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铁山诉岳麓区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大全5篇]

第一篇：刘铁山诉岳麓区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

刘铁山诉岳麓区交警大队行政处罚案

一、案情简介：

2003年，长沙市政府先后两次颁发了《关于加强摩托车行驶管理的通告》和《长沙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摩托车行驶管理的通告》，规定在市内的若干道路上“不允许摩托车行驶”（市民称这两份政府文件为“禁摩令”）。

2004年7月12日，长沙市民刘铁山驾驶一辆有合法牌照的摩托车，经长沙市湘江一桥时，被一名交警以违法闯禁区为由，对其开具了《公安交通管理简易程序处罚决定书》，罚款200元。刘铁山提出异议，未被接受。此后，刘铁山向长沙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提出行政复议，并对长沙市“禁摩令”的合法性提出审查申请。

2004年7月29日，在接到“维持对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复议决定后，刘铁山向岳麓区人民法院提起了行政诉讼，法院受理此案。

2004年10月20日，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这一案件，并于12月14日作出了一审宣判，认定岳麓区交警大队对刘铁山驾驶摩托车进入禁区执行的处罚程序合法，结果并无不当。

原告刘铁山一审败诉后，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5年2月1日二审在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3月29日，刘铁山收到二审维持原判的判决。

二、提出问题：

本案中交警对刘铁山的处罚是否合法?长沙市政府颁布的“禁摩令”是否符合依法行政原则的要求?

三、分析：

本案的焦点在于如何看待“禁摩令”的合法性。这一争议焦点所涉及的法理问题是行政行为应具备什么样的标准才符合依法行政的原则，依法行政所依之“法”需具备什么标准。

在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权力分立体制之下，为达保障人权与增进公共福祉之目的，要求一切国家行为均应具备合法性，此种合法性原则就行政领域而言，即所谓“依法行政原则”。其基本含义是行政活动必须要接受议会法律的规制，并置于法院的司法控制之下；行政活动违法的，必须追究行政机关的法律责任。依法行政原则的内容概括为法律创制、法律优越和法律保留三项要求。法律创制，指法律对行政权的运作产生绝对有效的拘束力，行政权不可逾越法律而行为；法律优越，指法律位阶高于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一切行政法规、行政规章和行政命令都不得与法律相抵触；法律保留，指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有法律授权，否则，其合法性将受到质疑。

根据依法行政原则内容的要求，基于宪法所规定的“主权在民”的民主原则，行政权的行使，应基于人民的意愿，为人民的利益而为之，所以代表人民的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自然应当优越于行政机关所颁布的行政命令。同样，基于民主国家和主权在民的精神，有关国家行政事务的重要事项，因为其与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和行使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应当保留给人民组成的立法机关来规定。总之，一切行政领域中的重要事项都应当由立法机关来规定。

而本案中的“禁摩令”实际上是对公民权利的限制，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与信赖保护原则的规定。其理由是：《道路交通安全法》仅在原则上规定了交通管理部门执法的手段，并没有明文规定任何具体的处罚内容和幅度。而交警不可能凭空处罚，其处罚依据只能是市政府所发布的“禁摩令”。而“禁摩令”所限制的对象是已经领取了合法证照，交纳了各种税费的车辆，这样的规定过于随意，反复无常。根据2004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的第8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该条是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体现。显然，禁摩令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另外，根据《立法法》的规定，对公民基本权利进行限制的事项，应当由立法机关以法律的形式进行规定，即宪法关于人民基本权利限制等专属立法事项，必须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规定，行政机关不得代为规定，行政机关实施任何行政行为都必须由法律授权，否则就构成违法，这就是所谓的法律保留原则。本案中，禁摩令规定了本该由法律规定的事项，因此其违背了法律保留原则。

长沙市的两个有关摩托车行驶的通告，都规定了在市内若干道路上“不允许摩托车行驶”。实际上是行政机关在相对人没有过错的情况下，对原来授予证照行为的改变或者部分撤销。根据信赖保护原则，行政如果经过利益权衡，最终决定撤销或者改变原许可行为，应当对已经获得合法证照的相对人给予合理的赔偿或补偿。并且政府同时应做好相应的替代性的公共交通服务措施。显然，禁摩令违背了信赖保护原则。但禁摩令并没有违背法律保留原则。因为禁止摩托车在若干道路行驶，限制的并不是公民的基本权利，法律并没有明确列举此类行为只能有法律规定。由于禁摩令有可能是规章或一般规范性文件。如果是经过法定程序制定的规章，则禁摩令有权规定警告或一定数额的罚款。关于这点《行政处罚法》第13条做了明确的规定：尚未制定法律、法规的，前款规定的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对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可以设定警告或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禁摩令是一般性的规范性文件，则构成违法。因为根据《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普通的规范性文件是无权设定行政处罚行为的。

从上述理论分析中，可以得出结论，作为“禁摩令”的抽象行政行为对公民权利的限制没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违背了依法行政中的法律保留原则和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综上，依据“禁摩令”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也是违法的，应当依法撤销。

法学103班 鄢小娟

学号：5301110156

第二篇：陈莉诉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陈莉诉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时间：2003-09-19 当事人: 徐新勤、董峰、陈莉

法官: 文号:426

原告：陈莉，女，31岁，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醒华巷。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徐新勤，该局局长。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峰，该区区长。

2002年8月21日，江苏省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以陈莉擅自占用道路经营冷饮并影响市容为由，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以下简称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名义，扣押了陈莉经营用的冰柜等物品。陈莉不服，认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扣押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2002年8月2I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经营冷饮时，政府执法人员在未表明身份，未下达处罚决定，未列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即认为我违法占道经营，并强制扣押了我经营用的冰柜、推车及食品、饮料。请求撤销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返还扣押物品。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综合整治指挥部于2002年8月22日补发的8ll3号物品暂扣清单，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2.证人陈平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执法人员扣押了陈莉海尔冰柜1台（冰柜内有待售食品）及遮阳伞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车。

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区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扣押财产强制措施的证据和依据。

案件公开审理时，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辩称：我局系根据市、区领导的统一布署，对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情况进行统一整治，没有违法。

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时提供的证据有：

1．徐州市黄茅岗停车场一份进车单，以证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种和数量与扣押清单相符。

2．证人彭远峰的出庭证言。主要内容是：他在参与2002年8月21日执法时，只扣押了1台空冰柜和遮阳伞。

被告泉山区政府出庭辩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该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区政府不应作为本案被告。

法庭认证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事实存在严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对原告陈莉扣押的物品，应该以扣押清单记载的内容为准。工作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时，没有扣押当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原告陈莉认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单不是现场制作的，亦无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清单中记载的物品与实际不符，不能证明执法人员没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如下：

2002年8月ZI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执法人员以原告陈莉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占道经营，影响市容为由，将陈莉在经营中使用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手推车1辆及遮阳伞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陈莉出具了物品暂扣单，暂扣单上盖有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印章。陈莉不服，遂以徐州市泉山区人民政府、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陈莉的推车及冰柜内的食品、饮料，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虽提供暂扣单和进车单予以佐证，但由于暂扣单不是现场制作的，没有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该暂扣单记载的内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证人关于只扣押一个空冰柜和遮阳伞，未扣押手推车和食品的证言因为缺乏依据，亦不予采信。

另查明：综合整治指挥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设立的内部工作协调机构，与该局合署办公。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暂扣了原告陈莉哪些物品？暂扣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承担？泉山区人民政府是否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陈莉及诉讼代理人认为，综合整治指挥部无行政处罚权，有关工作人员在暂扣物品时未现场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和笔录，亦未在作出暂扣决定后7日内对暂扣物品进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故暂扣行为应予撤销，同时应返还违法扣押的冰柜、遮阳伞，赔偿手推车损失200元及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

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城市管理局在统一采取强制措施前已下发了通知，原告陈莉未停止非法经营，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无不当；扣押陈莉冰柜时已将里面的食品和饮料移交给陈莉本人，暂扣物品后曾通知陈莉领回冰柜和遮阳伞，由于对方拒领，故不存在违法扣押的情况，也不应该承担有关责任。

被告区政府认为，城市管理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区政府对其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对日晚暂扣原告陈莉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莉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暂扣原告陈莉物品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认定该暂扣行为无证据和依据，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城市管理局应返还违法扣押陈莉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遮阳伞1把。违法暂扣的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也应予返还；但鉴于城市管理局现在已无法返还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故应予折价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告陈莉要求返还手推车及冰柜内食品和饮料的诉讼主张，应对被扣押的手推车价值及食品、饮料的品种和数量承担举证责任，但考虑到陈莉的手推车是自制的，陈莉的经营属于流动性的零售摊点，没有销售记录，客观无法准确举证，且被告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时未现场制作扣押清单或笔录，亦是造成该事实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故手推车按陈莉主张的价值200元认定比较合理，应予支持；食品、饮料损失根据陈莉冰柜型号和经营品种等情况认定为800元比较合理，对陈莉主张赔偿其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于2003年6月10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2002年8月22日对原告陈莉作出的编号为8113号的暂扣物品决定；

二、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陈莉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及遮阳伞1把；

三、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原告陈莉冰柜推车的损失200元和食品饮料损失800元，合计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负担。

一审宣判后，城市管理局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并不违法，扣押陈莉冰箱和遮阳伞是由于其违法经营，应当受到处罚。第二日出具扣押单是由于陈莉当时拒绝接收扣押单，应由其本人负责。没收陈莉违法经营物品时，陈莉当时已将冰柜内未售完的食品、饮料拿出。要求赔偿手推车和食品饮料，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陈莉答辩称：行政执法理应按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暂扣我物品应当即时开具物品暂扣清单，还应制作被扣物品的名称、数量清单交给我，同时亦应向我讲明在限定时间内到具体指定地点接受处罚。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没有执行有关规定，是明显违法。暂扣物品是事实，赔偿损失理所应该。城市管理局不承认暂扣了手推车和冰柜里的食品和饮料，不符合事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曾书面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认为不需要开庭，但双方均未提出不开庭的申请，故决定于2003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城市管理局于同年7月22日签收了开庭传票，但未到庭也未说明任何理由。法庭决定推延至8月26日开庭，并依法再次向城市管理局送达开庭传票，城市管理局虽于8月19日签收，但仍未到庭也未说明不到庭的理由。被上诉人陈莉两次均到庭。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查明：

上诉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我们也认为行政行为理由不太充足，就于8月28日决定放行„„”。此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被上诉人陈莉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委托他人担任其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并与有关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纳了代理费用人民币1000元。陈莉及其委托代理人、证人在二审期间往返徐州和南京的必要的交通费用及必要的市内交通费共计人民币570元，陈莉要求城市管理局承担上述所支出的费用。此事实有被陈莉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及相关车票证实。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案件当事人一审判决后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是其诉讼权利。但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在案件的一审期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且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陈述时，已自认其行政行为理由不充足。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莉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莉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9日裁定：

一、本案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

二、上诉人徐州市泉山区城市管理局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陈莉在二审期间支出的委托代理费及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陈必璋诉三明市人民政府、三明市建设委员会许可他人在其店前道路占道经营，妨碍其店面经营权重审案

时间：2011-07-28 10:25 我要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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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1999）元行重字第11号 委托代理人邱宁江、吴晓挺，三明邱宁江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三明市梅列区东新

福建省三明市三元区人民法院

行政判决书

（1999）元行重字第11号

委托代理人邱宁江、吴晓挺，三明邱宁江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所在地：三明市梅列区东新二路。

法定代表人叶继革，市长。

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所在地：三明市新市中路208号。

法定代表人郑星光，主任。

委托代理人陈光兴、罗坚平，三明天鸿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所在地：三明市红岩新村18幢。

法定代表人林泉，主任。

被告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所在地：三明市新市中路2号。

法定代表人林道雄，队长。

原告陈必璋认为被告三明市人民政府、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被告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被告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共同许可他人在其店前道路占道经营，妨碍其店面经营权于1999年7月26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经审查，于1999年10月13日以（1999）元行初字第11号裁定驳回原告陈必璋的起诉。原告不服上诉，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于1999年12月28日以（1999）三行终字第34号裁定撤销本院（1999）元行初字第11号行政裁定书，发回本院重审。本院依法另行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陈必璋及其委托代理人吴晓挺、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委托代理人陈光兴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陈必璋诉称：其店面门前道路因被四被告许可他人占道经营，妨碍其店的经营，请求判令撤销四被告许可他人在原告店前占道经营的行为，排除对原告经营的妨碍，赔偿经济损失10000元。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辩称：梅列区文化巷占道经营是经三明市政府同意，对该巷占道经营进行规范管理和收取占道费用，其行为是合法的，原告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根据，请求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其余三被告未作答辩。

经审理查明，1992年开始，梅列区文化巷允许摆摊投点，占道经营，当初由梅列区三优街协调委员会办公室管理并收取摊位费至1993年，1994年为理顺关系，归口管理，将该巷占道经营区划由三明市建设委员会下属的职能机构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规范管理，且收取占道费，形成了市场。与此同时，工商、税务、卫生、城管等部门也都按各自的职能管理收费。1997年12月4日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联合发出“关于整治文化巷占道市场的通知”决定撤销非蔬菜类，保留蔬菜类摊拉，因各方面的原因，该通告尚未执行。1998年6月9日三明市建设委员会以“要求维持文化巷占道经营原状”为由向三明市政府请示称：1997年12月初，在实施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三明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联合通告的过程中，由于出现了一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在现有市场容量不能满足需求的情况下，客观形成的文化巷占道经营尚难取缔，并一直延续至今，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促进市场经济发展，请求市政府明文批准停止该通告实施，维持文化巷占道经营原状，由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加强该占道市场的规范化管理。1998年6月21日三明市政府办公室作出（98）92号“关于维持文化巷占道经营的批复”，同意由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对该巷占道经营进行规范管理。原告陈必璋于1995年10月购买梅列区文化巷3号店开办榕城日杂综合经营部。原告认为，四被告许可文化巷占道经营并收取占道等费是非法的，致使影响该道路通行及妨碍其店面的经营权。遂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案在重审期间，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在原告经营的梅列区文化巷3号店前已疏通一条1.2米宽的通道。

本院认为，梅列区文化巷占道经营市场是客观形成的，三明市政府办公室明政（98）92号《批复》属市政府办公室受市政府委托对三明市建设委员会明建综字[1998]358号“关于维持梅列区文化巷占道市场摊点原状的请示”批复。该“批复”是对梅列区文化巷占道经营的认可。其针对特定的事项和特定的对象，属具体行政行为。属行政诉讼法调整的范围。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系受市政府委托实施管理行为。其不具备行政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由委托单位承担。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对三明市列东文化巷实施的占道管理行为，属受三明市建设委员会委托所实施的行为，是行政事实行为。该法律责任应由委托单位承担。三明市城市管理办公室、三明市城建监察支队在本案中不具备行政诉讼主体资格。原告的诉讼请求与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的具体行政行为已形成行政诉讼法律关系。但被告三明市建设委员会对梅列区文化巷占道经营管理的事实行政行为并不违法，且在重审期间有关管理部门，已为原告经营的梅列区文化巷3号店前疏通了1.2米宽的通道，双方争议的事实已消亡，原告要求撤销被告许可他人在其店前占道经营的请求。本院不予支持。占道经营与原告店铺三年来营业额下降不存在因果关系，原告诉请被告赔偿经济损失的证据不足，本院不予支持。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十五条第四款、第四十八条、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六条第二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必璋的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510元，由原告陈必璋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

个体商户诉城管强制扣押商品

发布日期：2012-10-22 作者：徐涛律师

原告：陈某，女，31岁，个体工商户，住江苏省徐州市醒华巷。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徐某，该局局长。

被告：江苏省徐州市R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某，该区区长。

2002年8月21日，江苏省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以下简称城市管理局)执法人员以陈某擅自占用道路经营冷饮并影响市容为由，以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指挥部(以下简称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名义，扣押了陈某经营用的冰柜等物品。陈某不服，认为城市管理局和徐州市R区人民政府(以下简称区政府)扣押财产的行政强制措施违法，于2003年1月6日向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原告诉称：2002年8月21日晚，我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经营冷饮时，政府执法人员在未表明身份，未下达处罚决定，未列扣押清单的情况下，即认为我违法占道经营，并强制扣押了我经营用的冰柜、推车及食品、饮料。请求撤销被告的违法行政行为，返还扣押物品。

原告提供的证据有：

1.综合整治指挥部于2002年8月22日补发的8113号物品暂扣清单，以证明被诉行政行为的存在。

2.证人陈平的证言。主要内容是：执法人员扣押了陈某海尔冰柜1台(冰柜内有待售食品)及遮阳伞和放置冰柜的手推车。

被告城市管理局和区政府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未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扣押财产强制措施的证据和依据。

案件公开审理时，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辩称：我局系根据市、区领导的统一布署，对占道经营影响交通的情况进行统一整治，没有违法。

被告城市管理局出庭时提供的证据有：

1.徐州市黄茅岗停车场一份进车单，以证明扣押原告物品品种和数量与扣押清单相符。

2.证人彭远峰的出庭证言。主要内容是：他在参与2002年8月21日执法时，只扣押了1台空冰柜和遮阳伞。

被告R区政府出庭辩称：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是城市管理局作出的，该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行政责任，区政府不应作为本案被告。

法庭认证中，双方当事人对本案的事实存在严重分歧。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对原告陈某扣押的物品，应该以扣押清单记载的内容为准。工作人员在采取强制措施时，没有扣押当事人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原告陈某认为，城市管理局提供的扣押清单不是现场制作的，亦无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清单中记载的物品与实际不符，不能证明执法人员没有扣押冰柜中的食品、饮料及手推车。

[案情分析]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的案件事实如下：

2002年8月21日晚，被告城管局行政执法人员以原告陈某擅自在徐州市淮海路与立达路交叉处附近占道经营，影响市容为由，将陈某在经营中使用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手推车1辆及遮阳伞1把予以扣押，并于第二天向陈某出具了物品暂扣单，暂扣单上盖有综合整治指挥部的印章。陈某不服，遂以徐州市R区人民政府、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为被告提起行政诉讼。

关于被告城市管理局是否扣押了原告陈某的推车及冰柜内的食品、饮料，双方的陈述不一致。城市管理局虽提供暂扣单和进车单予以佐证，但由于暂扣单不是现场制作的，没有相对人或其他在场人签字认可，故该暂扣单记载的内容不能采信，城市管理局提供的证人关于只扣押一个空冰柜和遮阳伞，未扣押手推车和食品的证言因为缺乏依据，亦不予采信。

另查明：综合整治指挥部是被告城市管理局自行设立的内部工作协调机构，与该局合署办公。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被告城市管理局暂扣了原告陈某哪些物品?暂扣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谁承担?R区人民政府是否应该作为本案的被告?

原告陈某及诉讼代理人认为，综合整治指挥部无行政处罚权，有关工作人员在暂扣物品时未现场制作扣押物品清单和笔录，亦未在作出暂扣决定后7日内对暂扣物品进行处理，违反法律规定的行政处罚程序，故暂扣行为应予撤销，同时应返还违法扣押的冰柜、遮阳伞，赔偿手推车损失200元及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

被告城市管理局认为，城市管理局在统一采取强制措施前已下发了通知，原告陈某未停止非法经营，对其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并无不当;扣押陈某冰柜时已将里面的食品和饮料移交给陈某本人，暂扣物品后曾通知陈某领回冰柜和遮阳伞，由于对方拒领，故不存在违法扣押的情况，也不应该承担有关责任。

被告区政府认为，城市管理局能够依法独立承担法律责任，区政府对其行为不应承担责任。

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因综合整治指挥部是城市管理局的内设协调机构，且2002年8月21日晚暂扣原告陈某物品行为是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实施的，该局是依法成立具有行政主体资格的行政组织，故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应作为适格的被告，暂扣陈某物品行为的法律后果，应由城市管理局承担。故综合整治指挥部不具行政诉讼的被告资格，区人民政府与本案被诉行政行为无直接的法律关系，也不应承担法律责任。

被告城市管理局在收到原告起诉状副本后的法定期限内，未向法庭提交暂扣原告陈某物品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认定该暂扣行为无证据和依据，属于违法行政行为，应予撤销。城市管理局应返还违法扣押陈某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遮阳伞1把。违法暂扣的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也应予返还;但鉴于城市管理局现在已无法返还手推车和冰柜内的食品、饮料，故应予折价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原告陈某要求返还手推车及冰柜内食品和饮料的诉讼主张，应对被扣押的手推车价值及食品、饮料的品种和数量承担举证责任，但考虑到陈某的手推车是自制的，陈某的经营属于流动性的零售摊点，没有销售记录，客观无法准确举证，且被告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在执法时未现场制作扣押清单或笔录，亦是造成该事实难以确定的主要原因，故手推车按陈某主张的价值200元认定比较合理，应予支持;食品、饮料损失根据陈某冰柜型号和经营品种等情况认定为800元比较合理，对陈某主张赔偿其食品、饮料损失1000元的主张，不予支持。

陈某答辩称：行政执法理应按有关法规的规定进行，暂扣我物品应当即时开具物品暂扣清单，还应制作被扣物品的名称、数量清单交给我，同时亦应向我讲明在限定时间内到具体指定地点接受处罚。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没有执行有关规定，是明显违法。暂扣物品是事实，赔偿损失理所应该。城市管理局不承认暂扣了手推车和冰柜里的食品和饮料，不符合事实。请求维持一审判决。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在审理中，曾书面询问双方当事人是否认为不需要开庭，但双方均未提出不开庭的申请，故决定于2003年8月14日公开开庭审理本案。上诉人城市管理局于同年7月22日签收了开庭传票，但未到庭也未说明任何理由。法庭决定推延至8月26日开庭，并依法再次向城市管理局送达开庭传票，城市管理局虽于8月19日签收，但仍未到庭也未说明不到庭的理由。被上诉人陈某两次均到庭。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另查明：

上诉人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中陈述：“当时我们也认为行政行为理由不太充足，就于8月28日决定放行„„”。此事实有一审庭审笔录在卷证实。

被上诉人陈某在收到上诉状副本后，委托他人担任其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人，并与有关法律服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交纳了代理费用人民币1000元。陈某及其委托代理人、证人在二审期间往返徐州和南京的必要的交通费用及必要的市内交通费共计人民币570元，陈某要求城市管理局承担上述所支出的费用。此事实有被陈某提交的委托代理合同、代理费发票及相关车票证实。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认为：

案件当事人一审判决后在法定期限内提起上诉，是其诉讼权利。但本案中，城市管理局在案件的一审期间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答辩状，也未提供行政处罚的证据和依据，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十六条规定，应当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且城市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在一审庭审陈述时，已自认其行政行为理由不充足。城市管理局在一审被判决败诉后，虽然提起上诉，却怠于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未向法院提交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也未委托诉讼代理人参加诉讼。在接到第一次开庭传票后，既未申请延期开庭也未提供任何材料且拒不到庭，后也未按要求提供有关不能到庭的正当理由的说明;第二次接到开庭传票后，仍然拒不到庭且不说明任何理由，应视为申请撤诉。由于城市管理局不正当地行使了自己的诉讼权利，实际上加重了被上诉人陈某的负担，基于公平原则，城市管理局应当负担陈某因此次诉讼而支付的直接的、合理的费用，即二审期间的委托代理费用及诉讼参与人两次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案情结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第1目、第2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四条第(二)项、第二十八条第(二)项、第(四)项之规定，于2003年6月10日判决：

一、撤销被告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2002年8月22日对原告陈某作出的编号为8113号的暂扣物品决定;

二、被告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返还原告陈某的海尔314型冰柜1台及遮阳伞1把;

三、被告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赔偿原告陈某冰柜推车的损失200元和食品饮料损失800元，合计1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日内支付。

案件受理费100元，由被告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负担。

一审宣判后，城市管理局不服，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主要理由是：城市管理局行政执法中并不违法，扣押陈某冰箱和遮阳伞是由于其违法经营，应当受到处罚。第二日出具扣押单是由于陈某当时拒绝接收扣押单，应由其本人负责。没收陈某违法经营物品时，陈某当时已将冰柜内未售完的食品、饮料拿出。要求赔偿手推车和食品饮料，没有法律依据。请求二审依法改判。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四十八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十五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十九条第一款、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之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于2003年9月19日裁定：

一、本案按撤诉处理，各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

二、上诉人徐州市R区城市管理局在收到本裁定书之日起3日内支付被上诉人陈某在二审期间支出的委托代理费及往返必需的交通费用共计人民币1570元。

第三篇：关于田某某诉城管局撤销行政处罚案代理词

关于田某某诉城管局撤销行政处罚案代理词

审判长、审判员：

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田某某的委托，并指派我们参加其诉请撤销本案被告张家界市永定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作出的张定城罚字[2011]第××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以下称《行政处罚决定书》）诉讼活动。代理人现根据双方提交的证据材料、案件事实和相关法律规定，提出如下代理意见：

第一、被告没有取得法定授权，不具备对涉案房屋进行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

1、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有法定资格对涉案房屋的合法性进行认定，并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书》。

实施行政行为的组织必须具备行政主体资格，这是行政行为合法生效的必备条件之一。依据《行政处罚法》第十五条、第三十二条规定，行政处罚必须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被告对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负有举证责任，应当提供作出该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和所依据的规范性文件。本案被告提供的湖南省人民政府湘政函[2007]4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在张家界市开展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工作的批复是在二00七年二月二十六日作出的，而于二00八年一月一日实施的《城乡规划法》规定：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根据“新法优于旧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的原则，应该优先适用《城乡规划法》的有关规定，由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依法对涉案房屋进行查处处罚。被告提供的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张政发[2008]15号关于印发《张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不属于政府规章范畴，仅仅是政府的一般规范性文件，依法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其具有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的主体资格。

2、《城市规划法》、《城乡规划法》以及湖南省、张家界市的有关规定，都分别明确规定了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享有对涉嫌违章建筑的查处权，而不是被告。

依据《城市规划法》第九条第二款、第四十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湖南省<城市规划法>实施办法》第六条第二项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主要职责是：

（二）具体负责城市规划的编制和规划的实施管理，查处违反城市规划的行为。”第三十五条：“在城市规划区内，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进行建设，或者违反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件的规定进行建设，严重影响城市规划且无法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市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或者没收违法建筑物、构筑物或者其他设施。”

《城乡规划法》第十一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第四十条第一款规定：“在城市、镇规划区内进行建筑物、构筑物、道路、管线和其他工程建设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城市、县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或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镇人民政府申请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第六十四条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办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管理工作。其中，设区的市的城市规划区内的城乡规划工作由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直接管理。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按照规定职责承担有关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第五十一条规定：“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未按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的规定进行建设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城乡规划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当事人应当自接到停止建设通知之日起立即停止建设；尚可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对规划实施的影响的，限期改正，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限期拆除，不能拆除的，没收实物或者违法收入，可以并处建设工程造价百分之十以下的罚款。”第五十五条第二款：“城乡规划主管部门在确认无法采取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情形之前，应当组织听证。”

张家界市人民政府（2008）6号文第七条规定：建筑的合法性由市规划局牵头认定。张家界市人民政府《关于永定城区建设项目征地拆迁有关问题的会议纪要》（张府阅【2008】45号）第一条第三项重申：“所有无证建筑年限和性质的认定，按照张政发(2008)6号文件的规定，由市规划局牵头，国土资源、房管部门参与，依法依规认定。”

综上，被告不具备对涉案房屋合法性进行认定并进行处罚的主体资格，被告即使有一定的执法权，也只是对城乡规划主管部门作出决定的执行，与认定建筑是否是违章建筑的规划管理权是两个概念，不能混淆，所以被告无权认定原告房屋为违章建筑，更无权作出涉案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被告认定事实不清，处罚缺乏事实依据。

1、被告对涉案房屋的事实认定不清。

被告没有对原告进行询问调查，更没有向相关的证人或村组、居委会核实情况，对涉案房屋的建设年限、建设过程和是否具有合法手续没有进行调查核实，导致对涉案处罚事实认定不清。原告具有张家界市规划管理局核发的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合法手续，被告在作出行政处罚过程中从未对此进行过核实和确认。

2、原告建房完全是为了抗洪自救，是出于实际居住生活需要，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违章建筑。

在遭受了一九九七年、一九九八年和二00三年特大洪水灾害后，原告居住的房屋被淹没，成为危房，无法正常居住，在征得原告所在村、组集体同意，并得到有关政府部门默许的情况下，原告依靠借钱将已经下好地基的房屋进行建设，并于2004年完工。因此，涉案房屋系因响应政府号召抗洪自救，在征得村委会同意及有关政府部门默许的情况下修建的，不是为了获得征收补偿而“擅自兴建”，应认定为合法建设。

3、被告以2003年所谓的“清房（航拍图）”认定涉案房屋为违章建筑，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被告将二00三年所谓的“清房（航拍图）”作为建筑合法与否的认定标准和依据，即二00三年清房之前的建房即使没有规划审批手续，也一律视为合法，而在此之后的建房，不论土地来源是否合法和修建房屋是否出于实际需要，均视为违章建筑，是没有法律依据的。二00三年航拍图上标注的涉案房屋位置，没有其他相关证据进行佐证证明标注的位置就是现在涉案房屋所处的位置。在二00三年航拍图上标注今天涉案房屋所在的位置，没有事实依据。

4、被告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在城市规划区内。

被告提供的由张家界市规划管理局于二00九年七月六日制作的民旺家园部分用地收储红线图不能证明涉案房屋系在规划区内，并且，以二00九年制定的规划来认定在二00三年和二00四年修建的房屋是否符合城市规划，既不合理也不合法。

5、原告只有一处住房，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依法应属于合法建设。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湖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国土资源部《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国土资发〔2004〕234号）和湖南省政府办公厅《湖南省集体建设用地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原告作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依法拥有唯一一处住房，该建设用地在原告建设市时属于集体所有，不存在违反城乡规划问题，完全符合法律的规定，应依法认定为合法建筑。

6、被告提供的证据没有经过听证会进行质证，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根据《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第二十三条：“证据必须在听证中出示，并经质证后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但是根据被告提供的听证会笔录，没有发现针对涉案的证据进行过质证的程序记录。因此，被告提供的证据依法不能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

第三、被告具体行政行为违反法定程序。

我国《行政处罚法》第三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违反行政管理秩序的行为，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依照本法由法律、法规或者规章规定，并由行政机关依照本法规定的程序实施。没有法定依据或者不遵守法定程序的，行政处罚无效”。被告在本案中不仅在主体上不适格，在程序上更是具有诸多违法之处：

1、被告执法人员未出示执法证件，导致执法行为无效。

《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张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试行）》第二十七条:“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执法人员执行公务时，应当统一着装，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第二十九条：“对城市管理行政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或者不依法说明理由和依据的，当事人有权拒绝处罚。”《湖南省行政程序规定》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行政机关执法人员在调查时，执法人员不得少于2人，并应当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行政执法证件，在调查记录中予以记载。行政机关执法人员不出示行政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和提供证据。”本案中的检查笔录等相关证据中没有见到关于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的记载内容。因此，该行政处罚行为违反法定程序，应认定为违法并予以撤销。

2、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案件终结报告，程序违法。

建设部《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三条规定：“案件调查终结，执法人员应当出具书面案件调查终结报告。调查终结报告的内容包括：当事人的基本情况、违法事实、处罚依据、处罚建议等”。被告在在其提供的证据中没有该案件的终结报告，违反了法定程序，其处罚决定应予以撤销。

3、被告的行政行为没有经法制机构核审，程序违法。

建设部《建设行政处罚程序暂行规定》第十四条规定：“调查终结报告连同案件材料，由执法人员提交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由法制工作机构会同有关单位进行书面核审”；第十五条规定：“执法机关的法制工作机构接到执法人员提交的核审材料后，应当登记，并指定具体人员负责核审。案件核审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对案件是否有管辖权；

（二）当事人的基本情况是否清楚；

（三）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充分；

（四）定性是否准确；

（五）适用法律、法规、规章是否正确；

（六）处罚是否适当；

（七）程序是否合法”。在被告提供的证据中也没有证明其实行了该核审程序的证据，其执法程序违法。

4、本案被告负责人集体讨论会议记录无效。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八条和《张家界市城市管理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实施办法（试行）》第三十二条规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应当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被告提供的集体讨论会议记录既没有与会人员的签到表也没有与会人员和主持人的签字确认，违反法定程序，不能作为作出处罚决定的依据。

第四、被告处罚行为已经超过法定期间，依法不应再给予处罚。

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九条第一款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本案中，涉案房屋已经于2004年建设完工，其行为自2004年房屋建成之日起结束，截至2011年，行为结束已经超过两年，则该建设行为的可处罚性已经不复存在，不应再予以处罚。被告称原告的违法行为一直处于“继续状态”。而继续状态是指行为人的违法行为在一定时间里处于不间断状态，一个违法行为还没有结束，即一个行政违法行为其违法行为与不法状态在一定时间里同时继续。就行为而言，本案中的房屋建设行为于2004年房屋建成之时已经结束，不存在所谓的“继续”。至于所建设房屋只是建设行为的结果，而不是行为本身。被告将行为本身和行为的结果混为一谈，显然是混淆概念，企图掩盖其行政行为的违法性。

第五、被告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1、不应适用《城乡规划法》。

我国《立法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规章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依据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对在法律、法规等颁布前的行为，不能对其按现行法律、法规进行处罚。就本案而言，原告建设房屋的行为发生在2004年，而《城乡规划法》于2008年1月1日才正式实施，被告用嗣后才施行的《城乡规划法》追溯该法生效前发生的行为，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属于适用法律错误。

2、错误地将《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作为执法依据。其一，根据《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只有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对违章建筑进行查处，并没有赋予被告此类执法权限。

其二，涉案房屋不属于城市规划区，不应适用上述法条进行处罚。《城乡规划法》第四十条第一款和第六十四条规定，只有在城市规划区内的房屋才适用上述规定，但是原告涉案房屋是建在农村集体土地上，并不属于城市规划区。直到2008年该涉案房屋所在的土地才被征收。

其三，本案实际上是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应适用有关征地拆迁的法律法规。事实上，涉案房屋的土地在2008年因征地拆迁被征收为国有。因此，本案实际是因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应根据征地拆迁的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位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实施拆迁，由拆迁人与被拆迁人进行协商，按照征地拆迁程序进行，而不是为了降低开发商的征地拆迁费用，由政府出面，恶意将位于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以违章建筑的名义进行拆除。

被告依据《城乡规划法》认定原告的房屋为违法建设并作出限期拆除决定，显然是适用法律错误，所作出的行政处罚没有法律依据，该具体行政行为依法应当予以撤销。

第六、被告行政处罚行为违反《行政处罚法》中的适当性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四条第二款规定：“设定和实施行政处罚必须以事实为依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根据该规定，行政机关作出的处罚决定应针对被处罚人行为影响的程度，责令相对人采取相应的改正措施，既要保证行政管理目标的实现，又要兼顾保护相对人的权益，应以达到行政执法目的和目标为限，尽可能使相对人的权益遭受最小的侵害。原告的房屋是在原来村组的集体土地上修建，并没有严重影响城市规划，被告不顾存在的事实，在可以通过补办证件等予以纠正的情况下，直接限期拆除房屋，与原告行为事实、性质、情节及社会危害程度极度不想当，将给原告造成难以挽回的巨大损失，严重违反了行政处罚法中的适当性原则。

第七、被告滥用行政职权，违反了行政执法目的的合法性原则。

《行政处罚法》第一条规定：“为了规范行政处罚的设定和实施，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有效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根据宪法，制定本法。”《行政执法程序规定》第十九条规定：行政执法行为应有明确、合法的目的。依据上述规定，行政执法的目的必须具有合法性，必须是为了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的需要。本案诉争纠纷源于拆迁纠纷，涉案房屋已被纳入拆迁范围。永定区人民政府等拆迁人为达到少给补偿、甚至不给补偿的非法目的，指派被告假借拆除违章建筑之名，行非法拆迁之实。严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是典型的滥用职权。政府为公共利益进行的拆迁，必须通过正常的程序，应依据“先补偿，后拆迁”的基本原则，即在取得被拆迁人的同意、给予充分补偿的基础上，才能进行房屋的拆迁。而不是通过强行拆除的方式规避拆迁的法律程序，滥用行政职权，损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认真做好城镇房屋拆迁工作维护社会稳定的紧急通知》所确立的坚持依法行政、实事求是地解决好历史遗留问题的原则，是解决拆迁范围内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手续不全房屋的基本原则。行政机关和拆迁人应当本着化解矛盾，实事求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妥善处理涉案房屋拆迁纠纷，而非假公济私，恃强凌弱，侵害原告的合法权益。

综上，被告在没有涉案行政处罚主体资格，认定事实不清，违反法定程序，错误援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违反行政处罚的基本原则，滥用行政职权，非法参与拆迁，应根据《行政处罚法》第3条等规定，撤销涉案《行政处罚决定书》。

以上代理意见，希望合议庭能够予以采纳。谢谢！代理人：北京在明律师事务所 周 涛律师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第四篇：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扬州五台山医院不服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行政处罚案

（一）首部

1．裁判书字号

一审判决书：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01）广行初字22号。

二审裁定书：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01）扬行终字第15号。

2．案由：不服工商行政处罚案。

3．诉讼双方

原告（上诉人）：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

法定代表人：田学军，院长。

委托代理人（一审）：沙维伟，该院副院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朱安山，扬州仲裁委员会秘书处负责人。

委托代理人（二审）：李放，五台山医院院长助理。

被告（被上诉人）：扬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法定代表人：朱福生，局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徐泽民，该局法制科副科长。

委托代理人（一、二审）：马毅，扬州征远律师事务所律师。

4．审级：二审。

5．审判机关和审判组织

一审法院：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陈曦；审判员：顾仁华；代理审判员：顾斌。

二审法院：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合议庭组成人员：审判长：姜驷；审判员：宋德文；代理审判员：李春蓉。

6．审结时间

一审审结时间：2001年4月12日。

二审审结时间：2001年10月8日。

（二）一审诉辩主张

1．被诉具体行政行为：被告扬州市工商局于2000年6月6日作出扬工商（20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五台山医院在2000年4月1日与广东省瑞健医药有限公司签有协议，协议上约定原告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年从该公司购药不少于250万元，三年不少于750万元，该公司则对原告除让利购药款10％外，另赞助上海产别克轿车一辆；认定2000年4月1日的协议已开始履行，原告第一批购药款96 987．60元已汇至广东该公司，广东公司也已将轿车交原告，该车已在扬州上好牌照后投入使用。被告扬州市工商局认为原告购药收车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和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四条，构成商业贿赂行为，遂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和《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九条第二款、第一款，决定给予原告没收上海产别克轿车的处罚。原告不服，向广陵区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原告诉称：被告扬州市工商局将原告购药收车的行为定性为商业贿赂是错误的，因其对事实定性错误，故其适用法律必然错误，且《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作为规章，其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没有法律依据，被告适用该条款处罚原告亦属适用法律错误；此外被告在执法程序方面亦存在违法之处。请求法院撤销被告作出的扬工商（20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3．被告辩称：我局的处罚决定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请求人民法院予以维持。

（三）一审事实和证据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原告五台山医院在2000年4月1日与广东省瑞健医药有限公司签有协议，协议上约定原告从协议签订之日起每年从该公司购药不少于250万元，三年不少于750万元，合同期限为三年，合同附件约定该公司则对原告除让利购药款10％外，另赞助上海产别克轿车一辆。合同签订后，广东公司于2000年4月3日从上海名流汽车销售有限公司购别克轿车一辆，购车发票上购车单位为江苏省复员退伍军人精神病医院（即扬州五台山医院），金额为366 000元，由广东公司将车送到五台山医院，医院在缴纳车辆购置附加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费后于2000年4月29日将该车挂靠江苏牧羊集团领取了苏K—09489号牌照，并于5月18日入本院固定资产账册，4月，五台山医院给广东公司发出需购药品单，广东公司于5月1日按其要求发送价值96 987．6元药品到五台山医院，医院于5月16日汇款159 309．6元至广东公司（含合同签订前部分药款）。被告扬州市工商局于2000年6月6日作出扬工商（20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原告购药收车的行为构成商业贿赂，决定给予原告没收上海产别克轿车的处罚，原告不服，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

上述事实，有行政处罚决定书、协议书、购车及交费发票、挂靠备忘录、记账凭证、售药发票、进药验收单，固定资产收、发凭证等证据证明。

（四）一审判案理由

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根据上述事实和证据认为：原告购药收车的行为明显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中“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的规定。至于说收受财物后人不入账，不是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而仅是回扣的构成要件，而回扣只不过是众多商业贿赂的一种形式而已。被告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认定事实清楚，定性准确，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五）一审定案结论

江苏省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维持被告江苏省扬州工商管理局2000年6月6日的扬工商（2000）15号行政处罚决定。

案件受理费8 000元，由原告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负担。

（六）二审情况

原告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不服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2000）广行初字第22号行政判决，向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在二审审理过程中，上诉人申请撤回上诉。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1年10月18日作出终审裁定：准许上诉人原告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撤回上诉，双方当事人按原审判决执行；二审诉讼费人民币8 000元，减半收取4 000元，由上诉人原告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承担。

（七）解说

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江苏省扬州五台山医院购买药品收受轿车但已入账的行为是否构成商业贿赂行为。根据《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账外暗中”是回扣的法定构成要件，不满足“账外暗中”必然不能构成回扣，但并非不能构成回扣就不能构成其他商业贿赂。判断是否构成商业贿赂，关键要看当事人是否通过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方式来赢得竞争优势，是否扰乱正常公平的竞争秩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四条规定：“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在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时不得收受或者索取贿赂。”本案中，医院收受轿车并入账的行为虽不符合回扣的构成要件，但客观上在一定程度排斥和限制了其他药品经销商的正当竞争，违反了市场竞争的公平原则，扰乱了正常的市场秩序，构成了商业贿赂。至于“折扣”亦即商品购销中的让利，根据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是指经营者在销售商品时，以明示并如实入账的方式给予对方的价格优惠，包括支付价款时对价款总额按一定比例即时予以扣除和支付价款总额后再按一定比例予以退还两种形式。国家计委《关于完善药品价格政策改进药品价格管理的通知》第四条规定：“药品生产经营企业销售药品的折扣率最高不超过药品价格的5％……价格以外其他形式的折扣一律禁止。”本案中，药品销售公司与医院签订的销售协议中就已明确约定“药品销售公司除对该医院让利购药款外，另赞助一辆豪华别克轿车”。很显然轿车是价格以外的其他形式．属于应当禁止的范畴。《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二条规定：“经营者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构成犯罪的，监督检查部门可以根据情节处以一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予以没收。”因此，工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是正确的。

（顾斌 朱俊康

第五篇：张XX诉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处罚案

张XX诉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行政处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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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杨行初字第66号

行政裁定书

原告张XX，男。

委托代理人沈XX、刘X，上海XXX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住所地上海市杨浦区XX路。

法定代表人陆XX，该分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杨X，该分局工作人员。

第三人陶X，男，汉族，住上海市杨浦区XXX村XX号XXX室.原告张XX不服被告上海市公安局XX分局作出的沪公（杨）（行）不决字（2009）第69号不予行政处罚决定的具体行政行为，于2009年10月20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依法受理，并依法追加陶X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案件审理过程中，原告于2009年12月7日向本院提出撤诉申请。

经审查，本院认为：当事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处分自己的诉讼权利，原告申请撤诉，并无不当，依法可予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一条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十）项的规定，裁定如下：

准许原告张XX撤回起诉。

本案受理费人民币50元，减半收取计人民币25元，由原告张XX负担。

审判长周幼君

审判员崔艺萍

代理审判员丁雅玲 书记员书记员周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