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第一篇：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孙立平：“过程－－事件分析”与对当代中国国家农民关系的实践形态

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

——欧文•斯通《梵高传》

下面的三个研究，都是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考察。这三个研究所选择的案例和分析的角度，都各自不同，但却在面对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当前中国农村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互动关系，或者说是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要说明的一点是，在这些研究中采用了一种共同的研究策略，即“过程--事件分析”。应当说，这些研究的进展过程以及所获得的研究结论，特别是对上述三个行动主体互动关系中那些微妙之处的洞悉，更进一步说由此获得的对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和把握，与这种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的使用是有直接关系的。因此，在本文中，我们先来简要说明“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然后来讨论在这三项研究中使用这种策略所得到的一些独特结论。

一、面对社会生活的“隐秘”

在最近的几年中，我们一直在从事有关农村的研究。尽管没有正面面对一般人们称之为“农村基层政权”或“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但这些研究却往往与上述问题有着或是直接或是间接的关系，同时也由此接触到一些有关这一问题的经验材料和学术界已经积累起来的研究成果。然而，所接触到的这些材料，特别是在实际田野研究中所形成的种种感觉，在我们的头脑中逐渐积聚成一个巨大的谜团。几年来，我们时时被这个谜团困扰着，由此也就产生一种冲动：如何解决这个谜团？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和解决这个谜团？

这个谜团在最直接的层面上表现为一个古典而现实的问题：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更具体地则表现为一种悖论，就中国目前农村中国家的存在状态而言，结构特征与效能之间存在的明显的不对称性。即它的组织结构特征与它能够做到的事情之间，存在一种明显的不对称。而在这个悖论的后面，则存在一系列需要解释的现实与理论问题。让我们从解释这个谜团入手。

尽管现在也有人试图将“自主性”、“农民的非正式反抗”这样的概念引入对改革前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理解，2而且这样的解释也确实可以增进对当时农村社会生活更为全面的解释，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是相当严密而有力的。这种严密控制的基础，是总体性的国家制度和以集体经济为基础的人民公社体制。然而，我们都知道，发生在80年代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以及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面貌和运行的方式。国家制度的改革正在逐步消褪着过去无所不在的总体性特征；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不仅淘汰了过去的集体经济，而且也直接导致了人民公社体制的瓦解。于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出现了，这就是国家在农村的弱化和衰败。也有人将其称之为国家从农村的撤退。换一个方面角度来说，则是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与瘫痪3。对此，无论是在学术研究的报告中还是在新闻媒体上，都有许多的报道。人们由此所看到的是一种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的控制已经相当有限甚至是无力的情景。我们在农村调查时也常常接触到似乎可以印证这种描述的场景。许多乡镇干部或是忙于乡镇企业的经营活动，或是打牌赌博、大吃大喝，或是无所事事、迟到早退；一些村庄的干部说，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开过党支部会和村委会了，甚至村里的主要干部都已经外出打工去了。在1996年，全国第一批整顿的软弱涣散和瘫痪状态村党支部就多达5.5万个（见《人民日报》1996年6月25日）。按说，在这样的组织结构特征之下，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将会失控，国家的意志在这里将会很难得到有效的贯彻和实施。

然而这只是一方面的图景，而在农村社会生活中，我们还会看到同时存在的另外一种图景。即在这样的一种组织结构特征之中，国家对农村社会生活也并没有处于完全失控的状态。更重要的是，国家的意志在农村中仍然基本得到了贯彻执行。4熟悉农村生活的人都会知道，作为国家机构最低一层的乡镇政府要村庄去做的，或者是村庄对农民要做的，主要是定购粮的征收、三提五统款项的收取和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我们可以将这些看作是在农村中国家意志的“最实在”的体现，或者看作是国家控制农村的指标。这些事情对于乡镇而言，是行政任务，而且是最棘手的行政任务；对于村庄干部而言，不但无法从中得到利益，而且要得罪人，并且得罪的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邻；对于农民而言，这些事情无疑是消极的，并且不时发生种种的抗拒活动（在我们所做的定购粮收购的个案中可以明显看到这一点）。应当说，这些工作有着极大的难度5。但尽管如此，就全国的情况而言，虽然在实现国家这些意志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种种的问题（如农民的抗拒和政府的强迫，甚至有的地方出现了逼死人命的事件），但可以说，该征的粮食基本都征上来了，该收的钱基本都收上来了，控制生育的目标也基本达到了。也就是说，国家的意志得到了基本的贯彻和执行。如果说在农村中政府已经处于一种相当衰败的状态，对这种结果如何进行解释？如果我们考虑到这些工作中的难度，就不会将这个现象简单地解释成一个软弱的组织结构在完成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但是，如果反过来说，能够根据国家的意志得到基本贯彻执行的结果，就断言国家在农村中的存在仍然是相当强有力吗？恐怕也不能。因为组织结构的软弱与涣散毕竟是一个相当普遍而严重的事实。

由此可见，无论是组织结构的软弱涣散还是国家意志的有效贯彻，都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也就是说，事实展示出来的是一种双重的情景，而这双重的情景在理论上是相互矛盾的。如果说，从组织结构特征上推断不出如此的绩效结果，那么这种绩效结果是从何而来？反过来说，这样的绩效结果又能够说明组织结构怎样的特征？对此，恐怕很难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而在这个悖论的背后的，实际上是有关改革以来中国农村社会生活中一系列需要回答的理论问题。如在市场体制背景下的小农经济基础之上，取代人民公社体制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农村社会生活基本框架？在这种框架之下，农村的社会生活是如何运作的，农民是如何生活的？村庄还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共同体吗？农村社会是如何进行整合的？谁在支配和控制着农村的社会生活？国家在农村中的作用是怎样的，在什么样的范围内并以何种方式存在？目前的农村是仍然处于国家的有力控制之下，还是成了一块自治的天地？现在的乡镇还能够实现对村庄和农民的控制吗？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实现着这样的控制？农村或者说农民，现在是以一种怎样的方式，与国家发生着联系？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透彻的说明，就不能解释上面的悖论，也很难真正理解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究竟是一种什么样子。

若干年前，当我们在农村中从事其他课题研究的时候，就隐隐约约感觉到，这些问题虽然重要，但确确实实是相当难于回答的。之所以如此，最基本的一点就是，与城市中的社会生活相比，农村中社会生活程式化和模式化程度是很低的。也就是说，缺少一成不变的正式程序和正式规则。在许多情况下，即使存在这样的程序和规则，有时也不会真正起作用。相反，一些重要而敏感问题的解决，往往要采取非正式的方式或相机处置的弹性手段。即使是政府的行动也是如此。举一个例子来说，城市中的税务人员在各个企业中收税的时候，可以使用千篇一律的方法和语言；而你到农村中去看看那些基层干部是如何在农民中收取各种税款的：几乎每人使用的方法和说辞都各不相同（这在我们所做的定购粮收购的个案中可以看得相当清楚）。因此，与城市的生活相比，农村的生活更象是一种“魔术”。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中国农村的社会生活正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过程中，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是处于“正在形成”的过程中，而远不象一个成熟的体制下，社会生活是高度确定的6，这样就造就了更强的不确定性。

这使我们不禁想到法国著名社会学家皮尔·布迪厄的这样一段话，“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对社会的运作进行科学分析。法国一位科学哲学家加斯东·巴什拉说过：‘科学必须发掘隐秘’，这就是说，既然有一个研究社会的科学，它就不可避免地要发掘隐秘，特别是统治者不愿看到被揭露的隐秘”（布迪厄、哈克，1996）。上述的悖论与矛盾，隐藏在背后的种种微妙因素，就构成了我们所正在面对的“社会隐秘”。而且，已有的研究成果在进行这种解释上的不成功（包括国外一些学者的研究），以及我们在力图进行这种解释的时候所出现的无从下手的感觉（更确切地说，是一种已经对其中一些可能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有模模糊糊的感受，但又无法将之纳入分析框架之中的感觉），使得我们不得不去怀疑，我们所使用的研究方法有问题。换言之，那些我们惯常使用的方法对于解释这样的问题是力不胜任的，或者说是不得要领的。

因此，现在问题的关键是寻找一种方法，一种能够将再现复杂而微妙的事情并能够对其进行清楚解释的方法，或者说是一种研究策略。维特根斯坦说，“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转引自布迪厄、华康德，1998。P1）。然而也正如维特根斯坦接着说的，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但是，在进行其他农村生活研究中我们发现，有一种方法可以将这种“微妙性”“连根拔起”，这就是观察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由他们的行动所形成的事件与过程。甚至也可以说，这种“微妙性”也正是隐藏在人们的社会行动，特别是事件性过程之中。这是在正式的结构中、在有关的文件上，甚至在笼统的“村庄”和“乡镇”社区中很难见到的东西。我们将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称之为“过程--事件分析”。而研究的目的，就是对这样的事件与过程，进行叙事性再现和动态关联分析。二“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

农民生活的智慧启发了我们。比如，我们来到一种村庄，研究村民们互相之间的社会关系。我们怎么才能发现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存在于什么地方？一些农民在一起抽烟聊天，我们从中能够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吗？在那种场面中，我们甚至无法看出谁和谁是父子，谁和谁是兄弟；我们能够从村民在互相见面打招呼所使用的称呼中洞悉他们之间的关系吗？也相当困难。我们很快会发现，除了极个别的情况外，人们一般都是以“叔叔”、“爷爷”、“嫂子”、“大娘”互相称呼着，同姓的是如此，不同姓的也是如此，关系好的如此，关系一般的也是如此。从这里，你能够看出他们之间关系的亲疏远近吗？很难看得出来。怎样才能看出他们的亲疏远近？农民自己作出了最好的回答：只有当有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出谁和谁远，谁和谁近。这里最重要的就是“有事情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真正的社会关系才能真正地展示出来。这启示我们，我们的关注点，也就应当放到这种“有事情的时候”。这种“有事情的时候”是什么，就是一种可以展示事物逻辑的事件性过程（俗语说“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当中的“打虎”和“上阵”就是可以展示真正父子兄弟关系的事件性过程）。关注、描述、分析这样的事件与过程，对其中的逻辑进行动态的解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

如果我们将社会学看作是一门科学，看作是一门揭示和解释社会生活那些“隐秘”的科学，那也就可以说，“过程--事件分析”，是展示这种微妙性的一种合适的方式。当然，布迪厄赋予社会“隐秘”更多的是批判的含义。但即使是从纯粹理解和解释的角度来说，揭示社会隐秘也是社会学取得对社会的了解和解释的关键。当我们说这样一类社会现象的微妙和隐秘的时候，至少有这样的几层含义。其一，是不确定性，即在因素与因素之间、事物与环境之间并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联系。其二，是静态结构中的不可见性。而这样的因素很可能就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解释变数。当福柯从正式的、政治含义的权力转向象毛细管一样遍布全身的“日常生活权力”的时候，当布迪厄在以传播知识自命的教育体制中寻找其再生产社会的等级结构的时候，当格尔兹从巴厘岛的斗鸡游戏中破解其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孜孜不倦的努力。正如有人概括的那样，在福柯、德勒兹、瓜塔里有关权力与支配的研究中，人们可以看到，“他们三人都认为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是最重要的事情”（Best and Kellner，1991）。为什么将“支配的微观结构加以理论化”是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就是因为在这里隐含着真正统治的要义，隐含着统治的真正的密码，而这样的要义和密码，是以一种相当隐秘和微妙的状态存在着的。要截获和破解这样的隐秘或社会生活的密码，就迫使人们由宏观的结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宏观的社会结构分析）转向塞尔杜（De Certeau）所说的的“微小实践”（minor practice）(De Certeau 1984)，即一种构成社会生活基础的社会过程。社会“隐秘”往往就隐含于其中。

之所以要采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从方法论上说是由于静态结构分析所存在的局限，这或许可以称之为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因为在静态的结构中，事物本身的一些重要特征，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关联，以及这一事物在与不同的情境发生遭遇时所可能发生的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都并不是前在地存在于既有的结构之中。相反，只有在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这些东西才可能逐步展示出来。而且，常常有这样的这样的情况，一事物究竟在过程中展示出什么样的状态，甚至有时完全取决于有什么样的偶发性因素出现7。这种结构上的不可见性，划定了静态结构分析的边界与局限。“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则意味着，过程可以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解释源泉或解释变项。如果说，从结构到绩效结果，是一种简单的因果关系的话，过程因素的加入，则导致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因果关系。而且从一种更根本的意义上说，它超出了因果关系的传统视野（即动态情境的视野）。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的最基本之点，是力图将所要研究的对象由静态的结构转向由若干事件所构成的动态过程。任何研究策略都不可避免地会涉及到描述与分析两个方面。描述的任务是再现，分析的任务是解释，而描述是分析的基础8。“过程--事件分析”策略的基础，是对于描述方式的强调，即强调一种动态叙事的描述风格。这就意味着，首先需要将研究的对象转化为一种故事文本。这里的关键，是将研究的对象作为或者是当做一个事件性过程来描述和理解。比如，现在人们关心“下岗”问题。静态的结构分析会告诉我们，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总共能提供多少个就业机会，现在的劳动力人口有多少，两者的差额就是失业或“下岗”。而从“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来看，则首先是将下岗看作是一个事件：在公元1990年代，这样的一个地方发生了一件叫做“下岗”的事件性过程，这个过程是由许多更小的事件构成的。然后，通过对这个事件性过程的描述和分析，来揭示“下岗”这样一件事情中那些更为微妙的逻辑和机制。如此说来，这种研究策略收集资料的方式与传统社会学中的个案资料收集方式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这种个案必须是一种动态的由事件构成的过程。这源于我们的一个基本假定，即不同事物或一事物内部不同因素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只有通过事件或过程才能比较充分地展示出来。当然，这并不是说任何的过程和事件都适合作为这种研究策略的对象格尔兹在研究巴厘岛的斗鸡游戏时，使用了“浅层游戏”和“深层游戏”两个概念。“浅层游戏”是指那种小规模的、为了物质性的获取而进行的游戏，而“深层游戏”则是大规模的、以荣誉为目标的游戏（“深层游戏”deep play这个概念是格尔兹从边沁那里借用过来的）。我们似乎也可以将这样的一对概念运用于对广义的社会生活游戏的分类和分析。我们可以说有些社会过程是属于“浅层游戏”，而有些社会过程则是属于“深层游戏”（从不同的角度看，深浅的标准不会是固定的，但就某一个特定的研究角度而言，这种标准则是相对明确的）。能够作为“过程--事件分析”对象的，就是能够真正展示事物深层逻辑的那些过程和事件。

“过程-事件分析”研究策略当然首先是一种看待社会现象的角度或策略，但事实上也涉及到一个更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有关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涂尔干认为社会学是研究社会事实的。但问题是，究竟什么是社会事实，社会事实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而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的使用往往需要与关于社会事实性质的假设相一致。在传统上，人们往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一种固态的、静止的、结构性的东西（在涂尔干那里是一种集体表象）。因而，所采用的社会学研究策略和研究方法，也就必须适合对这样的静态特征进行观察和描述。相反，“过程--事件分析”则涉及到对社会事实的一种截然不同的假设，也就是说，这样的一种研究策略意味着将社会事实看作是动态的、流动的，而不是静态的。在这里也许应当说一说印象派画家给予我们的灵感和启示。人们从梵高的画中能看到什么？最深刻的印象是空气、云和阳光都是流动的。在《梵高传》中，有这样的一段描写：梵高初次接触到印象派绘画时感受到强烈的震动，他领悟了使绘画发生如此彻底改革的一个简单方法。这些画家使他们的画上充满了空气！正是这有生命的、流动的、充实的空气对画面中的物体起了作用。在学院派看来，空气是不存在的，空气只是一块空白的空间，他们只是把生硬的、固定的物体放到这个空间里。温森特瞪着自己的油画，天哪，它们是那么晦暗、阴沉、笨拙、乏味而又死气沉沉。这些新人！他们竟发现了空气！发现了光和呼吸、空气和太阳；他们是透过存在于这震颤的流体中的各种数不清的力来看事物的。他们描绘流动的、透明的空气，按照他们自己的性情、透过他们作画时所置身在内的、被太阳照亮的空气去观察一切，这些人简直象是开创了一门全新的艺术。“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在对待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如同印象派画家将空气和阳光看作是流动的一样，将社会现象看作是流动的、鲜活的、在动态中充满着种种“隐秘”的。

让我们换一个角度，即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的角度，来理解这种“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有学者认为，现在社会学正面临着解释逻辑的三个转变：从单元到情境，从性质到联系，从因果到事件。在社会学中，对于社会互动过程的强调，体现出这样的一种关怀：赋予社会现象以能动的特性，从而克服静态结构分析的死板和僵硬。而在具体的互动过程分析中，也都非常强调“情境”(situation)和“场景”(setting)的因素。然而，我们这里应当注意到，尽管互动理论重视了动态的因素，但他们所说的情境和场景，基本都是共时性的，而缺少时间的与历史的维度。但互动论给我们的启示之一，是单元与情境之间的联系。如果从这样的一个思路出发，我们或许也可以将“过程--事件分析”中的相联系的事件，看作是互为场景或情境的（这里所使用的这两个概念已经与这两个概念的本意有了一定的区别）。不过，这样的情境或场景，不是静态的、共时性的，而是动态的、历时性的。这样，就可以将历史的因素注入到社会互动的过程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过程--事件分析”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对因果关系分析的超越。在因果分析中，存在着一种抽象的因果逻辑，并使这种逻辑具有一种决定论或目的论的色彩。而“过程--事件分析”则强调事件之间那种复杂有时纯粹是偶然或随机的联系。这样的联系并不完全对应一种严格的因果关系。

从这里也可以看出，“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和叙事方式，与一般的历史分析是不同的。换言之，历史分析并不一定是“过程--事件分析”。在社会学和人类学中，也不乏以历史的眼光来对待和描述研究对象的，大到一个社会（甚至世界体系，如沃勒斯坦那样），小到一个社区，或者是某种分门别类的社会现象。甚至是直接描述其历史的进程，以及在不同历史上的演变，抑或是历史的比较分析。但如同我们在这样的研究中每每见到的，这些研究尽管对待的是历史，是历时性的现象，但分析和描述的方式却是静态的。比如在某一个年代或时期社会结构是什么样子的，到了另一个年代或时期又是什么样子的。尽管人们从中可以看到变化，但这种变化并不是过程，并不是通过过程来体现的变化。如同录相机中的慢镜头，或性能不好的影蝶机放出的盗版盘的影象一样，每一个画面都是跳动而停顿的。“情节”是由这些跳动而停顿的画面编织出来的。因此，可以说，这样的历史分析，提供的并不是一种连贯而流畅的过程，其在每一时段上的事件仍然是静态的，展示出来的只是众多静态事件所构成的序列。而“过程--事件分析”，所追求的则是追求一种对事物过程的连贯与流畅的描述与解释9。

三、把国家与社会关系看作是一种过程

这里的三项研究，所面对的无疑是一个相当传统或古典的问题，即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问题（SSR）。在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生活的研究中，这样的理论视角仍然占有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如在Andrew Walder, Jean Oi和Vivinne Shue等人的研究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都是基本的叙述框架。原因在于，在过去二十年间中国农村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转变，实在是一个重大而影响深远的内容。

然而，问题的关键是如何看待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换言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一种静态的结构，还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凝固在有关的正式规则和程序之中，还是存在于有关各方的持续不断的互动之中？究竟是将其看作静态的结构才能更好地了解当前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状况，还是将其看作动态的过程才能更好地获得这种理解？这里的三项研究，由于采取了“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因而不约而同地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采取了这样的一种理论假定：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是动态的、流动的，就如同梵高眼中和笔下的阳光和空气一样。因此，理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特别是理解其中的微妙机制，就应当从这样的一种眼光出发，使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追逐“过程”与“事件”中所体现出来的微妙之处。可以看出，这三项研究都不是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笼统而静态的结构上，而是努力通过对具体的事件过程的分析，来揭示乡镇、村庄、农民三者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孙立平和郭于华的《软硬兼施：----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一文，描述和分析了中国北方一个镇定购粮收购过程研究。当然我们能够注意到，研究者真正关心的并不是定购粮的征收这样一个政策性的问题，研究者所关注的是定购粮收购的过程中，乡镇、村庄和农民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从对这个事件的过程分析中可看出，这三者都介入了这样一个复杂的互动过程。而在这样的一个互动过程中，乡镇干部采取了一种令人们多少感到惊讶的“工作方式”，即将社会中的非正式因素大量运用于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之中。当一个代表国家的乡镇干部，面对一个在中国的乡土文化中享有“倚老卖老的特权”、甚至可以装病装死的老人的时候，已经不仅仅是国家与农民的面对了，同时也意味着一种正式的国家权力因素与一种本土性的文化因素的遭遇。而由于后面一层意义上的遭遇，前者有关国家与农民或国家与社会的那些应有的正式规定，被弄得混乱不清。征收定购粮的工作，就是在这样一种混乱不清的背景下进行的。通过文章中的分析，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本来在国家正式权力中根本不存在的那些非正式因素是如何进入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以及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是如何现实地行使和运作的。定购粮收购过程的案例研究表明，在目前的中国农村中存在一种独特的权力使用方式，即正式行政权力的非正式使用方式。这种使用方式不仅大大模糊了国家与社会的边界，而且也使得国家与社会的互动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如果不能关注这种在动态的事件中才能凸现出来的因素，对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描述和解释就只能停留在一种非常肤浅的和非常表面的层次上。

马明洁和孙立平对燕乡以行政手段推动种植洋香瓜过程的分析，则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还有多大的威力，基层政府和村庄还有多大的能力对农民进行社会动员，进行这种动员的时候使用的何种资源和方式，其动员能力又是何种程度和范围上受到限制。应当说，这是面对了一个许多人都关心但又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燕乡种植洋香瓜的事件，使得我们可以对国家在农村的动员潜能重新加以认识。如同该文的描述所表明的，在种植洋香瓜的事件发生之前，燕乡也大体可以属于“组织软弱”的那种状况。然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却发生了，而且从上面的分析看，这种动员的力度非常之强。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面现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的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大参观”、“换气候”、“万人大会”，就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键性事件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无论出外出参观，万人大会，还是河口村的党员带头，我们都可以从中依稀看到组织因素的作用。这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样的因素，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从整个动员的全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的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状态，是与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并不是先在地存在的，而是不断营造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乡政公司化”这一措施的重要作用。“乡政公司化”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的行政系统转变为强约束、高效率的公司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行政系统中的官员成为高效率的公司中的职员或承包人。

应星和晋军对大河电站引发的移民上访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更为微妙的情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问题化过程”。当由于修建水库而淹没或冲刷了耕地的时候，“问题”本身就已经自然地存在了。但自然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进入“解决的日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访的农民一方，目标是使得由于建电站造成的耕地损失以及由此提出的赔偿要求，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即成为一个被政府承认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在政府一边，则面临的是对问题的接受和以政府的方案加以解决的问题。从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从一般性的反映，到以精英为主导的结构性上访，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追逐。而政府在一开始，是力图以“推诿”的方式否定“问题”的存在，然后是在上访事件的推动下，寻找一次性解决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交织，可以看到国家与农民之间一种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这个研究关注了从消极农民到中央对这一过程的参与，特别是积极农民--上访精英的作用。大河电站上访事件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的，这个事件涉及到从消极农民、积极农民、村庄干部、区乡干部、县政府、地区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个层次，其中很难将这些层次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至少可以归类为受损者（农民、村庄）、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区、乡、县）、责任主体政府（地区）、超越层次政府（省、中央）四个行动主体。这四个行动主体的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损者关心的是补偿、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关心的尽可能的农民利益和“不出事”、责任主体政府关心的是补偿与收益的平衡、超越层次政府关心的是“安定团结”。其互动的过程就更为复杂。

这三个案例，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洞察和启示。首先，如同本节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动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三个个案所展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结构或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动态过程中，静态上可以认定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以及二元双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在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重的二元对位。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一是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人们往往假定，这两个二元是一种重叠对位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是正式的，社会是非正式的。但从上面的三个案例研究来看，这种重叠的二元对位是过于简单化的。在定购粮征收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将本土性的非正式因素纳入国家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而在大河电站的案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农民通过种种的策略，来巧妙地运用政策、政府等本来属于国家的正式因素的。因此，在国家那里，我们看到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而在社会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对正式因素的运用。

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对于前述组织结构特征与运作的的绩效结果不对称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正面面对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结构特征与绩效结果的不对称性问题。在种植洋香瓜的个案中，我们看到进行这样一种社会动员的组织结构性条件是相当不充分的。乡党委书记宋是一个外来人；他面对着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许多村级组织处于一种涣散甚至瘫痪的状态（在1994年的时候，该乡34个行政村中就有7个党支部处于“基本瘫痪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他并没有强迫农民种植什么不种植什么的权力（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力）。然而这里让人感兴趣的，组织结构性条件的缺乏并没有构成对社会动员不可克服的障碍，真正起了作用的是他开启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利用了资源已经有限的行政框架，然后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中，营建了一个行政--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了经营性社会动员的基础。给各村发放参观补助制定种种的奖惩措施使得村级的干部被捆绑到这个共同体中来；带头集资使乡干部与洋香瓜种植建立了一种利益的联带关系；通过整顿班子消除了组织上障碍；而对于农民则恩威并施。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为进行社会动员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创造出来了，一件似乎不可能作成的事情终于作成了。定购粮收购的个案则有所不同。乡镇干部拥有征收定购粮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并且拥有行政权力所赋予的强制手段。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权力却缺少充分行使的条件，而且乡镇干部似乎也并不倾向于频繁而充分地使用这种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国家的正式权力，完成定购粮征收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在定购粮收购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加入进来了，这就是根植于地方性文化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因素。镇里的干部们通过巧妙使用这种本土性资源，使得不愿意交纳定购粮的农民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地位（乡镇干部国家干部的身分和本土性特征，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相当特殊的官员群体）。从这里的三项研究中可以看出，过程本身存在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控制以及国家意志在农村的基本贯彻执行。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状况，只能从其运作的过程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关注这个过程的话，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这就是农民的认同。在定购粮征收的研究中，我们就发现，农村对于国家的税收、定购粮和乡镇收取的其他费用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皇粮国税都应当交”。在其他的地方，农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皇粮国税一分不少，苛捐杂税一分不交”。这也是为这个过程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简而言之，能够解效能的，并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而是过程本身，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目前国家在农村所处的这样一种尴尬的位置，同时从理论上来说，也有助于克服这一研究中一直存在的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视角的对立。对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或多或少地受到两种理论模式的影响，一种可以称之为整体论模式，一种可以称之为本土性模式。前者实际上是一种国家中心论。这种模式表现为：强调党和国家机器的压倒一切的作用，强调正式体制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不承认自主性社会生活的存在；认为不存在独立的社会力量和大众文化，民众是被动的，民众的反抗如果不是没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在压倒一切的党和国家的支配下，社会生活是整齐划一的；变革的动力来自党和国家机器的推动。80年代以前的研究，基本体现着这样的一种理论取向。而本土性模式的形成，最初来自于对整体论理论模式的批判。这种批判由来已久，先是现代化理论的批判，接着是新制度主义和地方性模式的批判。更重要的是，共产主义国家改革初期就充分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改革热情，使人们关注原来似乎被忽略的那些“处于休眠状态的细胞”。于是，新制度主义模式出现。在对于苏东和中国共产主义时期社会生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模式表现出对于如下因素的关注：经济的和社会的因素；相对于正式体制的非正式因素；相对于上层精英的从属群体和大众文化；非正式反抗的作用（孙立平，1997）。而在国内学术界，受格尔兹“地方性知识”概念的影响，则出现了一场“寻庙运动”10。这些学者强调的是独立于国家之外的地方性知识的作用，而这些地方性知识往往是与传统的血缘格局、地方宗教等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样的努力很象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探寻出一个“传统的庙宇”。而几十年的共产主义时期的生活经历，国家对社会的渗透和控制，甚至连国家的因素本身，都不存在了。

这样两种理论模式的问题是明显的。而应用“过程--事件分析”的研究策略来研究当代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则有助于我们克服这两种模式的非此即彼的对立。因为在一种事件性的过程中，无论是国家的因素还是本土的因素，无论是正式的因素还是非正式的因素，无论是结构的因素还是文化的因素，都介入了进来，都融入到这样的一种过程之中。事件和过程所展示的不是某个片面的一方，而是他们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而且，就这些因素的关系而言，在一个动态的过程中，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处于一种不断建构的过程之中。四、一个附带的问题：研究的单位

附带应当讨论的一个问题是，即研究单位的选择问题。

如前所述，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经常给我们提供两种有关当代中国农村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图景。一种是乡土性的画面。在这样的研究中，村庄往往被作为一种自治的实体加以描述，多将其看作是一种相对自治的社区结构。他们强调的是本土性资源对于这种自治性所起的作用。人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田园式的风光。而在这样的描述中，国家的因素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抽离了。这样的村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自治的、传统的、田园式的形象。另一种画面，则截然相反，国家仍然是绝对的控制者，特别是由于集体的历史遗产以及集体的村办企业所形成的经济基础，国家仍然是农村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从这种画面中看到的是，国家的权威与权力的威严。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矛盾和差异？当然有许多的原因，如地区间的现实差异等。但除了这样的现实原因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研究单位的选择。过于强调国家因素的研究往往以乡镇为研究单位，而过分强调本土资源因素的研究往往以村庄为研究单位。

Jean Oi在分析改革前中国农村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时，特别强调了研究单位的重要性。她认为，为了说明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 必须对村庄这一研究单位给予足够的强调。她认为，村庄是处于国家与社会交叉部的一种特有的组织单位, 农民在这个地方从事生活和工作, 收成在这里收获和分割, 农民在这里获得收入和分配的物品, 国家也在这里征购粮食。正是在村庄这样一个舞台上，国家与社会相遇了。因此，村庄（实际她说的是生产队，而与生产队相联系的往往是自然村而不是行政村）是分析当时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合适的单位。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在现在仍然将村庄作为单位来研究单位是最适宜的。这里引用Jean Oi的看法是为了说明研究单位选择的重要性。实际上，正如上面的讨论所表明的，对于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于所得出来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更现实地说，对于当代中国农村的研究，研究单位选择的分野主要是表现在是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还是将乡镇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如同上面的分析所表明的，如果将村庄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所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略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如果以乡镇作为研究的基本单位，当然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和分析，同时也就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两种不同的研究单位选择策略可以考虑。一种承认将其中一种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可能导致的片面性，但力图在多次的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从而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另外一种策略，则是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

而“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选择的偏误，因为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

参考书目：

皮埃尔·布迪厄、汉斯·哈克，1996。《自由交流》。北京：三联书店。

方慧容，1997。“‘无事件境’生活世界中的‘真实’----西村农民土地改革时期社会生活的记忆”。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论文》第1号。

晋军，1998。“‘精英逻辑’与‘灾民逻辑’----对大河电站农民长期集体上访的个案研究”。北京大学社会生活口述资料研究中心《‘二十世纪下半期中国农村社会生活口述资料收集计划’系列工作论文》第2号。

李猛，1996。“日常生活中的权力技术----迈向一种关系/事件的社会学分析”。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毕业论文。

马明洁、孙立平，1999。“权力经营与经营式动员--一个‘逼民致富’的案例分析”。打印稿。

孙立平，1997。“关于社会主义的新制度主义研究”。《战略与管理》，第五期。

孙立平、郭于华，1999。“‘软硬兼施’：----华北B镇定购粮收购的个案研究”。打印稿。

应星、晋军，1999。“集体上访中的‘问题化’过程--西南一个水电站的移民的故事”。打印稿。

Anderson,Benedict,1983.imagined communities.Verso.De Certeau,M.1984.The Practice of Everday life.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Geertz, Clifford ,1973.“Deep play: notes on the Balinese cockfight”.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New York: Basic Books.Inc.中译文为郭于华译《深层的游戏：关于巴厘岛斗鸡的记述》，《国外社会学》1996年1-2期。

Oi, Jean.1989.State and Peasant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Village Goverment.The University Colifornia Press.Nee, Victor and Rebecca Mattheews, 1996."Market transition and societal transformation in reforming state socialism.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22: 401-435.Shue, Vivienne,1988.The Reach of the State: Sketches of the Chinese Body Politic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注释本文的写作，首先得益于笔者与王汉生、沈原、刘世定、郭于华、刘小京等先生的长期共同研究经历和无数次的讨论；在写作前和写作过程中，与沈原、郭于华、程秀英的多次讨论，特别是他们的建设性意见，对于其中一些想法的形成，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李猛、李康、应星、晋军、马明洁也对本文的写作，给予了许多的帮助与启示。特别是张静和李猛先生在讨论中，写出了专门的评论性文章。在此一并致谢。如Victor Nee就认为在人民公社时期农民的社会生活也有相当的自主性，如农民将较多的精力用在自留地上，而且用多生孩子的方式来“非正式”地反抗国家的粮食征购（Nee, 1996）。尽管由于过去人民公社时期的生产大队转变为现在被定位于村民自治组织的村庄而意义发生了一定的变化。我们首先可以将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具体化为乡镇政府（国家机构的最低一层）对村庄（理论上是一个村民自治的组织）以及农民的控制问题以及村庄与农民的互动关系。这种难度从下文定购粮征收的案例中可以看得出来，也可以从马明洁论文中干部所说的“半年种棉半年收”的话中看得出来。对于这一点，沈原先生在讨论中提出过很好的建设性意见。结构功能主义所强调的事实上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对应或对称。然而，在进行这样分析的时候，一个重要的事实被忽略了，这就是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联系，即结构发挥作用的过程。当冲突理论对结构功能主义理论进行激烈批评，并将冲突引进社会的视野的时候，本来可以为过程提供可能的空间，但由于冲突理论过于注重诸如冲突的社会功能、冲突作为社会变迁动力以及在其中利益和价值因素的作用等问题，并没有展示出可能将过程分析纳入其中的潜力。Peter Gay说过，“没有分析的历史叙事是琐碎的，没有叙事的历史分析是不完整的”。（Peter Gay，1974）毫无疑问，对于这些“过程”与“事件”的分析，往往要使用格尔兹所称之为的“深描”的方法。尤其对于社会现象中的微妙联系与逻辑的发现和解释，更是需要这样的“深描”。比如，有一个人到某个机构办事情的时候，遇到了一批熟人。我们可以提一个问题，他先和谁说话，先和谁握手？人们如何据此来判断他与这些人的不同关系？一个完全的局外人，可能根据他说话和握手的次序，得出结论说，他与之最先说话和握手的人，可能是他最好的朋友。而事实可能是，他最后说话和握手的人，甚至没有握手的人，才是他最好的朋友。这里的真正含义是，他最先握手和打招呼的人，可能是与他相当陌生的人，因而也是最需要礼貌和客气的人。而最好的朋友，往往是不需要如此客气和讲究的。如果不能洞悉这背后的意义，即使是进入“过程”与“事件”，也难于取得对社会现象的真正理解。由于本文主题和篇幅的限制，类似的具体叙述与分析方式，不可能在这里进行充分的讨论。这里需要作一点解释的是，不能将“寻庙运动”等同于有关宗教和庙宇的文化研究。相反，一些对庙宇的文化研究，反倒体现出更广阔的背景（特别是国家因素）的关心。如景军博士对西北孔庙的研究。

马明洁和孙立平对燕乡以行政手段推动种植洋香瓜过程的分析，则给予了我们一个机会，使得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乡镇政府的行政权力还有多大的威力，基层政府和村庄还有多大的能力对农民进行社会动员，进行这种动员的时候使用的何种资源和方式，其动员能力又是何种程度和范围上受到限制。应当说，这是面对了一个许多人都关心但又不是很容易解释清楚的问题。燕乡种植洋香瓜的事件，使得我们可以对国家在农村的动员潜能重新加以认识。如同该文的描述所表明的，在种植洋香瓜的事件发生之前，燕乡也大体可以属于“组织软弱”的那种状况。然而，在短短的时间之内，一场大规模的社会动员却发生了，而且从上面的分析看，这种动员的力度非常之强。这使得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在国家的动员能力已经基本丧失的表面现象之下，这种体制仍然具有一种相当强大的动员潜能。只不过，这种动员的潜能要转化为实际的动员能力，还需要其他的条件。动员能力从潜在状态到现实状态的转变，是在一系列的事件性过程中发生的。“大参观”、“换气候”、“万人大会”，就是这样一些关键性的事件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关键性事件并不是凭空发生的，无论出外出参观，万人大会，还是河口村的党员带头，我们都可以从中依稀看到组织因素的作用。这使我们注意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在通常的情况下，某些结构和组织只是作为一种无为的要素而存在，换句话来说，它只是存在着，而并没有发挥什么作用。对于这样的因素，人们往往会忽视它的存在。从整个动员的全过程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动员能力从一种潜在的状态转化为一种现实的状态，是与一种极为重要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这就是一种利益共同体的形成。这种利益共同体并不是先在地存在的，而是不断营造出来的。在这里，我们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乡政公司化”这一措施的重要作用。“乡政公司化”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的行政系统转变为强约束、高效率的公司性结构，另一方面使得原来软弱行政系统中的官员成为高效率的公司中的职员或承包人。这两个方面的转变，对于农村中国家与农民间关系重塑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也许可以将这样的一种动员方式称之为经营式动员。这是一种与改革前的组织化动员截然不同的动员形式，尽管其具有某些组织化动员的外部特征。更重要的是，与组织化动员不同的重要之点是在于，这种经营式动员方式本身就是一个动员能力的再生产过程。从中我们也许可以领悟到，笼统地说当今农村基层组织的动员能力有多大，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甚至影响动员能力的结构性条件，我们也只能作为一种基本的背景来看待。因为真正的动员能力大小，还取决于能否在动员的过程中再生产它，甚至创造它。

应星和晋军对大河电站引发的移民上访事件的描述和分析，则为我们提供了国家与社会互动的一种更为微妙的情景。在这样一种关系中，最重要的是“问题化过程”。当由于修建水库而淹没或冲刷了耕地的时候，“问题”本身就已经自然地存在了。但自然存在的问题，并不意味着进入“解决的日程”。我们可以看到，在上访的农民一方，目标是使得由于建电站造成的耕地损失以及由此提出的赔偿要求，能够成为一个“问题”，即成为一个被政府承认并加以解决的“问题”。而在政府一边，则面临的是对问题的接受和以政府的方案加以解决的问题。从具体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从一般性的反映，到以精英为主导的结构性上访，体现了对这一目标的追逐。而政府在一开始，是力图以“推诿”的方式否定“问题”的存在，然后是在上访事件的推动下，寻找一次性解决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我们通过这两个过程的交织，可以看到国家与农民之间一种极为复杂的互动关系。此外，这个研究关注了从消极农民到中央对这一过程的参与，特别是积极农民--上访精英的作用。大河电站上访事件研究表明，国家与社会的两分法是过于简单化的，这个事件涉及到从消极农民、积极农民、村庄干部、区乡干部、县政府、地区政府、省市政府、中央各个层次，其中很难将这些层次简单地归结为国家和社会两方面，至少可以归类为受损者（农民、村庄）、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区、乡、县）、责任主体政府（地区）、超越层次政府（省、中央）四个行动主体。这四个行动主体的取向都是各不相同的。受损者关心的是补偿、无直接责任基层政府关心的尽可能的农民利益和“不出事”、责任主体政府关心的是补偿与收益的平衡、超越层次政府关心的是“安定团结”。其互动的过程就更为复杂。

这三个案例，对于我们重新思考和理解当代中国农村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提供了有意义的洞察和启示。首先，如同本节的题目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一种动态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这三个个案所展示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结构或状态，不如说是一种过程。更重要的是，在这样的一种动态过程中，静态上可以认定的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以及二元双方各自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模糊和混淆了。在原有的国家与社会的研究中，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重的二元对位。一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一是正式与非正式的二元。人们往往假定，这两个二元是一种重叠对位的关系，也就是说，国家是正式的，社会是非正式的。但从上面的三个案例研究来看，这种重叠的二元对位是过于简单化的。在定购粮征收的个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国家是如何将本土性的非正式因素纳入国家正式权力的行使过程的。而在大河电站的案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农民通过种种的策略，来巧妙地运用政策、政府等本来属于国家的正式因素的。因此，在国家那里，我们看到了非正式因素的作用，而在社会那里，我们也看到了对正式因素的运用。

同时，也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对于前述组织结构特征与运作的的绩效结果不对称的解释。现在，让我们来正面面对我们在第一部分中所提出的结构特征与绩效结果的不对称性问题。在种植洋香瓜的个案中，我们看到进行这样一种社会动员的组织结构性条件是相当不充分的。乡党委书记宋是一个外来人；他面对着多方面的反对意见；许多村级组织处于一种涣散甚至瘫痪的状态（在1994年的时候，该乡34个行政村中就有7个党支部处于“基本瘫痪状态”）。更重要的是，在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之后，他并没有强迫农民种植什么不种植什么的权力（农民有自主经营的权力）。然而这里让人感兴趣的，组织结构性条件的缺乏并没有构成对社会动员不可克服的障碍，真正起了作用的是他开启的一个过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他成功地利用了资源已经有限的行政框架，然后在这样一个框架之中，营建了一个行政--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了经营性社会动员的基础。给各村发放参观补助制定种种的奖惩措施使得村级的干部被捆绑到这个共同体中来；带头集资使乡干部与洋香瓜种植建立了一种利益的联带关系；通过整顿班子消除了组织上障碍；而对于农民则恩威并施。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为进行社会动员所需要的资源和条件创造出来了，一件似乎不可能作成的事情终于作成了。定购粮收购的个案则有所不同。乡镇干部拥有征收定购粮的充分的合法性基础，并且拥有行政权力所赋予的强制手段。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这种权力却缺少充分行使的条件，而且乡镇干部似乎也并不倾向于频繁而充分地使用这种条件。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仅仅依靠国家的正式权力，完成定购粮征收的任务是相当困难的。然而，在定购粮收购的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加入进来了，这就是根植于地方性文化基础之上的非正式因素。镇里的干部们通过巧妙使用这种本土性资源，使得不愿意交纳定购粮的农民处于一种相当不利的地位（乡镇干部国家干部的身分和本土性特征，使得他们成为一个相当特殊的官员群体）。从这里的三项研究中可以看出，过程本身存在的创造性，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体制和组织结构的缺陷，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对农村社会生活的基本控制以及国家意志在农村的基本贯彻执行。也就是说，对于这样的状况，只能从其运作的过程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当然，如果我们关注这个过程的话，还可以注意到一个重要因素的作用，这就是农民的认同。在定购

粮征收的研究中，我们就发现，农村对于国家的税收、定购粮和乡镇收取的其他费用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皇粮国税都应当交”。在其他的地方，农民甚至提出了这样的一句口号：“皇粮国税一分不少，苛捐杂税一分不交”。这也是为这个过程所不可缺少的因素。简而言之，能够解效能的，并不是组织结构的特征，而是过程本身，是作为相对独立的解释变项的过程因素。

第二篇：2014年十大员工关系事件点评与分析

1、3月份，湖南：沃尔玛关店引发工会组织罢工并对簿公堂事件 【事件回放】

3月5日，沃尔玛宣布关闭位于湖南常德的门店，并对原有员工提出相关安置方案——工资补偿买断或去沃尔玛其他地区门店工作。对于沃尔玛提出的方案，包括沃尔玛常德店工会主席黄兴国在内的多数员工并不认可。黄兴国认为，沃尔玛闭店没有提前一个月知会工会，属于程序违法。因此，这些员工要求获得“N+1的两倍赔偿”。对此，沃尔玛中国表示，关店计划均严格遵照相关法律法规，并已“竭力为员工提供多种职业选择”。

4月25日，69名员工和沃尔玛常德水星楼分店工会分别向常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劳动争议仲裁申请。4月29日，常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上述两个劳动争议仲裁申请依法予以受理。5月26、27日，常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对两案进行开庭审理。6月25日，常德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作出非终局裁决，驳回18名员工的全部仲裁请求。其余51名申请仲裁的员工已在之前接受资方的调解方案。

仲裁请求被驳回后，又有部分员工考虑到生计需求被迫与资方签订调解协议。然而，仍有６名员工不服仲裁结果，坚持要求向法院提起诉讼。7月9日，当地法院受理了分店工会及部分员工的诉状。

7月21日，常德武陵区法院以“主体不适格”为由，驳回了员工的诉讼请求。【入选理由】

闭店终止劳动合同，工会组织维权 【劳达点评】

跨国巨头、集体性纠、工会组织维权等因素的汇集，让本案成为观察劳资双方权利纠纷的典型样本。首先，工会带头组织员工维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在我国的劳动争议处理实践中工会组织员工维权并不常见，这与当前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一方面是因为近年来随着社会和经济环境的变化，非公制企业的数量和占比不断增加，这些企业对工会组织存在较大的误解，认为成立工会组织会影响用工自主管理权，可能会干扰企业的正常经营活动，以至于他们不愿在企业中成立工会组织；一方面是当前资方居于比较强势的地位，工会组织迫于压力未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这也让劳动者对工会组织持怀疑态度，不愿意加入工会组织。另外，政府部门及上级工会组织处于考虑社会的稳定、经济发展环境等因素，并不希望工会和劳动者共同与企业进行博弈。基于上述的原因，工会组织在劳资双方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的弱化。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沃尔玛常德店工会组织带头组织维权，具有一定的典型性，通过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我们看到，因为工会的参加，并未发生以往集体性事件中常见的暴力冲突，而是通过寻求法律渠道解决问题，这些积极的作用未来可能会成为我们处理集体性劳资纠纷的重要参考。

其次，企业分支机构用工的法律问题。根据《公司法》第四十条规定“公司可以设立分公司。设立分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登记，领取营业执照。分公司不具有法人资格，其民事责任由公司承担。公司可以设立子公司，子公司具有法人资格，依法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由此可见，总公司设立的分支机构，不具有法人资格，没有独立的法人财产，实践中财产、人事、管理等均有总公司管理决策，对外不能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由总公司承担。子公司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以自己的名义对外从事活动，并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虽然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也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但是却可以作为独立的用工主体与劳动者签订劳动合同。《劳动合同实施条例》第四条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可以作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未依法取得营业执照或者登记证书的，受用人单位委托可以与劳动者订立劳动合同。实践中容易发生争议的是，如果企业的分支机构出现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撤销等情形的，是属于《劳动合同法》中的解除劳动合同，还是终止劳动合同？上述案例裁决结果显示，属于终止劳动合同，但是实践中对此各方仍存在分歧。

持解除劳动合同观点的认为，根据公司法以及其他法律规定，分支机构并非独立的法人不能承担民事责任，虽然分支机构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具备用工的主体资格，但是并不能独立承担劳动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当分支机构被关闭时，劳动合同的权利和义务应当有总公司承担，据此，分支机构关闭应当属于因经济性裁员而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

持终止劳动合同观点的认为，根据《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的规定，依法取得营业执照的分支机构可以作为独立的用工主体与劳动者签订，分支机构在终止营业时应该允许依据《劳动合同法》第四十四条第五项的规定终止劳动合同。

笔者比较倾向第二种观点，既然法律赋予企业分支机构独立用工的权利，那么，分支机构终止经营应当属于劳动合同终止的情形。但是由于分支机构不能独立承担民事法律责任，若分支机构终止劳动合同时不能承担法律责任，应当追加设置分支机构的总公司承担不足的部分，以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利。2、4月份，广东东莞：同是罢工，裕元三万人社保维权，善募康千人要求降社保费 【事件回放】

3月28日，三星在中国广东省东莞市的一家代工厂爆发大规模罢工事件，千余员工求涨薪以及降低被扣除社保金额。

时隔不久，同样在东莞，裕元鞋厂4月14日爆发超过三万人的大规模罢工，范围涉及鞋厂的六个生产厂房。罢工工人要求厂方补缴社保差额、补缴住房公积金和签订正式劳动合同。

【入选理由】 同样是社保缴费问题，劳动者的诉求却完全相反 【劳达点评】

这两起集体性事件均与社保缴费问题有关。同样是社保缴费，两家企业的员工缺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这背后折射出来的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随着《社会保险法》的实施及普及，实践中出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越来越多的企业重视社保缴费的问题，在社保缴费方面走向合法化，但是部分劳动者希望企业少缴纳社保费用，甚至抵触缴纳社保费用；一种是部分企业基于成本的考虑，不愿依法给劳动者缴纳社保费用；但是也有部分劳动者权利意识比较强，希望企业能够依法缴纳社保。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根源在于，随着我国社会保障法律法规不断的完善，劳动者维权意识提升，企业违法成本增加；但也存在着社保费用成本较高，社保转移统筹机制不完善。国务院副总理马凯曾表示：现在的缴费水平确实偏高，“五险一金”已占到工资总额的40%-50%，企业觉得负担重。但是另一方面，现在社保基金收入增长幅度慢于支出增长幅度，这又是一个矛盾。如何去权衡社保缴费的问题，满足各方面的诉求，对政府管理者及立法机关而言，将是很大的挑战。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就员工关系而言面临的问题比以往要更加的复杂，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人们在价值观、思想观、生活方式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劳动者关注的不再局限于劳动报酬，更加关注从工作中获得的体面、尊严、权利是否被企业所侵犯等。加之我国人口红利逐渐消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已经发生深刻的变化，市场供给大于需求的局面也在发生改变，劳动力成本上升成为必然的趋势。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企业而言继续按照简单的法律法规的条条框框来管理员工关系，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企业发展和管理的实际需求，这就需要企业不断思考自身员工关系的管理，探索适合自身需要的员工关系管理模式。3、6月份，上海、厦门：京东、科维彤创搬迁引发停工及群体性劳动争议 【事件回放】

2014年1月，科维彤创（厦门）电子工业有限公司计划搬迁工厂。公司在面向员工的声明中表示，“无法律义务买断工龄”，但为最大限度减少因工厂搬迁给员工带来的不便，愿意为员工提供合理的安置及福利，包括交通补贴、住房补贴等。

工人并不同意该方案，亦无法与企业协商达成和解，遂于2014年2月13日至2014年2月28日期间集体停工。3月4日，该企业以严重违反公司制度为由，单方面对40多名罢工员工解除劳动合同。6月，厦门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对由此引发的赔偿纠纷案作出裁定，认定开除罢工工人的行为违法，须按照《劳动合同法》当中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有关的条款，对罢工工人进行赔偿。

2014年9月，京东上海青浦仓库搬迁至江苏昆山，由于双方对于补偿方面的分歧，约200名员工参与罢工，分成白天和晚上两批24小时堵在仓库门口，京东仓库中的107辆物流车辆以及还未发出的订单包裹被扣留。

【入选理由】

同一样的搬迁，不一样的结果 【劳达点评】

这是两起因为企业场地搬迁导致的集体性劳资争议，但是面对不愿意搬迁的员工，两家企业处理的结果却截然相反：科维彤创对不愿意搬迁员工的处理最终被仲裁委员会认定为违法解除劳动合同；京东对不愿意搬迁员工的处理最终让一场集体性劳资争议逐渐平息。同样的事情，为什么会出现完全不同的结果？ 应当如何理解和适用搬迁涉及的法律问题？

首先，有关企业搬迁的法律理解问题，企业搬迁通常会涉及到劳动者工作地点的变化，根据《劳动合同法》第十七条相关规定，工作地点属于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同时第三十五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劳动合同约定的内容。由此可见，涉及劳动者工作地点的变化应当由企业和员工两者协商以后确定。从案例中科维彤创的声明来看，企业将搬迁理解为单方可以决定的行为，并且认为只要给予员工提供交通、住房等安置补贴，员工就应当服从搬迁，并且认为企业没有买断工龄的法律义务，显然并没有完全理解《劳动合同法》中相关的规定，忽视了搬迁将会导致工作地点的变化，而工作地点作为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发生变化的需要双方协商一致。反观京东，他们对上述法律的规定理解应该更加准确一些，因此京东对外宣传的口径并非搬迁，而是需要对场地进行装修需要员工到昆山工作一段时间。这里又涉及对另外法律规定理解的问题，这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四）》第二十一条的规定，变更劳动合同未采用书面形式，但已经实际履行了口头变更的劳动合同超过一个月，且变更后的劳动合同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国家政策以及公序良俗，当事人以未采用书面形式为由主张劳动合同变更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其次，有关法律适用的问题。通过上述的分析我们知道劳动合同变更需要劳资双方协商一致，并且需要以书面的形式进行。如果双方无法协商一致呢？笔者认为，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6、46、47条相关规定由企业主动提出与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关系，并按工龄给予经济补偿。如果案例中的科维彤创采用协商解除的方式处理不愿意搬迁员工的问题，应当就不会发生违法解除的行为。当然，企业当初选择不予补偿的方案，也许是担心其他员工效仿导致搬迁成本增加。假如企业在搬迁的过程中能够对法规政策有正确的理解，然后对于不愿意搬迁的员工协商解除劳动合同，最终效果应该优于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借此案，笔者提醒准备搬迁的企业应当对国家及当地的搬迁法律、法规以及政策口径进行准确的理解，然后正确的去适用，对不理解和把握不准的内容可以借助第三方专业机构的力量，只有对法律理解和适用把握准确以后，才能有利于促进实现搬迁的顺利进行。4、6月份，全国多地：网店售卖“世界杯病假条”，病情可私人定制 【事件回放】

2014年6-7月，第20届世界杯在巴西举行。由于时差关系，大部分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举行，球迷们只能熬夜看直播。为了争取看比赛，有人为球迷策划“意外”进行请假———“世界杯病假条”应运而生。

在一些网购网站上，有人公开叫卖“世界杯病假条”，价格在10元至300元不等，有的卖家还称能发空白的，买家可以自己填写。

【入选理由】

病假管理的问题，2014年员工关系管理讨论最多的话题 【劳达点评】

病假这件事情是大多数人力资源从业者在日常工作会遇到的一个问题，病假应当怎么休息不仅与员工切身利益密切相关，还影响者用人单位日常管理持续。如何管理好病假及应对病假产生的劳动争议纠纷，对大多数人力资源从业者来说是都是非常头疼和具有挑战性的工作。为什么病假难管理，病假管理难？

从病假管理相关的立法来看，到目前为止还是相对比较缺失的，已有的法规倾向对劳动者的保护。《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规对病假管理的规定比较原则，就是劳动者在医疗期用人单位不得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劳动者医疗期满以后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另行安排的工作，用人单位有权与解除劳动关系，但是需要向劳动者支付待通知金或提前一个通知，另外还需按工龄支付经济补偿金。医疗期、解除劳动合同问题的规定，则主要依据90年代初原劳动部发布的《企业职工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医疗期的规定》《违反和解除劳动合同的经济补偿办法》，主内容为“企业职工因患病或非因工负伤，需要停止工作医疗时，根据本人实际参加工作年限和在本单位工作年限，给予三个月到二十四个月的医疗期”，“劳动者患病或者非因工负伤，经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而解除劳动合同的，用人单位应按其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每满一年发给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同时还应发给不低于六个月工资的医疗补助费。患重病和绝症的，还应增加医疗补助费，患重病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50%，患绝症的增加部分不低于医疗补助费的100%。各别省份对病假的管理在上述标准的基础有所调整，例如上海规定员工的医疗期在上述标准的基础上，员工每工作满一年医疗期增加一个月”。可见，我国病假管理相关的立法并不完善，并且保护条件较高，这是造成了实践中有些存在小病大养，甚至虚假病假的情况不断发生，导致劳资双方矛盾激化。

另外，部分企业并不重视病假的管理，对病假的管理比较随意，这样问题就出现，一方面法律对病假期间的员工保护较为严格；另外一方面休病假并不影响收入的减少，对于有些可休息可不休息的病，员工感觉心情不爽的时候，干脆选择休息。这时候企业才会想起来病假管理标准和流程问题，员工固然存在一定的过错，不过最大的问题应是企业自身。

笔者认为，员工依法享有休息和休假的权利，员工患病需要休病假的，企业应当允许；企业作为独立的用工主体享有自主用工的权利，应当及时完善自身的病假管理制度。这样既能保证真正患病的员工得到休息，同时也能预防哪些“泡病假”的情况的发生。另外，当初立法的环境与现在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继续沿用以往的法律是否符合社会实际需求？是否需要对陈旧的法规进行修订、完善？对于这些问题立法机关应当给予考虑。5、7月份，上海：解雇“咸猪手”引发的三个劳权话题 【事件回放】

6月30日，一段拍摄于上海地铁的“男子偷摸女孩热裤大腿”视频热传，目前点击量突破百万。画面显示，在靠近车门的位置，一名穿热裤的年轻女子倚靠在扶手上。坐在扶手另一侧的，是一名身着粉色衬衫、黑色西裤、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在瞟了女子一眼后，他迅速伸出左手，在女子大腿靠近热裤位置撩拨了两下，然后迅速闭眼佯装睡觉。

随后网友针对该男子的“人肉搜索”同期展开，王某的个人信息很快曝光。7月8日，锦江集团网站发布最新消息，决定给予王其康开除党籍处分，并与其解除劳动合同。决定全文如下：“7月8日，王其康因在公共场所猥亵女性的违法行为，被市公安局城市轨道交通分局予以行政拘留。集团下属旅游事业部党委和旅游股份公司党委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决定给予王其康开除党籍处分；旅游股份公司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和《企业员工手册》，决定与王其康解除劳动合同。”

王所在公司对其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的处分是否妥当？这也是申城市民近期在茶余饭后议论的一个话题。

【入选理由】

因为私人生活中的行为被解除劳动合同 【劳达点评】

本案系员工因私人生活中的行为被解除劳动合同，这里主要涉及企业用工自主权的问题。

首先，我们来看企业自主用工权的管理范畴是什么？所谓企业用工自主权是指企业可以通过建立、完善劳动规章制度的形式组织劳动过程和进行劳动管理，以及自主与劳动者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劳动合同的权利。企业的用工自主权主要体现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进行管理；另外一方面是企业享有的招聘、录用的权利以及签订劳动合同以后形成的权利和义务关系。由此可见，企业用工自主权管理的范畴，应当与劳动者的劳动过程有关，如休息休假、劳动纪律、劳动安全卫生等与企业生产经营密切相关的事宜，或者双方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中约定事宜。那么，对于员工私人生活的行为，企业是否有权进行管理呢？实践中，对此存在不同的看法。有人认为，发生在员工私人生活中的事情，并非工作期间且属于员工私人生活范围，已经超出了企业管理的范畴，企业不应当过多的干预员工的私人生活，否则即属于企业滥用自主用工，同时也侵犯了员工隐私。也有人认为，员工私生活如果涉及违法的行为，公司给予相应的处分也是理所当然。实际上，对员工私生活中的行为，企业是否有权进行管理不能一概而论。

首先，如果员工的行为属于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则企业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直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

其次，若员工的行为属于普通的违法行为，则需要根据企业制定的规章制度内容来判定。如果企业在制度中进行了转化，将违法行为转化为属于严重违纪的行为，那么，企业据此处理员工，也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制度转化升级的时候，不仅要符合法律规定，同时也要合情合理，不能显示公平或者处罚过重。例如，将员工闯红灯的行为也列为严重违纪，显然不符合情理并且处罚过重。笔者认为，对于那些可能对企业名誉、形象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可以通过制度转化升级的形式作为严重违纪的情形，对于轻微的违法行为不建议纳入企业的处理范围。

最后，若员工严重违反公序良俗和法律法规的行为，即使规章制度中未将此列入严重违纪的行为，企业因此解除劳动合同，也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上海市高院在《关于适用<劳动合同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表述如下“劳动合同的履行应当首要遵循依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劳动合同的当事人之间除了规章制度的约束之外，实际上也存在很多约定的义务和依据诚实信用原则而应承担的合同义务。如《劳动法》第三条第二款关于“劳动者应当遵守劳动纪律和职业道德”等规定，就是类似义务的法律基础。因此，在规章制度无效的情况下，劳动者违反必须遵守的合同义务，用人单位可以要求其承担责任。劳动者以用人单位规章制度没有规定为由提出抗辩的，不予支持”。

具体到本案中，王某的行为不仅被处以最严重的行政处罚，并且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事件，对企业的形象造成严重的影响，这种情况下，无论企业规章制度中是否有相关的规定，企业与其解除行为都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事实上，并非所有的员工违法行为，都可以按照案例来操作，需要根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最好严格按照劳动合同中的约定或依法制定的规章制度来处理。6、7月份，北京：因微信朋友圈“诉苦”被解雇案等互联网时代的新型劳资纠纷 【事件回放】

2013年6月4日，李女士因家事烦闷，在微信朋友圈发了篇表达当时心情的文字，被其所在公司老总唐女士看到，唐女士误解了其在微信朋友圈发的文字，并回信“如果一份工作让人如此悲伤，不做也罢”。李女士在唐女士评论后立即用微信方式作出解释，而唐女士于6月6日通过短信方式明确回应李女士，并要求李女士于当日办理了工作交接。

李女士提请劳动仲裁申请，要求公司支付解除经济补偿金、工资等。劳动仲裁作出其公司需赔偿2万余元的裁决后，东方美公司不服裁决，起诉至海淀法院

海淀法院审理后认为，微信作为一种新型的交流互动平台，所有人对于自己发表的言论应负法律责任，并承受所产生的法律后果。唐女士作为公司法定代表人，其在李女士微信朋友圈中所作评论，并非仅为个人意见，应视为代表公司的行为，故公司应对该行为所产生的后果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故法院认定，公司因李女士发表的微信而要求其离职，属于违法解除双方劳动关系。

最终，海淀法院判决公司支付李女士解除劳动关系经济补偿金1.4万元，并支付工资差额140余元、未休年假工资6000余元。【入选理由】

朋友圈吐槽被解除劳动合同，新媒体时代的新型劳资纠纷 【劳达点评】

本案系员工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被解除劳动合同引起的争议，发生以后被媒体报道称之为“朋友圈引发劳动争议的第一案”，其中涉及的新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首先，争议的环境和起因发生了新的变化。近年来，随着社会生活信息化、网络化不断深入，已经深刻影响到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方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边界逐渐模糊，劳资争议的环境悄然之间也在发生变化，由传统的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内的”面对面“争议逐渐变向虚拟的网络空间，并且不再受到工作时间，工作场所的限制。本案争议的起因系员工因工作生活琐事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诉苦，引起用人单位管理者不满所致。而实践中，劳资争议的起因多为拖欠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社保福利、纪律处分等，像本案中因为在微信朋友圈吐槽、诉苦起因的争议较以往有着明显的不同之处。可见，随着社会生活环境的变化，类似案例中新奇的争议起因也会不断的出现。

其次，通过微信直接解除劳动合同的形式比较新。本案中用人单位的管理者在微信朋友圈看到员工吐槽、诉苦之后进行了关注并留言，在与员工通过微信交流以后，直接通过微信直接要求该员工办理工作交接手续、辞去工作。在以往的劳资争议案件中并不常见，那么，采用微信这种新型的形式直接辞退员工是否符合法律规定呢？

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40、41条规定，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分为过错性辞退、非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过错性辞退是指员工存有过错，用人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合同法》第39条相关规定直接与员工解除劳动合同的情形，包括员工试用期被证明不符合录用条件的、严重违反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的等六种法定情形。非过失性辞退是指员工本人没有过错，但是由于主客观原因导致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行，符合《劳动合同法》第40条相关情形之一的，用人单位在履行法定的程序以后有权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包含员工患病或非因工负伤医疗期满不能从事原工作，也不能从事用人单位另行安排的工作；员工不能胜任本职工作，经调岗或者培训以后仍然不能胜任工作的等三种法定情形。经济性裁员简单的讲是指用人单位出现经营困难或者技术革新等需要一次性解除部分劳动者的情形。根据《劳动合同法》第41条相关规定，用人单位一次性裁员超过20人以上或者不足20人但是占全体职工10%以上的，应当提前30日履行告知、报告等程序，并且符合依照企业破产法规定进行重整的、生产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的等四种法定情形才能裁员。

可见，用人单位在非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时，法律都有着明确和严格的条件及程序限制。换句话说，除了过失性辞退法律并没有明确要求用人单位必须以书面的形式通知员工本人解除劳动合同，非过失性辞退和经济性裁员时，用人单位均不能采用微信、短信等方式解除劳动合同。

另外，本案还涉及电子证据的问题。案例中员工在微信朋友圈发布的文字和其单位管理者的评论属于民事诉讼法中的电子证据判断和认定问题。随着计算机和通讯技术的发展，电子证据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有关电子证据的立法也刚刚开始起步，近两年才将电子证据列为法定的证据形式之一，但是对电子证据的内涵、外延、认定规则等基本问题规定的并不明确，是电子证据作为民事诉讼证据使用亟待通过立法解决的问题。本案也是首例认定用人单位采用微信方式违法解除与员工劳动合同的案件。

借此案，笔者提醒劳动者、用人单位在微信等互动交流平台之上，应当对自己的言论负责，特别是在工作群、办公群中发言更应当谨慎，避免发生类似劳资争议。7、8月份，上海：家化被仲裁委勒令与前总经理恢复劳动关系 【事件回放】 2014年6月6日，原上海家化总经理、董事王茁，与老东家在虹口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庭上见面。此前，上海家化先后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解除了王茁总经理职务和董事职位。罢免理由是“公司内部控制被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存在重大缺陷并出具否定意见，公司总经理作为公司内部控制制度的制定及执行事宜的主要责任人，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正是董事会在罢免高管职务的同时，能否同时取消其劳动合同，是此案双方争议的关键。

8月，上海市虹口区仲裁委认定，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解聘经理，但没有解除劳动关系，因此，支持王茁与家化恢复劳动关系，且家化应支付他工资4万余元。

事隔三个月，另一家高管与公司的争议也出现了阶段性结果：作为四年前“国美控制权之争”的后续，国美诉陈晓违反协议不当披露公司信息案在2014年11月，由北京市二中院做出了有利于国美的判决，支持国美要求陈晓返还1000万元对价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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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劳动争议案，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劳达点评】

近年来，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劳动争议现象逐渐增多。由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在企业内身居要职，身份关系特殊复杂，法律关系交叉，诉讼标的高，他们的劳动争议案件呈现出与普通劳动争议案件不同的特点。企业高级管理人员与企业发生劳动争议以后，是适用《公司法》的规定，还是《劳动合同法》 的规定，目前法律并无明确的规定，理论和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分歧。在此背景之下，本案可作为我们观察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之间法律关系的一个典型样本。

首先，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之间的存在双重法律关系。一方面从公司法的角度来看，股东大会选举产生董事，董事会聘任或解聘总经理，这些属于《公司法》调整的法律关系范畴。股东大会、董事会根据《公司法》规定的程序和议事规则解除员工的董事职位和总经理职位，不会存在法律上的问题。具体到本案例中，上海家化依据公司法上的规定解除员工的总经理职务、董事职位，在法律上不会存在太大的问题。

另外一层是劳动法律关系。案例中员工是企业的董事也是总经理，不仅参与企业的战略决策，也参与企业的具体经营管理，总经理属于企业中的具体岗位，这样看双方之间就会存在劳动法律关系。原劳动部[1994]360号文规定“实行公司制的企业厂长、经理和有关经营管理人员，应根据《公司法》中有关经理和经营管理人员的规定，与董事会签订劳动合同”。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和企业之间应当同时存在劳动关系的（政府部门委任或任命的具有国家公务员身份人员除外）。案例中员工和企业之间订立了劳动合同，并约定合同岗位为总经理。这也造成了劳动合同中的总经理岗位和公司法中总经理职务竞合的关系。那么，从公司法的角度，企业有权解除员工的董事职位和总经理职务；但是从劳动法的角度来看，企业则不能随意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

案例中随着员工董事职位和总经理职务被解除，员工履行劳动合同的基础将不存在。企业是否可以按照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未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而解除双方的劳动合同 ？究竟什么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呢？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能否属于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在实践中理解还是存在分歧的。从决策的角度来看，股东大会、董事会是独立与企业决策的，是企业无法决定，从这个角度来看理解为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也不无道理。企业在解除高级管理人员劳动合同的时候，如果没有充分的证据进行佐证，则会存在较大的法律风险。此时，如果企业选择协商解除方式解决问题，应该更有利于妥善解决争议。

其次，企业高级管理人员恢复劳动关系的问题。从法理上来讲，用人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员工可以主张恢复劳动关系或经济赔偿进。考虑到经济补偿金的封顶设计，高级管理员工往往会选择要求恢复劳动关系，案例中裁决员工恢复劳动关系，在法律上并无不当之处。由于企业高级管理人员身份的殊性，恢复劳动关系在实际执行过程中就会遇到比较尴尬的问题：继续做高管，还是其他岗位？从实践中来看，双方因争议而对簿公堂，企业同意员工继续做高官的可能性几乎为零；安置到其他的岗位，前后薪资待遇通常相差较大，难免双方再起纷争。

笔者认为，由于高级管理人员与普通劳动者存在诸多的不同之处，继续依据相同的法律依据来处理问题，类似的劳资争议则无法得到有效的解决，建议通过立法的形式就企业高级管理人员的问题进行规范。8、9月份，广东东莞、北京：诺基亚裁员补偿“N+6”、Adobe裁员补偿“N+5” 【事件回放】

2014年4月，微软完成了对诺基亚设备与服务部门的收购。一大批的诺基亚中国员工也随之成为微软员工。但3个月之后，裁员的命运已经降临到他们头上。7月17日，微软宣布全球裁员计划，收购而来的诺基亚成为了重灾区，中国区自然不能幸免。

8月1日上午，微软中国的管理人员到诺基亚亦庄园区宣讲裁员方案，宣布解除劳动合同的补偿是“N+2”。人们大为失望，因为之前有内部流传消息，说补偿方案是“N+6”。于是，数百名诺基亚员工走出办公楼，在园区内集体抗议。有人打出横幅，指责微软背信弃义，“暴力裁员”。

8月底，根据媒体报道，为了顺利完成裁员计划，微软进行了妥协，改变了补偿方案，不少被裁员工表示，新补偿方案大致等于甚至高于“N+6”。

此处尘埃尚未落定，彼处又起**。事隔一个月，9月24日，知名图形图像生产商Adobe宣布，将关闭在中国的研发分公司，在中国今后以市场拓展业务为主。据报道，员工离职赔偿或采取“N+5”的方案。

【入选理由】 集体性表达诉求频发，裁员补偿开启”N+X“模式。【劳达点评】

2014年裁员风声四起，全球范围似乎迎来了裁员的热潮，微软、Adobe、IBM、思科、惠普等多家大科技及老牌企业相继展开裁员行动。企业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独立主体，根据自身生产经营的盈亏情况，调整组织机构设置、裁撤人员等，并依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及标准操作、给予员工相应的经济补偿，应当不存在问题。为什么会出现案例中的现象呢？

首先，劳动者权利意识开始觉醒，集体性事件师范效应明显。随着《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相关劳动保障法律的完善及普及，唤醒了劳动者沉睡已久的权利意识，加之在目前社会环境的大背景下，劳动者选择集体性的方式来表达诉求时，企业迫于各方的压力，多数会选择对劳动者让步，这就会在社会在造成这么一种印象——集体表达诉求的方式很管用，同时经过媒体的宣传报道，劳动者认为：想满足诉求，就要集体行动。于是企业裁员遇到员工集体性事件，补偿标准上升在所难免。

其次，劳动者由单纯的“维权”走向“争利”。通过对最近几年裁员事件的梳理及分析，不难发生，那就是在裁员事件中单纯”维权“的行为已经转向专门的”争利”行动，处理劳资双方纠纷是主要依靠的也不再是法律，而是法律之外的因素，于是出现了“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怪现象。这种现象的存在无论对国家、企业都是不是一种正常的现象。笔者认为，出现这种现象需要政府部门、企业及社会各方反思的问题是：对待集体性劳资纠纷应该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的问题，究其根源，笔者认为，主要原因应是处理集体性劳资纠纷法律的空位，到目前为止尚没有一个明确的法律规定，而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不能满足实际的需求。这就需要我们的立法机关，尽快完善有关集体性劳资纠纷处理的立法，明确集体性劳资纠纷处理的规则、程序、赔偿标准等，将集体性劳资纠纷的处理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如此方能定分止争，有利于形成和谐稳定的劳资关系，以及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9、10月份，上海：“劳动法圈子”联谊会——劳动法从业者新群体初现规模 【事件回放】

2014年10月25日，史上最强劳动法盛会：“劳动法圈子”纪念劳动法颁布20周年联谊会在上海长城假日酒店胜利召开，百余名劳动法从业者参与了此次联谊会。这些人，有些是人保部门官员、仲裁员、法官，有些是劳动法律师、企业高管、人力资源公司老总，但是，在联谊会现场，大家都只使用一个共同的名称：劳动法从业者。

【入选理由】

劳动法从业者，未来新的职业。【劳达点评】

在过年的2014年，是我国《劳动法》颁布20周年，也是我国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逐渐完善的20年。自《劳动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有先后颁布实施了《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社会保险法》以及一系列配套法规，基本上构建了比较完整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体系框架。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法从业者开始孕育，并且不断的壮大，他们的日常工作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密切相关，他们是专业的研究者，也是学法、知法、守法、推动法律实施及完善者。如今，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他们的队伍，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和智慧专门为劳动者、企业、社会提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法律、法规服务，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劳动法从业者将成为一种新的职业。

首先，劳动者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劳动法律法规，需要专门的从业者为他们提供服务。随着我国的劳动关系治理法治环境的不断改善，劳动者的权利保护意识开始觉醒，维权的意识不断增强。全国劳动争议案多年来居高不下，以2013年为例，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发生劳动争议案件149.7万件，仅比2012年下降0.8个百分点。另外，由于知识、认知水平的差异，很多劳动者对法律的认识还很不全面，甚至存在某些错误的理解，以至于不能够争取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利，有的甚至为此触犯法律失去人身自由。实践中，有些劳动者因不能区分经济补偿和经济赔偿的区别、不能提供有效证据、主张权利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维权失利的案例时有发生，因讨要拖欠工资采用跳楼、堵路等手段被拘留的事件也屡见报端。这时候他们就需要专门的劳动法从业者为他们提供服务，帮助他们理解、适用法律以更好的维护权利。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在维权的时候开始寻求专门机构的帮助。

其次，企业也越来越重视和关注劳动法律法规，希望合法合规经营的时候成本最优。劳动关系治理法治环境的变化，客观上要求企业必须依法用工，如果违法用工将会面临高昂的违法成本。例如，《劳动合同法》第82条规定，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超过一个月不满一年未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的，应当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用人单位违反本法规定不与劳动者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自应当订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之日起向劳动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资。一方面是上述劳动者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需要企业重视和关注劳动法律法规，例如东莞裕元鞋厂因未依法为员工购买社保，导致几千名员工集体罢工维权。

基于对现状的分析，我们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劳动法从业者的队伍，为劳动者、企业、社会提供专业的服务，劳动法从业者在不久的将来有望成为新的职业。10、11月份全国多地：中国银行、中国移动劳务派遣大规模转正 【事件回放】

2014年9月，中国银行人力资源部总经理高兆刚接受工人日报报记者采访时说，经过半年多的劳务派遣用工转换，全行派遣员工占比已由2013年的20%下降到2%，预计年底前基本完成转换工作。派遣员工转换身份后，直接与中行签订劳动合同，真正与其他劳动合同制员工实现“同工、同酬、同福利、同机制、同管理”。

2014年11月，由于要遵守《劳动合同法》关于劳务派遣的“三性”规定，以及《劳务派遣暂行规定》中的10%的比例限制，中国移动在多个省市大规模启动了劳务工转正工作，通过资格推荐、笔试等流程，符合条件的众多劳务派遣工都将转换身份。

【入选理由】

劳务派遣转正大势所趋，劳务派遣何去何从 【劳达点评】

2013年7月1日，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生效实施，新修订的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员工享有同工同酬的权利，提高劳务派遣公司的准入门槛并实施行政许可制度，劳务派遣员工必须在符合“三性”的岗位上使用，并且用工数量不得超过一定比例。紧接着，人社部颁布了《劳务派遣暂行规定》，《规定》祭出“杀手锏”，明确用工单位应当严格控制劳务派遣用工数量，使用的被派遣劳动者数量不得超过其用工总量的10%，且用工单位应在2016年3月1日之前降至规定比例。新法的实施，无疑将会给劳务派遣带来困扰：劳务派遣将何去何从？

新法对劳务派遣采取抑制的态度，对劳务派遣的适用岗位及比例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并已经颁布实施，短时间内不存在修订或废止的可能。在规定的期限内劳务派遣如果不做出调整，必然受到劳动行政保障部门的查处和处罚，劳务派遣转型已经是大势所趋。那么，劳务派遣转型方向在哪里？实践中，对于劳务派遣的转型方向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第一、劳务派遣转劳务承揽。实践中将劳务承揽定义为，企业（定作人）将生产、经营等活动委托给承揽单位，由承揽单位按照承揽合同的要求完成工作，交付工作成果并获取相应报酬的一种经营活动。根据现行有关法律规定来看，劳务派遣（用工单位、派遣单位、劳动者）关系受到《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法规调整；而劳务承揽（定作人、承揽单位）关系则受《合同法》的调整。可见，在劳务承揽中用工由承揽单位负责，包括与员工订立劳动合同、管理员工等，定作人仅需按照承揽合同的约定验收工作成果。

第二、劳务派遣转外包。现阶段有关外包的法律基本上属于空白状态，实践中有关劳务派遣转外包的操作形式多样，如人力资源外包、人力资源流程外包、业务流程外包、岗位或业务外包等等。如何区分劳务派遣与外包？司法实践中，主要根据用工的实际形态来判定，如果发包单位对承包单位员工的劳动过程进行直接管理（如适用发包单位的规章制度，员工日常管理有发包单位负责等），则会被认定为劳务派遣而非外包。因此，企业在选择外包的时候，应当理顺其中的法律关系，慎重处理，不然容易形式事实上的劳务派遣关系。

笔者认为，劳务派遣作为灵活的用工形式本身并无好坏之分，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立法的长期滞后，导致劳务派遣处于法律监管的真空地带，经过多年的积累劳务派遣已是“重疾”在身，此时政府给予“猛药”治理未必是件好事情。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劳务派遣多年沉积的问题，立法机关希望通过立法的形式在两年内给予解决，这种立法的科学性有待思考。

第三篇：如何把握综合实践活动中过程与结果的关系

如何把握综合实践活动中

过程与结果的关系

综合实践活动课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课程，要求学生们亲自参与，亲自动手进行实践，经历了过程，取得了结果，发现了他们在书本中难以发现的无数生动的事件，这对学生们来说，无疑是一个获得知识和技能，同时发现世界，了解世界的很好的窗口。对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来说，过程和结果永远是一对矛盾，关注过程与兼顾结果是一种动态的关系。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就变得十分重要。我认为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1、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要注重过程。

比如在视频《毽球运动会》中，我们不期望学生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多少踢毽球的技术，他们将来也不一定会以此作为事业，而更多的是一种体验，是一种学习，是实践能力和情感态度的良好发展。因为实践能力没有办法在课本课堂中获得，唯有在参与中尝试、积累经验。肖帆老师也说了，半年后的运动会中，班上学生的表现就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

2、关注过程也并不是关注活动的形式。例如在《校园安全》这节课中，有安全的课题，可以采取的形式也是多种多样的，可以采取视频观看的形式；也可以让学生观察校园内的安全隐患，可能会出现的问题；采访有关校园安全的负责人，听其介绍有关校园安全的规章制度和预防措施；或者采用主题班会的形式等等。这些形式都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

因此，综合实践活动课并不拘泥于形式，而是着重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体验生成和经验重组，关注学生在活动过程中的实际体验、感受和收获。

但就总的综合实践的形式来说，也要注意一个问题：因为综合实践是一门崭新课程，每个学校都想抢在前列，都在大力宣传各自推行了哪些综合实践项目，新课程是怎样如火如荼开展的。但如果形式太多太杂而疏于管理，像走过场，就真的容易流于“形式”，失去开设综合实践课程的初衷了。就个人观点而言，我觉得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问题。

3、关注过程也同样兼顾结果，不想更多地谈论结果，是因为任何一件事情大家都很关注结果。但综合实践课程不追求理论化的知识的获得，而更重要的是一种体验，以及对学生实践能力、情感、态度、思想意识和良好的个性品质的积极影响。这样的结果还是需要值得关注的。

第四篇：对我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思考[公安]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争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已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笔者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对我县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处置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据我局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表现形式呈多样性。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我县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闹事、斗殴和冲突。一是越级上访。近3年来发生的51起群体性事件中，上访共33起，占上访总数的64.8。其中，赴市上访22次，是到县上访6次的近4倍。二是闹事和斗殴。闹事和斗殴占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1.6，具体表现多为群体性打、砸、抢行为和双方互相发生群体性斗殴甚至械斗，这两种形式均带有某种暴力性的倾向与表现，会对国家、集体和群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失，如不能及时有效控制，极可能造成重大伤亡。三是冲突。冲突多发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区域，这类事件共发生3起，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晋长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冲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经济状况较好、煤矿企业较多、交通便利的乡镇。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东沟等7个乡镇最多，发生在这7个乡镇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80.4。

（三）人员规模逐渐扩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从人员规模上可以看出，我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不强，策划发动者在事件中的组织煽动作用不很突出，参加人员多是久已成为一派或与所反映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众，较少出现个别人员“一呼百应”的情况。

（四）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我县与全国一样，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解决和处置的难度很大，群众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重复性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在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村矿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我县以煤炭为主的资源性经济高速发展，各村、各煤矿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由于占地、补偿、招工、环境污染等因素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3年来,因村、矿利益冲突和纠纷或以此为主要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到全部群体性事件的21.5。如晋煤集团成庄矿与大东沟镇长坡、范庄、沟西、河底和上庄等村因废水、废矿排放、煤矿开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资源开采等问题产生长期矛盾；县营王坡煤矿与下村镇上村村、万里村因煤矿占地补偿、煤矿招工等问题存在的矛盾，都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因煤矿开采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年来，在煤炭业高利润的驱使下，一些煤矿严重越界开采、越层开采，造成地面部分群众房屋、土地裂陷，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安全威胁，这些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历史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且多数是重复性的事件。如北义城镇城公村群众反映的三八煤矿开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缝问题，下村镇中村村群众反映的镇办煤矿造成的住房裂缝问题，等等。

（三）因财务不公开引发群体性事件。我县农村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权谋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为，这些行为使农民群众对农村干部产生了怀疑，导致群众以群体性上访、闹事等过激行为表达自已的不满。3年来，由此类因素引发或以这类因素为主要诱因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镇下元庆村部分群众反映村务不公开、村委领导贪污腐败等问题，并对上级党委、政府的处理意见不满，多次到市、县政府群体性上访，2003年2月18日，该村30余名村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堵住市政府大门，扰乱市政府正常办公秩序，并大声辱骂、殴打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致使大批群众围观，交通被堵塞，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四）因煤矿承包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一些煤矿企业，尤其是一些镇办、村办煤矿承包经营，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损害了村民利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群众的极端反响。如南村镇段匠村在煤矿对外承包经营中，由于群众对承包方式不

满和对村干部不信任，引发了群体性冲突事件。

（五）因农村换届选举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委换届选举是农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唤起了农民参与管理集体的极大热情，但是因选举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集中多发趋势，仅在选举期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占3年来群体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众对选举法规和规则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关职能部门对选举组

织不力、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六）因工作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从实际情况看来，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不是突然爆发的，多数是通过合法渠道反复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往往经历了一个由个体上访到群体性上访，从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级上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有关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三阻四，对反映问题的群众“冷硬横推拖”，使群众求助无门，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预防和处置措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方面，必须引起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

（一）充分发挥党委政府的组织领导作用，全力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说到底就是解决问题的过程，这个过程是一项复杂的工作，会涉及到方方面面。因此，要做好群体性事件的预防处置工作，党委政府必须发挥好组织领导和协调作用，积极组织，有效整合各单位、各部门的力量，发挥出最佳合力，对于存在的疑难问题要协调解决，必要时要以党委政府的名义，出面作出某些决定，树立基层组织的权威，坚决维护人民利益，竭尽所能地为人民服好务，维好权，千方百计化解人民内部矛盾。对于已经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党委政府主要领导或分管领导要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形势需要时，要现场成立临时指挥小组或指挥部，统一指挥有关部门开展处置工作。

（二）深入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全力预防群体性事件。做好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基础性工作，没有扎实高效的排查调处，预防工作就是空中楼阁，这方面应主要抓好两个环节：一是排查。排查是发现矛盾纠纷和隐患的过程，是做好预防的根基。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排查，及早发现已经发生和可能发生的矛盾和纠纷，这些矛盾和纠纷目前的状态，可能的发展趋势，可能导致的后果，并记录在案，对于已经发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或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要及时采取措施，并向上级有关部门发出预警性信息，以引起高度重视。排查工作要求各有关部门，特别是包村乡镇领导和包片民警等深入群众中去，以扎实的工作作风和耐心的工作态度，去倾听、去了解，既要向村干部了解，也要向群众了解，要接触群众的不同层面，对于已经明确为两个对立面的双方，要不偏不倚，公平公正，努力掌握真实情况，为下步调处工作做好准备。二是调处。调处是预防群体性事件的关键。问题和隐患能不能消除在萌芽状态，主要在于调处的质量和效果。调处是一项需要非常细致、牵涉面较广的工作，乡镇党委、政府必须协调各方利益，以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抓在手中，多方创造条件，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积极进行解决。要列出时间表，以诚恳的态度、积极的姿态争取群众的信任和理解。条件比较成熟的，要立即解决；不很成熟的，要限期给群众答复；确实不能解决的，要立即上报上级，寻求支持，绝不能因推诿扯皮、瞒报、隐报造成后果。

（三）充分发挥公安机关职能作用，坚决打击群体性事件中的违法犯罪行为。群体性事件无论表现形式如何，是否有过激行为，就其性质来说，绝大多数还是属于利益诉求的表达，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应当采取说服教育和疏导缓解等方法来解决。要坚持慎用警力、慎用武器警械、慎用强制措施，决不能动辄把公安机关推到第一线，决不能用专政的手段对付人民群众，从而激化矛盾，使事态复杂化。但是要坚决防止“无所作为”的倾向。要密切注意群体性事件的动态，准确分析和判断形势，严格履行职责，该出警时要快速出警，绝不能缩手缩脚，该采取强制措施时要果断采取强制措施，决不能放弃职责。当群体性事件出现聚众冲击党政机关、阻塞交通、打砸抢烧等行为时，要快速果断依法处置。对于混迹其中，煽风点火的，要坚决打击。

第五篇：对我县群体性事件的分析与思考公安-

创造稳定的社会环境，是实现争先发展的前提和基础。近年来，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群体性事件呈多发态势，已成为影响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近日，笔者紧紧围绕这一问题，对我县近年来群体性事件发生的特点、原因和预防处置对策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与思考。

一、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群体性事件是指聚众共同实施的，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扰乱社会秩序、危害公共安全，侵犯公民人身安全和公私财产安全的行为。据我局统计，2003年以来，我县共发生各类群体性事件51起，涉及4630人(次)。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特点：

（一）表现形式呈多样性。群体性事件表现形式不尽相同，就我县而言，最突出的表现形式主要有越级上访、闹事、斗殴和冲突。一是越级上访。近3年来发生的51起群体性事件中，上访共33起，占上访总数的64.8%。其中，赴市上访22次，是到县上访6次的近4倍。二是闹事和斗殴。闹事和斗殴占到群体性事件总数的11.6%，具体表现多为群体性打、砸、抢行为和双方互相发生群体性斗殴甚至械斗，这两种形式均带有某种暴力性的倾向与表现，会对国家、集体和群众的人身和财产造成损失，如不能及时有效控制，极可能造成重大伤亡。三是冲突。冲突多发生在道路、工地等特殊区域，这类事件共发生3起，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如2003年8月29日在晋长高速公路建设工地因劳资纠纷引发的群体性冲突。

（二）地域分布不均衡。去年以来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大多分布在经济状况较好、煤矿企业较多、交通便利的乡镇。其中高都、周村、川底、下村、金村、巴公、大东沟等7个乡镇最多，发生在这7个乡镇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80.4%。

（三）人员规模逐渐扩大。30人以下的19起，30－50人的11起，51－100人的17起，100人以上的5起。从人员规模上可以看出，我县群体性事件的组织性不强，策划发动者在事件中的组织煽动作用不很突出，参加人员多是久已成为一派或与所反映问题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众，较少出现个别人员“一呼百应”的情况。

（四）解决难度越来越大。当前，我县与全国一样，群体性事件作为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形式，往往是参与者的合理诉求与表达的不合法手段交织在一起，多数人的合理合法要求与少数人的无理取闹交织在一起，群众的自发行为与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插手利用交织在一起，解决和处置的难度很大，群众的要求越来越难以得到满足，特别是重复性的群体性上访事件越来越多，在社会造成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二、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原因群体性事件是当前各类社会矛盾的集中表现，其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因村矿利益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我县以煤炭为主的资源性经济高速发展，各村、各煤矿由于自然资源的差异带来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造成了比较明显的利益冲突。因此，由于占地、补偿、招工、环境污染等因素极易诱发群体性事件。3年来,因村、矿利益冲突和纠纷或以此为主要原因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占到全部群体性事件的21.5%。如晋煤集团成庄矿与大东沟镇长坡、范庄、沟西、河底和上庄等村因废水、废矿排放、煤矿开采造成土地下陷、地下资源开采等问题产生长期矛盾；县营王坡煤矿与下村镇上村村、万里村因煤矿占地补偿、煤矿招工等问题存在的矛盾，都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上访事件。

（二）因煤矿开采引发群体性事件。多年来，在煤炭业高利润的驱使下，一些煤矿严重越界开采、越层开采，造成地面部分群众房屋、土地裂陷，影响群众的正常生活，甚至给他们的正常生活带来安全威胁，这些多年来逐步形成的历史问题，由于长期得不到解决或解决不合理，引发了大量群体性事件，且多数是重复性的事件。如北义城镇城公村群众反映的三八煤矿开采造成的全村80%的住房裂缝问题，下村镇中村村群众反映的镇办煤矿造成的住房裂缝问题，等等。

（三）因财务不公开引发群体性事件。我县农村干部队伍主流是好的，但也有少数基层干部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以权谋私、工作透明度不高等行为，这些行为使农民群众对农村干部产生了怀疑，导致群众以群体性上访、闹事等过激行为表达自已的不满。3年来，由此类因素引发或以这类因素为主要诱因的群体性事件占全部群体性事件的15.7%多。如高都镇下元庆村部分群众反映村务不公开、村委领导贪污腐败等问题，并对上级党委、政府的处理意见不满，多次到市、县政府群体性上访，2003年2月18日，该村 30余名村民集体到市政府上访，堵住市政府大门，扰乱市政府正常办公秩序，并大声辱骂、殴打维持秩序的公安民警和政府工作人员，致使大批群众围观，交通被堵塞，在社会上造成恶劣影响。

（四）因煤矿承包引发群体性事件。近年来，一些煤矿企业，尤其是一些镇办、村办煤矿承包经营，引发了连锁反应，造成了分配不公、拉大了贫富差距、损害了村民利益，出现了一些不合理的现象，引起了群众的极端反响。如南村镇段匠村在煤矿对外承包经营中，由于群众对承包方式不满和对村干部不信任，引发了群体性冲突事件。

（五）因农村换届选举引发群体性事件。村委换届选举是农民当家作主的重要措施，唤起了农民参与管理集体的极大热情，但是因选举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也呈集中多发趋势，仅在选举期间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就占3年来群体性事件的15.7%。其中，既有群众对选举法规和规则理解不深的原因，也有有关职能部门对选举组织不力、宣传不到位的问题。

（六）因工作不力引发群体性事件。从实际情况看来，绝大多数群体性事件不是突然爆发的，多数是通过合法渠道反复反映无效的情况下才产生的，往往经历了一个由个体上访到群体性上访，从合法合理反映到越级上访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由于有关基层组织和职能部门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三阻四，对反映问题的群众“冷硬横推拖”，使群众求助无门，从而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预防和处置措施预防和处置群体性事件是当前维护政治和社会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