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检察职权修改相关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检察职权修改相关问题的思考

关于对《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中检察职权修改相关问题的思

考

摘要：

检察职权是组织法修改的重要方面。从检察职权的发展运行状况，围绕各职权具体权能的科学配置，组织法应在检察职权的相关方面进行规范和完善。

关键词：检察院组织法；检察职权；修改完善

《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以下简称组织法）是构建我国检察制度的法律基础，是开展各项检察工作的重要法律依据和原则指导。其中，检察职权的科学设置是组织法修改的核心内容。由于历史的局限和立法固有的滞后性，现行组织法关于检察职权的规定与目前检察机关实际履行的职权存在很多脱节之处。改革和完善检察职权应当通过对组织法相关条款的缜密设计和合理整合建立检察职权的科学体系。

目前检察职权主要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批准和决定逮捕权、刑事公诉权、诉讼监督权以及其他职权。对检察职权的修改应主要考虑以下方面：

一、关于职务犯罪侦查权

职务犯罪侦查权是检察机关的一项重要职权。组织法第五条第（二）项规定：“对于直接受理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组织法应当依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职务犯罪侦查职权的表述应相应修改为：“对于法律规定由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以及其他人民检察院认为需要由其直接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进行侦查。” 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密切相关内容，亦应纳入组织法的修订当中。为便于检察机关了解和掌握行政执法信息，拓宽案件线索发现渠道，加强对行政执法环节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应规定构建检察机关与行政执法机关的信息共享机制；从提升侦查效能、及时打击犯罪角度，将职务犯罪案件的监视居住、取保候审和刑事拘留的执行权赋予检察机关；立足职务犯罪呈现的贪污贿赂与渎职侵权犯罪相互交织的新特点，检察机关应成立职务犯罪侦查局，统一行使职务犯罪侦查权等，通过立法上的保障，推进职务犯罪侦查权的充分行使和进一步完善。

二、关于批准和决定逮捕权

组织法在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这里的逮捕应是批准逮捕，但却没有“批准”字样。对决定逮捕权组织法则未作规定，为此应在修订时加以完善。

2007 年最高检下发了《关于省级以下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由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逮捕的规定》不含省级人民检察院立案侦查的案件，须报请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这是一项保证检察机关自行侦查案件逮捕质量的重要举措。该规定下发后，实际上基层检察院已没有了决定逮捕权，仅市级以上检察院才有权行使这一职权。在我国，逮捕意味着羁押，它是剥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人身自由的一种最严厉的强制措施，因此逮捕所承载的责任和风险是相当大的。为保证逮捕质量，最高检制定下发了《审查逮捕案件质量标准》，要求各级检察机关在办案中要严把逮捕条件，加强对羁押必要性审查，使我国的审查逮捕制度不断走向科学化和规范化。目前，在逮捕权行使上存在的问题主要是：检察机关作出批准逮捕决定后，公安机关可以自行变更逮捕措施。尽管按照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将变更逮捕措施情况送交检察机关备案审查，但此时检察机关如认为不应变更，只能向公安机关发出纠正违法通知书，而这一监督方式又是一种“软性监督”，公安机关认为无变更不当、不予纠正又如何？对此，既然逮捕决定由检察机关作出，变更逮捕措施也应由检察机关审批，组织法应从立法上作出明确规定，赋予检察机关对变更逮捕措施的审批权，以维护逮捕措施的权威性和有效性。

三、关于刑事公诉权

组织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对于公安机关侦查的案件，进行审查，决定是否逮捕、起诉或者免予起诉……”；第（四）项规定：“对于刑事案件提起公诉、支持公诉……”。组织法仅规定了对公安机关侦查案件的审查起诉权，对检察机关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起诉则未作规定，同时“免予起诉”早已废除，应当删掉；“支持公诉”一词含义不清，因为在民事诉讼中也有支持公诉一词，且“支持”的方式亦不相同，建议改为“出庭支持公诉”较为适当。

对完整的公诉制度而言，不起诉、补充起诉和变更、追加、撤回起诉都是公诉权的一部分，而这几项权力在组织法第五条中均未作出规定。对检察机关而言，提起公诉的要求是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但在宣告判决前，也可能会出现需要变更、追加或者撤回起诉的情况，为此《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十章第四节规定了检察机关有变更、追加或撤回起诉的权力。因这些权力的行使已足以影响诉讼程序的进行和案件的实体裁判，因此仅由最高检制定的诉讼规则来作出规定，显然效力是不够的，而应由效力更高的组织法来作出具体规定。在三种类型的不起诉中，需立法进一步完善的主要是酌定不起诉。目前，酌定不起诉因“犯罪情节轻微”不好界定，检察机关在实践中往往掌握较严，因此适用率偏低。从世界范围来看，英美法系国家检察官享有广泛的不起诉裁量权，大陆法系国家基于刑罚个别化原则和诉讼效率考虑，检察官享有不起诉裁量权的案件范围仅限于轻微犯罪，但在行使中普遍受到一定限制。

1、从我国诉讼模式及设置不起诉裁量权的背景来分析，与大陆法系国家较为类似，可考虑借鉴大陆法系国家关于案件范围的限定。在修订组织法时，可将酌定不起诉的刑期范围界定在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范围内，该范围的犯罪罪行轻、罪名确定，实践中办案人员容易把握，这样可以适当扩大检察机关的不起诉裁量权。

2、为更好地发挥公诉权在化解矛盾、促进和谐方面的作用，在组织法当中应当规定附条件不起诉制度。将附条件不起诉的适用主体界定为未成年人是非常适当的。对可塑性较强的未成年人来说，由于设置了考验期，可以促使其主动积极地进行“自我改造”，这对督促、教育其认罪悔过和重新回归社会必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但刑事诉讼法规定的适用刑期范围有些过窄，由于犯罪主体是未成年人，加之又设有考验期限，完全可以比照前面所述的酌定不起诉的案件范围，将其界定在法定最高刑为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范围内，通过扩大适用更好地贯彻对未成年人教育挽救为主的工作方针。

四、关于刑事立案监督权

刑事诉讼法第111条对公安机关应立案而不立案案件开展检察监督作了规定。组织法对立案监督没有作出规定。从司法实践来看，刑事立案监督主要有四种情形：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的监督；对立案以后又撤案的监督；对公安机关立而不侦、侦而不结问题的监督。对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监督，刑事诉讼法已作出明确规定，组织法应吸收这一规定内容。对不应当立案而立案以及立而不侦、侦而不结问题的监督，应纳入到组织法的规定当中。

刑诉法规定了对公安机关监督立案后三个月未侦结的，检察机关可以发催办函，但催办函实际上只是一种“软性监督”。本人认为，从权力制衡原则和保证侦查质量出发，实行检察引导侦查来解决消极侦查问题更为适当，同时将其纳入到组织法的规定当中。引导侦查的方式可以包括参加现场勘验、检查活动、参与讯问、询问当事人和证人、要求侦查人员收集、补充和保全有关证据、参与公安机关对立案监督案件的讨论等等。当侦查人员怠于侦查或有不适当的侦查行为时，可赋予检察机关提出纠正、要求更换办案人或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权力。

五、关于侦查监督权

组织法第五条第（三）项规定：“人民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刑事诉讼法在规定侦查监督权的同时，还规定了监督方式，即发现侦查违法的应通知纠正，公安机关应将纠正情况通知检察院。组织法应吸收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同时对纠正违法的效力作出更为刚性的规定，如规定发出纠正违法通知后，侦查人员拒不接受监督的，检察机关可以要求更换办案人、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等。

除了要增强纠正违法的刚性内容外，组织法还应在以下几方面对侦查监督权予以规范和完善：一是从侦查监督对象的完整性上考虑，除监督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外，也应规定有对检察机关自身侦查活动进行监督的内容；二是赋予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搜查、扣押等强制侦查行为，决定是否批准的权力，以更有效地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三是法定的侦查监督仅限于事后监督，具有滞后性特点，影响了监督的实际效果。

近几年，各地检察机关探索开展的对重特大、疑难复杂刑事案件适时介入、同步监督制度，取得了较好的监督效果，建议组织法可对同步监督作出原则性的规定，从而为司法实践提供立法上的依据和深入探索的空间。

六、关于刑事审判监督权

组织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对于人民法院的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03条规定：“人民检察院发现人民法院审理案件违反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有权向人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同时在第三编第三章“第二审程序”和第五章“审判监督程序”中，分别规定了检察机关对错误裁判的抗诉程序。以上规定都应纳入组织法的规定当中。以往的审判监督主要是事后监督。但近年来，随着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工作的深入推进，量刑建议改革的有效开展，检察机关对法院裁判的预警监督（判前监督）不断加强，在促进司法公正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修订组织法时，应明确赋予检察机关量刑建议权。对检察长列席法院审判委员会制度，应适当扩大列席范围，进一步强化审判监督职能。此外，为强化对死刑案件办理的监督，保证死刑案件办案质量，应对法院办理的死刑案件开展同步监督、对死刑复核程序开展检察监督，对此在组织法修改时也应给予重点关注，以维护司法公正，切实保障人权。

七、关于民事审判、行政诉讼监督权

组织法第五条第（四）项规定的“对审判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是承接“对刑事案件支持公诉”，指的是刑事审判监督，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监督并未作出规定。

《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规定，检察院有权对民事审判活动和行政诉讼开展法律监督。组织法在修订时应将这两项监督内容纳入其中。由于《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对检察监督的规定过于原则，使检察机关在监督实践中，在监督范围、途径、方式等方面，都缺乏明确法律依据支持。

为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推进依法行政，维护司法公正，人民检察院作为法律监督机关，除保留现行法律所赋予其对民事审判和行政诉讼活动实施监督的职权外，组织法应当赋予检察机关提起公益诉讼的职权，增加“对于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民事、行政案件，代表国家提起诉讼”的条款。

对检察机关民事行政监督权的配置应作出相应修改：一是从强化诉前监督角度，赋予检察机关对涉及国家利益和重大公共利益的民事案件的公诉权，以及督促起诉、支持起诉权。二是从强化诉中监督角度，规定检察机关可通过发检察建议、纠正违法通知书等方式，对审判过程开展同步监督。三是从强化诉后监督角度，明确规定检察机关的抗诉权和提出再审检察建议的权力。此外，对民事执行和民事调解监督、调阅审判卷宗材料的程序等方面，均应作出相应的规定，切实改变目前民行检察相对薄弱的状况，从立法完善方面为民行检察工作拓宽监督空间。

应新增检察机关对部分行政行为实施监督的职权。从依法治国的理念和保障人权的角度出发，一切涉及公民人身自由的处分均应由司法机关作出决定或者经过司法审查，均应为相对人提供正当的程序保障和适当的权利救济。因此，应将此类行政处罚措施纳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视野并加大法律监督力度。组织法中应明确：人民检察院“对于限制、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和行政处罚是否合法，实行监督。”

八、关于刑罚执行监督权

组织法第五条第（五）项规定：“对于刑事案件判决、裁定的执行和监狱、看守所、劳动改造机关的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刑事诉讼法第265条规定了对监督中发现的违法情况，检察院应当通知执行机关纠正。组织法应吸收刑事诉讼法的这一规定。目前，相关法律对刑罚执行监督的规定比较原则。从权力配置和行使方式来看，对死刑判决的执行主要是临场监督，对监管场所执行刑罚活动的监督主要依靠日常检查，对刑罚变更执行的监督，既是刑罚执行监督的重中之重，也是加强同步监督的重点环节。立足组织法的修改，对刑罚执行监督权的完善可以从以下环节入手：一是规定检察机关应与监狱、看守所建立信息系统和监控系统双联网，加强对监管场所执行刑罚活动的日常监督和动态监督。二是对刑罚变更执行开展同步监督作出原则性规定，同时规定执行机关有义务提供相应材料以备检查监督。三是刑事诉讼法中规定了社区矫正的内容，与此相适应，组织法也将随之作出相应规定，强化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的监督。

（作者通讯地址：辽宁省鞍山市人民检察院，辽宁 鞍山 114000）

第二篇：关于对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的回复

关于对***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

整改建议采纳情况的回复

***人民检察院：

收到贵院《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检预防建议[2012]05号）后，我局高度重视，专门组织召开局中层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就检察整改建议进行讨论研究，及时分析研究存在问题、制定整改落实方案。经会议研究，现就检察建议采纳情况及整改情况回复如下：

你院提出的第一项“完善征迁相关规定”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建议内容，我局将予以采纳。

整改情况：在今后征迁项目中，我局将会按照国家、省市相关法律法规和市政府相关征迁文件及征迁项目内容，因地制宜制定符合本地实际情况可操作性强的征迁方案，明确界定公共利益范围，让被征迁群众明白征迁项目的意义及征迁项目的利益构成，降低被征迁群众的抵触情况，减少暴力拆迁的发生，最大限度提高政府公信力度。

你院提出的第二项“健全征迁工作机制”中第一条和第二条的建议内容，我局将予以采纳。

整改情况：在目前征迁办公室职能机构的基础上，优化职能设置，完善规章制度，对各项目拆迁负责人及拆迁人员明确

分工，责任到人。谁实施的拆迁项目，谁长期负责；谁签订的拆迁补偿协议，谁负责到底；并将此项内容纳入干部职工评优晋职考核内容，切实保证各项征迁基本工作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你院提出的第三项“建立预防工作机制”的建议内容，我局将予以采纳。

整改情况：一是进一步完善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机制，加强法律法规学习和警示教育，提高干部法制意识，并督促全体干部职工自觉遵守职业道德，依法正确履行职责，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坚决杜绝贪污等违法行为。二是规范权力运行，建立惩防保障机制，严格完善有关的规章制度，做到依法管理，依法办事，有效预防。并开展征地补偿款发放情况隐患排查，及时排除违纪违规风险点。三是严厉惩处违法行为，增强法纪威慑力。完善信访综合协调机制，畅通举报渠道，探索信访监督新途径，使群众积极参与民主监督，震慑违法违纪人员；贯彻落实《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大力查处有影响的违纪违法案件，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增强党纪政纪的严肃性，对涉嫌犯罪者，依法及时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在此，感谢贵院在建议书中提出的良好建议，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将在现有相关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完善；并在检查机关的监督、指导下通过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大力度，努

力杜绝违纪违法行为的发生。

二○一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第三篇：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对检察改革的思考

内容摘要：检察改革应当是目标明确，方法得当。检察机关在面对社会舆论批评时，检察改革更应冷静、沉着，在浮燥之下实施的改革，往往导致的检察工作成本不断增加，改革的效果却不能缩水。

关键词：检察改革思考

对检察制度科学、合理的改革是民主和法治推进，人民群众司法需求日趋提高的必然要求，是解决检察制度滞后，并不断提高司法服务质量的有效途径。对现存检察制度进行改进和革新，旨在通过合理、科学的扬弃，保存现有制度合理的因素，抛弃不合理因素，引进具有时代特点的先进因素，使制度在贴近现实的基础上，为时代更好服务，让我国检察制度充满生机与活力，不断走向完善与健全。当前的检察制度改革应当紧扣“检察工作怎样科学发展”这一命题，围绕建设公正、廉洁、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积极稳妥地推进。笔者结合具体司法实务就当前检察改革谈一些不成熟观点，抛砖引玉，以期斧正：

一、当前检察改革从四个方面进行

近年来，检察改革内容丰富、成果丰硕，对这些改革成果进行分类，检察改革主要围绕四个方面推进。

（一）政治方面，进一步加强党对检察工作的领导。这是检察改革的前提和背景。政体服务于国体，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内容和形式方面的一个科学命题。一个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是为国家的阶级统治服务。因此，检察改革在宏观上必须保证党对政法工作的强有领导，微观上要保证检察权运行中，党的领导不被削弱，确保检察权更好服务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检察机关恢复重建30年来，始终遵循这一基本原则推进改革，确保检察工作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关系政法工作的成败。” 通过检察改革坚定干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增强干警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理论认同、感情认同。自觉增强建设、捍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自觉性、坚定性。

（二）使命方面，充分行使好法律监督权，确保监督力度。《宪法》赋予检察机关的是法律监督权，其内涵是要求检察机关在国家政权所辖之处，保证国家法律的统一和正确实施，这是检察机关的政治使命，也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从现行检察制度改革的意义和规模看，使命方向的改革是重中之重。通过检察改革，不断提升监督能力，加大监督的力度，确保在法律授权范围内，监督在横向和纵向上得到拓展，最大限度将法律赋予的权力行使到位。通过改革找准检察机关的宪法定位，落实好“强化法律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的检察工作主题。在使命方向的改革主要从两点进行：一是完善，即针对不适应形势发展需要的司法理念和体制、机制进行改进；二是创新，即针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缺失，从司法层面进行大胆的探索。着力增强法律监督能力，便于检察机关敢于监督、善于监督，更好的担负起维护公平、正义的重任。

（三）质量方面，确保检察权的公信力。权力是一柄双刃剑，失去监督的权力就可能被滥用，从而导致公信力的丧失。在司法实践中，检察机关紧紧围绕“建设高素质政法队伍，是做好政法工作的组织保证”的基本要求，切实加大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改革、建设，不断提高自身免疫力，增强拒腐防变能力。对检察权 1

运行加大事前监督、防范力度，防止检察权因人的异化而越轨，真正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净，以更高的标准、更严的要求、更加有力的措施，全面加强检察队伍建设，确保严格、公正、廉洁、文明执法。近年推出的不诉、不捕备案制，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等制度，就是从检察权最为敏感、人民群众最为关注的焦点入手采取的一系列内部监督措施，其实质就是从制度上保证检察权高质量行使，切实增强公信力。

（四）程序方面，确保检察权以看得见的方式运行。现代司法提出，不但观注结果，更要观注过程。不但要结果的公正，还要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公正的结果，这是对司法活动规律不断深入认识的结果。虽然程序的公正，并不必然导致实体一定公正，但是可以最大限度防止实体不公正。在一个看得见的公正程序下即使存在不公正的实体，随着人们的理性思维提高，其产生的负面影响会逐步缩小。由于权力是最容易引起暇想的空间，在一个不公正程序下产生的实体，谁也无法感受和评价他是否公正。因此在程序方向透明度上进行的改革，是检察权质量和公信力的保证。这方面的改革有检务公开，不捕、不诉说理制，人民监督员制度等。

观检察改革的四个方面，互为一体，政治方面是前提，起着纲举目张的作用，使命方面是落脚点，是检察机关存在的价值基础，质量方面与程序方面是两翼，起着保障和保证作用。保障是为法律监督的力度服务，保证是防止权力异化、越轨，为监督质量服务。

二、当前检察改革中存在的不合理及消极因素

（一）检察改革存在被动、滞后现象。随着人民群众法制意识提高，思考问题能力增强；科技发展，互联网使用，媒体监督力度加大。这些因素综合作用，一旦检察权运行存在问题，批评的声音随后就会跟上。这种批评既包含着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的关注和喝护，也包含着对检察权如何进行有效监督的期望和质疑。人民群众及社会各界对检察权的正确行使以及进行有效监督的广泛关注，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检察改革的动力和源泉，也正源于此，检察改革往往是在一种被动状态下推进。为了尽快释放舆论压力，有的改革显得仓促，思考不够深入，导致个别改革举措的出台缺乏前瞻性，可持续性，存在痛头医头，脚痛医脚，治标不治本，甚至被理解为为应对舆论呼声的暂时性措施。如针对捕后不诉率过高，推出不诉率限制措施，是在对不诉原因调研欠深的状况下进行的改革。依法不起诉是法律赋予检察机关公诉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检察机关依法终止诉讼程序的决定权。从司法实践看，捕后不诉的原因是多元的：有法律的变迁，旧法入罪，新法出罪，按从新兼从轻的原则不诉；有批捕时从宽条件不具备，捕后当事人受到教育，积极履行应尽的义务，取得受害人谅解，从宽的条件具备，从有利于社会矛盾化解，依法兑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作不诉。在原因未找准，片面理解数据反映的内容，匆匆推出措施，会及大制约改革效果。导致某些改革，虽然缓解了社会舆论压力，但无助问题的解决，还让工作变得被动，进一步给舆论留下暇想空间。

（二）部分改革成本加大，效果缩水。笔者是基层检察院侦查监督科负责人，深刻感受，每一次涉及侦查监督的改革，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有的改革出现 “成本加大，效果缩水”。从高检院公布的有关办案业务工作数据显示，基层检察院承担80%工作量，基层检察院大都为办案所困，疲于办案，另一方面还有办案之外大量工作等待开展。就以侦监科为例：需要开展立案监督、介入引导侦查、增捕漏犯、监督侦查活是否违法等，还要准备目标考核和规范化建设资料，办案

之外的工作名目繁多。而基层检察院因人员断档，在业务部门工作的人员是精简再精简。一方面是人力资源短缺，人员补增困难，甚至为兼故其它工作还要进行精简；另一方面是工作量不断膨胀，人员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这导致改革的效果不断缩水。缩水因素有二：一是无法顾及办案之外工作，好的工作措施难以执行到位，取得好的效果；二是一些不成熟的改革措施又增加无谓工作量，进一步加剧基层院工作质和量之间的矛盾。如近期推出的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制度改革，该制度在设计上，没有为下级侦监部门设计审查时间，要求下级侦监部门提前介入和报送前进行审查，下级侦监部门审查意见与侦查部门的提捕书同步报送，明显悖逆诉讼的发展规律。运作的结果是侦监部门的审查意见书粗糙，不能为上级的审查批捕发挥基础性作用，工作量增加，效果缩水。

（三）部分改革虽然牺牲了效率，但公信力并未上去。办案质量是检察工作生命线，而公正和效率则是检验办案质量的两条主线，公正是办案质量的本质属性，是公信力的保证；效率是办案质量的时效要求，确保公正得到及时实现。公正是要将真象弄清，必然需要时间，在司法实践中，二者往往表现为排斥。但是公正是第一位的，不能以追求效率，牺牲公正。失去公正，公信力就会受到质疑，检察权存在的价值基础会受动摇。效率必须建立在公正基础之上，是公正的效率。因此二者之间存在矛盾时，往往采取牺牲效率保证公正。在检察改革中，应当说也秉承这一原则。在一些改革中，虽然加入了繁琐的程序，以牺牲效率保证公正，但实质效果并不佳。以人民监督制度为例，这一制度是为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自侦案件检察机关“一揽包干”，解决谁来监督问题推出，是为提高公正的公信力。暂不论该制度运行实际效果，单从今年又推出自侦案件逮捕权上提一级，就说明以人民监督员制度来应对舆论和专家质疑谁来监督自侦案件的问题不是很成功，仍然没能消除人民群众对自侦案件检察机关“单干”，导致监督可能会处于真空状况产生的顾虑。再拿自侦案件中，查处一定级别的干部要向同级党委汇报制度，这一制度设计本是要在党委领导下，加大反腐力度，可在一把手信念动摇，服务意识减退的地方。却出现腐败越来越深刻，人民要求越来越强烈，干群矛盾越来越突出，可是检察机关查处职务犯罪却难有作为的怪现象。这项制度设计是以权力约束权力，在看到权力积极的一面时，忽视了权力消极的一面，导致一个权力独大后，增加其走向对立面的可能性。从而造成本加大，效果不佳。

三、如何提高检察机关改革的质量

要想提高检察改革的质量，就得从宏观上明确检察改革的目的，从深层次的原因着手，结合人民群众对民主和法治意识的认知度，循序渐进推进检察改革。改革要在《宪法》原则下进行，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扬弃。改革的最终目的是建立一个在党强有力领导下，法律监督力度大，监督质量高，自身清正廉洁，群众公信度好的检察机关。在检察改革上，应注意四点：

1、既要把握好改革的政治方向，又要防止权力临驾法律之上。党的领导是检察改革必须坚持的政治原则，一切改革都是在有利于加强和改进党对检察机关领导下进行，离开这一原则，改革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但是在坚持党的领导下，也要防止变异权力利用检察机关临驾法律之上。近年来，出现了重庆“彭水诗案”、安徽省阜阳市颍泉区“白宫书记案”等一系地方党委书记利用领导权指使检察机关打击异已，办错案，甚至有意的办冤案，虽最终在舆论压力、高层观注下得以纠正（虽然说是少数，可能存在以偏概全）。但权力扩张、滥用的结果让人胆战心惊。因此，加强党的领导，对一些不合理制度进行再审视，让其变得更加合理。在检察机关接受地方党委的领导上，既要看到该制度积极的一面，对潜在消极性也不能忽视。在该制度的设计上，应当全面考虑，在确定地方党委对检察机关的领导权实现下，又要对领导权划出鸿沟；既保证党的领导权到位，也要防止变异的领导权越位。建立的是在党的原则下，法律范围内的服从体制，而不是屈于权力的盲从体制。防止权力在一个地方翻来覆去越轨侵权，这不仅是为了保障人民利益至上的实现，也是对权力行使者的保护。

2、正确面对舆论，冷静进行改革。

没有最好的制度，只有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从而不断完善的制度。因此，面对社会舆论质疑检察机关存在的问题，既要重视，也要正视。在针对问题进行改革时，要冷静，防止面对舆论急燥，在调研不深的情况下进行改革。应当深刻分析原因，在分析问题透，找到的问题准的前提下，系统的、有深度的进行改革。要坚决防止今天改革，明天推倒的现象发生。事实上检察机关存在的一些问题，关键不在检察机关，而是体制不完善，立法瑕疵所至。这种情况下，通过检察机关小改革，无济问题解决，其结果是工作量无谓增加。如当前人民群众对判决不公反应比较强烈，而检察机关审判监督又极为乏力。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不是检察机关不监督，而是立法瑕疵导致无法监督。《刑法》规定量刑幅度过大，量刑情节过于模糊，连审判机关都认为准确量刑是司法上的“歌德巴赫猜想”，系统内都难于把握。在这样的法律背景下，作为从体系外进行监督的检察机关，怎么开展有力的监督，需知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必须是以“法”服人。因此当立法一旦完善，可操作性增强，监督的力度会得到及大的改善。

3、将改革后的办案成本列入改革方案的评价指标之一，考虑改革后干警工作的量与工作精力相适应。现行的改革是，每一次改革的推出，就是一次工作量的增加，改革在设计上，将干警的精力建立在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理想模式上。这种只观注“物”，而忽视“人”的改革，与唯物主义是相悖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推出的改革，当干警精力无法胜任时，改革设计的制度只能挂在墙上，写在纸上，无法落实到行动上，改革就会变成文字游戏。实质上，越繁琐的程序未必就是越好的改革方案。以中国历史上王安石改革和张居正新政为例：王安石方案精致，但繁琐；张居正方案粗糙，但简单。而结果是张居正成功，王安石失败。有学者分析，原因就在于过于精致必然难于执行，环节多必然难于监督。这就如越精密的仪器越易出故障。

4、要在程序透明度的改革上下真功夫。透明度是防腐良方，也是提高检察权公信力最有力的载体。透明度可以有效破解人们对检察权片面暇想的空间，树立将问题都拿入透明程序解决的轨道意识。虽然现行体制以及检察工作的特点，完全透明是不可能的，但可以通过权力合理配置，实现透明度与权力之间的平衡。如在不能透明的环节，弱化权力配置，在透明度高的环节，赋予较大权力，实现透明度与权力成正比。

检察改革任重道远，既要吸取西方司法体制中合理元素，又要防止不加甄别的吸收导致被西方司法体制俘虏。在东、西文化的冲撞、激荡中，通过改革，探索出一条中国特色检察制度，这既是历史的机遇，也是历史的挑战。探索道路必然曲折，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是可以理解，也是可以接受的。

参考文献：

1、《宪法》

2、《最高人民检察院十年改革纲要》

第四篇：对股东大会职权及股东表决权行使问题的思考(精)

对股东大会职权及股东表决权行使问题的思考

股东大会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是公司治理结构中需要研讨的问题之一。本文结合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修改草案）》（以下简称《修改草案》）以及外国的立法例，就股东大会的职权及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想法。

一、股东大会的职权

现行《公司法》第103条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如下规定：“股东大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事项；

（三）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事项；

（四）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监事会的报告；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七）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八）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九）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十）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和清算等事项作出决议；

（十一）修改公司章程。”《修改草案》第117条也对股东大会的职权作了规定，除与上述《公司法》103条所列11项相同外，增加了1项：“对公司聘用、解聘注册会计师、会计师事物所作出决议。”

关于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的规定，笔者认为：

其一，从公司法理讲，股东大会作为股份有限公司的权力机关，公司的一切重大事项都应经股东大会讨论并作出决议。而上述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进行的具体、列举式规定，都不可能穷尽应由股东大会决定的一切重大事项。另外，从西方现代股份有限公司的发展看，随着股份公司规模的不断扩大，股权日益分散，股份公司为适应瞬息万变的经济情况，出现了股东大会职权弱化和董事会权限扩张的趋势。这表明，股东大会的职权会日益减少。

其二，西方大多数国家都不在公司法中规定股东大会的具体职权。例如：日本在《商法典》第230条之10（全会的权限）规定：“股东全会以本法及章程所定事项为限，可做出决议。”又如：韩国在《商法典》第361条（大会权限）规定：“股东大会只能对本法与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这样概括性规定股东大会的职权既经济又灵活。

其三，公司章程是规范公司内部组织和行为基本规则的文件。股东大会的一些职权完全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加以规范。

鉴于此，笔者主张尊重公司自治，给公司充分的自主权，建议《修改草案》对股东大会职权作灵活性的规定，以下两种方案可供选择参考：第一种借鉴上述日本、韩国等国家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概括性规定的做法，《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以本法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事项进行决议。”第二种借鉴《德国股份公司法》对股东大会职权作不完全列举式规定的做法。该法第119条规定：“股东大会的权利（1）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章程中所规定的特定事件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

1、任命监事会成员，只要他们不是需要委派给监事会的，或者是根据《共同决策法》、《共同决策法补充法》或1952年《企业组织法》作为职工监事成员而被选出的话；

2、结算盈余的使用；

3、减免监事会成员和董事会成员的责任；

4、任命结算审计员；

5、修改章程；

6、筹集资本和削减资本的措施；

7、任命审查公司设立和业务经营过程的审计员；

8、解散公司。（2）关于业务经营中的问题，只有董事会提出要求时，股东大会才能作出决定。”《修改草案》可规定：“股东大会对在法律和公司章程中所规定的事项作出决议，特别是关于：

1、选举和更换董事，决定有关董事的报酬；

2、选举和更换由股东代表出任的监事，决定有关监事的报酬；

3、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4、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5、修改公司章程。”

二、股东表决权的行使

关于股份有限公司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问题，现行《公司法》第106条至108条作了规定；《修改草案》第121条至127条也作了规定。笔者从以下几点谈谈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1、表决权行使的前提条件。无论是现行《公司法》还是《修改草案》都没有对此问题作出规定。笔者认为，按照资本多数决的原则，只有在出席股东大会最低股东人数由法律确定的情况下，股东行使的表决权才能保证股东大会形成决议的效力。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1款规定：“除本法及章程另有规定者外，股东全会的决议，应有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表决权的过半数通过方能形成。”所以，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除本法或公司章程另有规定外，股东大会须由代表已发行股份总数过半数的股东出席，并经出席股东过半数的表决权同意，才能形成决议。”

2、表决权行使的原则。现行《公司法》第106条1款及《修改草案》第121条1款对此作了相同的规定。即：“股东出席股东大会，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笔者认为，上述规定不够完善，应修改为：“股东出席股东大会，除本法和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者外，所持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

3、表决权行使的例外。股东表决权的行使除贯彻每一股份有一表决权的原则外，还有以下几种例外的情况，也应在《修改草案》中进行规定。

（1）累计投票制。这是为在选举公司董事、监事时，更好地体现小股东的意志而设计的制度。《修改草案》第123条对此作了规定。即：“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监事时，可以实行累计投票制。本法所称累计投票制是指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或者监事时，有表决权的每一股份拥有与所选出的董事或者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

（2）限制表决权。对股东表决权的限制，通常是由公司章程作出规定。建议《修改草案》增加限制表决权的相关规定。例如规定：“公司可发行限制表决权股份。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就公司章程规定限制表决权股东不得表决的事项进行决议时，不得行使表决权。”另外，还可以通过公司章程对大股东的表决权作出限制性规定。例如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大股东持有1000股以上的股份无表决权。”以此来限制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

（3）无表决权。关于无表决权的规定《修改草案》只规定了两种情况：A、该草案第121条1款规定：“公司依法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B、该草案第124条规定：“股东大会作出决议时，与表决事项所涉及的企业有关联关系的股东不得行使表决权，也不得代理其他股东行事表决权，但对董事、监事的选举除外。”

笔者建议再增加以下规定：A、为满足投资人利益多元化的需求，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公司发行利润分配有优先权的股份，可由公司章程规定持有该种股份的股东无表决权。”B、由于公司之间相互持股会出现资本虚假或歪曲支配公司等弊端。为克服公司相互持股的弊端，在股东行使表决权方面防止支配关系的歪曲，建议借鉴《韩国商法典》第369条3款的做法，在《修改草案》中规定：“公司、母公司及子公司或者子公司持有其他公司的发行股份总数10%以上时，该其他公司持有的公司或者母公司的股份，无表决权。”

4、表决权的行使方式。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形势，鼓励股东关心公司，积极行使表决权，公司法除规定股东本人亲自出席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外，还应规定其他多种表决权行使方式，以便使股东享有的表决权更好地得以实现。在这方面，现行《公司法》及《修改草案》仅规定了表决权代理方式，即现行《公司法》第108条和《修改草案》第127条作了相同规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股东大会，代理人应当向公司提交股东授权委托书，并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笔者主张，借鉴国外经验，建议《修改草案》增加规定，表决权不统一行使及书面投票和电子投票行使表决权的方式。例如：《日本商法典》第239条之4和《韩国商法典》第368条之2都对表决权的不统一行使作了规定，即股东有两个以上表决权时，可不统一行使。在此情形下，应于股东大会开会3日前将其意旨及理由通知公司。又如：日本《关于股份公司监察的商法特别法》第21条之3规定了表决权的书面行使。即：有表决权的股东在1000人以上的公司，不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依书面行使表决权。另外，日本法务省2003年10月公布的《关于公司法制现代化的纲要试案》就规定了电子投票行使表决权的方式。当然，关于书面投票和电子投票的方式，还需要通过相应的法规或规章将其具体做法予以规定，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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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对教学管理中问题的思考

对教学管理中问题的思考

周二倾听了教研室高主任关于《学校教学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整改建议》及用“组织考后反思”来促进“课堂教学与学的行为改进”。结合我校教师基本情况，以及自己上课的体会，集中分析了我校存在的问题。一是管理经验少工作不到位，学校事务繁杂，不能集中精力进行教学研究，很多工作没有细化，对发现的一些问题不能及时有效的解决缺乏资料的积累。二是教学管理过程化，教师经常疲于过程性资料，没有把主要精力放在课堂的教与学的研究与思考上。三教学经验少，驾驭课堂的能力不足，学生缺乏学习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很多知识没有真正的认识和理解，比如1米到底有多长，95克到底是个什么概念，不能将一袋方便面的重量与95克相联系。针对上述的一些问题，我将结合教师积极思考，认真去讨论，寻求一种切合实际的方法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