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大全）

第一篇：论《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大全）

摘 要:《史记》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史书,在记录历史变迁,反映社会现实,刻画人物形象诸方面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聊斋志异》深受《史记》影响,成为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本文拟从创作精神、人物运用、行为笔法、语言借鉴等方面探讨《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寻找《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启迪,总结我国古典小说源远流长的优良传统。关键词：史记 聊斋志异 影响

《史记》是司马迁遭受宫刑后,为泄胸中愤懑,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创作的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是蒲松龄穷困潦倒的一生中满怀孤愤和不平,寄寓胸中悲愤,借花妖狐魅来赞誉人间真善美,借阴曹地府影射社会黑暗污浊的一部文言短篇小说集。这两部著作成为中国古代文苑里盛开的璀璨的奇葩。虽然相距千余年,但是《史记》在反映社会现实、揭露社会黑暗、刻画人物形象、艺术表现手法等方面,都潜移默化地影响到《聊斋志异》的艺术创作《聊斋志异》正是吸取了《史记》的艺术精华,才取得了文言短篇小说的最高成就。

一、创作精神的继承

《史记》这种反映社会现实,揭露黑暗,同情弱者和人民群众的精神,深深地影响到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聊斋志异》中的绝大多数小说,是作者蒲松龄根据当时民间传说故事经过艺术创作而成的文言短篇小说。他运用浪漫主义创作方法,塑造了形象鲜明性格突出的花妖狐魅,描绘了阴森恐怖的阴曹地府,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政治黑暗,暴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腐朽以及贪官污吏敲诈勒索人民群众的罪恶,歌颂了人民群众善良纯朴的美好品德,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生活的渴望。

（一）批判精神的继承

《史记》在记录历史反映社会现实上,对历代帝王采取了“采善贬恶”的态度,忠于历史,实录历史,真实地记录统治阶级的卑琐行径,揭露他们的丑恶面目。如《史记》真实地记录了汉王朝开国皇帝刘邦少年时期,“不事家人生产作业”、“好酒及色”的无赖行径,真实生动地描写了刘邦在沛时,被楚兵追得急了,为了逃命,一连三次把女儿推下车去。在广武战场上,当项羽以烹其父亲相威胁时,刘邦竟然说出:“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来”的话来。这些生动事例深刻地揭露了刘邦的凶狠丑恶自私卑鄙的嘴脸。司马迁这种不畏强权,坚持真相的行为,是需要多么大的胆量啊。

《聊斋志异》继承高扬大无畏的批判精神,尖锐地描写了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昏庸,暴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奢侈淫逸腐朽的本质。如《促织》一文真实地描写了皇帝不理朝政,整日逗促织玩耍,各级官吏为了媚上邀宠,乘机变本加厉地敲诈勒索人民群众,造成人民群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民不聊生的悲惨下场,从而曲折含蓄地流露了作者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憎恶之情。

（二）弘扬歌颂真善美的优良传统

《史记》歌颂了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赞美侠客义士的高尚气节,歌颂了忠臣良将的历史业绩和仁人志士的优秀品德。司马迁歌颂农民起义领袖陈涉首先发难之功,肯定了他的历史作用,把他列入“世家”,与帝王将相同列。司马迁在《项羽本纪》中真实地记录了历史上著名的巨鹿之战、鸿门宴、垓下之围三件历史事件,刻画了项羽叱咤风云、勇猛豪气的盖世英雄形象,满腔热情地歌颂了项羽刚正不阿、豪爽秉直的性格特点。作者描写项羽的悲惨结局,回忆起自己的不幸遭遇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的悲愤之情。

蒲松龄借鉴《史记》的“采善贬恶”的手法,在《叶生》这篇小说中详细地描写了贫穷书生叶生的坎坷经历。叶生才华横溢,少年成名,但生不逢时,命运艰辛,屡试不第,仕途不彰,穷困潦倒终其一生。作者满怀深情地歌颂了叶生不甘命运摆布努力奋斗的拼搏精神。叶生的坎坷经历,和作者的悲惨遭遇极其相似。作者悲愤之情,愤怒之火,不平之气,借叶生这个精心塑造的艺术形象,犹如滔滔江河决堤,一泻千里,痛快淋漓地宣泄出来。总之,《聊斋志异》塑造了一批天真乖巧可爱纯真的花妖狐魅和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弱者形象,悲痛地叙述了他们的悲惨遭遇,热情地赞颂了他们身上的淳朴善良、忠贞纯洁、豪爽无私的美好人性和甜蜜温馨,美满幸福的爱情生活,流露了作者压抑愤懑之情。

二、《史记》中的人物故事在《聊斋志异》中的运用

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载了许多著名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像管仲、鲍叔牙、廉颇、蔺相如、毛遂等人物和管鲍之交、毛遂自荐、完璧归赵等故事皆为人所熟悉。蒲松龄对这些人物和故事更是烂熟于胸，在《聊斋志异》中，经常用《史记》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来比附和评论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如《酒友》中写车尘，家贫而又弃酒，每夜必饮，“床头蹲常不空”。一夜发现一狐醉卧其旁，“不忍惊覆，衣加臂，与之共寝”，半夜，狐醒，“起拜榻前，谢不杀之恩”。生口:“我病于曲业而人以为痴，卿，我鲍叔也。必不见疑，当为糟.庄之良友.”这里的“鲍叔”指的是《史记·管晏列传》中的鲍叔牙。管仲与鲍叔牙相交，经常多取钱财，谋事不成，但鲍叔牙始终认为甘仲是个人才后把其举荐给齐枢公终子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所以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也。”《酒友》中的车生视狐精为知己把醉狐比成鲍叔牙.、管仲。

三、《史记》的行文笔法为《聊裔志异》所模仿

《史记》在行文笔法上:最主要的特点有二：一是“寓论断于叙事”；二是“太史公曰”的评论。

（一）“寓论断于叙事”

顾炎武在《日知录》卷二十六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序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寓论断于叙事”也就是在文中不用专门说一些议论的话.而是在人物事件的叙写中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这一手法为蒲松龄所吸取，在《聊斋志异》中用的较普遍。如《八大王》篇中写冯生语：“此间有此等令尹，辱寞世界矣!幸是旧令尹，假令新令尹，将无杀尽途人耶?”这是借冯生的话批评地方官。又如《王十》中借阎王的话揭示世界的是非颠倒等。《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叙事中寓观点、情感的笔法，用的极为普遍，除以上诸篇外，还有《昊令》、《于江》、《田七郎》、《鸦头》等篇，作者的观点、情感尽寓于叙事之中。

（二）“太史公曰”

“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亲自出面对人物事件的评论。《史记》中共有“太史公曰”一百三十余条，且形式灵活，多数在文章的结尾，有的则在篇首或篇中。《聊斋志异》模仿《史记》“太史公曰”，每于文中发些议论，名为“异史氏曰”。

这里我们应该指出的是，《聊斋志异》在对《史记》“太史公曰”进行模仿的同时，也是有所改变的，尤其是在感情的抒发上，往往比(史记》中的“太史公日”更激烈，更痛快。如《向呆》中曰:“天下事足发指者多矣。使怨者常为人，恨不令暂作虎!”《梦狼》中曰:“窃叹天下之官虎而吏狼者比比也!郡官不为虎，而吏且将为狼，况有猛于虎者耶?’，《伍秋月》中曰:“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这等议论极为贴切，又极痛快，激情横溢，热烈灼人，可作声讨脏官恶吏的檄文来读，具有激动人心的感人力量。

四、《史记》语言为《聊斋志异》语言所借用

司马迁是伟大的语言大师，他撰写的《史记》，语言浅近、活泼、朴实、生动，极富表现力，因此.蒲松龄在写《聊斋志异》时，把《史记》中的一些语言，借用或化用过来叙述、描写故事中的人事。如《叶生》篇中写叶生“文章词赋，冠绝当时；而所遇不偶，困于名场”。遇知己丁乘鹤后，丁为其“游扬于学使”。但仍考试不中，悲愤交集，病卒化为鬼，做丁氏子师。“公一日谓生日：‘君出余绪，遂使孺子成名。然黄钟长弃若何!’叶生回答：“是殆有命。借福泽为文章吐气，使天下人知半生沦落，非战之罪也，愿亦足矣。’”叶生“非战之罪”的话，用的就是《史记·项羽本纪》垓下之战中项羽的“非战之罪”的话。

以上本文从四个方面论说了《史记》对《聊斋志异》的影响，《聊斋志异》对《史纪》的继承、吸收、模仿、学习。《史记》和千余年后的《聊斋志异》之间架起了一条中国古典小说发展的通道。《聊斋志异》继承发扬了《史记》的发愤著书的创作精神,进一步丰富了小说思想内涵,发展完善了古典文言小说的艺术技巧,使中国小说艺术之花绽放得更加绚丽多彩。

参考文献

〔1〕于非.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2〕张友鹤.聊斋志异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9.

第二篇：论《史记》的历史影响

《史记》的历史影响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西汉史学家。为司马谈之子，任太史令，因替李陵败降之事辩解而受宫刑，后任中书令。为完成父亲之遗愿，忍辱负重，发奋完成所著史籍，被后世尊称为太史公。司马迁的经历，正好应了孟子所曰：“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种忍辱负重、心志弥坚的精神，也是古人留于我们的一种瑰宝。

《史记》的历史影响，首先要从它的史学意义谈起。第一，《史记》的史学地位极高。它于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完成，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内容系统而丰富。全书包括十二本纪、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表、八书，共计130篇，52万多字，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的纪传体通史巨著，与《资治通鉴》并称为“史学双璧”，梁启超赞其为“千古之绝作”。第二，《史记》开创了纪传体编史方法。不同于以前史书所采用过的以年代先后为次序的编年体，或以地域为编限的国别体，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中心来反映历史内容，这在史学体裁上是影响极为深远的创举。后历代都仿效这种体裁修史，且通史的方法，一直影响着近现代史学研究。第三，确立了史学的独立地位。我国古代，史学是包含在经学范围之内的，没有自己的体系和学科。自《史记》完成后，专门的史学著作越来越多。于是，晋朝为适应新的要求，把历代的典籍分为四部：甲部记六艺小学，乙部记诸子兵术，丙部记史记皇览，丁部记诗赋图赞。从而，史学这一门类取得了独立地位。

其次，《史记》还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司马迁以十分传神的文笔，勾勒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史记》在文学史上对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所以，《史记》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最后，《史记》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第一，提供了大量详实系统的资料，促进了现代对古代社会历史的研究。《史记》首创了较为系统地记载社会经济史的专篇，其中《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最为典型，真实系统地记载了古代社会的生产活动和经济发展。另外，《史记》所记人物涉及面很广，上至帝王将相、文武大臣，下至学者平民、商人游侠，详细且真实地记载了各种各类、各行各业的代表人物。这些都为全方位地研究社会文明的进步奠定了十分厚实的基础。第二，唐太宗李世民曾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现代人对《史记》的深入学习和理解，同样有此作用。

总而言之，《史记》全面地叙述了我国上古至汉初三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多方面的发展，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伟大总结。它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座巍峨的丰碑，具有深刻的历史意义，对中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三篇：先秦史书对史记的影响

先秦史书对史记的影响

《尚书》

记言史书之祖。记载君王言论的。夏商周——春秋初期。因为是远古时期流传下来的史书，所以大多数文章佶屈聱牙，不容易读。所以《史记》在运用《尚书》的时候，把一些片段改成了白话翻译，对后世产生了优点、缺点。优点，翻译后的尚书，浅显易懂，与《史记》的文风保持一致。缺点，司马迁应该看过珍贵的古文尚书的资料，但是翻译成了汉朝的白话文，没有对古文献保存，丧失了原来的篇章。所以导致于我们丧失了对古文尚书文献的记录，从保存典籍角度来看，是莫大的损失。在史记的篇章中，《五帝本纪》、《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运用了《尚书》的片段。

《左传》

①材料的提供

从解经作注的方面，帮史记梳理了很多原本在《春秋》中记载简略的历史故事。左传又是根据春秋体例进行注解的，所以它也是一本编年体史书。从时间上，保留了春秋非常准确的时间脉络。从内容上，极大丰富了春秋的简短标题。所以，这两方面对史记写春秋时期的历史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史记春秋史写的很好，因为年份很准确，材料非常丰富。②论赞体的发展

把史官主观的议事，从春秋非常隐讳的一字喻褒贬的春秋笔法，独立为左传的“君子曰”，这是史传论赞体系的演变、发展，也是创新。但“君子曰”的形式还不够完善。因为等于是用“君子”这个群体来论述历史事件，不太等于史官本人的议事。除了“君子曰”，还有“孔子曰”等，都不完全等同于史官。到了史记，演变为太史公曰，史传的论赞体确立了下来，这个演变，既是继承了春秋，也是发展了春秋史官的话语权。

好处在于，把主观的论赞体独立于客观的历史事件之外，让后世的读者可以不带史官感情色彩的去观察历史事件，随后也可以参考史官对历史事件的评价。也可以有自己的评价。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发展，越来越科学的历史观，史记之后的所有正史，都是参照史记的办法。

③语言的塑造

左传里面明显的发现有一些虚构的对话，牵扯比较广。因为中国古代文学很少对人物进行具体形象的描述，而是经常使用对话来进行人物的塑造。史记是纪传体，他的塑造人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语言对话。以对话来增强故事性，以对话来塑造人物，或以对话来达到某些目的，从左传开始，是一个新的突破。史记是纪传体，如何塑造人物，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语言的塑造。

第四篇：《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的地位和影响

《史记》是我国纪传体史学的奠基之作，同时也是我国传记文学的开端。鲁迅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是对《史记》在史学和文学史上卓越成就的精辟评价。《史记》的出现，标志中国古代史传文学的发展已经达到高峰。

《史记》无论是对史学界，还是文学界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史记》在史学界开纪传体之先河，让人们能够更准确地把握历史人物和事件，还有司马迁在考证时的严谨性和纂写时的公正性，都对后世史学者有深远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史记》首创了纪传体通史的体裁形式。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修史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然而，史书编年体的体裁形式有两点严重不足，一是不易集中反映同一历史事件前后的联系，二是不能突出表现人在历史上的作用与地位。于是编年体的不足引发了司马迁对史书撰写的框架提出了一个全新构想。纪传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结合记言、记事，这种体裁的史书可以更多地反映各类人物在历史上的活动，记述范围广泛，便于突出一定历史时期的发展形势。《史记》纪传体的创造，为后世纪传体史书的编纂树立了楷模，对中国史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后来的史学家撰写纪传体史书，在体裁上基本都是沿着《史记》的路子走的。

其二，《史记》的史学精神对史学的创作具有一定的影响。所谓史学精神，它包括三个方面，即：实录精神、批判精神、人文精神，其中实录精神是最具影响的。所谓“实录”，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赞》中说：《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对当时最高统治者的写实、大胆揭露封建统治集团的罪恶、记载正史官书所不肯收录的下层人物都是实录精神的集中体现。《史记》的实录精神明辨是非善恶，在《春秋》的基础上作创变突破，把史学从政治和道德评价的范围引更深向对历史探索的园地，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史学。

《史记》的文学界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它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营养和强大的动力。

首先，《史记》的求实求真的创作精神和批判精神影响着后世的文学创作。司马迁曾受到汉武帝的残酷迫害，因而“发愤著书”，写成《史记》。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例如在《史记》中，他并不发泄私愤，而是客观地记述武帝的事迹，既记述他的功绩也不避讳其残忍和好大喜功，求仙访道和追求长生不老等可笑事实。对汉高祖，也既写了他的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伟大历史作用和他的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采，但也揭露了他的虚伪、狡诈、残忍和无赖的流氓嘴脸。《史记》真正做到了 “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其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风格对后世文学的创作影响深远

其次，《史记》渗透有深厚的人文精神。司马迁作为伟大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在《史记》一书中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为后代作家树立起一面光辉的旗帜。《史记》所渗透的人文精神是多方面的，主要有：以立德、立功、立言为宗旨以求青史留名的积极入世精神，忍辱含垢、历尽艰辛而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舍生取义、赴汤蹈火的勇于牺牲精神，批判暴政酷刑、呼唤世间真情的人道主义精神，立志高远、义不受辱的人格自尊精神。《史记》中一系列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从不同侧面集中体现了上述精神，许多人物成为后代作家仰慕和思索的对象，给他们以鼓舞和启迪。

再次，《史记》是传记文学的典范，也是古代散文的楷模，它的写作技巧、文章风格、语言特点，都为后代散文家所效法、学习。从唐宋古文八大家，到明代前后七子、清代的桐城派，都对《史记》推崇备至，他们的文章也深受司马迁的影响。《史记》将我国古代散文推向了新的、难以企及的高峰。

一、它具有高超的语言艺术，运用时代语言刻画历史人物的性格、特点，生动而简练，如《项羽本纪》中“彼可取而代也”，率直大胆，刻画出了项羽的强悍卤直。又如《高祖本纪》中“大丈夫当如此也”，委婉曲折，写出了刘邦的贪婪狡诈。

二、善于引用民谣和谚语，如：《李将军列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极富表现力。

最后，《史记》对后世小说和戏曲产生了一定影响。《史记》的许多传记情节曲折，人物形象栩栩如生，为后代小说创作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尤其是《史记》对人物形象的塑造：通过典型化的细节、借助个性化语言、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利用尖锐的矛盾冲突等基本手法的运用对小说起着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它对我国古典小说传统风格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另外，《史记》的许多故事在古代广为流传，也成为后代小说戏剧的取材对象。像明代出现的《列国志传》，所叙人物和故事有相当一部分取自《史记》。总之，《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小说、戏剧的材料宝库，它作为高品位的艺术矿藏得到反复地开发利用。

第五篇：李陵之祸对司马迁创作史记影响

千年时光荏苒而逝，百代风华怆然凋零，历史在千年之后渐渐只剩余了他苍白的面容概貌，而细致的故事权术之争却早已难觅踪影，所以我们要论述李陵之祸到底是冤案还是耻辱之叛，已经是很难的问题了，而在我看来，它却真正的在某种意义上造就了司马迁。

事情的经过在历史上就是短短的几句话，无非是司马迁不够圆熟，正在武帝大怒之际为李陵辩护，于是便引来腐刑之祸，但是我们可以想想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述之间蕴含着司马迁多少的悲情愤怒，看自序中司马迁祸前那句意气风发的“小子何敢让焉！”到刑后“幽于缧绁”，这中间的经历真是惨淡兼之苦闷，在《报任安书》中曾提到：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枪地，视徒隶则心惕息。其中待遇可见一斑。

然而司马迁始终记着老父对己所言：“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这是他苟且偷生的一个重大原因，而那段世传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可以说算是司马迁狱中苦思的一场思想上的彻悟。如果有人说一个完全一路顺风的人能够写出传世之大作的话，我是不能相信的，没有艰苦的磨练，思想的成熟便不可能，而这番非人的待遇正是成就司马迁思想成熟的一个契机，之后才有司马迁“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的重大人生哲思。

受如此刑罚，只要是八尺男儿，都有三分血性，何况司马迁更是为了李陵能够仗义执言的人，所以，受到腐刑之后，司马迁必然是愤怒兼有愁苦的，我们可以从史记中太史公对于刘邦，项羽，李陵等人的中肯评价中看出，其实这已经是蕴含了司马迁对武帝的一些愤怒之情的，试想，如果司马迁几十年食皇粮，取俸禄，安安稳稳的做他的太史，又是正值这样的昌荣盛世，怎么会不对汉朝的历史有所歌赞呢，但是史记中，至少我个人看到的说来，其中的中肯之言多过于奉承歌赞，这应该也算是司马迁的一种悲愤表达吧。

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有言：故祸莫憯于欲利，悲莫痛于伤心，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又有言：仆以口语遇遭此祸，重为乡党戮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复上父母之丘墓乎？虽累百世，垢弥甚耳！

这是一种受了腐刑之后在世人耻笑之下的一种严重的自卑感，正是这种自卑感，我大胆的推测可能让司马迁产生了一种避世的心态，试想，一个人如果一露面就会遭到别人的耻笑，那他还敢于一直如以往般的行走于世么？所以司马迁著述史记的这些年中，应该算是以著书立说来逃避世俗，这从侧面上加速了史记的成书。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很明白史记一旦成书就是一部惊世巨著，所以，司马迁应该也有一种反抗的倔强心态在支撑着他创作史记，像凭借这部书来颠覆世人对他的污诟，而事实在他的年代具体如何，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武帝是变相的以补偿来承认了自己当年之错，司马迁也得以以此书流芳百世。

这是我思考李陵之祸对于司马迁史记著述的影响的浅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