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实分类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第一篇：落实分类管理,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落实分类管理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街道办事处按照“属地管理”、“行业管理”、“职能管理”、“层次管理”原则，各单位看好自己的门，管好自己的人。单位、村（居）委会按照村（居）民（员工、家属）的日常表现划分“优秀、良好、一般、较差”四个等次。

对遵纪守法、勤劳致富、积极配合村（居）工作的村（居）民（员工、家属）大力弘扬表彰，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对没有违法行为，致富能力欠缺，通过做工作配合村（居）工作的良好村（居）民（员工、家属），通过培训、教育、引导等措施，促使其向优秀村（居）民（员工、家属）转化；

对没有明显违法行为，但不配合村（居）工作的村（居）民（员工、家属）要加大管理力度，通过处罚、教育、管理等综合措施，迅速使其转变。

对有违法行为尚不构成刑事处罚或已经受过刑事处罚没有彻底转变的高危人群，要从严管理，该打击的一定要从重从严打击，严防其做大成势。各职能部门按照本单位职责，对本单位管理的“特殊人群、高危人群”区分类别，制定不同的管理措施，严格管理，严防其危害社会。

第二篇：关于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创新社会管理机制的几点思考

胡德春

2012年第4期 ——社会建设

推进社会管理创新，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事关民生福祉大计，事关湖北科学发展跨越式发展大业。创新社会管理机制，要着眼于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源头性、根本性、基础性问题，大力推进民本机制、化解机制、纽带机制、平衡机制和防控机制创新，为加快构建中部战略支点发挥重要的助推作用。

一、推进民本机制创新，廓清社会管理之“源”

抓住源头，方能抓住根本。社会管理重在以人为本，要把“六民”要旨即民评民说是标准、民心民力是依靠、民意民声是依据、民愿民盼是方向、民惠民富是目标、民苦民痛是失职，贯穿于社会管理的全过程和各环节，大力推进民本机制创新。

（一）在导向机制上，要树立为民服务宗旨观，做到情为民所系。胡锦涛同志指出，“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也是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在创新社会管理的出发点上，要解决好为谁说话、为谁干事、为谁谋利益的问题；在创新社会管理的方法上，要掌握好怎么说话、怎么干事、怎么谋利益的问题。努力使社会管理各项工作彰显民本理念，体现宗旨观念，达到“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公平、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的根本目的。

（二）在推进机制上，强化执政为民责任观，做到权为民所用。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要始终牢记“权力属于人民、权力由人民赋予、权力为民所用、权力为人民负责、权力受人民监督”的道理，坚持用情、用心、用责、用力推进各项工作。要坚持源头治理，紧紧抓住“三个源头”，即治理矛盾产生源头，突出决策决定、执法执纪、行政作风、项目建设、民生问题等五个重点，做到“谁主管、谁负责”，使社会矛盾和问题少发生或不发生；治理矛盾集中源头，突出村（社区）这一重点，做到“谁管理、谁负责”，使社会矛盾和问题不上交或少上交；治理矛盾管辖源头，合理划分地方和部门管辖责任，做到“谁管辖、谁负责”，使“小事不出村（社区）、大事不出乡镇（街道）、难事不出县（市、区）、矛盾不上交”，努力使社会管理权责落实在为民服务的实践中。

（三）在评价机制上，落实人民满意政绩观，做到利为民所谋。“金杯银杯，不如群众的口碑。”正确的政绩观是衡量一个干部是掌权做官老爷还是执政为民的试金石。在社会管理实践中，要把人民满意作为最根本政绩取向，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要建立健全科学的政绩评价体系，树立为民科学、打基础、管长远的政绩观；全面增长政绩才能，学会用“一线分析法”，即按照客观事物发生发展量变质变的规律，研究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提高促进科学发展和维护社会和谐的能力，做到以德行服人、以才能服人、以业绩服人，当好想干事、能干事、干好事、不出事的干部，努力提升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满意度。

二、推进化解机制创新，疏导社会管理之“流”

“源渊则流长，流活则源清。”社会管理的着力点在化解社会矛盾，要建立健全科学有效的诉求表达、矛盾调处、利益协调和权益保障等机制，努力舒缓社会紧张情绪，平和民众忧怨心态，保持社会安定有序，促进社会和谐进步。

（一）建立健全利益诉求表达机制。大力畅通基层群众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建立规范有序的信访秩序。切实抓好初信初访，加大乡、县两级初访协调处理力度，不断提高初访办结率，努力把矛盾纠纷和隐患问题解决在初始环节；切实抓好网络信访，组建市（州）网络信访中心，采取信息“一个口子进来，一条渠道处理，一人总审把关，一个口子出去”运作模式，实现基层群众不出门、不上访、不花成本就能快捷解决问题；切实抓好领访代访，由县（市、区）和乡镇（街道）基层信访工作人员代理和带领信访人向上反映问题，引导基层群众走正确渠道反映合理诉求，维护良好的信访秩序；切实抓好约访接访，定期组织开展村（社区）和乡镇（街道）干部“首问”接访、县（市、区）委书记“大接访”、市级以上领导干部约访活动，把矛盾问题解决在各个环节。

（二）建立健全社会矛盾化解机制。创新矛盾纠纷化解办法，采取八大化解举措，即通过源头化解、网络化解、接访化解、疑难化解、督办化解、现场化解、依法化解、改进化解，提高矛盾化解率，努力形成良性循环。构建四级化解网络，即建立健全村（社区）—乡镇（街道）—县（市、区）—市（州）四级矛盾纠纷排查调处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问题坚持分级调处与联合调处相结合、包案调处与专班调处相结合、超前调处与督办调处相结合。完善三个工作机制，建立高位协调机制，对“三跨三分离”（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人事分离、人户分离、人事户分离）、急难险重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由地方主职领导或上一级跨部门领导牵头协调化解；建立重点推进机制，坚持做到抓主管问责，抓整改落实，抓督办检查，抓定期例会，抓工作通报，抓领导谈话，抓经验交流，抓培训提高，抓宣传推广，抓改进提高，建立环环相扣的工作推进机制，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建立改革创新机制，总结推广国有企业改制维稳、城镇征地拆迁、军转干部安置、非正常死亡处置等好做法、好经验、好典型，打造一批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工作品牌。

（三）建立健全疑难案件化解机制。对急难险重和疑难杂症问题要加大化解力度，组织开展“难案大会战大攻坚”活动，落实专班，集中攻坚，限期销号，特别是对企业改制遗留问题，在合情、合理、合法的基础上，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采取“X+1”的方法，即多方筹资、政府兜底，一次性了断，确保当年发生的案件化解不跨。对短时间难以化解的重大涉稳问题要加大专班包保化解力度，按照“五专”要求，即专家会诊、专班应急、专项治理、专项打击、专班巡查；落实“四包”责任，即包沟通、包化解、包稳控、包接返；采取“五包一”举措，即在重大敏感时段，对重点领域、重点群体、重点人员由一名县级责任领导、一名公安基层所队负责人、一名责任区民警和两名街办或社区干部进行包保稳控，确保不出现失控、漏控现象，确保跟踪管理化解到位。

三、推进纽带机制创新，夯实社会管理之“基” 社会管理创新的重点在基层基础，要始终保持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充分发挥我党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大力推进纽带机制创新，筑牢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

（一）加强基层组织建设，夯实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坚持把加强基层党建作为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举措，统筹构建城乡基层党建格局，对农村地区、城市社区、非公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党政机关、国有企业和其他领域党建工作实行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做到全覆盖；科学设置城乡党的基层组织网络，采取单建、联建、挂建等形式，推行“村（社区）企联建”、“村（社区）＋协会”等设置模式，形成以村（社区）党组织为核心，青年、妇女、民兵、治保、调解等组织以及各种经济社会组织相配合、相协调、相促进的格局；健全完善城乡基层党建制度，围绕组织建设、政治建设、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能力建设、绩效建设等内容，建立健全基层党建工作制度体系，推动各项工作步入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运行轨道。

（二）规范基层管理服务，夯实党执政的社会基础。全面加强基层管理服务，推动各项工作有序、规范、协调运行。搭建“大综管”工作平台，健全完善村（居）民自治机制，形成由“两委”统一领导、村湾（小区）为支撑、联户（楼栋）为基本单元、辖区各单位共同参与的“大综管”工作格局，统筹管理各项社会事务。搭建“大综治”工作平台，有机整合综治、信访、公安、司法、民政、国土、劳动、工会等部门力量，构建乡镇（街道）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和村（社区）工作站，建立“五联”工作机制，即社会治安联合防控、矛盾纠纷联合调解、重点工作联勤联动、突出问题联合治理、基层平安联合创建，统筹抓好各项社会事务管理服务工作。搭建“大服务”工作平台，围绕创建“服务型基层党组织”，建立覆盖辖区全体成员、主体多元、功能完善的服务体系。

（三）健全群众工作制度，夯实党执政的群众基础。建立健全密切联系群众的基本工作制度，大力密切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一是建立“四固”机制。固定专班，即组建一支由一名副县级干部带队，“两代表、一委员”和离退休党员干部参加的下访工作队，驻村（社区）开展工作；固定时间，即每月集中组织开展一次下访活动，公示时间、内容；固定任务，即对每次下访中群众反映的各种诉求进行登记分理、协调化解、上传研究、下达督办、反馈改进；固定考评，即加强责任目标考核，实行月检查、季通报、半年考核、年终考评。二是开展“四千”活动。在广大基层党员干部中组织开展以进千家门、知千家情、排千家忧、暖千家心为主题的“四千”活动，深入了解工作对象在想什么，怕什么，求什么，做到顺其所想，避其所怕，竭力给其所求。三是发挥“四个作用”。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与群众之间上下沟通，问政、问需、问计于民，化解矛盾，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

四、推进平衡机制创新，理顺社会管理之“气”

社会管理的难点在平衡利益关系，要针对由于利益不均衡导致社会矛盾多发的现状，构建社会利益均衡与整合机制，在全社会形成心齐、气顺、劲足的和谐局面。

（一）构建合理的利益共享机制。当前，我省正处于战略机遇期、发展黄金期、改革攻坚期和矛盾凸显期，建立科学合理的利益格局至关重要。要坚持科学决策，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健全重大问题集体决策、专家咨询、社会公示和社会听证、风险评估制度，杜绝从部门和行业利益出发制定政策的现象，防止不公平、不公正的决策引起社会矛盾和冲突；坚持依法行政，建立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和服务型政府，大力推进政府管理创新和依法行政，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加强对行政权力的制约和监督；坚持利益补偿，按照社会发展改革成本由社会承担和合理利益补偿原则，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再分配调节、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政策措施，对利益受损的弱势群体进行相应利益补偿，认真解决好土地征用、城市拆迁、环境污染、企业改组改制和破产中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维护人民群众合法利益。

（二）构建有序的利益协调机制。利益分配的不平衡是导致社会公众心态失衡的直接原因。要综合运用政策、法律、经济、行政等手段，推进收入分配改革，扭转城乡、地区、行业和不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既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又把蛋糕分好。要调整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健全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强化税收调节作用，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降低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同时加强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统筹兼顾“两头”，对高收入群体，要严格执行调控政策，特别是要进一步打破行业垄断，对低收入群体，要切实提高社会保障力度，特别是要保障好城乡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加快收入分配领域的立法步伐，坚决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深入治理商业贿赂。

（三）构建规范的权益保障机制。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平衡利益关系、实现社会公正的重要举措。要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形成多层次、宽领域、广覆盖的社会保障格局，以缓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建立健全公共财政制度，把更多的财政资金投向教育、卫生、文化、就业、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促进社会更加和谐。完善弱势群体权益维护法律保障制度，制定、完善保护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权益的法律法规，保障他们在社保、医疗、教育等方面合法权益；完善社会救助和法律援助法规，为弱势群体提供法律帮助；完善现有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国家赔偿、申诉控告等法律救济制度，使弱势群体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身正当权益。

五、推进防控机制创新，编织社会管理之“网”

要针对当前社会矛盾多发的现状，大力推进防控机制创新，建立健全社会管理网络，努力营造和谐稳定社会“气候”。

（一）健全综合管控机制。加强治安防控，构建“六条防治线”，即构建村（社区）、农村、居民楼院、重点要害部位、单位内部、安全生产等治安防线，夯实天网（域外联防联治网络）、地网（域内群防群治网络）、互联网“三网合一”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社会管理服务，对流动人口实行“以房管人、定位管理”并帮其解决就业、居住、就医、子女就学等问题，对刑释解教人员采取社区民警、社区主任、家庭、企业主“四帮一”安置帮教工作模式，对吸毒人员采取公安民警、社区干部、老党员、老模范共同参与的“多帮一”模式，对青少年建立健全社区、学校、家庭、派出所、志愿者“五体联动”预防违法犯罪工作机制，做到部门联动，严格管控措施；深入推进平安创建活动，在发案较多的商贸区推广“十户联防”群防群治模式，提升基层平安创建水平。

（二）健全危机管控机制。高度重视媒体及危机传播管理工作，面对突发事件，要及时做好政府及其组成部门、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等系统内部，网络、电台、报刊等各类媒体，涉事骨干及其家属（亲属）、同事、朋友、乡亲等的管控工作；落实危机管理措施，组建由专人管理、专班操作、专业管控、专门机制的“四专”机构，遵循统一性、真实性、时效性、权威性原则，做到第一时间公布信息、信息真实不说谎、瞄准公众关切目标；完善危机传播管理制度，建立健全涉稳联席会议、专人发言、新闻把关、危机管理和责任追究等制度，切实增强媒体及危机传播管理实效。

（三）健全应急处置机制。要建立健全应急管理体系，特别要健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处置机制。围绕“四治目标”，即治早、治小、治了、治好，做到又快又好、化整为零。增强“首问四性”，即敏感性、前瞻性、责任性、有效性，找准症结，分类处置、过程控制、环节化解，及时有效处理群体性事件。扣住“三个环节”，即预防环节做好组建专班、制定预案、排查化解、目标管理、督办考核等基础性工作；处置环节做到第一时间信息对称、第一时间专班到场、第一时间立案侦查、第一时间报告实情、第一时间控制局面等，密切关注和掌控事态发生发展变化情况；善后环节落实承诺、解决合理诉求，依法处置、打击违法行为，切割问责、追究相关责任，总结得失、汲取经验教训，形成社会应急管理良性循环。■

（作者系湖北省体育局党组书记、局长）

第三篇：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及对策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问题及对策

作者：程艳敏 孙海英

【摘要】在目前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要想更好、更快地发展，必须在社会管理方面付出努力，以维护社会稳定，这是世界化进程中促进我国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进社会建设的重要手段。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整合社会管理资源，提高社会管理水平，是我国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全球化 社会管理 机制创新

经济全球化是一种必然的历史趋势，过去的三十年间，我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主动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强力实施改革开放，推动了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但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也是不可否认的，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和经济的迅速发展，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增多，社会关系复杂程度加剧，社会管理体制的深层次问题逐步显现，不可避免地引发更多的问题和矛盾。在融入世界经济的步伐中，国际间的交流与往来不可避免地会彼此产生影响，改革开放打开了我们朝向世界经济的大门，不仅给我们带来了机遇，也带来了一些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不安定因素，社会问题和矛盾增多，社会关系更加复杂化。例如众所周知的2008年美国爆发的次贷危机，就对全世界的经济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在这样的世界经济背景下，我国也难免被波及到，导致我国的经济增长步伐放缓、就业群体压力增大、通货膨胀，物价走高，居民生存压力增大。而这些经济发展和民生问题背后隐藏着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危险因子，必然会导致更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这就要求我国必须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存在的问题

随着经济社会建设步伐的加快，我国社会阶层结构、就业结构和社会组织形态都发生着深刻变化。这些变化对社会建设与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战，人民群众也对社会建设和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也强调，社会管理实际上就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因其涉及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必须在社会管理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以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当前，只有顺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要求和人民群众的新期待，切实加大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力度，才能从源头上维护社会的和谐稳定，不断巩固党的领导和执政的思想基础、工作基础、群众基础、社会基础。但是，目前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民生规划和预算制度不健全。民生工程大部分是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建设的主体是公益性公共服务项目，民生工程的实施，标志着社会事业的发展进入了规模有序推进的阶段，这就对财政保障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由于我国部分地区还存在经济实力不强、弱势群体数量比较大、城市基础设施不健全等问题，依靠过去那种临时性、短期性安排资金或在预算外追加经费“办实事”的做法，显然已经不适应当前发展需要。

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完善。虽然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社会保障体系，但还远未达到健全的程度，在社会保障体系的建设方面，不仅存在社会保障体系整体覆盖面不全的情况，而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别和地区差别，城镇居民基本能被划入社会保障范围之内，但诸如农民工等城市外来人口、农民以及失地村民却徘徊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而他们恰恰又是目前我国最需要保障的人口。

利益协调机制存在问题。社会管理就是对人的管理，因此，社会管理要最贴近人民群众的需要。而我国目前的社会管理机制中，人民群众的需要却被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尤其是底层社会群体利益往往因表达渠道不畅通而难以实现。现实生活中频频出现的侵犯农民工群体的利益，侵犯失地农民的利益，城市拆迁中的强拆现象等等，这些弱势群体因其文化程度低、维权意识淡薄、法律维权成本过高、找不到或找不起利益诉求渠道等等而不得不忍受自身利益的丧失。同时，不同的社会阶层和集团之间特别是强势社会群体和弱势社会群体之间缺乏集体协商和沟通的有效平台，由此导致利益分配格局的进一步失衡，富者更富贫者更贫的现象出现。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有效解决，导致社会不安定的事件必将频繁出现，势必会影响到社会有序管理的实现。

社会应急体系建设存在很多不足之处。我国的社会应急体系建设还只处在初步阶段，主要是各级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负主要责任，群众更多的是被动配合，对社会应急事件缺乏了解，没有必要的防范知识，往往造成难以有效应急对社会应急事件的局面出现。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社会应急体系的建设存在问题，比如信息公开性不足、信息传达渠道不流畅，群众因不了解必要的信息而盲目行动，也致使应急管理中的社会参与严重不足。同时政府的应急管理方式有待改善，政府的科层化管理方式束缚了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削弱了重建复原能力，这些都成为构建科学有效的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的障碍。社会中的矛盾、摩擦、冲突、风险时刻存在，只有正视社会应急体系的缺点，才能更好地处理好突发事件。

我国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途径

当前，我国即将跨入“十二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时期，既面临重大战略机遇，又面对各种风险和挑战，对创新社会管理机制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胡锦涛同志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对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具有重大战略意义。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抓住重点，大胆探索，敢于和善于破解各种难题，努力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力争早日建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机制。因此，我国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创新管理理念，推进职能转变。坚持“民生为先、高效便民、公平正义”理念，筑牢“执政为民”思想基础，以正确政绩观检验工作成效，保障人民根本利益和公民合法权益。顺应时势，优化完善机构设置，理顺社会服务管理机制，规范创新社会管理，推进职能转变，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使社会管理工作成效更多惠及普通民众。

完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保障体系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没有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和谐社会也难以构建。我国现在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口基数庞大，但社会财力不足，因此，不同于西方国家的高福利，我们的社会保障非常有限，虽然我们现在已经建立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但是整体社会保障只处于初步阶段，远未完善。部分群众生活困难，在遇到生活或工作的挫折时，很容易滋生对社会和他人的怨恨与不满情绪，成为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只有重视和维护与人民群众联系最密切的、最现实、最直接的利益问题，才能使人心稳定、消除不稳定因素，实现社会的安定团结。因此，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进社会管理机制的创新，在符合基本国情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有我国特点的社会保障体系，争取在养老保障、医疗保障、失业保险、社会救助等各方面均能更多地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同时要增强社会服务功能，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形成社会服务网络化的新格局。

创新科学、合理的利益协调机制和诉求表达机制。良好的社会管理的实现，离不开对不同利益群体正当利益诉求的满足。利益诉求既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杠杆，也是引发社会矛盾的最终根源。社会越是发展，越是要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因为他们表达自身权益的机会和渠道相对有限，获得的社会资源相对欠缺，他们就越需要获得关注。唯有如此，人民群众才会感觉到社会的温暖，才会感觉的社会公正的真正实现，才能尽可能地减少社会矛盾，降低社会不安定事件的出现。因此，要建立健全包括利益导向、利益表达、利益约束、利益调节、利益补偿等内容的利益协调机制，建立健全畅通、有效的诉求表达渠道和完善的沟通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需求，形成一种维护社会和谐的常规性的社会管理机制。

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创新社会应急机制。要构建严密的社会应急体系，以有效应对各类突发公共事件，这就要求我们要增强对社会危机事件的敏感性，及时发现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征兆，以有效应对自然灾害、突发性公共事件等应急事件，做到有备无患，临危不乱。要建立和完善信息发布和传达机制，使上情下达、下情上传的渠道畅通，在应急事件出现时，要做到信息公开，使群众心中有数，不盲目行动;要加强政府的应急管理能力，在应急管理上，不仅要做到科学有效，行动迅速，而且要重视社会的自我管理及自我救助能力，同时要动员社会非营利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企业以及各级群众积极参与，改变传统由政府全面主导负责、群众被动配合的应急管理体制。要加强善后恢复的能力建设，以保证在重大事件发生时，社会秩序不会因此陷入全面混乱的状态，这一点，“日本强震”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不仅要加强政府的能力建设，而且要加强群众的应急事件恢复能力，从而保证在灾难等应急事件面前，社会秩序井然有序，人民群众心中安定。同时要加强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为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提供必要的服务。(作者单位：东北林业大学;本文系黑龙江省教育厅2011人文社会科学指导项目《和谐社会视阈下的社会公平研究》成果，项目批准号：12514036，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

第四篇：完善创新社会管理机制 普及基层群众

“城市网格化管理”成为热词的现实意义

2011年，一个名词骤然成为热词，它就是——“网格化管理”。“网格化”本是图形编辑软件中的一种功能。后来延伸为“网格化管理”，即将管理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成若干网格单元，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和各网格单元间的协调机制，在网格单元之间实现有效地信息交流、透明地共享组织资源，最终达到整合组织资源、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城市网格化管理”是指依托统一的城市管理以及数字化平台，将城市管理辖区按照一定的标准划分为单元网格，加强管理能力和处理速度，将问题解决在居民投诉之前。

***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社会管理领域的一场改革，必须从我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正确处理发挥传统优势与创新发展的关系，绝不能全盘否定过去，另搞一套。要发挥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借鉴国外有益成果，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

***强调，要积极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制度创新。在人口服务管理方面，要完善居民身份证制度，建立国家人口基础信息库，提高对实有人口的管理服务水平；在经济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健全劳动关系协调协商机制，努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在社会组织管理方面，要建立分类发展、分类管理机制，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在境外非政府组织在华活动管理方面，要建立联合管理机制，保护正当交往合作，依法加强管理；在互联网管理方面，要形成党委统一领导、政府严格管理、企业依法运营、行业加强自律、全社会共同监督的综合管理格局，促进健康发展；在社会矛盾化解方面，要完善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主动依法维护群众权益，努力把矛盾纠纷化解在萌芽状态；在社会治安方面，要深入开展平安创建活动，建立健全社会治安防控体系，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既加大对严重影响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种犯罪的防范打击力度，又着力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在维护市场经济秩序方面，要建立社会诚信制度，严厉打击制假售假行为，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在精神卫生方面，要建立预测、预警、疏导、救助机制，及时发现和解决社会成员的心

理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按照统筹兼顾、动态协调的原则，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进一步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

完善社会管理体制。发挥党委的领导核心作用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发挥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各类社会组织和企事业单位的协同作用，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公

民依法参与社会管理。加强社会政策综合平衡，形成权责一致、条块结合、各司其职的社会管理新体制。

创新社会管理机制。加强源头治理，更加注重民生和制度建设，尽可能防止和减少社会问题的产生。加强动态协调，更加注重平等沟通和协商，及时化解社会矛盾。加强应急管理，有效应对和妥善处置突发公共事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化解消极因素，激发社会活力。深入开展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坚持条块协同，加强基层管理和服务资源整合联动，推进网络化管理。

第五篇：物流管理机制创新

促进我国物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政策建议

我国正处于实现物流创新发展的关键阶段，需要破解长期以来困扰我国物流产业发展的体制机制问题，创造更为完善的制度环境，释放物流产业发展的活力。

1、我国物流创新面临体制机制约束 准入制度亟待深化改革与开放

现行行政审批制度制约。目前，我国物流领域的市场准入主要采取行业主管部门审批、行政许可等方式，涉及道路、水路、港口、船舶、运输站(场)、通用航空、快递、报关检验等领域的经营许可和资质审批多达30多项，存在多头审批、重复审批等问题。现行制度与国际通行“非禁即入”的负面清单式准入方式存在明显差距，不利于民营经济和中小物流企业释放创新活力，成为阻碍物流行业创新的重要原因。此外，在铁路运输、航空运输、大型物流枢纽及场站设施的投资和经营等方面，还未对社会资本全面开放；在已开放的领域，民营物流企业也仍然面临一些政策限制或不公正待遇。

高效合理的监管体制有待形成

政出多门、政策不一。与物流行业管理有关的国家部委和机构多达13个，由于各部门管理职责和政策目标不同，在物流企业的认定标准、报表制度、监管要求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许多物流企业专门配备了专事审批、监管的公关部门或“证照专员”，大大增加了企业的管理成本。

各地政策实施差异较大。各地方实施国家政策和相关规定时，由于对政策的理解、执行的尺度存在较大差异，使物流企业在开展跨地域经营、经营全国性业务时面临较大的经营困扰。

监管方式和手段落后。目前各管理部门的事中、事后监管仍存在空白，以行政执法取代合规监管，罚款、停业、集中整治、吊销证照等成为常规手段，运用行业信用体系、黑名单制度、对标评估、监管信息共享等现代化的监管方式及手段相对不足。

社会化监管机制缺失。突出表现在行业协会、征信机构、保险金融等中介服务组织在资质检查、违规记录、信用评估、标准实施等方面的服务作用尚未形成，难以有效发挥行业自律、社会监督的作用，也没有形成运用保险费率、融资利率等促进企业守法经营的激励机制。

缺乏先进合理的标准体系与标准化机制

标准体系不合理。现行标准体系中，存在着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重复、交叉和相互矛盾，不同地方之间、不同行业之间的标准难以衔接等问题。同时，缺乏有利于供应链上下游企业和不同物流企业之间合作的团体标准，不利于多式联运、冷链、供应链管理等物流创新活动开展。

标准的形成机制和实施机制尚未理顺。在标准制定方面，由行业协会主导、以企业最佳实践为引领的标准化形成机制尚未形成。在标准实施方面，基础性、通用性、安全环保等方面的国家标准强制性不足，缺乏必要的立法保障；缺乏必要的政策引导机制，行业协会、产业联盟等社会组织在标准推广、监督、评估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尚未充分发挥。在标准研究方面，国家及相关部门的标准化研究投入较少，对行业及大型企业支持和引导不足，基础研究工作和标准研制人才严重不足，普遍存在被动跟踪、简单转化国际标准等问题。

税收制度和政策设计仍需改革完善

“营改增”分档税率设置不尽合理。目前实施的“营改增”试点方案中，交通运输行业与其他物流行业分别适用11%和6%两档税率，甚至对企业内部不同经营业务(如快递行业运输业务与收派业务)适用不同税率。这不仅容易造成不同行业、不同服务类型企业间的税收歧视，而且不利于多样化物流服务、不同物流企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一体化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税收征管的难度。

企业所得税统一缴纳制度不完善，不利于大型物流企业创新发展。一方面，我国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汇总纳税的征管分摊政策比较复杂，拥有大量分支机构和经营网点的物流企业很难适用以减轻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各地从保障当地利益角度出发，要求进入本地的物流营业机构进行法人注册，并在本地缴纳所得税。这不仅增加了企业税收负担，更不利于物流企业内部资源整合和加快创新。

对物流创新缺乏明确税收激励。近年来，我国仅针对高新技术企业、先进技术服务企业等，出台了一些旨在鼓励创新的税收政策，而物流产业尚未进入国家创新政策的支持范围。

缺乏有效的创新引导机制和措施

物流创新的融资机制缺乏。近年来，虽然供应链金融得到较快发展，较好地解决了物流企业运营资金等短期融资问题，但很难解决企业扩张、提升能力和整合资源所需要的投融资问题。大量物流企业主要是依靠自有资金和银行贷款进行投资和兼并重组，只有极少部分大型国有物流企业可以借助上市和发债等方式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物流产业通过投资银行、产业基金、财富管理公司获得资本市场支持的渠道尚未打通，养老金、保险资金、私人财富资金等长期资本仍然难以顺利进入物流领域，不能对物流基础设施、仓库、物流园区等的开发和资产运营提供有力支持。

创新投入机制亟待建立。各级政府和有关部门尚未形成支持物流创新的稳定投入机制。对企业乃至行业创新的带动性和引导性不强。同时，缺乏对风险投资支持物流创新的必要引导和鼓励政策，社会投入规模较小且高度分散。

有利于资源整合的制度创新滞后。例如在运输中介或“无车承运人”制度创新方面，虽然我国已在国际贸易和对外运输方面引入了国际货代、无船承运人制度，但在国内货物运输法规中还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不利于第三方物流企业、供应链管理企业发展，对物流企业整合资源、开展一体化服务形成了明显制约。

对绿色和低碳物流的引导扶持政策相对滞后。发达国家近年来促进物流发展的政策重点已加快转向绿色物流。相比之下，我国对物流产业节能减排等政策支持还比较少，需要进一步加快政策探索。

2、推进物流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的重点领域与政策建议 放开市场准入，加快形成公平统一的物流市场

加快推行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促进物流领域行政审批和许可制度改革。在落实工商登记制度改革、推广“先照后证”的基础上，全面清理和取消各部门对物流经营许可和资质的行政审批；对涉及安全、环保等方面确需保留的审批项目和行政许可，应明确审批程序、流程、条件和时限，形成公开、透明、高效的审批制度。对有较强技术性、安全性要求的资质资格审核，可转由行业协会和具有认证资质的社会机构受理。

统一准入标准，允许各类证照全国通用。加强工商登记及相关管理部门电子政务系统建设和加快全国联网，尽快建立覆盖全国的“证照互认制度”，物流企业总部统一申请获得的资质和营运许可，允许分支机构异地备案后使用。

有序放开铁路货运服务市场准入。明确铁路货运服务的市场准入条件和程序，有序推进铁路行邮、快运、集装箱运输等新型运输服务领域向社会资本开放。

进一步放开物流基础设施投资和运营准入。除涉及国家安全和经济稳定的重大基础设施外，加快港口、机场、多式联运场站、各种货运场站及物流园区等物流基础设施投资运营向社会资本开放。

探索建立无车(船)承运人制度和完善货运代理制度。在交通运输相关法规中，引入运输中介或无车(船)承运人等新型服务主体，并建立相应的经营规范、票据、保险等制度，促进多样化新型物流企业加快发展。

转变监管方式，提升监管效率和促进有序竞争

统一监管标准，促进监管与执法分离。尽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监管标准及规章，促进各地区、各部门监管执法部门信息共享和联合执法。同时，探索监管与执法分离，弱化监管执法人员的自由裁量权。

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尽快建立物流领域监管信息记录制度和违法违规企业黑名单制度，对进入黑名单企业则实施重点监管和常态监督，并通过取消资质、经营者禁入等措施，加大对违法违规企业的处罚力度。

建立社会化治理机制。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征信机构、保险金融等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在资质检查、标准实施、经营行为记录、信用评估等方面发挥监督作用；利用保险费率、贷款利率、对标评估、信用评价等经济杠杆和行业自律手段，加快形成规范有序的物流市场竞争格局。

改革标准制度，强化标准支撑

改革标准体系。强化国家标准的约束性，将物流领域的基础性、通用性和安全性标准上升为国家强制标准；对于操作性、规程性和事实性标准，以行业标准、群体标准形式进行推广和实施；除具有产地特色的农产品之外，不再设立地方标准。

创新标准形成机制。各部门制定的国家标准，应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负责审定和监督，确保国家标准的统一和协调。加快形成以行业协会为主导、物流企业为主体、相关研究机构共同参与的研究和制定机制。

强化标准监督和实施。除国家标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依法实施和监督外，重点发挥行业协会在标准实施过程中的监督作用和大型物流企业的龙头带动作用。

深化对外开放，建设开放型物流体系新格局

深化物流服务对外开放。有序推进铁路、航空等运输服务开放，可选择国际货运班列、部分航线进行试点。探索开展多式联运对外开放试点，选择部分物流枢纽城市，进行多式联运对外开放试点，加快提升我国多式联运发展。加快内陆地区物流市场对外开放。以内陆地区铁路、航空枢纽城市为依托建立新型内陆国际物流枢纽，构建对外经济新通道，提升中西部地区服务全国和对接国际市场的物流能力。

鼓励物流企业“走出去”。支持物流企业以境外并购重组、合资合作等方式“走出去”，积极参与全球物流市场竞争。

促进知识创新中心国际合作。引入更多国际先进的高等教育、中高层人才培养、物流咨询、技术研发等方面的资源，建设一批具有国际水准的物流知识创新中心。

创新金融机制，提升物流创新能力

建立物流产业发展基金。由各级政府发起，吸引大型物流企业及保险资金、社保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基金等机构投资者，引导长期资本支持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物流企业兼并重组及股权投资。

鼓励发展物流资产投资公司。鼓励和支持物流投资公司发展，专门从事大型物流设施的投资及资产运营管理，支持交通基础设施领域的国有企业改组为国有资本投资公司，促进物流基础设施投资、运营的市场化和专业化发展。

创新物流融资平台。围绕物流企业运营资金需求，重点发展动产融资等新型工具，利用大型物流园区、物流交易平台等，发展第三方融资质押平台和创新监管机制，合理防控供应链金融风险，为物流企业提供多样化融资工具。

完善物流保险机制。拓宽物流保险品种，引入无车(船)承运人责任保险等新险种，建立保险费率的杠杆调节机制，促进企业规范、安全、高质量开展物流服务。

完善税收制度，为物流产业提供合理激励

调整物流增值税税率。进一步完善物流业“营改增”政策，将“货物运输服务”和“物流辅助服务”两档税率统一按6%征收；加快完善物流行业固定资产折旧抵扣进项税额、国际运输及货代免税等相关政策。

完善所得税统一纳税政策。重点支持大型物流集团企业实行企业所得税总分机构统一申报缴纳，取消对跨省市总分机构物流企业实行“就地预缴”的政策，并探索不同地区间的税收分成分享机制。

为物流创新提供合理税收激励。比照高新产业、技术服务行业的相关政策，在物流行业实施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研发费用及教育培训费用税前加计扣除等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为物流创新提供合理的税收激励。

完善协调机制，形成政策合力

完善现代物流产业部际联席会议制度。推动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工作方式转变，建立和完善信息交流与共享机制、政策研究与评估机制、重大事项审议与决策议事机制等。

建立各部门信息共享机制和平台。深化电子政务，建立物流政务信息平台，实现审批许可信息、政策信息、行业统计、监管执法信息在各相关部门之间共享，加快形成公平、透明、统一的物流政策与管理环境。

加强中央与地方政府分工合作。进一步理顺中央与地方政府在物流管理方面的事权划分，中央政府及各部门负责规划、政策法规制定、政策评估与监督、维护竞争秩序、公共资源配置等职责，地方政府侧重政策实施、日常监管、公共服务等。在此基础上，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