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存在的困难与完善途径

第一篇：浅谈侦查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存在的困难与完善途径

商业贿赂犯罪是一种新型经济犯罪，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它的出现，破坏了公平竞争和正常交易秩序，破坏了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影响企业生产、技术进步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妨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发展，成为滋生贪污和受贿等经济犯罪的温床。从过去查处的商业贿赂案件来看，虽然商业贿赂的现象是公开的，但是行为人所采用的违法手段越来越隐蔽。正是

因为这样，研究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机制的缺陷，完善侦查途径，将对我们检察机关查办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带来新机遇。

一、目前在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1.商业贿赂犯罪的多样性导致发现难。

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修订以来，检察机关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数量均有不同程度的下降。其原因并不是侦查部门缺乏工作热情，也不是办案人员的素质有所下降。事实上，几年来通过检察机关自身的“教育、整顿”，通过业务培训、素质考试和“五好”检察院的创建使检察官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工作积极性也空前高涨。但由于商业贿赂犯罪行、受贿双方是特殊利益关系，他们相互勾结，相互利用，具有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一般情况下是在一方的重大切身利益受到触动时，才站出来举报；一些犯罪分子身居要职，手握单位大权，职工畏其权势敢怒不敢言；一些群众则认为拿钱办事合理，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以上种种原因造成了商业贿赂犯罪线索“群众举报少，单位举报更少，提供有价值材料极少”的现状。且由于商业贿赂案件犯罪形式复杂，作案手段花样繁多，导致一些案件在罪与非罪界限上难以区分。如在经济活动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的回扣、手续费与佣金、劳务费混淆在一起；接受礼金与受贿有时难以区分；一些名牌企业、利税大户为企业生存发展而进行商业“攻关”，宽严相济政策很难把握；很多国有企业资产正在置换，犯罪主体身份很难界定等客观原因，在社会上也产生了负面效应，影响了群众的举报热情。

2.协调机制的缺陷导致立案难。

商业贿赂的触角在经济领域中无处不在，其行为过程往往涉及多个领域、不同罪名，由于商业贿赂情报、信息网没有建立，导致了检察、公安、工商、审计等部门不能共享商业贿赂涉案信息。工商、审计部门在制度和法规上的缺陷，导致对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案上的认识存在分歧。立案难除了在证据形成上的困难以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来自各个方面的影响。虽然从宪法、刑事诉讼法到检察官法都明确规定了检察机关在司法活动中独立的法律地位，但是，在现实中由于检察机关与有关党政部门的协调不足，导致自各方面的干预还是很多的。而且检察机关自身在对待一些主体对象上也有一些法外约束。如规定对某些级别的干部在立案前须向当地党组织汇报，争得党组织同意后方可立案，增加了没有法律依据的约束。

3.商业贿赂犯罪的诡秘性导致取证难。

取证难的问题也是一个束缚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侦查的一个老问题。突出反映在对证人的取证和对一些机关、单位的取证上。商业贿赂犯罪分子在实施犯罪行为时，往往以所谓正常的业务活动、行政行为掩盖行、受贿事实，留下的痕迹极少，使犯罪很难被发现。中国人受传统的儒家思想的影响较多，大多数人有与人为善的心理，不愿意得罪人，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所以在向证人调查时往往困难重重。如很多证人因畏其权势而不敢出证；一些证人怕事情牵扯到自己或事不关己而不愿出证；一些领导怕查出案件损害单位名誉、丢了单位荣誉、影响其政绩，而不配合调查工作；许多公民对司法机关的取证持漠然的态度等等。同样，在向一些机关、单位取证时也经常遇到推委、拖延现象，成为办案中的 一大难题。

4.犯罪嫌疑人的狡猾性致使突破难。

突破难的问题在侦察商业贿赂案件时感觉尤为明显。由于犯罪嫌疑人法律水平的提高，他们大多聘有常年法律顾问，他们深知，由于近几年来法律突出了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的保护，加之以前许多行之有效的突破手段被否认，特别是首问12小时的限制，使检察机关的侦察人员与犯罪嫌疑人的交锋显得既仓促又乏力。在办案实践中，商业贿赂犯罪较其他犯罪突破口供更难。具体表现在：一是由于案件特殊性，案发后双方守口如瓶，案件供证“一对一”情况普遍存在，有的甚至订立攻守同盟，对抗检察机关的讯问工作。二是商业贿赂案件受贿方绝大多数是国家工作人员，对法律政策较为熟悉，他们在实施犯罪时就对案发后面临的情况做了精心准备，在作案前就策划好对抗侦查的办法。三是受贿人不仅利用手中权力索取和收受贿赂，而且还利用手中权力和金钱，在案发后找人说情，干扰办案，设置障碍，对抗检察机关侦查。实践中，一些干警在干扰阻力面前也常常顾虑重重，导致成案率明显降低。

二、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完善途径

检察机关在积极参与商业贿赂专项治理活动中，要把工作重点放在商业贿赂犯罪突出的重点领域，集中力量查办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行政审批权、行政执法权和其他职权参与或干预经济活动，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犯罪案件。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充分认识 到我国正处于市场经济起步阶段，要预计到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长期性和艰巨性，不能急功近利，而要树立长期作战的思想。

1.广泛收集线索，强化机制建

设。

要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线索发现难的问题，一是要完善对举报人的奖励机制和保护机制。目前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反映出来不多的客观原因是我们没有有效的发现机制，许多线索等检察机关掌握时离实施犯罪时间已太远，往往已错过了最佳的侦察时机。针对目前商业贿赂犯罪案源少，质量差的情况，要提高捕捉线索的能力。要加大举报宣传力度，营造积极惩治商业贿赂的氛围，发动和依靠群众收集犯罪线索，积极兑现奖励政策来维护群众举报积极性。在办案中，要注意线索深挖，一案带多案。事实证明，很多商业贿赂犯罪串案、窝案，都是侦查人员注意深挖余罪，捕捉蛛丝马迹破获的。二是要加大对包庇商业贿赂犯罪行为的打击。在对举报人的奖励、保护机制上要着重探索、研究举报人的保护机制，进一步明确举报人奖励机制。因为举报人在商业贿赂犯罪举报中面对的是手中握有公权和财权的强大势力，在被举报人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之前，自己处于弱势，要使他们能积极举报，首先要解除举报人在人身安全、生存生计上的后顾之忧。因此法律应当对打击报复构成犯罪的行为以加重情节给予严惩。换句话说，在所有犯罪中，只要查证属实有打击报复情节的都应加重处罚。这样，才能更有力地保护宪法赋予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检举权力；才能逐渐形成意识上的保护屏障，使举报人的保护问题得到根本解决；才能形成公民积极举报商业贿赂犯罪的局面。另一方面在妨碍司法类案件中，涉及包庇、伪证等案件应当增设单位犯罪，实行双罚，以增大那些为了小集体利益而无视国家法律的单位隐瞒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行为风险，使他们不敢隐瞒、掩盖管辖范围内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使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尽快地得到查处。在当前市场经济尚待规范、精神文明程度和社会总体道德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必须把法律设置得更加严厉一些，才能切实起到规范、约束、遏制甚至消除手中握有强权的单位或者个人的消极作用。

2.整合检察资源，强化立案意识。

整合检察资源，建设一支高素质的职业检察官队伍，服务当前打击商业贿赂犯罪的工作大局，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检察机关打击商业贿赂犯罪，检察官首先应当精通本职工作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其次应尽可能多地学习、掌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关的知识技能，具备较合理的知识、技能结构，如金融、财会、外贸、税收等知识和电脑、外语等技能。在解决立案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时，才能吃透法律精神，正确地理解法律，丰富的实务经验往往能提高办事效率。在查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中，要严格执行刑诉法关于案件管辖的规定，不能超越管辖办案，以此来体现和维护程序公正。要注意分析、总结办案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对法律没规定、政策界线又不清的，要慎重对待。要加强请示汇报工作，对新情况、新问题要多研究、多报告，以取得党委和上级院支持。充分保障当事人知情权、辩护权、申诉权等诉讼权利，实现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的有机统一；增强检察机关反商业贿赂工作的透明度、公信度，依法保障人民群众对反商业贿赂工作活动的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实现执法和谐；坚持宽严相济、区别处理，加强教育、感化和挽救工作等，都是主观上解决商业贿赂犯罪立案难的行之有效途径。

3.构建取证网络，强化打击合力

取证难是困扰商业贿赂犯罪侦查的一个老问题，造成这种困扰在法律保障机制上有许多原因，也是新刑诉法遗留问题较多的一个方面。解决取证难，一是检察机关要加强内外部协调、配合，形成打击合力。要加强反贪和渎侦部门之间的配合，注重查处滥用职权背后的商业贿赂犯罪；加强与公安机关的配合，注重查处普通商业贿赂掩盖下的政府工作人员的受贿犯罪；加强与工商、审计、税务等部门配合，积极查处这些部门行使管理职能中发现的商业贿赂犯罪线索。要与上述部门尽快建立情报、信息交换机制，实现信息共享，发现线索迅速移送，及时调取固定证据。二是针对我国现行法律对在刑事案件中拒绝作证缺乏制裁措施的情况，要坚持党的领导。商业贿赂犯罪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心中的信任和威信，关系到我国的政治根基，关系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生死存亡。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是突破商业贿赂犯罪取证难的关键环节。因此，坚持党的领导，是对商业贿赂犯罪给予更有力的打击，为政治服务的必然产物。三是营造对商业贿赂犯罪打击的法律保障氛围。为了保证打击力度，应当将明知他人有重大商业贿赂犯罪行为，在国家专门机关向其进行调查、收集有关证据时拒绝提供，造成案件处理困难，情节严重的，规定为犯罪行为，而且应当规定单位犯罪，进行双罚；情节一般的，给予行政、经济处罚。四是对于本身也有犯罪嫌疑的证人（即所谓的‘污点证人’），法律应当允许采用更加策略的方法以提高取证效率、节约司法资源。可以引入广为使用的羁押性强制措施豁免、证据禁用豁免和罪行豁免制度，使嫌疑人愿意主动如实供述，以迅速突破商业贿赂案件或窝案、串案，从而大大改善取证难的问题。

4.巧用侦查谋略，强化突破能力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现在突破越来越难，很大程度上是法律给予的突破手段太少、限制太死板造成的。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外围证据许多都是单方的，不突破嫌疑人很难使案件的证据达到“确实充分”。由于检察机关讯问嫌疑人时间很短，之后无论采取那种强制措施都不得不将嫌疑人交由其他机关执行，不但使突破案件力度马上下降，一些侦查计划无法实施，而且往往还会造成许多负面影响，使侦查工作前功尽弃。根据查办商业贿赂案件很难收集到直接定罪的书证这一特点，要把侦查工作的着力点和切入点放在突破和固定行、受贿双方口供上。要下大力气提高侦查人员的侦查水平，注意运用侦查谋略来提高询问、讯问技巧和效果。要充分利用心理学在侦查中的运用，对所涉及的犯罪嫌疑人和证人的心理进行分析研究，在侦查过程中及时有效地掌握侦查对象的心理状况和活动规律，以便正确、灵活地运用侦查方法和策略。在分析掌握侦查对象的心理状态后，就应运用正确的策略和方法对其心理施加影响，促其心理活动向有利于实现侦查目的方向转化，顺利完成侦查任务。在对犯罪嫌疑人进行讯问时，切实做到全程录音、录象，防止翻供。要注意查清商业贿赂案件赃款去向，从而提高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突破成功率，既保持对商业贿赂犯罪打击的高压态势，又能大大提高司法效率。

第二篇：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立案标准

1、刑法

第一百六十三条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国有公司、企业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１６３条修改为：将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中从事公务的人员和国有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国有单位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单位从事公务的人员有前两款行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第一百六十四条 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164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印发《关于经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规定》的通知(2001年4月18日)

八、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在五千元以上的，应予追诉。

3、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经济犯罪案件追诉标准的补充规定》（2008年3月5日）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办理违反公司法受贿、侵占、挪用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1996年1月24日）第1条第二款：实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第九条规定的行为，索取或者收受贿赂五千元至二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较大”；索取或者收受贿赂十万元以上的，属于“数额巨大”。

第三篇：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难策略

文章标题：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难策略

一、经济案件侦查的难点

1、办案经费紧缺，这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问题。

①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这个问题更显突出。经济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往往携带了大笔不义之财，多逃往外地（有的甚至逃往境外、国外），犯罪所得转移隐匿地点多，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外出

追逃、取证、查帐次数多，范围大，费用支出大；

②公安部又明文强调办案干警不准同受害人同吃、同住、同办案，不准索取办案经费等；

③对追缴的地产、设备等固定资产需鉴定、评估，对有的帐目需要中介机构审计，而公安机关又无鉴定、评估等专项经费来源，需要从有限的办案经费中垫付，公安机关有限的通讯交通工具和办案经费，与侦办此类案件实际需要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大要案的查办更是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必然软化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2、取证难：经济犯罪行为取证难主要表现在取证的时间、空间跨度大，涉及的单位和人员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为隐匿罪证，往往跨省市、跨区域虚开，甚至几十个、十几个省市的不法分子相互虚开，公安机关如要获取“有货虚开”亦或“无货虚开”、“善意取得”、“恶意取得”的证据，往往需要依据发票线索，查明最初销货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根联和抵扣联是否一致，是否有所提供货物的能力，货物的来源是否真实等关键问题，而这些跨省市、跨区域的调查取证，所需周期较长，查证难度大。特别是有些案件对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故意、危害后果、犯罪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的侦查和证明就更难了。

3、发现难：经济犯罪的隐蔽性、预谋性及作案时间长的特点，使经济犯罪较普通刑事犯罪发现难。大多数经济案件不是发生在现在，只是事情败露在现在。作案的过程往往是

一、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所以说经济犯罪引发的后果具有滞后性。案情只有发展到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来偿还以前投资者的本金时，犯罪结果才会骤然爆发，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次经济犯罪多与内部腐败问题紧密相连，许多部门是先掩盖起来，尤其是金融案件，先不报，实在包不住了，才报案，这样时过境迁，犯罪证据查起来就相当困难了。

4、法律适用难：当前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如当前的传销是一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大、影响坏、受害人多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以法律规定按“非法经营罪”论处。但在具体的查办过程中，往往是有人无物，经营数额和财产损失很难认定，客观上削弱了打击的力度。再有公安机关的案前初查工作法律地位不明确。公安机关的案前初查由于没有立案，不在法律规定的侦查活动范畴之内，因此也不能行使侦查活动的职权和采取相应的法律强制措施和手段，如不能查询银行存款等，制约了侦查工作的开展。另外经济犯罪形式多种多样，手段狡猾隐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案件定性难度大。如实践中对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承包中经济纠纷与职务侵占往往难以区分，造成了公、检、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定性认识不一致，影响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处理。

二、对策：

1、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搞好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重要保证。经济犯罪的特征和经侦工作的实践证明，无论是部署打击经济犯罪工作还是侦办具体案件，没有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支持，都难以顺利开展和深入进行。公安机关对有关打击经济犯罪重要工作部署、重大行动和大要案件的侦办工作，以及在执法办案工作中遇到的重要困难和突出问题，要及时、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报告，对涉及有关部门和工作难度大的问题，及时请党委、政府领导同志出面协调，解决困难，为打击经济犯罪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2、统一思想，切实加强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组织领导。各级公安机关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不断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防范打击经济犯罪工作的新思路、新方法。要认真贯彻落实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抓紧建立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预警机制、防控机制和协作机制，探索建立以信息情报为主导，以案件侦破为核心，专群结合的打击经济犯罪体系，全面提升防范和打击犯罪的整体水平。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机关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最具体、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安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打击经济犯罪的工作摆上突出位置，认真抓紧抓好。

3、进一步建立适应现代经济犯罪特点的经侦模式责、权、利明晰的办案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提高攻坚克难的能力。经济犯罪案件一般案情比较复杂，办案环节多，存在一些案外干扰，必须制定出比较规范、严密的规章制度，从案件分工，案件受理、办案程序、赃款赃物管理到侦查员、大队长、支队长在案件办理中的责任都应用制度的模式规范下来，做到有章可循，以制度规范

执法行为，防止违法违纪问题的发生。要认真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制和错案追究制，不断增强经侦民警的法治意识、证据意识、诉讼意识、时效意识，切实做到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同时建立奖优罚劣，奖勤罚懒的竞争激励机制，围绕各个阶段的中心工作，经常性地开展破案竞赛，对工作实绩突出的，破获重特大案件的都要给予一定奖励，并及时报功请奖，以充分调动民警工作积极性。

4、强化协作意识，建立符合实际，紧密高效的协作机制，形成工作合力。

①要建立、完善相关案件移送制度，明确办案单位、协作单位的权利和职责，各级工商、税务、烟草专卖、人民银行等部门在日常工作中发现有经济犯罪线索的，应及时向有管辖权的经侦部门移送，严禁以罚代处，经侦部门对有关部门移送的犯罪线索，应立即开展调查。决定立案侦查的，要与有关部门做好衔接工作，紧密配合，依法查处；决定不立案、侦查的，也应将结果及理由及时通知有关部门。

②经侦部门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联系，通过采取定期、不定期召开联席会议，设置联络员等方式，互通情况，交流经验，变松散型为紧密型协作。

③建立全方位地区间的协作机制，牢固树立“一盘棋”的思想，形成全方位的犯罪信息和经侦办案协作机制，排除阻力和干扰，杜绝办案中的利益驱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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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难策略

文章标题：当前经济犯罪案件侦查的困难策略

一、经济案件侦查的难点

1、办案经费紧缺，这是长期困扰公安机关侦查破案的问题。

①在打击经济犯罪过程中，这个问题更显突出。经济案件的犯罪嫌疑人作案后往往携带了大笔不义之财，多逃往外地（有的甚至逃往境外、国外），犯罪所得转移隐匿地点多，公安机关在办案中外出追逃、取证、查帐次数多，范围大，费用支出大；

②公安部又明文强调办案干警不准同受害人同吃、同住、同办案，不准索取办案经费等；

③对追缴的地产、设备等固定资产需鉴定、评估，对有的帐目需要中介机构审计，而公安机关又无鉴定、评估等专项经费来源，需要从有限的办案经费中垫付，公安机关有限的通讯交通工具和办案经费，与侦办此类案件实际需要差距较大，特别是一些大要案的查办更是力不从心，久而久之必然软化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力度。

2、取证难：经济犯罪行为取证难主要表现在取证的时间、空间跨度大，涉及的单位和人员多，相互关系错综复杂。如在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过程中，行为人为隐匿罪证，往往跨省市、跨区域虚开，甚至几十个、十几个省市的不法分子相互虚开，公安机关如要获取“有货虚开”亦或“无货虚开”、“善意取得”、“恶意取得”的证据，往往需要依据发票线索，查明最初销货企业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存根联和抵扣联是否一致，是否有所提供货物的能力，货物的来源是否真实等关键问题，而这些跨省市、跨区域的调查取证，所需周期较长，查证难度大。特别是有些案件对把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主观故意、危害后果、犯罪行为与后果的因果关系的侦查和证明就更难了。

3、发现难：经济犯罪的隐蔽性、预谋性及作案时间长的特点，使经济犯罪较普通刑事犯罪发现难。大多数经济案件不是发生在现在，只是事情败露在现在。作案的过程往往是

一、两年或更长的时间，所以说经济犯罪引发的后果具有滞后性。案情只有发展到没有新的资金注入来偿还以前投资者的本金时，犯罪结果才会骤然爆发，而这种情况的发生往往需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其次经济犯罪多与内部腐败问题紧密相连，许多部门是先掩盖起来，尤其是金融案件，先不报，实在包不住了，才报案，这样时过境迁，犯罪证据查起来就相当困难了。

4、法律适用难：当前法律、法规不完善，司法解释滞后，以致对部分案件性质的认定难以统一。有的行为有社会危害性，甚至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但法律无明文规定；有的法律规定过于抽象，表述概括性强，又无相关司法解释相辅，实践中缺乏可操作性。如当前的传销是一种严重破坏市场经济秩序，危害大、影响坏、受害人多的严重经济犯罪活动，以法律规定按“非法经营罪”论处。但在具体的查办过程中，往往是有人无物，经营数额和财产损失很难认定，客观上削弱了打击的力度。再有公安机关的案前初查法律地位不明确。公安机关的案前初查由于没有立案，不在法律规定的侦查活动范畴之内，因此也不能行使侦查活动的职权和采取相应的法律强制措施和手段，如不能查询银行存款等，制约了侦查的开展。另外经济犯罪形式多种多样，手段狡猾隐蔽，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案件定性难度大。如实践中对合同诈骗与民事欺诈行为，承包中经济纠纷与职务侵占往往难以区分，造成了公、检、法机关对此类案件的定性认识不一致，影响了对经济犯罪的打击处理。

二、对策：

1、积极争取党委、政府的重视和支持，是搞好打击经济犯罪的重要保证。经济犯罪的特征和经侦的实践证明，无论是部署打击经济犯罪还是侦办具体案件，没有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和支持，都难以顺利开展和深入进行。公安机关对有关打击经济犯罪重要部署、重大行动和大要案件的侦办，以及在执法办案中遇到的重要困难和突出问题，要及时、主动地向当地党委、政府请示报告，对涉及有关部门和难度大的问题，及时请党委、政府领导同志出面协调，解决困难，为打击经济犯罪提供一个良好的条件。

2、统一思想，切实加强打击经济犯罪的组织领导。各级公安机关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主动适应新形势，不断研究新情况，积极探索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新思路、新方法。要认真贯彻落实第二十次全国公安会议精神，抓紧建立防范、打击经济犯罪的预警机制、防控机制和协作机制，探索建立以信息情报为主导，以案件侦破为核心，专群结合的打击经济犯罪体系，全面提升防范和打击犯罪的整体水平。各级公安机关特别是领导同志要充分认识到在改革开放和建立、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的历史条件下，公安机关服从服务于经济建设最具体、最直接、最有效的方式之一，就是依法严厉打击经济犯罪活动，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障经济安全。要站在讲政治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感和紧迫感，把打击经济犯罪的摆上突出位置，认真抓紧抓好。

第五篇：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谋略

文章标题：浅谈商业贿赂犯罪的侦查谋略

商业贿赂犯罪案件是侦查工作的术语，是指经营者以非法获取竞争优势为目的，在经济交往活动中违反法律规定，索取、收受或支付他人财物等不正当利益，以及充当媒介、促成上述行为，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应受刑罚处罚的经济犯罪类案件。具体包括商业行贿犯罪与商业受贿犯罪，《刑法》第163、164条

分别作了规定，商业行贿犯罪是指对公司企业人员行贿犯罪，是个人、单位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以数额较大财物的行为；商业受贿犯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犯罪，是公司、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数额较大的行为。2006年6月29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六）》将刑法第163条修改为：“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将刑法第164条第一款修改为：“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不难看出，我国政府对打击和惩治商业贿赂犯罪的坚定决心和严肃态度。司法实践之中往往商业行贿与商业受贿是两种相互对应和依存的对合行为。

当前在办理商业贿赂案件中，怎样做好案件的侦查至关重要，本文拟就此问题浅淡个人的看法。

一、遴选案件来源

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情复杂，嫌疑人身份特殊，为了能够使此工作按部就班地进行，提高打击犯罪的精确率，减少人力、物力、警力的无端空耗，拟定初查方向，确立犯罪目标，及时查明案情，据此，着实需要我们对涉及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来源有个精选的过程，精确的把握、精心的组织。对于各种举报案件线索以及通过各种渠道收集的案件线索，要进行认真的审查，归纳筛选，选定选好选准所要纳入侦查视线的案件。

1、对署名的举报材料，应首先询问举报人，通过询问了解举报人的一般情况，如举报人的姓名、性别、年龄、政治面貌、职业、工作单位、职务、爱好、现在住址、举报人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包括：何时何地怎样认识被举报人，平时与被举报人的关系密切程度，这种关系的发展的变化情况，为什么要举报被举报人，所举报控告的事实来源，还有何人何故与被举报人有何关系，以及举报人所知道的与此有关的其他情况等，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核对举报材料之可靠性。

2、对匿名举报材料，一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审查，一是通过被举报人单位及有关的知情人了解被举报人的基本情况。例如：被举报人的工作职责、职务、工作态度、现实表现、平时与什么交往，在交往中有什么异常表现，家庭生活有无突出变化等；二是通过对有关情况的充分了解和详尽分析，尽量找到举报人，进一步掌握案情，挖掘线索。在此基础上感悟是否有初查价值，确定是否可能有涉嫌商业贿赂犯罪事实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以及厘清相关的政策界限和法律依据。

3、对各项举报材料，要让举报人或单位如实陈述行贿的原因，事实的原委始末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事实和情节，并让他们尽可能提供确实可靠的证据。

4、侦查人员在办案中发现了解到的情况，都要详细记录，必要时，可让举报人根据谈话内容写出亲笔材料。由于商业贿赂犯罪案件的特殊性使然，决定了在一系列调查取证工作，要注重和尊重证人的作证心理和特定因素，录音笔等高科技记录载体要恰如其分地予以应用。

二、确定初查方略

初查虽然只是立案前置的一个非必经环节，但如果运用得当，会在侦破中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为此，制定严密可行的初查计划，对整个初查活动的完成、决定是否立案、能否顺利突破都将起到至关重要的意义。由于初查计划是一种预测判断和思维推理，同时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要求我们的侦查人员在核对举报人材料，并作了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所获材料进行分析研究，明确初查的任务、方向、范围、内容、方法、步骤等，进而选择案件的切入点和突破口，商业贿赂犯罪案件大多都是以人立案，先人后事，所以查明是否有犯罪事实就是初查方略的重中之重，就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而言，即确定行贿、受贿的事实是否存在，这既是初查的切入点，又是后期转入侦查的突破口，同时也是确定是否立案侦查的前提。通常需要纳入总体设想、重点分析的初查方略的问题有如下

：

1、行贿的原因，行贿的原因从客观上讲，要具有两个条件，一是行贿人急需取得对方公司、企业所给予的某种利益，而且这种利益对行贿者来说，都是有利可图的，甚至是必须的；二是获取某种利益的方式，一般用正常的手段，渠道及现有关系、条件而又无法实现或取得的。

2、受贿人是否得到贿赂钱物，只有受贿人实际

得到了贿赂钱物，贿赂犯罪案件才能成立，行贿人为谋取利益，必须设法把贿赂款物送到受贿人手中，为达到此目的，行贿人往往在行为发生之前先作些必要准备，一是要选择对象；二是要摸清受贿人的为人处事，生活方式等；三是选择时机和方式，分析研究行贿的准备和贿赂款物送达的方式，是确定行贿、受贿行为的重要情节。

3、行贿人对受贿人是否提出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如果只是送了物品，没有提出取得某种利益的要求，那可能只是一种亲友间的礼尚往来。如查行贿人确有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而受贿人利用职权为实现其利益制造了条件和实施了某种行为，且情节严重。这样，行贿受贿案件即可成立。

三、获取贿赂证据

在查处贿赂案件中，侦查人员经常遇到的一个棘手的问题，就是犯罪嫌疑人百般抵赖，形成证据“一对一”的状况，同任何其他犯罪有所区别的是以“一对一”形式进行的贿赂犯罪，这也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给侦破工作不可避免要带来一定难度，但只要侦查人员坚定信心，做出大量艰苦、细致、扎实的侦查工作，案件也不是牢不可破的，不妨可以借鉴的经验有：

1、集中力量先突破行贿一方，从行贿、受贿人双方的心理分析，他们这些都是怕问题暴露，都有抗拒和畏罪心理，相比较之下，一般情况受贿人抗拒的心理强于行贿人，因此办案中先集中力量突破行贿一方，获取证据，为查情全案铺平道路。

2、利用矛盾，因人而宜，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巧妙运用证据，必要时还可以采取更有效的灵活方法，打破行贿、受贿双方的侥幸心理和精神防线，迫使向其交待问题方面发展。

3、追赃与取证同步进行，一方面物证起到做证作用，另一方面防止其翻供、串供。对获取贿赂犯罪证据中一般应从以下几方面来展开侦查工作。

1、询问行贿人，应逐项弄清下列问题：（1）何时何因经何人介绍，用何物何款向何人行贿；（2）行贿受贿交易是怎样达成的，双方都讲了什么话，有什么约定，何时何地向受贿人交付贿赂款物；（3）贿赂款物的来源，包括形状、面额、品名、数量、价格以及贿赂款物，存放在何处，物品和资金的去向等等。对行贿人所得利益，也要一一询问清楚，并详细记录在卷。或复制、或拍照、或查封、或提取实物，要尽量设法获取保全证据。

2、询问受贿人。商业贿赂犯罪作案在般都是两个人面对面，应对侦查却又是背对背，极少有第三人参与，作案指向相对很少能够留下痕迹，不同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有查帐、现场堪察、银行查询等可供实施的侦查措施，此类案件的侦破主要依赖于询（讯）问的侦查手段，一定程度地说询问的突破，就是案件的侦破。询问受贿人要充分准备，要先作些调查研究，查清一定事实，获取一定证据，并写出详细询问提纲，然后再接触犯罪嫌疑人，不要打无准备、无把握之仗，但也不易把准备时间拖得过长，以免发生订立攻守同盟，毁来或伪造证据、转移赃款赃物等情况，给侦查工作造成不应有的困难。

询问受贿人应紧紧围绕据以定罪的事实和情节、有重点、分层次地展开。行贿、受贿的提起，行贿人获取某种利益的要求，事情的发展和经过、情节、受贿的次数、数量、物品种类、价值、赃款、赃物的使用情况及去向，受贿人是如何利用职务便利为行贿人谋取利益，获取到什么利益等。要令其逐一交代清楚。同时，要动员其主动交出赃款赃物。

3、适时引入调查。对于不便于触动行贿、受贿人的案件，可以先从受贿人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的利益开始调查。一般地说，这种利益暴露得比较明显，问题比较清楚，比较容易突破。如行贿人获取的是物质性利益，可查清相关财务账目；如非物质性利益，可以从审查获取该项利益的有关证件、手续开始，等掌握了一定的情况和线索后，再找行贿人和有关知情人核对事实，获以证据，最后接触受贿人。在侦查过程中，还要注意发挥技术侦查的作用，必要时可利用各种包括耳目、跟踪守候、窃听等侦查手段，突破案件。

4、适时使用证据。使用证据是指侦查人员在讯问过程中有计划、有意图地使用已获取的证据揭露犯罪嫌疑人的狡辩和虚假供述，摧毁其抗拒心理，促使其如实供述。一般使用证据的方法有直接使用和间接使用两种。直接使用是指口头说出证据的内容或者当面出示证据，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直接使用的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鉴定结论，或者相关的录音录像等。在讯问犯罪嫌疑人自以为犯罪行为极其隐蔽，又达成攻守同盟，所以难免常会百般抵赖，直接证据展示在面前，对犯罪嫌疑人刺激强烈、震慑威严，可以给犯罪嫌疑人的抵抗心理强有力的打击，敦促其是不得不交代犯罪事实。间接使用是指点出证据的来源或已印证的某个情节，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述罪行。商业贿赂犯罪隐蔽性的特点决定了证据少，不全面、确证性差，所以在讯问中间接税使用证据，既不易暴露侦查人员掌握证据的真实情况，又能给犯罪嫌疑人造成很大的心理压力、不同的错觉感和强烈的连锁反应，无疑具有相当的隐蔽证据、核实证据的策略功效。例如，根据群众举报对某汽车维修站商业贿赂的不正当竞争行为立案侦查。该站对来站维修汽车的驾驶员发放联系卡，年底按卡累计金额的5给付驾驶员，通过假身份证开户的银行卡支付驾驶员。至查获时，该站累计共支付回扣款8万元。维修站负责人到案后拒不交代犯罪事实，当侦查人员说出他曾与一名驾驶员因假身份证无法取款发生争执的事实后，其马上就交代了犯罪事实。在实践中要针对不同案件、不同证据情况、不同对象，不同时机，有有的放矢地进行直接证据与间接证据的择用，切实发挥预定的获取证据效果。

总而言之，侦查人员必须十分明确，查处商业贿赂犯罪自始至终都要以获取证据进行，而要获取扎实可靠证据，固定证据，必须体现一个“快”字，立案要快，行动要迅速，动作要快，采取措施要果断，不能给犯罪嫌疑人任何活动的机会。其次要保密，任何泄露侦查信息，都将给案件侦破工作带来阻力和破坏；再次，工作要深入细致，侦查中对任何东西都不能轻易采取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的态度，把与案件有关的事实和证据都要逐一查个水落石出，只要我们侦查人员对商业贿赂案件的每一步侦查工作做得缜密、严谨、扎实，就完全可以及时地侦破案件，有效地打击和惩罚商业贿赂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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