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日本大木雅夫对比较法思想史的研究的论文
一
大木雅夫是现代日本著名的比较法学家。在中国，学界将其与达维德、茨威格特、康斯坦丁内斯库等比较法执牛耳者并列。在亚洲，甚至在西方世界，他的研究也是较早、较知名的，特别是在致力于东西法文化的比较哲学及比较法学观、东西制度文化比较的专门研究上。有感于日本比较法教材的阙如，大木雅夫在充分汲取西方比较法精粹、总结多年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编写了初名为“比较法讲义”的文本，此后整理成书，即为《比较法》。
大木教授显然采取的是将比较法视为相对独立学科的“仅此一次、独一无二”的个别事件描述的历史观。对于历史的描述，时段划分的做法既存在诸多缺陷但又不得不为之。为了克服单一的考古性质的学科历史考究，在各个时间段的描述、阐明上，大木不得不采取“原理”或“时代特征”的相对模糊化处理。正如茨威格特所说，比较法的历史，实则是一部学说史。大木教授按照该种进路开始进入比较法思想史的研究。
二
古希腊的梭伦立法是比较法前史中重要的一环。在大型立法活动之前其都进行了广泛的制度考察，在游历、学习、采风后比较综合，最终产生直接的法律秩序建构之结果。这据说对亚里士多德和后世罗马商业习惯法的产生有着较为明显的方法引导。直至公元 3 世纪前后，专门的比较法作品诞生了，即《摩西律法与罗马法汇编》。大木说，“教会法的编纂既表明了一种可与罗马法相匹敌的法律的诞生，又标志着比较法活动的开始”.自然法的时代思潮总是借助于笛卡尔及其几何学建构。理性与一致性权威造就了自然法，造就了人类的科学激进主义。整个科学包括伦理学（如斯宾诺莎）、政治学（如霍布斯）的结构，都是在精密的几何学-数学意义上实现的，理性就是建构，理性就是法、就是衡量标准。在教育传播上，因欧洲多国“自然法讲座或课程”的设置，存有跨国界研究的大同主义倾向，但在理性统治一切的世纪，国家间法律的比较，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幼稚行径。
在理性时代，受到学界挑战的思潮有两股：一股曰经验还原主义，一股曰社会人文主义。经验与社会理论者都厌恶理性的一致性和齐声高和。经验的进路在哲学上根本反对认识事物之“顺次序”意识，而转向以特殊性考察为前提的一般化归宿：培根宣告科学“对任何人开放”,以“知识就是权力”的口号表明了知识本身的世俗化，进而个殊化；莱布尼茨则走得更远，他的整个哲学均是一种“调和哲学”,明确了将自然法与实定法调和适用的目标，否认自然法的终极权威以摆脱单一的束缚的经院主义桎梏。在“法的剧场”计划中，他的比较法思想简直一览无余。
孟德斯鸠和维科向来就被视为比较法和社会学的始祖。其共同促使自然法与体系化分道扬镳：孟德斯鸠延续了欧洲 18 世纪的风俗民族学之写作方式，在法的类型和法的影响因素的论述中走向了地方主义和个案主义。法律研究的时间、空间有限性和具体法之样态处理的孜孜不倦，正是体现了他的受制约性的民族法制独立论；维科在历史哲学的阐明中，厘清了诸神、英雄、凡人各时代之维度，在社会历史学的语境中贯穿了人文科学性的多元主义，以抵御绝对真理眷顾的“自然科学”之侵袭。他们打通了历史主义的理论脉络，由此比较法渐趋走向历史民族论，从而世界-比较主义。
历史主义的兴起正是理性主义的衰亡。由于历史的缓慢性与渐进性，在民族-法制的既有差异之承认上，历史的观点显然完成了比较法形成之第一步：须存在数个国家的法律秩序。若说政治实践及主权权威的宣扬，为国家法的分野开辟了道路，那么历史主义的个性和民族灵魂则为其奠定了理论基石。但历史主义比较解释力之巨大障碍，又反而直接促使比较法的某种停滞与方法论的阻塞。这是 18 世纪至 19 世纪历史主义方法论留下的后遗症。奇妙的是，比较法通过历史主义找到了其思想发展的重要路径，即民族法制史和民族历史学的学术共享：由于每个民族的法制都是在“无意识”中渐次形成，从而世界上“各异之法”就应必然存在。这便是历史主义与比较法研究的奇妙化合力。
由于萨维尼的历史功绩、黑格尔的国家哲学、耶林的目的式法学，自然法的余晖渐渐消退。
从反思大革命到德国人的精神自恋，欧洲的历史主义思维走向曲折又深邃。历史主义的比较法学贡献更多地表现在对历史法学的批判性理论中，如各国“比较立法”的课程称谓及遍布的杂志或机关。在拿破仑法典的巨大影响下，各国的外国法制史研究趋向对于完美法典的国内法追求，这一股洪流最终酝酿了几部伟大的法典的诞生。由此，比较法研究被涌入了普遍法时代的洪流。但很快便随着古典哲学的终结而失去理论魅力。
“世界连带关系”、“共同法论”与“狭义比较法学”构成了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的重大转向。世界连带主义是指世界连带的关系时代，产生了基于世界统合的比较法思潮。共同法则是与比较法的产生直接相关，最初是法国学者萨莱伊和朗贝尔的“文明人类共同法”和“立法共同法”之产物。共同法由于两次世界大战的发展而最终衰微。
三
大木雅夫式的比较法学术思想史研究提醒我们三个关键性逻辑：
其一，“为什么需要比较？”法学自身处于自然/社会科学范式的双重理论尴尬，加之法学历史与法学思维特征的重要属性导致比较法的产生。比较法在法学主权限制、政治属性与科学浪潮之围下达到了学科救赎功能。比较法的历史演变也告诉我们，法学必然会走由普遍到特殊再到普遍的道路，这可能是法学最基本也最具特色的学科 DNA.其二，法政哲学的历史趋势为比较/比较法提供了方法论的可能。众所周知，近代以来，随着理性普世主义的衰微和科学主义的兴起，个性主义、多元主义甚嚣尘上。人与人的相关物的解放，构成了同样重要的一体化和多元化，理性是其发际之处。随着基督教二元主义的启蒙因子之开发，“人人平等”而后隐藏的“人人差异”开始盛行。顺承“差异→多元→比较→统一→可能特殊”的方法论路径，可能是比较法得以产生和发展的真实写照。
其三，比较法的元问题实质上是“学科与方法之争”.比较法思想史之所以纠结难理，正是在不断处理法学学科的“共同”走向和比较法学科树立的方法特质之辩。从而，最终走向迷途。“共同法”时代之后的研究方式与作为谦抑性的“比较方法”研究之差异，构成了至少在上世纪后半叶至今的前沿性重大理论问题。这实际构成了著名的萨莱伊与达维德之争。
第二篇：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儒学思想对日本的影响
摘要：中国与日本是隔海相望的近邻，两国文化交流的历史源远流长。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中,儒家思想在日本的传播,占有重要的位臵：在日本自圣德太子时代、‚大化革新‛到幕府时代、明治维新直至近现代,儒家文化广泛传播,绵延不绝,并且对日本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儒家文化作为东方文化构成的主体,事实上对韩日本民族社会发展、思想道德教育等的基本内涵和价值观的积淀形成起到了十分重要。
引言：中日文化交流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领域。与世界各民族一样，日本有其独特的文化。原始日本人在岛国特殊地理环境下，吸收儒、佛、道思想逐渐与日本本土文化相融合，其中儒学与神道相融合,形成为日本的“儒教”,对日本人民的道德观、教育观产生很大的影响。
儒家文化，是有国际性特殊文化现象的东方文化，它影响着中国、日本、越南、韩国、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等国，但是目前研究儒学对韩影响的较多，而在对日影响方面却相对较少。这对意欲了解甚至学习日本文化发展的学生多有不便，而关于儒学对日的影响文献资料、古迹介绍等还是大量存在的。本论文通过儒学思想进行解读,浅析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从中也可看出日本文化中注重实务,重视思想的合理性并与实践相结合,善于将本民族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等实用主义的性格。此研究将会使更多的人了解日本文化的发展史、文化的创新及其对本国发展的影响，对中日学者也是极为有利的。
正文：
儒家哲学
原始儒家是继承中华远古文明思想而来，并特别重视国家社群的维护及个人修养的实践的哲学，其中周文化的社会哲学理想更是儒学价值意识的根本基础。
儒家传统指得是中华民族传统价值观中的儒学一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文化流派。儒家学说倡导血亲人伦、现世事功、修身存养、道德理性,其中心思想是孝、弟、忠、信、礼、义、廉、耻,其核心是‚仁‛。它以强势的道德意识及政治理想成为贯串中华民族历史的主流价值观，时至今日，儒家传统的价值意识依然主导着并决定着中国人社群的道德信念与家庭伦理。
儒家思想不仅完全笼照中国文明，更且对东亚各国尤其是日本发散出它的影响力，使得各国的民族哲学中有着深厚的儒学传统，形成人民精神文化的重要基石。儒学发展至当代。
儒学传日的影响
儒家思想也在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时代中,一直作为政治思想体系的核心,并左右着中国的社会文化生活。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到了日本,日本古代的文明更是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日本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过程中,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而现代日本社会的人文理念中,更是渗透了儒家的伦理道德,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还规范着日本人的思维和行动。儒学传入日本之后,由于中日两国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和语言文字的差异,并没有被重视,只是在一些上层阶级,皇宫贵族之间传播。直到圣德太子时期,儒学才被通过律法等手段得到了极其广泛的传播。而此后出现‚五山僧侣‛等一批儒学者,更是加速了儒学的发展。藤原惺窝、林罗山等一些儒学大师的出现,更加表明了当时日本社会儒学的兴盛。日本儒学至此也进入了全面发展时期。日本儒学,将儒学与日本固有的大和文化和民族精神融合在一起,呈现出独有的特点:第一,日本儒学的世界观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加缺乏抽象性,罕有纯理性思辨;第二,日本儒学的认识论较之中国儒学而言,更为重视感觉经验。
儒学最初传入日本，大约是在5世纪以前。据《古事记》所载，百济的阿直岐、王仁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学者，并且带来了《论语》和《千字文》等儒家典籍讲授儒家学说。继体天皇时期（507—531）曾要求百济国王定期向日本派遣五经博士，传授儒家思想，于是儒家迅速发展。圣德太子制定的‚冠位十二阶‛和‚十七条宪法‛，主要体现了儒家思想，甚至所用的词汇和资料亦大多是取自儒家典籍。‚冠位十二阶‛是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本位阶，再各分大小两等，如大德、小德，共成十二阶。‚十七条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率土兆民，以王为主‛，‚群臣百僚，以礼为本‛，‚承诏必谨‛等，均反映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向中国派遣使节和留学生，积极摄取中国文化，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贵族官僚必修的教养。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化改新，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而发生的。大化改新的首领中大兄皇子和中臣镰足都曾受教于中国留学生南渊请安和僧旻等人，并在他们的协助下制定了改新蓝图。701年制定的基本法典《大宝律令》对教育设专章（‚学令‛），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国学，各臵博士、助教，招贵族子弟，授以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和《孝经》为必修科目。757年，孝谦天皇下诏，令全国每家必备一本《孝经》，奖励‚孝子‛、‚贞妇‛。701年，日本开始祀孔。768年，称德天皇敕称孔子为‚文宣王‛。藤原基经当摄政时（877—890年），‚敦崇儒术，释奠之日，率公卿拜先圣，使明经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扶持和奖励，这时儒学在日本已经超出贵族官僚上层社会范围而普及到各个阶层。南北朝时代，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但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学未能取得优势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朱子学）才摆脱了佛教的压制，达到空前繁荣的极盛时代。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把全国人民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因此，需要一种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御用思想，而儒学的‚名分论‛正好适应了这种需要。于是，儒学（朱子说）被规定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思想体系。藤原惺窝于1590年著《假名性理》，是最早用日文宣传宋儒‚理性‛的著作。后来受德川家康的召见，并为其讲授《大学》等儒经。1599年著《四书五经倭训》，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注而用日文字母训读《四书五经》的儒学家，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惺窝有门徒150余人，其中林罗山、松永尺五等都是日本著名朱子学家。林罗山历任儒官，作过将军的侍讲、顾问，参与幕政。他提出了一整套的思想理论，以维护封建秩序。他在《经典题说》中写道：‚天自在上，地自在下，上下之位既定，则上者贵下者贱。自然之理所以有序，视此上下可知矣，人心亦然。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林罗山以‚天人相关‛、‚天人合一‛的说教，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合而为一，从自然界法则引伸出人类社会的现存秩序，从而把社会的‚上下贵贱之别‛说成是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以儒学理论维护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其实，在佛教传人日本以前，日本人的信仰是从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神道教，最初以自然精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为主要内容。儒学和佛教传入日本后，吸收了儒学的论理道德观念和佛教的某些教义，逐渐形成一种多神信仰的宗教体系
神道教吸收中国理学某些学说，强调忠皇忠君，鼓吹建立以神道教为统治思想的国家次序。明治维新后，为巩固皇权，以神社和神道作为国家神道，提倡‚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神道教空前发展，成为天皇统治的重要思想武器。
而日本人从中国唐朝时起，大量向中国派送谴唐使，将大量的中华地区的制度典籍，先进的生产技术，文学艺术，音乐、绘画，宗教、哲学思想等人类文明的璀璨的花朵带回到日本，甚至包括国家法律，政府机构的设臵，服装服饰、日常起居、民俗节日都以中国唐朝为参照，甚至是全盘照搬，时至今日，日本传统文化仍为研究古代中国的活化石，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日本人在汲取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兼收并蓄，结合本民族的优点，将发源于东方的儒家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并烙上了日本民族的独特的烙印，由此可见中国儒家文化对日本大和文化的影响。儒教等经典著作对日本特有文化的形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明治维新之前，日本学校均教授四书五经，日本知识界更以对四书五经的了解程度作为判断学者水平高低的标准。儒教的忠孝仁义之道、重视社会秩序等被日本社会吸收。即便是现在，日本社会也依然维持着等级森严的上下级体系。日本吸收中国文化是多方面的、长期的历史过程。汉字和汉文、儒学、律令制度和佛教是日本吸收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
日本江户时代就有了系统的儒学、朱子学并发展儒学使之成为了日本的‚国学‛，全国自上而下推行儒家文化，孔子成为了受全国人民尊重的‚先师‛‚圣人‛，儒家文化迅速蔓延在日本各个层面的精神领域，不但影响了日本文化，也影响了日本社会的面貌和方向，美国著名的日本文化研究学者鲁思〃本尼迪克特曾精辟的说：‚从中国学来的儒家文化，使日本从一个用手抓饭吃的民族迅速转化成了一个世界强国，包括精神方面的强大，文明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发达，成为了世界著名的‘礼仪之邦’‛。
然而并不是儒学所有的优势思想都被日本所学习，日本在学习吸收儒学的过程中已经成为了日本的儒学。日本人的思维特点是重感性、重经验，而不擅长抽像思维。因此在吸收儒学思想时，往往不能接触到儒学的精髓。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曾说，在中国儒学中，「仁」被视为凌驾一切之上的德，而在日本，「仁」被彻底地排斥于日本伦理体系之外；在中国儒学中，「忠」是有条件的，而在日本，对主君的「忠」则是对天皇无条件的遵从。
中国儒学讲究「内圣外王」，认为「仁」是「礼」的内在基础，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儒学的时候，割裂了两者的内在联系。在许多问题上，日本人停留于「礼」的表面。而这则在日本的现实社会中体现的很明显：日本国内极少有器官捐献，器官移植几乎只在亲属间进行。日本学者佐藤直树在其著作中曾提到，一家日本化工厂爆炸后，在救援队到来之前，亲属及时赶到的人都能得到及时救助，而亲属未能赶到的伤者则被扔在一旁。而外国人却很难理解，在日本，人际关系怎会如此冷漠。
其实中国对日本的影响在如今的现实生活中也会一目了然。今天，在每家稍有规模的日本书店里随意浏览，总能找到介绍中国古典文化的书籍。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中国古籍，还会专门配有读音和注释，以便普通日本读者阅读。日本学者也很以他们在儒学界的研究成果自豪，有日本儒学家甚至很不谦虚地表示：儒教发源在中国，而研究则要看日本。
儒家文化也帮助日本经济发展。釜山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著名的韩国学者金日坤教授在《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一书中说：‚儒学是日本、韩国最具优势的传统文化，至今仍作为秩序和原理而发展。儒家文化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是由于儒学伦理具有经济发展的适应性‛。而且他认为日本、韩国经济现代化成功的根源，在于具有历史稳定性的儒家文化使当今的日本和韩国保持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传统与秩序。
其实早在唐朝时，儒学文化就开始被日本重用在社会发展上。日本著名学者江上波夫在著作《八世纪的欧亚大陆》中写道：‚当时形成了以唐朝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包括日本、新罗（今朝鲜）、安南（今越南）等在内的东亚各国为发展本国，都努力学习唐朝的法律、艺术、学问、制度、思想、文学、技术、文字等，呈现了以唐为中心的共同文化圈，这一文化圈成立后就长期决定了东亚民族文化的状况，在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与地中海一带罗马文化圈的成立在西方历史上所具有的重要性完全要相提并论的‛。他还认为：‚当时有希腊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叙利亚文化等，但带有国际性且影响极大极广的文化就是以唐为中心的‘东亚文化圈’和地中海一带的‘罗马文化圈’…虽然唐文化从表面看是在带着胡风胡俗的北朝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只要略一探究，就不难看到它深层精神面的儒家文化以及佛道文化。可见儒学对日本的社会发展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60到90年代间，东亚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可谓是群星璀璨，其中最为耀眼的恐怕就是从一片废墟到现代化经济大国的日本了。日本之所以能在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实现经济腾飞，迅速崛起而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奇迹的背后有着很多因素，比如教育的发展，日本的大学数量几乎相当于西欧各国大学数量之和；科技进步，日本人虽不善长或无心从事理论上的突破创新，但他们在吸收和改进外国先进技术方面似乎的确有某种天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也得益于搭上了第三次科技革命的列车；高储蓄率，世界上最高的储蓄率促进了资本的迅速积累等等。但在这里，我主要想从文化方面来解释。
日本能够获得如此快的发展，多半是靠支持日本企业文化的三大民族心理。
1、渴望成为强者的心理。基于传统的生存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日本民族特别渴望成为强者、成功者、崇拜强者、能者，而鄙视弱者和无能者，这与他们骨子里的耻感文化有关，即依附于群体的特性。
2、务实心理。亦基于传统生存的危机意识，日本人特别地务实。他们不喜欢幻梦式的、形而上的思考，而倾向于事实、现象、经验、实证的思维方式。
3、‚忠‛的心理。‚忠‛：现代的日本人已把传统的效忠天皇、效忠国家这一民族价值观具体转化成对关系个人生存的企业的效忠。每个成员都把企业当成自己的归宿，为企业贡献自己的青春才华，他们往往自愿超时工作，任劳任怨，鞠躬尽瘁，回报企业对自己的知遇之恩。因此节俭观念、重智意识、实用思想等也应运而生。然而这些并未形成理论体系，外来的儒家文化则恰好基本适应了这些思想，于是为日本人所接受并奉为真理。
归结起来，在实现现代化过程中,支撑日本现代化的儒教文化,有以下几点（与西方文化截然不同）: 1.儒教提倡尊敬思想,它直接促成劳动者的勤奋、诚实;2.儒教的节欲思想,促成人民勤俭节约的传统,对于保持居民高储蓄率、保证建设的大量投资极为有利;3.儒教提倡修己治人和尊重学问,它使日本国家能极端重视教育和对教育进行资本投入;4.儒教讲究君臣父子的社会伦理,士农工商的传统秩序,这对政府权威的树立及社会秩序、企业秩序的形成大有益处;5.儒教讲究的和谐与共同体精神,有利于社会互助和实现较为平等的社会分配等等。
在当代，日本的儒学也早已为
经融入日本人的思维方式、行方式、情感方式及生活方式之中，成为日本民族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表现形态可以用‚日用而不知‛来概括。它对战后日本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起
到重要作用。
在当代，日本儒学已是具有日本特色的产物.近代,特别是明治维新以后,由于西方思想,文化的全面接受,日本的儒教研究逐渐走向衰弱,但儒家的思想已经深深的渗透到日本知识分子阶层中,形成了儒学和洋学,已及儒学和西方的天赋人权思想相结合的新局面——日本的儒学已经完全独创一家。结论：
中国的儒家文化，无论是古代或是现代，都对日本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儒学思想影响反映在日本最初的历史文献之中，成为日本制定各种法律和法令的思想依据。甚至对日本社会经济及教育的发展起到指导性作用，进而影响到日本人的正常生活。
在学习儒学文化及其它文化之时，日本民族形成了特别善于学习和借鉴其它民族的成功经验，吸收各民族之长，积淀为传统文化的重要基础，以创新求发展、进步。
日本民族向来被认为既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又善于创造性地转化传统文化。从本文亦可以学习到儒家文化的博大影响，但更多的是我们国家大发展亦需要此种批判学习与创新精神。合理处理好传统文化，将其作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
在此，我非常感谢我的日语老师，她们将我引入日本的文化殿堂，让我感受甚至想要深入的了解日本这个与中国联系密切的国家。参考文献：
章太炎.《儒学思想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08 藤原惺窝.《假命性理》1590 林罗山.《经典题说》
刘晌.《旧唐书》.中华书局2002 本尼迪特.《菊与刀》.南海出版社.2007-10-1
金日坤.《儒教文化圈的秩序和经济》
江上波夫.《八世纪的欧亚大陆》
第三篇：日本企业管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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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企业管理对中国古典思想的吸收
日本企业管理的成功离不开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思想的长期熏陶。日本企业界人士认为，日本现代企业管理与竞争是建立在《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和《论语》的基础之上的。中国古典思想，重视人的因素，是“论述如何生存，如何增加智慧”的学说，是“实学”，完全可以用来开发人的智力资源。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思想的吸收
中国儒家思想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刻。早在公元八世纪，儒教就以行政手段得到日本政论推行，提倡孝道，国民诵读《孝经》。进入十六世纪，儒教被定为日本官方哲学，日本兴起了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古典思想的全面研究。中世纪的日本在引入儒家思想和制度方面，几乎进入了狂热阶段。直至今日，儒家思想的痕迹，依然显著地存在于日本人身上。
二次大战以后，日本经济奇迹般崛起，令世人注目，于是出现了研究日本经济成功奥秘的热潮。美国人放下架子，“拜徒为师”，躬请日本企业家赴美“传经布道”，并极力探索日本人成功的秘密。经过一番探讨研究，美欧学者惊叹地发现，日本经济的奇迹来自于旺盛的企业活力；企业活力又源于成功的企业管理；而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奥秘则在于日本企业强大的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既是一种文化现象，又是一种管理思想，日本企业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与日本传统文化和民族心理相结合形成的；因此，儒家思想是日本企业管理成功的动力因素。
日本企业从儒家思想中汲取了积极向上的正面价值因素，如中国儒家的讲求“和”的哲学观念，重视集体主义、重视人际关系等，但同时又克服了儒家思想中只强调人的社会性而忽视人的个人主体性的弊端，所以，日本企业对儒家思想的吸收，实质上是一种嫁接，即将儒家思想原体系打破，对构成要素进行分解，把正面价值的留下，负面价值的弃之，形成全新的排列组合，然后再将重新排列组合的儒家思想精华与西方强调人的个性与自主性的人文精神相结合。这种杂交式的结合，不仅保留了儒家思想的合理内核，而且更重要的是儒学可扎根于市场经济的土壤中，以发扬其超越性追求的优势。
（一）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仁”学的吸收
儒家思想的基本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即“仁、义、礼”三学。仁学，讲求尊人，敬人、爱人和安人之道。义学讲求经权变通之道。礼学是规矩之学，讲求行为规范之道。
仁学是儒学的核心思想，注重“人”与“人际关系”，抬高人的地位，强调人的作用，从一定意义上讲，仁学就是人学，是一种关于人与人相互关系的学说，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学说。
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与儒家的人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儒家仁学的核心是“修已”与“安人”，即安人必先修已；诚以待人；和以待人；关心、爱护、尊敬人；以德服人等。日本企业的人本主义管理思想以人的管理为中心，强调员工的教育培训，如松下幸之助有句名言：“经营就是教育”就是这一思想的写照；强调企业内良好的人际关系，如日立的“和”，松下的“和亲”，丰田的“温情友爱”等管理思想；强调集体主义观念，培养员工“以厂为家”的团体精神等。日本企业文化的精粹——“大和精神”，是儒家人本文化影响的产物。即把儒家人本思想的重视思想统治，讲求伦理道德与日本民族精神结合为一体，形成这一日本企业文化之魂。日本企业在对员工的教育培训中，也是以中国儒家人本思想中的“和”、“爱”、“诚”、“信”、“忠”为行为标准来提高员工素质的。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义”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义学，讲求权宜之变。《易经》上有句话是“穷则变，变则通”即为此理。日本企业管理，讲求施义，要求企业每个成员晚大义和变通，不断因时因事因地求变，而且能够在变中创新。中国儒家义学、至精至微，日本企业管理者不断从中汲取营养。日本大丸公司在创立以来的274年中，一直奉行“先义后利”的经营宗旨。“先义后利”思想出自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所著的《荣辱篇》。筒子曰：“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先义后利者荣，先利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是荣辱之大分也”。该公司始终重视对职工进行先义后利的思想教育，教育职工要顺应时代潮流，创新服务方式，改善服务态度，提高服务质量。大丸公司认为，优质的服务是利益的源泉。搞企业不能先考虑利益，而要先考虑怎样才能给顾客提供最优质的服务，若全体员工皆能晓此大义，自然就会给公司赢得信誉，从而产生不为盈利却又自然盈利的结果，这就是所谓的先义后利。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儒家“礼”学思想的汲取
儒家礼学思想，主张在等级秩序之下协调人们的行为。日本企业要求每个成员都应依照自己所处地位，去扮演合适的角色，表现合理的行为，使每个成员工作行为合理化，生活行为秩序化。日本一些企业家很善于迎合日本人尊孔心理，运用孔子思想，直接劝导职工。如“住友”总理事小仓正恒对新进“住友”的职工讲道“要在‘住友’建立事业，头一件事就是要做一个尽本分的人，即孔子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谓尽本分，就是要职工安于本职工作，遵守企业规章制度。
二、日本企业管理对孙子兵法的应用
日本企业家积极将《孙子兵法》应用于企业管理，获得了巨大成功。不少企业将《孙子兵法》规定为管理人员必修课，组织管理人员轮训学习。日本麦肯齐公司董事长大前研一认为：“没有哪本书能像《孙子兵法》一样为我们提供如此丰富的管理思想”。日本前东洋精密工业公司董事长，经营评论家大桥武夫，在企业濒临倒闭之际，惊喜地发现应用《孙子兵法》有助于经营，便将其应用于实践中，很快使企业起死回生。他写了一本专著，名为《用兵法指导经营》一书，引起经营界巨大反响，成为日本畅销书。他说：“这种经营方式比美国企业经营更合理、更有效”。
日本企业家非常推崇孙子“上下同欲者胜”的思想，将其与儒家思想结合创立了温情主义的合作型管理模式。
孙子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取胜者，谓之神”。市场是瞬息万变的，经营者应依据市场变化灵活采取对策。索尼公司应用这一思想取得了成功。50年来，索尼“以正合，以奇胜”，不断根据市场需求，推出新产品，占领市场，支撑企业发展。
孙子在《虚实篇》中说：“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这种思想已成为日本企业的重要战略思想。许多日本企业避开市场竞争主战场，独辟蹊径，开辟无人涉足的细分市场，一举获得成功，达到了扬长避短，避实击虚的效果。如任天堂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它原是一家生产扑克牌的小公司，1980年独辟蹊径开发出普及型家庭游戏机，打开日本市场，1986年推出适合美国家庭的游戏机，又开辟了美国市场，现在正席卷欧洲市场。
三、日本企业管理对《三国》谋略的应用
许多日本企业管理者认为，日本的每个公司各领一支人马，各产一种或几种拳头产品，逐鹿市场，谋取利润，这与群雄割据的三国何其相似，学习《三国》谋略，非常有助于在市场争夺战中获胜。
“桃园精神”是刘氏王朝生存的基础，不少日本企业亦基于这种认识，大力提倡公司上下左右，效仿刘、关、张，建立兄弟般的友谊关系，精诚团结，共同对外，以求生存发展。
第四篇：日本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日本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的经验及启示
西方虽然没有思想政治教育这个概念，实际上，它们通过种种渠道、方式，从事了大量实质性的旨在维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到目前已发展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本文选取资本主义国家日本作为研究对象，分析其教育目标、内容及方法等方面，以寻找
其中值得我们借鉴、利用的有益成分。
一、高度重视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有明确的政治目标。早在1950年，日本政府就明确提出：“在远东，反共的最大武器就是要启蒙日本国民。”因此，必须在日本开展政治教育和道德教育，使之成为培养反共防共国民的工具。中曾根康弘上台后，把“国际国家”视为他任期内的最大任务，认为实现“国际国家的日本”是日本制定并推行自己德育政策的出发点，要教育国民懂得在国际事务中，不仅要增加日本“作为经济大国的分量”，而且要增加日本“作为政治大国的分量”。可见，无论何时，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都是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
阶级民主，其政治色彩十分突出。
(一)战后日本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日本早在明治维新时期就设立了“修身课”对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然而，战后特别是近年来，日本青少年思想道德水平严重下降，出现德育危机。在政治观上，日本青年脱离政治的倾向日益明显，表现为对政治毫不关心，参政意识淡薄，正义感不强，凭个人感觉选择好恶；在理想观上，日本青年安于现状，失去远大理想抱负，表现为失去对理想追求的动力，不愿付出艰辛的劳动，追求的是一种背离传统而更加现实的目标；在生活观上，日本青年贪图安逸，表现为注重享乐，追求时髦；在道德观上，传统的关心群体、正直、富有同情心及正义感的精神逐渐淡薄，取而代之的是个人主义倾向不断上升，表现为凡是对自己有利的就做，否则就袖手旁观。鉴于这些事
实，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重新掀起了加强思想道德教育的热潮。
(二)政府采取有的放矢的措施达成共识
日本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表现出高度的政治性和组织化。1984年，中曾根康弘曾指出：“教育荒废”的现象实际上是青少年“心灵荒废”的表现，呼吁全社会动员起来关心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中曾根康弘曾亲自出马，领导日本进行第三次教育改革，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七条设想之一就是加强道德情操教育。1988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在其发表的教改报告中指出，“能否培养出在道德情操和创造方面都足以承担起21世纪的日本的年轻一代，将决定未来的命运，当务之急是要加强学校的道德教育”。日本文部省1988教育白皮书强调：道德教育在培养心灵丰富的人的过程中，担负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日本文部省也曾提出，日本的教育之所以出现荒废现象，是因为“战后忽视了德育”。针对这种状况，近年来，日本下决心提高道德教育的地位，在学校培养目标的表述上，把战后提出的“智
德体”的排列顺序改为“德智体”。把思想政治教育列在了突出的地位。国家全面干预
日本的“道德教育”由政府指挥、文部省操作执行。如日本政府在战后确立了全面主义道德教育体制，后来又确立了特设道德教育体制；文部省实施教科书审定制度，通过审定教科书，使其内容与当时政府的政治主张相吻合。日本对其道德教育采取了国家全面干预的办法，由政府统一管理、统一布置，有一整套强有力的行政干预措施和政策。通过建立从文部省、德育研究机构、研究会、地区教育机构、学校等一整套管理体制，国家从整体上抵制消极因素的副作用，推行统一的民族价值观，促进学校道德教育系统化；较好地运用行政和法律的力量来加强道德教育，使之适合社会发展的要求；调节所有社会机构的作用，合理利用各方面资源。如2000年，日本文部省决定对现行中小学德育课教学进行全面改革，责成日本国立教育研究所对德育课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并要求其在2001年以内提出关
于中小学生德育课教学的指导纲要建议等等。国家全面参与领导的力度可见一斑。加强立法
立法既是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得以全面深入的保证，又是教育工作实施的依据。日本政府就是以立法的形式来加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日本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是日本教育实施的依据，也是思想政治教育实施的依据。在此基础上，日本设立了一整套教育法令，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工作准绳。日本政府亲自制定思想政治教育目标、内容，并明确由政府主管教育的文部省执行。责权非
常明晰。
二、思想政治教育内容的创新
战后日本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内容随着政治体制的巨大变化而变化，以求更加贴近现实、贴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贴近学生。内容也是随着时代发展需要而不断补充和完善。除了民主主义教育、团体教育和集团主义教育三大类内容外，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内容。国际意识教育
日本的国情是地小人多，资源匮乏，如果离开了国际社会，它就难以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要求在深入了解本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广泛了解异国文化，主动为和平的国际社会作出积极的贡献，以此取得国际社会的信任和支持。强调“只有做一个真正的国际人，才是一个出色的日本人”。所以，日本特别强调对青少年进行国际意识的培养。感恩教育
在日本特别重视对青少年的感恩教育。孩子们最崇拜的就是自己的父母，这是家庭教育的成功，让孩子知道父母为自己成长所付出的艰辛。教育孩子知道感恩师长，是他们给了自己知识，启迪了自己的智慧。教育孩子知道感恩自己的朋友，是他们在自己最困难的时
候给了自己无微不至的关怀，为自己排忧解难，渡过难关。体验性教育
日本文部省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大力提倡并推广“体验学习”活动。目的是培养青少年的生存能力、创造力、劳动观念和集体协作精神。充分发展青少年的个性，充实学生的内心精神世界，养成内在的道德性。主要内容有：自然体验、家务劳动体验和耐苦生活体
验等。
日本文部省在1997年实施了“青少年野外教育推进事业”，在全国范围开展让青少年走向野外进行自然体验活动，规定每年7月20日至8月19日为“青少年野外教育体验活动月”，以此使青少年形成刻苦、忍耐、自治、自理等刚强之心和积极向上进取之心。为了培养青少年的吃苦耐劳精神，日本学校给中小学生人为地设置磨难课程，对青少年进行家庭劳动体验磨难教育。以此来增强青少年的人际交往能力、组织活动能力和应变能力，同时也增强了青少年的学习兴趣和动力。另外，在日本一些学校还开展“上山下乡”等活动。组织学
生到生活条件较差的农村、岛屿和边远地区去体验艰苦生活，磨练青少年的意志，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和劳动品格。
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创新
日本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全方位的特征，非常注重家庭、学校、社会的相互配合，形成一个辐射全社会的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网。除学校、家庭外还调动各种社会力量参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主要有：宗教教育、社区和社会工作体系等。思想政治教育方法主
要有：灌输性、渗透性、体验性、疏导性和全方位性。它的方法创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思想政治教育与国情相结合日本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方法创新表现是：对其他国家文化的融合、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为了解决道德危机，以“个人主义”道德观为文化传统主体的日本，开始把目光转向以“群体主义”道德观为文化传统主体的中国。广泛吸收各种文化的精华，通过改造，“为我所用”。同时日本在大量吸收、引进中西方思想文化的过程中，特别注意根据本国的国情，对外来文化加以改造。例如，日本的思想政治教育虽以中国儒学为母体，但又不是中国儒学的翻版，而是经过改造了的中国儒学的变异物。如中国儒学把仁、义、礼、智、信作为最重要的美德，但日本强调的五个最重要的美德则是忠诚、礼仪、勇敢、信义、节俭，没有突出地考虑到“仁慈”这个中国儒学所独具的特征。又如，日本在学习、吸收它国文化的过程中，拓展了现代德育内容，提出了个性教育的思想，但日本的个性教育与西方的个性教育有着根本的区别，它以服从、服务于集团利益为根本目的，个人价值的实现以集体价值的实现为前提。这些都符合中国儒家教育的思想。
这种个性教育是典型的中西融合的教育模式。利用动画对青少年进行思想政治教育
日本动画采取的是渗透的方法，是一种非常隐蔽的思想政治教育手段，使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在潜移默化的娱乐之中进行。它承担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传播日本民族文化。日本动画通过对历史某一时期的还原再现，使青少年在了解历史的同时还获取了民族文化。如《浪客剑心》介绍的是明治维新时期的革命，在青少年观看过程中，武士道精神自然而然地就得到了传递。其次，阐述各种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新世纪福音战士》涉及基督教世界观，《幽灵公主》涉及日本传统神道教思想，《虫师》涉及神道教和佛教思想，这些动画还都涉及到探讨世界本源问题。再次，日本动画存在对伦理道德的判断。几乎在每部动画中，都有对其中人物的善恶进行讨论并作出相应的判断。由上可以看出，日本动画在引导青少年社会化的思想政治教育方面占有不可取代的地位。思想政治教育采用社会合力方法完成日本文部省认为，加强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必须采取社会合力方法来完成。把社会、家庭、学校的力量都调动起来，形成合力，建立全方位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1996年日本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第一次咨询报告中指出：“学校在开展教育活动时，要积极利用社区的教育力量，主动接受家长和社区的支援。”如设立PTA组织(日本家长、教师协会简称)。PTA设立专门委员会和各种小组，定期组织家长参与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对学校教育提出各种意见、建议。参加该组织的成员主要有学校教师和社会各界热心于教育的人，有律师、工程师、建筑师、商场经理、会计、艺术家、僧人、家庭主妇和退休老人等。还有一些社会名流也参加了该组织。会长由家长担任，会员交纳会费。该组织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把教育好青少年视为己任，无偿地从事各种教育活动，特别是在自愿捐助教育基金和诲人不倦方面作出了表率。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无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又如成立“母亲读书会”，她们定期聚在一起，看书学习，交流心得。妈妈们重视看书学习，注重自身素质的提高和模范作用的发挥，再加上建立良好的家庭育人环境，既为孩子作了示范，又能
不断充实自己，同孩子们也有了共同的话题。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日本社会教育法等有关法律规定，要求各地方道府县及市町村有义务为加强对青少年的德育教育、提高公民的文化素质创建一定的学习环境，修建一系列社会教育设施。这些教育设施开展不同的活动，并将德育教育渗透于文化娱乐活动之中。另外，重视利用大众媒
体和社会大环境文化生活强化德育教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认真研究与探讨西方发达国家在长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实施类似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的一些做法，对于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加强与改进，将提供很好的经验与启示。
我国思想政治教育应加强绩效评估，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要贴近时代、贴近实际、贴近青少年，同时最重要的是思想政治教育要强调
知与行的统一。
如上所述日本文部省大力提倡并推广“体验学习”活动。主要内容有：自然体验、家务劳动体验和耐苦生活体验等。实际上就是高度
重视知与行的统一。符合中国哲学的重行主义与知行的统一思想。
重行主义是中国哲学知行观的最主要的特点和优点。当前，我国对青少年的思想政治教育就存在知与行的分离倾向，学习和借鉴日
本对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知与行的统一思想，对我国的思想政治教育有着积极的意义。
第五篇：(全英文论文)分析基辅怨中雅柯夫的“受难”主题
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封面（2015
届）论文（设计）题目 作者
学院、专业 班级
指导教师（职称）论文字数 论文完成时间 大学教务处制 英语原创毕业论文参考选题(200个)
一、论文说明
本写作团队致力于英语毕业论文写作与辅导服务，精通前沿理论研究、仿真编程、数据图表制作，专业本科论文3000起，具体可以联系qq 805990749。下列所写题目均可写作。部分题目已经写好原创。
二、原创论文参考题目
如何降低英语专业学生课堂焦虑
当代美国家庭模式的转变对美国青少年心理的负面影响 话语标记词在中英戏剧翻译中的作用与运用 英语习语的起源及其特点
高等院校商务英语学生的英语学习动机调查与策略 信用证使用过程中的风险与防范 情境教学中的词汇教学
任务型教学法在高中英语写作中的应用 英语广告中的隐喻及其汉译 英语谚语的文化差异及其翻译
美容化妆品翻译技巧安利雅姿产品为例
论渗透定价对新兴电子行业的影响华为公司为例 非语言因素对口译效果的影响 连词的用法及翻译
英汉科技术语翻译的统一性探析--以航天术语翻译为例 商务合同中汉译准确性的研究 星巴克的崛起与衰落 公示语英译目的论分析
谈日常用品广告英译汉的特色 高中英语语法教学的整合模型研究 汉语在初级英语教学中的积极作用 南方的寡妇中卡丽的人物形象分析 从读者反应理论看英文电影名的翻译
从归化异化的角度分析七大新浪微博热词的英译 解读喜福会中的中国文化元素
商务谈判口译的语用失误的成因及负面影响对学习的启示 广告英语中合成词的语义理据分析
从春节与圣诞节的比较看中西方节日文化的差异 小说爱玛中爱玛的心理成长
分析理智与情感中人物性格对婚姻观的影响 论呼啸山庄中人性的复苏
谈模因理论在大学英语电影教学中的应用
从目的论看大陆、香港、台湾电影片名翻译的异同 朱自清匆匆的三个英译文比较分析 以学生为中心的初中英语口语教学模式 商务英语四字词翻译 英语中的性别歧视
英汉习语的文化差异及翻译 提高英语听说能力的方法与途径 弥尔顿失乐园中撒旦的悲剧英雄形象 情景教学法在初中英语语法教学中的应用 对蒙牛乳业集团体育营销策略的研究
多媒体辅助初中英语教学对教学效果的影响研究 英汉习语文化差异浅析
浅析奥运对我国体育产业发展的影响 凯瑟琳与希斯克里夫的爱情悲剧
元认知策略指导下的英语专业高年级学生听力学习中国和英国餐桌流程礼仪文化对比
中西颜色中“红”与“白”的文化差异对比 浅谈功能对等原则在电影英语翻译中的应用
青少年成长与社会冲突-麦田里的守望者成长主题分析 认知策略在初中课堂英语教学中的运用 关于和谐企业文化构建及其意义的文献综述 分析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环境对霍尔顿的影响
分析文学翻译译者模式和翻译策略-莫言的作品为例 从化身博士中英文本对照中浅析文学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英译公共标识语--以深圳市公示语为例
红楼梦林黛玉和傲慢与偏见伊丽莎白女性角色剖析 小说秀拉中的存在主义探析 论It的用法与翻译
论猜词法在英语阅读中的重要性及其运用 日本企业管理的制胜之道儒家思想管理 红字中丁梅斯代尔的心理转变分析 论中式英语
试析二战后美国贫困的原因 浅谈到灯塔去的女性意识
分析蒂凡尼的早餐中郝莉的人物特点
XX中学英语词汇教学研究身体各部位名称词汇教学 浅析汉英双语学生日常生活中的汉英话语转换的原因 分析基督山伯爵爱德蒙的二重性格 语言迁移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浅析唐诗意象的衔接
直译与意译在诗歌中的翻译分析-对声声慢译本的分析 英文电影片名中文译名研究
高中英语阅读教学策略的得与失--XX班英语阅读情况调查与分析 老人与海的象征手法
从肖申克的救赎看体制化对个人的影响 雾都孤儿的社会意义 韶关景点英译名的探讨
威廉•福克纳小说喧哗与骚动中的班吉 欧盟语言多样化政策的评价 林语堂京华烟云翻译 英语歧义现象研究
浅议提高英语阅读速度的方法 英语商务信函的文体分析
浅析莳萝泡菜中的意识流技巧运用 广告英语的语言特点和翻译策略 中美大学校园流行语的对比研究 高中生英语阅读能力的培养
论中学师生关系对英语教学的影响 英汉连词“and”的翻译
农村初中英语教师母语使用情况的调查与分析—XX中学为例 08奥运中国菜单翻译赏析 英语新闻标题的特点及翻译 美国总统奥巴马获胜演讲分析 英语新闻语篇中时态的语篇功能 盖茨比梦想的破灭谈美国梦
高三学生不同英语学习风格对学习成绩的影响 英汉习语翻译的归化与异化 伦理学批评视角下的紫颜色
英语新闻标题的文体特点及其汉译 麦田里的守望者中霍尔顿的心理创伤 论喜福会中母女关系的冲突与和解 任务型教学法在初中英语口语中的应用 英语隐喻汉译
从海尔的品牌成功看中国企业在全球化环境下的品牌战略 英语歌曲名称汉译研究 浅谈国际商务谈判礼仪
夏洛的网的主题解读--平凡中的奇迹
金融危机下汽车产业的生存之道--以比亚迪为例 从文体学角度论商务英语信函的写作特征
从翻译审美分析食品品牌名称翻译的原则及策略 评当幸福来敲门中主人公的成功之道 雅各的房间中的意象研究
功能对等理论在英语习语汉译中的应用
分析迷惘的一代在海明威太阳照样升起中的体现
浅析弗洛斯河上的磨坊中乔治•艾略特的女性主义意识 商务英语书信中正式用语和非正式用语对比分析 浅析初中英语“学困生”现象及转化策略 浅谈金融危机对中国汽车产业影响
简析美国个性化教育对家庭教育的积极影响 浅析商务谈判中的委婉语
高中英语教学过程中实施情感教育的研究 归化和异化在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主人公霍尔顿的自我探寻麦田里的守望者 任务型教学法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英汉亲属称谓语差异探因及其翻译 空间指示语与语言的主观性 自主学习中的大学英语教师角色 从心理学角度探讨少儿英语教学 浅谈中英茶文化之差异
劳务派遣在中国的发展前景研究
论创造性背叛在翻译红楼梦章回目录中的运用 英语广告语模糊性的语用分析
“合作学习”策略在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西风颂和秋颂的对比分析
独立学院英语专业学生词汇记忆策略研究 浅谈飘中的女性主义
喜福会根据美国鉴赏中国传统
探讨英汉互译中的不可译现象及策略 英语名词复数变义的翻译 英语委婉语的交际功能
英语构词法对词汇习得的影响
20世纪60年代摇滚音乐对美国社会的影响
中国英语与中式英语的对比研究英汉民族思维差异的角度 小公主中萨拉的人格魅力及其影响 目的论视角下的手机广告汉译探究
颜色词“红”色的英汉象征意义对比研究及其原因分析 构建和谐社会—以美籍黑人的种族歧视为例 分析名利场两位女主人公性格与婚姻
XX中学高三年级英语阅读问题调查研究
政治演讲的文体分析-以英国首相丘吉尔的两篇演讲辞为例 中美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价值观差异及其在跨文化中的影响 少儿英语课堂教师语码转换现象之调查研究
自闭历程为例分析美国家庭教育对残疾少年独立性的培养 从生态主义角度看“科学怪人”的命定悲剧 论英语习语翻译中的异化与归化 飘中斯嘉丽人物性格分析 分析麦康伯的死亡
英语委婉语在外交场合的应用
刺激学生学习英语的情感因素的手段的研究 英汉翻译中的词性转换
Santiago的精神世界--老人与海赏析 旅游文本英译的研究--以南京景点为例
传统文化视角下中西方幼儿家庭教育对比研究 涉外合同翻译原则
英语版道德经文化缺省和翻译补偿 浅析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中的宿命论色彩
浅析中学生英语学习中手势与二语习得的关系 论海的女儿的女性自我价值主题 英汉语中与“狗”相关的隐喻比较研究
模因论视角下绝望主妇中父母和子女的冲突话语分析 从太阳照常升起看迷惘的一代的精神特征
对任务型教学法在中学英语课堂运用的现状分析和建议策略 论例句在中学英语课堂中的应用
多媒体在初中英语教学中的使用情况调查与分析--XX中学为例 功能目的论在爱情类英语电影片名翻译中的应用 商标翻译中归化与异化的合理运用 浅析傲慢与偏见中女性意识的觉醒 信用证软条款的防范
英译公共标识语--以深圳市公示语为例 文化视角下的直译和意译
试析美国个人隐私文化的现象及根源 浅谈英语广告修辞
从语域角度分析瓶中信中书信的语言特色 中英餐桌礼仪差异来源 从文化角度看习语翻译
从傲慢与偏见和理智与情感探索简奥斯丁实用爱情观 中西传统节日的文化差异及其影响--以春节和圣诞节为例 白兰的反叛精神--红字中清教文化背景下的人物塑造 英语语言幽默的文化背景
从阿凡达字幕翻译看格莱斯合作原则的应用 文化语境对英汉习语借用对象的影响 呼啸山庄中的意象研究
弗洛伊德“三我说”理论看蝇王的人性观 中西方“面子观”在跨文化交际上的差异 旅游景区公示语的英译研究--以A市为例 伊丽莎白在傲慢与偏见中的闪光
从公共场所文化翻译看北京城市品牌建设 英语新闻标题中转喻的使用及其理解 圣诞节在中国发展与影响
演讲体裁中态度取向的元语言功能探析 文化差异对于汽车品牌翻译的影响
网络环境下的大学英语自主学习情况分析
中英风俗习惯差异对英语专业大学生口语学习的影响 体态语在小学英语教学中的应用 在英语教学中激发大学生的学习动机 浅谈嘉莉妹妹中美国梦的实现和破灭 分析爱玛中的圆形人物与扁形人物
论埃德加•艾伦•坡哥特式小说的恐怖因素 怎样提高英语口语
英语近义词的隐含语义比较 汉语公示语的英译 论英语长句的翻译 麦当劳的制胜管理技巧 解读爱玛中的女性主体意识 欠值翻译及其原因的探究 英语词义变化的原因
我校英语专业学生议论文写作中因果类话语标记语的使用情况 身体语言在美国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形式 英语系词句与汉语是字句的对比研究 浅析艾伦•坡小说黑猫中的哥特式风格
汉语拼音在英语音标教学中的迁移作用研究--XX中学为例 中国二语教学领域注意假说研究综述 论永别了，武器中的反战主题
换位思考在商务信函中坏消息的运用及建议 希腊神话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英语转喻与提喻的理解与翻译 中美跨文化商务谈判的策略 中西亲属称谓差异
对高中英语教学中学生主体地位的实证研究 英语广告修辞与翻译 英语语音同化现象分析
中国青年对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缺失 浅析拓荒者中文明与野蛮的对抗
正式与非正式商务英语信函的语言差异 儒家文化与和谐世界的构建 英汉成语互译技巧
英汉动物习语文化差异的原因分析 英国议会制辩论-探究与实践
任务教学法在英语阅读教学中的应用 广告英语中双关语的翻译 从推销员之死看美国梦
论叶芝诗集玫瑰中的象征主义 呼啸山庄中的哥特式风格 中国大学生英语口语错误分析
中美养老模式折射出的中西方文化差异 对文化差异引起的误译的研究 论英语广告中的仿拟 洛丽塔女性主义解读
个人因素对大学生学习英语的影响 合理设计初中英语翻译练习的重要性 当幸福来敲门的人际功能文本分析 罗切斯特眼中的简爱
英汉亲属称谓语的对比研究
分析美国新教与中国儒教的几点相似性及兼容性 外刊新闻标题的批评性分析 汉语政治新词英译原则及策略 浅谈商务函电的写作
谈网络中文缩略新词及其英译
红楼梦两个英译本杨译本和霍译本诗词翻译对比 文化教学在英语学习中的重要性 某些中国特色词汇的英译策略
小学英语课堂游戏教学中的问题及对策 试析红字中的原罪及其影响 课堂学习对口语的促进作用
中国英语的影响—以功夫熊猫的字幕翻译为例 不同语境下的口译选词
分析远大前程中匹普的性格发展 从目的论看英语软新闻标题的翻译
从文化差异的角度论文学译者的翻译技巧 分析汤姆叔叔的小屋--追求自由
现代教育技术在初中英语词汇教学中的合理运用 惠特曼草叶集的超验主义 失乐园中撒旦的性格分析 英语专业学生学习动机研究
论双城记中的“自我牺牲”与“复活” 小妇人中乔的成长之路的分析 论词缀法对词汇记忆的影响 试述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必然性
分析影响英语新闻广播听力理解的因素 从目的论角度分析汽车商标的翻译 我国学前儿童英语教育 简析简爱的爱情观
小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游戏应用 狮子、女巫和橱柜中亚斯兰的本性 教师用语及其对学习者输入的影响
对职业学校学生英语口语能力培养的研究 从“龙”一词的文化内涵看汉英文化的差异
如何运用情景教学法进行初中英语词汇教学的探讨 中英两国主要传统节日文化对比分析 不可译性问题的可行性个例研究 初中生英语写作策略调查
人人都爱雷蒙德中合作原则的违反
从汉英宠物词汇的内涵看中西方文化差异 浅析英语颜色词的语义特征 沃尔特.惠特曼及其诗歌研究
中美媒体对光伏双反案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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