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互动关系看我国银行监管效率（大全五篇）

第一篇：从互动关系看我国银行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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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互动关系看我国银行监管效率

风险管理是银行竞争力之所在。风险管理对于银行成败的重要意义使得风险监管原则日益为各国金融监管当局所认可,并付诸实践。2003年4月挂牌成立以来,中国银监会大力进行监管制度、方式和手段创新,着力推进银行改革和开放,实施以风险为本的持续审慎监管,努力建设银行风险管理长效机制。值得特别关注的是,中国银行业监管部门开始着手从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互动关系的角度探索如何提高银行监管效率。

一、借鉴《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建立全方位的风险监管制度,创造银行风险管理的良好外部环境

提升银行监管效率,需要构建基于风险监管、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体系。巴塞尔委员会《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总共提出了十条原则阐述“审慎监管法规和要求”问题,要求监管机构制定和实施资本充足率、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产质量、损失准备、风险集中、关联交易、流动性管理等方面的审慎监管法规。这些审慎监管法规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涉及资本充足率监管,另一类涉及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即要求银行监管机构确保银行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同时不超出其资本允许的范围过度承担风险。

要以《银行业监督管理法》的颁布实施为契机,参照《核心原则》所提出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框架,借鉴国际经验,根据我国银行监管的发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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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方向,科学设计、系统规划一个基于风险监管的、有利于促进银行业稳健发展的银行审慎监管法规体系。

一是建立规范、科学的风险预警及控制体系,形成对银行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系统性风险监管的制度架构。同时,完善银行风险管理、内部控制、资本充足率等审慎经营规则,加速培养银行风险管理能力,督促银行加强风险管理,建立独立的风险管理组织框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政策、程序,以及有效的风险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程序。二是强调综合并表监管和资本控制。目前,随着银行机构在业务和机构上的多元化与国际化,以及银行控股集团的发展,并表监管已日益成为有效监管的重要前提,而且一国银行监管部门是否实施并表监管,也成为判断其是否有能力对银行机构实施有效监管的一个重要标准。三是充分认识审慎会计原则在银行监管中的作用,进而按照国际惯例,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支撑银行审慎监管的制度体系,提高其财务会计信息的准确性、公允性和可靠性。采取不同的会计准则和价值评价方法,将直接影响对银行资产价值和财务结果的评价,从而会直接影响金融监管部门和社会公众对其真实风险的判断。四是强化并严格执行金融机构信息披露制度。

二、在风险监管中融合银行风险管理,引导银行提升风险管理能力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仅强调监管机构的外部监管约束,还补充强调了银行的自我约束、以及通过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三者共同形成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三大支柱”。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下,银行在选择内部风险管理框架方面具有更大的自主权和灵活性,监管机构也可以根据不同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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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机构的业务复杂程度、管理水平、经营业绩等来确定不同的监管要求,从而为提高监管的效率创造了条件。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银行的内部管理纳入监管体系:

1、督促银行建立良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和完善的内控机制、制度。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为本,而外部监管为末。银行监管部门不能一味从外部施加管制,而是要注重促使银行完善法人治理,强化内部控制,提高自我监控水平。要对银行的内控制度提出全方位的要求,包括建立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独立与权威的内部监察机构、业务职能部门明确的风险控制分工及彼此相互制约关系、谨慎的授信审批制度或分级授权制度、严格的会计控制制度、有效的内部检查与稽核制度及合理的员工管理制度等。

2、注重发挥银行风险管理的能动性,允许银行根据实际情况选择银行风险模型。由于信息不对称的客观存在,银行总是比监管部门更了解其风险所在。所以可以允许各大商业银行总行根据各自的经营情况自主选择风险计量模型,经银行监管部门审定后作为其监管的依据。中小银行可由银行监管部门提供备选模型。随着业务特征的变化,风险模型可申请变更。

3、放松限制与强化监管并举。放松限制是指逐步放松对银行在业务创新、业务经营等方面的限制,强化监管是指监管部门对银行机构在业务方面放松限制的同时,还要强化对它们的监管,以充分保证监管的有效性。两者有其统一性,银行监管能支持和引导创新,消除创新的负面效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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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银行创新则包含和促进了银行监管的创新；同时两者又是对立的,银行创新增加了银行体系的不稳定性,会削弱银行监管的效率,银行监管则可能抑制银行创新的效率。正是在这个动态的博弈过程中,推动了银行创新的不断发展和银行监管水平的不断提升。

三、在风险监管中引入市场机制,提升银行监管效率

从国际范围内看,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市场机制与政府监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被理解成一种平行替代的关系,金融监管力量的强化意味着市场机制力量的弱化,从而形成金融监管对金融市场的压制性特征。随着全球市场化趋势的发展,在激励相容的监管理念下,金融监管不再是替代市场,而是强化金融机构微观基础的手段,金融监管并不取代市场机制,而只是从特有的角度介入金融运行,促进金融体系的稳定高效运行。

市场之所以是市场经济中的“最佳风险管理者”,主要在于市场力量所形成的对银行经营管理的市场约束,具有全面性、客观强制性、公平性和持续性等四个特点。正是认识到了市场约束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优势,《新巴塞尔协议》才将市场约束作为其三大支柱之一。充分有效的信息披露是市场约束发挥作用的基础。因此,银行监管部门的重要任务之一,是制定银行信息披露的标准,并强制银行按照所制定的标准进行披露,加强对信息披露的监管,并对银行的信息披露体系进行评估。

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实现互动

风险管理和风险监管对于风险的共同强调决定了银行和监管部门间专业 专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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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利益的一致性,但是对于具体的均衡风险程度,银行和监管部门两者间存在着不一致,银行的高级管理人员、股东,整个银行业、处于不同清偿顺序的债权人之间也存在着不一致。这种均衡风险程度的差异性决定了有效的监管应是一种强调监管部门风险监管与银行风险管理的互动关系、注意调动各方面积极性的监管。

一、缺乏必要的风险监管将使银行没有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动力 当银行资本充足率过低或为负时,过度承担风险产生的收益完全由银行股东享有,而一旦发生损失则完全由银行的债权人承担,由此银行的股东会产生一种赌博心理,大大提高其对风险的认可程度,银行毫无提升自身风险管理能力的动力,甚至有承担高风险获取高收益的动机。同样,产权不清形成的“内部人控制”也会放大银行内部人的风险可接受程度。而当监管政策过于宽容,如存款保险保费的收取未建立在风险基础上,且覆盖率过高；直接以国家信用对银行提供或明或暗的担保等,宽容政策使本应由银行的股东或者存款人承担的风险损失外部化,降低了风险给银行的股东或者存款人带来的损失,由此产生道德风险,降低了股东对风险的控制或抑制激励。

二、监管部门的过度监管会使银行风险管理能力受到不恰当的抑制

过度的监管会抑制银行通过资产运营对风险的降低或化解能力。资产运营对风险的降低或化解突出地依托于银行资产的多元化。这种多元化包括资产种类、分布地域、行业、借款企业、期限、计值货币种类的多元化等。充分有效的多元化需要银行有充分的资产运用权限。在指令式专业 专注

工作总结 述职报告 竞聘演讲稿尽在金融人网站 的监管、滞后于外部金融市场环境变化的监管下,银行通过多元化降低或化解风险的能力也就更弱。此外,金融市场的动态性,杠杆交易对风险的放大效应,往往使监管部门在金融工具的创新、银行对金融交易的利用上过度谨慎,这一方面直接抑制了银行利用交易控制、降低风险的能力；另一方面,通过对金融市场广度和深度的抑制间接限制了银行通过金融交易对风险的控制、降低能力。过度的监管还得不到银行的积极配合,银行会寻求规避监管的方法来对监管机构的管制做出反应,使现有的监管政策失效。作者：方刚 王慧心

第二篇：我国内资银行监管论文

摘 要:近年来银行业以及相关的金融业层出不穷的大案要案，为了加强我国银行的国际竞争力，配合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进程，加强我国银行的监管刻不容缓。从分析我国银行监管的传统手段入手，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并且结合巴塞尔协议的一般做法，试图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关键词: 内资银行监管 内部监管 外部监管

自1949年建国以来，我国银行监管法制发展历经了建国初期的开创阶段、计划经济时期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等三个阶段。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期，1995年3月18日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下文简称《人民银行法》），及1995年5月1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下文简称《商业银行法》）标志着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已初步成形。这两部大法成为我国银行监管法制体系的核心。而当前进行的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更是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既是国有商业银行前一阶段改革的深化，也是我国经济金融市场化和国际化发展的客观要求。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银行业的进一步国际化、全球化，对于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更是进一步的被逐渐引上台面。我国内资银行监管的现状

1.1 银行的外部监管

银行监管的法定机关，各国按照其自身的特点，有很多不同的规定，有的国家设立专门的银行监管机构，有的国家则是将所有的金融部门的监管置于一个机构之下，另外还有些的国家实施多头监管的模式。在我国，自从人民银行退出人民币的经营业务之后，其主要的职能之一就是银行监督。随着2003年银监会的成立，银行监管的任务就到了银监会的身上。银监会负责我国境内所有银行的监管工作。由于我国的银行监管体系是从计划经济的时代转轨而来，很多方面还存在计划经济的烙印。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的规定》，由银监会实施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商业银行、城市信用合作社、农村信用合作社等吸收公众存款的金融机构以及政策性银行，在我国境内设立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金融租赁公司以及经国务院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批准设立的其他金融机构的监督管理，另外，银监会依照该法有关规定,对经其批准在境外设立的金融机构以及前述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业务活动实施监督管理。而银监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也几乎是人民银行分立之前所谓的四大银行业监管局的合并独立，每个省都设置有银监局，依照地域管辖的原则，对于在该省范围之内的银行及其他相关的金融机构进行监管。

1.2 银行的内部监管

我国银行的内部监管的传统做法是由银行内部的监管部门比如内部审计监督部门，信贷风险的评估部门，银行内部的监事会等等。传统的做法是注重对于贷款审批，注重于对申请者的个人道德风险和自身经营状况的考量，没有一个具体的措施和步骤，对重点客户（即有多笔银行贷款或者拥有巨额银行贷款的客户）没有具体的风险连续评估和考量的措施。近年来随着银行业本身对自身的建设的不断加强，部分银行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并且在美国、香港和大陆的股市上市，其制度性缺陷有所弥补，但是仍然存在落实难的问题。银行的审计监督和监事制度主要是审查银行内部的报表的手续以及与具体的资金流量的相符性，总的来说，是一个银行内部的审查制度，就其目的而言，防家贼更甚于防外贼。我国内资银行业监管的不足

2.1 立法上的缺陷

（1）许多银行监管法规缺乏定量规定，可操作性不强，现有的许多银行法规多停留在定性规定上，对于具体的操作标准没有具体规定，而转由实施办法规定，这样的立法设置虽然在操作上留有余地，但是造成了法律位阶较低的遗憾。

（2）《中国人民银行法》和《商业银行法》等虽确立了我国银行监管的基本法律框架，但仍不能满足审慎监管的客观需要。《中国人民银行法》第5章“金融监督管理”(第30～36条)仅提出原则性规定，而没有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动等方面的详细规定。

（3）配套法规尚不完备。当前，类似中央银行监管条例、银行业稽核法、外汇管理法等配套法规尚未出台或未提出实质性内容。法制环境不完善，妨碍了银行监管工作的法制化进程。

（4）现有的某些法规、条例尚需进一步完善，可考虑进一步修正。比如，中国人民银行作为金融监管部门可行使行政处罚权，但法律规定央行对非银行金融机构只有警告和3万元以下罚款的行政处罚权，显然，这些规定过于原则简单，央行在实践中不易操作，而且制裁力度太小，违法成本太低使得罚款数额远低于违法所得。而且，在金融业务的融合化成为国际银行业发展趋势的背景下，在中国加入WTO后，我国银行业的分业经营是否具有经济可行性，都是立法者应该考虑的问题。此外，某些法律、条例之间还存在尚不能很好地协调和衔接等问题。

2.2 操作上的缺陷

2.2.1 外部监管流于形式

银行的外部监管，包括审计监管，包括银行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管等待。最近几年，审计风暴越刮越烈，确实暴露出了很多的问题，但是正如李金华审计长所说的，靠一次或者两次由中央发起的审计风暴是无济于事的。我国的立法也好、行政规章也好，往往有一个特点，就是概括性很强，很强的概括性虽然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起到预见的作用，但是与此同时也存在不能够真实而快速地给所面临的问题给出解决方案的缺陷。在我国基层执行能力不强，整体素质不高的情况下，有必要制定一个完善的解决机制，而且要严格地执行这种机制。在监管部门本身监管能力低下的影响下，监管的不力被放大，造成外部监管流于形式，没有一个常态的有效监管。

2.2.2 内部监管形同虚设

在我国的传统模式下，银行的内部监管是极为弱小的，而且在团体趋利性的影响下，内部监管更是被忽略。一切的监管数据都为最后的报表服务，其真实性大打折扣。而且传统的监管模式显得更加的行政化和非专业化。由于我国的银行大多是国有企业，其监管的方法往往不是监事会对问题进行检查，而是首先开党委的会议，讨论在某分支机构出现的问题，进而引出某员工的个人问题，进而对此问题进行排查，分析问题的专门的内部监管组织和手段匮乏。这样一种行政性的手段，对于整个银行体系的内部监管极为不利，没有完善的公司治理体系，就达不到完善的内部监管的目标。反过来，由于长期的行政性的内部监管，导致了在理论上的落后，银行的内部评级体系几乎是以极为粗糙的线条来勾勒，所监察的文件极少，而且对于文件出具方的评级能力不足，所谓的内部评级方法，往往是以个人的看法和经验为要旨。必须重构的内资银行监管

多年以来，由于我国银行系统的历史特殊性，使得现在的银行体系存在很多历史遗留的问题。纵观我国的监管历史，先是人民银行既行使银行的功能，又行使监管的功能，还使中央银行的功能，后来是人民银行行使监管的功能和中央银行的功能，最后随着银监会的成立，人民银行的监管功能才告结束。但是从人民银行分离而来的银监会太多的继承了人民银行原先四大银行监督司局的体系和构架。从汉语的语言学来说，监管本身是一个行政性质比较浓厚的词汇，但是结合国际先进经验，监管应该是一种监管当局和银行之间的相互促进的机制，而不是警察与小偷的关系。监管当局给银行开具罚单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监管当局制定出合理的制度。因此，重构银行的监管体系显得极为重要。3.1 立法上的完善

从具体情况出发，建立操作性强的银行监管的法律法规，对银行监管的操作标准作出硬性的规定。在有关预防性监督管理、存款保护和最后贷款抢救行为等方面作出详细的规定，进一步制定有关审慎监管的详细的、切实可行的规章、细则、单项规定或条例，以适应我国防范银行恐慌的需要，为其提供充分的法律依据。建立配套的监管条例等法规，营造一个良好的法制环境。协调已制定的法律和法规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完善已制定的法律法规，明确含义，并且与现阶段的社会以及国际情况接轨。

3.2 操作上的完善

3.2.1 完善内部监管

（1）建立完善的薪酬和经理人制度。我国银行业的薪酬制度早先是很不完善的，领导者的薪酬水平与企业的盈利关系不大。近10年虽有改观，但是还不够，企业的效益与管理层的薪酬水平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使得一方面国内的优秀人才希望到更高薪酬的外资企业去，另一方面留在国内企业的人员，想方设法通过别的途径提高自己的收益，往往就这样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银行的贷款风险被人为的放大了，因此必须把银行的薪酬制度跟国际一般同等规模银行的薪酬制度接轨。

我国的银行经理人制度具有很强的党委一把手的特色，往往很多经营性的事情是党委说了算，而不是经理人说了算，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是建设银行王雪冰案发生之后，经理层只开了1次会议，而党委则召开了29次会议，对于张恩照的选择也是在顷刻之间的事情，而不如国外的大型企业一般有全球性的甄选。银行内部的一些泛政治化的制度，使得银行从总体上而言，优秀经理人的选择范围比较小，也使得很多有抱负的经理人因为自己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而离开，因此在人事方面必须建立正确的经理人选任和决策制度，能够让经理人真正放得开手脚。

（2）明确和健全监管主体的职能。在我国现行的银行监管体制下，最主要的主体是银监会，但是随着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趋势的发展，很多金融机构将不仅仅拥有银行这一张牌照，而是在诸如保险、信托、证券等行业都拥有经营权，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在一些监管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比如汇率对风险的影响、头寸的管理、反洗钱等方面，对于银监会的监管工作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此，必须协调好银监会和保监会、证监会、人民银行的关系，使得各自发挥应有的效用。

（3）规范信息披露制度。信息披露制度的重点在于通过信息披露来达到市场力量对银行的股东进行约束的目的。在过去，由于会计信息不完备、真实性不强等因素，中国的银行业在信息披露的质量和数量方面，都远远不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市场也缺乏足够的动力和资料深入分析银行的风险状况。但是随着我国银行公司结构改革的深入和对存款者利益保护的需要增加，规范信息披露制度变得极为重要的。因此，在强化信息披露方面，既要确定银行业需要定期及时披露的资料，也要引导市场强化对于银行信息的分析，逐步提高市场约束的力量。

3.2.2 外部监管的完善——对于最低资本充足率制度的重新认识

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注重的最主要的就是资本充足率，在很大的程度上，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这样的论断是基于只要资本充足率高，那么银行相应的赔偿能力、抵御风险的能力就强的逻辑。但是20世纪90年代所发生的银行大规模破产事件说明，资本充足率并不是一切，资本充足率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反映银行的抵御风险的能力，但是很多的财务技巧在银行对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上起了很大的作用，比如巨额表外资产对于资本充足率的影响。新巴塞尔协议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在具体的制度上面，对旧的协议做出了改革，更加注重全面的监管，而不仅仅是看资本充足率，多管齐下，综合治理一个银行的风险问题。在我国对银行的监管当中，认为资本充足率就是一切的思想在很大的范围内存在，这样也直接导致了人民银行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450亿美元，直接把这两个银行的坏账冲消掉，使得其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但是事实上，这样的效果并不好，在1年之后，建行和中行的资本充足率存在下降的趋势，坏账不断增多，直接注资的弊端被放大。2006年工行的改革当中，人民银行只拟注资120亿美元，这也反映出我国监管思路的改变，从只考虑资本充足率转向综合地考虑资本运行能力和监管能力，从多角度下手，先解决资本治理的问题，再解决资本方面存在的问题，这样的思路才是正确的道路。

参考文献 王兆刚.论巴塞尔协议与中国银行业监管[J].海南金融，2003（9）张五钢.《巴塞尔协议》与我国银行有效的风险监管[J].金融理论与实践，2003（12）潘慧.王雪冰为何马年落马[J].金融经济，2002（3）

第三篇：从发展角度看我国经济形势

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磨炼和邓小平务实精神的教育，我国经济学界敢于面对现实，揭示问题和矛盾。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性的进步。但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就问题论问题，问题成堆而理不清头绪，很少用哲学思维来研究当前经济发展和运行中的矛盾，不搞矛盾排队，分不清支流和主流。甚至造成莫名其妙的悲观情绪，我们的经济学成了问题经济学。有些研究报告和文章照抄照搬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理论体系和指标体系，用来描述和研究正在发展中的中国经济，把我国经济当做一个发展完善的市场经济来看待，很少考虑我们的发展度和市场度。判断经济形势只根据那几个统计指标的走势论是非，找对策，只力图扭转那几个指标的走势，我们的经济学成了总量经济学，符号经济学。这种研究方法严重脱离实质经济内在矛盾运行的总量分析，更严重地脱离中国生产方式、交换方式、体制机制、结构转换升级具体阶段的实际。抓不住问题的关键，抓不住根本问题，只看运行，不看发展，只讲量变走势，不讲质量内容。这种西化的问题经济学，是一种很危险的倾向。它打乱了现阶段有形手和无形手的分工结构，过早淡化政府的发展主体地位，扩大了政策市场调控的范围，干扰了市场的调节机制的正常运行。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我们必须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坚持邓小平的中国特色思想，牢牢把握住我们的特殊国情。我国经济运行在什么历史阶段是必须首先弄清的根本性问题。

我们判断当前的经济运行态势好坏，要有一个特定的质和量的客观标准，不能仅仅根据几个总量统计指标的走势，简单地以升降论是非。经济运行指标在时间上不能简单地向后看，和上年周期比，和上月，上季比；在空间上也不能简单地和别的国家、地区比。首先要给当前经济运行一个准确的时空定位，即当前经济运行是处于我国、本地经济发展的什么阶段上。这个阶段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是什么，发展的内容、发展的历史任务是什么？当前经济运行走势是向着解决发展的主要矛盾、转化主要矛盾方面推进，还是朝着反方向推进。这是判断经济运行走势好坏的主要标准，定性标准。

从发展的本质含义、发展的规律来看，我国经济正处于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根本性转变这个大的历史阶段中，发展模式和体制模式转变的一个关键性历史时期。在这样一个历史阶段，一个关键的历史时期，国民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是结构性矛盾。所谓总量矛盾不过是抽象了结构内含的结构性矛盾在统计上的一种反映。总量矛盾是存在的，它只存在于总量统计之中，存在于符号经济之中，在实质经济之中只有结构矛盾，没有总量矛盾。我们面临的结构矛盾基本上可以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层次是工农两种生产方式、城乡两种生活方式，这种两元经济与社会结构的矛盾。第二层次是区域经济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不仅是东、中西大区结构间的矛盾，而且还有每一个大区内部小区结构间发展不平衡的矛盾。第三层次是产业结构的矛盾。多年来我们对这个层次的矛盾是重视的，当作第一位的结构矛盾来抓。实际上它受前两位矛盾制约，就产业结构调产业结构是调不动的。第四个层次是产品结构的矛盾，主要是剩余和短缺产品的矛盾。

这四个层次的矛盾同时存在相互交错，呈现复杂的局面，但只要认真把矛盾排队，就会发现第一层次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诸矛盾的总根源。产业结构久调不见显效，剩余和短缺同时共存，关键是城乡人口大结构转化滞后，产业政策没有区域化，区域政策没有产业化，工业分散，重复建设，区域同构，这是造成结构性剩余、结构性短缺共存的根本原因。发展形势不如人意，不是自今日始，不是一两年的事，是自1992年以后逐步形成的。这是阶段性问题，不是当前运行问题，当前运行状况是这四个结构矛盾的正常反映。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次要矛盾都不是短期问题。是一个长期而又艰巨性的问题。

第四篇：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从民族问题看我国的民族政策

摘要：由于历史原因，我国许多少数民族聚居在远离政治中心的边疆地区，不仅与周边一些国家的民族比邻，有些民族甚至跨国而居，随着多元文化与一体化的冲突加剧，变现为民族和宗教引起的冲突影响到国家稳定。本文从分析新疆乌鲁木齐事件及昆明火车站暴恐案等民族冲突问题的社会影响到分析民族问题的原因，最后对中华民族政策做出评价。

关键字：民族冲突

社会影响

民族政策

团结平等

引言

拉萨事件、新疆乌鲁木齐事件等暴力恐怖时间后，人们意识到中国存在民族问题，于西藏独立，新疆独立等民族分裂活动密切联系，使西藏，新疆等地城镇成为社会骚乱的常发地，使北京等城市成为恐怖袭击的可能目标，而且已影响到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外交关系，中国的民族问题发展到了今天，已成为中央政府和全体国民都必须正视和密切关注的重大问题，关联到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利益。建国以来宣讲的传统民族理论，民族平等，区域自治，共同繁荣的口号和目标与我们面对的显示社会的民族隔阂有明显举例，建国六十年后的今天，似乎民族问题比五十年代，六十年代时的情况任在恶化。民族分裂和民族情绪需要高压措施予以震慑，以军队和金钱的大量投资解决不了实际的名族矛盾和现实问题。

一、民族问题造成的社会影响：

民族问题特殊的、破坏性极强的表现形式、争端焦点对政府的致命性及其政治背景复杂性，导致它对我国社会政治发展产生严重影响，甚至对我国政治都有强烈的震荡作用。

1、扰乱社会公共秩序

民族冲突严重的地区，民族分离主义分子不断滋事生非，极大地破坏了社会的安宁与稳定。

比如，2011年7月18日12时许，18名暴徒按照预先计划冲入纳尔巴格派出所，手持斧头、砍刀、匕首、汽油燃烧瓶和爆炸装置等，疯狂进行打、砸、烧、杀，杀害一名联防队员和两名办事群众，杀伤两名无辜群众，劫持六名人质，在派出所楼顶悬挂极端宗教旗帜，纵火焚烧派出所。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被毁车辆达260部，其中190部公交车，50多部民用车；受损门面房203间，民房14间，总过火面积达到56850平方米，全市共有220多处纵火点，有两栋楼房被烧毁。

继7.5事件后在新疆发生的民族分裂分子有预谋、有组织策划制造的公然扰乱社会秩序、制造恐怖气氛的重大恶性案件新疆针刺事件。就在乌鲁木齐的街头人气渐增，商场生意渐好，社会气氛逐渐走出“7·5”事件阴霾时，一些民族分裂分子用一个小针头在群众中间制造出大恐慌，妄图挑起民族仇恨、制造民族分裂、激起全城市民的愤慨。

这些极大影响着当地的社会秩序，造成社会动荡和混乱不安。

2、危害生命、践踏人权

民族冲突形式或手段的血腥性，造成的重大后果之一就是无辜生命被残害，人权被肆意践踏。随便翻阅一下每场大规模民族冲突的统计数据，简直让人触目惊心。

2009年7月5日晚上，乌鲁木齐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在此次事件中，造成197人死亡，1700人受伤。2014年7月28日凌晨，莎车县发生一起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件，造成数十名维汉族群众伤亡。2014年5月22日，7时50分许，有2辆无牌汽车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公园北街一早市冲撞群众，此后2辆车发生爆炸起火，造成31人死亡，90余人受伤。2012年2月28日上午，阿布都克热木·马木提在其家中召集恐怖组织成员，确定实施暴力恐怖行动，当日下午18时许，带领恐怖组织成员到达叶城县幸福路步行街，持刀、斧疯狂砍杀无辜群众，当场致13人死亡，16人受伤。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在云南省昆明市昆明火车站发生的一起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造成29人死亡、130余人受伤。

3、威胁国家安全，冲击国家统治

民族分离主义者公然搞分裂活动，就是对国家主权的极大挑战。民族冲突过程中，稍微处理不好，一则会使国家主权受损，另则会使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或集团浑水摸鱼，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比如2009年7·5乌鲁木齐打砸抢烧事件，随着真实信息的披露和媒体报道的深入，“7·5”事件真相越来越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7·5”事件，不是民族问题，也不是宗教问题，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境内外“三股势力”精心策划和组织的一场反国家、反民族、反人类的严重暴力犯罪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处理好民族问题就是保障国家主权完整，保证国家安全。在任何一个多民族国家，如果一地区把民族分裂叫嚣得过热，可能成为民族分裂的带头羊，引出一系列的连锁反应，使国家安全危机四伏。

二、出现民族冲突的原因

民族冲突的根本原因由政策因素、结构性因素、政治因素、经济和社会因素、文化和认知因素构成。

政策因素是指中国现行的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也是民族冲突的最根本的原因。所谓的平等并不是真正的平等，中国现在的民族政策是比较失败的。

结构性因素包括弱势政府、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以及族群地缘因素。

弱势政府是指一些政府天生软弱。例如，许多诞生于非洲和东南亚的殖民地政府是殖民者扶持建构的，缺乏政治合法性，因而难以名正言顺地对领土实行有效的管辖。另外，地方性腐败、行政管理能力不强、没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这些问题的存在，都使政府变得越来越软弱。当政府组织衰弱时，暴力冲突就随之而来。

对族群安全的关注也源于政府的软弱。当政府衰弱的时候，国家里的各个族群就感到必须加强自我保护，他们担心其他族群会对自己造成威胁。但问题是，如果一个族群在采取措施进行自我保护，就可能对其他族群造成威胁，这会促使邻近的族群也采取措施以减少自身受到的威胁——这就是安全困境。

政治因素包含歧视性政治制度、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族际政治和精英政治几个方面。

许多人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发生内部冲突，很大程度上与政治体系的类型和公平有关。封闭的专制体系存在时间长了，会使一些族群的利益得到满足，而另一些族群的利益被践踏。即使是在比较民主的体制里，如果一些族群在政府、军队、警察、政党以及其他政治机构中没能获得足够的代表席位，不满也会产生，时间长了，整个政治体系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政府经常使用暴力、压制手段或政府正处于转型中，那么国内冲突就很可能发生。

排他性国家意识形态包括公民民族主义和族群民族主义。公民民族主义强调公民身份的神圣化、个人机会的均等、公民化的教育、集体行动等，因此在国内事务上通常会忽视或侵蚀少数族群基于文化特殊性的权益，倾向于国家对少数群体采取同化政策。就其本质而言，公民民族主义依赖已建构起来的法律制度去确保公民权利的实现。相反，族群民族主义不依赖制度而是依赖文化，它主要强调本族群的文化特殊性，强调对本族群利益的维护高于一切，强调族群成员对族群内部事务的自主性，挑战多族群共存的国家，并在极端条件下形成分裂主义势力。

面对经济机会的不公平、占有资源的不平等、生活水平的巨大差别等，受歧视的社会成员将其视为不公平和不合法。经济的发展并不一定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总会有一些人、一些地区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导致发展差距扩大。

文化和认知因素，包含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对少数民族的文化歧视，包括不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在使用和教授少数民族语言时所受到的法律和政治上的限制，以及对宗教自由的限制。

此外，民族冲突的原因还包括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少数民族群众受教育程度低，易受蛊惑，所以一些人只能从事较为低级的工作，不满因此而生。加之敌对中国势力的干涉支持及不法分子伙同各方的分裂势力，妄图分裂中国。少数极端分子挂念陈旧，支持独立。比如新疆居住有很多少数民族，大部分人都安居乐业，但有少数的极端分子，从历史等各方面原因固执的认为是汉族群众侵占了他们的领土。

三、由民族冲突评价我国民族政策

我国的民族政策一再强调平等问题。但我认为我们需要注意群体真正的平等问题。当你给某一个群体的成员给予集体性照顾的时候，这就是对其他群体成员的不平等。从长远来看，任何以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都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当一个群体曾长期处在被歧视的地位，现在为了从根本上消除歧视，帮助这个群体达到有平等竞争的能力，在政策转换后的一个过渡时期内，实施以历史上的被歧视群体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很可能是必要的。至于这个过渡时期的长短，就看我们政策扶助的具体效果如何。以美国为例，如果过了一两代人之后，很多黑人通过了“肯定性行动”的优惠政策进入了一流大学，甚至可以当上议员、市长、大法官、国务卿、总统，黑人已经进入很多政府机构，出现了一个一定规模的黑人中产阶级，这时候有些白人就会提出，黑人的地位已经得到显著的改善，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为什么还要对黑人在政策上给予特殊照顾？大学入学时为什么黑人有特殊名额，可以降分录取？当黑人中产阶级逐渐发展出来之后，主流社会的白人对这种优惠政策的反弹就会逐渐加强，认为这是“逆向歧视”，侵犯了白人作为美国公民的平等竞争权利。在白人中出现这种声音是很自然的，因为群体优惠政策确实是不平等的政策。但是过了一代两代人之后，年轻的一代白人看到的社会现象是黑人在享受政策优惠，这些年轻一代就未必理解和接受。所以我觉得群体优惠政策只能是一个过渡时期的政策，在实行了一到两代人之后，就会遇到多数族群年轻一代的反弹。

中国以少数民族为对象的优惠政策实行许多年了，实际社会效果却不怎么样。在刚刚解放的时候，中央政府对边疆地区各少数民族在许多方面实行优惠政策是应该的，我们必须帮助少数民族在教育和经济等方面发展起来，让青少年学生进入好的学校，在各方面逐步具有竞争能力。但是建国已经六十多年了，这些优惠政策实施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应当进行反思。

这样一种优惠政策对少数民族是不是真正起到了帮助发展的作用，也需要对客观结果进行检验。比如在新疆，新疆的少数民族学生在高考中享受降分录取的优惠政策。例如2011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公布的高考录取分数线，用民族语言参加高考的少数民族学生的理科一本录取线比汉族低120分，而且数学录取分数线只有34分，大家知道150分是满分，90分是及格，同时文科一本的总分录取线比汉族低80分，数学录取分数线是31分。这样的录取分数线对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是否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既然这么低的成绩就能够进入大学，他们为什么在小学和中学阶段要那么努力学习呢？而且，在新疆的大学里维吾尔族学生跟汉族学生分班授课，维族班的录取成绩这么低，整个大学期间维族班的教学进度、考试难度必须照顾班里大多数学生，因此即使有一些数学成绩非常优秀的维吾尔族学生，他在这样一个班内的学习也要受大多数人的拖累。这样，当他们毕业的时候，维族班和汉族班的差距会十分明显。因此高考降分录取的政策并没有把少数民族学生的学习动力调动起来，而且对他们在大学期间的学习成绩实际也有影响。

此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中国共产党原来政治纲领中的联邦制相比，是个重要的改变，但是实施民族区域自治的实际效果怎么样，还需要深入去调查研究。从历史上来看，民族区域自治的思路和作法是发挥过积极作用的。例如在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当时日本投降不久，内蒙古自治区东部曾被伪满洲国统治，从1931到1945年伪满洲国统治了14年，培养了一批蒙古族精英，这些人是受日本人影响的。当时中国共产党即将在东北地区和国民党军队进行决战，客观上非常需要团结内蒙古的知识分子和民众。为了更好地团结当地的蒙古族精英和普通民众来共同对付国民党，在当时的情况下，1947年成立内蒙古自治区具有历史的必要性。另外1951年中央政府和西藏噶厦政府签订了17条协议，如果当时在协议里没有关于西藏实行区域自治的承诺，这个17条协议也很难签订。以这两个为例，一个是1947年成立的内蒙古自治区，一个是1951年在17条协议中承诺西藏的区域自治，这两件事对于解放战争的进展与加快全国和平统一进程都起到了积极作用，符合当时国情，也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其他地区是不是需要建立这么多的自治地方，还可以具体进行讨论。

我们党和政府以及第一代领导人在当时对于处理民族问题是缺乏经验的，许多作法也是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用邓小平后来的话说，也是在“摸着石头过河”。我们不要依据后来的实践效果去简单地指责他们。因此，我们过去在历史上迈出的每一步，都是我们宝贵的实践经验，摸着石头往前走，不能说后来我们调整了制度，就很简单地说前面做的都是错的。现在我主张要反思六十年来我国在民族理论、民族政策、民族制度方面的一些实践，也不是要简单否定过去的制度和政策，而是提出应当要认真地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一种科学精神，对我们在历史走过的道路做一个系统和理性的回顾，哪些制度做得比较成功？ 哪些制度和政策实行得不那么成功？成功的原因是什么？不成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样的反思有利于我们未来的发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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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从钢水包倾覆看监管缺失

从钢水包倾覆看监管缺失

事故回放：2007年4月18日7时45分，辽宁省铁岭市清河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炼钢车间生产过程中，当钢水包位于浇注台车上方，包底距地面约5.5m，开始下行作业时，由于电气控制系统故障及操作失误，导致钢水包失控下坠，包内近30t约1590℃钢水涌出，冲向约6m外的真空炉平台下方工具间，造成正在工具间内开班前会的30名接班职工和1名车间副主任当场死亡；车间内当班作业职工1人当场死亡，6人重伤。

清河特钢“4·18”钢水包倾覆特别重大事故，是我国建国以来冶金行业一次死亡人数最多的一起生产安全事故。目前，经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的调查和充分的分析论证，事故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均已查明。

直接原因

1.电气控制系统故障及设计缺陷，导致钢水包失控下坠

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认为，控制钢水包的起重机电气控制系统在运行过程中，由于下降接触器控制回路的一个联锁常闭辅助触点锈蚀断开，上升、下降接触器均失电，电动机电源被切断，失去电磁转矩，而制动器接触器仍在闭合状态，制动器不抱闸。

起升控制屏的线路存在制动器接触器线圈有自保回路的重大缺陷，当上升接触器或者下降接触器接通后，制动器接触器闭合并自保，不再受上述二接触器的控制，制动器仍维持打开状态，不能自动抱闸，钢水包在自身重力作用下，以失控状态快速下坠。

2.制动器制动力矩不足，未能有效阻止钢水包下坠

当主令控制器回零后，由于两台制动器的制动衬垫磨损严重，制动轮表面均有不同程度的磨损，并有明显沟痕，事故单位未对其进行及时更换和调整，致使制动力矩严重不足，未能有效阻止钢水包继续失控下坠。

3.班前会地点选择错误，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班前会地点原本是由立柱和VD真空炉平台构成的开放空间。2006年11月，改在各立柱间砌起砖墙，形成房间，用作临时堆放杂物的工具间。该工具间离铸锭坑仅7m，长期处于高温钢水危险范围之内，没有供人员紧急撤离的通道和出口，北面窗户又被墙外的多个铁柜挡住。2007年春节前后，各工段逐渐将此工具间作为班前会地点。钢水包倾覆后，正在工具间内开班前会的人员未能及时撤离，导致重大人员伤亡。

间接原因

1.起重机选型错误

根据《炼钢安全规程》第8.4.4条的规定，吊运重罐铁水、钢水或液渣，应使用带有固定龙门钩的铸造起重机。铸造起重机的主起升机构为双驱动系统，且每套驱动系统有两套制动装置，当一套驱动系统出现故障时，另一套系统可完成一个工作循环。铸造起重机一般有4根起升钢丝绳，当任一根钢丝绳断裂时，其他3根能将钢水包安全放下，铸造起重机的安全可靠性要明显高于通用起重机。而事故起重机却是安全可靠性等级较低的通用桥式起重机。

2.检测检验机构未正确履行职责

铁岭市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的检验人员在炼钢车间主厂房内，按照通用桥式起重机的检验标准，对用于提升钢水包的事故起重机进行了检验，且在图纸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仅用1个多小时就完成了全部检测检验工作，并出具检验合格报告，导致事故起重机在不符合安全运行条件的情况下运行。

3.制造厂家超许可范围生产

事故起重机由开原市起重机器修造厂生产，该厂经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核准的资质为生产20t以下通用桥式起重机，不具备生产80/20t通用桥式起重机的资质；起重机的电气系统设计有缺陷，且未向使用单位提供相关技术资料，造成设备运行、维护缺乏依据。

4.事故单位建设项目设计不规范

事故单位建设炼钢项目仅土建厂房委托吉林冶金设计院设计，其余部分均无正规设计，无法正确进行设备选型；在土建厂房设计委托中提供的依据不正确，如委托资料为50t吊车，实际建设采用80t吊车。

5.起重机司机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起重机司机缺乏必要的岗位培训和职业技能训练，对起重机的基本性能缺乏了解，未掌握紧急情况下的处置手段和程序，致使其在钢水包下降速度异常时，将主令控制器回零，未切断起重机电源。

6.设备日常维护不善

事故单位在没有起重机相关图纸、资料的情况下，由维修工凭经验进行日常设备维护，维护内容和要求均不能满足设备正常运行的需要。如制动衬垫磨损严重，未及时进行更换；制动器电磁铁拉杆行程不足，未及时调整；制动轮表面磨损严重；主钩卷筒上的钢丝绳绳头固定压板严重松动；控制屏积尘严重，触点锈蚀等。

7.机构不健全，管理混乱

事故单位未按照《安全生产法》的要求，设置专门的安全管理机构和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管理制度不健全，现场管理混乱。员工培训不力，起重机司机无证上岗现象严重，员工安全意识薄弱，缺乏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

8.生产组织不合理，关键岗位工作时间过长

炼钢车间采用三班两倒工作制，每班工作时间为12小时，时间过长。

针对这起事故，人们不由得发出一连串的疑问。为什么选用安全可靠性较低的通用桥式起重机？为什么在热作区违规设立工具间？为什么特种设备监督检验所在图纸资料不全的情况下会出具检验合格报告？为什么不具备生产80/20t通用桥式起重机资质的起重机修造厂竟敢超许可范围生产？为什么清河特钢厂不进行规范的项目设计？为什么对特种作业岗位职工不进行岗位培训？„„这一连串的违规，不仅暴露出清河特钢厂安全管理上的漏洞，同时也暴露出了冶金安全更深层次的原因。

深层原因

1.产能扩张迅速

近几年，随着我国原材料需求的迅速增长，钢铁等行业产能迅速扩大。我国钢铁产量连续11年保持世界第一，1996年钢产量过亿，2006年，粗钢产量为4亿1800万t，生铁为4亿400万t，钢材为4亿6680万t，约占世界钢产量的34%，而在钢产量中，37家大企业占了全国的一半，另外一半来自于小企业。仅河北省，近几年民营冶金企业产能就扩大了7000万t。

“从深层次讲是大环境问题。”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一司司长刘成江认为。“中国整个经济链条的结构不合理。冶金工业发展太快，产能扩张太大，造成盲目上钢厂，带来一系列隐患。特别是中小型钢厂，包括装备的水平、设计、工艺流程等一系列环节都没有做到位。很典型的是，清河特钢‘4·18’事故根子就出在装备上，起重设备选型错误。按照《炼钢安全规程》，进行热作业的起重设备，吊钢水、铁水、热的部件，必须选用冶金的专用设备，清河特钢却选了一个普通设备。为什么要选这样的设备，就是为了降低成本。”

在我国新建一座300m3的高炉，国有企业需要投资1.2亿元左右，而有些民营企业，只需要投资4000多万元就能炼出铁水来。大部分民营企业追求利润的最大化，短期行为严重，重效益轻安全，随意削减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有些甚至根本不投入，就连常规的设备检修、保养都不能按期进行，设备设施严重老化，安全可靠性程度明显下降，事故隐患随处可见。这些问题，在清河特钢厂全部存在。

“前几年,地方小钢厂遍地开花。有些地方的小高炉仅40m3，汉武帝时期的高炉都有45m3，都比它大。冶金工业发展表现出一种无序的状态，这必然带来安全问题。”全国大钢安全协作会秘书长万成略对记者说。

近年来，我国的钢铁产能增长速度已远远超过钢材需求的增长速度，钢材供给早已大于需求。2007年第一季度，我国产钢增长22.3%，而国内需求仅增长了14.5%。2007年4月27日，全国10个省(区、市)与国家发改委签订关停和淘汰落后钢铁产能责任状。国家对冶金行业的产业结构调整正在加紧。虽然很多地方都有淘汰落后产能的计划，但伴随老产能的淘汰换来的是更多的新产能增长。而有些地区的淘汰计划更是为了换取新产能计划的批准而设立的。此外，很多地区的落后产能淘汰计划并不包括民营企业，而实际上民营企业的落后产能数量更大。这些产能只能依靠市场竞争淘汰。而正是这些民营企业，事故隐患最多，安全生产得不到保障。

“虽然国家一直在搞结构调整，落实没落实还是有差距的。2002年就提出100m3以下小高炉都要淘汰、关掉，实际上没有做到，小高炉仍然存在。”刘成江说。

2.行业管理缺失

行业管理弱化的问题在很多行业都存在。但是，由于冶金行业的产业链长、生产工艺复杂，高温、高压、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等危险因素同时存在的特点，行业管理弱化对冶金安全管理带来的影响较机械、轻工等行业更大。

原冶金部设有安全环保司，负责冶金安全的行业管理。冶金部安环司为司局级，当时有30多名人员。当时专门设一个负责安全的职能司局的产业部并不多，反映出冶金部对安全的重视。1998年机构改革，冶金部与轻工部、机械部、煤炭部等15个部委一同退出了历史舞台。当时的国家经贸委下设安全监管局，冶金安全监管职能划归安监局。2003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成立，冶金安全监管职能划在监督管理二司。2005年，国家安全监管局升格为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这项职能又划在了监管一司。

对冶金安全行业管理的弱化，大钢安全协会的万成略秘书长深有感触。他说，对钢铁工业的行业发展，国家宏观调控缺乏，跟行业管理缺位有关。冶金行业没有了总体的规划、引导。国资委管央企，地方管地方企业。地方又从自己的利益出发，存在地方保护。随着市场波动，一哄而上，安全生产也受到影响。

但是他认为，安监部门的监督管理虽然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但与以往的行业管理比还是不够的。原因是安监部门的人员有限，每个人又要管理很多行业，专业性也存在问题。而且安全监管与生产管理是脱节的，安监部门对冶金生产所需的技术支持不很清晰，对冶金行业今后的发展不清楚，无法做到系统地指导企业。

目前，大钢安全协作会承担了一部分冶金安全的行业管理工作。其主要的工作是组织大型钢铁企业每年的互检，平时的信息交流，事故通报。大钢安全协作会设在武汉安全环保研究院。大钢安全协作会定期出一份《事故快报》，作为生产安全事故的信息沟通，发给成员单位。安全互检工作是大钢安全协作会的一个重点工作，但是这项工作不是强制性的，由成员单位自愿向协作会报名，协作会按地区分组互检。大钢安全协作会万成略秘书长介绍，现在大钢安全协作会只是中国金属学会冶金安全分会的一种活动形式，受国家安全监管总局监管一司指导。活动范围也仅限于协作会的28家成员单位。

3.安全监管乏力

2004年以来，国家安全监管局对冶金行业的监管是非常重视的。2004年就发布了《炼铁安全规程》《炼钢安全规程》和《轧钢安全规程》3个标准。2005年11月16日，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下发了《进一步加强冶金行业安全生产工作的指导意见》。2006年12月15日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冶金行业安全监管工作的通知》。此后，国家安全监管总局每年都对冶金行业的安全监管工作下发通知。针对上一年发生事故的情况，提出有针对性的措施。近两年，国家安全监管总局还开展了高炉的摸底调查、企业互检督查。对重点省，如河北、山西、辽宁进行冶金安全督查。

从2004年到2006年，冶金行业的生产安全事故逐年下降。2004年冶金行业发生生产安全事故395起，死亡308人，重大事故9起，死亡51人。2005年，发生事故301起，死亡273人，与2004年相比，分别下降23.8%和11.4%；重大事故13起，死亡56人，比2004年上升了44.4%和9.8%。2006年，发生事故270起，死亡244人，比2005年下降10.3%和10.6%；重大事故11起，死亡59人，起数下降15.4%，死亡人数上升了5.4%。冶金行业事故总量逐年下降，重大事故总体上升。

但是对于冶金行业的安全监管依然受到监管人员缺乏，监管不到位的影响。地(市)、县(市)安监局特别是县(市)的安监局由于建立时间相对较短，监管人员多数来自原劳动部门或与煤炭相关的行业，普遍缺乏冶金企业的专业监管人员，同时，由于监管人员少，监管的范围宽和近年主要精力放在非煤矿山整治上，对冶金行业的安全监管力不从心。以河北省为例，全省有非煤矿山企业4000多家，冶金企业200多家，而负责非煤矿山监管的一处只有6个人，而且还要负责冶金、建材、地勘、石油天然气等行业的监管。到了县安监局，就只有两三个人，管非煤矿山的也就一个甚至是半个人，专业性也无法保证。

冶金安全监管不到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强有力的监管手段。《安全生产法》规定，生产经营单位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的安全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但是，安监部门没有对冶金企业“三同时”设计审查和现场验收的政府职能。对没有履行“三同时”程序的新建、改建、扩建冶金建设项目，只能起一个督促企业的作用。对冶金企业是否执行有关法律、法规、标准，只有靠检查的办法。

4.企业管理弱化

安全监管不到位，行业管理缺失，安全工作就全靠企业自觉了。钢铁生产形势好，能赚钱，企业是不是就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了呢？

“近几年冶金企业事故频发，主要集中在中小企业、私营企业。”刘成江说，“国有大企业，像宝钢、武钢等，装备比较好，管理层次比较高，人的素质也比较高。这些大企业和国际接轨，管理模式、方式、理念都比较先进。小企业自身装备就有问题，管理上也不到位，也不重视，怎能不出事故？”

小企业迅速发展，安全生产工作基础薄弱，企业法人或经营者法律观念淡薄，对国家安全生产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管理人员或外聘职业经纪人，或采用家族成员，业务水平不适应企业安全管理；职工缺乏必要的安全生产意识；企业生产工艺落后，设备陈旧，有的使用已经退役、淘汰的工艺、设备，缺少基本的安全防护措施。

然而，一些大企业目前也出现了安全管理弱化的现象。万成略对记者说，在大企业中各单位的安全管理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实行安全主任制，设立安环部，如韶钢、广钢、武钢、马钢等，这些企业对安全较重视。有些企业安全部门职能机构弱化，有将安全处设在生产运行部的，有设在制造部的，由原来的二级部门降到了三级部门，这样的企业包括唐钢、太钢、本钢、包钢等，企业的安全工作执行力度大打折扣。还有的企业，如鞍钢，现在就没有安全处了。全国大型钢铁企业中，有1/3 的企业在安全管理上是弱化的。

“冶金行业有很多标准和规定，但是很多企业没有遵照执行。”刘成江说。

就在清河特钢“4·18”事故发生一个星期之后，2007年4月26日，重庆市武隆县平桥轧钢厂又发生了钢包脱落钢水外泄事故，车间主任被钢水灼伤死亡。

“4·18”事故的直接责任者，清河特钢炼钢车间主任李传波、吊车司机朱连伟、辽宁开原市起重机器修造厂法人代表谢亚君、技术人员田平已被当地公安部门采取了控制措施。对于此次事故的责任，以及涉及政府部门、管理部门的调查也在进行。“4·18”事故暴露出冶金安全监管政策与落实的脱节，亟须寻找一种有效的监管手段。然而目前更重要的是，企业管理者、安全监管人员，以及具有监管职责的政府部门和地方政府行政首长，都应该责任到位，以防止此类事故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