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第一篇：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避税是指纳税人试图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法律规定外的减轻税负的行为。明确其法律性质，不管是对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来说，都有利于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

一、学界观点及浅析

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对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歧仍然很大。对于避税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违法、合法和脱法。

（一）避税行为是违法行为

只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他们认为避税行为违反了税法的宗旨，违反了量能课税的税法原则，并且因为部分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导致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其他未采取避税行为的“合法”纳税人比采取避税行为的纳税人多交纳了税款，造成了纳税不公，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但该观点问题不少。税法的宗旨主要体现为保障税收三大职能的有效实现,即保障有效获取财政收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政府的任务,不应该成为纳税人的负担。要求纳税人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无疑是把税收职能实现的任务置于普通纳税人身上。

（二）避税行为具有合法性

认为避税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税行为并不违反税法的文义规定,且是私法上适法有效的行为,选择何种行为方式是纳税人的行为自由。另外，对于纳税人种种避税行为，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不准做出这些避税行为，亦即“法不禁止即可为”。

因为避税行为越演越烈及其导致的税收功能的发挥存在严重障碍和避税规制的现实必要性，而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摈弃。虽然摈弃该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掩饰不了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

（三）避税是一种脱法行为

所谓脱法行为，是指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情形。脱法行为的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行为目标，同时达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

该观点认为，避税行为既不是合法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按照该观点的说法，避税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因为它并没有触

犯某种法律规范，因而它并不违法。但是，不违法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法的，因为，它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在实质上，它是有违法的宗旨和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说法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合逻辑性的缺陷。根据持该观点学者的说法，避税行为不违法，也不合法，它是作为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存在的，但是这样一个中间状态是否存在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避税行为法律性质新探

笔者基本赞同避税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的观点。其合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合法的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也就是说避税行为合法的前提在于该行为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即所谓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具体在税法上即是“无法律则无课税”或“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所以，避税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征税主体必须依法行使征税权力即国家必须依法征税,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而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第二，纳税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地位看，一方始终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另一方则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国家拥有立法权力，可以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单方面决定产生、变更、终止税收法律关系。但是，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据此可以看出，避税行为是否合法，不应由学者们作价值判断，而是应该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作出事实判断。法律不作规定，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二）避税没有违反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

纳税人只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至于税法宗旨的实现，则不是他们所应该也不是他们所能够保证的。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完善和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以及高素质的税收征收队伍来保障合税法的宗旨的实现，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政府的失职。纳税人有根据税法进行选择的自由，这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且，避税是行为人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和缺陷的行为，它并没有削弱税法的法律地位。避税实质上就是纳税人在履行应尽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保护既得利益的手段。国家针对避税暴露出的税法的不完备、不合理，采取修正、调整举措，也是国家拥有的基本权力，这正是国家对付避税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三）避税产生的原因不可归责于纳税人

从避税产生的原因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经济的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的强制性转移。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有着强烈的减轻乃至免除其纳税义务的本能欲望。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立法者文字表达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的飞速发展，既使是最高明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会受存在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它缺陷。税法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使纳税人具有了规避税法的现实可能，这是不可归责于纳税人的。

（四）避税是一种私权利

除了遵守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之外，纳税人的其他行为应该是一种授权性的行为或者说是享有选择权的行为。避税行为在不违返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下，可以认定为一种纳税人的私权利，纳税人享有选择的权利。纳税人为了减少税赋都会采用比较经济的考虑才能使自己的税少交或者不交，可以采用避税、税收筹划等方式来对自己的税收行为进行计划。

三、结语

避税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人”，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所在，国家不应该因为自身立法原因造成的税收减少问题来否认纳税人的自由。国家只能够通过自己对立法的完善来减少纳税人避税的机会，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所以在现阶段，避税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不应该遭到法律的抵制。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程燎原, 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3]曹建明.国际经济法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

第二篇：浅析企业避税行为

浅析企业避税行为

09会计X班 学号 XXXX 卯发敏

纳税是每个纳税义务人应当承担的义务，在日常生活当中凡是发生了应纳税行为的个人和单位都应当在规定的期限内如实申报纳税。可是，在实际的情形中总有些职业道德修养和个人素质不高的人去想方设法的偷税、漏税、骗税，以至于当大众看到避税这个字眼的时候往往情不自禁的联想到上述这些可恶的违法行为来，其实，只要是合理的避税行为都是值得肯定和推广的，其并不与相关法律发生任何冲突，无论在我们个人的日常生活工作中还是在企业的日常业务当中，合理避税无疑是一种明智而有效的行为。

作为一个企业，首先应当积极履行其应纳税和充当扣缴税义务人的义务，如实申报，如实纳税。可是在日常的经济业务当中往往需要一个企业适时的做出相关纳税方案的调整和决策，这就不得不面对采用哪种方式去纳税的问题，一个企业最基本的就是追求其企业价值自身的利润最大化，哪种纳税方案最节省开支和成本就应当采用。因此，合理避税就是一种最适合的选择了。合理避税为什么是一种正确的纳税行为呢？这是因为合理避税对于企业和个人来说可以更好的节约成本和费用开支从而使其所追求的利润达到最大化。为了更好的理解合理避税的内涵，首先需要阐述一下什么叫做合理避税，合理避税是指纳税人利用税法允许的办法，做适当的财务安排和税收筹划，在不违背税法规定的前提下，以不违法的手段减轻和解除税负，躲避纳税义务的行为。因此我们不难看出纳税人做出的此项行为是完全符合国家政策的，是对相应纳税方案的一种优化选择，明智的安排自己所面对的种种经济业务从而获取正当的经济效益的行为。我们也可以是把这种行为称之为“纳税筹划”，从本质上来看，这实质上就是一种合法的节税行为。税收对每个企业来说都是一项很大的开支，它不仅涉及企业的利润，而且还和股东的利益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企业受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动，通过合理避税的的方法减轻税收负担，在最大程度上减轻本企业的税负负担，已成为当前企业所关心的头等大事之一。

对于一个大型企业来说，一般通用的避税方式就是投资方案避税法。就是指企业利用税法中对投资规定的有关优惠政策，通过投资方案的选择达到避税的目的。以企业的直接投资产生的所得税为例，企业对直接投资的综合评估，主要是考虑投资的回收期，投资的现金流出和流入的净现值，项目的内部报酬率等财务指标。我们要考虑的税收因素，主要是影响这些指标的税收政策。我国企业所得税制度规定了很多税收优惠政策，包括税率优惠和税额扣减等方面的优惠，投资者应该在综合考虑目标投资项目的各种税收待遇的基础上，进行项目评估和选择，以期获得最大的投资税后收益，在直接投资方式中，应该选择设备投资和无形资产投资，而不应选择货币资金投资方式，这样不但可以节省投资资本，还可以通过多列折旧费用和无形资产摊销费，缩小企业所得税的税基，达到合理避税的目的。对于一般中小型企业来说，较为理想的避税方式应当是转让定价避税法，1

这主要是在经济活动中相关联的企业各方不依据市场中的交易价格而进行自主定价，但必须通过转让的方式来实现，他们根据自己的收入来确定产品的转让，这个方式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双方完全是根据双方意愿进行的，其实质就是由于等量的利润在不同所有者身上适用的税率不同，通过关联企业间的价格转让和利润转让以达到避税的目的，也就是所谓的相互合作，优势互补。这种方法在市场经济中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普遍存在。不过，这中间的尺度必须要掌握好，稍不注意就会形成内幕交易或者违反相关的法律法规。除了上述企业避税方法之外其实还有很多分门别类的避税法，因为税收的科目不同和企业所实际面对的经济业务不同可以分大概以下几种，但是在实际中需要当事人灵活运用，其他还包括成本计算法避税，资金筹集避税，资产租赁避税法以及相当广泛应用的地域投资避税法。下面我们分析一个简单的小例子来看看企业在实际经济业务中的合理避税产生的经济效益。在关于建筑业交营业税的税收筹划的问题中，甲单位发包一项建设工程。在工程承包公司乙的协助下，施工单位丙最后中标，于是甲与丙签定了工程承包合同，金额1100万。乙公司未与甲单位签定建筑安装合同，而只是负责工程的组织协调业务，丙支付乙服务费100万。乙公司应交营业税：100*5%=5万元，如果乙公司直接与甲单位签定合同，合同金额为1100万元。然后乙公司再把工程转包给丙公司，分包款为1000万元。这样乙公司应交营业税（1100-1000）*3%=3万元。这样的话可以直接节约成本两万元，所以，进行工程承包的合同应避免单独签定服务合同，同时，还要保持总包和分包的完整性。

在我们具体分析了企业主要方面的相关合理避税的问题以后，我们不难得出合理避税就是一次正确的税收筹划，实质上一次税收转嫁筹划。它的真正目的不是少缴税款或者蒙骗国家的税务机关，是努力是个人或者企业所发生的经济业务价值最大化。合理避税与偷税，漏税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即从合法性和行为发生时间上加以区别。做任何事都应当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合理避税也概莫能外，具体来说，应当遵守合理合法原则，事前筹划原则，成本效益原则和风险防范原则。其实，合理避税对一个企业的具体负责人在专业知识技能上的要求相当高，并且需要结合具体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决策，同时不能违反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对负责人的工作经验同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最后，对一个企业的避税行为要有一个清晰地认识和区别。合理避税是避税，但是避税并不一定就是合理避税。“合理”两个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不是合理的避税是当事人利用税法上的漏洞进行的业务操作，其后果是造成国家财政的直接损失，扩大了利用外资的代价，直接破坏了公平合理的税收原则，使得一国以至于国家社会的收入和分配发生扭曲。也可以这么说吧，避税是人为恶意的进行税法上的漏洞选择，属于投机，打擦边球的行为，其对国家和社会的危害性不言而喻，它的出现对于社会公德及道德造成不良侵害，使诚信纳税受到威胁，造成守法经营在市场竞争上处于不利地位侵犯了税收法律法规的立法意图，使其公正性、严肃性受到影响。而国家在近些年的发展中也意识到这些问题，随着社会主义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和当前和谐社会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的推广，国家税务机关所进行的反避税措施也在进一步强化，哪里有避税哪里就有反避税，无形中起到了相互监督遏制的作用。所以恶意的企业避税行为是一种错误的行为，而企业合理避税的出发点是基于一种有效而提高效率，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主要观点的，本质就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这与避税就有很清晰地区分了，恶意避税行为是一种危险行为，随时都可能构成违法，所以我们提倡的只是合理避税行为。

第三篇：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土地使用权收回行为的法律性质分析

（一）行政处罚的“收回”

行政处罚的“收回”，是指因土地使用者违反了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被人民政府或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这种“收回”，首先，是因为土地使用者发生了法律法规禁止的行为，其次，法律法规规定，对这种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必须给予无偿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惩处。

《土地管理法》第37条第1款、《基本农田保护条例》第18条的“收回”，是土地使用者违反了“禁止闲置、荒芜耕地”、“禁止闲置、荒芜基本农田”的规定，《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5条的“收回”，是土地使用者违反了“必须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开发土地”的规定，都属于行政处罚的“收回”，《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17条第2款的“收回”，该条款本身已明确是“处罚”。

（二）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

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是指出让的国有土地使用权期满后，由于土地使用者未申请续期，或者虽申请续期但未获批准，依照出让合同的约定，土地使用权由国家无偿收回。

《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3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21条第2款、《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0条的“收回”，属于土地使用权期满的“收回”。

（三）其他法定事由的“收回”

其他依法定事由的“收回”，是指土地使用者在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禁止性规定的情况下，因发生某种法律法规规定应当收回土地使用权的事件，而被土地行政主管部门收回土地使用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首先，土地使用者没有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其次，发生的事件，可能是土地使用者自己的原因，如单位迁移、解散、撤销、破产，也可能是国家方面的原因，如为了公共利益，或者为了实施城市规划。

根据上面的阐述，我们可以确定，依据《土地管理法》第58条第1款第1、2、4、5项、《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19条、《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和转让暂行条例》第42条、第47条第1款的规定收回土地使用权，属于其他依法定事由的“收回”。

第四篇：承诺书法律性质（推荐）

承诺书法律性质

承诺书是 承诺人对要约人的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的书面形式。依据《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即受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而与要约人成立合同。

承诺书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承诺书有法律效力

公司与你签定的书面承诺书应当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不违反法律，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具有约束力。可以依据该承诺书主张权利。

从分类来看，承诺制度可以分为民事承诺和行政承诺，区分两者最重要的标准是订立合同的目的。行政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都无完全的自由处分权。而民事合同则不然，只要民事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就应合法有效。

一般来讲，签订保密承诺书是签订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的一个条件，或者是补充协议，如，行政机关在录用、聘用、调用工作人员时，经常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就某一事项向用人机关作出书面承诺。如果把保密承诺书与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结合在一起的话，保密承诺书是典型的内部行政合同，其主体、目的和内容等都具有行政性合同的性质，所以说，保密承诺书是一种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文书。保密承诺书虽然与私法合同一样，取决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但当事人无权就违反保密义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进行约定，保密承诺书的内容也不能超出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此外，虽然保密承诺书原则上应当以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但由于保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党和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国保密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重要渊源，保密行政主体依据政策所赋予的权限所缔结的保密承诺书也合法有效，其他超出权限范围所缔结的承诺书则属于无效。

第五篇：税务总局依法查处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

税务总局依法查处关联企业的避税行为

【案情介绍】深圳A公司是一家生产医疗电子产品的外商独资企业，其产品全部通过一家设在香港的关联企业出口销往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年销售额都在亿元以上且不断增长，但是其账面却长期处于微利状态，更为蹊跷的是外方对此颇有些“知难而上”的劲头，不但没有停手的意思，还不断追加投资、增加产量，规模越来越大。A公司以前曾因违反独立交易原则，利用关联交易转让定价而少缴企业所得税被税务机关查处，面对再次出现的异常情况，深圳地税局涉外税收调查分局及时展开了对该公司的税务检查。检查中发现，账面反映A公司改变了销售渠道，不再销售给原设在香港的关联企业，而是直接销售给国外的非关联经销商，但仍有许多疑点显示，其实只是企图隐瞒关联交易，逃避税务机关的调查。由于其逃避手法更隐蔽、更巧妙，缺少直接证据证明其存在关联交易与转让定价避税，深圳地税涉外税收调查分局根据国际税收协定的情报交换条款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税收情报交换管理规程》（国税发［2001］3号），提请国家税务总局通过境外关联企业所在国税务当局协助调查。在有关国家税务当局的协助下，该公司避税真实情况终于水落石出：经查证，该公司出具了伪证，其国外两个客户明确证实没有与该公司发生交易；该公司境内外利润分配明显不合理。由此证实，该公司存在转让定价事实，其提供虚假交易资料、隐瞒关联交易的行为，是为了掩盖转让定价事实，逃避税务机关的反避税调查。目前，查处的税款已入国库。

【法律问题】

1税收管辖权的概念和税收管辖权确定的标准。

2中国实行什么样的税收管辖权制度？

3如何完善涉外税收征收制度？

【法律分析和结论】

本案主要涉及的问题是中国现行的税收管辖权制度和我国税务机关如何防范涉外偷税问题。我国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征税范围包括来源于中国境内、境外的所得。涉外企业常常利用其在境外的收入难以监控和税务机关征收手段乏力等特点进行偷税漏税，造成国家税收的大量流失，这个问题要引起我们的关注和思考。

本案中的深圳A公司使用了价格转移手法，通过与香港的关联企业进行内部价格操作，以异于市场价格的高价买入、低价卖出，使本应由A公司赚取的利润大部分转移到了香港的关联企业，从而减少了其应纳税所得额。为了隐瞒这种避税行为，逃避税务机关的检查，A公司又提供了虚假境外交易资料，虚构了境外交易过程。正是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合作，才使真相得以大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