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先明神话中蛇的形象与功能的比较
在先明神话中蛇的形象与功能的比较
摘要：
1、蛇对希腊人的影响
2、蛇与希腊的渊源
3、医疗之神亚希彼斯的故事
4、古希腊医学统一的标志也是用蛇来设计的
关键字：神话、蛇、宗教天神、医疗之神亚希彼斯、古希腊医学、蛇杖、统一标志
希腊神话中存在着许多有关蛇类生物的故事，这是因为蛇类影响着古希腊人的生活，并因此被反映到神话故事中去。根据花粉分析调查结果，在古希腊文明进入繁荣期的时候希腊大地上曾经遍布着茂密的森林。并且，在现在因干涸而开垦为耕地的地方，曾经有若干个湖泊存在。在希腊神话形成的年代，希腊大地上到处都是茂密的森林和蛇喜欢的沼泽。因此，古代希腊人会常常在森林和湖畔遇见蛇[19]。不管是“龙”也好，“蛇”也好，它们在希腊神话中往往都是以强大、可怕的负面形象出现。希腊神话不乏蛇怪的传说，比较著名的有美杜莎（Medusa）、九头蛇等；另外神明惩罚人的一个方法也是用蛇，如上述赫拉企图用蛇杀死婴儿时候的赫拉克勒斯、拉奥孔（Laocoon）父子三人被蛇杀死等。这些神话很好地反映出神话形成时期的希腊人对蛇的畏惧，从中亦可以看到当时的人对蛇的危害和威胁缺少有效办法，否则他们就不会觉得蛇如此可怕。
此外，甚至是希腊宗教中的天神，他们也直接或间接地跟蛇有着联系：赫拉派出大蛇去杀赫拉克勒斯、阿瑞斯的儿子之一是条“龙”、阿波罗杀死了大蛇皮通、杀死拉奥孔父子的大蛇也是神明派出的（该故事有多个版本）、雅典娜帮助帕尔修斯（Perseus）杀死蛇发女怪美杜莎等。
由此可见，虽然蛇类的神话形象往往是负面的，但是它们确实深深地影响了古希腊人的生活，并被反映到希腊神话中去，成为神话系列故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医疗之神亚希彼斯
亚希彼斯（Asclepius；拉丁语aesculapius）是罗马神话的医疗之神。他的形象是拿著一支灵蛇缠绕的木棒。为什麼希腊人要将这个标志和医疗扯上关系呢？那是因为蛇每年都蜕皮，向来被认为是恢复和更新的过程。木棒代表著人体的脊椎骨，亦是中脉所在位置。代表著灵量沿著中脉升起时，作双螺旋状向上推进的活动。巧的是，灵量活动的这种双螺旋（do uble helix）形态，与人体遗传基因的DNA分子结构形态极为相似。在古代，特别是设在医疗温泉的医院都把蛇尊为圣物。据说古罗马遭受瘟疫肆虐的时候，人们把化身为巨蛇的亚希彼斯请来，瘟疫立刻就消失了，相关急救站也将统一标志。
象征医疗救护的十字标志，将退出120急救网络。取而代之的是蓝色的蛇杖，蓝色的蛇杖贯于生命之星，寓意救死扶伤。120的一线急救人员和救护车，将全
面换装，无论是救护车车身，还是急救医生、护士的防寒服、反光背心、礼宾服、春秋装，都将在明显部位佩有新标志。
对于急救人员的着装，1997年以前，120急救人员的工作服只是简单的白褂白裤；1997年，急救医生穿上胸前印有“**急救中心”字样的白色夹克衫；2002年，开始将自己的蓝色标志印在衣服上；2003年又对标志进行了更改；到今年年底前，急救中心将完成一线出诊人员的服装更换工作，急救标志也将统一.医疗卫生应急系统应统一标志，包括急救服、徽章、臂章、车辆通行证等，以保障公共卫生应急团队能够在第一时间安全顺利地抵达现场 卫生应急团队能够在第一时间安全顺利地抵达现场
古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阿波罗是两条蛇，在特洛耶战争中帮助希腊人，因为祭司拉奥孔违背他的意志帮助特洛耶人，阿波罗施行报复，便将拉奥孔父子三人咬死。只见两条巨蛇从海上向陆地泅来，那紫色肉冠的头，炯烁如火的眼光，伸吐着的舌头和咝咝的叫声，直奔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它们先缠绕这两个孩子，用毒牙在他们柔嫩的身体上撕咬，痛得两个孩子大声呼叫。拉奥孔持剑赶来救子，它们又在他的身上缠了两圈，巨蛇将头伸过他的头顶，并在发带上浸满毒涎，他试图用手解开蛇身的缠绕，但为时已晚。拉奥孔和两个儿子终于被毒蛇咬死。拉奥孔不仅是侍奉阿波罗的祭司中的叛逆，而且企图泄露天机，警告特洛耶人不要把希腊人的木马搬进城里来。
拉奥孔之死成为古希腊、罗马雕刻家喜爱的题材，罗德斯艺术家阿革珊德洛斯、波吕多洛斯和阿忒诺多洛斯共同创作了一座刻画拉奥孔及其兩子之死的群雕，生动地表现了拉奥孔父子和巨蛇搏斗时痛苦挣扎和拉奥孔和他的两个儿子被“两条可怕的蛇缠住身子撕咬，并且把毒液注入他们身子里去，”情景，这座举世闻名的群雕的摹制品现藏于梵蒂冈博物馆。
阿波罗闯荡世界，为自已寻找建造庙宇的地点，在克利撒镇遇到一条大蛇，大蛇盘成一团守护着泉水，发现阿波罗走近，就张大嘴、发出咝咝的叫声，吐出火焰的舌头，放出令人昏晕的毒气，随后扭动蛇身向阿波罗扑来。阿波罗退到一旁，取弓箭对准大蛇的要害射出有力的一箭。箭穿蛇体而过，蛇妖被射死，阿波罗在这里建造了他的第一座庙宇。
阿波罗射死大蛇妖后非常得意，他嘲笑爱神埃罗斯的弓箭是小孩玩具，埃罗斯用他的金箭射中阿波罗，用铅箭射中仙女达芙涅。于是阿波罗对达芙湿爱的死去活来，而达芙涅恨透了所有的求婚者，也厌恶阿波罗。一次，当阿波罗就要追上她时，达芙涅变成了一棵月桂树，把美丽的脸庞隐藏在浓郁的树叶里，阿波罗从此使用月桂叶装饰自己的弓箭，头发和衣冠，用以寄托他对达芙涅的挚爱。
在希腊神话中，地神盖亚和地狱之神塔塔罗斯结合，生了蛇人提丰，提丰有一百个蛇头，口吐蛇芯，双眼喷火，曾几次与宙斯交战。宙斯招来大力神赫拉克勒斯参战。宙斯用雷电击打蛇人，蛇人用蛇尾紧紧缠住宙斯。最后，在众神的帮助下，宙斯战胜了蛇人提丰，并把他打入地狱。赫拉克勒斯是希腊传说中最伟大的英雄，他是宙斯和人间凡女阿尔克墨涅所生的儿子，婴儿时期受宙斯的第七个妻子赫拉的忌恨，赫拉曾命令这两条蛇来杀死他丈夫的这个私生儿子。两条毒蛇爬进他的摇篮里，缠住了他的脖子，赫拉克勒斯用两手分别抓住了两条毒蛇，把它们捏死。
长大后，他更加神勇无比，赫拉克勒斯建立了十二件功绩。其中第二件就是斩杀许德拉水蛇妖。
水蛇妖住在勒耳那沼泽，有九个头、其中八个可以杀死、而位于中间的一个头不
会死。水蛇妖身躯巨大，异常凶猛、常常危害人畜。赫拉克勒斯奉阿尔戈斯王欧律斯修斯之命去除掉水蛇妖，他和侄儿伊俄拉俄斯驾在来到水蛇妖栖身之处、向沼泽射出神箭，惊醒了蛇妖。蛇妖摆动着九个头，冲出沼泽、滑向赫拉克勒斯，赫拉克勒斯抓住了蛇妖，用大棒猛击它的头，但一个蛇头被打掉，马上生出来两个新蛇头。蛇妖用身体缠住赫拉克勒斯的一只脚，发出怪叫，让它的助手巨蟹来助战、巨蟹用钳子夹住赫拉克勒斯的脚。赫拉克勒斯先用大棒打死巨蟹，又喊伊俄拉俄斯点燃树枝，烧蛇妖刚刚生出来的蛇头烧焦了的蛇头便不再长大。然后，赫拉克勒斯用刀把蛇头一个个砍下。最后砍掉了那个不会死的头，这个头一被砍下，缠着赫拉克勒斯的蛇身就松开了。赫兰克勒斯把那个中间的蛇头埋在路边，上面又压了一块大石头，把蛇妖的身躯斩为两段，又把他的箭浸在毒血里。以后，赫拉克勒斯的箭就带有剧毒，被这致命的箭射中则必死无疑。在希腊神活中，天神乌剌诺斯和地神该亚的儿女们称提坦神，属于老一代的蛇神，人身蛇尾的提坦神地位一度很高，在希腊众神的辈份也很高。其中克罗诺斯是众神的第二代统治者，也是希腊人崇拜的最高天神宙斯的父亲。后来，宙斯和他的兄弟姐妹们联合起来，与他们的父辈提坦神打了一场长期战争，推翻了克罗诺斯的统治，战败的提坦神被送进了塔耳塔洛斯---地的最深处，也被认为是地狱最底层。
在古典前期的希腊人对蛇却抱有一种比较积极的态度，他们相信大地之母盖伊阿是装成蛇的模样，深藏在地下的，因此他们在她的庙宇中供养一条大蛇，用以表示对大地之母的尊崇。他们认为蛇是代表智能和长寿的，是智能女神雅典娜所宠幸的，而且也是“善良之神”阿伽忒迪门的象征之一，人们当时每用完一餐饭之后，都要为这位善神饮一杯祭酒。但在大地上较为干旱的地区，人们的生活不断由于忧虑水的问题而烦扰。在那里的蛇类总是与水神密切相关。
古希腊医学起源于公元前12世纪，由于希腊人一直是一个开放的民族，所以随着向海外移民和发展贸易，古希腊医学汇集了许多民族和地区的医药知识和经验。
毕达哥拉斯是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医学家，他提出生命由四元素——土、气、水、火组成，这些元素的平衡就是健康。四元素论是古希腊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
同古印度一样，古希腊人也受宗教的影响，历经了一段神医学的时期，僧侣们利用被尊为医神的阿斯克雷庇亚在寺院中进行医疗活动。阿斯克雷庇亚神像的形象是手持一根长杖，上面盘绕着一条蛇，这是由于当时把蛇当作智慧的象征。由于古希腊医学在世界医学发展中产生的深远影响，迄今，西医的标记仍然是蛇杖。
古希腊医学发展的顶峰，是以著名的医学家希波克拉底的出现为标志的。从希波克拉底开始，人们抛弃了宗教迷信思想，逐渐地用唯物主义的眼光来观察世界，将医学奠定在临床观察的基础上。希波克拉底是当代西医学公认的鼻祖，他对医学的伟大贡献，使得西方医学终于摆脱了种种束缚，开始走入了正轨。
总之，印度的三体液学说，希腊的四要素，中国的五行，这都是人类对医学世界的最初的朴素认识。正是在这些理论的基础上，现代意义的医学逐渐发展起
来了。
第二篇：浅析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浅析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
人类学一班 郜聪14333010 在中国上古神话中，人首蛇身形象大量出现在各种古籍、文献中，甚至是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伏羲和女娲的本始形象也是人首蛇身。人首蛇身形象从一定程度上讲影射了中国先民对蛇的崇拜及敬畏，同时也反映了人对自我、自然及其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大多为各类神灵及人类始祖、英雄人物。《艺文类聚》卷十一引《帝王世纪》：“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身人首。”晋王嘉《拾遗记》：“蛇身之神,即羲皇也。” 《山海经·大荒西经》郭璞注:“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 《太平御览》卷七十八引《诗纬·含神雾》：“大迹出雷泽,华胥履之,生伏羲。”“雷泽”、“大迹”乃雷神为之。《山海经·海内东经》：“雷泽中有雷神,龙身人头。”而伏羲与雷神确有血统渊源。《山海经·海外北经》：“钟山之神，名曰烛阴，视为昼，瞑为夜，吹为冬，呼为夏，不饮，不食，不息，息为风。身长千里。在无綮之东。其为物，人面，蛇身，赤色，居钟山下。„„相柳者，九首人面，蛇身面青。”《山海经·海内经》：“ 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首蛇身，长如辕，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由此可见，蛇在中国远古先民的精神生活及信仰体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那么，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是如何形成的呢？首先我们需要分析远古时代中蛇的形象。图腾“是一种类的自然物,野蛮人以为其物的每一个都与他有密切而特殊的关系,因而加以迷信的崇敬。”(J·G·FRAZER)2蛇作为华夏民族龙图腾的原始形象，具有成为“集体表象”的潜在趋势。蛇的本体形象为凶猛、灵活，行动迅速，又不避雨水，环境适应力强，生命力顽强。根据原始人思维的具体性，原始人因而对它有恐惧感、神秘感，便敬之如神。蛇的分布极为广泛，适应自然环境的能力极强，既能够在陆地上爬行、攀木，也能在水中游水、捕食，甚至有些蛇类（比如飞蛇）可以通过将身体各部向内凹，使得它得以从树顶滑翔下来。《山海经·中山经》有记载：“。又南九十里，曰柴桑之山，其上多银，其下多碧，多泠石、赭，其木多柳、芑、桑，其兽多麋、鹿，多白蛇、飞蛇。”蛇的生命力极为顽强，不仅由于其超强的环境适应性，而且还来源于其自身凶猛，行动迅速、灵活的特性。这有利于其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得以生存繁衍。并且，蛇的食物种类多样，蚯蚓、蛞蝓、蜘蛛、昆虫及其幼虫、鱼、蛙、鼠、蜥蜴、鸟、兔等均可以成为其捕食的对象。《山海经·大荒南经》中有记载： 121闻一多.伏羲考[A].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詹·乔·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有荣山、荣水出焉。黑水之南，有玄蛇，食麈。”这一方面表明蛇的凶猛，也投影出蛇食物来源的多样性与丰富性。并且一般蛇一次性大量觅食后，很长一段时间都不需要再进行觅食，这与远古时期的先民每日需要为生计而奔波劳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古人生活的自然条件是极其恶劣的，不仅生存空间受到自然环境（气候、食物、水源等）的限制，而且他们还要时刻提防来自各种毒蛇猛兽的攻击，遭受各种疾病的困扰、威胁。古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艰难生存，蛇超强的环境适应能力与顽强的生命力成为古人羡慕、觊觎的超能力之一。蛇身体的柔韧性、可塑性与灵活性也是先民崇拜、信仰的原因之一。蛇的身体柔软，身体的可塑性强，行动迅速、灵活。蛇的广泛分布可将其与自然内的其他事物比较容易的联系起来。根据原始人思维的“互渗律”，蛇的形象与树枝、流水、闪电等的形象相似，可进一步演化为树神、水神、雷神等神灵，进而可与天地万物保持紧密的联系，因而具有沟通天地的能力。蛇的行动灵活、迅猛，这对先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行动迅速、遇到情况灵活多变有利于古人迅速逃离危险及威胁，增强先民的生存能力，增加古人的生存技巧。这也是古人向自然学习，求取自然智慧的见证。
此外，古人对蛇还有强烈的生殖崇拜。《山海经·海内经》中有这样的记载：“有人曰苗民,有神焉,人面蛇身,长如猿,左右有首,衣紫衣,冠旃冠,名曰延维。人主得而飨食之,伯天下。”据闻一多《伏羲考》所释,这里的“延维”的“人面蛇身”、“左右有首”的苗民所祀奉的神明,实即交尾的伏羲、女娲。河南南阳出土的汉代砖墓画像中的伏羲、女娲形象,腰身以上是人形,穿袍戴冠,腰身以下则是蛇躯,尾端亲密地卷曲在一起。3对生殖力的崇拜暗含着对生命力的崇拜，显示了先人对生命的重视与向往。上古时期人类的生产力水平低下，改造自然的能力还比较弱，更多的还在适应自然环境而不是改造自然。恶劣的自然环境给人类的生存造成了巨大的挑战，造成上古时期人类的死亡率高，人口的平均寿命短，因而先民对生殖力具有强烈的崇拜与信仰。先人希望通过以增加人口的方式来增强人类群体对环境的抵抗力。虽然依据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人口的增加未必就是一件好事，但受到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及自然条件的约束，人类试图增加人口也是一件较为困难的事情。
最后，蛇冬眠而醒及独特的蜕皮行为也是古人对蛇崇拜的重要原因。古人把蛇冬眠而醒的行为视为死而复生，这对古人来讲是一件极为震撼的事情。人死不能复生这是一条谁也无法更改的自然规律。但在古人极端崇拜生命力的情况下，古人相信人的肉体死亡，灵魂依旧不灭，依旧残留在这个世界上等待机会重生。这恰和蛇冬眠而醒的行为吻合。人类学家爱德 3常任侠.汉画艺术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华·泰勒在《原始文化》一书中万物有灵论，认为人类宗教起源于万物有灵论。原始社会阶段自然对人类充满了许多未知因素，带有浓厚的神秘色彩，自然往往给人带来灾难与毁灭。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低下，对自然抱着敬畏的心理，进而认为自然的万事万物均附有一个灵魂。人类不能随意打扰其他物体的灵魂，否则会遭到被冒犯的灵魂的报应。生物死后其灵魂依旧不灭，人类必须安抚这些死去的灵魂以免遭到其报复。这在今天的原始社会部落中也能找到类似的行为。人死后也是如此，灵魂依旧存留在这个世界上等待机会重生。蛇冬眠而醒给予人类死而复生的意愿的原始意象解释，客观上折射出古人在残酷的生存竞争中对生命的期望与崇拜。蛇的蜕皮行为可被理解为进化重生。古人面对充满未知与神秘色彩的大自然，在各种自然变化过程中必须及时调整自我行为及方式适应自然环境的变化。蛇经过蜕皮后蜕去陈旧的老皮，获得新的皮肤，摈除了落后的机制，拥有了新的力量，从而更好地迎接自然环境的挑战求得生存。在残酷而复杂多变的自然环境下，人类也希望通过类似于蛇蜕皮的行为获得新生，不断进化发展，不断增强自身的能力与力量，使自己的种族不断生存繁衍下去，并且持续获得新生。
理解了蛇在古人心中重要的价值与地位后，那么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又为何会出现人首蛇身的形象呢？
将蛇作为自己的图腾后，根据原始人思维的“互渗律”，古人又将蛇与自己的祖先或英雄人物联系起来，开始展开对蛇形象的改造工程。全世界的神话人物形象大致都经历了一个兽—人兽同体—人—历史化的过程，闻一多在《神话与诗》将这个过程归纳为:人的拟兽化（兽形）—兽的拟人化（人兽同体）—人形神（人形）。
在《金枝》一书中，弗雷泽将原始人的巫术大致分为两类：“顺势”或“模拟”巫术和交感巫术。人首蛇身形象的出现与“顺势”或“模拟”巫术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古人认为蛇具有超自然的力量，并且渴望从蛇身上获得这种力量。在动机的刺激下，人们便开始模仿蛇的形象与行为，试图通过模仿蛇的形象与行为能够得到蛇超自然力量的赐予。而这又不可避免的融入对祖先崇拜的过程中。古人在崇拜蛇的同时也缅怀、尊崇自己的祖先，这两种信仰在一段时期内同时存在。对蛇的崇拜是相信超自然的力量，对祖先的崇拜是对人自我力量的肯定与赞美。而先民又渴望自身获得蛇的超自然力量。于是古人使蛇的形象与祖先的形象融为一体，改造祖先的形象以期待同时获得蛇的超自然力量与祖先的智慧与能力。
“‘野性的思维’是结构人类学重要的理论根基,其最基础的特征就是‘具体化’的思维模
44D·博德.中国古代神话【A].克雷默编.世界古代神话【C}.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式:初民通过感觉器官对外界进行直观的感受,同时大脑确定所感受信息的属性。但并非把这些属性化归到对世界的整体认识中去,而是把世界不断的具体化,进而将世界分解认识为大量个别事物的集合体,而这些事物又被分解为诸多部件。这样物种概念分解为诸特殊物种,每一物种分解为个别成员,每一个别成员分解为躯体的器官和部分。”结构人类学强调具体化的思维模式来认识整个世界。
具体化的思维模式将人首蛇身划分为认识“人首”和“蛇身”这两个形象。人首象征着人类的智慧，而蛇身则象征着蛇的超自然力量，人首蛇身联系了人与自然，架起了人与自然沟通的桥梁。“‘具体化’的思维模式属于认识过程,但若要创造文化产品还要涉及思维的创造过程,这一过程则基于‘野性的思维’的另一特征‘修补术’式的思维模式。”`修补匠“他的工具世界是封闭的，他的操作规则总是就手边现有之物来进行的。这就是在每一有限时刻里的一套参差不齐的工具和材料，因为这套东西所包含的内容与眼前的计划无关另外与任何特殊的计划都没有关系，但它是以往出现的一切情况的偶然结果，这些情况连同先前的构造与分解过程的剩余内容，更新或丰富着工具的储备，或使其保持不变”。古人生活的自然环境基本是保持不变的，很少有较大的自然环境改变，而人类社会随着人们的劳动、社会分工而不断发展，古人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加深了对自然及人类的认识，并逐渐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整体，不可分割。所以，当自然环境或者人类社会出现较大改变时，原始人思维需要一位神话人物来解释这种改变。这时“修补匠们”就会利用他们通过观察而获得的“具体化”的形象——植物、动物、人类、自然等以及它们的象征意义及相互关系来修补先前的构造，从而合理解释自然或人类社会的嬗变，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修补使古人获得心理安慰，也重新构建了自然与社会秩序，至于为什么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选择人首和蛇身这两个特定的形象，笔者认为，首先，就人首而言，人首是人类智慧的象征，闪耀着人性的光芒，蕴含着人类非凡的想象力与创造力，也暗含人类在抗击自然的过程中自信力的增长。并且，人首的来源多为人类的祖先或英雄人物。这实际上暗示了当时原始社会亲属、群体的出现并逐渐稳固，为之后父系社会的形成奠定了基础。人的身体虽然灵巧，但与老虎、豺狼等猛兽相比，力量、体魄、速度、耐力等都有比较大的差距，缺乏超自然力量。当时人类的技术水平和认知能力有限无法发挥出人类身体的优势。其次，就蛇身而言，蛇各种超自然力量大多表现在蛇身上，并未与蛇头 56
765韩鼎《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2006 韩鼎《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 7【法】列维-斯特劳斯、李幼蒸译《野性的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 产生特别密切的联系。并且，蛇头的形象凶猛、狰狞，包含毒牙（有毒蛇还有毒液），从人类的心理层次分析，人类对蛇头容易产生恐惧与畏惧心理，不易塑造人人敬仰、人人爱戴的神话人物形象。而且蛇的视力极差，听觉迟钝，嗅觉靠蛇头吐信辨别动物在空气中散发的气味，所以蛇头的形象是具有极大缺陷的。最后，随着生产力的进步与发展，古人逐步加深对人类与自然的认识，古人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逐步提高，且逐步发现自己拥有改造自然的能力，也逐步开始认可人类的智慧与地位，因而认为人的智慧高于动物的智慧。《山海经》中出现众多神把玩或驾乘蛇的故事，《山海经·大荒南经》记载有这样一位神：“南海渚中，有神，人面，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曰不廷胡余。”《山海经·海外北经》：“ 北方禺强，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青蛇。”类似的神灵在山海经中还大量存在。《山海经》中甚至还有人玩握蛇和射蛇的记载，《山海经·海外北经》：“博父国在聂耳东，其为人大，右手操青蛇，左手操黄蛇。邓林在其东，二树木。一曰博父。”《山海经·大荒南经》：“有人曰凿齿，有蜮山者，有蜮民之国，桑姓，食黍，射蜮是食。有人方扞弓射黄蛇，名曰蜮人。”这些记载充分表明了人们由对蛇的畏惧、敬畏逐步走向利用、征服，也是古人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改变的见证。
综上所述，中国上古神话中的人首蛇身形象蛇源于古人对自然的认识以及如何处理人类文明进步与自然的关系。最后，蛇丰富的象征意义赋予了这些人首蛇身形象多样的神格。参考文献：
《山海经·洪荒时期的神与兽》黄山书社.2003 闻一多.伏羲考[A].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C].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詹·乔·弗雷泽.金枝（M〕.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常任侠.汉画艺术研究[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2.D·博德.中国古代神话【A】.克雷默编.世界古代神话【C】.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韩鼎《女娲“人首蛇身”形象的结构分析》
列维-斯特劳斯《野性的思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第三篇：中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对比浅析
中西方神话中“神”的形象对比浅析
摘要：中西方神话都是原始初民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源头。但是由于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中西方生产形式的不同，从而导致中西神话思想传统以及神话中的“神”的塑造存在较大的差异。
关键词：中西 神话 英雄与神 理智与情感 生与死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数千年来一直流传着许许多多的神话故事，诸多的神话人物早已深深地刻在我们的心中；而古希腊也拥有着悠久的历史，那诞生了西方最主要的神话传说——古希腊神话。
神话作为远古人类的主要文化形式，是远古人民在面对大自然时，对自然力的形象化解释。它表达了原始时代人类企图征服自然力和支配自然力的愿望。这正如鲁迅先生所阐释的“昔之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1】
神话是原始先民在社会实践中创造出来的，是原始人类对世界起源、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的原始理解，是中西方文化共同的源头，它集中体现了人类童年时代对自然与人生的困惑及征服大自然的强烈愿望，是他们自然观和社会观的曲折反映。所以，神话反映了人类初期的一些意识形态，甚至是“民族精神的最集中、最本色的闪光，是民族文化最悠久古老、最顽强健壮的生命之根，也是民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所在”。【2】
在原始社会初期，自然环境极端恶劣，猛兽出没、毒蛇横行，狂风暴雨、雷电交加，人类就是在这种严酷的环境中慢慢成长的。那时的初民们对周围感到的是恐惧和敬畏，他们不得不群居，靠集体的力量抵御野兽毒蛇，抓捕食物。经历了漫长的斗争，人类取了巨大的成就。这成就是靠人类集体智慧而得来的，但是原始人民总是通过幻想出一个又一个的“神”人，创造奇迹，拯救人类，这也就创造了神话。从而在神话故事里，人类在与大自然作斗争过程中取得的成就，往往就通过一些英雄人物来体现。于是，神便成了人类的教师和救助人类的英雄。这在中西方都是一样的。在中国神话中，伏羲氏作网罟，教民捕鱼猎兽；后稷教民稼墙；祝融以及隧人氏教民用火，甚至连天地和人类自己，都是神的创造，例
如盘古氏开天辟地、女蜗造人等等。在《圣经》故事中，世界和人也都是上帝创造的。而在希腊神话中，许多神也往往是一种完善技艺的代表，或完美能力的体现者, 如阿芙罗狄蒂（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是爱与美的女神，她自己也以美丽著称；厄洛斯（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是爱情之神；缪斯则是九位文艺与科学之神的总称，而许多与人类生活密切相关的自然现象，也都赋予了神性，如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塞冬等。与此对比, 中国神话中亦有海神龙王、雷神雷公、火神祝融等。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鸿鲁正是根据希腊神话的这一特点，概括说，神是“达于完善之境的人形的东西”，【3】
从黑格尔到列宁，都相当欣赏伊壁鸿鲁的这一说法。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引用了这一说法, 并且作了适当的发挥, 列宁读至此处时,则在其边写了一段眉批：
神=完美的人的形象
【4】
这就抓住了问题的核心，神，就是完美的人，是人类自己所创造出来的，而又比人类自己更为完美的人。这一看法既是唯物主义的，也是深刻精辟的。人类创作了神话，人类便把自己的长处、成就、德行，以及在征服自然中的创造力，以及可能的创造性，全部归功于神话英雄。这些神话英雄, 其实就是被夸张了、被美化了的人类自己。拿这个观点来看中国神话，那么，教民使用住房的有巢氏，为民尝百草的神农氏，等等诸神，其实就是在实践中学会建造房屋，学会利用植物和种植谷类蔬菜的人类自己。
尽管中西方神话中的“神”都是“完美的人的形象”，但是由于中西方地理环境的不同，导致了中西方神话主题思想的不同。位于爱琴海和爱奥尼亚海环抱之中的希腊半岛，境内多山少耕地，但它却拥有十分有利的海运和经商条件。这就注定了希腊人必须把眼光投向外部世界才能得到更好的生存与发展。而中国的情况则与此不同，两条大河的滋养，广袤的耕地，形成了中国农耕文化的传统。这种自然经济间接导致了交换的萎缩、交通的不发达以及见识的窄化和探险精神的丧失。另一方面，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使中国的原始农业形态呈现出个体性和分散性的方式，这也就导致了大一统社会结构的形成。也正是这种差异，最终导致中西方神话中“神”的差异，中国的神善德、肩负社会责任，没有个人的情感与个性，是真正地具有“神性”；而西方的神则是个性十足，情感丰富，具有“人
性”。
（一）英雄与神
古希腊神话包括神的故事和英雄故事两个部分。神与英雄的不同之处在于，神完全是虚构和想象，神都是居住奥林匹斯山，与人类同时存在同一个宇宙，但是不同的空间，英雄则或多或少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英雄是会死的，神却长生不老。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神话中没有西方严格意义上的神，盘古和女娲最接近于神，只不过都不是永生的。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例如赫拉克勒斯最终被擢升到奥林匹斯山上，归入诸神之列。中国的神话，主要的都是“神”的故事，而这些“神”，并不像西方那样是完全虚构的，恰似西方神话中的“英雄”，与人民生活在一起，来源于远古人民，很可能就是远古人民中著名的代表，只是被后来的人民神化和夸大化了，就成为了“神”。
在西方的神话，神是占据绝对的统治地位的，拥有着英雄难以比拟的力量和无上的法力。但是却往往有英雄去挑战神，比如赫拉克勒斯就曾夺取天后赫拉的金苹果，杀进冥府救忒修斯，射伤冥王；在特洛亚战争中，狄俄墨得斯射中战神阿瑞斯的小腹，划破爱神阿佛洛狄特的素手，疼得神尖叫而逃。但是，反抗神，几乎都以被神残酷镇压而终结，由此酿成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希腊英雄小埃阿斯因亵渎过雅典娜神庙，被雅典娜击毁乘船，落入海中，但他临死时仍说，即使全体神联合起来要毁灭他，他也要救出自己。卡帕纽斯骄傲地宣称，宙斯也不能阻挡他攻打忒拜城，当即被宙斯的霹雳击毙在城墙上。西瑞福斯因把死神关在地窖里，被打入地狱，周而复始地推圆石上山。这些神话充分表现出敢于叛逆和敢于与神抗衡的大无畏精神。另外，西方的神还掌握着人类的命运。每每都会给世人以命运的征兆，最终无论世人怎么企图摆脱命运，可结果是怎么也摆脱不了最终的命运归宿，从而导致了一场又一场命运的悲剧。无论俄狄浦斯王怎么逃脱，可结果仍摆脱不了弑父娶母的悲剧。这类故事充分体现了神的绝对主导，可以主宰世间一切。
而在中国的神话传说中英雄与神是从没有冲突的，相反，是神绝对地牺牲自己, 奉献自己。盘古完成天地开辟之后，以自己的双眼化为太阳与月亮，四肢与头化成五岳，血脉化成长江与黄河，毛发化成山林草木，肌肉化成泥土，筋骨化成金石，身体上的寄生物变成人类。《山海经》中有女娲之肠化成十神的记载。
英雄与神的关系，曲折地反映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古希腊神话中向神挑战、反抗神的故事，暗示了人与天、人与神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反映了西方人敢于战胜自然、征服自然的决心和毅力。而盘古、女娲化育万物的神话体现出远古中国人对人类、自然万物、天地、神灵之间和谐关系的理解, 是中国“天人合一” 人文精神的最初体现和哲学依据。
（二）理性与情感
中国的神是崇高的，是真正具有“神性”的；而西方的神，则是世俗化的，跟普通人一样，情感丰富、有个性，具有“人性”。
中国神话中的英雄和神一般都是爱人类的，愿意为人类牺牲或作出贡献，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忘记个人的利益和得失。如：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神农尝百草、盘瓠杀敌护国、后羿为民除害，上射九日而下斩长蛇；禹体恤百姓，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等等。中国因为地理环境的限制和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很早就形成了一种国家组织关系，成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尽管在初民时期并不十分凸显，但农耕社会的封闭意识使这种关系有所滋长，远古的神乃至后来的王侯国君，都是“子民”的家长，他们重视群体意识，他们在为人民“造福”的同时也把他们组织成为群体机器上一颗颗零件，人民也习惯和依附于这种“呵护”，从而使得“家”的观念也就根深蒂固。
相比较而言，希腊神话中的神和英雄们，往往更具个性，他们拥有和凡人相同的欲望、私利、欢乐和痛苦，他们追求的更多的是个人物质、肉体和精神的享受, 而不是超越人类、造福人类。乌拉图思为确保永久的统治想把自己的孩子重新挤入母腹，该亚唆使最小的儿子克罗诺斯用镰刀把父亲切斩致残；普罗米修斯盗窃天火后，宙斯不但惩罚了普罗米修斯本人，还通过潘多拉的盒子把一切灾难降临人间，并且灭绝了人的希望。
另外，在希腊人看来，爱情是美好的，他们十分推崇爱情，于是神话中就有这样的故事：赫拉、雅典娜和阿佛洛狄特争要金苹果，宙斯要她们找特洛亚王子帕里斯评判。三位女神找到帕里斯，都答应给他好处，赫拉许他成为最伟大的君王，雅典娜许他成为最伟大的英雄，阿佛洛狄特许给他天下最美貌的女人，帕里斯就把金苹果判给了阿佛洛狄特。希腊神话甚至对那种为了满足一己之私欲, 不顾他人，不顾集体,乃至损人利己的感情行为也不加指责。神赫利俄斯之孙女科
尔克斯公主狄亚，热烈爱上了阿耳戈英雄们的领袖伊阿宗，帮助他取得了金羊毛，为了追求爱情和幸福，她背叛父母，杀死兄弟，逃离家园。提修斯不问希波吕忒同意与否，便把她抢到雅典成婚，引发了阿玛宗人同雅典的战争，也不被认为是劣行。希腊神话中的英雄大多数是私生子，是奥林匹斯山诸神到人间寻欢作乐的后果。他们自己惹出许多风流韵事，留下私生子，对此，还引以为荣。在中国神话中，很难看到对英雄们的爱情生活的描写，他们注重小节，不存在乱播情爱种子的现象。中国神话中甚至很少有女性英雄，与希腊神话中众多的女性英雄相比，她们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风采，更不能任意放纵，嫦娥抛弃丈夫奔月被人嘲弄，巫山神女被视为淫奔之女。中国神话中没有爱神, 如果阿佛洛狄特不幸生在中国，那么她早就会被打进万劫不复的无底深渊。
希腊神话英雄具备人类的思想感情，有爱有恨，有七情六欲，喜怒哀乐，甚至好嫉妒，爱虚荣，希腊神话更像“人话”。中国神话英雄不食人间烟火，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注重品行与德操。他们没有性格，在他们身上唯有神圣的光圈和纯洁的品性，人类只有顶礼膜拜，从这个意义上说，倒是中国神话是名副其实的“神话”。
（三）生与死
所谓人生就是生和死，从怎样看待生和死便可以体现出中西神话英雄的差异。希腊人认为享受现实生活就是享受神的恩赐，因此，他们追求物质享受，追求文学艺术的赏心悦目，追求自然与人生中的美。诸位英雄常常集会、宴乐、歌舞、游艺，开展体育竞技和文化社交活动，神话中有文艺九女神、美德三女神、科学之神、智慧之神、喜悦之神, 体现出希腊英雄对文化、科学、知识的多方追求。中国英雄更倾向于对道德的认识，对真、善、美的明辨，和重实用的功利目的。神大概只归为两大类：一类代表真理、正义、有道，一类代表谬误、邪恶、无道。古希腊英雄热爱现世生活，不重视死后的世界，没有世界末日的观念，他们神话中的冥府不那么阴森可怕，人间英雄赫拉克勒斯曾打伤过冥王哈得斯，反映了希腊人对这个神的反感。希腊英雄热爱生命，厌恶仇恨死亡。斐赖城王后阿尔刻提斯替丈夫殉命，赫拉克勒斯到冥府同死神搏斗，夺回了她的生命。阿基琉斯的鬼魂对来访的奥德修斯说：“我宁愿活在世上作人家的奴隶，侍候一个没有多少财产的主人，那样也比统率所有死人的魂灵要好。”在中国神话中，有的英
雄死而化物，如盘古、女娲，对他们来说，死完成了创造人类万物之功，对人类作出了更大贡献，通过死达到了永生。有的英雄死而复生，或者死而有灵，总之获得了永生。这些神话显示了中国人的生死观：生与死同一，死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死是永生的前提条件。对生的厌倦和对死的渴望，流露出禁欲主义和来世主义倾向，与古希腊英雄的享乐主义、现世主义大相径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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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缑广飞.尽显英雄本色—中西神话英雄形象比较.[A].中州书刊,199 【6】李娅菲.人的神话与神化的人—中西神话比较探析.[A].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
【7】周天.中西神话同异论.[A].【8】何文祯.中西神话与中西传统.[A].河北大学学报.1994 【9】龙婷.中西神话及其在文学主题中的呈现刍议.[A].中国比较文学.2007
第四篇：论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故事中女神形象的异同
论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故事中女神形象的异同
摘要：希腊神话女神众多，而中国女神只占少数几个，她们各有各的特点，而且也有相似之处。中国女神和希腊女神有着不同的民族背景，不同的文化。本文就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故事中女神的形象进行了诸多方面的比较，让我们在学习希腊神话故事的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外文化的差异。关键词：中国，希腊，女神，形象，神话
神话，是由人民集体口头创作，表现对超能力的崇拜、斗争及对理想追求及文化现象的理解与想象的故事，属民间文学的范畴，具有较高的哲学性、艺术性。千百年来一直是文人墨客与民间艺人进行创作的不朽源泉，对后世影响深远。神话并非现实生活的科学反映，而是由于远古时代知识水平的低下，人类开始思考与探索自然并结合自己的想象力所产生的。古代中国神话和希腊神话由于文化背景，民族，宗教信仰等的不同，形成了各有特色的神话故事，而神话中的女神则赋予了它们文化和民族中的特有内涵。
希腊神话中有众多女神形象。如大地女神盖亚、智慧女神雅典娜、妇女之神阿尔忒弥斯、爱与美的女神阿弗洛狄忒等等。这些女神的神话故事都体现了她们不同的性格和品质，以及她们超人的本领，为后人做出了很大贡献。
中国神话中的女神则显得单薄而零散，只占神总数量的一小部分第一位就是我们的女娲娘娘。她是华夏民族人文先始，福佑社稷之正神。相传女娲造人，一日中七十化变，以黄泥仿照自己抟土造人，创造人类社会并建立婚姻制度；后因世间天塌地陷，于是熔彩石以补苍天，斩鳖足以立四极，留下了女娲补天的神话传说。女娲不但是补天救世的英雄和抟土造人的女神，还是一个创造万物的自然之神，神通广大化生万物，每天至少能创造出七十样东西。她开世造物，因此被称为大地之母，是被民间广泛而又长久崇拜的创世神和始母神。中国有名的女神还有嫦娥，她是上古时期天帝帝俊的女儿、后羿之妻，神话中因偷食大羿自西王母处所求得的不死药而奔月成仙，居住在月亮上面的广寒宫之中。西王母也是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女神，她被尊称为王母娘娘，在道教神仙体系中，西王母是所有女仙及天地间一切阴气的首领。原是掌管灾疫和刑罚的上古女神，现多传为护佑婚姻和生儿育女之事的女神。全真教的祖师。王母娘娘在汉代时成为重要的汉族民间信仰，西王母信仰中包含的长生不老理念也投合了道教对长生的追求。
从女神的形态来看，中国女神大多是非人形的或是半人半兽形的。在《楚辞·天问》里曾提到“女娲，古神女而帝者，人面蛇身，一日中七十变。”女娲的形象是与中国当时社会的文化背景有关系的，她的形象蕴藏着一定的文化内涵。然而盖亚作为希腊神话中的地母，她的雕像在艺术家的作品中，也不是一个完整的造型。她的形象被作家描述为，“在佩尔伽谟祭坛的边缘上，盖亚的下半身没在土里，左手抱着聚宝角，高举着右手，她在祈求宙斯宽恕她的儿子们。”由此可以看出，她和普通的凡人并无差别，甚至可以说希腊神话中的神有着形同人体的特点。
从女神的品行来看，中国神话往往突出女神的智慧和忘我精神，赞颂了神话人物对时代的影响，她们的目光不只停留在个人尊严，而是将角度拓展到集体他人的利益中。《淮南子・览冥训》中说:“往古之时,四极废,九洲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滥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翼州,“积芦灰以止淫水”，才使得“苍天补,四极正,淫水固,翼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因而被人们尊为“功劳上达九天，下及黄泉”的慈爱、谦迎、伟大的人类母亲。但是对于希腊人民来说，与中国神话所表现的恰恰相反，他们所崇拜的美德并不是国家、集体的服从，而是个人英雄主义的向往及自我的实现。
从女神的德与智来看，中国神话信仰“孝”、“仁”，而在希腊神话中，她们所认为的美德就是知识。智慧女神雅典娜同时具有美貌和智慧，古希腊人把自己对智慧女神雅典娜的崇拜给予了一座城市，用她的名字命名了雅典娜这座城市，由此可见，古代希腊人民对女神的向往更多倾向于智慧。
从女神的人性来看，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情感丰富，有七情六欲，也有嫉妒、仇恨的心里。如天后赫拉，她生性善妒，对于宙斯婚后的外遇很不满，常利用很多手段打击丈夫的情妇和他的私生子。她曾经将宙斯的情妇卡利斯忒和她的儿子变成熊，在赫拉克勒斯出生时阻碍他，之后又令他发疯，杀死妻儿，因而要完成十二项劳动赎罪。可另一方面，她作为众神之王宙斯的姐姐和妻子，赫拉十分忠诚于她的爱情和家庭。但在中国的神话故事中，女神不仅有美丽的外表，善良的内心，而且还有纯洁的性格。以女娲为例。在商国末期，纣王昏庸，贪恋美色。在一次外出的途中，他进入了女娲娘娘庙，因为看到了女娲的美丽，所以他在墙上刻了一句诗，其中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取回长乐侍君王。也是这一种话让女娲生气无比，于是她招集了狐狸精、玉石琵琶精、雉鸡精，让三妖去蛊惑纣王。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神话故事中的女神是纯洁、不可侵犯的。
从女神在神界的地位来看，中国的女神是受压抑、排斥的。而希腊神话中的女神则有重大事件的决定权。宙斯向赫拉求婚时允诺与赫拉分享自己的权力和尊荣。每当赫拉出行时都伴有雷霆闪电等，众神也因此而尊赫拉为神母，无不禀其旨意而行。希腊人在崇拜诸神时，对男神和女神是报有同等虔诚度的。
从女神的功绩来看，她们有着相同的地方。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希腊，都有着自己的创世神话，对人类的起始都做出了自己想像性的理解。在中国神话汉族的传说中，女娲除了抟黄土作人，繁衍人类之外，还有一个伟大的功绩就是补天。关于女娲补天的传说，《淮南子·览冥训》是这样记载的：“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爁焱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鹰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然而，从这则文字记载来看，女娲补天的最后目的，主要乃是“积芦灰，”“止淫水。”在希腊神话中，雅典娜是一位女天神，乌云 2 和雷电的主宰者，丰产女神，和平劳动的庇护者，女战神。她教会人们驯养牛马、制造车船；她赐予世人犁和耙、纺锤和织布机，因此被认为是妇女劳动，尤其是织布技术的保护者。
总之，古希腊女神和中国女神的不同反映了两个不同的民族，面对不同的地理环境、生存状态，所形成不同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性格的差异。通过对中国和希腊女神形象的对比，可从某一角度对我们的文化精神进行挖掘，并将这种民族文化传给下一代的人们。参考文献：[1]屈原，战国时期，《楚辞·天问》
[2]鲁刚、郑述谱编译，《希腊罗马神话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刘安，汉朝，《淮南子・览冥训》
[4]吴红光，《浅析中国神话与希腊神话二者之间的异同》[J].佳木斯教育学院学报,2011(8)
第五篇：李先明“文学与政治”发表会
“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
研讨会综述
李先国
开幕式
2011年10月15日，由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绍兴文理学院人文学院主办，苏州大学文学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协办的“文学与政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经验与理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绍兴文理学院举行，来自日本、美国，以及中国社科院、中国艺术研究院、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西南大学等研究机构与高校的60多位专家学者参与了会议。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主持了开幕式。绍兴文理学院副校长王建力教授在欢迎辞中介绍，绍兴具有2500多年的历史，现代的绍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一个缩影。因此，今天的绍兴是一个古老与现代并存，宽度与深度并重的城市，绍兴文理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发展前景良好的充满活力的地方高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硕士点建设学科，举办文艺理论会议可以促使该学科加快发展。中国文艺理论学会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朱国华教授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学与政治的联系日益紧密，文学对政治具有强烈的反作用。77岁的我国著名文艺理论家、浙江大学王元骧教授首先指出“文艺与政治是一个永恒的问题”，随后又强调文艺不应该为政治服务、成为政治的附庸，文艺的根本目的是保证“人的自由”，推动社会的发展。王元骧教授精辟的见解为整个会场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在随后的大会主题发言和小组讨论中，专家们围绕“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理论关系”、“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的基本经验”、“中国学界对西方文论的政治化观照”、“从政治角度重释中国现当代作家作品”等话题进行了深度交流与探讨。大会主题发言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一场由浙江大学张节末先生主持，安徽大学吴家荣先生点评。
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陈飞龙研究员
从马克思主义与文化创新角度来谈这个问题。他认为创新能力是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标志，创新是发展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必由之路，而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创新是文化创新的根本动力，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极需坚持马克思主义，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制度创新、抓紧培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创新人才。
而后河北师范大学姜文振教授与日本国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从个案入手阐述了自己关于文学与政治的见解。
1937年日军攻打上海，文化名人与进步青年纷纷出走，追随国民政府走向武汉、桂林、重庆；亦有人走向延安，走向香港。上海的话剧舞台上，主角们也频频出走，奔向远方。然而，绝大多数的人没有走，走不了，甚至有人逆向而来，如王文显、杨绛、张爱玲。
日本国立德岛大学邵迎建教授
讨论了抗战时期话剧舞台上的两类戏，一类是从上海“出走”的作家的文本，一类是“滞留”上海的文本。无论对作者还是文本，都有固定的衡量标准，该标准是二元的，对立的，其文学传统及在政治上的意义都是不同的。
西南大学代迅教授
从中西美学的异同点来看这个问题。认为中西美学尽管存在巨大差异，但并非泾渭分明，而是呈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复杂状况。西方社会始终有着强大的宗教传统，中国社会的宗教观念却历来淡漠。西方思想传统以追求知识本身为目的，中国思想传统则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为旨归。这些因素的作用给中西美学以深刻影响，和西方美学相同的是，中国美学以关注艺术的社会功利性始，和西方美学相异的是，中国美学以艺术的审美伦理化终。
大会主题发言的第二场由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冯毓云先生主持，上海师范大学杨文虎教授点评。先后发言的有深圳大学庄锡华的《激进主义思潮与政治化文论》、上海师范大学陈伟的《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中国社科院吴子林博士的《文学与政治的双重迷失》，以及绍兴文理学院徐扬尚教授的从比较角度作的《毛泽东的“两结合说”与“西方文论中国化”》。深圳大学庄锡华教授
认为激进主义者思维方式趋向于极端，与传统文化讲节制、不逾矩的一派的观点极相牴牾。激进主义虽与儒家温柔敦厚的文化主旨相矛盾，但在中国的历史上绵延不绝。在战争**的年代，中国知识人的普世情怀往往成为培养激进主义的土壤，现当代文艺理论的建设者便是在激进主义的时代氛围中从事自己的学术活动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吴子林博士
认为：“文革”时期的文学理论是在“两结合”基础上形成的，“样板戏”是“文革”时期文艺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的畸形产物，国家凭借其示范机制培养政治信念以实现政治认同；作为“样板戏”创作方法和创作原则的理论总结，“根本任务”、“主题先行”和“三突出”等负载了极左的政治理念，使文艺成了“形式的意识形态”而丧失自身的力量与尊严。
绍兴文理学院徐扬尚教授
比较毛泽东与高尔基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之说，认为毛泽东移植高尔基“两结合说”，解构其二元体系结构而纳入中国文论传统的三元谱系结构，体现其潜意识的“西方文论中国化”意愿。
各位的发言都得到了点评人的肯定。学科处处长魏小琳教授参与了开幕式并聆听了大会主题发言。
下午，各位代表分别在图书馆报告厅会议室和铁成科教馆一楼会议室分组交流讨论。
第一小组发言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上半场由河北师范大学郭宝亮先生主持，武汉大学冯黎明先生点评。
南通大学杨菊博士
以1920年代革命文学论争过程中革命文学家与鲁迅、茅盾等论争的内容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这一时期文学政治化的形成及其策略。
上海交通大学施立峻教授 认为，近年来，学术界对文学自律/他律、启蒙/审美现代性等问题的学术史考察一方面显示了文学审美特性的悖论与现实语境意义，另一方面也打开了文学与政治关系的理论思考空间。他的发言在现代语境中探讨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通过审美交往与对话的视角来重新审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从而摆脱文学自律/他律的二元结构束缚，在现代公共空间的意义上确立文学与政治交往对话的意义与价值。
新疆大学刘志友教授
认为文艺与政治关系属于政治领袖话语。他之所以这样看这个问题，是鉴于一个事实：文艺与政治关系最偏激的话语形式“文艺从属于政治”并进一步发展为“文艺为政治服务”，其源盖出于后来拥有无上权威的政治领袖毛泽东，真正敢于反对或能够否弃这样圣旨式话语的是邓小平，1980年1月，邓明确地说出了“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
云南曲靖师范学院范永康博士
认为1960年代以来的西方文论大规模地政治化了，成为“文化政治”的一部分。中国学界对这种政治文论进行了批判，一是担心文学或文论再次沦为政治的工具。二是指责政治文论对文学性的排斥。三是指明西方政治文论对中国本土问题的遮蔽。除了对当代西方政治文论进行反思和批判以外，中国学者还初步提出了以下几种超越方案：童庆炳设想的“文化诗学”、赵宪章的“通过形式阐发意义”、胡亚敏的“文化—形式批评”设想、吴炫和曹文轩的“文学性的文化批评”。这些超越方案主要谈的是文学的“文学性”与文学的“文化性”如何融通的问题，而对最关键的“文学性”与“政治性”的兼容问题探讨得并不充分，有待进一步的研究。
绍兴文理学院朱媛博士
认为鲍德里亚从符号学的角度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的批判理论。他以符号学改造了马克思的生产理论，以符号价值的论述代替了马克思商品理论中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突显了马克思理论中意识形态批判的重要意义，有力地驳斥了庸俗的唯经济论的马克思阐释者们，在马克思理论的基础上，以马克思批判论为中心，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理论。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一小组的下半场由新疆大学刘志友先生主持，西南大学代迅先生点评。哈尔滨师范大学冯毓云教授
认为，在后意识形态环境下重提“文学与政治”的话题，虽然与学术界的政治冷漠、消费文化遮蔽政治维度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政治”在当代的表现形态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它已以“微观政治”的形态深深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世界，形成一股潜在的潮流，以新的政治手段发挥着微妙的功能。
合肥师范学院赵学存
认为：将文学对政治的关系界定为“想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古代将这一关系定位为“载道”，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它被定位为“从属”。“载道”说与“从属”论都是因为时代的某些特殊原因而产生的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偏差。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各种社会事业部门的完善以及文艺学自身的发展，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将逐渐恢复本来面目。
忻州师范学院刘淮南教授
认为：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的政治功利，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假如将之作为指导创作的理论，无疑不利于文学的发展。而他的《长恨歌》、《琵琶行》等文学价值很高的篇目恰恰是与其文学观念相背离的。
山东大学威海分校李自雄博士
认为，根基于中国政治伦理意义上的形而上学传统的意图伦理是一种一以贯之的精神范型，反映在中国的现代文学本质观念中，也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把文学视为政治伦理意义上的“载道”的工具，由此主导、形成了中国的文学本质观念与西方的不同。
嘉兴学院李瑞明教授
分析了“诗史”观念的政治向度。“诗史”观念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个“士的文学”的脉络系谱，其精神所向是士的身份与志业的自觉。汉儒解《诗》彰显了《诗经》“变风变雅”诗人的典范性意义，诗人要有承担挽救社会秩序的责任，并积极以诗歌创作忧国忧民、参与现实、参与政治。杜甫的“诗史”精神正是这一精神传统的发扬广大与创造性发展，对后世有积极影响，这种影响以白居易、钱谦益、陈衍三人为代表。
绍兴文理学院元培学院何金梅副教授 认为新中国成立以后，当代文学里的母亲形象的塑造经历了三个比较明显的演变阶段，第一阶段的母亲形象往往是政治理想的寄托，女性特征不明显；第二阶段的母亲形象开始向女性身份回归，母性开始被描绘为一种女性的力量；第三个阶段的母亲形象丰富多样，在传统母亲形象依旧被歌颂的同时，还出现了世俗母亲、无爱之母、精神之母等具有解构性质的母亲形象。母亲形象的演变过程反映了新中国性别文化从单一到多元、从无性别意识到性别意识彰显的过程。
南京晓庄学院徐敏博士
结合学界反应对洪子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所反映出来的其学术方法未能一贯到底的问题进行深入思考。认为洪子诚倾向于从时代的情绪、作家意识取径观察文学及人们的日常生活。无论是学术立场、文学立场，乃至伦理立场、政治立场都需要与人以及人的“信仰”结合在一起。
闽江学院肖翠云博士
认为新时期文学批评去政治化策略之一就是从“语言转向”来探索文学的形式美学，逐渐摆脱“文革”时期的政治功利和新时期初的社会功利，突破以工具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分析，走向以本体论语言观为基础的语言审美批评，完成了从文学的政治性向文学的语言性的根本转变。
复旦大学张旭曙博士
中国现代美学是中国启蒙现代性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国现代美学系统的主干与核心是科学理性精神。美学领域里探讨、弘扬科学精神是中国当前现实迫切需要科学精神的折射。
绍兴文理学院刘毅青教授
认为在香港殖民文化统治下，对中国文化的认同能够让殖民地的人民真正意识到自己的文化身份，实现民族觉醒，并能够对后殖民的消费主义进行反省。如同叶维廉的观点，在后殖民语境中，中国传统文化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作为启蒙批判的对象，成为文化启蒙的主体，参与构建后殖民语境下的主体意识。
此外，武汉大学冯黎明教授探讨了艺术自律与市民社会的关系问题，安徽农业大学方国武教授探讨了政治批评的文学性价值建构，上海交通大学张蕴艳博士探讨了公民社会与公民写作问题。
同时，在文科楼，美国诗人Jennifer Boyden女士与河洲文学社成员等诗歌爱好者进行了长达三小时的互动交流。第二小组发言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二小组的上半场由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先生主持，福建师范大学王珂先生点评。
浙江大学张节末教授
认为中国国民性话语的谱系背后隐藏着西方殖民主义话语霸权，而启蒙精英们对此一话语霸权缺乏基本的反思意识。启蒙话语将阿Q形象与农民身份捆绑的话语策略非但没有得到中国农民的认同，相反却意外地成为对中国近代革命主力军的诋毁与污蔑。因此，作为一个文学形象，阿Q固然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却不免是一个失败了的中华民族主义形象，无法在中国革命和现代化的真实历史中提供积极的民族认同。温州大学颜翔林教授
认为“可信”与“可爱”为王国维而立之年关涉于形而上学的困惑，这一困惑内在地构成了王国维的美学范畴，蕴涵着值得探究的思想意义。在后现代以消费活动为中心的历史语境，无论是生活世界、艺术世界还是理论领域，对于可信与可爱的求证都是哲学、伦理学和美学值得关切的问题或命题。
合肥学院许徐
认为：阿英为实现革命文学“力之美”的美学追求，确立了“意识形态定性+感觉情绪鉴赏”的“二元结构”批评模型。这一模型隐含着他在文类学意义上对形式的三重认知，即：形式的对应性、形式的阶级性和形式的成长性。
安徽师范大学江守义教授
在发言中认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文艺批评的基础上，形成了批评的“美学标准”和“历史标准”，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主要继承发展了“历史标准”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演变成文艺政策。文艺政策和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文艺批评之间有联系，但在出发点、批评对象、侧重点和批评效果等方面都存在差异。
苏州大学侯敏教授
认为一部百年中国史，是中国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历史。古老的中华帝国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陷入了政治和文化秩序的危机。如何通过政治与文化的变革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成为转型时期的时代课题。现代新儒家主要从捍卫儒家思想和民族传统文化的角度来宣扬儒学的复兴和发展，他们走的是一条“返本开新”之路。
广东五邑大学凤群教授
注意到晚年的巴金以写散文为主，当时杨朔、刘白羽、秦牧三大散文家的作品因为与政治走得太近受到诟病，此时巴金的《随想录》却表现出对现实政治的极大热忱。但巴金与三大散文家有本质的不同：第一次让当代散文闪烁政治批判的锋芒，复活了五四知识分子丢失已久的灵魂，对被政治扭曲的“自我”的无情地批判。
大会分组发言的第二小组的下半场由苏州大学侯敏先生主持，温州大学颜翔林先生点评。
苏州大学刘锋杰教授
在发言中集中描述1990年代末以来的文学再政治化的基本类型及其生成策略，展现“为文艺再正名”的理论面貌与基本内涵。第一种类型由陶东风、赖大仁、李建军等一批中青年学者所构成。第二种类型以陆贵山、王元骧等人为代表。“重建文学的政治维度”的策略一是里应外合，一者从反本质主义出发，另一者从本质主义出发，合力解构审美论。二是寻找政治的合法性成为迫压文学表现政治的基本手段。这对于一些论者来说，不是出于自觉的选择，就是无意识的流露。三是从文学所处身的外在环境的角度看文学。刘锋杰教授认为，从“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可以推导出“文学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接着再推导就出现了“文学的性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不能简单地说文学只拥有审美本质，因为文学的性质既然与社会关系总和相关联，那么，文学的性质就是多重的、系统的而非单一的、排他的。从“人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可以推导出“文学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接着再推导就出现了“文学的性质是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因此，关于文学性质的定位，其实应当由这两个原理来支撑，既考察它对社会关系总和的表现，也考察它对社会关系总和的选择，并且正是选择创造了文学的特有性质，使文学成为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有事物，成为“文学个体”（区别于伦理个体、宗教个体等），并进而成为“文学主体”（区别于伦理主体、宗教主体等）。
安徽大学吴家荣教授
认为鲁迅对“左”倾文艺思想的批判以30年代初为界，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鲁迅重在对创造社、太阳社一些同志极左思潮的匡正。后一阶段鲁迅对极左文艺思潮的斗争，除了在“左联”早期纠正“唯物辩证”创作方法的偏颇外，主要是对后期左联宗派主义，关门主义的批判以及对托派的斗争。
上海政法学院祁志祥教授
对蔡元培进行了形象解读。身处急遽变化的中国近现代转型时期，蔡元培一身兼具多重社会角色。他不仅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而且是现代知识分子和杰出的学者。作为社会活动家，他扮演的是民主革命家、现代教育家的角色；作为现代知识分子和学者，他以启蒙思想家、美学美育家著名于世。
福建师范大学王珂教授
认为改革开放30年，政治思潮及政治生态影响了新诗诗潮及新诗生态，新诗一直承担着介入中国社会生活的政治责任，政治性是30年新诗的重要特征。
牡丹江师范学院尹传兰博士
认为：20世纪60年代初文艺界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对“大跃进”的激进文艺路线实施退却的“调整”政策。新桥会议、广州会议、大连会议三次文化调整会议使政治对文学的重压在某种程度上开始松动。通过译介外国文论、反“题材决定论”、反对文学与政治的简单依附和从属，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文学的“特质”，避免了政治对文学的过度干涉，肯定了创作者的主体性。
浙江传媒学院赵思运教授
认为延安整风成为延安时期乃至20世纪中国历史非常重要的分水岭，此前此后的鲁迅艺术学院的精神风貌迥然不同。由于20世纪30年代的延安社会是典型的现代兵法社会兼战时军事共产主义模态，鲁迅艺术学院等院校的性质是政治规约高于文化传承，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具有独立精神的学术人才，而是培养更好地服务于战争的工具，审美观念崇尚朴素、自然，不事雕琢。
浙江万里学院周兴华教授
认为1959年在全国范围内进行的《青春之歌》大讨论可谓文学批评上的奇观。参与者持有相同的理念、采用相同的评论语式，但面对同一部作品却产生了观点上的强烈冲突。冲突的根由表面上看是双方对文学有不同的理解，但参与者悬殊的身份地位又使这种观点冲突变得不再单纯。批评活动折射出了工人与知识分子在那个特定年代的地位、心态与相互关系，从中既可以看到特定年代政治与文学间的特殊关系，也可以看到超越于批评本身的心理内涵，对现实颇具启示意义。
南京晓庄学院赵国乾教授
认为，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语境中，文学同“审美”以及“意识形态”的关系是理解文学本体问题的关键。探讨文学同“意识形态”以及“审美”的关系，其最基本的理论参照应为马克思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在当前的文学理论建设中，从整体上把握马克思文艺意识形态学说对于我们理解文学同审美和意识形态的关系具有重要作用。
大会提交的论文还有：
温州大学马大康教授
对文学理论的重新政治化持审慎态度。在提交的论文中，他认为自己并非反对文学理论的文化政治转向，相反地以为这个转向很有意义，只不过强调这一转向要慎重，它需要一个前提：即独立的立场和自己的脑袋。
扬州市邗江区宣传部高磊博士
认为《讲话》是毛泽东为强调适应“全新中国”的政治构想所推出的“全新文学”的构想。作为一个政治性的文本，《讲话》的最终指向是通过创造“全新文学”培养“全新的人”来建立“全新中国”，它集中体现了毛泽东的乌托邦意识。
上海理工大学薛雯教授
在提交的论文中梳理了“文学主体论”论争中对于文学与政治关系的不同认识，认为“文学主体论”进一步扩大了文学与政治相区别的层级，即文学具有充分的主体性，使得文学能够并应该独立于政治之外，形成了对于政治的新的超越关系。
徐州师范大学李金梅博士
提交的论文通过详细分析张艺谋电影，力求从客观的角度探讨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前期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中期的靠拢以及后期的颂扬；并进一步深入分析影响张艺谋电影意识形态变化的社会文化及其心理原因。闭幕式
15日下午5：30，在绍兴文理学院图书馆一楼报告厅举行了本次会议的闭幕式，由绍兴文理学院的刘毅青教授担任主持。来自武汉大学的冯黎明教授、来自福建师范大学的王珂教授分别代表小组作交流汇报。
经历了文学是否工具的论争、文学主体性的论争、文学“向内转”的论争与文学语言批评与文体研究的提出及实践四个阶段的发展后，1980年代的文论界形成了以审美、形式、语言、向内转、纯文学、非功利、文学自身等构成的主导话语体系，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再受到追捧与热议，文学去政治化成为主导话语。从１９８０年代末起到今天，随着外在文化语境的转变，文学去政治化的主导话语逐渐被文学再政治化的主导话语所取代，其间又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１９８０年代末到１９９０年初的第一阶段主要由反对去政治化的单一声音构成，１９９０年代中到1990年代末的第二阶段主要由引进西方的文化理论及反思去政治化的声音构成；２０００年初到今天的第三阶段主要由如何重建文学政治维度构成。比较来看，去政治化是对文学审美性质的全面肯定，而再政治化也就显然是对这种审美性的反思甚或反拨。在再政治化的整体思路的支持下，文学与政治关系研究跃上了新台阶，也产生了新成果。
南京大学汪正龙教授在闭幕式最后总结陈词中指出，本次会议研讨会内容丰富，各位代表交换了不同意见，共同探讨了许多学术问题，也激发了更多的对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重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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