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同、差异与发声 性别教学演练

第一篇：认同、差异与发声 性别教学演练

認同、差異與發聲─ 性別教學演練(劉開鈴、陸偉明/五南/2009.03)

本書為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2007年

執行「成大帶動周遭院校或同領域學術發展計

畫」的具體成果。此計畫共有10所大學院校、14個系所，來 自文學、史學、教育、社會與

醫療四個學群29位教師參加，歷經學群討

論、成果發表會、單篇論文與全書審查，共集

結13篇教學論文。以主題粗分為五類，性別

與教育、性別與社會、性別與醫療和運動、性

別與歷史，以及性別與文學。

以教學性質區分為四類：通識課程、性別

議題融入教學單元、實務操 作的小團體輔

導，以及教學反思紀要。實際編排第一單元為

「性別成為通識課程教學」，第二單元為「性

別融入通識歷史課程教學」，第三單元為「性

別的教學實踐 與省思」。每篇包含開課背景

介紹、授課學生背景介紹、教學設計、教學策

略、師生教學心得與經驗分享、以及教學成效，並附有教學資源可參考。

本書特色

這本書呈現出來的是我們對性別教學的關懷與反思，我們希望能和讀者們分享我們的互動與交流，更希望這本書能成為讀者們教學

和申請相關教學計畫的資源。作者簡介

陸偉明

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學士，美國喬治亞大

學教育心理學碩士、博士。曾任成功大學性別

與婦女研究中心主任、教育所所長、國科會人

文處教育學門召集人。現任國立成功大學教育

研究所特聘教授。

呂明蓁

美國紐約州Canisius College諮商師教育碩士，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教育政策與領導研究所碩士、博士。曾任美國紐約州及加州等地的多元文化諮商師、小學教師、大學助 教、講師及研究員。回到台灣後任教於國立台南大學，曾擔任輔導中心主任，現為教育系專任助理教授。目前全心投入於性別平等教育及多元文化教育。

游美惠

美國猶他大學社會學博士。曾任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所長、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委員。現任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教授、臺灣女性學學會理事長。教書已經超過十年，仍不斷自我期許能當個具有多元文化素養、負責盡職且能關懷學生的女性主義教師。

黃怡瑾

普渡大學美國社會學博士。現任國立台南大學行政管理學系副教授。所開授之「台灣的婚姻與家庭」曾獲選為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識教育課程績優計畫。生命經歷多次轉彎，但確定喜歡教學，且篤信婚姻家庭的重要性，只求清楚自己想要什麼，喜歡自己，並對周遭的人有所幫助。

成令方

英國艾薩斯克大學社會學博士，高雄醫學大學性別研究所副教授兼所長。教學研究專長：性別社會學、醫療社會學、工作社會學、性別與科技、質性研究。重視教 學，積極編譯書中文書：《醫療與社會共舞》（2008)，Allan G.Johnson原著，《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2008)，《見樹又見林：社會學作

為一種生活、實踐與承諾》（2001）。徐珊惠

美國喬治亞大學人體運動學研究所博士，主修體育課程與設計，副修多媒體應用教學研究。現任國立成功大學體育健康與休閒研究所助理教授。受到在美國求學時 一位女性主義教師的影響極深，跨入性別議題的領域，返台後加入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在許多討論與學習中更奠定了對性別研究的使命。目前研究的議題 包括女性運動員自我認同、身體再現之探討、女性與運動在大眾媒體的詮釋等相關性別議題研究。

蔡幸娟

「幸福如蜜，娟秀如畫」。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學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博士，現任職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中國魏晉南北朝史是教學與研究的主要領域，其中，尤其關懷魏晉南北朝時代的婦女。

廖秀真

成功大學歷史學學士，台灣大學歷史學碩士。現任成功大學歷史系講師，開授中國婦女史相關課程。

劉煥玲

成功大學歷史語言所碩士，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所博士。研究專長為道家與道教、宗教與文化等領域。現任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專任講師。曾擔任禪修課程，目前主要教授歷史課程。

林春蘭

成功大學歷史系學士、歷史語言研究所碩士。現任東方技術學院通識中心講師。大學階段選修「中國婦女專題」課程，開始學會留心

關於性別的議題。

蔡淑苓

台灣師範大學家政教育研究所碩士，專長為幼兒發展、幼兒發展評量與輔導、兒童福利。曾擔任義務張老師，現任台南科技大學幼保系副教授。

吳達芸

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學士、碩士。曾任教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約三十年，現在為台南科技大學幼保系專任教授。專長在中國古典小說、現代文學、兒童文學、生命教育與臨終關懷。為成大婦女兩性研究室創始會員之一。劉開鈴

國立成功大學外文系學士，國立台灣大學外文系碩士，美國賓州州立大學比較文學博士。曾任成功大學外文系系主任，亦獲選為成功大學人文藝術類通識課程優良 教師。所開授之「性別與文學」並兩度獲選為教育部顧問室個別型通識教育課程績優計畫。現任成功大學性別與婦女研究中心主任。

蔡玫姿

國立清華大學(台灣)中文系博士，現為成功大學中文系與現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研究領域是民初作家、現代小說、性別與文學。個性軟弱，因此閱讀女性主義健身；不擅運動，但對運動文學感興趣；不喜歡生硬的社會學，但研究取徑偏向文學社會學。

第二篇：关于朋友圈里性别语言差异的研究

关键词：语言；异性差异；性别歧视；影响因素

一、引言

本文通过研究男性与女性在朋友圈“说说”的交际中，其句法，词汇选择，话题的选择，或语言风格方面主要存在的差异，分析其受生理、社会等因素的影响，发现语言性别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交际活动中。本文将采用定性及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语料的分析研究，抽取朋友圈男女各100条“说说”作为语料，进行分析对比。

二、文献回顾

在20世纪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及社会语言学研究的发展，语言性别差异研究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女性语言，包括描述女性的语言及女性自己所使用的语言都具有藐视女性个体身份特征的作用（lakoff，1975）。国内学者对语言性别研究已经有近三十年的历史，并取得了很大进展。

2.1研究现状

戴炜栋的“言语性别差异分析综述”（1983），总结了国外20世纪70年代研究成果；赵蓉晖（1999）、肖建安（2000）、李经伟（1998、2001、2002）的综述基本代表了当代社会语言学界关于语言性别差异研究的发展趋势。李经伟（2002）指出，当代语言性别差异研究存在两元论和多元论之争，缺陷论、差异论和先天论都属于前者研究的范畴，而建构论（eckert&mcconnell-ginet，2003）属于后者。其核心观点是，性别是在交际活动中建构的，而不是事先存在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性别的建构同时受其他因素制约，研究者只有采取动态和静态、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方法，才能取得令人满意、且具有普遍意义的成果。

2.2相关理论研究

在性别语言的研究方面，尚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例如、缺陷论、支配论、差异论、建构论。

缺陷论以男性语言为标准，认为女性的语言是不完善的，强调女性语言的弱势、被动、非理性和无效率等负面因素。

支配论关注男性在语言中的支配和权力，认为语言的性别差异是社会结构与职业分工所致，女性语言的负面评价与男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支配相关。

差异论或双文化模式认为男女不同的语言策略和交际风格主要源于男女文化差异，女性更善于用语言来维系人际关系。男女交往失败是因为对对方交往方式的误读。

建构理论认为：其一，性别是重要的社会关系，性别关系在语言、社会实践和社会身份中表现出来，也是语言实践和话语风格的标记。其二，性别是揭示权势的主要场所，和其他因素交集，如阶层、种族等。性别是多层面的、变化的和有争论的。（freed，2004）

2.3研究的问题及意义

本文研究的问题主要涉及到：男性与女性在朋友圈“说说”的交际中，其句法，词汇选择方面存在哪些差异？这种交际活动在话题的选择，或语言风格方面主要存在哪些差异？。

本文研究的意义在于，通过研究朋友圈里的性别语言差异，揭示我们应该秉持的态度，从而帮助人们更好的利用社交工具来促进异性之间顺利无障碍的交流。

三、研究结果分析

本部分拟从三个层面研究展示异性语言在交际活动中的差异，即句法层面、词汇选择和话题的选择。同时，从其幽默词语的选择分析不同性别的语言所形成的语言风格。就研究方法而言，本文拟运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法进行语料的分析研究。定性研究是关注于人们在一定的语境中的行为研究，在这种语境中人们的行为发生通常是自然和潜意识的，而研究者的介入也不会影响研究对象的正常行为表现。（jacob，1987）定性研究是对自然发生的现象描写，一般不涉及试验和其他认为加工材料的研究。定性研究又称为归纳性，启发性研究，是一种能够产生假设的研究方法。定量研究是指运用概率、统计原理对社会现象的数量特征，数量关系和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数量变化等方面进行的定量研究。定量研究可以使人们对社会现象的认识趋向精确化，并从量上对各种社会现象进行分析，是进一步准确把握事物发展内在规律的必要途径。（张廷国、郝树壮，2008）

现将研究的结果展示如下：

3.1量表：句法、词汇选择及语言风格分析

长句 短句 感叹词 咒骂 幽默

男性 39 61 19 12 12

女性 63 37 33 2 4

（以上表格中数据皆为话语中使用次数记录）

从3.1量表中可见，在句法层面，男性使用长句的次数明显少于女性，其使用短句的次数则明显高于女性。可以可见，通常男性的话语简短明了，不拖沓重复；女性的话语则较长，其使用的修饰词、语气词、不确定词较多。另外，女性话语中使用“我”、“我觉得”、“我认为”、“我想”的次数要明显多于男性。男性在表述一件事情时多使用陈述句及祈使句，直接表达对事情的看法，或直接命令他人的语言风格。女性则多使用感叹句、疑问句、在表达看法时多以委婉含蓄的方式。女性的话语中更多的出现情感表达的话题，对于景色，感情的表述多营造出一种温馨，浪漫的感觉。可见，男性对于自己的话语更有自信，而女性相对于男性而言则显得信心不足。在词汇选择方面，女性多使用感叹词，例如：啦，吧，啊。女性通过感叹词，表现自己的兴奋，惊讶，委婉。例如：天冷，把衣服穿上（啊）。在句尾的（啊）使原先的句子不再生硬，改变了原先命令的语气，使语气更加委婉，更加表现出对于对方的关心。而男性更多的使用非礼貌用词，话语中一些咒骂的语句经常出现。男性通过咒骂词语直接表现出自己的不满，愤怒情绪，而女性则很少使用非礼貌用词，一般会通过描述周边环境来委婉表达自己情绪，例如：谈论雨天、心情等。

3.2量表：男性、女性异性在话题选择方面的统计

主观表达情感 客观描述事件 主观客观结合 男性 20 46 34

女性 42 31 27

为了使上述量表更加直观便于比较，现将量表3.2转化成如下饼图：

由上图可见，在话题内容选择方面，男性选择的话题多为客观的描述事件，例如：这雪下的真大。对于完全表现主观情绪的频率很小。而女性表现出主观情感的次数较多，例如：青春之于我是什么呢？痛苦过、失望过、迷茫过，然而，好像并没有炽热过。可以看出，在朋友圈的“说说”中，相比较男性语言，女性话语更多的用来表达情感，抒发感情。另外，调查发现，男性话语中表达兴趣的话题出现频率明显高于女性。男性对于自己的兴趣，更乐意将其公之于众，与大家一起交流。

四、结果讨论

通过对朋友圈“说说”的异性语言分析，可以看出男性与女性在语言方面存在差异，并具有明显的特征。研究发现，女性比男性更多地使用委婉语，并更多地使用表示情感的词语，例如：可爱，喜欢等词语。同时，女性话语更多的表示不确定、无把握。女性话语比男性更间接、更有礼貌。由此可以得出，由于男女性别歧视而导致的语言歧视现象普遍存在。下面笔者将集中讨论这些差异形成的诸种和社会因素。

男女话语的差异是受多种因素影响的的结果。本文研究的结果主要涉及如下几个方面的社会因素：

4.1话语权势

在传统意义上，由于男女社会地位不平等，社会权力的不平等，故而形成了话语权势的不平等。通常，女人依附于男人，处于从属地位。男人利用自己社会地位上的优势为女人制定标准，并把它强加于女人。在生活中，男人不但制定游戏规则，而且应用这些规则，但男人自己并不参加游戏（lakoff，1989：211）。此外，中国古代对女性规定的三从四德，裹小脚，都是男性从自身角度出发为女人定制的标准。

4.2社会地位

从传统意义上讲，女性的社会地位较男性低，为跻身于上流社会，女性会更多的使用标准语、礼貌用语。因为标准用语，礼貌用语是上层地位的象征。女性的社会地位意识较男性强。传统上，妇女的社会地位没有男子的稳定，因此妇女有必要用语言和其他方式来标示和稳定其社会地位。

4.3心理因素

女性在使用语言时所做的选择与其心理因素密切相关。这种心理因素强调以他人为中心，也就是关心体贴他人。这种关心体贴他人的心理取向来自一种本能的能力保持和维护同他人友善关系的能力。关心体贴他人是以合作精神为前提的。这种心理取向反映在语言使用上，积极推动会话的进行，支持别人的话题，不打断别人，使用间接礼貌的语言等等。

五、结语

第三篇：组织行为学论文《性别和行业差异与言语交际》

性别和行业差异与言语交际

摘要:男女在言语交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本文试从话题、话语量、话语控制三方面阐释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并从跨性别文化交际的角度分析原因,并对如何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提出建议。

关键词:言语交际 性别差异 跨性别文化交际

基金项目:华北电力大学2008年校青年基金资助项目(编号:200821006)

一﹑ 引言

男女在言语方面的差异一直是令人文科学家深感兴趣的课题之一。作为一种语言的社会变体,男女语言的差异也许是人类语言差别最古老的形式。男女在生理上的差别以及在社会化过程中习得不同的性别文化导致不同的交际模式。本文将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把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放在跨性别文化交际的框架内进行研究。

二﹑ 言语交际的性别差异

语言与性别研究近年来的发展表明,该项研究的重点已经由过去重视语言内部的性别标记非对称和语言运用的各个层面所发生的性别变体现象转到了交际中的言语风格方面,呈现出明显的动态性质。所谓两性的言语风格,正是两性对语言手段的不同选择和组合运用所形成的不同特点。语言学家对社会交往中话语状况的考察表明,在话题选择、话语量大小、话语控制方面,男女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本文将一一探讨。

(一)话题

两性兴趣的差异导致话题的差异。研究者发现,男人交谈的话题集中在体育、新闻、工作等, 女性之间爱谈论的话题是个人思想感情、家庭和与其他人的关系。

男女在交谈话题上的差异的结果之一就是导致了一种主要的两性之间的交际失误,即同情与解决。每个人都会碰到问题,差异就在于当别人告诉我们他的问题时,我们是如何回应的。女性趋向于在听到别人的问题时,反过来将自己的问题告诉别人,她们以此表明理解对方所处的情况并对其表示同情。与此相反的是,男性更倾向于将问题看成是别人寻求帮助的一种请求。因此无论是否可行,他都会提出一个解决方法。(Deborah Tannen, 1990)

研究者在200名苏格兰斯特莱斯克莱德大学的大三学生中进行了问卷调查。这些学生来自不同国家,不同专业,100名男生,100名女生。受试者想象他们的异性朋友在电话中向他们抱怨室友的问题,受试者从给出的选项中选出他们可能的回应。如:异性朋友在电话中抱怨:“My housemates are really annoying me.They never wash their dishes!”

回应:

A: Why don‟t you have a house meeting and discuss it?(advice)

B: I know how that goes.I have the same problem.(sympathy)

C: That‟s too bad.Why don‟t you tell them to do it.(both)

D: Oh,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at?(neither)

A选项why not结构的使用表明提出解决方法和建议。B选项表明说话人的同情。C选项二者兼有,D选项是一种中立的态度。

■

从上面的表格可以看出,选择A 提出解决方法的男性要多于女性,而选择B表达同情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个结果和Tannen的结论是一致的。但是,选择兼有同情和解决方法的回应的受试者男性32%,女性28%。这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男女两性的话语风格差异呈逐渐缩小的趋势。

(二)话语量

对于话语量的大小,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女性说话比男性多。以下俗语反映了这种长期存在的刻板印象。英格兰:A woman‟s tongue wags like a lamb‟s tail。法国:Foxes are all tail and women are all tongue。

然而语言学家的研究表明女人并非真的话多。Swacker(1976)对学术会议上的发言情况录音进行分析。他发现占总数42%的女性与会者提交了40.7%的学术论文,但是在主动发言和讨论中,女性话语量只有27.4%。男性往往在那些公共场合或者公共语境下更能说会道,而在亲密情境中会陷入沉默寡言或自言自语。女性往往在比较亲密的小圈子里更健谈,而在较大的正式场合或者公共场合却沉默寡言。

(三)话语控制

打断(interruption)指的是前一个说话人还未说完之前,下一个说话人就迫不及待地抢过话轮开始说话。它违背了最基本的一条会话原则—-连贯性。它是对交际话轮转换原则的违反,使正常的会话模式被破坏,使前面的说话人无法继续交流,严重威胁了说话人的面子,有可能出现说话人合作中断,会话无法进行的情况,因此是不礼貌的。West 和Zimmerman(1983)曾就不同性别的人打断对方谈话的行为做出调查后发现,男性打断别人谈话占75%,而女性打断别人谈话却只占25%。这不难看出,男性远远比女性习惯于打断别人的谈话。研究者在英语课让学生分组讨论15种生活的压力(比如离婚、家庭成员去世、失业等)并根据它们对生活的影响大小程度进行排序。以下是一个录音片段:

(“/” 代表停顿。方括号“[”后的话语代表谈话双方同时开始说的话。)

Wang(男)打断Li(女)

Li: you still thinking/[ I don‟t like my family die… yeah

Wang: yes[ you feel depressed but no in such great depressed but not as you/you have canc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在上述对话中,女生表达家庭成员的去世带来的压力,男生不仅打断了她,并且提出不同于女生的观点:更大的压力来自自己患了癌症。

心理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打断谈话表明了权利和支配,打断谈话者获得了交谈的控制权。两性会话中,男性总是在打断女性的话。通常情况下,谈话被他人打断时,男性比女性更容易感到不满,他们采取反击措施的可能性更大。由于女性交往时建立在相互维护的基础上,所以她们对话题的控制欲较低,彼此的合作性更强。

三﹑ 言语交际性别差异的原因分析

语言学家们对于差异给出了各种解释。West(Zimmerman and West 1975)认为,男性在言语行为上的控制地位和他们在社会中享有的权利是一致的。频繁地打断对方以及对话题的控制是男性权利的一种表现。Fishman(1978)认为,尽管社会权利在两性言语交际中有一定的影响,但起决定作用的是男女不同的性别角色。由于社会要求不同的性别角色承担不同的社会责任,男女话语交际中习惯采用不同的模式。Susan Harding(1975)通过对西班牙男女言语交际行为的研究发现,男女具有不同的成长经历,在习得不同的性别文化的同时,形成了与性别文化相应的性别语言

研究跨文化交际,人们往往侧重于泛文化背景下的群际或人际关系。然而,就文化结构本身而言,除了广义的文化之外,还有很多的亚文化群体。以社会性别(gender)为分析基础的群体就是性别亚文化群体。亚文化即具有整体文化的基本特征,如语言、行为模式等,又具有自己独特的群体特征(关世杰,1995)。来自不同亚文化群体的男性和女性的交际活动属于跨性别文化交际的范畴。受不同的亚文化影响,男女两性习得不同的言语交际模式。

如果不能正确理解和对待言语交际上的性别差异就会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误。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首先,要了解差异,正视差异。在言语交际中,只有熟悉自己和对方的交际风格会话意图才能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但同时也要排除性别定型观念。性别差异实质上是社会文化所赋予个体的,随着社会文化的发展,传统的性别文化特征正趋于淡化。因此,要以开明的态度和发展的眼光面对各性别主体之间的差异,进行有效的跨性别文化交际。

参考文献:

【1】 Deborah Tanne.1990.You Just Don‟t Understand: Women and Men in Conversation.【M】.New York: William Marrow.【2】 Swacker Marjorie.1976.„Women‟s Verbal Behavior at Learned and Professional Conferences.‟ In Betty Lou Dubois & Isabel Crouch(eds.)The Sociology of the Languages of American Women.【M】.San Antonio: Trinity University.pp 155-160.【3】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1983.„Small Insults: A Study of Interruptions in Cross-Sex Conversations between Unacquainted Persons.‟ In Barrie Thorne, Cheris Kramarae, and Nancy Henley(eds.)Language, Gender and Society.【M】.Rowley, MA: Newbury House.pp 103-117.【4】 West Candace and Don Zimmerman.1975.„Sex Roles, Interruptions, and silences in conversation.‟ In Barrie Thorne & Nancy Henley(eds.)Language and Sex: Difference and Dominance.【M】.Rowley, MA: Newbury House.【5】 Fishman, P.1978.„Interaction: the work women do‟.【J】.Social Problems, 25/4, 397-406.【6】 Susan Harding.1975.„Women and Words in a Spanish Village.‟ In R.Reiter(ed.)Toward an Anthropology of Women.【M】.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7】 关世杰.1995.跨文化交流学——提高涉外交流能力的学问.【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参考资料：bai duo

第四篇：共识与差异：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新解读

共识与差异：当代大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新解读

2014-07-09

来源： 中国妇女报

“青年要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今年五四青年节，总书记在北京大学考察时这样勉励广大青年。而平等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之一，男女平等是平等的必然要求。培育和践行男女平等价值观，是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校学生是学历层次较高的青年，他们的性别平等意识对我国社会性别意识的未来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当今高校学生的性别平等价值取向如何？ 如何才能更好地提高大学生的性别平等意识？北京市妇联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开展的“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问卷调查，即重点关注并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基本认同性别平等价值取向，多数学生不赞同传统婚恋观和传统性别角色分工，对男女平等国家政策有了解，赞同男女两性具有平等的社会价值和权利义务。但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其中最显著的是性别差异和学历差异，男性对男女平等国家政策法律的关注度高于女性，但他们更倾向于认同传统的性别角色分工，学历越高对性别歧视的敏感性越强，但也越倾向于认同传统文化观念与习俗。

因此，在当下中国复杂多元的性别语境下，在国家和全社会运用法律、政策、舆

论等多种手段切实落实男女平等基本国策的基础上，如何研究和制定提升高校学生性别平等价值取向的政策措施，让先进性别观念在高校学生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是一个需要特别关切的时代命题。

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13所高校学生进行的“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调查显示，64.25%的受访者对性别歧视有清晰的认知；50.95%认同男女平等；84.45%了解我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54.58%认为恋爱中女生遇到心仪对象应主动表白。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仍然有些数据令人意外，如只有35.0%的男性认同男女平等；在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大学生中，来自城市的比例最低。

高校学生男女平等价值取向与群体差异

——“首都高校性别平等意识”调查之新发现

为全面客观地反映北京市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状况，探求更好地提高高校学生男女平等意识的对策，2013年，北京市妇联设立“性别平等意识调研”课题，委托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会同北京妇女研究中心、北京妇女理论研究会承办，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中国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华女子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北京理工大学、首都师范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等13所高校学生进行了实证调研。共发放问卷2000份，回收有效问卷2002份（出现了没有被抽到的同学认为问卷非常有意义，主动复印填写的情况）。

调查显示，高校学生性别平等意识总体上是积极向上的，但在不同群体中存在差异。我们把问卷重点涉及的性别不平等认知、性别观念认知、政策法律认知、婚恋家庭观念认知，分别与性别、学历、专业、出生地、兄弟姐妹数等被访个人信息进行交

互分类分析，结果发现在不少选项上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

性别不平等认知

——教育政策不平等。对于高考中出现的小语种等专业按性别划定分数线且男生录取分数线低于女生的情况，25.99%的受访者认为是性别歧视，完全无法接受；41.24%认为是性别歧视，但现实需要，可以接受；32.76%认为不是性别歧视，是现实需要，完全可以接受。分性别看，48.2%的男性认为这不是性别歧视，是现实需要，完全可以接受，女生持这一看法的只占19.9%。分出生地看，选择“是性别歧视，完全无法接受”的，出生城市的群体比例最低。

——就业不平等。对同等条件下是否存在女生更难找工作的问题，15.03%的受访者选择“从不这样认为”，44.57%选择“是有时会出现的个别问题”，40.40%认为“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分性别看，女性中超过一半的人认为这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而男生这样认为的只占27.0%。分学历看，55.1%的博士研究生认为这是女性群体面对的普遍问题，持这种看法的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比例最低。——女性领导少的原因。目前我国各级领导岗位上女性的数量相对较少，对于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受访者中，8.70%认为是女性个人原因，42.80%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原因，48.50%认为既有个人原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原因。分性别看，14.4%的男性认为是女性个人原因，持这种观点的女性比例仅为3.9%。50.8%的女性认为是家庭和社会的原因，持这种观点的男性仅占33.2%。

——性别歧视认知。统计发现，受访者中，64.25%对性别歧视有清晰的认知，其余为没有清晰的认知。分性别看，女性对性别歧视有清晰认知的为75.5%，而男性只有50.7%。分出生地看，县镇和城市出生的被访者对性别歧视有清晰认知的比例更高些，而农村出生的群体比例较低。

性别观念认知

——是否认同男女平等。统计显示，受访者中，50.95%认同男女平等，49.05%不认同男女平等，且存在性别、专业、兄弟姐妹数量的差异。分性别看，65.1%的女性认同男女平等，而只有35.0%的男性认同男女平等。分专业看，在认同男女平等的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为人文专业，比例最低的为理工医学专业。

——是否认同男女有别。统计显示，受访者中，9.75%不认同男女有别，43.15%部分认同男女有别，47.10%大部分或全部认同男女有别。分性别看，女性中13.5%不认同男女有别，男性只占5.3%；而男性中58.4%大部分或全部认同男女有别，女性只有37.7%。分学历看，在不认同男女有别的群体中，本专科学生比例最高，博士研究生群体比例最低。从出生地看，不认同男女有别的受访者中，11.5%出生于城市，农村出生的只占7.2%。

——是否认同男性思维能力比女性强。受访者中，68.11%认同“男性思维能力比女性强”，31.89%不认同这一说法。分性别看，女性中36.7%不认同这一说法，而男性中只有26.2%不认同。从兄弟姐妹数量看，独生子女中33.8%不认同这一说法，而不认同的非独生子女只有29.3%。

政策法律认知

——对男女平等是否是基本国策的认识。受访者中，50.73%知道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49.27%不知道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分性别看，55.4%的男性知道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女性知道的只有45.8%，分学历看，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最低。分出生地看，了解男女平等是基本国策的受访者中，出生地为农村的比例最大；县镇次之；城市比例最低。——对妇女权益保护法的认知。受访者中，84.45%了解我国目前有专门保护妇女

权益的法律，15.55%认为我国目前没有专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

——能否正确写出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名称。受访者中，23.17%能正确写出一部保护妇女权益的法律名称，76.83%不能正确写出。分学历看，在能正确写出的受访者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硕士研究生次之；本专科生比例最低。分专业看，在能正确写出的受访者中，人文专业和农林专业的比例最高；理工医学专业明显低于其他专业。

婚恋家庭观念认知

——对恋爱中男女AA制的看法。样本中完全赞成AA制的占39.31%，认为男生应主动买单的占31.55%，无法接受的占3.36%，余下的则认为无所谓。不赞成AA制的男生高于女生。学历越高越赞同应由男性买单。

——对恋爱中女生遇到心仪对象应该如何行动的看法。54.58%的人认为女生喜欢就应该主动表白，40.95%的认为可以有追求的行为但应等待男生表白，4.48%认为女生不应采取任何行动，只应等待。男生更赞同女生应主动表白。来自农村的学生更赞同女生应主动表白。

——求偶最看重异性哪一方面特质。受访者中，8.27%的人选择相貌，66.78%选择品性，17.64%选择能力，1.10%选择经济实力，余下的选择其他。对这一问题的看法，除品质外，男生更看重相貌，女性更看重能力。

——理想妻子的形象。受访者中，19.29%选择了“事业有成的女强人”，38.32%选择了“温柔完美的家庭主妇”，12.49%选择了“性感迷人的娇妻”，16.90%选择了“迷糊可爱的小女人”，选择“其他”的为12.99%。分性别看，超过一半的男性理想妻子形象为“温柔完美的家庭主妇”，而选此项的女性仅占27.1%。分学历看，选择此项的博士研究生最高。

——如何看待女性选择做全职太太。受访者中，40.48%的人完全可以接受，48.70%的人不太能够接受，10.82%完全无法接受。男性中完全可以接受的比例占54.2%，女性只占29.1%。分学历看，完全可以接受的群体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

——对男性选择做全职家庭“煮夫”的看法。受访者中，19.18%完全可以接受，45.72%不太能够接受，35.10%完全无法接受。在完全可以接受“煮夫”的群体中，博士研究生比例最高；在完全无法接受“煮夫”的群体中，比例最高的也是博士研究生。

第五篇：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

制度变革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内部分化与认同差异

洪大用

内容提要：本文简析了中国城市新贫困的出现背景，认为目前城市反贫困政策大体上可以区分为预防性政策、救济性政策和开发性政策三种类型。作者初步研究了最低工资保障、“两个确保”、失业保险、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程”等主要反贫困政策的出台过程、内容与实施效果，并就城市反贫困进行了整体性反思，指出目前这项工作还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对城市贫困缺乏规范的定义；贫困监测体系不完善；反贫困的资源缺乏合理的统筹规划；反贫困政策有待于继续改进和完善；反贫困的工作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协调；反贫困工作的专业化程度不够。

作者简介：生于1967年9月，安徽东至人，社会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教授。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政府的扶贫开发工作主要是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到2000年，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大约只剩下3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为3％左右

1①，中国政府确定的到二十世纪末解决农村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战略目标基本实现。但是，与此同时，随着城市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城市社会结构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出现了新的贫困问题。目前，城市贫困与反贫困已经成为学术研究和公众讨论的热点之一，并正在进入政府的议事日程。

一、中国城市的“新贫困层”

在改革开放之前，通过单位体制，国家逐步实现了城市社会的重组，绝大多数社会成员被组织到各种各样的单位中去，单位承担了满足其成员各种保障需求的任务，一方面要给在职职工提供工资和各种福利待遇，包括各类津贴、补助、子女入托等；另一方面还要给退休人员提供退休金，给所有职工提供公费医疗等。这样，整个城市社会的显性贫困人口规模不大，主要是那些游离于单位体系之外的人员，这些人的生活通过民政部门的社会救济给予保障。改革开放之后的很长一个时期，中国政府也主要致力于农村的扶贫开发，城市贫困并没有被认为是一个严重问题。

实际上，19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城市改革的不断深化，单位之间与单位内部都在出现分化，单位体制受到严重冲击。与此同时，随着非公经济的迅速发展，在单位体制之外还出现了大量缺乏保障的人群。特别是在1990年代，政府明确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国有、集体企业的改革也必须顺应这一方向。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企业效益下滑，甚至破产，已经无力承担对其员工的保障任务。一些国有、集体企业不仅不能保障职工的医疗和养老，甚至连工资也难以全额支付。到1990年代中期，随着“减员增效”政策的实施，大批职工失业、下岗，失去稳定的生活保障，甚至陷于生活困境。以这些人为主体的城市贫困人群通常被称为“城市新贫困层”，它的出现和壮大使得中国城市贫困问题凸现出来。

由于迄今为止并没有权威部门发布城市贫困标准并开展专项的贫困状况调查，所以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是不确定的。按照民政部门2001年底发布的数据，全国应当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2②者有1589万人，占全国非农业人口的比例是4.79%。由于最低生活保障的标准是偏低的，所以有的专家认为城市贫困人口的规模被低估了，实际应该是3056万人在1500万人左右

43③。其他关于城市贫困人口规模的估计大约集中

④。

目前，按照民政部门的统计口径，城市贫困人口大体上可以区分为以下4类人员：一是“三无”人员，即传统上由民政部门一直给予社会救济的对象；二是贫困的“失业”人员，即在领取失业救济金期间家庭人均收入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三是贫困的在职职工、下岗人员和退休人员，即此类人员在领取工资、基本生活费和退休费（或养老保险金）的同时，家庭人均收入仍然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居民；四是由残疾、疾病或其他原因造成生活困难的居民。以上各类人员在城市贫困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大致如下表所示：

表1：城市贫困层的构成

二、城市反贫困的主要政策

面对日益凸显的城市贫困问题，中国政府陆续出台了一些政策，旨在保障贫困居民的生活安全，促进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通过就业缓解其贫困状况。概括地讲，这些政策可以区分为三种类型，即预防性政策、救济性政策和开发性政策，下文还将对此进行详述。

（1）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最低工资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前提下，其所在企业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它不包括加班加点工资，中班、夜班、高温、低温、井下、有毒有害等特殊工作环境和条件下的津贴，以及国家法律法规、政策规定的劳动者保险、福利待遇和企业通过贴补伙食、住房等支付给劳动者的非货币性收入等。劳动者依法律、法规的规定休假、探亲以及参加社会活动等，应视同提供了正常劳动。由于工资是劳动者的重要收入来源，所以建立最低工资保障制度是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和合法权益，防止其陷于贫困的重要措施。

1993年，原劳动部发布了《企业最低工资规定》。1994年7月5日，由八届人大八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四十八条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的工资不得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最低工资的具体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规定，主要参照以下因素：劳动者本人及平均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社会平均工资水平、劳动生产率、就业状况、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当上述因素发生变化时,应当适时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到2001年9月，我国已有除西藏外的３０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并实施了最低工资保障制度。

从最低工资保障制度的执行情况看，目前还存在着标准制定比较随意和标准难以落实的问题。尽管2000年11月8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了《工资集体协商试行办法》，规定职工代表可以与企业代表依法就企业内部工资分配制度、工资分配形式、工资收入水平等事项进行平等协商，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订工资协议，但是，实际上影响工资标准的主要是企业。由于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劳动者处于弱势地位，事实上很难有讨价还价的空间和权利。此外，由于一些人对市场竞争存在着片面理解，在观念上对“最低工资”的提法难以接受，或者有意压低工资谋取私利，从而导致最低工资标准难以落实。劳动部门的监督检查和职工的维权意识也都还有待于加强。

（2）“两个确保”政策

“两个确保”是指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是中央政府非常强调的一项预防贫困政策。

19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的规模迅速扩大，部分下岗职工生活困难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

1998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会议”，朱镕基总理在5月16日的讲话中指出：“现在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很多，其中一些人基本生活没有保障，由此造成的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如果不抓紧解决这个问题，任其发展下去，就会造成人心不稳、社会不稳。没有稳定的社会环境，改革就不能深入进行，已经确定的经济发展目标也无法达到。因此，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是当前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头等大事”①。

这次会议之后，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1998年6月9日），基本明确了以下几点：第一，发放基本生活费的范围是国有企业中尚未解除劳动关系的正式职工，由于企业生产经营等原因而下岗，还没有在社会上重新就业的人员；第二，发放基本生活费的机构是再就业服务中心；第三，发放基本生活费的标准原则上略高于当地失业救济金水平，具体数额由各地根据实际情况确定；第四，发放基本生活费的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三年内基本生活费逐年递减，三年期满仍未再就业的，应解除劳动关系，按规定享受失业救济或社会救济；第五，基本生活费的资金来源采取“三三制”的办法解决，即财政预算安排三分之一，企业负担三分之一，社会筹集（包括从失业保险基金中调剂）三分之一。财政负担部分，中央企业由中央财政解决，地方企业由地方财政解决。对于困难较多的中西部地区和老工业基地，中央财政将以专项转移支付的方式给予适当补助。

关于企业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传统上是由国家和企业承担的。由于这种保障对企业发展的负面影响以及其自身的不可持续性，急需彻底改革。1990年代以来，国务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①，逐步明确了“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目标，具体地说，就是要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适用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统筹与个人帐户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服务社会化的养老保险体系。

尽管对于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有着制度上的保障，但是由于制度本身不完善、一些企业存在客观困难以及一些单位和个人存在投机行为等原因，1990年代中期以来，部分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费和部分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难以按时足额发放，并逐步演变为严重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有鉴于此，1999年2月3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发放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提出要“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加快建立社会保障体系，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创造更为有利的条件”，这就是“两个确保”的缘起。

2000年5月28日，国务院再次发布《关于切实做好企业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和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表明“两个确保”问题难以落实。这个通知规定各级人民政府的一把手要直接负责；各地要切实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预算中社会保障性支出的比例；各级财政超收的部分除用于法定支出外，应主要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险覆盖范围，加强社会保险费的征缴工作；要加快实现管理服务的社会化；要坚持按照“三三制”原则筹集资金保障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要规范下岗人员向失业人员的过渡工作。

由于中央政府的一再强调和努力，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和离退休职工的生活保障有了一定改善。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1年上半年统计报告，到6月底，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数为632万人，其中进入再就业服务中心579万人，占下岗职工总数的91.6%。在进中心的下岗职工中，99.9%领到了基本生活费，99.6%代缴了社会保险费，分别比2000年底提高了2.6个百分点和6个百分点。上半年，全国应发基本养老金999.42亿元，实际发放998.19亿元，当期拖欠1.2亿元，足额发放率为99.9%，比上年同期提高1.6个百分点。上半年还共补发2000年拖欠5.56亿元和1999年末以前的历史拖欠6.33亿元。

但是，2002年4月，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又一次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巩固“两个确保”，做好企业减员和关闭破产企业职工安置工作，切实解决好困难群众的工作和生活问题，特别是要重点检查困难企业的“两个确保”工作，及时解决存在的问题，确保不发生新的拖欠。这个“紧急通知”表明，目前“两个确保”政策在落实过程中依然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

（3）失业保险制度

在原有计划经济体制下，每一个新增劳动力都将得到一份工作，而获得工作后是不能被随便解雇的，因而不存在公开的失业问题。少量暂时没有工作的人被称为“待业人员”，也就是说政府是会安排他们就业的，只不过需要等待一段时间。待业人员在待业期间的生活保障主要是由家庭和单位承担的。

自从引入市场机制后，就业竞争不可避免，难以获得工作或者工作以后又被解雇的现象越来越公开化、长期化。这样，长期“待业”人员的生活保障就成为问题了。因此，1986年，国务院发布了《国营企业职工待业保险暂行规定》，要求企业按照全部职工标准工资总额的1%缴纳待业保险基金，以保障待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和促进就业，这大概可以看作是我国建立现代意义上的失业保险制度的开始。

1993年4月，国务院颁布《国有企业职工待业保险规定》，对前述《暂行规定》作了发展与完善。新的规定把保险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国有企业职工，并在资金筹集、救济标准、统筹层次等方面做了一些完善工作。

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重点完善企业养老和失业保险制度”，这意味着对日益公开化、长期化的失业问题的正式承认。1999年1月，国务院发布了《失业保险系例》，标志着我国失业保险制度的正式确立。

按照《失业保险条例》的规定，城镇各类企业、事业单位及其职工应当参加失业保险，符合下列条件的失业人员可以领取失业保险金：按照规定参加失业保险，所在单位和本人已按照规定履行缴费义务满一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断就业的；已办理失业登记，并有求职要求的。失业保险金的标准介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之间，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享受失业保险金的最长期限不超过24个月（要求失业前所在单位和本人的累计缴费时间超过10年；累计缴费时间满1年但不足5年的，最长享受期限只有12个月；累计缴费时间满5年不足十年的，最长享受期限为18个月）。失业人员在领取失业保险金期间，还可以按照有关规定同时享受其他失业保险待遇。

由于我国目前的实际失业率要明显高于政府公布的登记失业率，而且由于就业困难而长期失业的人员占有很大比例，所以，失业保险制度难以有效保障所有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从2000年开始，政府计划花5年左右时间，分三步实现由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制度的转变，这种转变将进一步加剧现有失业保险制度的压力。与此同时，失业保险费征缴困难和不能规范使用的问题还一直存在，严重影响着该项制度效益的发挥。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01年上半年统计报告，到6月底，全国失业保险覆盖率为76.4%，全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618.7万人，登记失业率为3.3%。6月份当月领取失业保险金的失业人员共有243.5万人，只占登记失业人员的39%。上半年的失业保险基金支出增幅高于收入增幅8.2个百分点，有7个省市当期基金收不抵支。

（4）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尽管存在以上各项预防社会成员陷于贫困的政策，但是这些政策由于各种原因并不能有效发挥其预防性效果：第一，政策本身落实困难，有些政策实际上就是针对有关制度不能落实而提出来的，例如中央政府一再强调的“两个确保”；第二，以上各项政策所确定的预防标准偏低，难以发挥预防贫困的作用；第三，象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失业保险金等制度，实际上严格限制了其享受对象，排斥了很多应当享受的人，例如非国有企业的下岗职工、困难企业的“待岗”或“放长假”人员（这些人没有“下岗职工”的身份，但是是实际的下岗人员）、没有登记的失业人口、单位或个人没有交纳失业保险费（或者缴纳时间不足1年）的失业人员，等等。

因此，1990年代以来，实际陷于生活困难的城市居民不断增加，传统上由民政部门主持的社会救济工作已经不能适应新的形势，难以有效救济“新贫困层”的基本生活，必须进行改革，以编制有效的“最后安全网”，这就是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出台的主要背景。

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构想最早在上海市出现。1992年，上海市就召开了专门会议，研究对各种收入较低、生活困难的在职职工、退休职工、社会闲散人员实施生活保障的问题，会议要求各级领导和部门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三者关系的高度，认识建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重要性和紧迫性。1993年6月，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上海市率先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上海市的实践引起了主管社会救济工作的民政部的注意，民政部认为这种做法代表了民政事业改革的新方向和新思路。1994年召开的第十次全国民政工作会议提出：在城市要逐步按最低生活保障线对贫困居民实行救济，由此在全国范围内推动了传统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

1997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在全国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要求各地把建立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当作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必须在1999年底之前完成此项工作。为了引导和规范最低生活保障工作，1999年9月28日，国务院颁布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按照这个条例的规定，持有非农业户口的城市居民，凡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人均收入低于当地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均有从当地人民政府获得基本生活物质帮助的权利。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按照当地维持城市居民基本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费用，并适当考虑水电燃煤（燃气）费用以及未成年人的义务教育费用。最低生活保障经费由地方人民政府承担。

2001年11月12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通知》，突出强调了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重要性，并强调要认真贯彻属地管理原则；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特别是省级人民政府必须加大最低生活保障资金投入；中央财政将根据各地财政状况、最低生活保障任务和地方财政努力程度，加大对财政困难地区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资金的专项转移支付的力度；要推进最低生活保障工作的规范化管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既要保证贫困居民的基本生活，又要有利于鼓励就业；要把工作重点放在社区。

早在1999年10月，全国668个市和1689个县就已经全部建立起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但是，多年来，“应保未保”问题一直比较突出。最近，随着中央政府重视程度的提高和各级财政投入的加大，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保障面迅速扩大，到2001年底，全国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居民已达1189万人。

表2：1997~2001年全国城市低保对象与资金投入情况

从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实施情况看，目前也还存在着一些严重问题，例如保障标准的制定比较随意，“应保未保”问题还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实施保障时不能区分保障对象的特殊需要而给予有差别救助，资金分担比例不合理，传统救济思想依然影响很大，等等。

（5）“再就业工程”

与前述预防性、救济性政策相比，“再就业工程”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的开发性反贫困政策。这项工程的重点是帮助失业6个月以上的职工和生活困难的企业富余职工尽快实现再就业，以防止陷于贫困或摆脱贫困状况。

1994年，劳动部组织上海、沈阳、青岛、成都、杭州等30个城市进行再就业工程试点。1995年4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劳动部《关于实施再就业工程的报告》，标志着再就业工程的正式启动。1996年4月，劳动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再就业工程有关问题的通知》，推进了再就业工程的全面实施。

再就业工程的基本内容包括：第一，全面推进就业服务事业的发展。由劳动部门牵头组成专门机构，对失业人员进行登记，提供必要的失业救济金，开展职业指导、职业信息介绍和就业培训等活动；第二，建立生产自救基地。依托大型企业建立生产自救基地，安排失业人员在基地求职，或者通过兴办劳动就业服务企业，组织开展生产自救；第三，积极开展转业训练，促使缺乏一技之长或不能利用原有技能再就业的失业人员掌握某种技能或更新技术知识，尽快找到新的工作岗位；第四，实行优惠政策，鼓励用工单位优先招收失业人员，鼓励失业人员自谋职业；第五，组织劳务输出。通过向国外输出劳务，为国内其他失业人员腾出一些就业岗位；第六，动员全社会关心和支持再就业工程。

1998年6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切实做好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通知》，对再就业工程的工作重点有所调整。该通知指出：“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总体部署并考虑到社会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中央要求，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主要解决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问题”，要求各地、各企业普遍建立再就业服务中心，负责为本企业下岗职工发放基本生活费和代下岗职工缴纳养老、医疗、失业等社会保险费用，组织下岗职工参加职业指导和再就业培训，引导和帮助他们实现再就业。该通知还强调，各地区和有关部门要积极培育经济增长点，继续加强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因地制宜地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利于扩大就业；要把发展第三产业，特别是商业、饮食业、旅游业、家庭和社区居民服务业等，作为下岗职工再就业的主要方向；要把发展中小型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作为促进再就业的重要途径。

再就业工程实施以来确实取得了一定成绩，有助于改善部分失业下岗人员的生活状况。但是，由于我国劳动力市场的总体情况是供大于求，加上经济结构转型和失业下岗人员自身素质等方面的原因，造成失业下岗人员的实际再就业率一直偏低。从1995年到1999年，失业人员的再就业率一直不超过45%。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资料，近年来，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再就业率甚至持续走低：1999年为42%，2000年是35.4%，2001年上半年为11.1%，比2000年同期下降了4.9个百分点。

表3：1995~1999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情况

三、城市反贫困的主要问题

前文已述，针对1990年代以来日益凸显的城市贫困问题，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反贫困的政策和措施，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目前城市反贫困工作也还存在以下一些突出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首先是对城市贫困缺乏规范的定义，从而导致各种反贫困政策不够系统、不够协调，甚至偏离反贫困的目标。理论上讲，弄清城市贫困的内涵，规范定义“城市贫困人口”，是制定各种反贫困政策和开展反贫困工作的前提，这样做可以形象地比作“用脑袋指挥手”。但是，实际上我们注意到，很多政府官员，特别是高级领导者，并没有规范城市贫困人口的定义，甚至回避使用“城市贫困人口”的概念，而是经常采用列举具体对象的办法讨论城市贫困问题，例如把贫困人口指称为“失业人员”、“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困难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等。很明显，城市贫困人口虽然表现为很多失业人员、下岗人员、老年人，但是，反过来，具有这些身份的人并不一定都是贫困人口。如果反贫困政策基于以上指称而制定，实际上是“用手指挥脑袋”。这种做法不可避免地导致反贫困工作的“手忙脚乱”现象，不仅使有关反贫困政策不能瞄准真正的贫困人口，以至于降低了反贫困资源的使用效率，而且制造了有关城市贫困的概念混乱，妨碍对于城市贫困的深入研究和精确估计。

事实上，要规范定义城市贫困，紧紧抠住两个方面是最基本的。一方面，凡是在城市区域内发生的贫困都应算作城市贫困，不能仅把具有城市户口身份的贫困人口看作城市贫困人口。很明显，这样至少就不能把所谓“外来人口”的贫困问题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凡是生活水平低于某一标准的人口都应列为反贫困的工作对象，这些人都有权利获得政府帮助，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避免一些人由于具有原体制的某种身份而被排除在外。

其次是贫困监测体系不完善，缺乏对于城市贫困状况的权威统计。前文已述，目前关于城市贫困人口数量的各种估计之间差异很大，反贫困面临着底数不清的难题。造成这种状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正是上面所说的对于城市贫困缺乏规范定义。目前，在政府官员、专家与公众之间，对于贫困的理解存在着很大差异。即使是在政府内部，不同部门对于城市贫困人口的理解也不一样。例如，劳动部门的“贫困人口”是失业下岗人员和离退休职工（尤其是指原属国有企业的），民政部门的“贫困人口”是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而工会系统的贫困人口则是“困难企业职工”，统计部门的“贫困人口”是城市居民数的5%，这样不同的统计口径自然难以得出一致的贫困统计。另外，由于城市贫困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相对性，是一种相对贫困，所以确定贫困统计标准自身也有很大难度，需要有广泛而深入的研究。还有，对待城市贫困的一种错误观念也妨碍开展持续的、精确的贫困统计。一些人以为城市贫困只是一种过渡性贫困，通过落实有关政策就可以“解决”，忽视了城市贫困可能是一种持续性现象。实际上，贫困群体的成员可能改变，但是作为一种整体的贫困现象将始终存在。贫困统计应当成为社会经济统计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有权威部门定期发布贫困统计数据，这是制定反贫困政策和采取反贫困行动的重要依据。

第三是反贫困的资源缺乏合理的统筹规划。在某种意义上，城市贫困是改革政策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一种后果，或者说是没有充分估计到的一种后果，因此，并没有预先规划好反贫困所需要的资源。而随着市场化进程的急速推进，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政府有效动员社会资源进行反贫困的能力又受到削弱。所以，在逐步推进的反贫困工作中，资源约束一直存在。为了筹集资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基层、国家与企业、企业与个人，乃至政府的各个部门之间都在不停地进行博弈，迄今为止并没有出现最佳结果。例如，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经费由各级财政分担，但是对于分担的比例仍然争议很大；国家希望对于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坚持国家保障与社会帮扶相结合”的方针，但是代表“社会”的各种单位都有自身的利益考虑，国家要充分动员他们的资源已经远远不如计划经济时代那么容易了；国家希望企业投入资源解决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但是企业觉得负担太重，一些确实困难的企业实际上也无法投入资源，从而导致政策失灵。经验表明，对于如何统筹和保障反贫困所需要的资源，目前仍在探索之中。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缺乏合理的统筹规划，实际上资源约束与资源浪费是同时存在的，特别是在各个部门和各种主体对于中央财政有限资源的不适当的竞争中，导致了资源分散和浪费，不能使有限的资源发挥反贫困的最佳效益。

第四是反贫困政策有待于继续改进和完善。整体上说，迄今为止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具有明显的草创时期的特点：一是缺乏系统设计，政策之间衔接性差；二是缺乏长远目标，救急性强；三是政策设计不完善，缺乏想象力。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反贫困政策出现目标不清，功能混乱。例如，发放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究竟是补偿国家、企业以往的欠债，还是救助贫困？如果把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看成是反贫困的专项制度，那么这一制度究竟是为了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还是要促使其摆脱贫困状况？用基层干部的话说，究竟是要保“肚皮”，还是要保“脸皮”？如果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仅仅局限于维持居民的最低生活，那么是不是有可能维持一个永久性的贫困层？这种可能在反贫困政策并不配套的情况下是明显存在的。

具体地说，我们可以将反贫困的政策体系区分为三个组成部分，即预防性政策、救济性政策和开发性政策，这在前文中已经提到。所谓预防性政策是指防止贫困发生或降低贫困发生概率的各项政策；所谓救济性政策是指当贫困确实发生时，努力减少其负面影响和损害的各项政策；所谓开发性政策是指消除贫困者的脱贫障碍，拓展其脱贫机会的各项政策。

从目前反贫困的政策实践看，以上三类政策都有待于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目前的预防性政策难以预防贫困的发生，例如最低工资制度难以落实，失业、医疗和养老保险都还很不完善。现行的救济性政策难以有效满足贫困者的基本需要，例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其保障标准还偏低，统一按照人均收入进行差额补助的办法不能考虑不同类型和不同规模家庭的特殊需求，特别是其消极的维持居民生存的制度取向，难以满足贫困居民十分迫切的医疗需求。目前的开发性政策也存在着内容单一，缺乏想象力的缺陷。完善就业服务，实施优惠政策以促进就业，自然是开发性政策的重要内容。但是，在如何为贫困者开发多样化的经济机会，如何开发贫困者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如何开发贫困者参与政治、经济和社会进程的能力与机会，如何促进贫困者的增权等等方面，仍然还有很大的政策设计空间。

第五是反贫困的工作机构有待于进一步协调。反贫困政策的落实依赖于高度协调的工作机构，在这方面，中国农村扶贫开发工作的经验应该是值得借鉴的。1980年代中期以来，专门化的农村扶贫开发机构是农村扶贫开发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保证。但是，目前的城市反贫困基本上是在原有行政体制基础上开展的，并没有专门的城市反贫困机构。这里不是说必须得建立一个新机构，如果各个有关部门能够充分协调起来，也同样是能够推进和改善城市反贫困工作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目前有关部门的协调确实不够，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长期以来存在的“应保未保”问题就是一个例证。特别是，目前的城市反贫困事实上是由各个部门在原有工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不是说先有统一的反贫困纲领和政策设计，然后才合理分工，开展工作。因此，实际上的反贫困工作有各自为政、互相扯皮的倾向。从长远看，为了克服这种倾向，有必要制定中、长期的城市反贫困的总体规划，并在反贫困的组织机构上进行创新，以便提高反贫困工作的效率。

第六是反贫困工作应当专业化。反贫困涉及到贫困识别和监测、资源筹集、政策设计、工作协调、项目执行、日常管理等等一系列复杂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分钱问题。如果缺乏深入研究和规划，缺乏关于反贫困的专业知识，资源投入越多，所造成的浪费也就越大。因此，应当考虑加强城市反贫困的研究，加强实际工作人员的专业培训，更多地吸收一些专业人士参与城市反贫困工作，充分发挥有关机构的专家、学者的作用，以全面推进城市反贫困工作的专业化。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载《人民日报》2001年10月16日第五版。

23关于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具体阐述，请参见下文。参见朱庆芳：《城镇贫困群体的特点及原因》，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4）。

4例如，亚洲发展银行组织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研究”课题组，利用1998年国家统计局的城市调查数据测算出的城市贫困人口是1480万人，中华全国总工会1999年的测算则是1500万人。

5朱镕基：《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的几个问题》，载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新时期劳动和社会保障重要文献选编》，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6这些政策主要包括《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1991年6月26日）、《国务院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1995年3月1日）、《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1997年7月16日）、《国务院关于实行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和行业统筹移交地方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1998年8月6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