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银行业亟待反思的三个问题

第一篇：当前银行业亟待反思的三个问题

当前银行业亟待反思的三个问题 银行文化的缺失需要反思。当前银行业出现的种种问题，从根本上反思，应该是文化缺失的问题，存在短视文化、不诚信文化和粗放式文化。一些银行信贷文化好比“典当”文化，只要有抵押物或互保联保就放贷，而抵押物往往就是房地产，没有抵押物就拉几个人来互保、联保，只要担保转得动，就可放贷。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导致客户经理的行为异常和心理浮躁，得过且过，尽职调查浮于表面，不会科学测算企业现金流，整天陷于跑业务拉关系中；从业人员无序流动，带着资源在各银行转，行为短期化，风险潜伏化。浙江银行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立足长远，谋远而行，建立起“讲责任、重诚信、有特色”的银行文化。>>更多最新相关资讯请点击合时代进行浏览„

考核机制的不科学需要反思。管理学上有一个道理：考核什么，得到什么。当前银行在考核上唯成败、唯利润、唯份额论英雄的思维严重。不科学的考核办法纠而不改，层层加码的问题屡查屡犯，成为银行违规经营的根本原因之一。一些银行不顾当前严峻形势，下达任务还比上年增长10%、15%，甚至更高。在要求不断做大的考核机制下，银行冲规模的手段层出不穷。不仅存款在冲时点，月末、季末贷款冲时点的现象也越来越严重。许多数据和实体经济对不上，里面就有行为扭曲的问题。

改革创新的不足需要反思。一直以来，浙江银行业依靠民营经济的发展优势、金融改革的先发优势以及相对较大的存贷利差，经营效益良好，导致目前改革创新的内生动力不足，存在“创新动力不足、改革动能减弱、发展后劲不足”的问题。但目前外部环境在变化，靠同质化低水平放贷的经营模式是不可持续的。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而且强调要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推进银行业改革创新是迫切需要践行的现实问题。

第二篇：【基层反映】：当前中小学教辅材料存在问题亟待重视

【基层反映】：当前中小学教辅材料存在问题亟待重视

目前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价格虚高，各路人马处心积虑挤进教辅市场，一些教辅书良莠不齐、鱼目混珠，低劣、拼凑、抄袭的居多，有的甚至错误百出、以讹传讹，不仅对孩子们造成误导和伤害，增加了学生书包的重量，而且滋生出了教育领域诸多腐败问题。

一、当前教辅材料价格虚高导致诸多问题

一是教辅材料品种过滥增加学生负担。目前教辅材料出版准入限制较低，在利益驱动下，各出版社、出版商纷纷介入教辅材料出版，品种过多泛滥。尽管国家规定了有关部门和单位不得向学生强制销售教辅材料，但我国应试制度以及学校在教辅材料选用上的主导地位，决定了学生只能被动消费，且义务教育阶段学生年龄低，也难有自主选择和辨别的能力。学生少则购买一二套，多则购买四五套教辅材料，从质量看，良莠不齐，不少是胡拼乱凑，内容和印刷质量低下，误人子弟，而且加重学生负担。二是教辅材料价格虚高导致腐败问题教科书是由国家免费提供的，教辅材料是学生自己买单。教辅材料的发行中间环节回扣严重，高定位、高回扣已成为教辅材料经销的主要手段。一些高定价教辅材料中，包含了向有关单位、个人给予的好处费。虚高的价格成为滋生行业腐败的温床。在高利润和高回扣的引诱下，一部分老师甚至学校领导也甘愿充当教辅泛滥的幕后推手。当前教育行政部门管理中的问题，以及教材、教辅出版发行中的“潜规则”，已经形成了从出版、审定、发行到学校，一系列环节的利益链，败坏教师队伍，助长某些部门的不正之风。

二、建议对策

解决中小学教辅材料过多过滥问题，必须坚持堵疏结合的原则，在“堵”的同时要充分考虑教育教学实际和学生及其家长的愿望，更多以“疏”为主，实行规范管理。这样才具有实际意义，也符合国家教育部、国务院纠风办等部门明确要求对教辅材料进行规范管理的要求。为此建议，各地教育、纠风、物价等部门要共同研究制定教辅材料征订规范性意见，加强对教辅材料征订工作的管理。一是加强教辅材料征订指导。建立中小学教辅材料选用指导委员会，按照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原则，每年对教辅材料进行分类筛选，选择质量较高且符合本地教育实际的教辅材料，编制《教辅材料选用指导目录》。二是制定征订规则。教育部门可以允许学校根据教学需要，在指导目录范围内，推荐学生征订教辅材料，但必须有相应规则，制定限年级、限科目、限数量、限金额的“四限”规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限金额”，限制学生自愿选用教辅材料支出的最高费用，不同年级制定每学期最高限额标准，不得突破上限。三是坚持自愿原则。在学生自愿、家长认可的前提下，让学生自主征订，不得强制或变相强制学生征订，不得统一征订，更不得将教辅材料列入代办性或服务性收费项目。明确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代收费用，更不得收取任何形式的征订组织费，预防腐败滋生。四是要让利学生。学校可帮助联系发行单位，由学生直接向发行单位征订，商定销售折扣，直接让利学生，确保学生购买到质优价廉的教辅材料。五是加强监管。加强对学校和发行单位的监管，防止强制征订或教辅材料选用、征订、结算、缴费过程中违规违纪行为的发生，对违反规定的部门和学校按照“教育收费问责办法”规定进行问责；对违反规定的发行单位，下一不再将其发行的教辅材料纳入指导目录。

第三篇：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存在三点问题亟待提高

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存在三点问题亟待提高

中央出台一号文件积极推动农业科技创新，但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工作存在三点问题应引起足够重视，并及时予以改进。一是农业科技创新成果的层次低。农业创新成果对农业的贡献率低，创新成果科技水平不高，低水平重复建设的研究多，重大成果少，且创新成果转化率低。二是当前农业科技创新动力不足。资金投入不足。不少农业科技创新项目周期长、资金需要量大，但当前农业创新获取资金的渠道较单一且量小，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激励措施不足。农业科技服务单位收益偏低，使部门缺乏创新动力。农业产生效益较低，使农民缺乏追求科技的动力。农村技术市场发展不成熟，科研与推广、服务与市场之间没有完全按市场规律运行，市场缺乏对创新的推动力。农业科技创新虽有优惠政策，但相关财政、税收优惠政策力度仍不够大。三是农业创新人力资源缺乏。科技创新人才不足。技术创新未与创新者利益结合起来，创新者收益偏低，致农业科研部门优秀人才流失且队伍老化，一些重要学科中青年科技创新型人才缺乏，制约了农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成果运用者素质不高。农村劳动力文化素质普遍，且文化程度较高的农村劳动力多转移至二、三产业，导致科学创新在农村应用效率低。另外，由于缺乏资金和条件有限，基层农业科技推广人员条件差、待遇低，也影响了农业科技创新成果在农村推广应用。

第四篇：当前农村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当前农村妇女面临的三个突出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是一部综合性的全面保护妇女权益的基本法律，自实施以来，在常州市执法部门和社会各界的努力和支持下，妇女维权工作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在我市一些农村地区，妇女受侵害的现象仍时有发生。市妇联在信访接待和处理中涉及到妇女权益保障方面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

方面：

一、土地承包权问题

近几年随着我市农村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村土地特别是城郊地区的土地被大量征用。不少农村出嫁女反映当地村委会在执行土地延包政策、发放安置费等问题时侵害了她们的合法权益。这些问题包括：⒈从外地嫁入本村的妇女在新一轮土地承包过程中，没有土地可承包，因而在与责任田相关的征地补偿款的分配中，她们享受不到土地的安置费；⒉集体经济组织分配利润或土地补偿费时，结婚外嫁但长期在本村居住或户口仍留在本村的妇女得不到应有的那一份补偿款；⒊失地的离异妇女难以享受平等的保养政策；⒋一些村规民约与现有法律相矛盾；⒌一些独生子女户的合法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维护。可见农村妇女实现自身权益的艰难，由于不断上访，还会使地方矛盾激化，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二、婚姻家庭问题

一方面由于“男尊女卑”、“夫权思想”还未彻底根除，农村妇女遭受家庭暴力的现象仍相当普遍，一些男性将妻子和孩子当成自己的附属品，稍有不满就施以拳脚。如今城市女性面对家庭暴力或性骚扰，已经不再沉默，拿起了法律武器来维护自身权益，而大多数农村妇女则采取委曲求全、忍让躲避的态度，使施暴者更加变本加厉，一些妇女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甚至采取自杀或“以暴制暴”等极端行为。

另一方面由于农村妇女的经济没有充分独立，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家庭地位都无法与男性相平等；因为生理上的特点，女性的体力不如男性，又要经历怀孕、分娩等特殊负担，在出现相关的一些权益纷争、涉及到男女双方的切身利益时，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往往受到的伤害更多。在农村，已婚妇女遭遗弃、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变相“包二奶”等情况屡有发生，严重侵害了妇女权益。

三、财产权问题

农村妇女婚前的财产权，应该包括她们在婚前与父母兄长共同创造的家庭财产中应该享有的份额，而不仅仅指婚前嫁妆。但是她们的财产继承权却经常受到侵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是旧封建陋习，很多农村家庭受传统封建思想的影响和束缚，分财产时只想到传宗接代的儿子，而不考虑女儿应得的份额，剥夺了女儿应该享有的权利，这其实是重男轻女的一种表现，而且相当普遍。法律规定，儿子和女儿是共同的继承人，享有同等的继承权。

农村妇女是现实社会中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村妇女的维权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要保障妇女法定权益的实现，除了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外，还要进一步完善妇女权益司法保障体系，使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有机结合，真正做到从根本上来维护妇女的合法权益。

第五篇：关于反思启蒙的三个问题

关于反思启蒙的三个问题

——2005年11月15日北大临湖轩“反思启蒙”讨论会上的发言

高全喜

前两天收到杜维明和黄万盛两位先生关于《启蒙的反思》的对话录，只是匆匆地读了一下，感觉内容很是丰富，哲学、文化、思想、观念，古今中外，几乎都谈到了，有很多新的东西，他们人在海外，依然如此关注这个问题，对此我非常钦佩。我认为关于启蒙的反思，要有一个立足点，就是到底为什么要谈这个问题，在中国当前的现实情况下我们谈这个问题究竟有什么意义。对此，我想谈一些自己的感想或者不同的歧见。

首先，应该指出，西方的这个启蒙思想，它从时间上来说在西方持续了一、二百年，从它的形态和渊源来说，我觉得大致有三个。一个是苏格兰启蒙思想，一个是法国启蒙思想，一个是德国启蒙思想，可以说17世纪、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基本上在思想观念乃至社会运动领域，表现出了一个关于启蒙的不同形态的多元模式，并且在它们之间呈现出各种维度下的一种张力性的关系。自由民主的思想理路是从启蒙过来的，社会主义的理路也同样是从启蒙过来的，甚至还有一些其他的思想路径，如当今的第三条道路、社群主义等，也都可以在启蒙思想那里找到它们的发源地。在西方，上述有关启蒙的不同渊源、形态相互之间一直在打架，可以说，整个近现代西方思想史就是一个启蒙思想及其运动自己的各种不同价值、观念、主张相互之间争斗的角斗场。到底谁胜谁负呢？现在还很难说。二十世纪之后又有一种反思启蒙的或者解构启蒙的新的东西出来了。这种新的东西，可以从古典古代的思想中找到渊源，也可以从东方文化中找到某种共鸣。但是，现在我们要问的是，对启蒙的反思到底是要反思上述三个主要渊源中共同的东西呢，还是它们分别不同的东西呢？我觉得在这里应该有所警惕。比如说，新左派乃至社群主义等，它们重点质疑的是自由民主的现代化成果，认为这些是启蒙之病，但是问题在于，它们除了高调的批判之外，自己建构出什么东西了呢？实际上，对于启蒙的批判处于一种非常吊诡的处境，一方面他们认为后现代已经来临，但是，他们反思启蒙的一个前提却是基于自由主义或者说宪政民主的框架之上的，如果这个制度框架倒塌了的话，或者像他们所企图的被消除的话，我看他们的所谓后启蒙时代将不知伊于胡底。固然现代化带来了诸多的毛病，有些甚至是极其严峻的，但解决这些问题是否要彻底摈弃启蒙所构建的自由宪政民主制度，我的看法是否定的，对启蒙的反思要有一个度。要建设性的或继承性的反思，而不是要对启蒙这样一个新传统采取一味摈弃的态度，其实这样一个简单的常识，可不知怎么到了新左派的思想家们手里就变得如此复杂高妙了。前面我只是说了针对启蒙思想中的自由民主这一支，此外，对于相当多的国家，特别是后发国家来说，启蒙所导致的另外一支，即社会主义这一支，对于它的反思似乎更为必要。刚才李强教授谈得特别好，如果现在说是要反思或者批判启蒙，那么如何看待这样一支具有强大影响的，而且依然持续存在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形态以及制度结构呢？这显然比前面一个问题更为重要。说到这里，我就回到了第二个要谈的问题，就是中国立场或中国意识。我们说启蒙的反思，从大的理论上说，到底反思的是哪种启蒙？启蒙中哪些东西值得反思？是基于后现代的立场反思整个启蒙之病？还是反思社会主义的启蒙或市民阶级的启蒙？此外，哪些东西还是要坚持的，甚至要继续发展的？在中国可以说从五四以来，甚至某种意义上说，从1840年以来，我们就开始接受西方文明的影响，产生了观念的、制度的、工具的等各个方面的碰撞和吸收，特别五四之后，这种启蒙的思潮一直到现在，源源不断。最近一些年，有一些呼声，说我们应该告别启蒙了，我们应该走过启蒙时代了。在中国立场、中国语境下，我觉得这个观点要从正反两方面看。我们现在的制度框架，大体上是顺着社会主义这条路子过来的，启蒙中所谓的自由宪政民主这条路子在中国并没有开花结果，时下文章中大量搞的是反思、批判和解构以西方的自由宪政民主为对象的这一套把戏，可这个批判的东西，在中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我们有什么资格调用所谓后现代的思想理论来反思我们从来没有的东西呢？如果要反思的话，我看主要是对于社会主义这一支的反思，但我不知道后现代的那些东西究竟能为我们反思这个启

蒙形态提供多少有用的资源，相反，启蒙不同形态之间的张力关系，如自由宪政民主与社会主义相互之间的对立性关系，或许对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问题更有启发性和建设性意义。

我知道这又回到对于启蒙的理解，这个理解有三个层面，一个是心态方面的，一个是观念方面的，另外一个是制度方面的。启蒙的结果不单单是导致了人类的思想、生活和观念方面的变化，它同时还构建了一套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特别是自由宪政民主制度。这个制度是启蒙的一个非常坚硬的成果，它是政制意义上的，不是政策意义上的，这个东西在当前对我们国家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我们一方面要把启蒙继续深入地进行下去，真正实现它的制度上的成果，另一方面也要反思启蒙在西方社会近一二百年来，以及在中国近几十年或者一百年来，所导致的各种弊端。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目标，我觉得要把逻辑的线索和层次谈清楚，否则就容易导致思想混乱，特别是误导年轻人。在西方现代社会，启蒙的现代化结果在一些方面是值得反思的，我们不能把西方各种后现代的思想理论一棍子打死，那是它们的问题，人家社会形态走到了这一步。但是对中国来说，我们是不是也要鹦鹉学舌，后现代起来？我认为在现代中国最关键的问题不是批判启蒙，而是应该继续启蒙，当然对启蒙要有一个更深度的理解，即选择正确的启蒙之道。

在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这是我要说的第三个问题，即启蒙与传统的关系。西方的任何国家，比如说苏格兰，它们的启蒙运动是与当时英国的历史传统，诸如英国的普通法、议会制度和自由权利观念等，相结合的，法国也是，高卢的积极自由精神是法国文明的象征，至于德国就更不用说了，日尔曼精神是与它们的启蒙思想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中国，五四启蒙的反传统确实是需要检讨和反思的，这一点，杜维明先生的对话中谈的很多了，我是赞同的，特别是站在二十一世纪来看这个问题，问题就更明朗了，我们对传统应该有一个同情的理解。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对于启蒙要全盘否定呢？我不这样认为，我觉得我们的启蒙并没有完成，但新的或正确的启蒙与尊重传统、继承传统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关系，新启蒙诉求的是自由的社会政治制度和多元文化的并存与沟通，所谓“和而不同”。而要真正作到“和而不同”，我认为恰恰是自由主义的制度才能提供出来的。蒋庆的政治儒学属于一种拟古不化的复古主义，康晓光对于自由民主的敌视更是属于个人的偏见，他们并不代表传统的真精神。我个人主张把自由主义的宪政民主制度，与中国古典的传统文化结合在一起，我最近主编的一个丛刊叫《大国》，它的主旨就是寻求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结合，提倡的即是自由主义的制度框架，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以及传统文化的继承和新的塑造，而这些，显然都需要继续启蒙。

总之，我认为，对启蒙的反思不是基于西方后现代的状况来抛弃启蒙，而是寻求新的正确的启蒙之道，鉴于中国现代问题的复杂性，基于中国当前的立场或问题意识，如果过多地提倡对启蒙的反思，乃至批判，可能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

上传时间： 2006/6/6文章来源：法律思想网本文由法律思想网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