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特点与改革的路径选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权力的特点与改革的路径选择
——从“党政分开”到“法定党权”
● 王多晓 符永培
摘要：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进入了关键阶段，但在“改革的路径”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文以“从怎么看到怎么办”为思路，通过对我国政治权力的结构进行研究，认为“法定党权”是适合中国政改的路径，并提出了构建具有现代政治文明特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权制衡体制的设想。
关键词：党政分开 法定党权 决策权 执行权 监督权 权力制衡
一、“党政分开”的理论不适合中国的政治现实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对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国学者进行了大量研究。研究的路径有两个主要方向。一是试图从宪政的角度，通过限制国家权力，同时保障和不断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逐步对权力进行规范，最终达到宪政和善治，这一研究倾向形成了宪政学派。另一路径是从微观的角度，即从制度、法规的角度进行研究，以期规范权力的行使，达到减少和遏止贪污腐败现象蔓延的目的，可以称为政策学派。
宪政学派主要以现代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为基础，运用西方政治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中国的政治实践，其理论具有宏观的特点，但由于缺乏对中国的具体国情进行深入研究，因此，理论成果可操作性不强。我国基层民主选举实践多年，却难以向上推进的根本原因，就是西方的民主宪政理论与我国的政治现实基础、政党制度和政治文化不相匹配。国外的经验表明，不顾各国的具体国情，照搬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模式，结果大多是政治动荡和社会**。伊拉克、阿富汗、埃及等国的政治实践就是活生生的事实例证。政策学派虽能从我国的实际出发，但过于将目光聚焦在具体问题上，特别是主要针对各种贪污腐败现象的研究，因此，不能从顶层设计的角度，提出对权力进行改革、规范的正确思路，其研究成果也无法对政治体制改革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任何改革的理论和政策必须建立在两个基本前提之上，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从逻辑的角度看，如果坚持
社会主义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然排除多党竞争的西方民主政治道路；同时，如果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那么，“党政分开”既不可能也不现实。离开党对政府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显然就是一个假命题。
从政治现实基础来看，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宪法赋予的，并得到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认可和支持。这个基本的政治现实基础与西方“党政分开、多党竞争”的政治现实基础有着根本的区别。“党政分开”既是西方政党政治现实的基础，又是其理论逻辑的出发点，因此，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必然是其现实要求和理论逻辑的结论。如果在中国实行真正的“党政分开”，这意味着改变中国现有的政治现实基础，必然滑向多党制，危及到党的领导地位，从而可能引发社会动荡，使经济改革的成果得而复失。这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的。
从中国的政党制度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表明：在中国，没有在野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参政党，各级政府中，均有民主党派参政。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合作的基本方针——长期共存、肝胆相照、互相监督、荣辱与共——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本质特征。这一特色与西方政党政治中的执政党与在野党为争得执政权，互相扯皮，甚至互相抹黑截然不同。
从政治历史文化的角度看，国家与社会紧密结合是中国几千年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主流。这种政治文化，一方面使得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断；另一方面，决定了当代中国的政党制度不是执政党和在野党互为对立、互相竞争，而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埃通加·曼格尔认为，“文化是制度之母”[①]，因此，政治体制改革如果不从本国的历史文化出发，生搬硬套外国的经验，结果一定是南橘北枳，水土不服。
二、“党政分开”的政改实践难以破解中国政改难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做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强调解决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加强制度化建设，不断地改革和完善中国的政治体制。党的十三大报告以这个讲话为指导，对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进
行了规划，明确提出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是“党政分开”。中央之所以提出以“党政分开”为政改的突破口，主要是因为文革期间“以党代政”走向了极端，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改革开放后，各级党组织的权力仍然过分集中，不利于经济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各项事业的发展。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党政分开”的政改在我国进行了一些尝试。但实践的结果并不理想，原因是“党政分开”难以成为政治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入的突破口。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不断地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生产力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而在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执政党是国家的一部分。执政党是在国家机构之内掌握领导权，而不是在国家机构之上或之外或完全撇开国家机构实施领导。”[②]这决定了执政党不可能放弃对国家的领导和控制，因而也决定了“党政分开”是有限度的。因此，把“党政分开”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突破口无疑是选择了一个难以突破的关口。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政治发展进程2004》的研究报告佐证了这个结论。
20多年的基层直选实践所面临的困境也证实了这个结论。1988年6月1日，我国颁布实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但在基层的民主自治实践中，村委会主任和支部书记的关系一直难以协调，导致部分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一人一票的村民直选存在被选之人的非党员身份，所以，基层民主自治的经验如向上推进，可能影响到党对整个社会的领导，进而危及我国的政治制度。因此，中国政治体制改革难于迈开步伐的真正原因，并不像一些人认为的那样——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没有改革的诚意——而是我们无法在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西方“党政分开”的政治理论框架，找到适合中国实际的改革之路。
三、“法定党权”是适合中国实际的政改路径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既然我们不走“党政分开、多党竞争、轮流执政”的西方民主政治道路，而历史和宪法又赋予党执政权力的合法性，这决定了通过“依法治党”来“法定党权”，是对我国政治权力进行制约、监督、改革与规范的必要路径。
（一）“法定党权”的政改路径符合中国的政治权力结构特点
任何国家的政改必须从其现有的政治现实出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质是政治权力的重新分配，因此，只有对我国的政改对象——政治权力（内容、结构、特征、运行机制和优缺点）——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才能找到正确的改革路径。
1、我国政治权力的内容、结构和特征
在政治学的视域中，从权力的功能角度可将国家的政治权力横向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种。而在我国，党领导着这三种权力，故研究我国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应以党的权力为主要研究对象和重点。仅从功能角度看，我国的国家权力结构与西方的国家权力结构没有本质的区别。但由于政治制度不同，三者的地位关系存在较大差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国家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它负责、受其监督。也就是说在立法、行政、司法中，人大地位最高，权力最大。这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明显不同。人大的地位凸显了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当家作主的本质特征。
同时，我国的宪法规定，中国共产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而党的领导具体体现为党对各级人大、政府和“两院”的领导，所以，离开党对人大、政府和“两院”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就是一句空话。这样，在上面原有的权力结构的基础上，还有一个党的权力系统来统摄人大、政府和“两院”的工作。党的权力系统和以人大为中心的权力系统（立法行政司法）同时存在并运行，这是我国权力结构最重要的本质内容。正由于在以人大为中心的国家权力运行中，还存在一个总揽全局的重要权力——党的权力——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权力结构为“双轨权力结构”[③]或“二元权力结构”[④]。
这种现实存在的双轨权力结构表明，我国的国家权力由四个要素构成：党、人大、政府和司法。而西方发达国家的国家权力或者由三要素（立法、行政、司法）构成，如总统制的美国，或者由两要素构成（行政内阁由议会多数党组阁，可以认为内阁与议会融合为一个要素，司法算一个，国王或形式元首无权不算），如议会内阁制的英国。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总统制和议会内阁制的历史上看，国家
政局的稳定并不在于国家权力构成要素的多寡，而在于权力主体之间合理分权、权责明确、互相制约。
我国双轨权力结构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征：一是权力的高度集中性。就国家层级来看，国家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党中央；就地方层级来看，国家的权力主要集中于各级党委。二是权力界限模糊性。宪法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但现实中，它要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同时，宪法在总纲中确立了党的领导地位，但党的领导权限却没有明确规定。三是权力机关设置的双重性。如在中央层级中，党有中组部，政府部门有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党有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部门有监察部；党有中央政法委，政府部门有公安部；党有中宣部，政府部门有文化部。地方层级的党政机关设置也类似。四是权力的广泛渗透性。党的领导不仅体现为对政府、人大和司法的领导，而且各民主党派、政治组织、人民团体也要接受党的统一领导。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各种各样的非公有制企业也要求建立党组织和工会。同时，党的宣传部门对社会的各种传播媒体也进行管控。
值得强调的是，我国大多数的政治学者囿于西方社会“党政分开”的社会现实及其政治学观点，认为党的权力不属于或不应当属于国家权力。这种先入为主的看法不符合我国的政治现实。“党对国家权力的控制不是一个法理上的问题而是一种事实存在，不能因为法理上不存在而否认党是国家权力核心这一事实，否则连理解中国政治的入口都找不到”。[⑤]以西方“党政分开”的理论来裁剪中国的政治现实，是“党政分开”的改革实践在中国行不通的总根源。中国党、政权力系统的运转经费均由国家财政预算提供支持，享有同等政治地位、行政级别和公务员待遇，因此，党的权力事实上构成国家的权力。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是中国国家权力不同于西方的重要特色。正由于党的权力具有国家权力的地位，我们才说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党；正由于目前党的权力过于集中且权限不清，“法定党权”才成为适合中国实际的政改路径。
2、我国政治权力的运行机制
我国双轨结构的政治权力是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运行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党内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二是党通过对立法、行政、司法的领导，实现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
（1）党内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
党内系统的权力运行机制是党的权力通过其领导制度和组织原则在党的组织系统内部贯彻的机制。党的权力贯彻，依据党章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即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具体决策时，通过召开党代会、常委会、党委会，党支部会议，
第二篇：街道办事处改革与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街道办事处改革与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摘要】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实行“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管理体制。街道办事处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发挥着“准政府”的职能作用。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社区建设的深化，这种体制越来越显示出诸多弊端。因此，街道办事处改革势在必行。
【关键词】街道办事处 社区建设 社区自治 路径选择
街道办事处于城市所有管理职能的末端。社区建设、劳动保障等三十多项工作，都是街道办事处工作的重点。街道办事处不仅自身承担着社区建设的责任，还对同样负有社区建设责任的居委会起指导作用。因此，街道办事处的改革对居委会工作和社区建设都有重要意义。同时，随着社区建设的不断完善，居民自治组织的作用不断增强，社区居民自治水平不断提高，将会对行政体制改革形成一种“倒逼”机制，迫使政府更快地进行机构调整，转变职能，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从而推动街道办事处的改革。
街道办事处改革对社区建设的影响
将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政府对社区建设的影响。由于城市管理的事务繁多复杂，市辖区政府纷纷向街道办事处下放权力，使街道办事处承担了越来越多的政府职能，仅仅作为市辖区人民政府和不设区的市人民政府的派出机关已经不适应城市发展的需要。而将其建成一级政府，能使现在“两级政府、三级管理”的城市管理模式切实转变成“三级政府，三级管理”。
首先，有利于加强社区管理。当前，我国的自治组织和市场机制都不成熟，社会力量弱于国家力量，有限的社会组织还不足以承担如此众多的社区管理职责。因此，城市基层“街区”政府仍不可或缺。而在我国“两级政府，三级管理”模式中，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管理机构而无同级人大授权其管理权力是与我国根本政治制度不符的。①相反，街道办事处成为一级政府后，拥有合法的权力对社区进行管理，从而理顺“条块关系”，将经济职能与管理职能分离，拥有很多的独立权和自由权。
其次，有效解决社区建设经费问题。从社区基础建设到活动的开展，无不需要大量的经费，经费不足是社区建设中的一个突出问题。街道办事处配备的社区工作经费有限，不足部分需要社区自筹，因此自筹能力较差的社区只能通过向街道办事处借款的方式来应付。这种状况客观上促使街道把相当一部分精力放在发展街道经济上，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抓社区建设，制约了社区的建设和发展。而将街道办事处作为一级政府，税收来源可以作为财政收入，进行独立预算、合理规划，并投入到社区建设中，从而改变原来税收分成的经费来源状况。撤销街道办事处对社区建设的影响。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目前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机构改革的关键是要减少政府行政层级。虽然街道办事处不是一级行政层级，但是实际运作中街道办事处自身派出机构的性质与职能强化之间的矛盾，造成街道办事处存在着角色的“越位”和“缺位”，成为实质上的一级政府。街道办事处的职能不清会导致社区建设过程中政府与社会关系的混乱。
首先，从制度上理解，由于法律没有赋予街道办事处一级政府的权力和地位，其履行政府职能和行使公共权力是不合法的。因此街道办事处在处理许多行政事务时必须“上传”给区政府职能部门办理，扮演着“二传手”的角色，致使管理层次增加、管理成本加大、行政效率降低、信息有效传递受阻。撤销街道办事处有利于形成“小政府、大社会”的格局，有利于减少行政层次和机构设置以降低管理成本，建设精简、统一、高效的政府，从而为社区建设提供有利的政治环境。
其次，从发展社区自治的角度考虑，撤销街道办事处，主要是解放街道办事处施加于社区居委会的压力，解除街道办事处在人、财、物方面对社区居委会的束缚。放松对居委会的控制，激发社区自治的主动性，使居委会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居民自治上，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有力推进社区建设。
街道办事处改革与社区建设的路径选择
理顺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的关系。在社区建设中，街道办事处与社区居民委员会的关系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而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街道办事处作为社区建设的推动主体，其职能是通过规划、宏观控制与管理，引导社区的发展方向。社区居委会是社区建设的实施主体，它的职能是代表当地居民利益，在辖区范围内行使管理各项社会事务的权力。因此，推动街道办事处改革，推进社区建设，就要求街道办事处与居委会摆正自己的位置，要求政府部门和街道不再对社区进行各种考核评比，由行政指令变为服务指导，使部门和街道的工作由社区评议，社区居委会工作由所在社区成员评议。按照社会管理的运行规则，各负其责，协调共进，避免职能交叉、越权缺位等不合理现象，稳步推进社区建设。
合理转变街道办事处的职能及运行机制。街道办事处的主要职能是社会管理，而经济发展是区级政府的职责。因此，要弱化街道办事处的经济工作职能，进一步完善其公共服务职能。
首先，科学合理地划分社区地域范围，合理划分街道办事处的管辖范围和人口，适当扩大街道办事处管理社区的数量，分流街道办事处超编人员。可以将社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纯住宅区社区，居民以移民为主;二类是农转城(股份公司)社区，居民以本地人为主;三类是混合型社区，特点是移民与本地居民相结合。②对不同的社区采取不同的管理规模设置，根据规模，指导社区居民委员会定员，人员采取聘任形式。合理划分区域有利于街道办事处根据管理对象进行管理工作，发挥各区域不同优势，共同进行社区建设。
其次，积极鼓励培育各类组织、企业和个人开展经营性社区服务，推动社区服务业健康发展。通过向社会开放社区服务市场，引进市场竞争机制，健全社区服务中介组织，完善社会化管理的工作体系。各街道可分别建立社区事务服务所(站)，将社区公共环境整治、各类
代收代订、统计调查等社区公共事务交由社区服务组织去承担。同时，加快政府办非营利组织改制的步伐，实行政社分开，将社会事务、社会福利归还社会运作管理，将政府办福利机构推向市场。还可以依靠社区志愿服务、大学生实习基地等社会团体、社区群众组织积极参与社会性事务、承担部分社会性职能，充分发挥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社会性功能。
再次，运用行政手段，弥补居委会工作的不足。在社区内部，安装天然气管道影响其他住户安全、自家的水管破裂使楼下住户房屋渗水等均属于“外部性”问题。但解决这类问题，有时仅由居委会做思想工作和调解工作是不够的。因此，清晰的产权是必要的。这就需要具有行政权力的街道办事处充分发挥职能作用，对各种可能产生外部性问题的资源的产权进行界定，在房产出售、物业管理等合约安排中给予损失者一定的价格补偿，通过市场的、物质的手段制约人的行为，保证社区建设的和谐进行。
此外，在街道经济转型时期和过渡时期，要转变财力支撑体系，让公共财力向街道倾斜，把街道办事处纳入公共财政框架下运作并逐渐加大财政支出比重。因此必须进一步理顺区级财税关系，充分发挥财政、税务部门的职能作用。税务部门要按照财力与事权相匹配的原则，完善区对街道的财政管理体制，健全街道财力保障机制;财政部门应负责统一分配用于街道办事处层面的公共财政，以避免由于各个地区财力不均而造成街道办事处财政经费差异。同时，税收返还比例也要降低，保持适当的份额和街道办事处挂钩，既要与各街道办事处具体的社会环境和经济环境相适应，也要保持街道办事处较高的积极性。
循序渐进推动行政层级扁平化改革。加快社区建设需要体制上的支持，街道办事处改革是顺应社区建设的行政体制改革。但是，改革街道办事处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具有很强的前瞻性、综合性、复杂性和首创性，没有经验模式可循。为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不出现较大的波动，不影响正常工作，一定要在试点的基础上，边摸索边总结，循序渐进，积累经验，逐步扩大成果。
根据组织学原则，政府层级与成本正相关，作为政府的派出机构，街道办事处改革首先要考虑减轻财政负担;按照管理学原理，管理环节与效率负相关，市、区、街、居四级组织的机构层次多而缺乏应有的权威性，减少行政层级可以使许多事项不会再浪费在请示、协调过程中。对照先进发达国家的社区管理模式来看，街道办事处是中国特有的一层政府组织结构，随着现代城市管理的逐步国际化，这一个层面的组织已经与现代管理不相适应;根据社区建设要“以人为本”的原则，社区建设的最终目的是实行社区自治，让居民有更大的自主权，积极参与社区建设，享受安居乐业的生活。
因此，撤销街道办事处是街道办事处改革的方向，是发挥社区居民建设社区、自治社区的必由之路。改革街道办事处应从试点开始推进行政层级扁平化，一方面坚持综合配套，上下联动，整体推进，选取合适的社区进行试点;另一方面要坚持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建立适应新体制框架的运行机制，加快社区行政事务受理中心、社会工作站与社区服务中心等机
构的建设。待条件成熟后，再逐步取消街道办事处，使社区建设最终由社区居民委员会和社区居民共同完成。(作者单位：湖南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注释
①李荣娟，朱光喜：“将街道办事处建成一级政府的依据和构想”，《江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年第6期，第10页。
②李雷鸣：“街道办事处机构改革探讨”，《特区理论与实践》，2002年第1期，第51页。
第三篇：国有医院改革的路径选择
国有医院改革的路径选择
目前医院改革主要是考虑产权改制，即改体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考虑的是要转换职能，实行政医分开，改变政府既是国有资产所有者又是社会行政管理者的双重角色，改变因政府职能交叉、角色错位所导致的产权关系模糊，以及产权归属不清带来的弊端。但是，在轰轰烈烈的产权改革背后，是医疗服务公益性和赢利性的矛盾，而且医疗服务不同于一般商品市场，存在供需双方信息的严重不对称性。一位研究医疗改革的专家最近表示，目前医院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指产权，这是一种幻觉――是借希望于‘产权一改就灵’的灵丹妙药。现在有很多人都在说公立医院产权不明晰，其实公立医院的产权很明晰，政府出资一般也很明确。所以，只是为了明晰产权而进行产权多元化没有必要。因此，中国的医院体制改革凸显出一个基本问题――公立医院究竟为什么而改革？是为了改善服务？为了提高效率？即使卫生部的研究人员也表示，医院产权改革“在许多问题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认识、总体的改革目标还不明确。”
通过改革，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公司治理模式，是要建立一个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公共财政政策相适应的医疗服务和经营管理新体制，增强公立医院的活力和竞争能力，并切实保障和提高人民群众的健康水平，这才是医疗体制改革的目标。因此，改革并不完全就是市场化和民营化，后二者最多是手段，而且如何运用这个手段还非常值得研究。一直以来，我国医疗卫生事业是政府实行一定福利政策的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投资医院的基本宗旨是提供医疗保健服务以满足社会和患者日益增长的医疗保健需求。另外，政府医院还承担着公共卫生、抢险救灾、医疗救助等方面的政府和社会职能。公共卫生职能是政府必须履行的基本社会职能，有些地方将医院一卖了之，实际上造成了政府职能的空缺。
仁济医疗在成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对中国医疗改革的问题做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分析，认识到在体制改革条件尚未成熟的情况下实行医院所有权、经营权分离的改革模式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改革探索和合理的路径选择，既保持医院稳定、避免社会震荡，又推进医院改革、促进医院发展。
医院托管模式基本要素
托管经营决不是“承包制”，承包以利润为单一指标，个人行为、短期行为、负盈不负亏是其显著特征。而托管经营考核，是一种以资本保值增值为核心的综合考核，不仅兼顾利润水平，而且要考核医院的发展能力和所承担的社会责任。同时托管有严格的管理规章和财务约束机制，对经营者提出了更为规范的要求。所以，“托管”在赋予院长更大权利的同时，也赋予了更大的责任和义务。实行托管后，政府卫生行政部门不再直接干预医院的管理和经营，只对国有医院的经营方向和国有资产进行宏观监督和管理。
医院托管活动的委托方，作为托管的主体，必须是具备接受医院资产进行经营管理的能力和权力的独立法人。目前具备这一能力的医院管理公司是托管主体中的活跃力量，其以实现医院资产保值、增值为目标，与产权所有者代表签定“医疗服务、资产经营委托管理目标责任合同”，在规定期限内通过经营、管理、运作受托资产，取得显著的经济回报，使医院获得新的生命力。应该指出的是，并不是所有的医院管理公司都具备这样的能力和资质。
现阶段，国内医院管理集团或联合体主要有下面两种模式：一种是大型国有医院附属的医院集团，这些大医院一般经营状况良好，但由于政策与体制约束，自身发展空间有限，所以通常采取集团化形式扩展，将周边一些规模较小、缺乏技术与设备的医院纳入集团之中，通过派出专家队伍和共享医疗设备提高下属医院的医疗服务能力，并通过品牌的传播，提高下属医院的可信度。这些做法确实使得很多失去活力的医院重新获得生机，但是由于大型国有医院没有真正对所属的医院进行管理上的变革，也就是机制上没有任何变化，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管理能力和资金供应缺乏，专家的供应能力同样十分有限。因此，该类医院管理集团很难进行规模扩张。即使这样的公司有进行扩张的主观愿望，由于缺乏专业的管理团队和专家资源的有限，其发展也比较缓慢。另一类是民营医院管理集团，它们通常有相对先进的管理理念和方法，或是资金相对较充裕，但是在向医院全面导入品牌、技术、管理、资金的时候，它们往往表现出品牌和技术的缺乏――具体表现为缺乏知名度，没有稳定的技术专家队伍的来源。该类公司通常走专科医院的连锁经营管理道路，但是，会受到市场条件和技术壁垒的制约。
通过对以上医院管理集团的研究，仁济医疗管理公司采取强强联合的方式，由成功的商业公司和具有创新经营意识的大型医院联姻，充分结合商业公司的管理理念、资金实力和大医院领先的医疗技术、学科地位及品牌，进入医院管理的领域。
仁济医疗的托管模式探索
仁济医疗在设立过程中，不是简单地认为自己是一个管理医院的公司，而是从一开始把自己放在行业内来考虑问题，公司由上海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仁济医院和信能产业控股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公司定名为“医疗管理公司”，就是说明“仁济医疗”不仅仅是一家专业化的医院管理公司，而且也是仁济管理理念的实践者，是仁济品牌和技术输出的唯一通道――因此，“仁济医疗”定位在医疗行业的一家专业管理公司，并致力于医疗行业的发展。
仁济医疗通过整合优化股东资源（仁济医院品牌与技术、信能管理与投资能力），致力于形成了以强大的产品设计与执行能力和医院连锁经营能力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通过构建医院内部价值链活动致力于托管医院生产价值与渠道价值的实现。在微观层面，仁济医疗充
分借鉴国外医院管理集团成熟模式和先进经验，结合目前中国医疗事业发展的实际，努力推动三级甲等医院的先进医疗技术和优秀商业公司的现代管理理念与方法完美结合，并以此形成一套系统完整且可行的医院运营及管理体系。这套医疗价值链和医院管理方法论，是仁济医疗近年来苦心孤诣，汲取国内外医院管理的先进经验，运用成熟的商业理念与方法，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集合了大量商业和专业（医学、医院管理等）人士心血的产物。公司精心制作了两大类管理产品（专业管理产品体系和商业管理产品体系），涵盖一系列管理制度、管理流程和管理方案等，运用于医院运营及管理中。
仁济医疗在医院委托经营管理过程中，遵循以实现医院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后，被托医院资产归属不变；行政隶属关系不变；医院性质与基本功能定位不变；财政拨款渠道和标准不变；职工身份及待遇不变等原则，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医院所有者代表）的委托，以合法契约方式获得长三角地区的市县二级医院的经营权，通过输出品牌、技术、管理、资金使托管医院价值持续提升并以此达到股东满意、顾客满意、员工满意。通过对医院内部运营机制的变革、完善和优化，真正实行了医院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为进一步深化医院体制改革创造了条件。
仁济医疗采取前后台运营模式，由决策层、管理层和经营层三阶组织架构分别实施决策、分析、执行与反馈功能，形成PDCA的动态良性循环，保证所属医院的整体管理纳入科学的体系之中。仁济医疗通过输出品牌、技术、管理、资金和优秀的执行团队，致力于提升托管医院的管理水平和技术水平，实现医院价值的持续再造，从而在放大优势医疗资源价值的同时，提升目标医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仁济医疗根据医院实际情况为医院量身定制运营方案，在经营过程中不是盲目追求经济效益的增长，而是更重视社会效益，通过成本控制、降低药比、控制人均处方费用等管理措施改善医疗收入结构以期提高医院的两个效益。在实践中，仁济医疗的研发团队还力图在人事与分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初步构建医院内部优胜劣汰、经营者能上能下，人员能进能出，薪酬能增能减，技术不断创新，资产保值增值的有效机制。
目前，仁济医疗正稳步的开拓市场，并协同各家托管医院，围绕经营目标，摆正了稳定、发展与改革三者的关系，创新性地进行多项管理探索，为进一步深化医疗体制改革打好了基础，努力在实践中为中国的医改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
第四篇：裁判文书改革的路径选择
裁判文书改革的路径选择
——基于255份民商事裁判文书的实证和展开 作者：邓俊明 王欢 发布时间：2012-02-21 15:12:27
【论文摘要】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人民法院制作的裁判文书是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一种形式，是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保证国家各项法律的正确实施，保障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十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自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出台以来，人民法院的裁判文书有了较大的改观，在形式上更加条理、规范，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长时段的文书改革让裁判文书的质量提升并无实质性进展。由于受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长期以来，法官多只注重事实的调查与认定，却忽视对证据的分析和裁判的说理，而随着我国民主法制建设和审判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现代国人法制意识的整体提高和以公开审判为主要内容的审判方式改革的不断深入，人民法院传统的裁判文书模式越来越显露出其缺陷和不足。本文拟对255份民商事裁判文书进行实证分析，并结合审判实践，就裁判文书改革的有关问题作一探讨。本文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从255分民商事裁判文书出发，分析目前裁判文书中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从司法理念、培训机制、技术规范、社会发展等四个方面进行原因解析；第三部分针对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拟对裁判文书改革提出一些对策和建议。（全文约8500字）
一、问题的提出
（一）直觉处的敏感
人民法院报的一则报道：张某和女儿联合起来，准备一文不花将母亲陆老太的房产骗到手，被陆老太告上法庭。日前，北京东城法院开庭审理并宣判此案，法官首次在判决中援引《孝经》，维护了陆老太的权益。如果细读新闻，会发现法官并不是在判决中援引了《孝经》作为判决的依据，而只是在判决说理过程中引用了《孝经》的有关内容。法官作出判决的依据还是现行的相关法律条文，具体到这一起撤销房屋买卖合同的纠纷，法官援引的当是《合同法》、《民法通则》和《民事诉讼法》的相关条款。尽管如此，法官在判决说理中引入了儒家经典《孝经》的内容，用传统的道德观点来增强判决的说服力，具有创新意义。如果庭审过程是司法过程的集中性展示，那么裁判文书就是人民法院司法成果的最终载体和质量体现。裁判文书是人民法院向社会提供司法产品的重要物质载体。人民法院审判质量的好坏，审判结果是否公正，裁判文书无疑是重要的载体与窗口。孝经入决是传统文化试图糅合进现代法治的一次尝试或是一个缩影吧。这一创新举措，不仅显现了法官的人文水平和个人修养，更体现了法官的智慧。笔者原以为判决书都是刻板和僵硬的说理，但在法院报读到这个判决书就发现原来裁判文书还可以写得如此动情，如此让人动容，这不得不激起笔者对裁判文书的强烈好奇心。由此出发，笔者希望对裁判文书有试图更加的深入了解。
（二）想象处的实证 基于裁判文书的重要地位及笔者好奇心的驱动，笔者以X市法院的255份民商事裁判文书为基础展开了实证分析并辅之以对长期在一线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进行了座谈和个别式访谈以对裁判文书存在问题做一个实证性观察。笔者主要选取了该院近三年来的民商事裁判文书，共收集到近三年裁判文书民商事裁判文书255件，约占该院近三年民商事案件收案总数的三分之一强。其中一审案件为43件，二审案件212件（详见图例1）；民一庭177件，民二庭案件45件，民三庭33件（详见图例2）。对裁判文书实证之前先做个简单的背景介绍。该院为一个普通的中级法院，因一审案件不多所以抽样和统计的裁判文书主要为二审案件。审理民商事案件共设置了三个民事业务庭，共有法官16名及书记员4名。扣除3名办案不多的业务庭长（业务庭长不仅是法官，在实践中其更重要的身份是作为行政领导对外处理大大小小的事情并负责对本庭案件及法官的管理），实际从事一线审判的民商事法官为13名。在分工上民一庭分管普通类的民事案件，民二庭主要处理企业之间的经济纠纷，民三庭涵盖了涉外民商及知识产权诉讼。在法官的人员结构上，大部分法官尤其是三个庭长均为长期从事一线审判工作、审判经验丰富的资深法官，几个审判新手多为近年来通过公务员考录的法律专业大学生。选取X市法院的民商事案件作为实证分析的样本主要是基于我国85%的案件都被中基层法院消化了，而中基层法院中主要案件为民商事案件。因而通过以X市法院民商事案件作为切入口，可以为了解我国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做一个概要性和样本式的了解。
（图例1 一二审民商事案件分布图）
（图例2三个民事业务庭收案数分布图）
笔者通过对255份裁判文书的抽样统计和分析整理，发现该院大部分裁判文书还是合格的，但也存在不少问题。在抽样的255份裁判文书，大概有40多份裁判文书存在这样或那样、或大或小、形式或内容的问题，主要问题主要如下：
第一、在形式或格式上，不少裁判文书编排体例不够合理。对于某些案件，当事人提交证据多达十几甚至几十份的案件，文书起草人或撰写人依然采取罗列式或糅合在一块简单的表述为本院采信或不采信让人眼花缭乱，可读性差。即使像笔者这样接受过系统法律教育的职业法律人依然感觉难懂，普通的社会公众更是难以理解和接受，这无疑不利于司法权威和公信力的树立。
第二、不少案件虽然整体上没什么大的瑕疵，但仍有不少细节仍值得推敲。比如可能是把关不严或者承办法官的疏忽大意，在一个判决书出现两个审判长的低级错误实在是不应该。部分案件对阿拉伯数字、计量单位的使用不够统一和规范。比如在一个文书中既有尺、丈，又有米、厘米。在表述年份上本应用特殊符号“〇”的，很多法官经常阿拉伯数字“0”代替。
第三、个别案件只是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及提交证据进行模糊处理而不进行一一具体答复，甚至还出现了超判漏判而被发回一审法院重审。在部分案件中，有些当事人提交了很多证据，但是判决书中态度暧昧，既未明确表示不予采信也不表述确认迹象，这无疑让当事人为涉诉信访、反复诉讼提供了温床。
第四、裁判文书表述方式、撰写方法单一落后。很多裁判文书并未根据案件的性质和情况进行相应调整或特殊处理。部分案情复杂、证据繁多的案件，承办法官可能是因为信息化水平不高而未能熟练运用Word和excel等现代办公软件进行绘图、运算以采用图表、数轴等多元表述方法直观反映案情。在语言选择上，有些文书使用的语言过于专业而晦涩难懂或者文学味过浓而异化为散文。例如，在笔者调研的案件中就发现，有些案件使用过多生僻、难懂的专业法学名词而致使文书看起来像一篇专业的学术论文亦让读者不知法官所云。
二、原因的解码
（一）司法理念落后和法官素质不高。
在审判实践中，很多法官并未树立起现代司法理念。部分法官存在着重视审判而忽略裁判文书撰写的错误司法理念。认为只要裁判结果是正确的，裁判文书出现点瑕疵是无关痛痒之事。法官自身未能对判决书等裁判文书引起足够重视或缺乏责任意识，从而未认真对待裁判文书是裁判文书质量不高的重要缘由。另外，法官队伍自身素质不高也是裁判文书出现诸多瑕疵原因束之一。由于历史性的原因，我国目前在一线从事审判的相当部分资深法官都没有接受过系统专业的法律教育而进入法院工作，即使是当前通过公务员考录的法律专业大学生也因为大学法律实务教育的匮乏、自身审判经验不够丰富、生活阅历尚浅等因素而导致裁判文书存在着诸多问题。
（二）制度激励机制阙如和裁判文书培训教育的边缘化。
缺失了制度的庇护和维持，即使法官自身再重视、再强调裁判文书的重要性，合格乃至优秀的裁判文书只能成为一种偶然式地爆发，而无法成为一种群体性的法官行为自觉或经常性的惯性运作。虽然法院自身每年都有对法官业绩的考评，但不少法院一味追求办案数量和审判成果而忽视了对裁判文书质量的砥砺。虽然目前法官教育培训在全国法院系统开展得如火如荼，但对裁判文书的制作技巧与方法却被抛弃在遗忘的角落。根据笔者的调查和访谈，裁判文书的制作方法与技巧难以成为法官培训教育的必修课而是法官自身在长期的审判实践中自觉摸索出来的经验沉淀或跟着资深法官点对点辅导，这种自学成才式或师徒制的裁判文书技能培训自然无法保证裁判文书的零瑕疵。裁判文书制作技能游离于法官培训的视野之外必然导致裁判文书质量的大面积遭殃。
（三）技术规范空白，裁判文书签发审核链不完整。现行法院通用的民商事裁判文书体例和格式为1992年《法院诉讼文书样式（试行）》（以下简称九二样式），九二样式因为细节不够具体而缺乏操作性。比如对于很多的标点符号使用、计算单位的统一都无一个通用、可行的技术标准和操作规范。技术规范的空白容易导致法官所撰写的裁判文书格式混乱和标准的无序。另外文书签发签发审核链不健全、不完整也是导致裁判文书大面积质量赤字的重要因素。一方面，现行法院裁判文书签发审核权主要集中于业务庭长和分管院长。但在司法实践中，庭长和院长本身事务繁重、精力耗散及长期不在一线从事审判工作，不仅无暇顾及文书的质量审核也因为业务的生疏不利于对文书质量把关。另一方面，裁判文书自身的生产工序过多也会让文书信息在流通过程中失真，耗散其原本的质量或品质。在目前文书撰写方式上，主要有承办法官独立起草或承办法官交代好大概内容交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处理再返回承办法官进行审核，然后提交业务庭长或分管院长签发。笔者以为这种多工序、反复性的文书生产模式既不容易精确表达承办法官的裁判内容，亦因为流通环节过多而导致的信息失真而为裁判文书存在的问题埋下了不良种子。
（四）社会快速发展，纠纷日益复杂化带来的严峻挑战。
裁判文书是对裁判结果的展示和庭审过程的凝练，反映到裁判文书上也就必然牵涉到承办法官需要运用各种新知识、新信息来审理案件并以裁判文书为载体形成书面审理结果。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等原因造成案件日益复杂及法律关系的复杂化，社会经济快速发展导致金融股票等新类型纠纷、案件层出不穷，承办法官在审理金融类、知识产权案件时常常需要运用到相关行业或专业的大量科技名词、专业术语，这不仅对法官自身是个严重挑战，亦让当事人对其作出的判决书难以理解和接受。若承办法官依然对文字表达情有独钟，而只采用文字叙述、独白作为唯一的文书叙述方式不仅会凸显法官语言运用、文字驾驭能力的苍白，亦无法清晰表达其意图。
三、路径的选择：
（一）采用多元表述方式，创新裁判文书撰写方法。
在笔者所调阅的案件中，发现几乎所有案件的裁判文书都采用文字叙述等单一的表达方式，而且裁判文书也无法反映办案的整个经过及裁判文书的具体生产流程。笔者以为裁判文书的撰写不应当一味的求新求奇，但是应当根据案件的性质和本身的具体情况，采用多种方法反映案件流程，充分运用各种图表、数轴等多种方法表述裁判结果，通过图表对相关时间节点、案情进行一一表述，这不仅是人民法院司法公开向纵深推进的必然要求，亦能让读者一目了然，清晰地了解整个案件的发展过程。
例如，法官赵某在审理王某与谢某合伙纠纷一案中，王某称赵某的爷爷和谢某的妈妈是亲姐弟，赵某为谢某表哥的儿子，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判人员严格执行回避制度的若干规定》第一条第一款的规定，“审判人员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
（一）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当事人有直系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及姻亲关系的；„„”。赵某和谢某是三代以内旁系血亲，赵某依法应当回避。经查，赵某和谢某上述亲属关系属实。在分析本案时，若只是运用文字解释说明：旁系血亲是相对直系血亲而言，它指与自己具有间接血缘关系的亲属，即除直系血亲以外的、与自己同出一源的血亲；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是指同源于祖(外祖)父母的旁系血亲，具体为伯、叔、姑、舅、姨、侄子(女)、外甥、外甥女、堂兄弟姐妹、姑舅表兄弟姐妹、姨表兄弟姐妹等。民众依然很难理解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但若运用图表计算法就一目了然了（如下图）：
祖父和祖母（外祖父和外祖母）← 第一代
／ ﹨
父亲（母亲）伯、叔、姑等（舅、姨）← 第二代
︱ ︱
本人 兄弟姐妹（表兄弟姐妹）← 第三代
（图表一：分析三代以内旁系血亲的概念）
就本案而言，赵某和谢某亲属关系如下图：
赵某曾祖父和曾祖母 ← 第一代
／ ﹨
赵某祖父 谢某母亲 ← 第二代
︱ ︱
赵某父亲 谢某 ← 第三代
︱
赵某 ← 第四代
（图表二：分析本案所涉的亲属关系）
根据上述图表，我们很容易看出：赵某和谢某最近的共同直系血亲为赵某的曾祖父和曾祖母，赵某父亲和谢某是姨表兄弟，属第三代旁系血亲，赵某是谢某表侄，二人并非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
（二）出台裁判文书的通用格式，统一技术规范的实施细则。
通过对裁判文书的实证调查，笔者发现部分案件因通用格式的缺失和统一技术规范的匮乏而让承办法官无所适从，或“自作主张”导致裁判文书对计量单位、阿拉伯数字的使用非常混乱和无序。比如有些文书中既有米和厘米，又有尺丈等传统计量单位；亦或将文书中表述年份的特殊符号“〇”写成阿拉伯数字0或者英文字母O，或者三者混用。虽然这只是很小的一个细节，但细心观察，这些“小缺陷”不仅与裁判文书作为国家正式司法文书的严肃性不相统一，亦是对社会主义法治权威的伤害。笔者以为可以在人民法院诉讼文书格式的基础上继续细化相关的格式空白和技术操作规范，通过出台通用文书格式和统一技术规范以完善裁判文书的形式规范。比如对于计量单位和阿拉伯数字等特殊符号的运用，应当有一个统一的技术标准。在引用相关法条时也应当严格按照条款项的规范进行操作，在法条引述上，应当坚持程序法优于实体法，上位法优于下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引述顺序进行严格规范。
（三）更新司法理念，创新法官培训方式。
加强对裁判文书制作等相关司法技能的培训教育。一份裁判文书出现诸如两个审判长等明显错误，一方面承办法官自身没有重视，光注重案件审判而忽略了裁判文书的撰写；另一方面，因为司法技能的缺乏，很多初任法官难免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瑕疵与问题。因而笔者以为在裁判文书的撰写上，应当让所有从事审判一线的法官更新并树立现代司法理念以培育法官自身的责任意识。要让法官深切体会到不仅案件的承办质量关乎法官的工作业绩和职业道德，裁判文书的撰写也是案件质量及法官业绩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培育法官责任意识上，一方面，应当将裁判文书的撰写及后续装订归档纳入法官工作量或业绩考核体系。将裁判文书撰写质量纳入法官业绩考评体系，将其作为法官日后晋职晋级的重要依据和参考系数。人民法院可以定期开展对裁判文书评比及优秀文书样式设计竞赛以激发法官对裁判文书撰写的热情与动力。通过这种文书样式设计竞赛及裁判文书的评比和遴选让承办法官充分认识到裁判文书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以创造更多的优秀裁判文书。另一方面，应当改变培训方法，强化对裁判文书制作等司法技能的培训，应当倡导有多名资深法官同时传帮带一名新人的交叉式导师制，以让新人快速学习各种裁判文书制作的技巧与方法及对常见的错误、误区的规避，以实现年轻法官的快速成长；同时通过开设文书制作技能专题讲座、印发相关优秀文书、文书样式设计竞赛等方法以实现对法官裁判文书制作技能的大规模轮训和司法技能的大提升。
（四）合议庭运作实体化，完善裁判文书签发审核链。
根据笔者对从事一线审判的调查和访谈，笔者了解到现行的裁判模式虽然是基本是把合议庭功能虚化了。即很多案件的审理，承办法官基本是对整个案件的文书送达、庭前调解、证据认定、裁判结果大包大揽，而作为合议庭成员的其他法官只是在庭审时合议案件，更有极个别者干脆合而不议。比如只在庭审前匆忙翻阅案卷或者连案卷也不参阅而直接参加庭审，在案件评议及裁判结果也是毫无实质内容的同意承办人意见。这种模式下的案件合议模式实质上已经异化为一人庭或者说合议庭已经被严重虚化了。合议庭虚化不仅丧失了其本应有的、发挥集体智慧的优势，也排除了其合议庭成员之间分权与相互监督的功能。笔者以为应当让合议庭的运作实体化，让最熟悉案情的合议庭成员充分尽心尽责，明确其权责利的分配以便完善裁判文书的签发审核链。
1、在合议庭的外部运作上，将领导对裁判文书的签发审核权还权于审判长或合议庭，完善文书签发审核链。合议庭的实体化在外部上主要是将行政领导对裁判文书对签发权还权于合议庭，因为业务庭长和分管院长作为行政领导往往不参加案件的庭审与评议，无法及时掌握案件的具体情况和特殊问题，其发表意见的权威性也就值得拷问。另外，作为行政领导的业务庭长、分管院长因为行政事务繁杂及长期不从事一线审判工作而生疏于审判工作也不适合对裁判文书进行签发。因而笔者注重在裁判文书的签发审核上，应当将文书的签发审核进行内容与形式的分离。对于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等涉及案件实体性内容应当主要有合议庭的审判长审核签发，对于重大疑难复杂的个别案件可以将审核签发权上提业务庭长或分管院长把关。
2、在实体化的内部机制上，也可考虑将案件的事实审、法律审、证据审进行分离并分别配置给合议庭成员，最后由案件的具体承办人汇总相关意见草拟裁判文书交由审判长签发审核。这种案件审判权的三分法通过对审判权的分割以促使合议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监督与制衡，有效地避免了合议庭被虚化为案件承办人的 “一人合议庭”。比如在案件评议上，应当先由非承办法官发表意见最后由案件承办人出具最终意见。通过这种技术处理唤起合议庭成员的责任意识，或避免承办法官的意见对其他成员造成先入为主的偏见或者合议庭非承办成员以意见同意承办人意见敷衍了事。
3、完善裁判文书的生产流程，强化对司法辅助人员的考核。首先，要加强裁判文书的电子化，即杜绝手写裁判文书再交由文印人员输入电子版本，这样循环往复地校对文稿不仅大大增加了文书的生产流通环节，容易引发信息失真而增加不必要的错误；而且过多的循环往复也是对司法资源的严重浪费不利于司法的经济和高效。因此笔者以为作为实际承担文书校稿和格式复核的书记员及文印人员等司法辅助人员也对文书质量的影响不可小觑。其次，在考录环节上，加强对司法辅助人员法律常识和语言文字能力的考察，并多开展在职培训教育以保证裁判文书整个生产工艺中所有成员在文书校对、格式复核上的基本素质达标，并形成相互监督的制衡机制。
（五）加强裁判文书的说理性，提高裁判文书的可接受性。
“诉讼和体育比赛的一个差别是，法官裁判胜负需要陈述理由，体育裁判只作结论，不谈理由，法官之所以有资格判决输赢，是因为他们能够提供判决理由；体育裁判也有自己的理由，只是体育规则本身比法律规则简单、明确，裁判需要当场宣布因而没有时间陈述理由。” 说理是司法裁判的生命所在。说理是法律所应具备的理论品质，亦是司法不同于武力等其他纠纷解决方式的本质所在。我们很难想象一份堆砌着暴力、强权、强词夺理的裁判文书能够被当事人真诚、心平气和地接受。法官通过叙事实、摆证据、讲道理的温和强制让当事人从心底真正接受判决的正当性，让案件的相关当事人息诉罢访。说理性在裁判文书中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说理首先需要注重公开性、透彻性。裁判文书说理的基本含义是法官充分运用法律规定、生活常识、司法经验、法律方法等相关知识充分进行事实认定、证据评估和法律选择。通过这种认定、评估和选择的司法过程，裁判一步步靠近事实的真相，接近公正的彼岸。这种说理应当全面、充分展示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这种心证既不是秘密的，也不是没有任何约束和限制的。法官的自由心证通过说理在裁判文书中得到全面展示，通过这种心证公开化打消当事人的疑问，能够对裁判的公正度有一个客观的检验标准。在事实模糊或法条竞合、法律漏洞的情形下，法官应当充分运用举证规则、法律推理、法律论证和漏洞填补等法律选择方法演绎案件的裁判过程，充分展示法官的自由心证过程。
2、裁判文书的说理应当注重全面性和针对性的统一。在全面性上，主要体现法官对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和所提交的证据进行一一确认或否决。对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证据，法官不能抱着暧昧的态度不置可否，既不确认也不否决，这种不可置否的司法裁判当然无法当事人信服。对于当事人所提交的证据是采信还是不予采信，法官还需要用适当的论证或充分的理由说明而不是避重就轻敷衍了事。针对性主要指法官不是是说所有的裁判都必须长篇大论地进行反复论证和罗嗦，而是要针对案件的具体情况，努力做到 “因案而异”。要对当事人争论激烈或重大争议的事实、证据进行有重点的针对性阐述并以一事一议为宜，在最后进行综述性的表述法院的立场和观点。而对于案情简单、事实清楚的案件，法官也无须无病呻吟地循环叙述、重复论证。笔者不赞成篇幅越长就是说理越透彻、越明朗。笔者以为说理应当结合案件的具体情况繁简得当，论证清晰即可。另外对于调解书，只要当事人内心的真实意思表示、合意达成，法官不需要大篇幅地进行说理和论证。
3、在强化司法公开的背景下，裁判文书的说理还应当从裁判文书外入手，从“书外”加强说理性。书外说理，主要是以裁判文书附件的形式将其他不宜写入文书但又与案件相关内容附在判决书或裁判主文的后面，将那些不宜写入正式裁判文书但又与案情相关、案件当事人利益相关的内容以附件的形式附在判决主文后面，这不仅有效地保证了案件当事人的知情权，推进司法公开，也有利于将保证裁判文书作为国家正式司法公文的严肃和权威。裁判文书的附件主要指案件特殊处理的政策背景、量刑要素表、法条引述的全文及就案件本身发出的司法建议书等不宜写入判决主文的内容。现行判决书判决所援引的法条往往只有相关的条款项而无具体的内容或法条全文，一方面很不利于读者的查找和翻检，另一方面对于法律懵懂的当事人，让其自己去查找相关的司法解释或从众海量的法条库里去检索相关的法条也非一件易事，而法官在裁判文书主文后附上相应的法律条文，则是举手之劳。（作者单位：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
第五篇：政治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其构成要素有：①意识形态；②施政绩效；③社会价值；④民主法治。
二、政治权力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1、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会降低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从而削弱政治合法性。
2、腐败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一大危害，是动摇执政根基的危险因素之一。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有：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公务员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低下，法制不完善。
3、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心态不够平和，如果政治权力运行不规范，就很容易诱发仇富仇官心理，影响政府施政能力，侵蚀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三、解决政治权力对政治合法性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
1、规范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
2、完善协作机制，扩大政治参与。积极适应人们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
3、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4、加大反腐败力度，形成科学有效的反腐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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