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网络视野下的政府形象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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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论网络视野下的政府形象宣传.

论网络视野下的政府形象宣传

摘要:随着社会科技的发展与进步,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传播的格局与议程设置方式,使个人信息发布与传播成为现实。面对新的媒体环境,政府在形象塑造方面面临着新的挑战与考验。本文将从网络媒体与政府形象的关系,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塑造的影响及如何在网络视野下塑造政府形象三方面进行讨论。关键词:网络媒体

政府形象

塑造

近年来,新媒体带着传统媒体不曾有的姿态强势崛起,以网络为代表的新媒体对于社会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也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网络媒体的新环境下,政府在形象塑造方面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一、网络媒体及政府形象

在当下现代科学技术和信息技术发展的背景下,新媒体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它是指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出现的媒体形态,以多向互动为传播模式的传播介质。它的外延涵盖了网络媒体、手机媒体、网络电视等媒体形态。但鉴于当前网络融合、媒介融合的发展态势,从广义的网络层面说,新媒体也可以称之为网络媒体。

网络媒体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传统媒体以传者为中心的信息传播特点,受众不再是被动的信息消费者,而具有了与传者交互信息的功能,甚至转变为传者的身份。随着新媒体技术的更新发展,网络媒体呈现出许多与传统的平面媒体、广播电视媒体截然不同的特征,如高度的开放性、及时性、时空性、无控性、交互性、聚合性等。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媒体给公共关系带来的机遇是全方位的。从公关手段来看,从单一到丰富。从公关传播来看,从单点传播到多点传播。从公关主体来看,从媒体传播到大众参与。而网络媒体的本质特征是技术上的数字化、传播上的交互性。

政府形象是一个自有政府以来就存在的客观现象,是与人们关系极其密切的一种特殊形象。政府形象是指公众对政府行为及政府人员的总体评价,是一种能力资源,对化解风险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政府形象随政府诞生而产生,对政府的生存和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随着中国政治民主化和行政现代化的发展,公众对政府的要求越来越高,政府形象逐渐成为衡量政府绩效的重要标准之一。良好的政府形象对优化政府行为有着重要的作用,优良的政府行为又是有效政府能力的保障。

网络媒体的出现和应用为政府创造了新的传播环境和新的方式,拓展了新的平台,带来了新的机遇和影响。政府网络形象是政府信仰、价值标准、制度行为等通过网络显现出来并被公众认识进而形成的认识和评价,也可以被认为是指政府在国内网民中获得的认知与评价。政府形象可以反映政府的执政能力与威信,面对网络化的传播环境,政府应该利用把握网络媒体的优势,培植和塑造一种诚实、负责任、廉洁和高效的形象,更好的履行政府职能,树立政府威信。

二、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宣传的影响

网络媒体的兴起,不仅意味着多了一个新的传播渠道,更重要的是,因为网络媒体传播所具有的高度开放性和互动性,它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传统的话语分布状况。“传播就是把分散的人捆绑在一起的力量,无论好坏凶吉,传播具有造就或者摧毁政治秩序的力量”。网络媒体具有两面性,在塑造政府形象方面是一把双刃剑,如同硬币两面,有利也有弊。

合理的运用网络媒体有利于塑造政府形象。网络媒体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的重要途径。网络媒体是政府正确引导公众舆论的有效方式。网络媒体信息的来源渠道众多,信息内容良莠不齐,很容易对人们的价值判断产生影响。网络中人人可匿名发言,不必为自己的言论负责。如果某一危机事件产生,而媒体又没有及时地向受众传递信息,那么在群体都对该事件表示关心的时候,流言就会在快速增殖中越传越广,给公众带来深深的焦虑和恐惧,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统媒体受到技术的限制,无法在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而网络媒体则能充分发挥最大的优势——时效性,在第一时间向受众传递重要信息,政府可借助网络媒体极强的时效性特点,利用网络传播中的传播主体与受众主体之间的交互性关系,在处理危机事件时给社会以正确的舆论导向,发出主流声音,从而为政府树立威信。

网络媒体是现代社会政府沟通民众的交流载体。网络媒体传播媒介和手段极为丰富,它所具有的多对多互传播方式使得信息可以进行双向的互动传递交流。受众不仅作为信息传播的客体而存在,还可以自主性的寻找和接收信息,同时也成为信息传播中的一员,可以主动发布信息。各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和社会阶层都能通过网络发出自己的声音,向政府建言献策,提出自己的看法。政府则可以通过网络媒体及时掌握受众需求,听取群众的意见,适时调整民生政策,更好的为百姓服务。网络媒体的发展同时为政府提供了信息公开的技术基础和便捷平台,政府可在网络上进行信息公开,提高透明度,保障民众的知情权,从而为政府塑造良好形象。

网络媒体有时也会给政府形象塑造带来不利影响。一方面,网络媒体所产生的舆论导向很难引导。网络赋予公众平等的话语权,谁都可以在网上发表言论,社会公众利用网络平台陈述事实或发表意见。网络舆情具有非理性,即发性等特点,在网络中可能存在过激言论,情绪化特征明显,不乏漫骂式的人身攻击及发泄个人私愤的网络暴力。另外,网络舆情存在信息误导,充斥着谣言与流言。虚假信息影响公众的价值判断。如果政府在舆情发生后没有及时进行疏导,容易使民众对其产生信任危机。一旦网络舆论的负面导向形成,政府便再难以控制。

2011年11月的甘肃庆阳校车事故,以21条生命的代价引发全社会对校车高危常态的愤慨。事发12小时内,仅新浪微博相关议论即达96万多条。在应对方没有积极出面应对的前提下,舆情攀至顶峰,出现各方关于舆情的猜测、讨论以及对地方政府的质疑。16日进入半衰期。从17日开始,民众开始探讨事故原因,如何保障校车安全的意见集合,针对此事,庆阳当地政府颁布“将2012年公车预算全部用于购置标准化校车”的信息,在此助推下,处于半衰期的相关舆情又开始上涨。21日,事故校车所属幼儿园“公有化”后的第一天上课,舆指小幅上扬。面对强烈的舆情反映,甘肃庆阳市政府没有注重预测舆情走向,及时疏导并积极应对舆情。其沉默不做声的作为使其在公众心中的形象大打折扣,公信力也因此下降。

另一方面,网络媒体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具有长久性,短时间内难以消除。越来越多的政府负面话题在网络中被放大,政府官员的言行不妥,决策和工作出现失误甚至引发公共安全问题,都会引起媒体聚焦。某一被忽视的微小细节,也极有可能在网络媒体的急速传播中被无限放大,使政府的公共形象受损。一旦政府在网络中产生负面形象,其后遗症将会存在很久,长时间之后如果输入有关关键词,还可以在搜索引擎下出现曾经的信息和相关的人和事,可以说,网络会留下长久的烙印,难以消除,对重树形象有一定难度。

三、政府面对网络化应该如何宣传形象

随着网络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及网络媒体的日益普及,政府应高度重视,积极应对网络媒体的挑战,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消减公众造成的舆论压力,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1、提高信息公开透明度,及时发布消息

在众说纷纭,各抒己见的网络媒体舆论环境下,信息发布的公开性、透明度是考量政府能否获取公众信任的重要指标。信息透明度即党政机构的新闻发布的透明度,官方媒体报道情况,互联网和移动通信管理,以及对外媒体的态度等。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是当前最具有挑战性的政治危机。回避问题或发布虚假信息,则会使政府的诚信和信息公开受到挑战,公众不满情绪也会潜在累积甚至爆发群体事件。政府怕影响形象经常隐瞒信息,公众无法全面了解情况,就会开始猜测,反而更容易引起恐慌。所以政府要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不管是对政府有利的还是有害的,都应该全面呈现在公众面前,公众有权利了解事实的真相。在汶川地震应对中,政府及时、准确、协调一致的发布政府信息,及时澄清了虚假信息,消除了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和盲目行动,发挥了积极的引导和服务作用,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2、主动了解舆情,正确引导舆论

网络舆情是社会上各种矛盾最直接的反映,政府应该主动了解网络舆情,并由此发现和洞察各种社会矛盾,争取在舆情发展的潜伏期和初期进行处理。这样才能使矛盾化解在萌芽阶段,避免人民群众的利益受到更大的伤害。及早了解网络舆情,还能帮助政府抓住舆论引导的时间和机会,以便尽早对网络舆论进行引导。江西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宜黄县政府未能从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判断与及时处理,以致事态不断恶化,深陷舆论漩涡,县委书记、县长被免职。同是拆迁,江西上饶县政府有关部门在网上及时回应舆情,除在当地论坛外,还专门制作网页表达观点,配发现场图文、音像资料及证据,运用网络化解矛盾。政府网站是舆论引导最权威的工具,在舆论存在争议或谣言四起、公众迷茫的时候,人们最希望得到权威、真实的信息,这时候政府应该站出来,在第一时间发布政府官方的信息和观点。

3、正视网络民意、民权诉求,加强网络互动

政府应该直面网络媒体反映出的民意、民权的诉求。一方面,要对网络民意诉求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不能视而不见;另一方面,要勇于正视问题、承担责任、承认错误。有些政府机关遇到网络负面事件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直接面对,而是删除负面帖子、删除负面新闻。这样的做法在当前语境下不仅没有用而且还会产生负面效果。政府应以负责任的态度了解民意及回应民众的质疑,尤其那些和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职能部门,对民众反映的问题、所处的困境要有发自内心的关心,增强服务意识与服务能力。官方在决策前应向民众透露更多信息,甚至在决策过程中让部分民众提出意见。信任是建立在熟悉的基础上的,让民众熟悉决策部门的决策过程、决策理由,有利于达成信任关系,获得理解,形成合力。同时,要以网络媒体的速度和方式,在第一时间向社会公众澄清事实真相、报告政府对于问题处理的意见、结果等。只有这样才能解民众的激愤、消灭谣言滋生和传播的土壤与机会、避免不利因素的影响和事态的进一步发展。政府要加强网络互动,树立回应意识,以开诚布公的态度积极面对网络民意,主动接受网民的监督。

4、提高自身素质,增强公关意识

政府官员一定程度上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官员只有从多方面加强自身修养,才能塑造良好的领导形象及政府形象。官员形象,从精神内核上讲,要信仰坚定,公道正派,廉洁奉公,勤政务实;从形象外观上,要衣着得体、谈吐风雅。官员屡屡“失言”的现象并不少见,“雷人”话语体现了部分干部对群众、对媒体的飞扬跋扈,并暴露了他们的某些真实心态,失言也让党和政府的“民心资本”不断流失,严重损害了政府和官员形象。这不仅说明个别官员官本位意识浓厚,存在权力的“傲慢与偏见”,也折射出官员的平日素养问题,尤其媒介素养及应对媒体的能力缺失。政府的公共形象更多的是通过政府工作人员表现出来的,官员话语引发的舆论广泛关注影响所在政府的整体形象,所以官员一定要增强自己的公关意识,妥善处理上下级关系、媒体与公众的监督关系、各方利益关系三重与形象测评关联的评委关系体系,切实提高自身素质和职业操守。

5、创新公关宣传手段,加强管理

随着网络媒体的快速发展,公关宣传方式也更多样化。政府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不断创新公关宣传手段,全面塑造政府形象。网络媒体成为政治团体信息扩散和接收的新平台,每个公务员、每个党政组织都是政治传播的主体,都要学会利用网络媒体发布信息,控制舆论,规避风险,从内容资源建设和媒介渠道等方面,做网络媒体开明的主人。政府部门及官员勤政上网,建立“政务微博”,不失为一种与时俱进的政治传播方式。另外,政府也可采用“淘宝体”等更柔软化、平民化的表达风格,拉近与民众的距离。同时,政府应加强管理,营造良好的媒介环境。要通过网络发言人、网络评论员引导公众对重大事件、突发事件的思考和辨别是非的能力,从而与政府产生共鸣,充当公众的“意见领袖”。切实加强主流新闻网站建设和管理,有效发挥行政、法律法规的作用,强化网络舆论技术监控,全面开展网民素质教育,提升网宣队伍建设水平,引导社会舆论沿着理智、建设性的轨道发展,最大限度地化解社会矛盾,使网络的舆论宣传更生动形象,更富有吸引力和感染力。

当前中国政府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互联网的裂变式发展,传统的宣传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如何遵循网络新媒体的传播规律,最大限制地发挥网络媒体对政府形象的解读功能,如何利用网络传播的特点解释政府行为,增强政府的公信力、政府的凝聚力,推销政府施政理念等,需要我们长期努力。

参考文献:

1、石国亮,《新媒体时代公关案例》,研究出版社,2012版

2、梅文慧,《信息发布与公关危机》,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版

3、王正平,《信息网络与文化传播》,上海三联书店,2011版

第二篇: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

内容摘要: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内容提要:本文试图通过对土地革命的分析指出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使得 中国 共产党在 历史 的现场不得不面对将超出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农民行为、意识和现象、关系融于其阶级斗争理论下的革命史叙事逻辑中的挑战。在这个意义上,农民以自己的方式发挥了历史的能动性,参与了历史的谱写。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农民虽然不能说是沉默的群体,但可以说他们的声音更多的是由“知识阶层”“社会精英”代为发出的,正如gail hershatler在分析20世纪 初上海妓女形象的重塑时指出的在现代社会中,女人的声音往往以各种形式被压抑,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只有人们想要在一个大的社会全景下把它作为符号来欣赏、申斥、管理、治疗,挽救、消灭等等时,妓女才会进入历史学家的视野1。

正是这些构成在不断变化的社会精英在谈论他们自身面临的矛盾、问题,寻求困境的出路时,在构建他们对于历史,对于社会 发展 的宏大叙事框架时不断变换叙事对象在宏大叙事中的角色,对于妓女如此,对于农民同样如此,他们的形象在不同的全景下在不断建构重塑。

从晚清清议 政治 中的农民、土地、封建问题到以康梁为代表的近代思想使“农民”消逝于“国民”的一般讨论中,五四时期农民也未作为一个阶级而成为政治、文化运动讨论的焦点。比如在这一时期的《新青年》、《东方杂志》等众目所向的舆论阵地,对此问题一直未曾集中讨论过,廖廖数篇涉及到的如关于农村的《社会调查》2和胡适的《我对于丧礼的改革》3等诸文章也只是充满了改造旧农民、旧农村,倡导新人格、新国民、新文化、新风尚的意味。

而随着阶级斗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对“社会和谐”的追求使强国富国的价值目标逐渐转移到了“社会”本身的扶贫济弱上来,杨念群在分析社会史时就指出:“早期共产党人强调如果不从‘社会’层面上改造和重新设计中国现代化道路,就无法关照和覆盖到农民和其他普通民众的利益与现实要求,所以中国共产党人对变革步骤的早期设计,无不是从'社会'切入进行的。”4 而这种对社会有机体“和谐运转”的追求又转而突出强调了社会本身蕴藏的种种矛盾和不平等,阶级分化和阶级斗争问题突显出来,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最为简单、最固守而又最易被歪曲的主义和信仰。

对于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来说,在阶级斗争视野下,工人和农民都是革命的一部分,因为两者都是属于社会中“被压迫”的群体。而瞿秋白、陈独秀等领导人渐渐意识到两者在阶级的觉悟和阶级利益上是有区别的,在农民中是包含了“小资产阶级”的阶级成分和意识的,就如陈独秀1923年在分析中国各阶级时就指出:“农民私有观念极其艰固。在中国,约占农民半数之自耕农,都是中小资产阶级。不用说共产的社会革命是和他们利益根本冲突。即无地之佃农,也只是半无产阶级,他们反对地主,不能超过转移地主之私有权为他们自己的私有权的心理以上。雇工虽属无产阶级,然人数少而不集中,所以中国农民运动,必须国民革命完全成功,然后普遍的农业资本化,然后农业的无产阶级发达集中起来,然后农村间才有真正的共产的社会革命之需要与可能。”5

但随着国内国际政治形势的转变,对阶级斗争的认识不断被激化。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后,阶级问题成为国人举目关注的话题,就连一向只谈“大政要闻”,更多关注“国际关系”的《东方杂志》也逐渐开始注意起国内的“社会”问题来,在1927年8月25日出版专刊刊登了覆及全国各主要区域的农村社会调查,其中贫雇农,中富农,地主等农民阶层相互的关系占了调查的核心6。而这时期,中共开始一直强调并争执着革命阶级、革命性质、革命动力、革命对象、社会性质等问题,形成了自己的一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社会革命话语”。而如果说在1927年前这一时期农村政策十分丰富(比如包括对于“农地”,从政治 经济 上加以整理;对于“农业”从 科学 上加以经营;对于“农民”从社会文化上去加以训练和 教育。7 还包括了禁赌禁烟、和乡党睦宗族等8等),许多政策是温和而实际的,那么到1927年国共合作彻底破裂,中共需要提供自己的一套与国民党不同,而又为打倒国民党作合法性依据的革命叙事,阶级斗争理论就更加泛化地使用于中共的一切文件中。在1927-1937期间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政策完全以土地革命为中心后,可以看见农民和农村的形象几乎都是以社会性质——主要矛盾——阶级分析——革命动力、对象、目标为全景,以此来审视其中农民扮演的角色,为其在农村土地革命的政策提供依据的。在这样的形势下农民本身性质的认定和内部贫雇中富地等成分的划定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理论下话语体系的组成部分,“农民”作为一个阶级的形象被不断建构、支解、重塑。“农民”的形象由它整个革命叙事中角色界定。每个活生生的个人由他的阶级成分而赋于地“阶级形象”。

这一点不仅从萧邦奇对最早的农民运动发起点浙江衙前丝丝入扣的分析中,从他对农民斗争逐渐出现“名重于实”而致国共合作于失败的感叹中得知9,还可以从1927年前后中共高层的文件中得知10。虽然在此问题上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并且在中共内部三次“左”倾路线与后来历史标准答案中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意见、与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对革命性质,革命道路等等的判断有矛盾和争执,特别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更存在着徘徊和斗争,对“农民”的定位、对“农民”内部分化的定位有所不同,但是借用布迪厄的概念,这些中共内部的争执可以说在1927年以后就几乎是统一在一个共同的“场域”内,在一套共有的革命叙事中来夺取解释权和支配权,这种对革命史叙事的承认,对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解释方式的承认构成了布迪厄所说的“游戏者之间的共谋”,形成了他们竞争基础。而像1930年左右的陈独秀另辟蹊径,只能是被扫地出局。而象后来在农民问题上,面对如何建设一支由农民构成大多数的无产阶级政党和军队,如何解释农村包围城市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毛泽东的“中国化”的一套话语体系也并没有改变阶级斗争的视野,而只能是象布迪厄说的:“游戏者们可以通过参与游戏来增强或维持他们的资本,但也可去改变游戏的规则,以极力贬低作为他们对手力量所在的那种资本形式的价值,而努力维持他们自己优先拥有的资本种类。”11在游戏者们的斗争中,“共谋”的舞台是早已搭建好了的。

在此全景下,尽管对“农民”的态度有褒有贬,对富农问题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争执不休,但这些无一不是“阶级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以阶级斗争来审视农村关系和不同成分的农民形象。不同成份的农民具有其因存的阶级形象,而这种阶级形象又决定了农村中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而中国共产党不得不面对使超出这种阶级形象和阶级关系的现象融解于其阶级斗争的解释与解决办法之中的挑战。”

早期许多中国共产党人对农村破产农民的生活困苦有着切身的体验,诸如彭德怀自述中深切肌肤的让人悲悯和童年回忆并不是偶然的12。正是这种心忧天下的精神气质使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以救天下为己任,扶贫济弱,以此与社会各界达成共识,获取了普遍的支持。而中国共产党阶级的斗争视野下的农民形象(如农民分为贫雇农、中农、富农、地主,而贫雇中农属于革命依靠对象,地主属于打倒对象——抗日战争中,政策上认为地主也可联合,而富农是革命还是反革命一直争执不清)在很大程度上贴近了当时农民的基本生存状况和生存需求,使贫苦破产农民这个弱势群体在20世纪初巨大的社会转型和变革中有了自己的代表,并通过这个代表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但,另一方面,在这个委托一代理的格局中,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政党,一个有着主义信仰,有着一个较为完整的宏大叙事体系和特定的世界观、价值观支持的政党,它面临的问题、出路毕竟是与农民不一样的。这里,不仅是通常所说农民可能会抵制共产党力量的进入,不仅是农民具有“保守性”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农民本身的知识构成是与中国共产党的那些知识精英有很大区别的。“实际上农民所处的村庄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只取决于国家政权的性质和外来因素的制约,也受到村庄内部结构的影响,而农民本身的行为和理念 自然 也应在基层村庄这一层面内部加以理解。”这里强调的是农民不只是阶级整体的形象,还有“作为自然村成员的身份和意识。”13这种身份和意识使他们不仅具有阶级身份、阶级形象、阶级关系,还具有更多不能够纳入到阶级视野中的行为和意识。

但是,在革命史叙事中,农民的形象被单一化了,历史叙事也相应地“逻辑化”。在历史记忆中,土地革命是一个“解放的”、“欣喜的”“热火朝天的”景象,欢歌笑语的群众大会、模范带头的共产党员都是这个“集体记忆”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些景象在革命史的叙事中又使得对农民如何、为何接受中国共产党,如何、为何理解这一宏大叙事做出解释成为理所当然,而不需更进一步的解释;也使得不需要把农民刻画成一个历史的能动者,他们在这样的叙事中变得只能是充当历史叙事的消极服从者和被解放者。因为在这个叙事中,农民的阶级形象决定了欢迎、支持这种解放是必然的,翻身作主的贫雇农形象是在革命性质和革命阶段论中取得的。

这种逻辑不仅支配着革命史的历史叙事,而且也支配着在历史现场的人们的理论逻辑。而正如前文指出的农民个体具有自己的“地方性知识”,作为历史的能动者,他们与进入农村聚集资源的中国共产党人之间不仅是主动与受动的关系,而应是更鲜活的互动关系。正是在这种互动中中国共产党遇到了与阶级斗争视野里的农民形象不同的农民行为和意识提出的挑战、设置的困难,而解决这些困难、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又深深影响、塑造了中共的一系列政策方针,对中共今后的路线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种互动的关系创造了更丰满鲜活的历史。

一些学者已对革命史叙事的这种逻辑提出了挑战,比如胡素珊在探讨中共在农村胜利的原因时指出中共在农村的胜利在于革命的巨大功效的满足了农民贫苦阶层的小私有性,正是在这一点上,中共的宏大叙事与农民自身的生存境遇有了联系的点,从而形成了一种“场域”的共振,带来了革命的胜利。在这种观点中,农民是一种理性经济人的形象。比如她提出中共在抗日时期以“民族矛盾”为号召改变了激烈的土地政策,而后则又重新颁布《五四指示》恢复彻底的土地政策,对于这种政策变化产生的问题如农民如何建立对中共政策变化的信任?对于民族矛盾农民如何认知?在抗日时期温和的减租减息是如何发动贫苦农民的?针对这些问题,胡素珊提出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仍然能发动农民在于政策执行中一直“左”倾,通过这种“左”倾——激烈的土地政策来满足农民的财产平分需求,满足农民的小私有性,体现一种均贫富的路线14。

与胡素珊观点类似的是秦晖,他指出中共土地革命正在于满足了农民的小私有性,正是这种小私有的劣根性使土地革命成了一场均贫富的运动,马克思所谓的为了反对“共同体”对“个人”的压迫而倡导的“反封建”运动成了一场反对“个人”对“共同体”压迫的均贫富的农民运动。这里秦晖也把批判建立在土地革命是对农民小私有性的满足基础上,指出土地革命中的农民是完全的小私有者的保守性或小私有者的革命性,而不是所谓的无产阶级的“大公无私”。15

在这种思路中,革命叙事被还原成经济利益,两者的一种场域的“共振”——在农民的经济人形象下——成就了中共的胜利。这种观点指出了土地革命在革命中的功绩,大大拓展了历史的现实感,把农民还原为活生生的个体,使这种逻辑为我们所理解接受。

在这种叙事中,农民因其经济理性构成了对历史的能动性,中共在农村的地土政策不得不把这种小私有性考虑进去,并通过“满足”这种经济利益需求来获取农民的支持,以动员农村的各种关系。这样,这种思路就使历史成为两者更好互动的关系的结果。

第三篇:政府论下读书笔记

《政府论(下)》读书笔记

洛克,是英国近代继培根和霍布斯之后最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也是第一个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并提倡“自然权利”的人。而《政府论》作为洛克在政治领域的重要著作,上卷主要是对菲尔曼“君权神授”思想的批判,下卷则是洛克对自己政治思想的论述,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这种破而后立的方法是必要的。但在当今社会,下卷的意义无疑要远远超过上卷。

看完本书后,我认为全书有四个关键词,即自然状态、自然权利、公民社会、政府。这四个词也构成了洛克政治思想的主要脉络。

第二章《论自然状态》在我看来是全书理论的基础。在这一章中,洛克断言人们在最初一定是处于一种自然状态下的。自然状态是一种平等的状态,即没有人能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利;也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即人们“拥有处理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无限自由”,只受自然法,即理性的约束。在自然状态下,一旦有人违背了自然法,任何人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这也是一个人拥有支配另一个人的权力的唯一情况,但这种权力并不是绝对和任意的,同样要遵循人的理性。而对于当时对自然状态是否存在持怀疑态度的人,洛克为他们指出了当时世界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即两个不同国家的君主之间显然是处于自然状态的——根据他对这一状态的描述。

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有其天生享有的权利——自然权利。洛克认为,自然权利本质上分三种,即生命权、财产权和自由权,在《政府论》中,洛克对生命权介绍不多,但对自由权和财产权其实都有详细的论述。洛克所认可的自由权是指在自然状态下受并且只受自然法约束的、支配自己人身和财产的权利;而在介绍财产权时,洛克指出了物品划归私有的必要,并提出了“一个人能使任何东西脱离自然所提供的那个东西所处的状态,从而使它成为他的财产”这一重要观点,可以看出,这与日后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在某些方面是不谋而合的,或者说,洛克有关财产的观点为日后亚当斯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理论开辟了道路。此外,对于财产的拥有,洛克指出在货币出现之前人们应以自己的享用为限,而在货币出现以后就不再有这一限制,只需考虑到为后人留下足够的资源即可。这一关于财产的观点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反映了洛克为资产阶级辩护的政治目的。

然而,对于自然权利的来源,洛克将其归之于人性、天赋、自然、上帝等虚无飘渺的事物上显然是无法令人信服的,这也是洛克政治学说的缺陷所在。但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洛克的学说借助上帝、自然之由打破专制主义的牢笼,也是情有可原的。

表面上看,自然状态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但事实却并非如此。一方面,自然法虽然基于每个人都拥有的理性,但却并不是一种明确规定的、众所周知的法律,况且人们往往会出于私心、利益、欲望而心存偏见,;另一方面,人们由于利害关系会有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在没有享有权威的仲裁者和拥有强力的执法者的情况下,这种冲突一旦发生就会导致一种难以终止的、并且显然会造成人们生存环境恶化权利无法保障的战争状态。

自然状态下人们保障自身权利方面的局限性无疑从反面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方式组成公民社会的必要性。

公民社会,是处于自然状态下的人出于更好的保障自身权利这一目的,通过契约的方式组成的共同体。在契约中,所有共同体成员先一致同意让渡自己本享有的执行自然法的权力交予即将形成的公民社会,且同意在这个社会中遵从大多数人的决定,之后又同意赋予这个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以实现人们结成共同体的目的——即保障公民权利来说必要的一切权力,这一小部分人即组成了政府。而政府所拥有的权力,根据洛克的观点,主要分为三种,即立法权、对外权、行政权。通常情况下,在这种共同体中,存在一个政府接受共同体全部成员的委托代为行使这三项权力。至此,洛克从自然状态出发,完整严密的论证了公民社会和政府的起源以及政府权力的来源,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政府行使权力只能是出于保障

社会公民权利这个唯一的目的,所行使的权力也不能超过社会公民让渡于它的权力的范围。

洛克对于公民社会及政府起源的论述在当时无疑是一种全新的学说,而任何一种新的思想在诞生时总会有很多的反对声音。在《政府论(下)》中,洛克列举了两种,其一即“历史上找不到这样组成公民社会的例子”,其二即在现有政府的统治下,不可能如他所说的那样“自由的创立一个新的政府”。洛克重点对第一条反对意见进行了反驳,对于人们走出自然状态步入公民社会的实例,洛克坦言找不到,但他详细的论述了其中的原因。在他看来,一方面,由于文字是文明发展到较高程度的产物,因此可以断定人类在进入公民社会时文字还没有产生,通过契约组成公民社会的事件因而是不可能记载于史料中的;另一方面,人类一定是在公民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才会产生追溯本源的想法,但往往在那时有关社会起源的种种传说也已经很难寻觅。基于这两点原因,洛克认为不能因为现实中找不到这样的事例,历史上没有相关的文献记载,就断定公民社会不是以他所说的方式产生的。对于这种解释,又有人指出,在历史上从来就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契约的方式产生的,相反,几乎所有国家在建立洛克所说的政府前都处于专制统治之下,都是通过暴力斗争才得以实现洛克所谓的政府形式。那么,难道说专制统治下的社会就是洛克所谓的自然状态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对此,洛克指出,专制主义之所以能大行其道,其根本原因在于在专制制度建立之初,人们错误地将自然状态下的父权与专制制度下的绝对权力等同起来。人们在专制社会建立之初对专制权力的拥有者是非常信赖的,就如同子女对父亲一般,事实往往也确实如此,每一个国家的开国君主总是英明、廉政、爱民,这种专制社会对民众权利的保障与公民社会的差别并不大,与后世的暴君、昏君专政时有很大不同,因此民众由于政治远见的缺乏并没能在一个专制国家建立之初就意识到他们的权利在这样一种制度不断发展的后期会受到严重的侵害。在洛克看来,人类由自然状态步入公民社会是一种人类历史发展的应然,而之所以有时没有成为实然是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这样的解释似乎在当时很有说服力,但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被普遍认同的当代,却显得非常牵强。事实上,历史唯物主义已经总结出了一套与洛克学说相冲突,并且已被验证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一切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

可以看到,洛克学说的理论基础是可疑的,尽管如此,洛克据此推出的有关政府的目的及其权力边界的论断即使在今天,也是被普遍接受的。因此,对于洛克的学说,我们在指出其理论基础的种种缺陷的同时,也应肯定其学说在当时跨时代的进步意义。

在对政府及其权力有了总的概述后,洛克又进一步对政府的立法权、对外权、行政权进行了分别的论述。在洛克看来,立法权是高于另两种权力的最高权力,指制定运用国家力量来保障社会及其成员权利的依据的权力,这种依据,即法律,可以在短期内制定出来,因此立法机关没有长期存在的必要;执行权是指“执行被指定和继续有效的法律的权力”;对外权是指处理“包括战争与和平,联合与联盟以及同国外的一切人士和社会进行一切事务”的权力。对于这三种权力的归属,洛克指出对外权必须交给“有智谋”的人,执行权和对外权处于处理相关事务的效率考虑很难公开并同时有不同的人掌握,而立法权与执行权不能交给同一批人,否则难保这批人不会受到权力所带来的巨大利益与尊崇地位的诱惑而走上公民社会的对立面。

以当代的观点来看,这种分权方式显然是不成熟的。由于立法权在洛克的理论中是高于行政权和对外权的,而本身紧密联系、并且由一人同时拥有的行政权和对外权从实质上可以看成是一种权力,因此洛克的分权体系实质是两种地位有高低之分的权力的分立,这从分权的根本目的——相互制衡角度来看,意义并不大。但这种分权思想的进步意义却依旧不容忽视,从某种意义上说,洛克的这一思想为日后孟德斯鸠“三权分立”的主张奠定了基础,对英、美、法等国家的宪政建设也都有深远的影响

对于政府的解体,洛克也有其独特的看法。他首先区分了社会的解体与政府的解体,在他看来,使一个公民社会解体的唯一突径是外来武力的入侵,其余任何情况下,公民社会都是不会解体的,也就是说社会成员除非外敌入侵颠覆整个社会,否则是不会回到从前的自然状态的。而对于政府的解体只存在两种情形,一种即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由于法律的规定在一定时限后产生的变更,另一种是社会公民判定政府在行动上违背了他们的委托。对于第二种情形,洛克主张人民采取暴力的手段推翻政府,进而成立新的政府。在他看来,民众的这一行为并不是叛乱,相反,政府由于违背了民众的委托,才是真正的、整个公民社会的背叛者。这一主张反映了洛克学说革命性的一面。

纵观全书,《政府论(下)》所反映的“天赋人权”、“主权在民”、“政治分权”、“劳动创造财富”等思想,虽然受时代的局限存在一些不足,但无疑对西方政治哲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四篇:从网络论坛论视角谈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

从网络论坛论视角谈网络舆情与政府形象

【摘要】互联网及其衍生出的新事物从出现至今一直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互联网作为人们交流信息、抒发意见的平台,但有时也成了把对现实的不满转化成仇视政府社会的舆论导向的工具。本文调查了我国网络论坛的发展历程、现状,分析了网路舆情存在问题及原因,并对政府如何应对网络舆情问题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

网络论坛; 网络舆情; 政府形象; 应对策略

前言

互联网从90年代初在我国出现至今,一直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便利,对我们社会的影响越来越大。互联网更是成为了社会公众了解信息,表达诉求的主渠道。许多网民更是把互联网作为讨论社会现象、社会问题的平台,这一方面说明了我国国民民主意识的提高和参与社会建设的积极性加强,另一方面也成为政府部门发现、解决自身问题的工具。但一些消极的社会现象容易引发仇视社会和政府的舆论导向,如果处理不当或听之任之将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影响社会的稳定。因此如何克服网络舆情的不良影响,发挥网络舆情的正面效应,事关社会的发展和稳定,是建设和谐社会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网络舆情及网络论坛现状

(一)网络舆情 1.网络舆情及网络舆论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具有相对的一致性、强烈程度和持续性,对社会发展及有关事态的进程产生影响,其中混杂着理智和非理智的成分。”1 一方面,舆情的客体是公众议论的对象,它既可以是某种事物,也可以是某个人物;另一方面,舆情所隐含的不仅是人们的情绪、态度等,其中的不少言论具有较高的鼓动性,表现出一定的行为倾向。

“网络舆情是由于各种事件的刺激而产生的通过互联网传播的人们对于该事件的所有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合”2。网络环境下的舆情信息的主要来源有:新闻评论、BBS、博客、聚合新闻(RSS)。网络舆情表达快捷、信息多元,方式互动,具备传统媒体无法比拟的优势。网络的开放性和虚拟性,决定了网络舆情具有以下特点: 直接性,通过网络媒介,网民可以即时地发表自身的观点看法,下情直接上达,使得民意表达更加畅通;突发性,网络舆论的从形成、发展到为人们所熟知往往非常迅速,其传播的速度和广度都是惊人的;偏差性:由于发言者往往以虚拟身份发言,并且网络上缺少规则限制和有效监督,网络自然成为一些网民发泄情绪的空间。

“舆情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原初表露,可以是一种零散的、非体系化的东西,也不需要得到多数人认同,是多种不同意见的简单集合。”3舆论是人们的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集聚表现,是多数人形成的一致的共同意见,即需要持有某种认知、态度、情感和行为倾向的人数达到一定的量。这也是最容易将二者混淆的地方。当舆情产生聚集时就 12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6 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9 3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7

可以向舆论转化。

2.我国网络舆情的现状

当前我国网络舆情具有下列特点:

(1)现实性与虚假性并存。众所周知,网络空间虚无缥缈,网络论坛是一个虚拟的聊天平台,网民在网络论坛上往往也都采取网名发表意见看法。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络舆论是虚无缥缈的。相反的,网络舆论是真实的存在,它所反映的是现实社会中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观点等等。所反映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个人,而非网络上虚拟的个体。而且网民在论坛上所讨论的问题、热点也是来源于真实的客观社会,网民是针对客观社会所发生的事宜而展开讨论。因而网络舆论存在真实性。然而网络舆论也存在虚假,网络的匿名信为网民制造、传播虚假信息提供了可能。所以网络舆论的现实性与虚假性是并存的。(2)理性的观点与非理性的感情宣泄并存。当网民披露出社会生活中的一些热点或现象时,网络论坛的网民往往会针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表达自己的观点、意见。在这些意见中,有的是网民们经过深思熟虑、理性思考的结果,这些意见是有现实意义有创造性的。然而也存在着这样一些网民,他们针对问题缺乏理性,发布的观点缺乏理智,主要以个人情感宣泄为主。因而网络舆论同时存在着网民的理性观点和他们非理性的情感宣泄。

(3)网络舆论主体呈低龄化趋势。据CNNIC报统计告表明:在中国,30岁以上的网民到2010年达75%以上,其中20岁以上的网民在同时期已经达到了50%以上,年轻网民占绝对多数。而网民的职业构成中,学生是网民的主体。可见作为网络舆论的主体,网民的主力军已然成低龄化趋势。

(二)网络论坛

网络论坛是在网络BBS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是互联网上的一种公共话语空间,是网民阐述思想观点、表达利益诉求、抒发个人情感、交流心得体会等等的一个多维的互动的交流平台。

近年来,随科学技术水平的发展,网络论坛的功能不断拓展完善,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了网络论坛,越来越多的人使用网络论坛。网络论坛的诞生给人们带来了极大的便利:网络论坛是了解信息汲取知识的平台,网民可以通过游览网络论坛来知晓天下大事,也可以了解社情民意,并可以就此发表自己的看法;网络论坛是自由表达、沟通交流的空间,相对于传统媒介而言网络论坛是目前话语权最为平等最为自由的公共话语空间。网络论坛还是网民直接沟通交流的一种纽带;网络论坛是舆论监督的阵地,一方面,网络论坛汇聚了方方面面的网民,而每个网民都是舆论监督的主体,这无形中把那些掌握了公共权力和公共自由的部门和人置于千百万双眼睛是注视下。另一方面,网络论坛的表达较为随意,任何一种反应社会阴暗面的东西一旦捅出,就会引起网民的热议,是她无处躲藏;网络论坛还是献策建言的舞台,网民上了论坛不仅仅是天南地北的闲聊,不少网民对时事政策和公共事务非常关注,并积极参与献策建言。

二、政府形象

(一)政府形象的概述

1.政府形象的含义

在唐钧先生出版的《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政府直面群众与群众博弈政府(2008-2009)》一书中对政府形象做了这样定义,“政府形象是指政府与群众在互动过程中,群众对于政府的综合印象,简而言之,政府形象就是政府的行为在对象公众中的反映。”4 4唐钧.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政府直面群众与群众博弈政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8:15 2

2.政府形象的构成要素

(1)政府 政府是政府形象构成要素中最重要的一个要素,对决定政府形象好坏的主导作用。(2)公民 在民主社会中,作为政府形象的认识主体,公民不再是纯粹被动的行动客体,而对作为行政主体的政府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我们所说的政府形象正是政府在绝大多数公民整体意识的反映,在这一过程中,公民作为认识的主体,所反映出来的情绪和态度等对政府形象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巨大的反作用。(3)认识过程 政府形象的形成是一个完整的认识过程。公民认识政府,形成意识,进而在意识中反映形成政府形象,这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一过程分为偶尔映像阶段;暂时映像阶段;定型阶段和最后的形成政府形象阶段,是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3.政府形象的特征

(1)形象性

首先,政府形象具有形象性,表现为政府形象是主观形式与客观内容的有机统一。政府形象的存在形式是主观的,它产生、发展并定型于公民的意识之中,但政府形象的内容是客观的,它独立于公民的意识之外。政府形象正是这种主观作用于客观的产物,是主客观的有机结合而形成发展的。其次,政府形象是个体意识与整体意识的有机统一,是绝大多数公民整体认识的结果。最后,政府形象是现象与本质的有机统一。政府形象的本质是由成千上万的现象总和构成,公民就是通过对现象的直接观察、了解、形成政府形象。

(2)社会性

由于公民是由不同社会阶层构成,政府本身更是特定社会阶层的利益代表者,所以作为主观对客观的反映,政府形象必然要打上阶级的烙印。另一方面,政府形象的阶级性并不影响政府形象的客观性,因为政府形象是绝大多数公民对政府现存现在的有机反映,而非个人的主观臆断。

(3)动态性

首先,政府形象的形象是以政府行为为基础,公民主要是从具体的政府行为来认识政府,正因为政府行为并非一成不变的,进而影响人们的认识过程,因而我们看政府形象应该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其次,政府形象本身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而非静止不变的,政府在特定时期政策制度等的发展变化,也使政府形象也随之发生变化。

(二)网络时代政府应有的政府形象

在网络时代,网络具有信息传播的平等化、多元化、快捷化等特点对当代政府形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网络时代,对话与互动成为新的主流趋势,政府不再是信息权与话语权的垄断者,政府必须与公众就公共是事务进行平等的协商与对话,并努力寻求共识,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公众的接受与支持,才可能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1.网络时代要求强化法治的政府形象

法治是维护社会秩序稳定与和谐的重要保障。只有法治才可以规范政府行为,保障公民权利。同时网络论坛具有自由性与分散性,因而给予了政府更多的关注和舆论评价,也使网络论坛成为了工作监督评判政府工作的一个重要平台。这就使得政府形象在网络时代尤其重要。如果政府不能依法行政,尤其是执法部门不按程序执法甚至是知法犯法,必然会给公众带来诸多满,激起民愤,而且要知道在网络空间上,信息传播的速度与广大的难以想象的,当网民的不满通过网络传播开来,势必使政府陷入舆论危机的困境中,严重损害政府形象。

2.网络时代要求高效的政府形象

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当今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更是政府合法性构建的重要保障。同时,低效率、低质量的政府工作行为势

必严重影响政府形象的塑造。同时网络时代政府的信息公开已然成为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当前,只有克己奉公、廉洁高效的政府方能为公众所接纳,也只有这样政府才能顺便变化莫测的网络环境,才能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同时,网络时代要求公平的政府形象,在当今社会公平与正义已然成为当今社会的一大主体,政府在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方面的工作做得如何,更是公众心目中形成府形象的重要参考条件。

三、网络舆情的影响及原因

(一)当前我国网络论坛中存在问题

网络论坛的出现与发展丰富和方便了我们的生活,但也伴随着诸多问题。这些问题体现在论坛交流、论坛批评网络争论和网络搞笑等,这些无不对网络论坛的日常管理和网络舆论的引导形成了挑战。这些问题主要有:

1.虚假信息的传播

网络论坛作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有时也充斥着大量的不良信息。主要表现有:网络论坛存在道听途说、或虚假信息,造成他人的误解甚至是损失,由于短时间内难以查证,极易出现以讹传讹人、“三人成虎”的局面。还有,在网络论坛中信息传播中的违法犯罪现象时有发生。

2.存在违法言论与侵权事件

在网络论坛人们随意的发布或转载信息,以至于侵犯到他人的隐私,比如论坛中常见的人肉搜索。还有的网友甚至置国家和社会的平和安定于不顾,擅自发布危害国家统一和公共安全的言论等等现象屡见不鲜。网络不良信息的传播对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甚至还会危害到国家的长治久安。

3.网络牢骚泛滥

网络牢骚是一种以网络为载体的社会心理现象,是网民抑郁不平的情感在网络空间的表达,是不满情绪在网络中的宣泄。甚至形成这样的气氛:凡是为党和政府说话,维护正确的价值观者往往受到那些牢骚者的指责,而且这些牢骚者往往自称是“社会弱势群体的代言人”,从而去抨击党和政府的决策,久而久之,有网民或是被他们的言论所误导或是迫于他们的威势不敢或不愿意作出适当的辩解。这将导致牢骚者的不满情绪的进一步加深并朝着非理性的宣泄方向发展,长久下去是将不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网络文明的缺失和庸俗文化的传播

有些论坛存在污言秽语、淫秽图片视频、人身攻击等等现象。还有网络搞笑的无序也是网络论坛存在的问题之一。无聊、故作惊人的言论在网络论坛得到追捧。

(二)网络舆情应对不当的影响

1.降低政府的公信力

网络时代信息传播的速度和广度超越了传统的媒体。倘若政府发布不完整、片面的信息、或是刻意隐瞒、或是未及时采取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而对信息进行刻意的“封、堵、瞒”,势必激起民愤,降低政府公信力。2003的非典的发生就是最好的例子。当时卫生部门、地方政府刻意隐瞒信息,导致事件未能及时得到解决。而由于政府对信息的封杀,网民难以对信息作全面的了解,只能在论坛上作猜测

性的讨论。在信息不公开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为息事宁人,竟然封杀相关讨论,在当时的强国论坛甚至出现了有网民由于讨论非典而被封号的现象。这类行为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破坏了政府形象。

2.影响社会的稳定

在论坛中的网民的个人不满情绪往往极易导致网络牢骚和网络批评,而这些牢骚也批评又使个人的不满进一步加深为社会的不满情绪,而这种不满情绪随着批评的深入进一步扩散和加重,进而甚至对现实社会的稳定造成冲击。网民的道听途说而对政府机关或个人进行无中生有的攻击,而其他网民往往是采取围观或者是起哄的态度,这些都偏离了正常的监督批评轨道,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推波助澜,在现实社会引发事端,进而增加公共管理的难度。

3.网络舆论有时可能会成为极少数利益集团的宣言书,进而导致网络话语权的失衡。

从整体上讲,网络是一种民意的反映,值得各级决策层的高度重视,但必须指出的是有些网络舆论的形成只是少数利益集团的造势,并不可能真正代表民意。

(三)政府对网络舆情应对不当的原因

1.观念陈旧

①.官、民的等级观念尚存。官本位思想在中国大地上根深蒂固(为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其管理行政体系的合法性,历代统治阶级都建立了相应的体制)。目前官本位仍旧横亘在现代公共管理面前的一道鸿沟,他颠覆了社会公共管理双方的主从地位。割裂了社会放了双方的地位,弱化了政府职能。

②.对网络的社会影响力预判不足。有些地方政府工作提留在老套路、老办法上,无论是观念上,还是具体实际操作上都没有达到与时俱进融入信息时代,他们还尚未感受到现代信息技术对现实社会深远的影响力。

2.应对机制不够健全

①.各职能部门间缺乏信息交流机制。现在有很多政府部门负有网络管理职能,但这些部门之间却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而且加之问责制的出台,在涉及到责任承担时,各监管部门往往相互推诿,长久下去难以对网络进行行之有效的管理。

②.缺乏网络舆情应对机制。现在仍有部门的地方政府尚未形成和建立一套高效的网络舆情收集、分析、利用系统,尽管有些部门已经开展此项工作,但对于形成一套完善的机制体系还有不小的差距。

③.缺乏舆情的管理机制。具体表现为现在危机管理体系尚未完全建立,危机决策流程也没有有效的规范性预案。在应对应对舆情危机时,政府部门,非政府组织、社会公众等各应该承担什么样的任务、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方面的事情准备有待进一步的加强。

(四)网民的素质不够成熟

年轻网民有求新、求异、甚至是心理叛逆的特点,而且由于年龄和阅历上的不足,他们在网络论坛发表舆论时往往缺乏耐心或缺少理性,进而导致他们或是发表不恰当的言论,或是盲目跟风,被一些错误的舆论所误导。网络论坛上也存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个人,利用网络的便利故意散播危害社会安定、国家统一的言论,也是致使政府形象损害的因素之一。

四、应对策略

(一)构建和谐网络论坛

1、高度重视网络论坛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作用

我们的一些官员对网络舆论的认识比较片面,仅将网络舆论作为一种杂音看待并滋生了对网络舆论产生了厌烦情绪,少数地方政府更是要求网络管理员打压这些“杂音”。这种做法显然无法彻底的解决网络舆情带来的问题。当前网络时代,网络已然成为社会各阶层利益表达的一个重要阵地,网络已然是工作参与国家社会事务的一种重要载体,网络舆论监督更是为社会监督和舆论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因而我们不应该一味的打压网络舆情,而应保持宽容的态度,正视网络舆情的正面作用,“积极沟通而而不堵塞,注重引导而不强迫,有所敢于而不压制”5,方是解决之道。

2、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强化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

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言行受到诸多客观因素的制约,道德自律尚能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在网络公共话语空间,由于网络自身的隐匿性的特点,人们在交流和表达中披上一层隐去了真实身份的面纱后,道德自律变得越来越困难。鉴于此我们需要对网络舆论加以有效的监督与引导,应当以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基础,结合互联网实际特征,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实践到网络中去,树立反映时代要求的道德标准,坚持网络舆论引导的正确方向。

3、加强网络法治建设,强化对网络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

由于我国的网络法治建设落后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使得一些网络犯罪问题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宪法和法律是打击犯罪的有力武器,面对花样百出的网络违法犯罪现象,我们必须推动立法和司法实践与时俱进,这既是保护公民的正当利益、维护社会公共秩序的需要,也是有效规范网民言论和行为的重要保障。

(二)建立完善应对机制

1.建立透明的政府发布制度

在事件发生时,政府应该针对网络规律采取相认真负责的态度,积极有效的发布相关信息。在信息发布上,政府应该注重信息发布的全面性,不予网友质疑的空间,还应把握信息的发布次数,以免由于过多的信息发布次数而成为网友炒作的新话题。

2.建立网络舆情的预判预警机制。

政府可以委派专业从业人员,采取科学的分析方法,客观真的的把握网络舆情的走向,实时掌控网络舆论的发展方向,为决策层提供现实依据。防止由于个别领导的主观臆断而造成网络舆情的失控,进而导致政府形象受损。

3.加强政府各部门间合作。

在之前我们有提到,在我国有存在多个部门有监管网络的职能,但由于各方面原因该职能在各部门间分工不是很清楚,导致了网络舆论发生时出现各部门相互推诿的事情发生。因而规范好各部门的网络监管职能是对网络有效监督的重要途径。在此基础上各部门还应加强协作,分享相关信息和解决的方法。

(三)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建设

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185

据最新数据表明,青少年是当今网民的生力军,占网民总数的绝大多数,学生更是这一生力军的主体。网络具有隐匿性的特点,这就造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网民在互联网上的活动多靠自律。且青少年作为网民的生力军具有求新、求异、甚至是心理叛逆的特点,加之由于年龄和阅历的局限,他们看问题缺乏理性思考,易受他人影响,误入歧途。因而加强网络道德,强化网民的自律机制。让网民以自身行动积极抵制网上不良信息的影响,让网民能够更理性的思考问题、辨别真伪。

结束语

“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这是千古不变的道理。这句千古名言也向我们昭示了政府解决网络舆情所带来的政府形象受损的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因而政府要端正态度,重视网络舆情的正面作用,强化网络舆论的正面引导,加强网络法制建设,强化网络违法犯罪的打击力度,同事建立完善相关应对机制,加强网络道德规范建设,只有这样政府方能有效的解决突发事件,改善同网民的关系,塑造良好的政府形象。

参考文献

[1] 王天意.网络舆论引导与和谐论坛建设[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8:65-219.[2] 唐钧.政府形象与民意思维——政府直面群众与群众博弈政府[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8:1-98.[3] 陈俊.网络时代政府形象的维护和修复[J].学理论.2009.9:110-119.[4] 杨发坤,邱荣利.谈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对网络舆论的引导[J].行政与法 2010.(7):98-106 [5] 潘彩霞.公众参与视野下对网络新媒介的舆论监督范式的探讨[J].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09(3):50-66.[6] 陈少卫.徐殿.试论网络舆情分析在地方政府公关危机管理的应用[J].消费导刊.200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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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appearance of the internet and the new things it derived has profoundly affect the contemporary society.As a platform where people can communicate information and express their opinions sometimes it become the direction tool that switches the the discontent of reality into hostile to government and public opinions.This thesis investigate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history of the online forum in our country、analyzes the existent problems and it's reasons.Then make suggestions on how governments reply online public opinion。

【Key words】 online forum;online public;sentiment,govenment image;coping strategyn of govenment image from online forum 8

第五篇: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论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

2011年11月23日,应我校陈改玲教授的邀请,由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张宽博士主讲的《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讲座在浙江理工大学举行,文传学院11级新生及辅导员等教师准时到场参加了讲座。

张宽博士以他求学的经历与环境为切入点,将参加讲座的老师与同学逐渐引入了后殖民理论的文学研究中。

首先,张博士讲述了他与后殖民批判的最初接触来源于爱德华·萨伊德的《东方学》。他简述了法国后结构主义关于表述与现实,话语与体式之关系的思考以及追溯了中国形象在西方由褒而贬的转变过程。张博士认为中国的现代性话语不过是欧洲启蒙话语的一个横向移植,中国的全盘西化论者在贬损中国文化传统的同时把西方过分浪漫。

其次,张宽博士就中国语境的后殖民批判面对的批判提出自己的观点,同时对中国语境后殖民批判进行了一个再思考。张博士提出,西方的后殖民批判语境特殊,不宜挪到中国的语境中使用,这极易激起民族主义情绪,引发无民族主义情绪的产生。张博士认为,中国现代化话语的权威地位只有在后现代,后殖民的颠覆结构中才能得以维护。这是中国后生应该努力的方向。

最后,在长达半个多小时的互动环节中,文传学院党总支书记陈改玲教授和一些老师同学不仅对本次讲座的主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且向张博士请教了文学研究上的一些问题,张博士都一一给予解答,现场气氛热烈而有序。

本次讲座旨在通过张博士对后殖民理论视野下的文学研究以提高文传学院的师生对后殖民理论的深入认识。最后,讲座在同学们的掌声中取得圆满成功。

文/魏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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