由于他们的权益受损主要发生在工作场所，可以试行将农民工的权益保护纳入工会组织的保护之下。同时修订现行《工会法》，使工会真正成为农民工的代言人。其次是建立专门的农民工协会，从而实现农民工享有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及其强有力的组织保证体。农民工协会主要由当地政府拨款，用人单位在农民工的工资中按比例上交一部分经费，建立一个类似于消费者协会的民间组织，专门负责对本地区的农民工被侵权事件的咨询和调解。

七．进城就业农民工的生活普遍比较窘迫一

当前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及成因

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必须全面把握农民工有哪些合法权益，我们认为农民工合法权益主要包括政治权益、劳动及获取劳动报酬权益、精神文化权益三方面，从我们近几年来的管理实践看，维护农民工权益存在的突出问题也集中表现在这三个方面。

（一）政治权益方面：

一是农民工普遍被排斥在城市政治生活之外。依照法律规定，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和城市职工一样，享有平等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享有参与政治和管理国家的权利，享有法定的表达自己意愿的言论自由。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他们的这些政治权利很难真正履行。虽然法律规定，选民实际上已经迁居外地但是没有转出户口的，在取得原选区选民资格的证明后，可以在现居住地的选区参加选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许多农民工作为外来暂住人员，根本无法取得务工所在地区选民资格；而在户籍所在地，农民工又根本不会为了选举投票而千里返乡。另外，在我市各级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中很少有农民工，使农民工群体缺乏基本的从源头上维护自身权益、表达心声的正常渠道。

二是农民工主人翁地位缺失。目前，我市建筑业还存在许多包工头用工方式，农民工同包工头之间的关系，是纯粹的雇佣关系，农民工主人翁地位根本无从谈起。还有相当一部分农民工虽然在有资质的劳务企业就业，由于劳务企业普遍还没有建立工会组织，缺乏让职工参与企业管理、行使民主监督权利、维护合法权益的组织形式。在这些企业里，也基本没有农民工的主人翁地位可言。

三是参与社会事务管理困难。农民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普遍遭受到歧视，与城市正式职工和居民之间存在着“群体隔离”，使绝大部分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居民同等享有参与社会事务管理的权利。

（二）劳动及获取劳动报酬权益方面：

一是不签劳动合同现象还存在。一些用企业未同农民工依法签定劳动合同，尤其是一些临时、短期用工，劳务企业与农民工不签订书面劳动合同而只有口头合同的情况较为普遍，这与《劳动法》中“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应当以书面形式订立”的要求相违背。从我处近年来所接待投诉拖欠工资的民工中，很多农民工都未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对工资支付的时间、方式，工伤意外伤害赔偿，以及违约责任等未进行明确约定，农民工并不完全知晓自己享有的合法权益和义务，一旦出现纠纷，其劳动关系、工资标准、拖欠工资数额等就很难认定，致使其权益无法得到保障。

二是就业极不稳定。由于种种原因，建筑业劳务用工还不规范，非法人形态的“包工头”和零散用工方式下务工的农民工还有相当数量，游兵散勇式的“包工头”用工方式，有活干时招人，没活干时走人，造成农民工就业的极不稳定性。

三是劳动报酬偏低且得不到有效保障。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城市职工整体工资水平也随着上升了很多，但农民工工资多年来却一直处于较低水平，增长缓慢。同时，拖欠和克扣工资情况仍然存在。部分建设单位以要求施工单位垫资作为投标条件，致使施工单位资金短缺，拖欠工资，包工头现象仍未杜绝，尤其是部分包工头采用骗、诈、赖、逃等手段拖欠民工工资，极易造成不稳定事件。三年清欠虽然成效显著，但建筑业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四是超时劳动普遍存在。《劳动法》规定的8小时工作制既是劳动者休息权的体现，更是维护劳动者健康权的保证。然而不少用工单位及包工头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惜让农民工每天工作在10小时，有的甚至更长，与《劳动法》第四十一条中“在保障劳动者身体健康的条件下延长工作时间每日不得超过3小时”的要求相违背。

五是安全卫生状况不容乐观，建筑业农民工干的是苦、累、脏、险、重活，他们吃住在工地，但他们所处的安全生产和生活环境不理想，主要原因是一些建设单位及用人单位对职工安全卫生负责的主体责任意识不强，为减少开支，一些建设单位文明措施费用不落实，一些用工单位没有为农民工配备必需的安全生产和职业病防护设施及符合要求的劳动防护用品，少数农民工安全健康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六是社会保障缺失。社会保障是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的有效屏障，但现行的社会保障政策难以适应农民工群体的特点和需要，农民工各项社会保险参保率低，很难享受基本的工伤、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权益。其主要原因是当前建筑劳务分包市场的发展还不成熟，还有大量的包工头存在。由于劳务企业设立和经营的成本要高于“包工头”等非企业组织，再要劳务企业为农民工缴纳办理社保，劳务企业将难以与低成本的“包工头”等非企业组织进行竞争，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劳务企业解散，这样将对劳务分包市场规范和劳务企业的发展带来不利影响。另外，许多农民工首先关心的是工资问题，即使解决了工资问题，大多数农民工还是不愿意办理社保，他们认为掏钱为将来保险不如多挣现钱。再者是民工流动性大、社会保险在城乡之间“退保难、转移难”等问题的存在，给农民工社保工作带来很大的难度。

（三）精神文化权益方面：

一是培训难。建筑业农民工基本都来自贫困农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多数农民工是在其他行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岗位的情况下而进入建筑行业，未经过必要的安全和技能培训，他们丢了镰刀拿瓦刀，其主观意识上是凭力气挣钱吃饭，大都未经过正规的安全和技能培训。《劳动法》明确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有计划地对劳动者进行职业培训，然而一些用工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根本不愿在农民工培训上投入资金。另外，当前非法人形态“包工头”和零散用工方式下务工的农民工还有相当数量，对这部分农民工更难以组织进行必要的从业常识和职业技能培训，由此造成行业内农民工缺乏基本的岗位培训，缺少岗位成才、提高技能的机会，大多数农民工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的体力工作，难以向技能型和知识型工人转变。

二是精神生活贫乏。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之与主流媒体和文化相对隔绝。社会上既缺乏针对农民工的精神文化产品，一些用工企业也没有对农民工予以足够的人文关怀。农民工精神生活十分贫乏，精神压抑，长期以往，不仅影响民工个人的身心健康，也极易引发一系列隐性或显性的社会危害。

上述种种问题，究其原因，除上面文中已分析的原因外，另外主要还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分割管理模式使农民工因无城市身份而受到不平等待遇。虽然从理论和法律上讲，农民工也是社会成员中的一员，与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者一样，具有平等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人一等。但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的名义社会地位与实际社会地位相差较远。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使农民无论在教育、就业，还是社会保障和生活福利等方面与城市居民差别悬殊，在城市，农民工普遍得不到作为公民应有的基本尊重。农民工在社会职业结构中实际处于最低层，客观上造成农民工政治、经济、精神文化各项权益屡被侵犯的弱势地位。

二是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现行的劳动法等配套法律法规尚不完善，特别是缺少保障涉及农民工合法权益的刚性规定，尤其是对于农民工工资问题，目前仅有《劳动法》等少数法律法规约束，但可操作性比较差。《劳动合同法》虽已出台，但要到2008年1月才开始正式实施，真正将《劳动合同法》落到实处还需一个漫长的过程。同时在劳动市场的监管上，由于人力、资金缺乏，监管力量严重不足，对一些侵犯和损害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行为无法完全监管到位。导致一些用工单位有法不依，不按国家有关劳动合同的规定要求与农民工建立劳动关系、不建立正常的工资支付制度、不按国家要求为农民工提供必需的劳动保护措施的现象还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存在着。

三是农民工自身素质不高。当前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进城农民工普遍文化程度不高，劳动技能单一，就业领域狭窄，在就业市场上本来就处于弱势，为了保全工作机会，对侵权行为往往采取忍让妥协的态度。同时，农民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相对薄弱，对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相关法律和政策知之甚少，当权益受侵害时，不能充分地利用法律武器，采取正当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

二、下一步对策措施

（一）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健全工作机制

解决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问题，关键靠体制、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及社会各界和农民工自身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既要立足当前，落实现有政策，解决好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突出问题；更要放眼长远，逐步解决深层次问题，构筑系统完善的农民工权益维护机制。近年来，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农民工问题，专门成立了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及办公室，制订出台了一系列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政策措施，建立起了农民工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统筹协调和督促指导相关部门做好农民工管理和服务工作，逐步在全市形成了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良性机制和良好氛围。建筑业管理处作为行业管理部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工作方面责无旁贷。下一步，我们要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结合管理工作实际，针对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加强调研，提出现阶段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可行的对策措施；加强与市各有关职能部门的协调与沟通，积极构筑农民工维权联动协调机制；加强行业监管，及时制止和纠正侵害民工合法权益行为，切实将农民工合法权益维护好。

（二）规范劳务用工管理，为农民工稳定就业服务

近几年来，为帮农民工创造一个稳定的就业环境，我们逐年加大规范劳务用工工作力度，在政策上积极引导，采取了鼓励支持劳务企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引导具备条件的劳务队伍积极申领劳务资质，在市场监管上加大推动力度，为劳务企业创造优惠的市场环境。制订了《常州市建筑业劳务企业和劳务人员从业管理暂行办法》，建立了建筑劳务分包交易市场，一方面规范劳务分包交易，强调劳务分包必须依法分包给具有资质的劳务企业，严禁将工程发包给无资质的劳务队伍。另一方面规范劳务用工行为，严禁私招滥雇、非法用工，突出强调劳务企业必须与农民工依法签订劳动合同。近两年我市劳务企业有了较快的发展，目前全市注册的劳务企业已近100家。这些劳务企业在承接劳务分包作业时，由于签订了规范的劳务分包合同，企业使用农民工做到了有劳动合同、有管理机构，农民工在法人形态的企业内务工，工作稳定较以往有很大改善，权益大都能受到保护，很少有被无故拖欠和克扣工资问题发生。下一步，我们要进一步抓好全市建筑业劳务企业的发展，通过对劳务带头人、召集人、包工头等的政策培训和分类指导，引导他们合资入股成立建筑劳务分包企业；鼓励现有成建制的建筑劳务队伍进行工商注册，获取资质证书；鼓励建筑业企业进行内部机制创新，通过参股、入股等方式，对信誉良好但不具备建立企业条件的劳务队伍进行收编，“包工头”转变为合法的企业职工或股东，使农民工最大程度地被劳务企业吸纳，在有组织、有管理、合法经营企业的保障下，预防其合法权益被损害。

（三）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保障农民工的劳动报酬权益

一是充分发挥农民工工资支付保证金制度的作用。去年，市建设局会同社会保障局、总工会联合制订了《常州市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管理暂行办法》，在全市全面实施农民工工资保证金制度。该《管理暂行办法》根据建筑业企业规范劳务用工及劳务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支付情况，将建筑业企业划分为重点监控企业、一般监控企业和其他企业三类。按差别化管理、动态监控的原则确定三类企业不同的保证金缴纳标准和方式，对保证金的应急支付条件、退还、监管作了明确。办法实施以来，我们对发生因拖欠农民工工资引发恶性事件的施工企业、首次进常的外来施工企业在承接施工业务时必须缴纳农民工工资保证金，截止到今年10月，市区老城区已归集农民工工资保证金1144万元。一旦发生民工工资拖欠，凡缴纳保证金的将按照办法规定及时动用保证金支付或垫付农民工被拖欠的工资，使农民工能及时拿到应得的工资报酬。

二是进一步抓好《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制度的落实。《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较好地规范了农民工考勤、计酬、工资支付等行为，成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的护身符，由我市首创的这一制度，得到了省领导的充分肯定，被全省推广。在2007年1月25日全国清理拖欠工程款和农民工工资电视电话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对《劳动计酬手册》创新制度给予充分肯定，向全国作了推介。目前，我市已发放13万册《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但据建筑业网上统计数据显示，我市建筑业务工人员有近20万人，发放工作还存有很大的缺口，一方面说明我市建筑业非企业用工行为还大量存在，另一方面说明也有一些新办企业还没有领发《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另外，已发放单位在《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记载过程中还存在不规范的地方，下一步，要进一步加大实施这一制度的面上推广和执行力度，通过开展专项检查、抽查、不定期检查等方式，督促用工企业规范实施《农民工劳动计酬手册》制度。

（四）以人为本，关注农民工身心健康，改善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一是保障农民工职业安全健康。指导和监督企业严格执行国家职业安全和劳动保护规程及标准，严格检查用工单位为作业人员提供必备的劳动保护设施和用品，施工现场必须明确划分施工作业区和生活区，合理设置宿舍、食堂、饮水、淋浴、卫生等基本生活设施。结合季节特点，督促用工企业做好农民工的饮食卫生和防暑降温、防疫等工作，为农民工提供良好的作业、生活环境。

二是配合市总工会抓好“关爱进城务工人员送保障”工作的落实。建设行政相关管理部门要深入施工现场和劳务企业，做好宣传发动工作，尽量扩大劳务企业农民工的参保率。根据关爱进城务工人员送保障工作的要求，企业的进城务工人员参与重残互助保障计划，计划为二年期，每期每人交纳互助费15元，政府补贴15元，参与保障计划的农民工因公致病致残者最高可一次性获得1万元的补助。

三是改善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今年“五一”节组织建筑工地8000余名农民工就地观看中央电视台节目组为农民工进行的专场演出，丰富了农民工的业余文化生活，受到农民工的普遍欢迎。下一步，要加大这方面的工作力度，各级建设行政管理部门与市总工会、劳动保障部门、社区联手，针对农民工工作及生活特点，编排有教育意义的节目，采用“大蓬车”等农民工喜闻乐见的形式，送文艺节目到工地，丰富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

四是为“农民工平安返乡”提供服务。去年春节，我们积极配合市总工会，妥善安置好农民工春节返乡，为做好有关建筑业农民工搭乘前往安徽、苏北免费大巴提供服务，共落实近百名民工免费安全返乡。还为6名在常州的建设领域生产中做出突出成绩的四川籍优秀民工落实免费赠送南京飞往成都的专线机票，深受农民工的欢迎。目前已临近年底，2008年春节即将来临，我们要继续做好这方面的工作，让农民工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五）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一是为农民工岗前培训提供服务。2005年，我们在全省率先编写《建筑业劳务人员常识读本》，将《读本》作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施工企业培训教育农民工的教材，印制10000本，由用工企业免费发放给农民工。《读本》内容与农民工从业和城市生活紧密相连，汇集了劳动就业、劳动权益、劳动保护、安全生产、城市生活、生活卫生、艾滋病防治等常识性知识。我们的做法得到了省领导的肯定，由我局代省建设厅在常州《读本》的基础上编写《江苏省建设领域农民工常识读本》，今年已付印23.5本向全省农民工发放。下一步我们要在《读本》的基础上，与专业动漫制作公司合作，抓紧制作常州建筑业农民工常识动漫片，通过浅显的文字与生动的动漫形象相结合，使农民工一看就懂，一学就会，在轻松娱乐的氛围中接受岗前培训。

二是积极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按照“政府扶持、齐抓共管，统筹规划、分步实施，整合资源、创新机制，按需培训、注重实效”的原则，充分发挥我市金坛建校、溧阳建校和常州装饰协会培训中心三个“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培训基地在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方面的作用。

三是组织开展技能比赛为农民工成才提供服务。与市总工会、团市委、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门等部门联合组织开展建筑业农民工木工、钢筋工、抹灰工等工种工技能竞赛，对比赛中获得优异成绩的各工种前十名选手除授于各种荣誉称号外，争取其获得技师证书，以激发全市农民工钻研技术、苦练技能的热情，促进全市建筑业农民工技能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六）积极营造“尊重农民工、关爱农民工”的良好社会环境

利用报刊、杂志、电视、网络等媒体，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农民工的方针、政策和法律法规，宣传农民工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的突出贡献和先进典型，表彰我市城市建设作出突出贡献的优秀农民工和劳务项目经理，总结和推广施工企业关心农民工的做法经验，帮助和教育农民工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提高自身素质，积极主动地融入城市生活。同时，加强对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情况的舆论监督，对企业关心农民工的好做法、好经验要及时推广，对侵犯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企业要予以曝光。督促用工企业善待和关爱农民工，真心实意地为农民工办实事、解难事、做好事，组织农民工开展多种形式的文体活动，丰富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要通过不懈努力，在全行业形成一个关心农民工、尊重农民工、理解农民工、保护农民工良好环境氛围。

八、结束语

发挥建筑业协会及工会、党、团组织的作用，多渠道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

一是充分发挥协会的作用，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问题上，行业协会责无旁贷。协会可从法制宣传、讲座、咨询以及提供法律援助、办理维权案件等活动入手，探索建立有效、可持续开展的行业协会维护农民工权益的机制。

二是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作用，各级工会组织要积极参与立法、政策制定，从源头上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切实表达和反映广大农民工的愿望和要求，并对法规政策的执行情况实施有效监督。要根据农民工的特点，积极探索符合不同企业及职业特点的农民工入会方式，多种形式、最大限度地吸纳农民工入会，通过工会组织加大维权力度，推动农民工劳动就业、工资分配、社会保险和劳动安全卫生等突出问题的解决，切实维护好他们的合法权益。

三是扩大党、团、组织在建筑业企业的覆盖面，引导农民工积极加入党、团组织，充分发挥党、团组织在维护农民工合法权益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