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民社会理论视域下的校长权力表达论文
摘要：
公民社会理论融合主体性理论和民主性理念，认为社会管理活动是在权衡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的互动基础上的组织化结果。它强化社会成员的公民意识，肯定公共理性的存在，为学校管理工作的变革提供了背景因素和理论支持，同时也对校长权力表达途径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键词：
公民社会理论;校长权力;路径转变;权力表达
公民社会理论以人的有限理性作为前提假设，认为社会决策的选择是在权衡个体行动与集体行动的基础上，为减少行动成本和实现利益最大化，各个社会事务决策参与者进行的组织化的结果。[1]它融合了主体性理论和民主性理念，强调社会的共同需要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决策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公共理性的存在。公民社会理论认同公民在参与社会权力运行的价值和对公民进行社会责任及公民意识的培养，主张政府、市场和社会成员等多方在参与社会事务管理中的沟通与协作。
一、公民社会理论催化下的学校管理模式变革
随着公民社会理念的不断深入，社会的民主化日益提升，学校的社会地位和角色发生了变化，主要表现为学校的政治功能逐渐被弱化，学校的社会功能开始趋于复杂化。学校与政府、社会组织以及社会公民个体之间的相互影响逐渐增强，一方面学校发挥着为社会培养人才的功能，另一方面学校作为社会组织也在积极地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同时，学校的管理工作也逐渐社会化，越来越多的校外组织和社会成员开始积极关注并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在学校内部学校成员开始共同分享价值观并参与学校管理工作。可以说，公民社会中的学校不再是单纯的政治工具性组织，在社会环境中，它逐渐成为了社会生活的中心，就学校本身而言，它逐渐演变为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公民社会理念不仅促进了学校社会地位的改变，同时也催化了学校管理工作的变革。
公民社会理论引导的学校管理工作变革主要是指学校管理模式的变革，即由传统的学校管理模式向公民社会理念下的学校“治理”模式变革。20世纪70年代末，各国开始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主张将市场机制引入公共服务，全球化和分权化的社会趋势开始改变公共管理的生态环境，社会关系日益复杂多变，相互依存性也在不断加深。随着这一形势的逐步深入，原有的市场竞争机制改造公共管理的做法开始出现弊端，合作网络应运而生，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治理理论认为，组织的权力分配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各个主体间责任界限模糊，主体权力相互依赖;与传统的管理概念不同，治理是一种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强调治理主体的参与性;在治理的过程中，领导者不是唯一的决策者，而是决策的引导者，通过合理的机制引导治理主体的决策选择。
公民社会理论催化下的学校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转变，可以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对学校外部管理关系、学校角色和社会地位的调整;二是学校内部权力结构的重新组构。具体表现为：政府不再是学校的唯一管理者，政府转变为学校发展的引导者，社会开始广泛参与学校管理，多元化的管理主体相继确立，学校的自治权不断扩大。学校作为社会活动的中心性组织，其社会服务功能逐渐扩大，很好地满足了社会生活的需要。同时，在学校内部，学校办学自主权不断增加，学校的管理权不断得到分化，学校内部成员共同成为学校的治理主体，共同分享学校管理的价值观和理念，学校内部事务的管理由学校内部成员通过交流、合作、协商等途径解决，形成多元化的利益表达渠道。在这样的治理模式中，我们可以看出，学校—社会—政府之间以及学校内部成员之间的良性互动和相互依赖关系逐渐形成，各个治理主体的主体间性不断增强，公民社会的属性得以体现。
二、公民社会环境中校长权力的根本性转变
从本质上说，治理模式的根本在于强调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和权力共享的多元化，这种模式与集权政治下的校长权力表达路径截然不同，是对集权政治下校长权力绝对化与唯一化的否定。
(一)校长权力的来源
由行政授予向职业法律赋予转变在我国现有的教育管理体制下，绝大多数校长是由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任命的，校长的权力也是由上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授予的。在学校外部，校长其实是上级教育政策的执行者和相关工作的落实者;在学校内部，由于学校管理工作的等级制存在，校长拥有学校管理工作的最高权力，对学校事务的管理在一定程度上拥有着绝对的决策权。作为管理者，校长与其他学校管理成员之间，校长与学校管理对象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单向、线性的结构等级关系。
公民社会理论推动的学校管理模式变革使校长的权力在来源方面发生了转变。校长权力的政治性被削弱，取而代之的是校长权力的职业化与专业化。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的专业化范围在扩大，越来越多的社会职业加入专业化进程，专业化的速度也愈加快，校长职业也不例外。这主要表现在：校长作为一种职业，在其权力的来源渠道上，不再是上级的授予，而是社会遴选机制有效运行的结果，校长权力不再是上级的授予，而是来源于校长职业本身，是一种职业赋予权;在权力的运行上，校长权力的职业化和专业化成分不断增加。校长职业化对校长职业资格进行了科学的定位，校长专业化则提升了校长的职业地位，使校长权力的界限更加清晰和明确，校长的行政性权力和经济性权力削减，专业性权力提升。[2]此外，随着校长权力职业化和专业化程度的提升，校长的定位也发生了改变，即校长不再是政策执行的工具，而是拥有职业技能和专业知识的个体。就校长权力本身而言，其运行目标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技术性成分不断增加。
(二)由绝对的管理权转变为道德的领导权
根据公民社会理论，学校是一个文化的共同体，其成员共同分享价值观、信念和组织承诺。校长不再是高高在上的管理者，也不再独揽决策权，而是由校长与学校的治理主体协商、交流与沟通后的共同选择。随着校长在学校事务管理中的角色转变，校长的管理权逐渐转变为道德的领导权，所谓道德的领导权，是以萨乔万尼的道德领导理论为基础的服务式的领导权力和道德权威。校长不再依靠权力的威严和标准的规范去直接管理学校事务，而是动用使学校成员因广泛共享专业及共同体的价值观、理想而感到负有义务和责任的那种道德权威去领导学校的治理。
当校长的绝对管理权转变为道德的领导权时，校长职业本身的行政等级权力就被移到了边缘，校长的专业化权力以及校长职业本身的责任与义务将成为校长权力的中心，校长成为学校的服务者。
同时，校长在具体事务中的决策权将“给予”相应的管理者和教师，不再凌驾于他人之上。此外，道德的领导权强调校长的道德权威，而校长道德权威建构的根本就是对学校管理工作核心价值观的建构，即将管理理念、管理目的和管理行为的本质共同整合到学校管理的核心价值观中，使其成为一种共同价值观而被大家认同。可以说，校长的绝对管理权向道德的领导权转变也是校长道德权威的建构过程。
(三)校长权力由主体对客体的直接管理权转变为多主体的共同治理权
公民社会理论最根本的思想是公民参与管理社会事务，它意味着原有的校长这一管理主体与教师、学生等学校其他成员等管理客体之间的关系将发生改变，校长与其他管理人员之间不再是直线式的上下级关系，在决策上也不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而是共同参与学校事务管理的多主体的一种主体间关系，即校长与其他学校管理工作参与者之间是平等的协作关系。这种关系的转变也促进了校长权力的转变，即校长对学校事务的直接管理权转变为多治理主体的共同治理权。社会、政府、教师、学生以及家长等社会其他力量都将积极参与到学校管理中，校长权力的执行主体范围将被扩大。从根本上说，校长权力代表着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利益表达，而其共同利益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校长权力的运行轨迹。这种转变是学校管理路径的根本转变，它不仅增加了学校管理工作的主体性、民主性，也使学校组织的公民社会属性得以强化，而且对学校成员公民社会意识的培育意义重大。
三、公民社会理论推动下校长权力的表达途径
(一)校长权力表达的路径转变
校长权力的执行路径往往是自上而下的，这种权力执行路径更多地强调了上层权力执行的目标和权威，忽视了下层权力执行者的利益表达和目标理解。公民社会理论主张公民要有“公民意识”，主动参与社会管理;主张建构社会的多元化治理结构。从这个角度看，公民社会理论在一定程度上与原始的权力执行路径相悖离，从根本上说，它主张多元的权力执行路径，这一路径改变了简单的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单一权力执行模式。从权力拥有者、权力执行者和权力监督者等多方的互动出发，以各个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均衡点为单位，还原了权力执行的过程和本质。在公民社会理论推动下，校长权力在执行过程中各治理主体之间的权力博弈均衡点也是多元化的。因此，校长权力的执行从本质上说是从一种均衡到另一种均衡的过程，而整个过程似乎像一张布满结点的网，各个权力主体被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在加大了校长权力执行的民主性的同时，也使校长权力的执行更合乎理性。
(二)校长权力资源的有效分配
根据公民社会理论，校长权力从性质上发生了改变，它不再是校长个人独有的一种行政权，而是一个权力资源的集合。校长权力的行使不再是校长个人的行为，而是学校以校长为中心的多元治理主体的共同选择。因此，公民社会理论影响下的校长权力表达，首要途径就是对校长权力进行有效分配。
首先，应转变校长的领导方式，由指挥型领导转变为服务型领导。校长权力的行使与校长的领导方式密切相关，公民社会理论从根本上重新诠释了校长权力，服务式领导方式则是新内涵下校长权力执行的重要途径。服务式的领导方式其实是校长的个人权力转变为权威的过程，也是校长权力转变为学校责任的过程。校长权力不再凌驾于他人之上，而是被授予的服务权。
其次，校长权力部分归属学校治理委员会。学校治理委员会成员主要来自政府、社会、其他学校、本校教师、学生、家长以及其他愿意参与学校管理的社会组织。校长是学校治理委员会的重要领导者，针对学校管理中的重要问题，校长有权利和义务组织参与治理委员会的决策;各治理主体与校长之间是主体间性的关系，有责任和义务在学校管理事务中做出利益表达，学校治理委员会拥有对学校管理中重大事务的最终决策权。
再次，校长拥有学校的行政管理权力，对学校常规管理工作，校长拥有管理和决策权，如在管理理念上，校长有权力构建科学的学校管理理念;在管理方式上，校长有权力变革和创新学校的管理方式;在具体事务的管理中，校长有权力对一些行政事务问题做决策。
(三)校长权力执行监督机制的设立
在公民社会理论中，学校是一个治理结构的文化共同体，与公民社会组织相比，二者具有很大的同构性。公民社会组织所具有的非官方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集体性等都会或多或少地在学校中得到反映。[3]因此，在政府、社会与学校和谐互动的发展环境中，职业和法律赋权的校长权力不但要接受职业标准和法律制度的规约和监督，还要得到更大范围的政府、社会组织、市场、教师、学生、家长、社区、专家以及其他社会新闻舆论的认同与评价，从而形成一种有效的校长权力监督机制。
校长权力监督机制的设立要从两个层面进行：一是制度层面。要对校长权力资源的分配、运行以及评价等基本规则进行制度规范，同时将对违反规则行为的处理办法做以明确规定，为监督工作奠定良好的制度化基础。二是机构设置层面。校长权力监督机构是监督工作运行的主体，它是校长权力分配与执行之外的组织，在人员组成上可以广泛吸纳政府成员、学校的离退休教师、学生家长等。校长权力监督机构对校长权力的执行形成了一定的约束，它能够使校长权力运行的各个环节更具透明化，有利于增加学校管理工作的民主性。对于校长权力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校长权力监督机构能够及时发现并对其进行有效控制，从而提高了管理的效率和质量。
综上所述，公民社会理论增加了学校管理变革中的公民成分，多元化的校长权力执行路径使校长权力的执行更加客观、目的更加合乎理性，这对于增加学校组织的公民社会属性和推动现代学校制度的构建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篇：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唯物史观视域下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
摘 要：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转化具有丰富的唯物史观意蕴，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论、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论、社会发展规律论、人民群众观等角度出发，分别探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的哲学基础，是正确认识、分析以及解决这一矛盾的逻辑需要。
关键词：唯物史观；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哲学基础
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是依据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作出的正确判断和科学抉择，蕴含着深厚的理论依据和哲学基础。在唯物史观视域之下深入分析和探究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论证主要矛盾转化的必然性和科学性，寻求化解主要矛盾的方法论，不仅有利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而且有助于促进世界人民的大团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论的辩证分析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生产力落后，经济发展水平低，政治体制不健全，国家总体水平处于不发达甚至落后状态，因此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一直沿用至党的十九大之前。如今改革开放历经十九年，在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断进行革新的过程中，生产力获得极大解放，我国2017年的GDP总量达到80万亿元，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政治体制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科技、军事和外交方面不断实现突破，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角色，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因此在达成小康社会的目标的基础上，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成为必然。党的十九大对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新的论断，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已经在实现站起来、富起来的基础上发展到要实现强起来的阶段。以上表明，无论是十一届六中全会还是十九大，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都是基于对社会存在的实际出发的。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其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意味着对党和国家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解决好发展不发展的问题，而且还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其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出人们对生活的追求不再局限于低层次的经济层面，而是更加注重于高层次的上层建筑层面，由经济层面上升至政治层面，进一步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其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标志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时代”是对“新时期”的发展和完善，是我国前一社会主要矛盾不断得到解决的自然结果。
二、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论科学运用
唯物史观揭示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基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两对基本矛盾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始终。基本矛盾是不变的，稳定的，主要矛盾是多变的，分阶段的。社会基本矛盾与社会主要矛盾二者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能将它们混为一谈。
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改变社会基本矛盾。虽然我国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但是必须认识到，我国依然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依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此可见，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基本矛盾的性质，我国社会的发展依然取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新时代我国的根本任务依然是大力解放并发展生产力，必须牢牢把握住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生产力不断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外交等各方面已取得显著成绩，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存在许多不足，比如发展不均衡不充分问题，社会文明水平与经济增长水平发展不同步问题，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供给不能满足人民群众的更高需要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制约着我国的发展效益，因此也就决定了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的稳定性不排斥社会主要矛盾的阶段性。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就制约并决定着社会形态，但是这并不排除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特殊性。奴隶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奴隶主阶级与奴隶阶级之间的矛盾，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虽然社会主要矛盾在不同的社会形态有不同的表现，但是从本质上讲，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其主要矛盾都是社会基本矛盾以不同的形式的外在表现，不同社会的更替根本上取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发展。由此可见，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是社会基本矛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发展的必然结果。
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社会发展规律论的内在要求
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规律是马克思恩格斯抽象出来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社会主要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设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现。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这一根本矛盾的外化表现也会随之而改变，因而就表现为不同时期社会主义矛盾的发展变化。
社会的发展决定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提出决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这就需要不断?革与生产力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因此，在经济体制方面，中国共产党探索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体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不断进行改革，党政分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在文化建设方面，大力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提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创造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由此可见，在我国生产力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已经得到基本满足，进而原有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得到基本解决。
社会的发展决定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在原有的社会主要矛盾得到基本解决之后，人民的需求对社会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生产力在现有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阶段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需求，因而社会基本矛盾在新时代将会有新的表现形式，新的社会主要矛盾就应运而生。改革开放几十年，人们的物质生活得到极大的丰富，精神生活层次不断提高，然而各种其他问题层出不穷，比如生存环境不断恶化、地区发展不均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有待加强等等问题，而这些问题成为了人们追求更高层次生活的所面临主要障碍，成为新时代急需解决的问题，因此社会的主要矛盾就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同样，这一新的社会主要矛盾的提出要求变革与现阶段生产力、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由此可见，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应经济基础的社会发展规律自始至终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决定因素。
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人民史观、群众路线的逻辑需要
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首先是一部生产和生产者本身的发展史，是劳动的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党和国家要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正是人民群众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断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必然结果。
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发展变化导致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一方面说明人们迫切需要解决的温饱问题，在改革开放几十年的过程中，这一问题已经得到了基本解决，我国已经总体上实现了小康。另一方面说明人民群众的需求不再局限于物质文化领域，而是要求更高的需求层次，然而当前社会的发展程度还不能满足人民群众已经变化的需求，即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它仍然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畴。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密切关注人民群众需要，根据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要层次的发展变化及时转化社会主要矛盾，始终坚持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例证。随着人民群众需求结构和需求层次的发展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这一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必然也会得到解决，人们的需求和社会的供给之间可能会出现新的矛盾，因而社会主要矛盾又将会随之出现新的改变。
人民群众是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依靠力量。首先，一切人类历史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前提是现实的人。无论是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主义社会以及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以及社会的需要而从事一系列实践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以满足自身的需要，同时促进人类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人民群众必定会不断从事实践活动来满足自身日益增长的需要。其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一切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推动力量，他们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将生产资料与自己的劳动相结合创造出自己所需要的物质产品或者精神产品，同时他们利用自己的力量推翻落后的统治阶级，推动社会的变革。再次，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人们在需求自身的自由全面的发展过程中，必须诉诸于自身的力量，同样在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解决人民需要与社会供给之间的矛盾时，人民群众要始终依靠自己的力量，不断创造出满足自己以及社会需要的产品。
第三篇：最优化理论视域下的课堂管理研究论文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内涵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提出
尤克巴马斯基（1927年—1987年）是前苏联著名的教育家、教学论专家，拥有教育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等身份。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克服顿河———罗斯托夫地区的普通学校学生大面积留级现象，在此后20年里，他以该地区的普通学校为基础，潜心教学、研究，结合现实，利用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与系统论作为指导思想与分析工具，形成了具有丰富内涵，富有现实针对性的完整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在国际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教学过程是一个复杂的涉及到教学目标、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教学条件、因材施教等多个方面的教学信息传递过程。在此过程中，教学过程中涉及到的影响教学效果的各个方面或者说结构被逐一研究，探明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的一般规律。巴班斯基将这个新的研究方法称之为辩证的系统方法。巴班斯基指出：“用辩证的系统观点评价现有教学任务的各种可能的解决办法，乃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论基础。辩证的系统观点能保证针对当时条件选出最佳方案。”由此可见，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利用唯物辩证法的一般方法论，即整体与部分、系统论等方法论，利用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即联系的、发展的观点等，分析研究教学过程中影响教学效果的各个部分，使每一个部分互相配合，达到最佳的状态，选出最佳教学方案。教学过程中的人（教师和学生）、条件（教学物质条件、教学卫生条件、教学的道德心理条件、教学过程结构（包括教学目的和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结果）以及教学实施的基本环节构成了教学系统。教学过程最优化思想就是把教学过程作为一个系统进行研究，并且对构成该系统的有机联系的各组成部分进行综合考察。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界定
教学过程及教学效果最优化也仅仅是相对意义上的最优化，易言之，是在某种评价准则的引领下（当然评价准则不能脱离实际），凭借现有各种实际情况达到的一种相对最优化的结果。巴班斯基给出的最优化的前提是从所提出的准则的观点出发，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教学原则、现代化教学教育形式和方法、已有条件以及班级和个别学生特点的基础上，使教育过程最有效地（最优化地）发挥效能。有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既定的标准，对整个教学过程的控制就是教学过程最优化。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为了使过程从既定标准看来发挥最有效的（即最优的）作用而组织的控制。教学过程最优化是对教学评价标准、教学条件、教学手段、教学方法、教学规律等影响教学效果的各种因素综合考量的基础上，对教学过程实施的一种综合安排与控制。在这里，教师起着主导安排与控制的作用，教师须有意识地、科学地组织教学，选择最适合学生、最适合教学条件的教学方案，并对整个教学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启示
教学过程是最优化理论既是一种辩证唯物论与系统论观照下的理论，讲求结合实际，不脱离实际，用系统的观点看待教学各个因素的关系；也是一种讲求以最小的投入（比如时间投入、教学设备的投入）换取最大的收获（一定条件下教学效果的最大化）的投入产出理论。巴班斯基也指出：“合理地利用不超过限度的时间和精力能创造最大可能好的教学效果，这是教学最优化思想的实际准绳和最终目标。
（一）研究学生，提出合适的教学目标与评价标准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前提就是对现实条件进行分析，制定合适的准则，而学生的实际情况是整个教学过程的起点。巴班斯基也指出，教学须遵循“符合学生年龄可能性的准则”。学生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或者说不同素质的学生群体，其认知结构和水平，综合素质存在差距。如果不了解学生的实际情况，盲目进行教学，肯定不能有的放矢，达到应有的教学效果。不研究学生的实际情况，不针对学生的学习特点和思想心理设定教学目标并安排教学活动，这本身就不符合实事求是的唯物辩证法。很多教师往往更倾向于关注教学方法、教学设计等方面，而对于学生的学习兴趣、学习动力、基础知识等的研究较少，只是按照教学大纲的规定教条式地执行，其结果导致教学工作陷入盲目性或者事倍功半。
（二）以系统论的视角设计教学过程，使教学各要素发挥整体协同作用
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最突出的一个特色是强调以系统论的视角看待整个教学过程，力争充分发挥系统中的每一个要素的作用，并协同联动，起到互相促进、互相配合的作用，达到教学效果最优化的效果。教学过程中包括有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施教者与受教育者等要素，为了实现教学过程最优化就必须尽可能将所有的教学要素看成一个联系的整体，结合实际情况，选择最优化的组合方式与解决方案。高职课堂教学，在摸清学生的基本情况后，就是找到最优化的教学方案，将教学过程看作是一个连续的、系统性的活动。正确看待教学过程的短期与长期的关系，只有解决好每一节课的教学，才能解决好整体的教学效果。将一个学年的整个教学内容分解落实到每一节课中，对整个教学内容与结构进行宏观的理解，梳理出一条基本线索，结合每节课的特点，综合运用多种教学方法，充分发挥教学过程中各个要素的作用，使其相互作用，在有效的时间内实现最优的教学效果。
（三）强化课堂时间管理，以最少的时间实现教学任务
教学任务的完成以及教学效果的最优化不应该遗忘时间这一要素。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也强调时间标准，没有时间的限制，任何教学效率都不值得一提。科学的教学策略或者说教学过程应该是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教学任务，实现具体的教学目的，使教师教的轻松，学生学的愉快。没有了时间的限制，就无从谈起教学过程最优化，无法比较哪种教学孰优孰劣。无论是高职课堂还是中小学课堂，教师都应该将时间纳入到教学设计中，系统考虑时间在课堂中的分配与占用，视时间为课堂教学的生命线，也只有在有限的时间内实现了教学目标，才能达到“合理的时间消费”。课堂的时间管理就是组织好课堂教学，按照预先的教学设计进行，不受其他不相关的事的影响。教师的时间管理就是在有限的课堂内将教学内容传递给学生，以最佳的方式进行。学生的时间管理就是在有限的课堂内接受到最多的教学内容，并理解消化，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这三个方面相辅相成，任何一个方面出现问题就将导致其它两个方面的目标难以实现。
（四）创设融洽的师生关系，为营造轻松课堂，提升教学效率奠定心理基础
教学过程最终落实到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的环节上，保证“教”的轻松，“学”的开心，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最终目标。巴班斯基认为“教与学的最优结合，才能保证整个教学过程的最优化。”在我国传统教育观念的指导下，我们的教师注重“教”的效果，认为教师教得好，学生就一定学得好，这在一般的情况下是对的。这里所谓的“教”得好包涵“学”得好的要求，如果没有学得好，就无所谓教得好，在此意义上注重“教”是可取的。但是“，教得好”有时会脱离“学得好”的要求，只关注教师的“教”。通过大量的对教师课堂教学的评价实例来看，仅仅对教师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语言表达、与学生的互动等方面进行评价，而对于学生是否在心理方面、在知识方面接受了教师并不过多地关注。纵使教师的“教”非常完美，完成了课堂教学任务，但学生处在消极被动的接受知识的地位，这种状况不利于学生的积极思考，学生只是被动接受知识的容器。有研究表明，当学生被动接受知识时，知识的容量是有限度的，并不利于引发学生的开拓性、创造性思维。因此，为了使学生主动接受知识，教师必须处理好“教与学”的关系，辩证地看待并处理二者的关系，让学生成为课堂学习的主角，教师成为引导、组织的配角，创设一种平等、信任、宽松的情境。在此情境中，教师与学生交流互动，不但要有知识传递、讨论等的互动，更应该有情感方面的交流与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教师与学生的心理屏障，为学生的积极思考、主动学习疏通思想心理。巴氏指出：“在良好的气氛下，学生的学习活动就会特别有成果，就会达到可能的最优化效果。”当然，巴氏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是一个繁杂的、系统的教学理论，对课堂教学方面的启示也并非以上方面所能完全概括。但是，只要教师理解了其中的奥秘，将最优化理论与教学实践相结合，哪怕取得点滴进步，将会以此为动力，逐步丰富教学实践，达到所谓的最优化教学。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视域中的课堂教学管理
通过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我们了解到课堂教学是一个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进程，教学效果的优劣取决于多个方面的设计、控制与引导。对于高职教学，除了一些实践课程，课堂教学还占有较大的比例，所以，研究并搞好课堂教学管理，是其现实性和必要性。
（一）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提升自我管理能力
学生作为教学活动的受体，是教学活动的内因。学生的学习意愿、学习动机、自我约束与控制等，是决定课堂教学的主要方面。教师不论如何研究学生，教学设计如何富有针对性与科学性，如果作为受体的学生不积极主动地接受，或者想接受但自控能力差，难以安心于课堂，其结果可想而知。因此，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意识，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是极其必要的。课程内容存在于课堂教学过程中，学生是重要的课程资源，课堂管理就是要充分挖掘学生的内在资源，比如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学习兴趣等，当然，学生的自我管理与学生自身的学习兴趣等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唯如此，学生以其积极的心态进入学习情境，课程内容才能有效传递，才能在不同学生的知识背景的支撑下有效放大，产生内涵更丰富的理解。在学生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的课堂教学活动中，学生既是课堂纪律的自我约束者，又是知识被重构、被重新理解的组建者。课堂教学过程中多元信息传递给学生，学生以其原有的知识、理解为背景，对新的知识加以甄选，然后重组进原有的知识结构中。在整个过程中，教师是组织者、引导者、评价者，督促者。因此，高职教师必须树立学生自我管理、自主管理的教学理念，不再搞灌输式的教育。强化学生的自我管理，首先教师向学生讲清道理，引导学生树立起自我管理的意识。其次，教师要逐渐改变教学方式，以开放的、平等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进一步强化学生的自主意识。
（二）搭建师生情感交流平台，构建和谐课堂
教学活动的双方———教师与学生———是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情感的人，教学过程不能脱离双方的情感认同之基础，如果双方缺乏基本的认同，教学活动必将陷入僵局，或者教学活动表面和谐，实则空洞无物。课堂活动是一个复杂的人际关系系统，现代心理学认为，教与学是通过人际交往来实现的。课堂上，师生间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情感交流。在与学生的实际交往中，教师要尊重学生的人格，尊重学生的多元理解和独特感受，以平等的人格与学生交流，鼓励学生敢想、敢做，追求卓越，营造宽松、和谐、富于人文气息的课堂氛围。有效的教学取决于和谐的人际关系以及有效的人际交往。教师与学生交往的方式多种多样，课堂上的思想交流、课下处理学生矛盾、对学生的日常生活管理等，这些都是教师与学生建立和谐融洽的师生关系之途径，这样树立起的教师形象才是接近实际生活，丰满的教师形象，学生更容易接受，亲近教师。当然，教师自身的人格修养一定要提高，近些年来，高职与普通高校中出现的一些有关教师的负面消息在一定的程度上透露出教师的职业道德、学术水准欠佳，这不利于教师形象的树立。因为没有哪一个学生愿意与一位职业水准不高、思想道德欠佳的教师进行思想交流，更遑论听其面授课程。
第四篇：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残疾人教育康复
社会支持理论视域下残疾人教育康复（就业）支持系统的构建
将残疾人纳入城乡居民社会保障体系并予以重点保障和特殊扶助逐步建立贫困残疾人生活补贴和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制度。
（一）建立完善残疾人社会救助制度。符合城乡低保条件的残疾人实现应保尽保靠父母或兄弟姐妹供养的成年重度残疾人单独立户的按规定纳入低保范围。提高残疾人专项生活补助标准，加大贫困残疾人生活救助力度，逐步提高补贴标准，建立市、县分担机制，确保应补尽补。逐步建立按残疾等级实施分类救助的生活补贴制度。加强贫困残疾人住房保障。落实贫困残疾人住房保障政策，对符合城镇购买或承租保障性住房条件的残疾人家庭优先予以保障。农村危房改造计划要优先解决贫困残疾人家庭的住房困难。
（二）落实残疾人社会保险补贴和各项待遇。积极帮助残疾人参加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县（市、区）政府，落实贫困残疾人参加城镇居民医疗保险、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缴费部分的政府补贴政策按规定享受参保待遇。城镇残疾职工按规定享受生活护理费、伤残津贴等各项特惠待遇。用人单位要按规定为残疾职工办理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工伤、失业、生育保险。支持有条件的企业为残疾职工办理补充医疗保险和补充养老保险。企业（单位）招用残疾人就业困难人员可按规定享受社会保险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可按规定给予岗位补贴。按规定将白内障复明手术、精神病治疗、畸残矫治手术以及以治疗性康复为目的的运动疗法、偏瘫肢体综合训练、脑瘫肢体综合训练、截瘫肢体综合训练、作业疗法、认知知觉功能障碍训练、言语训练、吞咽功能障碍训练、日常生活能力评定等医疗康复项目纳入城乡基本医疗保险保障范围逐步增加工伤保险职业康复项目。
（三）实施康复人才培养工程将残疾人专业康复机构从业人员及特殊教育学校复教师纳入国民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将残疾人康复服务技术纳入卫生系统相关培训内容年为每个基层康复站（室）及特殊教育学校培训至少1名康复专业技术人员每年选聘至少10名具有一定专业基础的优秀大学生强化训练后充实到社区和专业康复机构。根据国家有关规定组织实施专业医疗康复、教育康复人才职称评审和岗位聘用工作稳定残疾人康复人才队伍。
（四）建立规范化的残疾人就业服务体系促进残疾人稳定就业。落实残疾人集中就业、按比例就业、安置残疾人单位税收优惠、残疾人个体就业扶持以及政府优先采购集中使用残疾人的用人单位的产品或服务等残疾人就业促进和保护政策。政府招录公务员时不得拒绝符合条件的残疾人报考和录用。政府开发的公益性岗位要优先安置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用人单位应当依法按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并为其提供适当的工种、岗位;对超比例安置残疾人就业的单位按规定给予奖励。认真执行残疾人就业保障金征收、使用与管理、审计等政策规定进一步完善残疾人就业保障金的地税代收制度。对集中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单位依法落实资金、场地、税收等方面的优惠规定。
（五）加强农村残疾人扶贫开发工作加快残疾人脱贫致富步伐。政府有关部门要将农村贫困残疾人作为扶贫开发重点对象予以扶持农村金融机构要向残疾人提供方便可及的金融服务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农村各种社会化服务组织等要加强对残疾人的帮扶。落实好康复扶贫贴息贷款健全担保体系简化贷款程序提高贷款扶持贫困残疾人（户）的到位率和扶贫效益。探索公司农户等产业化扶贫模式帮扶农村残疾人从事种植业、养殖业、手工业和家庭副业等多种形式的生产劳动并为其提供产前、产中、产后配套服务保障农村残疾人充分享受各项惠农政策。巩固发展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政府举办或补助的面向三农的培训机构和培训项目要将残疾人优先纳入培训范围。
（六）健全残疾人维权服务体系依法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建立以各级司法行政部门提供的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为主导以有关部门、社会力量等提供的法律救助为补充的残疾人法律救助体系为符合规定的残疾人法律援助案件提供经费补助。市、县（市、区）残联要强化信访、维权和法律救助等职能，建立残疾人法律援助站。进一步完善残疾人信访工作机制畅通信访渠道加大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力度健全信访事项督查督办与突发群体性事件应急处置机制。严厉打击侵害残疾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
（七）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各级政府要把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纳入当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和计划，作为为民办实事重点项目列入各有关部门、单位的职责和目标管理。市政府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市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领导小组，研究决定残疾人两个体系建设重大事项，加强统筹协调和监督检查。城乡基层组织要将残疾人保障和服务列入社区建设规划抓好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将无障碍建设、扶残助残工作纳入文明城市、文明单位、文明社区创建内容。残联、统计等部门要加快建立残疾人事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建立稳定的经费保障机制财政投入要随着国民经济发展和财政收入增长逐步增加各级残联机构应向同级民政、财政部门提报福彩公益金使用计划，民政、财政部门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通过财政预算安排一定的福彩公益金用于残疾事业发展。各级慈善组织每年安排一定资金实施扶残助残救助。通过公办民营、民办公助、政府购买服务或政府补贴等方式鼓励社会力量发展各类残疾人服务业。
（八）加强宣传引导。大力宣传党中央、国务院和地方党委政府针对残疾人的各项特惠扶持政策大力弘扬人道主义思想倡导平等、参与、共享的现代文明残疾人观积极营造人人关心、支持残疾人事业的良好舆论氛围。大力宣传残疾人自强模范和扶残助残先进事迹。各地要将志愿助残纳入本地志愿服务总体规划开展志愿助残阳光行动培育稳定的志愿者队伍广泛开展扶残助残志愿活动。各人民团体和社会组织要切实发挥自身优势依法维护相关残疾人群体的合法权益。广泛动员社会力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助残捐赠活动。
姓名：杜文武52
班级：10特教专一班
第五篇：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视域下的居民消费
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视域下的居民消费（上）
2010-6-25 摘 要：为社会主义生产者谋利益是按劳分配的目的，劳动和劳动时间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和标准，消费资料是按劳分配的对象，完善的社会保障是按劳分配的内在要求，存在“资产阶级权利”是按劳分配的弊病等思想是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中蕴涵的注重居民消费需求的闪光思想。这些思想可成为扩大居民消费的理论生长点：坚持以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为根本；建立劳动权益主导下的利益共享机制；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加注重分配公平。
关键词：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扩大居民消费，为生产者谋利益
投资、出口、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消费不足是导致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在全球经济调整时期，我国出口下滑。政府大规模投资不可能持续，国内消费需求不旺。其中，消费需求不足是个长期的、根本性问题，是影响经济持续、稳定、快速发展的关键。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促进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持续增长，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完善促进消费的政策。”随后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2010年胡锦涛元且致辞都突出扩大内需并将其作为引领经济新一轮增长的主体和有效推手，而扩大内需的动力和后劲取决于人民群众的钱袋子，取决于大多数通过劳动获得收入的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多少。然而。当前我国“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分配份额不断下降”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却极大地抑制了居民消费，这既是下一步经济发展的藩篱，又是经济增长模式重构的突破。为什么要满足居民消费和怎样促进居民消费，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论著中提出了许多闪光思想，尤其是按劳分配理论中蕴涵的“为生产者谋利益”思想，可为我国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提供新的理论生长点。
一、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坚持以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活需要为根本
为社会主义生产者谋利益是按劳分配的目的和宗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未来社会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做出初步设想：“有一个自由人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总产品是社会的产品。这些产品的一部分重新用作生产资料。这部分依旧是社会的。而另一部分则作为生活资料由联合体成员消费。因此，这一部分要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劳动时间又是计量生产者个人在共同产品的个人消费部分中所占份额的尺度。”说明在“自由人联合体叫，把总产品按用途分为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活资料由全体成员消费，劳动时间是衡量人们分得消费资料的标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批判了拉萨尔所谓”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谬论，指出在进行个人消费品分配前要对社会总产品作六次必要的扣除，”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有折有扣的‘了，虽然从一个处于私人地位的生产者身上扣除的一切。又会直接或间接地用来为处于社会成员地位的这个生产者谋利益。“这里表明扣除不是目的，只是社会正常运行的手段，目的是为社会主义劳动者谋利益，要真正实现按劳分配就要切实不断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社会主义部分中批评了杜林为资本主义发生经济危机所作的辩解，强调了群众消费对于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重要性，”群众的消费不足，是一切建立在剥削基础上的社会形式、因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形式的一个必然条件：但是，只有资本主义的生产形式才使群众的消费不足达到危机的地步。因此。群众消费不足，也是危机的一个先决条件，而且在危机中起着一种早已被承认的作用。“这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深刻的根源，又彰显了社会主义生产形式重视人民群众消费的制度优越性，从而能有效克服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真正契合按劳分配原则的民本、民富思想。
社会主义经济体受到为满足人民需要而生产的目的和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等规律的支配，本质上没有资本主义经济那样的矛盾，所以理论上不会发生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危机。而当前国际金融危机使中国也被卷入并受到严重冲击，原因是我国多年来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战略，内需不足，过剩的产能要靠外需出口。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比重迅速上升和公有制相对下降，缩小了按劳分配的范围和扩大了按要素分配的领域，进而扩大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在我国经济中的影响范围，使我国经济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经济增长不过是手段，以人为本的发展才是根本目的，任何脱离这一目的的手段都不能形成健康、持久、稳定的发展。马克思认为历史的首要前提是人类生产物质资料的活动，人类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而且一切发展都归结于人的发展，他批判资产阶级按资分配的“见物不见人”，资本对劳动的雇佣和剥削，反对脱离人的现实世界而陷入拜物教的迷幻世界，强调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以人为本”，认为应以人的共同发展为根本，满足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
在我国经济发展转型过程中，对经济增长和市场化的迷信造成了指导思想上的偏差，在实际工作中，一些地方往往把“发展是硬道理”误读为“经济增长是硬道理”，进而又推演为“为了追求经济尽快增长，其他一切都要让步，都可以被牺牲”，其结果必然是重外需轻内需、重投资轻消费、高投资低消费等片面追求物质财富的发展观。自2000年以来，中国投资率居高不下，从2000年的35.5%提高到2008年的43.5%，而消费率则逐步下降，2008年我国居民消费对GDP的贡献率仅为35.3%，而美国高达71%，日本也在55%以上。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长，90%以上靠投资拉动，而投资中又主要依靠政府投资。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不足。这样在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情况下，居民收入增长必然放缓甚至下降，这又会直接抑制国内有效消费需求，而消费就是人们为了满足自身物质、文化需要而对物品和服务的消耗与花费，它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和起点，是劳动生产再生产的内在要求，消费需求不足，生产就缺乏动力。为此，在后危机时代，一要摒弃仅以GDP的增长速度作为评价分配体制的优劣。而代之以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实现程度；要扬弃以物为本的传统发展观，而代之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始终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各种需要作为经济发展的最终日的。二是加快提高分配率和改变分配向政府和企业倾斜的局面。分配率越高，表明劳动者的工资性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份额越大，社会分配越均等，反之。分配率越低。社会分配越不均等。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分配率一般在54%～65%之间。而我国目前则在15%～20%之间。分配决定收入，收入决定消费，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8》，近几年，我国中央和地方政府预算内收入增速较快，与财政收入占GDP比重上升对比的是，我国职工工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1978年的15.6%下降为2007年的11.2%。表明财政收入的提高是以居民收入的增幅放缓为代价的，居民收入水平低是消费需求不足的根本原因。
二、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坚持劳动权益主导下的利益共享
劳动是按劳分配的前提和标准。劳动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最根本手段，马克思指出，按劳分配使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本质在社会分配领域中得到较为充分的实现，一切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劳动。在“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自己的劳动，谁都不能提供其他任何东西，另一方面，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生产者的权利是同他们提供的劳动成比例的：平等就在于以同一尺度——劳动——来计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劳动起点公平了，生产过程平等了。这就第一次消除了千百年来一部分人无偿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剥削现象，实现了劳动和收入分配的平等，比起资本主义制度中的分配是一个伟大的进步。社会主义实现了生产资料与劳动者的直接结合，任何人都不可能凭借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无偿占有他人的劳动，只能根据个人对社会付出的劳动多少领取个人消费品。
马克思认为，未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建立在发达的商品经济基础之上，“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在那里“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所以还未能生产十分丰富的产品满足劳动者多方面的合理需要，劳动还是人们谋生的手段，个人消费品只能实行按劳分配，不能平均分配。而分配方式本质上毕竟要取决于可分配的产品数量，社会主义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必须有足够的物质文化产品可进行分配，提供丰富的物质文化需要激发广大劳动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性，而目前严重的“重资轻劳”现象却极大抑制了劳动者的劳动热情，扩大了贫富差距，加剧了劳资矛盾，也阻碍了居民消费需求。由于把特定时期“效率优先”绝对化、长期化、固定化。导致地方政策上的资本偏好甚至资本崇拜、GDP崇拜，资本收益率很高，劳动报酬很低，资本过分压榨劳动，劳动者不能分享经济发展成果，居民消费怎能扩大。劳动报酬过低产生了十分消极影响：一是低劳动报酬与高资本回报率并存，产生劳动过度依赖资本的状况，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难以充分发挥：二是低劳动报酬不利于扩大内需，尤其是我国居民消费需求，广大中低收入者缺乏消费能力，占我国人口2：3的农民的消费额只有城市人口消费额的一半，通过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的比例，国内潜在的消费需求就会迅速转变为巨大的现实消费需求，经济增长就会有持续动力。
作者：李明桂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夏鼎
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视域下的居民消费（下）
2010-6-25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行按劳分配符合社会发展基本规律，有利于社会生产力发展，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可供分配的劳动成果，以劳动为标准的分配结果较为公平合理，因此，在整个社会的社会剩余分配中，要让劳动所得占据主导和统治地位，按劳动获取收入的比例高于按资本等要素产权获得收入的比例，让要素收入处于从属地位，让劳动收入成为绝大多数人收入的主要和基本来源，让广大劳动者真正成为劳动成果的享有者。在我国居民当前的收入分配格局中，劳动收入居主导地位，中低收入者更是以劳动报酬为收入的主要渠道，所以提高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比重，对于改善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物质文化生活具有决定性意义。根据消费经济学理论，收入较低的普通劳动者消费倾向比较高，劳动者收入的增加就会促进自身消费增长，就会提高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活水平。所以。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是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体现，能使广大劳动者实实在在地享受到经济发展的成果。为此，一要切实保护劳动报酬权益。目前我国经济增长已步入资本短缺向消费需求不足的转换期，特别需要大幅度提高中低收入者的劳动收入，政府应加大劳动监察力度，依法纠正并处罚用人单位在劳动时间、劳动条件、安全保障、伤亡事故诸多方面的违法行为，完善劳动法，确保劳动者收入随着经济增长而稳步提高。二要建立利润分享制。社会主义劳动者劳动所得除了劳动力价值的补偿，还要参与企业剩余价值的分配，这是社会主义劳动者凭借人力资本所有权天然的特权。劳动者根据工作年限和贡献大小获得一定股份，实现“按劳分红”，股东分红后的剩余部分再以工资外附加形式分得，包括与劳动贡献挂钩的奖金、退休金、住房、养老医疗、旅游度假等福利。具体到不同性质企业实行不同的分享方式，国有企业实施职工股份制，私人企业实施利润分享制，集体企业改为合作经济并实施股份合作制。
三、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完善的社会保障是按劳分配的内在要求。马克思在批判拉莎尔的“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观点时阐明了社会主义总产品的分配思想，未来社会消费品在社会成员之间分配前要扣除必要的补偿基金、积累基金。“第一，用来补偿消耗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作为消费资料即消费基金，在分配给个人直接消费之前还要扣除公共消费基金，“第一，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一部分。”据此，按劳分配不是对全部劳动产品按劳动的质和量进行分配。完善的社会保障既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公共福利，又要照顾到社会中不具备劳动能力的人或需要救济的贫困者以及应付自然灾害、卫生医疗保健、教育等社会保障性开销。
关于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作了阐述，“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必须充当保险基金”，“这种基金是收入中既不作为收入来消费也不必用作积累的唯一部分，„„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之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在马克思的历史语境下，社会保障基金在不同生产方式条件下都是存在的，社会主义条件下更是如此，而且这部分基金具有专门的用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下。这部分基金对扩大居民消费意义重大。要想扩大居民消费，必须要防范不测事故和自然灾害：要想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关注社会中丧失或没有劳动能力者的生存：要想扩大居民消费，必须有医疗卫生保健做后盾：要想扩大居民消费，必须援助低收入群体使其共享经济发展成果。总之，实行按劳分配就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这是扩大居民消费，提升生活质量的体制保障。
健全的社会保障是扩大居民消费的重要后盾，也是经济社会顺利运行的安全阀和减震器。我国社会保障经过几十年的构建尤其是近三十年的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一个长期的渐进过程。一要加快社会保障基金的储备。在国家储备的基础上，建立多元筹资渠道，推进建立鼓励富人捐资公益性基金的第三次分配体系。从而提高社会保障后备基金的储备能力。按照马克思的扣除论，把“扣除”的基金积累起来，形成社保专项基金，这部分基金“既不用于积累，也不用于消费”，专款专用，防止挪用和浪费。二要以社会公平为基本原则。扩大社会保障范围。社会保险应扩大到所有与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社会福利要提升其在整个社会保障制度中地位，将社会福利法制化：社会救济应加大政府财政开支，放宽救助条件，提高救助标准。三要统筹城乡发展，加大城市反哺农村力度。由于历史原因。农村居民的社会保障滞后，农村救济更为薄弱，在养老卫生医疗保障上更要强化国家职能，增加农村公共基础教育和公共卫生保健方面的消费支出。以化解在教育和医疗卫生保健方面因城乡税负不均、收入不均等因素而受到的不公平待遇困境，加大对农村和落后地区的财政补贴和转移支付力度，缩小城乡居民支付受益度的剪刀差。
四、扩大居民消费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更加注重分配中的公平是按劳分配的价值取向。马克思在阐明按劳分配的伟大进步的同时还指出“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权利”，“虽然有这种进步，但这个平等的权利总还是被限制在一个资产阶级的框框里。”这种平等的权利默认“劳动者的不同等的个人天赋，从而不同等的工作能力，是天然特权。”另外，由于劳动者在家庭赡养人口的不同。“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到的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事实上的不平等，就是按劳分配的历史局限性。平等权利所导致劳动者在实际收入和生活上的差距不能依靠按劳分配本身来解决，要靠发展生产力，提高劳动者的思想觉悟。发展公共消费来逐步缩小。对于这一局限性，马克思指出：“在经过长久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产生出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权利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这体现了按劳分配制度的暂时性和历史过渡性。马克思也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克服按劳分配的弊病给出了应对之策，在公共消费基金中，一般管理费用“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极为显著地缩减，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相应地，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一开始就会显著地增加，并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长。”这一减一增表明公共消费基金要主要用于“共同需要”，从而很好地弥补个人消费品按劳分配因不同劳动者自身的差异而产生分配结果上的不公平，“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可见，“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不是平均分配的，而是按照特定的社会需要和个人需要对相应的部门和社会成员进行消费资料的分配即采取按需分配的方式。这种设想恰恰体现了马克思按劳分配理论的公平、公正的本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不仅存在着马克思预见的不公平，还必然存在着市场经济本身固有的诸多矛盾导致的结果不公平，由机会不平等引起的不公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大量存在。从按劳分配视域看，劳动报酬与劳动投人量、产出量没有很好地挂钩，不同企业收入差距不反映劳动投入和产出的真实情况，相当程度上是价格体制扭曲和产业结构刚性所造成的，高收入来源于与行业有关的“超市场权力”。所以，党的十七大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为了着力拉动居民消费，平抑分配中的诸多不公平，政府无论从弥补市场调节的缺陷还是从履行自身职能出发，都应当有所作为。一是要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将医疗费用与教育等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纳入最低工资保障的标准范围，职工最低工资的确定要依据于家庭人口、生活费用、价格变动、医疗与教育费用、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马克思认为若无外在的强制。资本家就会通过压低个人工资来提高利润，尤其在劳动力过剩情况下，而并不一定要通过改进技术、改善经营管理来提升收益。那么。现在我们指望以追求利润最大化的企业主动提高工人工资是根本不可能的，政府就必须负起责任，严格执行最低工资保障制度。二是大力推动工会组织的建立和健全，使企业推行劳资合作制度、集体谈判制度、集体合同制度等，首要解决目前劳资双方协商主体严重缺位问题，通过完善工会制度来实现劳资的平等对话和劳方的利益表达。三是完善产权治理机制，打破行业垄断。从市场化角度看，垄断行业的垄断收益是得益于技术、资金和资源的独占性，解决其收入过高的关键在于打破垄断。放宽准入门槛，鼓励公平竞争，最终达到与社会平均工资水平接近的调控目标。目前，某些国企高管离奇的高薪中含有行政垄断的“红利”，侵占了国有资产的利益，政府应当对薪酬过高的行业适当做减法，对薪酬过低的行业适当做加法。大幅度提高垄断企业“红利”上缴比例，明晰垄断企业的产权归属，让国企产权不只给予高层管理者。也要相应地赋予普通职工，变无产者为有产者。
总之，在社会主义社会，个人消费品实行按劳分配是客观经济规律，如果以我国经济条件的变化为理由、以分配领域差距过大为借口，虚置甚至否定按劳分配，恰恰会造成收入分配更大的不公平、不公正。相反，我们应深化对按劳分配的研究和理解，面对新情况新问题努力发掘按劳分配新的理论生长点。其中。为社会主义生产者谋利益、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是按劳分配的应有之义，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体现了社会主义劳动者的主人翁地位，体现了社会主义经济成果共享的价值追求。体现了社会主义公平公正的制度优越性。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政府都要始终把扩大居民消费问题置于中国宏观经济结构转型的长期发展视野之中，努力构建鼓励居民消费的动力机制和协调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转型模式，尤其在全球经济调整下，外部市场萎缩倒逼扩大内需，国内消费市场培育就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紧迫。
作者：李明桂 来源：《理论导刊》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夏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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