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第一篇：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探析 【 作

者 】张亚泽

【作者简介】张亚泽 陕西师范大学政治经济学院 邮编：710062 【内容提要】对合法性本质、来源、基础的分析提供了认识合法性问题的理论工具。发展中国家转型中的合法性危机表现出敏感性、普遍性、爆发性及层面深的特征，其原因可以从现代性的挑战、转型带来的政府“超载”、阶级和阶层冲突以及公共权力失控中找到。合法性的维护应致力于创建现代性的合法性结构。

【关 键 词】发展中国家/转型合法性/合法性危机 【 正

文 】

20世纪后半期，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较为普遍地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合法性危机。本文试图在对合法性进行理论辨析的基础上探讨这种危机与社会转型间的内在逻辑联系，并对转型社会合法性的维护与创建进行尝试性解答。

一、关于合法性的理论辨析

“合法性”是政治学研究中一个十分重要且颇有争议的概念。鉴于学界在合法性认识上的分歧，对其进行一些基本的理论梳理应成为我们分析具体合法性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什么是合法性

合法性是伴随着政治现象出现而产生的古老而又常新的问题，早在古希腊时期，亚里士多德就对城邦政治的合法性进行了研究，他认为，“一种政体如果要达到长治久安的目的，必须使全邦各部分（各阶级）的人民都能参加而且怀抱着让它存在和延续的意愿”，(1)进而他指出“一条适用于一切政体的公理，一邦之内，愿意维持其政体的部分必须强于反对这一政体的部分”。(2)亚氏这里所说的“公理”实质上就是指政治的合法性，在他的理解中，合法性是指政治体系客观上获得了社会成员基于内心自愿的认同、支持与服从。继亚氏以后的学者对此并未提出多大异议，但在进一步考察社会自愿认同、支持与服从的内在机理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是内化在属民观念中对政治体系的信仰与忠诚，只有存在相对固化的积累式忠诚才会产生合法性。马克斯·韦伯指出，没有任何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乎理性的动机，作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起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3)李普塞特也指出，“合法性是指政治系统使人们产生和坚持现存政治制度是社会的最适宜制度之信仰的能力。”(4)另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意味着某种政治秩序被认可的价值”，(5)在这里，公众获得了积极而又独立的判断能力，合法性被认为是合乎理性选择基础上的认可，它关注的是为什么应该服从和服从中的权利与义务。这样，对政治秩序合法性的评判就成了一种经常性的理性行为，启蒙运动中的理性主义者多持此观点。笔者认为，社会成员自愿服从的本质是价值问题，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就在于前者强调了社会价值存在的客观性与稳定性，而后者则注重价值生成中的主观理性因素，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合法性的本质。

（二）合法性的结构来源

从结构功能角度看，统治者与其属民是合法性的结构载体，在合法性的背后隐藏着体现一定价值和价值取向的统治者与依据一定价值标准进行判断的服从者之间的关系。那么，统治者与其属民，谁是合法性的创造者？合法性又借何机制得以建立呢？一种观点认为，合法性不过是权力的表现形式，是统治者对政治权力进行论证和渲染的结果，“他们成功地向人民灌输了他们执掌的权力为合法的想法。”(6)另一种观点笃信公众“健全的理智，”认为合法性产生于公众从自身价值观念体系出发对政治体系自觉的认识与判断。这两种观点反映了合法性产生中的两个方向；一方面，统治者借助传统、宗教、意识形态等资源来影响公众的价值形成，并且以实际的政治作为来证明其存在的正当性；另一方面，社会公众政治社会化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并非完全与统治者的意愿同质，他们在价值观念体系作用下的相对独立评判使得统治者不能为所欲为。上述两种观点各执一偏，片面性自不待言，现实中，纯粹单维构建的合法性是不存在的，它内在地导源于统治者与社会大众的双向互动关系中，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正是二者间的矛盾变化使合法性呈现出创建、维持与危机的动态发展过程。

（三）合法性的基础

这个问题的实质是搞清统治者靠什么获得公众的自愿服从，公众服从的心理动机是什么。对此，韦伯的见解颇具影响力，他从经验的角度概括了三种广为熟知的合法性基础：(1)传统；(2)领袖的超凡魅力；(3)法理。显然，韦伯所提出的合法性基础是纯精神的，这种“为人所信仰的终极价值，它独立于对实际成果的展望。”(7)“学界一般也从合法性表现形态上的精神特征入手，认为能够实现统治者与属民在价值上相契合的传统习俗、意识形态、民族主义、宗教文化等精神存在均构成了合法性的基础。但韦伯还曾表达过这样一层常常被人们忽视的意思，“一个制度的合法性可通过下述情况得到保证：

一、纯粹内在的„„

二、也（或者仅仅）通过期望出现特别的外在的结果”。(8)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更是明确地认为合法性最深厚的基础存在于一定经济关系以及受其影响的社会关系之中，“对人类需求的优先考虑必然成为判断公共政策是否合法的最终基础”。(9)这样，从根本上看，合法性的基础存在于政治统治体系能否满足社会各个组成部分在特定生产关系框架中的功利性需求，纯粹的功利关系难以产生合法性，但是，再坚不可摧的精神合法性也有一定的物质底线。因此我们说，具有基础地位的物质因素与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精神因素共同支撑着合法性的存在。

二、转型中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及原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许多发展中国家不时受到武装**、暴力冲突、非制度性政权更迭等问题的困扰，合法性危机成为这些国家政治发展中倍受关注的政治现象，对其特征和原因的分析有助于我们从整体上把握这一问题。

（一）合法性危机的特征

第一，从单个政权来看，危机的敏感性强，偶发的经济、社会或政治问题就可能导致政局动荡或政权更迭。这说明，这些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受到了很大的浸蚀，或者其合法性基础一直很脆弱，在处理突如其来的事件上失去了弹性。

第二，从世界范围内看，危机具有普遍性。亨廷顿曾描述了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政治演变的普遍特征：民族和阶级斗争日益激化，叛乱和群众暴力反复出现，社会大众离心离德，一盘散沙，合法性危机时有发生，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又有30多个权威政权的合法性受到质疑，出现了民主化的第三波。由此可以看出合法性危机在社会剧烈变迁中的多发性，它和转型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

第三，从表现形式上看，危机具有很强的爆发性，表现出较为广泛的政治冲突。合法性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有些国家的合法性危机是潜在的，并未形成对政治体系的冲击，而发展中国家的合法性危机则是切切实实存在的，经常性地表现为对政治体系的冲击。

第四，从深度上看，危机常常触及到政治秩序的核心和组织原则，甚至整个政治共同体的存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建国初期的合法化过程中，权威领袖往往成为合法性的主要载体。随着社会的变迁，这种个人权威掩盖下的问题不断出现，一些有传统裂痕的国家出现了分裂主义运动，有些国家则出现对政治秩序、政治制度安排的质疑。

（二）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发展中国家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已初步表明危机与社会转型间的密切关系，我们只有立足但又必须超越对单个政权的孤立考察，将合法性与社会转型结合起来宏观分析，才能深刻把握合法性危机的内在原因。正如李普塞特所言，合法性危机的“根源必须从现代社会变革的性质中去寻求。”(10)

1.社会转型中现代性因素对传统合法性来源和基础的结构性挑战是危机的根本原因

发展中国家在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经历着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结构调整与重建，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因素作为积极的力量解构着传统合法性来源和基础。从其来源上看，在属民普遍愚昧和同质性很强的传统社会中，统治者用“导源于人类行为以外”的神话、宇宙秩序来论证其存在的正当性，并且他们凭借渗透性极强的统治体系相当成功地控制了属民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与传统“自上的合法化”不同，转型社会中影响政治社会化的因素呈现出多元色彩，公众逐渐获得了对政治自由论证的意识和能力，开始用合乎理性的目光评价政治现实。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权威不能顺应这种来源方向上的变革来调整自己的统治方式，因而埋下了合法性危机的隐患；从其基础上看，公众的价值观念体系和利益标准在变革中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纯精神的“天命说”、“君权神授论”等麻痹人民的精神鸦片在现代科学面前已失去了生命力，而自由、民主、契约、公正等价值观则上升为人们普遍追求、信奉的东西。用哈贝马斯的话说，合法性危机不是某一种信仰丧失，而是一种类型的理智不再被信奉。在合法性的物质基础方面，随着政治世俗化对人精神的解放，“人民已习惯于根据公民的经常性利益来评价政治”，(11)“因此，“对社会需求的满足程度已经成为能否赢得政治忠诚和支持的重要因素”。(12)这种变化无疑大大缩小了转型中政治统治的弹性限度，使得一些传统结构下的政治权威受到了巨大挑战。

2.社会转型中政府的“超载”及政府供给能力下降是引发危机的重要因素

面对发达国家的比较优势，发展中国家普遍采取了现代化的赶超战略，政府被赋予主导和组织现代化运动的使命，它们是发展的计划者和推动者，担负着促进增长、社会动员、公平分配、国家整合、政治参与等繁重的任务。政府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家长式”角色使其常因“超载”，供给能力下降而面临发生危机的风险：为了动员社会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统治者往往以加快经济增长，促进社会变革为许诺来获取公众信从。经济起步初期的较快增长和社会变革在满足公众基本需求的同时也使其对政府的期望值不成比例地迅速膨胀。但事实上，许多“政治体系不能很快地提高满足要求的能力以适应来势快得多的政治抱负和期望的高涨，这样就使政治体系陷于困难。”(13)它任何政策上的失误和挫折都极易形成“成就缩小效应”，变得难以容忍。许多政府保持了较高政绩，但其政权合法性还是受到了削弱，这是因为在经济增长中民主化、社会公正、自由等价值目标受到了忽视，这种代价与该政权有关，从而减少了公众对该政权的支持。

3.社会转型中产生政治要求的新兴阶级及失利阶级或阶层在一定条件下聚成了具有反抗情绪的政治力量，他们以积极或消极的方式消解着政权的合法性。

我们认为合法性产生于公众普遍的遵从与认同，但并不抹杀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和价值观差异对合法性的重大影响，哈贝马斯曾指出，“阶级冲突是各种合法性解体现象的基础”。(14)在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变动中，传统末落阶级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受到了威胁；掌握社会资源较多的精英力量借助转型期的制度短缺聚集了大量财富，成为变革的最大受益者；代表新生产方式的市民阶层不断兴起，提出了经济和政治上的各种要求；在经济增长中被边缘化的下层成员面对不平等的分配存在着相对被剥夺的离心情绪。这种阶级、阶层间经济利益和政治、社会地位的变动带来的摩擦与激荡在政治领域内多表现为对政权的冲击：一些代表特权阶级的传统政权由于无法抑制特殊利益，无法容纳日益强大的新兴社会力量进入统治体系，从而逐渐被蛀空了合法性根基；一些与传统完全割裂的激进政权在压制仍较强大的保守集团时又丧失了“昔日合法性”的支持；许多实现了经济增长的政府面临着下层成员要求改变不公平分配的压力，但高收入者又常常与政府密切相关，结构性的不平等消解着政府合法性，有时则变成了激发判乱的因素。

4.社会转型中公共权力运行失控导致的政治腐败与合法性危机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

公共权力是社会有序运行的必要保证，但权力作为一种可支配的资源使“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15)发展中国家的社会转型中，经济体制、政治体制、价值观念等方面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当旧的体制逐渐失去约束力，而新的体制尚未形成时，制度短缺造成了权力约束的真空。从经验上看，这种约束的弱化使腐败呈迅速膨胀，广泛蔓延的态势。如在朴正熙、全斗焕统治时期的韩国，马科斯统治时期的菲律宾以及苏哈托统治下的印尼，腐败成风，公共权力掌握者凭借权势聚敛钱财，瓜分公共利益。尽管有些学者认为腐败通过分散物质利益，有助于把新兴集团结合进政治体系，提高政治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它使利益越来越集中在政府官员和他们的商业伙伴身上，政府公众代表的形象大大受损。当腐败的恶性发展到了国家无力遏制，特别是政权的核心部分也陷入此道时，导致的是广大社会成员的离心离德和强烈公愤，一旦有人发难，政权会迅速崩溃。正如杰拉尔德·E·蔡登在国际政治学会第14届世界大会的交流论文中所言，“所有的腐败都是一种为小利而牺牲公共利益的欺骗，一种谎言。„„它不仅给社会指出错误的方向，而且使政府的合法性丧失殆尽。”

三、转型中合法性的维护与创建

尽管发展中国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使他们有着不同的合法性状况，但从转型期合法性危机的特征及原因分析中可知，一方面社会变革对合法性提出的是来源和基础等方面的结构性挑战，另一方面转型期社会变动的复杂性给政治体系带来的巨大压力也使危机发生的机率大为增加。因此，无论从经验事实还是从理论分析上看，转型中合法性张力的出现都具有某种必然性，一个政权如不能有效回应这种挑战，危机的发生是不可避免的。这样，维护合法性就成为每一个发展中国家都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那么，如何维护合法性，这是诸多政治学者和政治实践者共同关注的核心问题。在特定历史和文化条件下，统治者可以动用比较丰富的合法性资源来维系统治（如宗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等），但转型带来的挑战使合法性的维护不再仅仅是一个技巧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顺应历史规律，在充分借助现有合法性资源的基础上，致力于创建现代合法性的结构与内容。对此，我们可以找到一些一般性的认识：

（一）以公众作为合法性创建的逻辑起点，在尊重当代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具有亲合力的意识形态

自然的非神圣化、生活的契约化以及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使发展中国家的国民逐渐摆脱了高度政治控制下的“非自由”状态，从而获得了理性认识与选择的机会。同时，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以及传播媒介的普及又使他们的政治认识与行为能力大为改观。这样，在合法性的生成机制上，民众主体性的能量不断得到释放，任何政治统治的确立与巩固只有以民众作为逻辑起点才能获得。与此相一致，自由、民主、公正、人权、契约、创新等观念深入人心，成为当今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共识。承认、尊重这些基本价值，并真正实践这些价值就成为每一个政权都必须面临的现实选择。但合法性的创建并未终结于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落后的政治、社会现实与过度膨胀的价值追求间的巨大落差同样会危及合法性。这样，创立和发展有利于形成公众对政治共同体认同的意识形态尤为重要，因为成功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在国民中树立这样一个信念，即政府是不断实现公众价值目标的最佳选择，从而在现实与价值目标之间架起稳固的桥梁。

（二）创建法理型的现代合法性基础，开发合法性的体制性资源

尽管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不同于法律意义上的合法性，但在现代社会中，二者存在着相当程度的一致性，合不合乎法律、制度与规范往往成为公众评判政权合法与否的重要尺度。这是因为，上升为法的制度与规范是公众价值观念符号化的产物，它在公众普遍同意的基础上设定了程序化的政治体制和政治行为准则，从而可以在稳定的制度框架内实现合法化。在习俗、宗教、领袖魅力等传统合法性衰落中，这种“理性的形式原则在实践询问中取代了诸如自然或上帝一类的物质原则”，(16)成为现代合法性的主要基础。在许多国家，正是“以宪法为基础的‘法治’，由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国民代表制定法规，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内容的体制，因而它才在价值尺度上被视为‘正统’”。(17)基于此，笔者认为，法理型合法性适应了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需求，发展中国家在传统合法性受到挑战后，应加快制度创新，不断开发合法性的体制性资源，建立一套民主的，能得到公众认同的运作规则，从而获得程序和体制上的合法性。

（三）平衡政府“治国能力”与“责任能力”的关系，在保持政绩的同时，树立起廉洁、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一个无法有效满足社会需求的政府很难建立起牢固的合法性，同样，丧失廉洁、公正形象的政府也不会得到人民的广泛支持。为了提高效率，保持“政绩上的合法性”，发展中国家普遍以强有力的权威政府来推进发展。权威政府能够迅速有力的采取行动，协调社会利益冲突，其“治国能力”是不容置疑的，但它未能从体制上解决自身的“责任能力”问题，极易产生腐败。这样就出现了“治国能力”与“责任能力”的悖论。随着社会转型的深入，权威政府的“治国能力”也因“责任能力”差而受到挑战。发展中国家应逐渐改变“硬政府、强能力”的管理模式，在积极探索保持“治国能力”的新途径时，实行权力向社会的分散，建立起社会对国家的有效监督制约体系，实现政府“治国能力”和“责任能力”的协调发展，这样，一方面可以保持较高政绩，一方面又可以树立起良好的政府形象。

（四）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建立消解合法性危机的“安全阀”机制

亨廷顿在对亚、非、拉各国政治发展进行比较研究时指出，“相对原始和简单的传统政治体系通常都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推翻或遭破坏。”(18)纠其原因，主要在于维系合法性的结构过于单一，缺乏适应能力，极易产生危机由浅入深的连锁反应。政治现代化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使社会不满情绪可以通过制度化的渠道得以疏散，不至于因其积重难返而危及政权的核心。对此，笔者认为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是实现公众支持对象层次上的分化，将合法性从掌权者个人或某项政策转到体制、政治共同体层面来。发展中国家独立后往往可以从领袖权威及符合民意的政策中找到合法性服从的原因。由于领袖合法性的身份性及政策绩效的非持久性，领袖和政策的变动往往会引起整个政治体系的动荡。公众支持对象向体制、共同体的分化与转移则有助于增加统治结构的稳固性和韧性；其次是培植社会中介组织，提高社会的自组织化水平和自我整合能力。社会中介组织的产生是政治结构分化的重要内容，它具有表达意愿和利益整合的功能，因而可以起到凝聚民众、缓解社会压力、沟通和平衡政府与社会关系的作用。

（五）完善政治社会化机制，培养具有政治向心力和理性、守法精神的政治人

在传统社会里，人们习惯于屈从高高在上的政治权威，强有力的尊卑秩序束缚着个人自主精神的萌发。群众的盲目信从、狂热崇拜构成了统治者美化自身，发动“造神运动”的社会基础。“现代制度所需要的个人，要能够遵守既定的计划，遵从抽象的规则，基于客观证据做判断，服从不是由传统或宗教而是由技术才能够合法化的权威。”(19)因此，现代合法性的创建还必须实现从传统人到现代人的转变。随着社会进步，有相当多的人自发地发展了现代政治人的素质，但国民素质的整体性提高还有赖于完善政治社会化机制，充分发挥家庭、学校、传媒、社会政治组织的积极作用，影响人们的政治价值、政治态度和政治思想的形成过程，培养其对政治体系的向心力。需要明确的是，政治社会化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公众对现存政治体系的支持，更不是用渗透性极强的手段搞“愚民”政策，它的一个重要目标取向应是适应现代合法性结构的要求，培养具有理性、守法精神的政治人。只有这样，才能为现代开放的政治体系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参考文献】

(1)(2)（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政治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第188页；第210页。

(3)(8)（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第239页；第64页。

(4)(10)（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政治人：政治的社会基础(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第55页。

(5)(16)（德）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9，第184页；第190页。

(6)（英）P·S·阿蒂亚．法律与现代社会(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1998，第176页。

(7)（美）西摩·马丁·李普塞特．一致与冲突(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第26页。

(9)(12)俞可平．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84页。

(11)(17)（日）山口定．政治体制(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1，第216页；第217页。

(13)（美）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180页。

(14)转引自欧力同，张伟．法兰克福学派研究(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第343页。

(15)（法）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7，第164页。

(18)（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第20页。

(19)（美）阿列克斯·英克尔斯等，从传统人到现代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2，第4页。

第二篇：政治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政治权力与政治合法性

一、政治合法性的概念与构成要素

政治合法性是社会秩序和权威被自觉认可和服从的性质与状态，是统治者“政治统治”与民众“政治服从”之间的关系。其构成要素有：①意识形态；②施政绩效；③社会价值；④民主法治。

二、政治权力对政治合法性的影响

1、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会降低民众对政治的信任，从而削弱政治合法性。

2、腐败问题是政治合法性的一大危害，是动摇执政根基的危险因素之一。腐败问题产生的根源主要有：监督制约机制不完善，公务员道德素质和职业素质低下，法制不完善。

3、当前处于社会转型期、改革攻坚期、利益调整期、矛盾凸显期，社会心态不够平和，如果政治权力运行不规范，就很容易诱发仇富仇官心理，影响政府施政能力，侵蚀政治合法性的根基。

三、解决政治权力对政治合法性不良影响的对策措施

1、规范政治制度，维护公平正义。

2、完善协作机制，扩大政治参与。积极适应人们日益增强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参与意识。

3、重视解决民生问题，扩大政治合法性的群众基础。

4、加大反腐败力度，形成科学有效的反腐机制。

第三篇：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及其战略转型

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及其战略转型

知识经济时代，人力资本成为企业最核心的资本，人才的争夺的战烽烟四起，谁凝聚了优秀的人才，就占领了市场竞争的制高点。因而，企业的人力资源工作成为了企业核心工作之一。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方法在中国企业运用开来，并取得了长远的发展。但随着市场变化的加快、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趋势,业务部门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要求在提高,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挑战要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出相应调整，实现战略转型。

一、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危机

1、人本主义脆弱,人本主义管理的基础薄弱。一方面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中积淀形成的“官本位”意识，在我们每个人的意识里或深或浅地留下一个烙印，严重影响人本管理思想的发展。在国内，人本管理思想的最大对手不是“资本”,而是“官本”。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核心理念就是“以人为本”。选择人力资源管理,即意味着选择与传统主流文化对抗,难度可想而知。

另一方面，一些企业的管理者和人力资源管理者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人力资源的重要性！“以人为本”仅仅停留在口号上，人本管理的思想并没有深入人心，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理念以及人才观还没有形成。

2、理论缺乏，基本没有自己的人力资源管理理论。在当今人力资源管理的理论界，绝大多数是从国外引进的，很多都并没有经过与中国企业实践有效结合，形成自己特色的理论、制度。一些企业照搬照抄西方企业成功的理论、制度、和管理系统，在自己的企业的不能发挥作用，甚至半途而废，进行不下去。一些西方知名咨询公司在中国搁浅，人力资源管理的水土不服，同样也表明了，西方的理论在我们企业的生命力很小。

因而，我们中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工作面临严重的理论危机。

3、机制滞后，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在管理中，由于用人方面缺乏科学的绩效评价机制，往往通过管理者的“印象分”决定人才的价值。但不同管理者的阅历、能力及对待人才看法的差异，具体操作中难免松紧宽严不

一、因人而异，使客观、公平、公正的选人原则难以体现。在收入分配方面缺乏与绩效考核挂钩的收入分配机制。收入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倾向仍很严重。企业制定人力资源计划往往出于应付企业一时的人才短缺，不注意人力资源的战略性开发，不考虑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不能为引进的人才作出合理的、与企业同步发展的职业生涯计划。

4、人力资源管理人员角色把握不准。一些企业中，人力资源管理人员成天沉迷与繁琐的日常事务，简单的档案管理，没有将时间花在战略性规划、管理技术咨询和人力资源发展上，角色定位严重不准。

二、人力资源管理的战略转型

但随着市场变化的加快、行业竞争的加剧以及企业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趋势,业务部门对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要求在提高,外界环境的变化以及自身发展的挑战要求企业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做出相应调整，实现战略转型。也就是实现人力资源管理从平庸—优秀—卓越的转变。

为此，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必须和企业战略紧密结合起来，从企业经营战略的角度进行一系列的工作，实现战略性的人力资源规划管理即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在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中，人力资源管理部门主要扮演两个角色：一是战略决策的参与者和主导者。人力资源管理部门通过企业内外部人力资源结构、素质以及企业所处的环境的分析，为企业战略决策者做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参与甚至有时主导企业战略的决策过程，使企业战略决策更加符合企业人力资源的客观环境。二是战略决策的执行者。通过分解企业的战略目标，人力资源管理实践是一种能够通过强化和支持企业经营活动而对企业的盈利性、质量改善以及其他经营目标做出贡献的有效手段，同时在战略执行的过程中通过各种人力资源管理政策和制度的设计以及对人力资源管理实践的调整来帮助企业赢得竞争优势。

三、人力资源战略转型的途径

人力资源管理战略转型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内部改革转型；

1、内部改革转型。一方面通过企业流程再造，组织结构调整，突出人力资源管理部门战略地位，把企业经营战略和人力资源战略紧密结合，进行战略性的人力资源管理。另一方面通过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人员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和专业水平，正确把握自己的角色。同样使现代人力资源的理念牢固树立在每一位管理者和员工的心中。

2、人力资源职能的外包。随着社会专业化分工的加速,企业的一些职能、业务开始“外包”给一些专业性的公司或机构,如果中国企业的人力资源部门始终埋头于行政性事务,“外包”将是必然的结局,众多的猎头公司、培训机构和跨国咨询公司正虎视眈眈,如若人力资源部门不进行反思、转型,将永远逃脱不了“陪衬”的命运。

二是人力资源职能的外包。在一些人力资源管理自身缺乏战略转型能力的企业中，要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作用，实现战略转型可借助“外脑”，把企业的人力资源的一些职能、业务开始“外包”给一些专业性的公司或机构。外部专业性的公司或机构拥有专业和人才优势，可以迅速地实现人力资源的战略转型，同时，通过与外部智囊合作过程中的培训等手段，也可提升自己人力资源管理素质。

第四篇：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的研究

合法性危机与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

张志成

一、何谓合法性问题?

在政治思想史上，合法性一直是以政治哲学的形式出现的。所谓合法性，也就是是对被统治者和统治者关系的评价。实质上，合法性就是正当性[2].从法律上讲，合理性主要是指正当性说明。指论者要有足够的理由说明听者，来证明自己行为的正当，并为对方接受[3].从历史上看，论说统治合法性的政治哲学大体经历了从神到人的发展过程。简单而言，在中国古代，商周时期是以“上帝”和祖先崇拜来为统治进行合法性说明的，而由于君主专制的统治形态所必然具有的弊端，孔子创造了以伦理为中心的政治哲学，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和“仁政”为两端，形成了“道统”和“君统”互相制约的统治合理化论说体系[4].而近代，随着西学东渐，更主要的由于“人”的意识的觉醒和个人利益的发达，合理化论说体系从“神”到“君”进而转变为以“人”为基础。随之而来的，政治运作的表现形式就是从“君主”转变为“民主”。但是，以欧美国家为榜样的所谓“民主”的政治体系面临着体制上的实质缺陷的困扰，这两个实质缺陷之一就是马克思所发现并论证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以及资本掠夺超额利润所必须的剥削，包括对本国人民的剥削和对殖民地人民的剥削和掠夺。这两个实质缺陷在近代导致了两次世界大战，也导致了“民主”合理性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彻底破产。其表现形式就是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的蓬勃发展。在中国，历史就表现为：辛亥革命推翻“君主”争取“民主”-推翻“旧民主”(资本主义)争取“新民主”(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革命胜利、获得执政地位。

后工业时代，在以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为合法性论说、以资本主义和财产私有为经济模式的国家，随着民主的日益技巧化以及操控信息的技术日益成熟，加之政治在社会生活中的蜕化，更重要的由于其经济

和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大量“民主”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以及“民主”和“自由”所直接导致的问题的泛滥，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民主主义的政治运作合法性地位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其合法性论说的辩护能力日益下降。有学者认为：“20世纪30年代开始，世界处于动荡不安的状态。1929年到1933年，爆发了席卷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全球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社会初期自由放任式管理模式遭到怀疑，[5]”旧的否认资本主义存在危机的传统理论开始失效，资本主义制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6].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传统的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下的政府也出现了合法性危机的问题。正是针对这样的危机，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关于合法性问题的论说。

二、哈贝马斯的合法性论说

哈贝马斯认为[7]：所谓合法性问题，也就是一个政治制度，一个政权的威严和权威能否得到人们信任和承认的问题。[8]他同时认为，一、后工业社会完全有能力采取措施，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干扰和不符合人们意愿的副作用就会减少，并且不一定能够转化为合法性的丧失。因此，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能够把社会中发生的利害冲突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使之不能形成阶级的利害冲突[9].二、他强调人们行为的协调应以共同的规范为基础，而共同的规范是由人的统一认识促成的。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就是对话[10].其前提是：同行为规范联系在一起的公认的要求只能是用目的在于取得共识的辩护来实现[11].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是基于其对“晚期”资本主义的诸多现象的认识而提出的。例如，他提出有关危机的现象包括：生态的平衡、人类学的平衡和国际的平衡[12].同时，他也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飞速发展，使这个世界性的社会制度面临着一些问题;(但是，)不能把这些问题理解成为这个制度所特有的危机现象。

社会的发展过程是一个人和制度互动的过程，关于这一点，哈贝马斯指出：社会本身不能单独实现进化，只有当它和行为主体结合在一起时，才能构成一个有进化能力的系统;一个社会，只有在吸取了社会

化的行为主体的学习能力的基础上，才能形成新的结构，从而使它的控制能力和调节能力达到一个新的水平[13].他认为马克思仅仅看到了生产领域，而没有人的交往行为和社会同一性的形成对社会进化的作用。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巨擘，作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演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角色，哈贝马斯既看到了所谓“晚期”资本主义存在的合法化危机，又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方式解释社会进化和发展背后的原因，提出了危机论，并以合法性论说的方式试图解决这样的危机，进而试图在渐进式的更新的前提下，以哈贝马斯式的“互相理解”[14]的“民主”来实现社会稳定。总体而言，哈贝马斯的理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运用了马克思的分析方法，甚至对马克思的社会学方法还有较大发展，强调人与人之间客观联系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但是，他也不讳言其理论的辩护性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制度为核心形成的，而这个制度的核心，(是)确定社会一体化的既定形式。”[15]

尽管哈贝马斯的思想是建立在保留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基础上的，但是，其思想仍然具有十分可观的借鉴价值。尤其重要的是，哈贝马斯通过“互相理解”的方式提出的新型民主思想。传统上，社会契约论、代议制民主和权利限制作为经典的资本主义社会组织方式，具有难以辩驳的“辩护水平”。尽管早至卢梭就曾提出：真正的民主从来没有过，而且将来也不会有，但是，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初期阶段，生产资料的小规模个人占有的经济关系和法律绝对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制度使改造传统的民主方式的任务并不紧迫。但是，随着跨国公司等法律、经济和文化巨人的出现，个人的意志和政治参与程度及效果受到极大的压迫，传统上的自由主义下的代议制民主遇到了一定的危机。哈贝马斯关于合法性问题的思路同时提供了以辩护水平为尺度的社会弥合的解释性手段，同时他的思想也不仅仅停留在“辩护”上，而是将合法性的辩护与解决性手段相结合，以解释来促进解决，这就“弥补”了马克思从社会更替的革命角度看待问题而提出的单一的“解决”性的手段，从而使历史唯物主义引进了人与社会的互动，克服了马克思“技术至上”论对人和社会互动的忽视。

三、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问题

从前文可以看出，对于政治架构和运作的合法性论说对于政治权利是极为重要的。正如学者所说：“不论是哪种形式的统治，统治者命令能否被服从的命运都取决于是否建立并培养了被统治者对统治的普遍信仰。只有被人们认为是具有某种正当性理由的命令，才会获得被统治者的追随，从而具有合法性。”[16]历史和现实也都表明了这一点。可以说，社会主义的政治也无法回避合法性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会于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一文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得出了如下结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同时，中共中央认为，在当前的历史时期，“各种思想文化互相激荡，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战略图谋没有改变，我们仍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我国改革发展处在关键时期，社会利益关系更为复杂，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这一决定既承认了党也存在执政合法性问题，也指出了执政合法性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说，这一决定是对合法性问题的承认和思考。那么，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来源是什么?合法性危机的实质又是什么?

按照马克斯·韦伯的理论，所谓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一样，其基础都是“一种对规范的规则模式‘合乎法律’以及根据这些规则有权发布命令的那些人的权利的确信”[16]，是指对一种现存统治秩序的信仰，以及由这种信仰指导下的对命令的自觉服从。也就是说，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仰和在这种信仰下对政治运作的自觉服从同样应该是社会主义政治的合法性基础。

从历史上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法性首先来源于资本主义自身危机。在资本主义不能克服其本身客观存在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的前提下，按照矛盾的观点，事物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并且经历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资本主义本身必然会有“新”的、反映其危机的思潮和社会运动。这一思潮和社会运动就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在经历了马克思、恩格斯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科学化、系统化总结之后，社会主义本身成为一种信仰，成为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基础。

分析社会主义运动的合法性内涵，我们必须对资本主义危机进行具体分析。简单地讲，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合法性恰恰来自资本主义不可克服的自身危机，因此，资本主义的危机本身就应该是社会主义合法性基础。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经济危机。正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和生产资料私有制之间不可克服的矛盾，也正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使社会主义公有制成为必然，也是社会主义本身成为合理。恩格斯认为：“从本世纪初以来，工业经常在繁荣时期和危机时期之间波动。这样的危机几乎定期地每五年到七年发生一次，每一次它都给工人带来极度的贫困，激起普遍的革命热情，给整个现存制度造成极大的危险。”[17]而所谓“革命”，在哈贝马斯那里就是“利害冲突”没有“限制在个人的范围内”，而是形成了“阶级的利害冲突”[18]的外在表现，也就是“合法性”遭到危机的最直接表现。

资本主义的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在原始资本主义时期，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导致的无产者的贫困和经济权利的丧失，使无产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权利”丧失了实质意义。因此，恩格斯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将建立民主的国家制度，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建立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19]，以替代破产了的资产阶级民主。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20]从国际关系而言，由于争夺资源和“夺取新的市场”[21]的斗争，使资本主义国家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矛盾不时激化，资本主义在既定的文化范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破产就成为必然。在中国历史上，这一过程就表现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五四”运动。“五四”之后，共产主义学说逐步成为中国革命者中占据主流的流派，与这一客观矛盾的存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事实上，社会主义合法性的现实基础乃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以及无产阶级民主权利的丧失，意识形态基础乃是马克思主义对这样的经济危机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和社会主义理想的构造。

四、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合法性矛盾、融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建设

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形态，从马恩时代以来，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和其他工人运动的发展和冲击，其变化是显著的。目前来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是基本稳定的，社会危机还不突出。而社会主义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建立到目前，也经历了深刻变革。但是，无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政治统治”，都存在“合法性”问题。它们之间的“合法性”问题既有客观必然的矛盾，也有相似之处。

哈贝马斯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有效地解决经济增长问题[22].但是，他同时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市场的功能除了日益严重的问题，行政系统无法完成从经济系统那里接受来的控制性任务，于是，合法性的系统无法维持它要求的群众表现的那种忠诚水平[23].简而言之，也就是说，哈贝马斯认为，虽然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能够保证经济的增长(但他也认为财富无法无尽增长)，但是，政治当局无法解决经济增长过程中的问题，因此，“生活领域”会发生混乱，进而导致“群众”对政治当局的认可程度、忠诚度的降低。进而，合法性就会出现危机。

邓小平认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显然，社会主义的执政党同样必须解决经济持续增长和在经济持续增长的过程中控制经济的政治任务，只有这样，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领域才能和谐发展，使合法性得到加强，并进一步促进政治当局(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增强，提高其控制能力，使经济进一步的发展成为可能。《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扭住经济发展这个中心不动摇，坚持科学发展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这表明，无论是对于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来说，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和控制市场经济的能力是政治当局的合法性的基础。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首先，对于“晚期资本主义”而言，市场经济制度已经是一个事实，而对于中国社会主义而言，建设并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仍是一个时期的任务。其次，合法性的核心不仅仅在于经济的持续增长，而是在于政治当局控制经济系统，并解决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导致的社会“生活领域”中出现的问题的能力。特别是对于社会主义而言，经济发展本身只能是社会目标之一，而社会目标和人的发展目标不容须瞬忽视，否则，最终不仅会使社会主义丧失制度优势，而且会随着合法性、忠诚度的降低而丧失对经济系统的控制能力，使经济运行失去可控性。

哈贝马斯认为，行政计划需要拥有合法的权利[24].日益增长的合法性需要，“今天必须用(建立在普选权基础上的)政治民主手段使其得到满足。但是，形式民主的手段费用巨大。”“(国家)必须考虑到居民的普遍利益，并把这种利益维持在必要的程度上，以免使群众对国家的忠诚降低到引起冲突，使国家失去合法性。”哈贝马斯一方面指出了利益妥协需要一种政治民主手段，但另一方面也指出了“形式民主”的困境-花费过大。他还指出了一种意见，那就是说，“国家可以随着使行政系统不依赖于合法的意志形成来摆脱合法性问题。”通过富有“表现力”的符号和象征同行政管理的工具性的功能的分离，来为国家避开合法性问题服务[25].其实，这样的观点就是使民主“形式化”，抛开民主的实质性的“决定”价值，而使行政系统的决定技术上合法化、“自我”合法化。哈贝马斯并没有指出合法性需求、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花费巨大的形式民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如何缓解。

同样，《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不段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如果我们把人民当家作主理解为民主的实质决定作用，依法治国的“法”理解为利益的妥协和分界，那么，社会主义的中国同样面临这如哈贝马斯所言的实现民主的巨大成本问题、民主对利益分解的实质性决定价值问题两大历史性课题。而在民主实质性决定的问题上，不仅仅存在效率这一客观障碍，也存在国家间竞争这一影响利益分界的重要变量如何进入民主决定系统的问题。另外，尽管我们可以引进“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这样的技术性决定系统，但是，“技术性”的决定和貌似价值中立的行政系统“输出”的决定是有助于还是有损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地位最终也必须经过群众的合法性意识衡量，而没有体现“合法性意识”价值手段的技术性决策系统事实上是无法衡量合法性的，其实质必然也是有损于合法性和民主的实质决定价值的。

还需要指出的一点是关于合法性获得的建构。群众的合法性意识与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建构是一对有着内在结构性矛盾的概念。哈贝马斯认为，“合法性的获得，本身就是破坏性的，如果获得合法性的方法被看穿的话。有人试图通过有目的操控手段来弥补合法性的亏空;这种尝试在系统上的局限性就在于行政活

动和文化系统这两个领域间的结构差别。”[26]他更进一步指出，“国家不能简单地掌管文化系统;国家领域的扩张，致使文化的确信无疑状况发生了问题。”意义“成了一种能源匮乏，而且将越来越匮乏。”简单讲，也就是说，文化系统本身是生成合法性意识的基础之一[27]，合法性的存在是基于合法性意识的自我生成和主动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到其生成和衡量是由政治当局所操控，那么合法性意识就会发生变化，就会基于其“自觉”后的意识重新对合法性进行衡量。一旦合法性意识中的“意义”失去自主性，群众就会用“价值”来衡量“合法性”，而和“意义”不同，国家所能提供的“价值”的合法性论说是有限的，因此，容易孳生合法性危机。

相比较而言，《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公报》提到：“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不断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牢牢把握舆论导向，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优先发展教育和科学事业。”如前所述，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的重要来源是其对社会的自觉意识和科学规律的把握，因此，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和建设、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的不断修正来提供社会主义的合法性资源是必须的。但是，合法性建设的重要问题乃是如何提供“意义”资源。政治当局和行政系统直接操控文化系统会使合法性意识处于不断“反省”和“自觉”的过程，使合法性意识的形成背离其“自生”和“自觉”的客观规律，不仅不利于合法性问题的解决，而且会使社会丧失“意义”资源，而以“价值”为衡量一切的标准尺度。而由于价值的方向性，个人、团体、国家对于同一决定的价值衡量必然是不一致的，因此，最终往往导致社会分裂。

总之，哈贝马斯的合法性理论建构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国共产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和参考价值。总体而言，其合法性理论以社会弥合为目的，提出并分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所导致的合法性危机，并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等方面提出了社会利益妥协和分界以及合法性意识建设的问题，对于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维持政治当局的合法性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来讲，同样需要考虑的是党的执政、民主、效率、利益妥协和分界、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形成与合法性之间的紧密关系等重要社会分裂和弥合的变量。你好，谢谢你看这个资料

第五篇：浅析合法性危机与当代政府权威的重塑 - 终（本站推荐）

目 录

摘要...............................................................................................................................................2 关键词...............................................................................................................................................2 Abstract............................................................................................................................................2 Key words........................................................................................................................................2

一、政府合法性危机.......................................................................................................................2

二、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的关系...............................................................................................3

（一）、政府权威的含义.........................................................................................................3

（二）、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的关系.................................................................................3

1、政府合法性是政府权威的基础.................................................................................3

2、政府权威是政府合法性的深化.................................................................................3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3

三、我国政府权威危机...................................................................................................................4

（一）、我国的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4

（二）、政府合法性危机导致政府权威的下降.....................................................................4

（三）、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同的下降.....................................................................................4

1、社会公众因期望受挫导致对政府政策认同的下降.................................................4

2、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导致公众对政府认同的下降.....................................................4

四、我国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原因...................................................................................................4

（一）、政治转型中现代因素对传统的挑战.........................................................................4

1、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4

2、经济发展后对政治利益的诉求.................................................................................4

3、国外知识的传入.........................................................................................................4

（二）、社会转型中政府的超载及供给能力下降.................................................................5

1、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5

2、政府民意的下跌.........................................................................................................5

3、政府涉外事务的疲软.................................................................................................5

（三）、社会转型中阶级阶层分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消减.........................................5

（四）、实际运行中公共权力失控导致的政治腐败.............................................................5

1、公共权力的滥用.........................................................................................................5

2、公共权力的个人化.....................................................................................................5

3、公权力的不作为.........................................................................................................5

五、政府合法性加强及政府权威重塑...........................................................................................5

（一）、更新意识形态，建设文化政府.................................................................................5

（二）、调整生产关系，建设富民政府.................................................................................6

（三）、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府.................................................................................6

（四）、施行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6

（五）、加强法制工作，建设法治政府.................................................................................6

（六）、加强权力监督，建设阳光政府.................................................................................6

（七）、提高办事效率，建设高效政府.................................................................................6

（八）、加强依法行政，建设强能政府.................................................................................6 结 论.................................................................................................................................................6 参 考 文 献.....................................................................................................................................7 浅析合法性危机与当代政府权威的重塑

【摘要】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对于政府政治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两个内容，政府合法性决定着政府是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自愿的认可与支持，政府权威则体现着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可与支持程度的高低。近几年来的群体性事件频繁，这表我国的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权威也在弱化。而政府合法性的建设和政府权威的重建也成了政府建设的重要内容。

【关键词】政府合法性；政府权威；社会公众；公权力

On the crisis of legitimacy and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reshaping contemporary

Abstract: Government legitimacy and political authority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Government is very important in terms of two elements,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 determines whether the Government to get public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or voluntary, Government authority is embodied in the social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 the public on the government level degree.Frequent mass incidents in recent years , which indicates a crisis of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 also weakened government authority.The legitimacy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government author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government building.Key words:the legitimacy of government;government authority;public;public authority

浅析合法性危机与当代政府权威的重塑

一、政府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legitimacy）是对被统治者与统治者关系的一种内在评价，是对统治权力的尊严性和正当性的自愿认可，这种认可是建立在一系列基础之上的。

让-马克.夸克说过：“合法性即是对统治权力的承认。”这种承认既与现行的宪政制度和法律法规有关，又与社会公众的价值观和评价体系有关。

杰克.普拉诺：“合法性反映了一种认识上的一致，这种一致赋予领导者和国家以权威，合法性也反映了对个别领导者、机构和行为规范的尊重和承认。”

哈贝马斯将整个社会分为文化系统、政治系统和经济系统。政治系统需要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产出由权力机构贯彻的行政决定。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和产出危机分别称为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表明政治系统在贯彻来自经济系统的控制命令时无法把大众忠诚维持在必要的水平上，或者说用行政的手段无法维持或确立必要社会规范结构，原有的文化系统和教育体系受到了伤害和损害。

合法性危机是一种直接的认同危机，大众由于文化价值观的不同，对行为的认知不同，由此对政府行政系统的决策有不同的表现，有的人表现出不信任，他们对政治冷漠毫不关注，只注重自己的生活休闲。

合法性危机就是被统治者与统治者之间的关系出现裂缝，两者之间的关系非正常化，被统治者对统治者产生不信任和质疑，对统治者的决策不配合甚至反其道而行。统治者失去了被统治者的尊重、忠诚、承认和合作。

如果大多数公众都确信政府的合法性，支持并积极参与政府的作为，那么政府的决策就能比较容易和有效地被施行，并且能得到公众的参与，那么政府作为所需的人力和物力耗费也将减少。“事实上所有的政府，甚至最野蛮、最专制的政府，都试图让公民相信，他们应该服从政治法规，而且当权者可以合法地运用强制手段来实施这些政治法规。”政府合法性问题就是，政府系统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安排及其制定实施的政策，是不是及为什么应该获得社会公众的自愿忠诚和支持的问题。

二、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的关系

（一）、政府权威的含义

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必须具有权威性。没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是一个软弱无能的政府，具有足够权威的政府才是一个强有力的政府，一个好政府。

伯恩斯认为“权威对于国家来说更为重要，因为它是国家权力的源泉和合法性的体现。”

3“权威是‘合法权利’，基于服从是它的职责而产生的自愿服从。”

权威所涉及的是“政治秩序何以持久”的问题，在权力及暴力之外，政治服从的基础是什么？权威是政府凭借非暴力手段使被统治者自愿的接受其统治的能力。政府权威强调的是一个合法政府的影响力问题，政府如何能有效、有能力对社会实施其统治和管理职能，并且得到社会成员的服从、同意及认可。

政府权威是指政府在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过程中形成的得到人民认同的威望和公信力。

（二）、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的关系

1、政府合法性是政府权威的基础

政府合法性强调的是政府是否得到社会公众的自愿支持与认可。政府代表国家行使统治职能和公共管理职能，它包含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它是一个具有强制性的权力系统。公众的生活离不开政府，与之密切相关，政府的决策和行为应该得到公众的支持和参与。

2、政府权威是政府合法性的深化

政府权威强调的是政府多大程度得到社会公众的自愿认可与支持。这是在已经拥有的基础上的量的增加，政府权威是政府得到社会公众支持与认可程度的体现，政府权威的强弱影响到政府资源耗费的多少。政府权威强，则政府决策与行为所需要的人力、财力、物力就相对较少，反之亦然。

3、两者相辅相成、相互影响

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是不可分割的，二者之间联系紧密。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政府合法性是政府权威的基础，政府权威是政府合法性的深化。作为基础的合法性若不存在，3 则权威无从谈及，若权威弱则合法性基础薄弱。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二者相辅相成，相互作用。

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二者关系紧密，不可独一而在，两者共同体现了政府与社会公众的关系。

三、我国政府权威危机

政府权威与政府合法性相辅相成，我国政府权威危机主要是受到政府合法性的影响。

（一）、我国的政府面临的合法性危机

社会系统所倡导的价值观念或系统的目标超出了它能允许的极限。社会系统无法解决其控制问题。社会的组织原则遭到破坏。时下，我国社会常出现群体性事件，而政府却不能及时做出相应的处理，或是无法做出处理。我国社会各式各样的问题在冲击着政府的合法性。

（二）、政府合法性危机导致政府权威的下降 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相辅相成，作为基础的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权威也受到影响。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裂痕，社会公众对政府的自愿的认同与支持出现了问题。政府出现了认同危机，公众对政府的认同下降，对政府的支持减弱。政府的权威不再像从前那么的强大，政府权威开始弱化，公众对政府的认可与支持程度下降。政府决策和政府作为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增加，政府的消耗大增。

政府权威并不是独立存在的，它与政府合法性相互相成，相互作用。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权威也不能独善其身，政府权威会受到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冲击。政府权威因政府合法性危机而消减。

（三）、社会公众对政府认同的下降

1、社会公众因期望受挫导致对政府政策认同的下降 社会公众的期望会随着时间的增加而增加。政府为了获得公众的支持往往会会做出一些超前的承诺，然而在现实中却不能或难以即时实现。政府的部分政策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造成现实执行中产生偏差。这种期望和现实的差距，使得公众对政府政策认同下降。

2、社会财富的不平等导致公众对政府认同的下降

中国地域广袤，人口众多。受各种因素所限，各地区之间发展不可能相同，地区间发展的差异导致经济的不平衡。人与人之间也不可能同等发展，必定有部分人发展快，部分人发展慢。改革开放后，实行的先东部、后西部，先城市、在农村，先富带动后富的发展战略使得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加大。社会公众因社会财富的不平等产生的经济地位的差距，而产生对政府认同的下降。

四、我国政府合法性危机的原因

（一）、政治转型中现代因素对传统的挑战

1、我国政府合法性基础的转变

我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由个人魅力主导型向法理主导型转变。上个世纪，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战争，使得其深入人心，领导者个人的魅力也展露无疑。中国共产党胜利后，新一届的政府也建立了起来，新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便是领导者的个人魅力。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公众政治意识加强，政治生活水平提高，个人魅力主导的合法性基础受到法理性主导的合法性的挑战，并逐渐向其转变。

2、经济发展后对政治利益的诉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蓬勃发展，经济建设成果显著，相当部分公众的经济地位提高。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地位的提高，必然谋求政治地位的上升。新的政治利益诉求必然会与旧有的政治格局相冲突，这种冲突会导致新的政治格局的萌生与发展，从而对政府的合法性基础提出新的要求。

3、国外知识的传入

改革开放，不但是“走出去”，而且也“引进来”，引进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还有文化的。三十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引进了不少国外先进的东西，包括技术、方法、理念。国外的政治思想、政治名著也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引进大陆。越来越多的公众关注政治，思考政治，对中国现有的政治格局进行思考。

（二）、社会转型中政府的超载及供给能力下降

1、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发展，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要求我国的政府职能进行相应的转变。全能政府已不再适应社会的发展，政府管得过多、过死、过紧不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需要政府进行相应的放权，社会生活需要有非政府介入的私领域。政府需要从管理为主的全能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

2、政府民意的下跌

社会公众对政府有着相应的期望，政府也有着相应的实际作为，而政府作为的实际值与社会公众的期望值之间不是划等号的，两者之间总会有落差。这种落差不但没有随着时间的前进而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种落差的增大使得公众对政府的满意度下跌，政府公信下降。

3、政府涉外事务的疲软

近几年来，我国同周边国家由于领土、领海问题时有摩擦。这时相当部分的公众希望政府有一个强硬的态度，甚至希望政府动用军事力量，然而政府总是理性的，往往是通过和平手段解决。政府为了所谓的和平发展，会有一些妥协退让，态度总是温良有足而强硬不够。

（三）、社会转型中阶级阶层分化带来的结构性不平等的消减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我国经济得到长足的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却是不平衡的。先东部后西部，先城镇后农村，一部分人先富，一部分人后富，先富带动后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了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差异加大。随着这种差异的加大，原有的社会阶层受到冲击，有旧的阶层的消失，也有新的阶层的出现。社会阶层的分化使得我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对政府合法性有着负面的消极影响。

（四）、实际运行中公共权力失控导致的政治腐败

1、公共权力的滥用 公权力在运作过程中，必须以其相应的责任为基本保证，责任为公权力设定了一种合同的界限，使公权力的运作成为主体所实施的一种负责精神的行为过程。拥有公权力的人在没有制约的情况下必然形成公权力的腐败。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

2、公共权力的个人化 人才是公权力的实际载体，决定着权力的具体掌握和运用，而作为权力实际的主体人是具有主观能动性。虽然国家有着合理、恰当的机构设置、权力配置，规定了严格的权力使用程序和方法，但公权力主体在实际运用权力中，由于缺乏相应的法律知识，不知法不懂法或自身受某种利益驱使，因而滥用手中的权力，出现公权私用，以权谋私，导致公权力的腐败。

3、公权力的不作为 公权力的不作为，是指公权力主体负有某种法定的义务，在应当履行或必须履行的情况下，却拒绝履行的一种行为方式。公权力主体受限于个人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的高低，时有罔顾法纪，不履行相应的义务和自己的职责，从而导致公权力的不作为。

五、政府合法性加强及政府权威重塑

政府合法性是政府权威的基础，因此政府权威的重塑需要加强政府合法性的建设，要加强社会公众的认同感。我国政府要做到以下几点以加强政府合法性及重塑政府权威。

（一）、更新意识形态，建设文化政府 “政治文化作为长期形成的心理积淀，深藏在人们心中并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乃至支配着5人们的政治行为。”意识形态是对思想观念的实在化。政府要不断地开发和创造新的意识形态资源，建设先进的政治文化。

（二）、调整生产关系，建设富民政府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因经济地位而产生的社会阶层分化严重。政府要调整生产关系，平衡各阶层间的经济发展，缩小各阶层的差别，进而减少社会阶层差别对政府权威的冲减。

（三）、推动政治改革，建设民主政府 政府要获得公众的认同和支持，就要加强政治参与建设，使得更多的社会公众参与到政府政治之中来，使得公众成为政府政治的参与者。“参与型的政治文化会让人们对政治生活

6给予正面评价，激发人们投身政治的热情。”加强政府的民主改革，使公众积极主动融入政府政治生活，而不是消极的应对。

（四）、施行反腐倡廉，建设廉洁政府

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公权力的行使必须在阳光下进行，受到应有的监督。我国的公务员建设相对较为落后，公务员的政治道德水平较低，在使用公权力时，容易出现权力的滥用。因而政府要加大反腐倡廉建设，构建一个廉洁政府，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

（五）、加强法制工作，建设法治政府 一个良好的社会需要社会公众的维持。政府要加强法制的建设，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作为，不能想当然的为所欲为，要遵从宪法和法律的规定。要真正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使整个社会在一个良好的秩序内运行。

（六）、加强权力监督，建设阳光政府

权力是一柄双刃剑，有利有弊，利则国民双赢，弊则误国害民。权力的使用应当受到限制，不能对其不加以限制，权力当在一个良好的轨道上运行。要加强对权力运用的监控，避免实际运用中公权力的失控。

（七）、提高办事效率，建设高效政府

政府涉及到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公众的衣、食、住、行都与政府密不可分。公众在生活中往往会遇到各种需要政府及时解决的问题，而政府则因为自身机构的冗繁及其工作人员的素质的影响，不能及时解决公众的及时问题。因此要政府进行必要的改进，加强其办事效率。

（八）、加强依法行政，建设强能政府

在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主体的经济体制的今天，经济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相对较高。有的人为了经济利益，而罔顾社会道德，昧着良心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给公众造成生命及其他物质财产的损失。政府对此种行为应加强执法力度，对不法商家加以严惩，树立政府的权威。

我国政府要切实加强新型政府的建设，建设一个社会公众心目中的好政府，进而加强政府的合法性和重塑政府权威。使社会公众能够自愿的认可和支持政府，从而减少政府决策和作为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

结 论

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是政府政治必不可少的内容，近年来我国的政府合法性出现危机，政府权威也弱化了不少，政府决策和政府作为所需也在加大。政府合法性与政府权威逐渐成为我国政府政治的难题和政府的困局。政府合法性的加强和政府权威的重塑对于我国的政府政治有着重大的意义。

参 考 文 献

1 美 阿尔蒙德等著，曹沛霖等译：《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政策》M.上 美 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领袖轮》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美 丹尼斯·.朗：《权力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

俞可平：《政治学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

刘峰，于军：《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 刘峰，于军：《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M.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12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2年版。

345年6月北京第1版。

6年6月北京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