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妇女解放根本途径的探索
论列宁社会主义民主是妇女解放根本途径
吴 昊
内容提要 关 键 词
妇女解放的问题一直是包括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内的社会主义者不断探索的一个问题。列宁根据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对妇女解放问题的探索，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深刻认识和论述了社会主义民主和妇女解放的辩证统一关系，并通过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这个根本途径来实现妇女的最终解放。但是，列宁心知在经济文化落后的额国家建立起来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理想中的社会主义民主距离非常的遥远。现实的社会主义民主不可一蹴而就。因此，列宁通过探索具体的社会主义民主的途径来逐步实现妇女解放。
一、列宁妇女解放思想的理论基础
关于妇女解放的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和之后的科学社会主义的经典作家都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些探索为列宁关于社会主义民主是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思想的探索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和谐社会”中，他就首次提出了妇女解放的思想。傅立叶认为，在未来的社会里面，妇女将从繁重的劳动中完全解脱出来，在社会经济中获得与男子平等的地位，使婚姻关系真正以爱情为基础。对此，恩格斯高度赞扬傅立叶第一提出“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制度”。[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版，第727
※页。
伟大的社会主义者奥古斯特 倍倍尔对妇女解放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他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妇女解放的思想主要集中在1879年写的《妇女和社会主义》一书中。倍倍尔认为，任何社会依附和任何社会压迫都根源于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经济依附。，因此，要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创立新的社会秩序。他依次考察了奴隶制社会、中世纪和资本主义社会中婚姻、家庭关系的历史演变过程，指出上述各个社会中，尽管历史条件不同，婚姻关系和家庭组合的具体形式不同，但都是建立在私人占有生产资落的基础上。因此，几千年来妇女在经济上处于依附地位的状况始终没有实质上的改变。倍倍尔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不自然而有害于妇女的状态，起源于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且因这种资本主义社会的继续而增长，所以要废除害毒，解放妇女，显然不是显存社会所能做到的。因此，要达到这种目的的非创造新的社会秩序不可。”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第181页。
倍倍尔在批判私有制社会妇女不可能活得解放的同时，指出解放妇女的根本途径是社会主义。他认为，所谓妇女问题，“那就是要使妇女向各方面展开她们的才能和力量，享受一切平等的权利，进而成为社会上完全而有用的成员。”这个问题也是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妇女问题历来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妇女的社会地位问题，同整个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问题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妇女解放问题，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从资本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的总问题的一部分。倍倍尔说：“这个问题之终结的解决，只有除去现在的社会对立以及起因于这个对立的弊害才有可能。” ※ 作者简介：吴昊（1970~），男，江西宜春人，政治学博士。宜春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教师，主要从事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政治与行政伦理研究。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第1页。“为了废除使无产阶级妇女疲惫不堪的工资奴隶制度，必须根本地改造现在的国家制度及社会组织。”倍倍尔：《妇女和社会主义》第5页。这就是说，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实现社会主义。只有社会主义才能使得妇女在社会上和经济上取得完全独立。因为社会主义消灭了剥削和压迫的根源，为妇女的彻底解放展示了光辉的前景。
但是，在私有制社会中，妇女是不可能真正解放的。在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妇女连起码的人身自由斗没有。即使是在宣传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制度社会中，妇女解放具有极大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对此，列宁给予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的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81页。所以，“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管有什么样的民主，妇女始终是‘家庭女奴’，是被关在卧室、育儿室和厨房里的女奴.”[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66页。
列宁在继承了以往空想社会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妇女解放的思想。他批判了资本主义民主下妇女解放的局限性和虚伪性。列宁指出：“资产阶级民主不过是讲些冠冕堂皇的词句、庄严的保证、动听的诺言，喊几句自由平等的响亮的口号的民主，而实际上这一切却掩盖着妇女的不自由和不平等，掩盖着劳动者和剥削者的不自由和不平等。”《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81页。列宁指出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他指出了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关系，并探索了经由社会主义民主来完全实现妇女解放的种种具体途径。
二、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民主具有内在统一性
列宁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同时，社会主义民主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具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内在统一性。
首先，妇女解放是社会主义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十六大报告指出，“我们党历来以实现和发展人民民主为己任。„„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人民”是一个政治概念，相对于敌人而言。毛泽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一书中有过非常明确的论述。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人民的外延应更广泛些，凡是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包括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无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作为意识形态上的人民，是指剥削者压迫者和敌对破坏分子之外的广大工农群众知识分子等等一切拥护社会主义和祖国统一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在人民中，妇女起到半边天的作用，如果妇女没有真正实现当家作主，那么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就是不健全、不完善的。
其次，社会主义民主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可能和保障。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妇女解放提供了广阔的前景。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私有制度，消除了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男女不平等的社会经济根源。在社会主义社会里，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建立，从而迅速而彻底地扫除了妇女在法律上的不平等地位，并逐步实现妇女事实上的政治经济平等。列宁指出：“哪里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甚至在法律上也不可能有男女的平等。哪里没有地主、资本家和商人，哪里是由没有这些剥削者参加的劳动者的政权在建设新生活，哪里在法律上就有男女的平等。”[4]《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70页。因此，社会主义民主的建立，为妇女解放提供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平等条件，从而为妇女获得最终的解放。
最后，只有实现妇女解放，才能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无产阶级要获得最终的自由，就必须解放妇女，使妇女获得真正的自由。列宁指出：“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就不能得到完全的自由。”[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71页。这是因为，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首先就要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如果没有广大的妇女积极参加是不可能的。列宁指出：“从一切解放运动的经验中可以看到，革命的成败取决于妇女参加解放运动的程度。”[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5卷，第181页。那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后，要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实现工人阶级和解放全人类，更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列宁说：“如果不吸引妇女参加公务、参加民兵、参加政治生活，如果不使妇女走出使她们愚钝的家庭圈子和厨房圈子，那就不能保证真正的自由，甚至不能建立民主，更不用说建立社会主义了。”[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41－42页。
三、社会主义民主是妇女解放的最终途径
列宁不但深刻说明了妇女解放和社会主义民主之间的内在统一性的关系，而且还探索了通过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途径来实现妇女解放。列宁认为，妇女的最终解放一定是要经过社会主义民主加以实现。但是，由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封建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方面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民主方面，我们的社会主义民主在现实中很多方面带有封建意识和家长制的烙印。因此，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建设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尽管妇女解放最终要经过社会主义民主的最终实现而得到解决。但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要经过许多具体的环节加以完善。因此，妇女解放也就必须经过社会主义民主进程的种种具体的途径和环节来得到实现。列宁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对妇女解放的途径进行了探索。
第一，积极吸引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自母系氏族社会以来，随着男子经济地位的日益凸显，女性便被局限于家中繁衍后代，作家务，伺候男子。这样女性便被视为一个社会的弱势群体存在着，被长期地派出了国家和社会管理之外。在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女性在经济上没有独立，女性根本就没有地位，而是作为一个附属品依附于男子，谈不上独立自由的人格，更谈不上参与国家和社会管理了。即使是在资本主义社会，女性也是处于无权的地位，她们不像男子那样经常参与政治活动。女性失去了作为人类主体应有的地位，从而也就失去了对教育资源、经济资源和社会保障资源的合理拥有。这是由于建立在传统基础上的性别分工导致女性被压迫的重要因素之一。妇女解放的必要条件是追求权力与资源的公平和平等的分配。女性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其实质就是女性对经济、政治以及文化资源的合理拥有，也是其群体社会地位提升的先决条件。苏维埃政权的建立，为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开辟了广阔的社会场所。在苏维埃共和国，政治活动是向所有女工开着大门的。并要使政治成为每个劳动妇女都能参与的事情。在苏维埃建设过程中，列宁非常重视妇女政治权利的提高。列宁曾在十月革命前夕指出：“不仅要吸引妇女独立地参加一般政治生活，而且应当吸引她们参加经常的人要担任的公务，否则，不仅社会主义，就连完备而稳固的民主制度也无从谈起。”[8]《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163－164页。他在论述人民群众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的重大问题时，多次特意强调了要吸收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在建立无产阶级的民兵组织方面，要“用普通的人人参加的人民武装，用普通的人人参加的—一定要有妇女参加的—民兵代替警察、官吏和常备军”[9]《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9卷，第270页。；在苏维埃选举方面，列宁强调应当使女工们更多地参与选举，“把更多的女工选进苏维埃去，不管她们是不是共产党员。只要是正直的女工，能有条有理地勤勤恳恳地工作，即使不是党员”[10]《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71页。；在法院建设方面，列宁认为“共产党只是把不使用雇佣劳动榨取利润的工农代表选进法院，对妇女同样看待，使男女无论选举法官或履行法官职务上都享有平等的权利”[11]《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6卷，第105页。；在加强工人检查和监督方面，列宁提出要“把全体劳动群众，男子特别是妇女，都吸收来参加工农检察院工作”。[12]《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72页。
第二，依靠法律保障妇女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促进男女平等。为了使妇女真正参加国家和社会事务的管理的权利，列宁认为必须有法律作为保障女人的这种权利。因此，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在列宁的指导下，彻底废除了一切使妇女处于与男子不平等的地位、使男子享有特权的卑鄙的资产阶级旧法律。列宁指出：“苏维埃政权这个劳动者的政权在诞生后的最初几个月里，就在有关妇女的立法方面实行了最彻底的变革。苏维埃共和国彻底废除了使妇女处于从属地位的法律。我指的就是专门利 3 用妇女较弱的地位把她们至于不平等的甚至往往是受屈辱的地位的法律，即关于离婚、关于非婚生子女、关于女方要求子女的生父负担子女抚养费的权利的法律。”[13]《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8卷，第190页。列宁指出，这在任何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甚至在最共和、最民主、最先进的资产阶级国家里，也是不曾有过的。但是，这仅仅实现了妇女解放两部分任务中比较简单容易的第一部分，即只触及把妇女置于同男子不平等的地位的旧法律，而没有触及到妇女事实上的不平等。而要实现第二部分的任务，就必须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第三，妇女平等地参与生产劳动，摆脱家庭奴役。列宁认为，为了让妇女与男子平等地参与共同的生产劳动，就必须实现家务劳动的社会化，摆脱妇女一辈子做饭、带孩子等家庭奴役。第二点讲到要通过颁布法律来保障妇女参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保障男女的平等。但是，法律的保障仅仅是形式上的平等，而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不只限于使妇女获得形式上的平等权利。从产生男女不平等的原因来看，“从前保证妇女在家中占统治地位的统一原因——妇女只限于从事家务劳动，——现在却保证男子在家中占统治地位；妇女的家务劳动现在同男子谋取生活资料的劳动比较起来已经相形见绌；男子的劳动就是一切，妇女的劳动是无足轻重的附属品。”因而，“妇女的解放，只有在妇女可以大量地、社会规模地参加生产，而家务只占她们极少功夫的时候，才有可能。”[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2页。
因此，要实现妇女和男子一样事实上的平等，光有法律的保障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把妇女从家务劳动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使她们有精力、有机会参加社会的生产劳动。列宁深刻认识到：“尽管颁布了种种解放妇女的法律，妇女仍然是家庭奴隶，因为琐碎的家务压在她们身上，使她们喘不过气来，变得愚钝卑微，把她们禁锢在做饭管孩子的事情上，用完全非生产性的、琐碎的、劳神的、使人愚钝的、折磨人的事情消耗她们的精力。只有在大规模地开始把琐碎家务改造为社会主义大经济的地方和时候，才会开始有真正的妇女解放，真正的共产主义。”[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21页。列宁提出，通过创办食堂、幼儿所等公共设施，让妇女参加共同的生产劳动，使她们摆脱“家庭奴役”，从一辈子只是做饭、看孩子这种使人变得愚钝、卑微的从属地位中解放出来，从而减少和消除妇女在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上同男子的不平等。但是，这并不是说要使女性“男性化”，强使女性做违背她们生理特点的事情。列宁指出：“当然，这里所指的不是要使妇女在劳动生产率、劳动量、劳动时间和劳动条件等等方面同男子相等，而是要使妇女不再因经济地位与男子不同而受到压迫。”[1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92页。
第四，妇女在社会主义民主条件下要自己解放自己。在妇女解放的过程中，外界因素包括男性的功劳固然很重要。但是，妇女内在的因素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广大妇女自身也要发扬“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进一步解放思想，树立新观念、接受新事物。费用＝妇女解放主要是由妇女自己来实现的，靠等待和恩赐是行不通的。列宁指出：“工人的解放应当是工人自己的事情，同样，女工的解放也应该是女工自己的事情。”[17]《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7卷，第193页。为了奴隶制社会、封建制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妇女极少参加政治活动、妇女处于无权地位的状况，列宁认为，社会主义的政治活动不仅需要党员女工和觉悟女工，而且需要非党员女工和觉悟最低的女工都来参加，以改变妇女无权的状况。因此，要大力提高妇女的主体意识和群体意识，大力提倡妇女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精神，从而全面提高妇女的素质，开发妇女这支伟大的人力资源，促使妇女积极、主动、大胆地参加国家和社会管理。
第二篇：创造政绩根本途径是求真务实
申论热点范文-创造政绩根本途径是求真务实
陕警院教师 育路公务员考试网北京金路公务员考试研究中心研究员李祖华
??? 求真务实，是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也是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正确的政绩观，本质上就是求真务实的政绩观，就是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看待政绩，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指导政绩，用兢兢业业、真抓实干的良好作风创造政绩。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坚持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的统一。领导干部在创造政绩的过程中，要始终牢记手中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自己的职位意味着为人民创造政绩的责任，个人的“名”应该是清廉之名、勤政之名、青史之名，“利”应该是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为人民创造政绩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惟一正道。只有这样，才能把精力和心思用在工作上，自觉地追求符合人民利益的美名，才能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建功立业。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与客观实际相结合。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基本规律的反映，是整体利益的体现，是我们创造政绩的指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的特殊情况，是我们创造政绩的出发点。将二者结合起来的方法论，是以求真务实为核心内容的党的思想路线。每一个领导干部，都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在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与客观实际的结合中，去创造政绩。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提高科学性、减少盲目性、克服片面性，不断研究新情况、破解新难题、创造新业绩。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坚持真抓实干、艰苦奋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和弄虚作假。真抓实干，是正确政绩观的特点；投机取巧，则是错误政绩观的反映。要深入基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紧紧抓住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到研究解决改革发展稳定中的重大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紧迫问题上，放到研究解决党的建设中的突出问题上，真正为人民群众办实事。既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也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眼前利益，从群众最关心、最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抓起，一桩一桩地抓落实，日积月累，创造出人民满意的政绩。
求真务实创造政绩，要深化改革，抓紧建立和完善政绩评价标准、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形成科学的政绩导向，为树立正确政绩观提供制度保障。最重要的是要扩大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让党组织和党员群众、人民群众共同来选拔、监督领导干部，对那些勤政为民、求真务实、政绩突出的干部，给予褒奖和重用；对那些无所作为、好大喜功、弄虚作假的干部，坚决予以批评和惩戒；对那些不把心思用在工作上，而是热衷于跑门子、投机钻营，甚至跑官要官、买官卖官的干部，要坚决予以查处，从而在干部队伍中形成甘于奉献、争创实绩的浓厚风气。
第三篇：论鲁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论鲁迅对妇女解放道路的探索
摘要：妇女问题是关系全社会的主要问题。妇女在社会生活中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真正解放与否的标志。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由始至终都站在人道主义立场上以炯炯有力的目光注视妇女问题，同情她们的命运，关心她们的生活，并为妇女解放道路做了深层次的思索：妇女要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追求个性解放，大胆地“走出去”，争取人格独立。争取经济上的独立权。必须推翻封建制度，解放社会。
关键词：
鲁迅 妇女解放 探索
孔子有云:"女子者，顺男子之教而长其礼教也。自此，女子的悲剧命运开始起航。在长达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里，尤其在中国封建的“伦常”关系中，妇女的地位是最低的，她们处于被压迫，没有自立的地位，对公婆毕恭毕敬，对丈夫逆来顺受，对儿女关心爱护，而封建社会不把妇女当人看，对妇女诸多的“桎梏”，肉体上遭受的痛苦，如中国妇女的“缠足”，女人自五六岁开始用布帛紧裹双脚，弄的足骨变形，步履艰难。可是人们偏偏以脚小为美，女子不缠足不但被看成是粗人，甚至还有同情长毛的嫌疑，而女人也心甘情愿忍受着折磨，一代一代的沿袭下去，妇女的人性往往得不到尊重，她们受到神权、族权、夫权、父权的压制，成为男人的附属品。
“五四”运动前后，伴随着先进思想的不断深入，青年学者们呼吁“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愿望越来越强烈，所谓妇女解放，就是推翻妇女身上、心理上的压迫，使女性在社会上与男性享有同样的地位、同样的自由、同样的尊严。而且，这也是人性解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衡量现代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之一，体现了人道主义的思想。作为一名伟大的革命现实主义作家鲁迅，一生的主要追求就是实现人的觉醒和解放，从“五四”始至整个人生中，他一直深切地关注妇女问题，思考女性的身份、地位、生命价值、生存意义，探索女性解放的出路，他关于妇女问题的思考一次次吸引了读者的目标，启迪人们对妇女问题的积极思索。
一、鲁迅揭示了形成妇女生存状态的缘由
（一）封建制度形成的“奴性”
鲁迅常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的生存状态感到悲凉。对于“裹足”，鲁迅对此很是痛恨，他指出：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而且勒令她“小”起来了，最高模范，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这么一来，可以不必兼卖利履和方头履两种，从经济的观点来看，是不算坏的，可是从卫生的观点来看，却未免有些“过火”，换句话说，就是“走了 极端”了。鲁迅的这句话给予了莫大的讽刺，同时也揭露了缠足对女子的摧残。有句谚语叫“ 裹小脚一双，流眼泪一缸”。可见缠足的痛苦，深深刺痛妇女的心骨。
婚姻没有自由。由于中国家庭的父系原则，封建社会是包办婚姻，讲究的是父母之命煤约之言，当两个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男女青年相爱了，一些道貌岸然的封建卫士（包括这对青年男女的亲人）就群起而攻之。若这对男女软弱时，他们最多以泪洗面，然后在“圣贤礼教”卫士们的安排下各就其位。若这对青年男女坚持“私奔”，结局往往是被抓回来，不是遭受毒打就是禁闭起来，不许与外界接触，她们像失去自由的鸟儿被关在笼子里，精神委缩，失去了青春的本来面目。要不就是男女双方并不了解对方，不喜欢对方，没有共同语言，在父母的安排下结婚了，成了婚姻的牺牲品，鲁迅本人就是其中的例子，他和朱安的婚姻就是个悲剧。鲁迅是痛苦的，朱安也是痛苦的，谁之罪？似乎找不到罪人，但痛苦却是明明白白的。封建社会的女人没有选择婚姻的自由。
男尊女卑，由于中国家庭中不重视夫妇间的感情，婚后的妇女社会地位、家庭地位都比较低下，从孔孟的“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妇人从人者也”开始，男尊女卑的信条就变成了自古如此的圣训。从人类文化转向以父权为中心的文化起，女性就成了男性的奴隶，并被视为“第二性”。男性为了维护他们奴役女性的权利与地位，给女子制造了种种无理的清规戒律，而女性在父权文化的奴役下也就渐渐适应了这种不平等，当将这当作天经地义之事，心理上也就心安理得的接受了。男女不平等的文化观念便成为一种制度，便产生了顺从于“三纲五常”、“三从四德”和女奴们，鲁迅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式各样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妇女在人生态度上、人生方式上盲目趋从或认同于封建制度或社会习俗而缺乏自主独立，从而导致广大妇女人格的缺陷和灵魂的自虐。她们做惯了奴隶，暂时做稳了奴隶，而这正是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妇女所发出的“怒其不争”之深深感慨和无奈叹息。
（二）圣贤礼教逼成的“节烈性”
妇女在封建社会中是男人的附属品，不管这男人在不在世，妇女都要从一而终，成为男人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否则就是不忠不贞。封建社会男人妻妾成群被视为一种天经地义的现象，若是遇到一个丑女子时，男方可以立刻休妻再取，可以在外沾花惹草，可以将妻子冷落一边让她活活守寡，而女人呢，不管男子漂亮或丑陋，是温柔还是暴躁，都得一味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哪怕被折磨死也认为是在情理之中，看到丈夫纳妾也不敢吭声，还做他们的帮凶，女子若跟男人说笑就被认为是不守妇道，更别说有非分之想，干不轨之事，否则结果将会遭到悲惨的下场。封建社会的女子死也不愿背上这个罪名。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丈夫活着要守寡，丈夫死后还要讲节烈，在强加于妇女身上的诸多“桎梏”中，最野蛮，最不人道的就是要求女子单方面“守贞操”，讲“节烈”，节是丈夫死了，决不改嫁，也不私奔，丈夫死的愈早，家里愈穷，他便节的愈好。烈是无论已嫁未嫁，只要丈夫死了，他也跟着自尽。男人把女人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来对待，失去丈夫的寡妇要处处小心，不仅要在内心时时压抑自己，在举手投足上也要防止可能遭到的非议，遵守着圣贤的礼教。可男人一方面要对她们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又要她们守住节操，“做人难，做女人更难”。女性在精神上的惨苦可想而知，“失节一事，必须是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专职女性，只有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中国的伦理道德太卑鄙了。由此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单四嫂，她勤劳善良，丧失丈夫后，遵循着封建礼教“从一而终”的观念不敢改嫁。她没什么非分之想，因为“寡妇门前是非多”，她要守节，不能和别的男人有什么牵连。她礼遵“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的观念，只想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和儿子，然而厄运向她袭来。宝儿生病，求签、许愿、吃单方，宝儿的病依旧不见好转。
她只好把希望押在医生小仙身上。但宝儿最终还是死了，这个寡妇的最后一点希望也破灭了。试想，假如单四嫂不遵守圣贤礼教而重组家庭，也许宝儿不会过早夭折，也许她的命运会有所改变，也许她的明天有所依托。可在那个时候太难了。深受封建礼教和封建思想毒害的单四嫂，养成了逆来顺受、愚昧麻木、毫无抗争意识的奴隶性格。她对封建道德教条的一味遵从，对自己的命运心甘情愿任人摆布。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中，承受着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和自我麻痹。
“守节”令妇女心酸，而“失节”更给妇女无尽的痛苦。“饿死是小，失节是大”在此我们不得不提一下鲁迅《祝福》中的祥林嫂，第一个丈夫死后被迫嫁到山里，为的是换钱给小叔子娶亲。可见妇女在封建社会被当作物品卖来卖去，而依照礼教，死了丈夫，不得再嫁，祥林嫂不守节就是大逆不道，罪孽深重，会遭到惩罚。可过了两年第二个丈夫也死了，儿子遭遇狼叼而死，祥林嫂被赶出来，再次回到鲁镇已被认为是个不祥的人，任人践踏，她遭受了从肉体到精神的无尽折磨，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力，最后在寒冷的黑夜中死去。在封建社会里，“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遭了强暴，便死掉。”这样人们便称其为节女烈女，甚至为她们立贞节牌坊；否则就会遭到人们的唾骂，祥林嫂二嫁就是不贞，就是伤风败俗，就是有罪，就应该受到社会唾骂。祥林嫂的悲剧令我们心酸，1918年鲁迅发表的《我的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针对畸形的女性道德，鲁迅提出了“完全的平等”、“相互的关怀”、“深切的爱”的新道德，也实践了这一道德，他在逝世前，想到的也是许广平的幸福，“忘了我，管自己的生活。--------尚不，就是糊涂虫”。这既是对圣贤礼教的反抗，也是自己思想的彻底解放。
（三）反对改革的“惰性”
妇女们在长时间的男权主义统治下，人性受到了扭曲，遵守社会加强于自己的所谓清规戒律，坚守贞节，固守物化。她们安于命运，安于现状、自认为没有什么不妥，不能清醒的认识现实，抗拒改革，这种无视于人性
要求的思想的文化沉积，已经成为“多数国民”的意思，成为一种社会问题，这种封建思想经过两千多年的沉积在人们的脑海里已形成习惯，在国民脑海里已根深蒂固，养成的反对改革的惰性。鲁迅清楚地看到实行改革的艰巨性，要根除它谈何容易！“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他向人们发出一个信号：妇女解放已迫在眉睫。
二、鲁迅指明的妇女解放的出路
鲁迅先生不但从人性方面出发，指出封建社会里妇女悲惨命运，更是从现实出发，阐明了妇女解放的途径。鲁迅先生是不赞同用流血的方式去争取妇女解放的。他向来反对无谓的牺牲，而是提倡一种韧性的战斗精神。因为“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见得可贵了„„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他的许多作品都在唤醒妇女们起来自觉反抗，推翻封建社会，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中，使妇女获得彻底的解放。
（一）妇女解放必须大胆地“走出去”，争取人格独立
追求个性解放就是妇女本身要觉醒，要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争取爱情自由与婚姻自主，争取做人的权利，摆脱任人摆布的命运。如果妇女自身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在一种不合理的悲惨命运中，那么就根本不会感到自己被压迫，反抗就更不用说了，《伤逝》中的子君正是意识到自身的命运受到别人的摆布，于是起来反抗，并大胆地“走出去”，“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10]在那个封建统治极为严酷的时代，子君鸣出了这样的呼声无疑是破石天惊的，这是女性争取婚姻自主行为的人性觉醒的标志，是妇女寻求解放迈出的第一步。子君虽然是追求个性解放的牺牲品，然而，她毕竟从封建桎梏吕冲了出来，她与封建道德礼教毅然决裂的呼声将会成为时代的强音，尽管结局是失败的，但她确实是走出去过。只有妇女自身觉醒，妇女解放才有可能实现。
（二）妇女解放必须争取经济独立权
没有经济独立，妇女解放就如同空中楼阁，迟早要倒塌，个人反抗式的出走并非妇女解放的真正出路。“五四运动”以后，有很多妇女为追求男
女平等，个性解放，纷纷走出家庭在社会上服务，到了社会上又成为给大家开玩笑，发议论的新资料。这是因为她们虽然到了社会上，还是靠着别人的“养”，就得听别人的唠叨，甚而至于侮辱。殊不知在家庭外还有一个更可怕的社会。这也正是鲁迅先生所问的：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妇女要怎样才能摆脱困境呢？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道理其实很简单，娜拉如果没有经济支柱，出走之后又将如何生活呢？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地说吧，就是经济，是最紧要的了。”俗话说：“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有了经济，妇女才摆脱靠人养的窘态，有了经济，妇女才能解决基本生存问题，有了经济，妇女才能在社会上立足。我们不妨参照一下鲁迅的小说《伤逝》。《伤逝》中的主人公子君为追求修改解放，婚姻自由，从旧家庭出走，走进了小家庭，她不管小家庭以外的广大的社会生活，她的勇气和义无反顾完全是因为对涓生的爱，她追求爱并不了解爱，这样的爱能长久吗？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意义，没有经济基础，爱情只是美丽的泡沫。个性解放的思想是无法抵抗社会压迫的，只有个性独立，经济独立才有珍爱的权利。因此子君最终不得不回到封建家庭，最后无声的死去。盲目出走，终究会失败。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一文中深刻地指出：脱离现实的经济斗争，妇女的个性解放，只能是说狂和做梦。鲁迅先生认为经济权的获得对妇女解放来说最紧要的了。“饿着肚子战斗，减了锐气”正所谓只有经济上的独立才是真正的独立。如何获得经济权呢？恩格斯说：“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劳动中去。”社会为她们提供就业的机会，让她们参加到社会公共劳动中，让她们在家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在社会上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但是鲁迅先生也知道，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的文化沉积，社会上男权主义盛行，妇女想一下子获得经济权是不可能的，所以鲁迅先生说到：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要用更剧烈的战斗。”
（三）妇女解放必须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
妇女解放是与整个社会的解放紧紧结合在一起而不可分割的，是整个社会解放、人性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妇女解放最根本的是社会
必须解放，制度必须改革，必须将个人解放与社会解放结合起来，而这恰恰也是妇女取得经济权、提高社会地位的前提。社会制度不改革，不给妇女提供就业创业的机会，妇女又从何获得钱呢？又怎么独立呢？最终还是要依赖男人，鲁迅先生曾经就一针见血地说过：“解放了社会，也就解放了自己。”如果社会解放了，祥林嫂会在寒冷的黑夜中死去吗？《明天》中的单四嫂用得着在痛苦中叹息吗？《离婚》中的爱姑娘会妥协吗？如果社会解放了，人们就不会对涓生和子君的婚姻加以指责和打击，那么子君的悲剧也就不会发生了。怎么将社会解放与个人解放结合起来呢？首先妇女要认清自己所处的位置，要把自己当作人存在于社会上，要摆脱种种伤害，改变悲惨的命运，起来反抗，其次集中无数的妇女起来战斗，一个人的能力是微妙的，但集体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必须唤醒千千万万的祥林嫂、爱姑和子君们一起反抗，才能推翻旧社会，在争取社会解放中，解放妇女本身，恢复女性的被扭曲的天性，大胆“走出去”争取经济权，从而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而这些都必须以社会解放为前提，这才是根本，可见，社会解放是妇女解放、男女平等的根本。要获得真正的修改解放必须解放社会。
三、鲁迅妇女解放观的历史价值及其当代影响。
鲁迅积极探索的妇女观在当时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妇女姐妹，对五四时代妇女争取解放具有重要意义，最终取得了胜利，自1949年以来，中国妇女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改变了妇女在封建社会中被奴役的地位，妇女的社会地位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立。她们享有与男子平等的一切权利。参政，教育„„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她们投身于火热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生活中，妇女能顶半边天，成为广大妇女扬眉吐气的口号，妇女参加社会工作，妇女与男子同工同酬，妇女与男性一样享有民主权利，从而出现了很多的女科学家，女企业家，女教育家„„正是由于像鲁迅这样的文学家们才使妇女认识了自己，正是由于他们不断地战斗，妇女才为自己努力寻找出路，正是由于他们不断的战斗，妇女才为自己努力寻找出路，正是由于她们自身言行，妇女才起而革命获得解放，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生活在农村的一些少数中老年妇女的封建思想还未完全改变，她
们还抱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男女授受不清”的思想教育着年轻一代，对年轻人的婚姻还有所干涉，在有些家庭女子地位还未提高，男子喝醉酒或遇不顺心的事暴烈打女人的现象仍然存在，在工作权力方面，下岗名额总是以女性为首选，各类招聘广告，女性从业人员的年龄总是压在30岁以下„„妇女解放任重道远，因此鲁迅的妇女解放观在当今仍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 《鲁迅全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1年11月出版
2、鲁迅 《娜拉走后怎样》 《文艺会刊》 第六期 1924年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
3、朱晓进 唐纪如 《鲁迅概论》 苏州大学出版社
1987年8月
4、周慧 《论近代中国妇女解放的思想历程》
陕西教育报刊社 第五期
5、邹海燕 《妇女解放要从自身做起》 《雁北师范学院学报》 1999年02期
６、吴宏聪 / 范伯群 《中国现代文学史 》 武汉大学出版社 1998年 ７、赵畅 《从鲁迅笔下女性形象的分类分析看其妇女解放思想》 《教研教改》
2007年11月
８、孙晓清 《浅论鲁迅的女子教育思想》《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 2004年第1期
第四篇：制度创新是反腐倡廉的根本途径
把制度建设贯穿于反腐倡廉工作的各个环节，是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十六大精神以及加强新时期党的廉政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机制相适应的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这个三位一体、三者并重的体系是对制度反腐的一个比较准确、比较完善的论断，是从权力反腐向制度反腐的一个转向。
一、加强制度建设是标本兼治、加大反腐败治本力度的根本途径。当前，我国正处于深刻的社会转型和体制转轨时期，激烈的社会变革带来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负面效应即腐败现象也在滋生蔓延。出现这一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沿用多年的计划经济体制已被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善，新旧体制转换中的缝隙和漏洞等为反腐败的滋生蔓延留下了空间。因此，要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就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
反腐倡廉重在制度建设、制度创新。《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的颁布施行，是以民主监督的制度来防止腐败发生，是党内监督工作从根本上实现制度化的一个飞跃，一个升华；建立教育、制度、监督三者并重、相互配套的惩治和预防体系，其核心也是制度建设；因而，加强制度建设是标本兼治，从源头上反腐治本的根本途径，反腐败从本质上说就是一个制度建设的过程。
二、狠抓三个环节，形成有效机制，确保制度反腐落到实处。抓教育，坚持教育制度化，筑牢思想防线，形成使人不想腐败的自律机制。主要突出三项教育：一是在反腐倡廉教育方面，以各级领导干部为重点，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正确的权力关、地位观、利益观为根本，以艰苦奋斗、廉洁奉公为主题，进行树典型理想信念教育，重大案件警示教育，党纪政纪条规教育，民主集中制教育等，以更好地做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二是在职业道德教育方面，以广大公职人员为重点，进行职业道德的培训教育，引导公职人员依法行政、勤政为民、忠于职守、乐于奉献，养成良好的职业道德习惯。三是在公民道德教育方面，以广大市民为重点，学习贯彻《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进行党风廉政建设的宣传，抓好经常性教育，倡导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良好风气，营造“廉洁光荣、腐败可耻”的社会文化氛围。
抓制度，创新体制建设，规划从政行为，建立使人不能腐败的保护机制。重点是深化改革，推进体制机制制度的创新，规范事权财权人权物权的运作。一是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建设行政服务中心和招标投标中心，规范事权，防止重大决策的个人专断和失误。二是推进财政管理制度的改革，建立会计中心，规范财权，避免资金违规运作。三是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人事权，防止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四是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规范物权，防止物资购销中以权谋私、暗箱操作。深化政务、厂务、村务等各项公开办事制度，自觉接受群众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工作的监督，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民主决策制度，发扬党内民主，坚持集体领导，广泛听取意见，严格执行程序，不断提高全党和各级党组织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提高政府决策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抓监督，完善制约机制，防止权力失控，形成使人不敢腐败的防范机制。重点抓好以下制度的落实：一是建立和完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制度，并进行电脑化管理和上网公布，确保对干部的监督不留死角、有效到位。二是建立和落实廉政谈话制度，主要对新提拔任职的领导干部，采取任职廉政谈话、诚勉谈话、警示谈话三种，起到增强廉洁意识，规范从政行为的作用。三是建立信访回复制度。四是实行领导干部述职述廉制度，特别是“一把手”要向纪检监察机关进行专题述廉，使领导干部本人廉洁自律与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落实做到有机结合。五是实行诫勉和末位淘汰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可以使领导干部产生危机感，对领导干部的管理监督发挥积极作用。此外，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民主推荐、组织考察、任前公示及用失察失误责任追究制度，以确保对领导干部监督到位。在加强党内监督方面，尤其要重点落实好民主集中制、民主生活会和党员领导干部参加双重组织生活制度，坚持用制度来强化监督、管好干部，努力形成一种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协调推进教育、制度、监督体系，形成源头治腐，建立综合防范机制。把教育、制度、监督三者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统一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全过程以及各个方面、各个环节，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达到在这位一体的科学体系的作用下，靠教育的培养、靠监督的制约、靠制度的规范，来提高各级领导干部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的能力。
第五篇：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列宁关于民主执政的探索与尝试 【原文出处】求实 【原刊地名】南昌 【原刊期号】20066 【原刊页号】7～10 【分 类 号】A1 【分 类 名】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200609 【作 者】王进芬
【作者简介】王进芬，南京 210097
王进芬，南京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生，副教授。
【内容提要】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在他的主张中蕴涵着非常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关 键 词】列宁/民主执政/探索 【参考文献】
[1] 列宁全集（第1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 列宁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3] 列宁全集（第4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4]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2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5] 列宁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6] 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7] 列宁全集（第5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8] 列宁全集（第3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9] 列宁全集（第3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0] 列宁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12] [13] [14] [15] 列宁文稿（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列宁全集（第3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4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1] 列宁文稿（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 列宁全集（第4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7] 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1分册），人民出版社，1964.[18] 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 论法的精神（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20] 列宁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1] 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2] 列宁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3] 列宁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4] 列宁全集（第2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所谓民主执政，就是指以民主的方式掌握和行使国家政治权力。在政党政治条件下，它涉及到三个层面的问题：一是执政党内部以民主的方式形成自己的执政主张，即路线、方针、政策，这属于党内民主的范畴；二是执政党要采取民主的方式去领导国家政权，这属于国家民主的范畴；三是执政党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积极推动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这属于人民民主的范畴。这三个层面相互联系，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对如何执政进行了艰辛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主张。他的这些主张中蕴涵着丰富的民主执政思想。
一、以民主的方式形成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为发展党内民主和实现党的民主决策进行了不懈的努力，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首先，列宁提出了全体党员决定党的方针大计的重要思想。党的决策要使党员尽可能多地参与，党的领导机关应该广泛地听取党员的意见，使党员成为党内事务的主人，这是党内民主的逻辑起点和本质要求，也是列宁的基本主张。早在1906年，他就指出：“现在整个党组织是按民主原则建立的。这就是说，全体党员选举负责人即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全体党员讨论和决定无产阶级政治活动的问题，全体党员确定党组织的策略方针。”[1](P191—192)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又再次强调：“为了贯彻民主制，极重要的问题以及那些同群众本身的一定行动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不仅必须用选派代表的方式而且必须用向全体党员征求意见的方式来决定。”[2](P249—250)但由于沙俄的黑暗专制统治，也由于俄共执政不久就又处于战争环境，列宁的上述主张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俄共实际上实行的是“战斗命令制”。进入和平时期后，列宁再次把普通党员参与党的生活和党内事务的问题提了出来。他说：“任何对党的一般路线的分析或对党的实际经验的总结，对党的决定的执行情况的检查，以及关于如何纠正错误的方法的探讨等等……只能直接交给全体党员讨论。”[3](P82)为使党内决策真正体现大多数党员的意志，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十大决定实行由“战斗命令制”向“工人民主制”的转变，以“保证全体党员甚至最落后的党员都积极地参加党的生活，参加讨论党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和解决这些问题。”[4](P54)
其次，列宁主张展开不同意见的讨论，尊重和保护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的权利。在党决策时，党内往往出现不一致的看法与主张，应该说这是正常的。问题在于怎么对待这些意见分歧。允许党员对党内的问题展开广泛的自由讨论、民主讨论、自由争辩是列宁的一贯主张。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在党的“统一的组织里，应当对党内的问题广泛地展开自由的讨论，对党内生活中各种现象展开自由的、同志式的批评和讨论。”[5](P362)俄共成为执政党后，列宁更加强调批评和反对的充分自由对实现党的民主决策的重要性。俄共十大根据列宁的提议，强调要“对一切最重要的问题，在全党必须遵守的党的决议未经通过以前展开广泛的讨论和争论，充分自由地进行党内批评。”[4](P54)为此，列宁执政时期实行了一系列民主的做法。如党员可以在适当的场合提出自己的动议、议案，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领导层可以和最高领袖争论并可以批评他，党员可以在党代表大会（及各种会议上）递条子、提问题、质询批评领袖，也可以在规定的形式范围内和领袖辩论，维护自己的观点；可以通过创办报刊（争论专页等）讨论和批评党的错误等。其中最典型的是在党内允许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在党内可以作观点不同的副报告，这不能说不是一种寻求正确决策的民主决策方式。因为副报告是作为正报告的对立面提出来的，这样就有两种决策供与会者互相比较，展开自由讨论，最后民主表决，可以做到集思广益，避免专断，减少决策失误。著名学者高放把这种民主决策的方式称为充分发扬党内民主的制度创新。
难能可贵的是，针对党内在决策过程中出现的分歧，列宁还提出了要尊重并宽容地对待党内的反对意见的重要思想。为实现民主决策，列宁提出必须保障少数人的权利，认为党员就党内问题发表不同的意见，“是党员极正当的权利，是完全可以理解的。”[6](P420)这里有一个生动的例子。1921年9月19日彼得格勒召开党的积极分子会议，季诺维也夫作了主报告，省委副书记格乌拉夫作了副报告。在1700名与会者中，赞成季诺维也夫的人只有三四百人，而赞成格乌拉夫的人却有一千三四百人。季诺维也夫向中央作报告，指责格乌拉夫等有非党“倾向”。列宁回信向季诺维也夫指出格乌拉夫等并没有“那种倾向的倾向”，“有的是多数人想成为多数并取代另一批人的合理愿望，而您正是通过这一批人来„管理‟另一批人。人们成熟了，就这一点而言，他们的愿望也是合理的。”[7](P378)
再次，列宁坚持党的高层要实行集体决策。为了在全局上保证俄共能够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列宁多次强调党的高层实行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说：“为了处理工农国家的事务，必须实行集体管理制。”[10](P41)在俄共九大上，列宁代表中央对中央领导人的工作做出了具体规定：“中央书记执行的完全是党中央的意志……党中央书记只执行中央委员会集体做出的决议，即由组织局或政治局或中央全会做出的决议。”[9](P267)俄共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关于党的建设问题》也再次强调要“集体制定全党性的决议”。[4](P54)在坚持集体领导这一问题上，列宁处处以身作则。他经常这样指出：“不召开政治局会议，我不能做任何答复。”[10](P368)“决定自然由中央来做，我的初步想法是……”[11](P369)“请中央全会表决：是否同意这几点？是否允许我在报告中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谈所有问题？”[12](P345)
值得指出的是，列宁所以如此强调党内高层实行集体决策的重要性，是和党的高层领导在政治生活中所处的地位以及党内高层表现出来的令人担忧的状况分不开的。列宁时期，少数职业革命家组成的领袖集团构成党和国家领导的高层，支配着重大问题的决策。列宁对此有过非常形象的描述：“我们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大会（最近一次代表大会，每1000个党员选代表1人参加），由大会选出19人组成中央委员会领导全党，而且在莫斯科主持日常工作的则是更小的集体，即由中央全会选出的所谓„组织局‟和„政治局‟，各由5名中央委员组成。中央一来就成为最地道的„寡头政治‟了。[13](P27)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领袖集团的状况如何，领袖成员之间能不能精诚团结、能不能就重大问题实行集体决策对党和国家的发展就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就当时实际状况而言又让列宁不无担忧。这不仅表现在列宁认为这个集团“没有充分贯彻民主制”，[3](P51)“斯大林同志当了总书记，掌握了无限的权力，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14](P339)而且也表现在列宁担心像斯大林和托洛茨基这样的中央委员，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个性，有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导致党的高层分裂。为“减少中央委员会决策时的个人的、偶然的因素”，“防止中央委员会一小部分人的冲突对党的整个前途产生过大的影响”，[14](P337)列宁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强党的集体领导，防止个人专断的建议：如扩大参加党的高层决策者人数；把中央全会变成党的最高代表会议，提高中央全会的地位和中央委员会的权力；通过改组工农检察院，使其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结合起来，共同监督党的中央机关和领袖等。
二、执政党要以民主的方式领导实现对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
在民主政治的语境中，执政党执政，必须尊重国家政权机关的独立性。执政党可以影响或领导国家权力，但它不能替代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不能直接对公众发号施令和直接管理国家。党执掌国家政权的基本途径是将党的主张转化为国家意志，将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国家的各级政权机关中贯彻。这是民主执政的基本理念。20世纪初的列宁当然不可能有这样清晰的理性认识，但难能可贵的是，列宁在处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关系方面，提出了一些非常重要的主张，这些主张即使今天看来也无疑是符合民主执政的价值追求的。
首先，党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应通过苏维埃政权来进行。工人阶级执政党必须实现对国家生活的领导，这是列宁一贯坚持的原则。但问题是怎样来实现这种领导？党以什么方式执政国家政权？在领导苏俄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列宁提出了执政党应通过苏维埃国家机关来对国家和社会进行领导的重要原则。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列宁就相当明确地论述了“苏维埃政权高于各政党的原则”。他说：“苏维埃政权既不是遵照谁的指令，也不是根据哪个政党的决议建立的，因为它高于各政党……”[5](P305)“劳动者在不满意自己的政党的时候，可以改选自己的代表，把政权交给另一个政党，不必进行任何革命就可以改组政府。”[15](P305)从这里，不难看出，虽然当时的俄共是苏维埃政权的灵魂，起着政治上的领导作用，但在俄共和与苏维埃国家政权的关系中，列宁实际上是反对由党跨越苏维埃直接对人民发号施令的。在《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他明确指出：“党的全部工作当然都是通过不分职业而把劳动群众团结在一起的苏维埃来进行的。”[13](P28)在关于工会问题的辩论中，列宁更加明确地强调：党要实现领导“就必须通过一系列特别的、并且同样是某种新型的特别机关，即通过苏维埃机关来实现”。[16](P200)根据列宁的意见，俄共（布）全国代表大会多次通过党必须通过苏维埃来领导国家的决议。如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规定：“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范围内来贯彻自己的决议。”[23](P571)俄共九大的决议也规定：“党组织的全部工作都应当通过相当的苏维埃机关来进行。”[4](P28—29)为此，列宁还提出要严格遵守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的办事程序，不得越过政府部门把问题直接提交党中央等。列宁的这些思想，充分体现了人民主权高于一切的原则和工农群众当家作主的精神。因为苏维埃国家机关不是经过官僚手续而是依民意选出和更换的，是保证劳动群众参加国家管理的组织，是苏维埃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列宁主张执政党通过苏维埃国家政权机关运作公共权力，无疑体现了民主执政的价值理念。
其次，党应当在苏维埃的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列宁认为，俄共作为执政党，要有效地实现对国家的领导，还必须把党的政策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即法律。在他看来，法律是取得胜利、掌握国家政权的阶级意志的表现，而“意志如果是国家的意志，就应该表现为政权机关所制定的法律”。[18](P308)他说：“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像任何阶级一样，要通过改变同所有制的关系和实行新宪法来掌握和保持政权，巩固政权。”[9](P299—300)为此，列宁高度重视立法工作，在其领导俄共执政的六年中，除制定宪法外，还制定了婚姻法、劳动法、土地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为党依法执政提供了法律依据。
苏俄的宪法和法律，是在俄共领导下制定和颁布的，但列宁认为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必须经过一定的立法程序，党对立法与司法工作的领导，是用党的政策指导法律，用法律的形式固定政策，而不是用党的政策代替法律，更不是由党委直接制定法律。针对党内一些人认为党的政策可以代替法律、党的中央委员会可以制定法律的错误观点，他斩钉截铁地驳斥道，“我再说一遍……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是不能制定法律的。”[3](P64)列宁通过苏维埃第八次代表大会强调，“党应当通过苏维埃机关在苏维埃宪法的范围内贯彻自己的决定。”[17](P571)为维护社会主义法律的权威性，列宁还非常强调司法独立的重要性。他强调执政党不能干预司法，党组织及其党员要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绝不允许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利用特权逃避法律责任。1921年6月16日，俄共（布）中央制定了一个《关于党的机关与司法机关相互关系的通告》。这项通告规定，不经地方党委的同意不能对共产党员进行审判。这实际上否定了司法机关的独立审判权，使共产党员有了一种超越法律之上的特权。列宁看到这个通告后曾两次明确指出，这个规定是有害的，应取消。他强调“凡试图对法庭„施加影响‟以„减轻‟共产党罪责的人，中央都将把他们开除出党”。[14](P53)
再次，明确划分党政职能，强调党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是总的领导。俄共作为执政党，是国家和社会事务的领导者，而这种领导又是通过国家政权机关来实现的，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划分执政党和国家政权的职能，便成为俄共面临的新课题。尤其是，随着俄共单独执政局面的形成，在党政关系上，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状况。这不仅助长了官僚主义，还直接使党的组织国家化，使党陷入行政事务中，削弱了党的政治领导和职能。
列宁清醒地看到了党政职能不清，以党代政日趋严重带来的弊端。在他提议下通过的俄共（布）八大决议明确指出，“党组织的职能与苏维埃国家机关的职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混同起来。这种混同将造成毁灭性的结果”，“党努力领导苏维埃的工作，但不是取而代之。”[17](P571)但由于当时国内战争的险恶环境，明确划分党政职能是不现实的，因而在实践中并未得到执行。党政职能不分的现象日趋严重，甚至连“有些具体的小事都要弄到政治局去解决”。[14](P110)有鉴于此，列宁强调：“必须十分明确地划分党（及其中央）和苏维埃政权的职责；提高苏维埃工作人员和苏维埃机关的责任心和独立负责精神，党的任务则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而不是像目前那样进行过分频繁的、不正常的、往往是琐碎的干预。”[14](P64)这里，列宁明确提出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重要思想。他认为，党的领导不是体现在代替政府进行日常的管理工作上，而应是提出国家的发展纲领、路线和总政策。他说：“无产阶级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对政治的领导。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领导阶级、统治阶级，应当善于指导政策，以便首先去解决最迫切而又最„棘手的‟任务。”[3](P207)根据列宁的建议，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党政职能分开和党对国家机关实行总的领导的决议。但究竟党应该怎样进行“总的领导”，列宁还没有来及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就病重卧床不起了，他的探索为共产党执政留下了一幅弥足珍贵却又不够完整的蓝图。
三、在所执掌的国家政权与社会大众的关系中要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
十月革命前后，列宁把“所有的人都参加管理”作为新型民主的理想目标。但由于俄国落后的经济文化条件的制约，也由于当时政治、军事斗争形势的客观需要，苏维埃政权只是从名义上由人民来管理，而实际上是由俄共代表人民来进行管理。从理论上讲，执政党掌握了国家政权即公共权力，也就拥有了实现自己执政主张的有利条件，但公共权力由于其本身的属性，天生具有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可能。那么，代表人民掌握国家公共权力的俄共应如何防止国家公共权力不被滥用、如何防止人民民主不被虚幻化呢？与西方“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9](P154)不同，列宁把实现人民民主作为政治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以“权利”约束权力的新思路。即通过不断扩大和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方法，以人民的力量制约权力。
首先，在国家事务管理中实行公开性原则，保障人民的知情权。为保障人民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利，列宁特别强调国家公务实行公开性原则的重要性。早在十月革命胜利前，他就指出：“没有公开性来谈民主制度是很可笑的。”[20](P417)“新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专政，它完全靠人民群众的信任，完全是靠不加限制地、最广泛地、最有力地吸引全体群众参加政权来维护的。丝毫没有什么隐私和秘密。”[5](P287)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他再次强调实行国家公务公开的必要性。他说：“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15](P16)这就是说，一切与人民利益密切相关的重大事情都要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和决策要经过人民讨论，使人民具有知情权和参与权，这样才能发挥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也是苏维埃的力量源泉之所在。为使广大群众及时了解各级苏维埃机关对各项方针、政策和法令的执行情况，切实参与同自己切身利益有关的重大事务，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主张，如实行公职人员工作报告制；公开举行党和苏维埃机关的会议，吸引、吸收群众旁听或参加；将国家重大问题交人民公开讨论等。
其次，让工农群众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并拥有罢免权。在领导苏维埃政权的实践中，列宁非常强调公开选举一切公职人员对实现人民民主权利的重要性。他强调：“国家的最高权力应当属于全部人民代表，人民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并且可以随时撤换”，“法官以及民政方面和军队方面的公职人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所有这些人都可以按照大多数选民的决定随时撤换。”[21](P476—477)他认为，为了“使人民的代表真正服从人民”，必须使工农群众有权罢免他们选举的人员，这“是一个真正实现民主原则的问题”，[15](P106)是苏维埃政权的真人民性之所在。在他看来，如果不赋予人民罢免权，“就是不让表达人民的革命意志，也就是篡夺了人民的权利。”[15](P107)诚然，俄共执政后，出现了干部委任制的状况，但在列宁眼里，干部委任制和委派制始终是一种不得不采取的、非常规的方法，是“不符合完备的民主制的做法……只有在存在无法克服的实际障碍的情况下才能允许”。[17](P119)在列宁看来，公开选举公职人员，再加上普遍的群众监督，“可以造成一种生物学上的„适者生存‟的自动机制”，“能保证每个活动家最后都„各得其所‟担负最适合他能力的工作，亲自尝到自己错误的一切后果，并在大家面前证明自己能够认识错误和改正错误。”[22](P132)这实际上是强调要把公职人员的政绩和各方面的表现公开地摆在人民群众的面前，由群众评论、监督和取舍。
再次，尽可能吸引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参与国家上层的重大决策。为改变“寡头政治”的局面，列宁晚年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增加到几十人甚至一百人，并且新增选的中央委员应来自基层，是“更接近于普通的工人和没有成为直接或间接剥削的农民”。[14](P342)他这样做固然有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防止党的分裂的考虑，但显然也是想改变中央委员会只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的现状，使更多的工农群众的代表能够在上层参与和监督重大问题的决策。除此之外，列宁还提出了要使知识分子专家集团在国家上层参与决策的重要思想，主张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一定的立法职能。所以如此，是因为列宁觉察到“国家计划委员会这个汇集了内行、专家、科技人士的机关，虽然实质上掌握着正确事物所需的大量材料，它却有点被置于我们的立法机关之外”。[23](P750)如果掌握正确判断事物信息的内行、专家、科学家不能参与立法，国家对重大问题决策的科学性难免大打折扣。为此，列宁坚决反对在决策立法过程中过分夸大行政手段的强制作用，强调要尊重专家学者内行的学术权力、科学权力和知识权力，使他们参与立法，甚至指导立法，认为这“对于国家正确地发挥职能是绝对必需的”。[23](P752)
最后，用制度化的方式、多样化的渠道强化人民对国家的监督。为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列宁主张对国家和国家机关实行自下而上的监督：“现在，我们愈坚决主张有极为强硬的政权……我们就应该有更多种多样的和自下而上的监督形式和方法，来杜绝毒害苏维埃政权的一切可能性，反复不倦地铲除官僚主义的莠草。”[24](P253)为此，列宁为建立与健全人民参与监督的制度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十月革命一胜利，他马上亲自主持通过了《工人监督条例》；1918年5月，苏维埃成立了国家监察部，1919年5月，又在国家监察部下设立中央控告检举局，接受审理人民群众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渎职和违法行为的检举和控告；为了使群众监督更进一步地开展，列宁认为中央需要建立一个统一而独立的监督机构，工农检察院由此应运而生。由于种种原因，工农检察院的工作并不理想。为此，列宁又提出改组工农检察院的建议，办法是合并工农检察院和中央监察委员，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模范的、高水平的和有威信的工农检察院的联合机关。列宁要求工农检察院的职员在工作中应该不顾情面，不因任何人的威信而妨碍他们的检查。此外，列宁还结合俄国的实际情况，创造了多种便于人民群众参与监督的渠道，如通过工会组织实行监督，通过信访渠道进行监督，通过非党工农群众参与监督等。虽然，列宁及列宁的后继者始终未能在苏联建立起一套有效的监督机制，但他依靠人民群众对国家权力进行监督的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