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试论职务犯罪与控制方略
〔内容提要〕 本文首先在评析几种不同学术概念的基础上,对职务犯罪的概念作了新的界定;然后根据犯罪原因系统论的观点,剖析了我国当前职务犯罪猖獗的原因,将其分为深层原因、宏观原因、中观原因、微观原因四个层次;最后从道德控制、社会控制、司法控制三个方面着手,阐述了从总体上控制职务犯罪的方略。
〔关 键 词 〕 职务犯罪 公职人员 原因 控制方略
改革开放20多年来,伴随经济体制改革和结构调整向纵深方向发展,腐败的魔影也在不断扩展,特别是职务犯罪的泛滥和蔓延已引起党和国家及社会各界的共同关注,预防职务犯罪惩治腐败已成为我国迫在眉睫的重大问题。在此,本人就职务犯罪这个课题作一尝试性的论述。
一、职务犯罪的概念界定
科学地界定职务犯罪的概念,是研究职务犯罪及其控制方略的前提和基础。对此,诸多领域的学者以自己独特的视角作出了阐释。例如,有人从政治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运用公共权力来实现私人目标的行为;[1]有人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公职人员违背公认规范,背离既定的管理目标的行为;[2] 还有人从伦理学的角度出发,认为职务犯罪是社会道德尤其是公务人员道德的堕落,[3] 等等。这些从不同角度所下的定义,对拓宽研究思路、深化关于职务犯罪现象的认识十分有益。近年来,法学界研究气氛相当活跃,然而在何谓职务犯罪这一最基本的问题上,还存在不少争议。下面举几种有代表性的定义稍作分析:
1.职务犯罪是指具备一定职务身份的人故意或过失地实施与其职务之间具有必然联系的触犯刑律应受刑罚惩罚的各种行为的总称。[4]
2.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公职人员的人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或滥用职权,不尽职责,破坏国家对职务活动的管理职能,并依照刑法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5]
3.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滥用职权或者放弃职责、玩忽职守而危害国家机关正常活动及其公正、廉洁、高效的信誉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6]
以上几种定义,均有可取之处。三种定义在客观方面的表述基本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职务犯罪的职务关联性特点,它们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犯罪主体的界定上。第一种定义将主体表述为“具有一定职务身份的人”,外延显得过大,可能会不适当地扩大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因为“职务”一词,《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工作中规定担任的事情”,照此理解其范围是相当宽泛的,一个车间的班组长、一个学校的班主任等等,都可以说担负着一定职务,但刑法意义上“职务犯罪”一词所指的“职务”,理解为公职即公共职务更为妥当。所谓公职,是指行为人依法或受委托代表国家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资格和权限。刑法意义上的职务犯罪,实际上称为“公务犯罪”更严谨一些,“公务犯罪”也就是基于公共职务而实施的犯罪。第二种定义,将职务犯罪主体表述为“国家公职人员或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也是值得推敲的。这里的“视同国家公职人员的人”,实际上相当于刑法第93条第2款所指的“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人员。”理论上也可称之为“准国家工作人员”。我们认为“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在外延上足以涵盖刑法第93条所指的国家工作人员和准国家工作人员,因而在职务犯罪的主体表述上没有必要再加一个“视同公职人员的人”。本人赞同第三种定义对职务犯罪主体的界定。“国家公职人员”一词内涵相对明确,而且是多数国家通用的一个称谓。
然而,第三种定义虽然较为准确地界定了职务犯罪的主体范围,但它将犯罪客观方面限定为“致使国家、集体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却是值得商榷的。刑法上的重大损失都是针对犯罪行为已经造成的实际后果而言的,而现行刑法并未将造成实际严重后果规定为所有职务犯罪的共同要件。有的职务犯罪如滥用职权罪、玩忽职守罪确实要求造成一定的严重后果为构成条件,但也有的职务犯罪,如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隐瞒境外存款罪等,只要行为人实施特定行为即可构成犯罪。因此,以造成“重大损失”来描述职务犯罪的客观方面有以偏概全之嫌,尤其不利于惩治职务犯罪的行为犯及未遂犯。
在对以上各种定义比较和鉴别的基础上,本人提出如下定义:所谓职务犯罪,是指国家公职人员不履行职责、不正确履行职责或者利用职权谋取不法利益,妨害国家对职务行为的管理活动,损害公众对于政府的信赖感,依法应受刑事处罚的行为的总称。
二、职务犯罪的原因探析
在借鉴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在此,本人对职务犯罪的原因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一)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
职务犯罪并非今日中国特有的现象。可以说,职务犯罪是与公共权力相生相伴的一种现象。虽然各个国家或在同一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形成腐败的具体原因不尽相同,但作为公共权力诞生以来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现象,必然有其共同性、根本性的原因。我认为,人性的局限性与权力的二重性正是职务犯罪的本源所在。
人类社会普遍地存在着公共权力,这是维系社会有序运转的基础。但迄今为止,公共权力实际上只能由社会成员中的少数人来掌握和行使,这样就使公共权力本身具有一种内在的矛盾性,它一方面同社会整体利益相联系,另一方面又同掌权者的个体利益相联系,这两种联系之间的冲突在所难免。而人性天生是存在弱点的,尽管人性善恶的命题几千年来争论不清,但“人无完人”的道理不容否认。公共权力内在的矛盾性加之人性的局限性,决定了权力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权力具有造福社会的趋向;另一方面,权力本身潜藏着一定的侵犯性和腐蚀性。当权力的扩张逾越一定的界限,即背离公共目标和公共利益时,就产生了所谓的“权力异化”现象,职务犯罪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权力的异化。尽管人类设立了各种制度来防止权力异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只要社会存在公共权力并且这种权力掌握在个人手中,权力腐败与职务犯罪现象就不可能绝迹。
(二)体制转轨与社会失范:职务犯罪的宏观原因
权力及人性的本性决定了职务犯罪的普遍存在性。但是为什么在今天的我国会出现空前的腐败高潮,而建国后的前30年腐败行为相对较少呢?为什么我们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某些资本主义国家的腐败问题还要严重?为什么政府为严惩腐败作出了艰苦不懈的努力,至今仍未能扭转职务犯罪蔓延扩散的势头?
我认为,我国当前正处于体制转轨和社会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这是形成腐败高峰期的宏观原因。我国在90年代初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战略目标,市场开始启动,而计划尚有余威,从而形成了新旧两种体制并存的局面,这也在客观上给权力腐败带来空前的“机遇”。正如有人所言,现在许多腐败分子是在“用计划经济的权力发市场经济的洋财”。[7]另一方面,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是加剧腐败问题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系统朝着“放权、松绑、给好处”的方向改革,以往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局面被逐步打破,这对于提高经济运行的效率具有积极意义,然而,由于相应的配套措施如规范体系、监督机制等没有跟上,结果造成权力运行中自上而下的约束管制减弱,权力的横向制约与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又不到位,从而为腐败的滋生留下了大量的空隙和漏洞。此外,在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受到严重冲击,而新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尚未被普遍接受或正在形成之中,社会整合力降低,出现了社会学家所称的“社会失范状态”,腐败泛滥正是社会失范状态的一种表征。
(三)监督乏力与法网疏漏:职务犯罪的中观原因
权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支配他人的力量,它内含着无限扩张的倾向,因而对权力的监督与制约至关重要。然而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们对这一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没有建立起一套健全而有效的权力制衡体系,导致权力失控的现象严重。尽管我国设置了诸多的权力监督机构,如人大的监督、政协的监督、执政党内的纪检监督、政府内部的监察部门的监督以及专门的检察机关的监督等,监督机构之多,在世界上都是鲜见的,但是由于体制没有理顺,致使监督机制不畅、监督效能不高,某些地方的监督机构甚至形同虚设。监督不力的另一种体现是舆论监督的能量远没有释放出来。舆论监督包括媒体监督和公众监督,是社会中最具活力也是运行成本最低的监督形式,国外许多腐败丑闻就是由媒体和公众参与揭露出来的,如日本的“里库路特丑闻”、美国的“伊朗门事件”等等。在我国,群众当中流传着一句话,称腐败官员“不怕内部通报,就怕公开见报”,这充分说明舆论监督的重要性。一个缺乏舆论监督的社会是很危险的,正如有人指出,“这样的社会无疑是一种缺乏‘体内自动平衡机制’的有重大缺陷的社会,是一个失去自我警报系统的社会。”[8]
法网疏漏也是职务犯罪猖獗的重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廉政法制不够完善。例如,号称“阳光法案”的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千呼万唤而尚未出台,目前只有一个缺乏权威性和操作性的政策性文件,致使财产申报这一重要制度至今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其他如《行政程序法》、《政务公开法》、《举报人保护法》等,在我国廉政法制体系中均付阙如。与此同时,已有的法律中,立法粗疏、概念模糊、可操作性差的问题大量存在,立法质量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反腐实践。
二是执法不严问题相当严重。职务犯罪的实施者都是手中握有一定权力的人,此类案件的查处难度往往比较大。然而在我国现行体制之下,司法机关的独立性、权威性没有真正树立起来,加上部分司法人员素质低下,致使相当一批犯罪分子没有受到应有的制裁。另外,一些地方的个别党政主管领导,自己本身就是腐败的领头将军,上行下效,大小腐败成了一条龙,也严重影响了对职务犯罪的惩治。
(四)价值错位与心理失衡:职务犯罪的微观原因
职务犯罪的产生既有社会外界环境和因素的影响,也同行为人的主观认识和心态有关。为什么处在大体相同的社会环境中,有的人能恪守节操,有的人却变节沉沦?这正是微观原因所要揭示的内容。
从思想根源来看,职务犯罪的滋生源于行为人价值观念的错位。受封建社会“官本位”思想及西方社会“个人至上”、“拜金主义”等观念的影响,同时由于放松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行为人在价值观念上产生了个人与社会的错位,他们把自我当成社会的中心,把公共权力视为私人特权,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和人民利益之上,在面临外界的各种诱惑之下,价值错位必然导致行为人的贪欲膨胀和心理失衡。心理失衡的具体表现有:
1.吃亏补偿心理。一些公职人员看到别人发财,就觉得自己吃亏,“我辛辛苦苦几十年还不如人家搞一年”,从而产生了以权谋私,趁势“捞一把”的心理。
2.投资回报心理。有人把权力看成“一本万利”的致富工具,通过跑官、买官谋到一定职位后,便迫不及待地把权力作为资本投入不正当交易,以获取巨额回报。
3.人之常情心理。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情主义、“面子文化”根深蒂固,而人情化和关系网很容易使人丧失原则,不少公职人员正是在“人之常情”、“情面难却”等心理驱动下而丧失心理防线的。
4.为公无过心理。一些人头脑中存在“只要为公,自然无过”的认识,“我不是为了自己”成为理直气壮的辩解。在这种心理支配之下,他们滥用权力谋取地方利益和单位利益,置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顾。
5.法不责众心理。“法不责众”意识在传统法文化中由来已久,它在某种程度上为腐败分子提供了一个心理保护层,同时在客观上也成为反腐败的心理障碍。目前,“集体腐败”成为职务犯罪的一种新动向,其实质就是行为人期望通过集体决策分散责任以逃避惩罚。
6.侥幸过关心理。这是腐败分子较为普遍的一种心理特征,其实质是一种心里自慰。正如有人指出,如果行为的后果给自己带来的利益要大大高于受惩罚的恶果时,如果在他之前的类似行为在逃避处罚方面都获得成功时,就会促使犯罪分子实施某种行为。[9]在职务犯罪中,行为人的职权身份、靠山与关系以及作案手段的隐蔽性等,更是强化了其侥幸心理。
三、职务犯罪的控制方略
通过以上对职务犯罪原因的剖析,我们需要明了以下两点作为设计职务犯罪控制方略的前提:一是职务犯罪的深层原因决定了其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因此欲将职务犯罪彻底消灭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理性的目标应当是将其控制在社会可以容忍的程度和范围之内。二是职务犯罪既然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因而职务犯罪的控制也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必须采取各种手段综合治理,方可取得最佳的控制效果。此外,职务犯罪只是一系列犯罪的总称,它本身包含多种不同的犯罪类型,对不同类型的职务犯罪应根据其具体特点采取有针对性的控制策略。例如对贪污贿赂罪的控制方法就应当同玩忽职守罪有所区别。这里只是在总体上探讨各种职务犯罪的共同对策。
(一)职务犯罪的道德控制
道德控制,是指通过加强对公职人员的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其抵御外界各种致罪因素的免疫力,以达到所谓的使人“不想犯”的境界,这是预防职务犯罪的第一道防线。建国之初的50、60年代,我国职务犯罪发案率很低,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后,社会思潮的多元化致使传统的道德控制有所削弱,出现了所谓的“道德滑坡”现象。与此同时,反腐败斗争中有一种倾向值得注意,即过分推崇法制的作用,以为只要订立了完备的法律和制度就能根治腐败,而忽视道德教化的作用,认为道德是软弱无力的。我认为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相对于法制背后的国家强制力而言,道德固然是一种“软约束”,但是道德规范一旦内化为人的信念,其作用是不容忽视也不可替代的。另一方面,任何法律和制度都是靠具体的人去操作的,如果人的道德素质低下,再好的法律也可能变成一纸空文,再严的制度也会被钻空子。从国外来看,反腐工作搞得好的国家莫不重视对公职人员的道德教育,有的国家在大学乃至中学就开设有关从政道德的课程,还有的国家将从政道德法制化,如美国在1978年通过的《从政道德法》、韩国在1993年颁布的《公务员道德法》等。中华传统文化中,对于“德治”是极为重视的,这在今天仍是有借鉴价值的。预防职务犯罪的最佳对策应是“软硬兼施”,即把道德的“软约束”同法制的“硬约束”有机结合起来,使二者功能互补,而不是厚此薄彼。
(二)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
社会控制,就是“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组织到尽可能高的有序状态,”“控制犯罪的最优方案就是控制社会。”[10]对于职务犯罪的社会控制而言,核心是制度建设,即以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来约束权力的运行,这是遏制职务犯罪的根本途径。如果把道德控制称为“严教”,把司法控制称为“严惩”,那么,社会控制可以称为“严管”。严教、严管、严惩三者各有侧重,不可或缺,但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严管,严管的目标是使人“不能犯”,这是治本之策,前些年我国的反腐斗争侧重于“严惩”,但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人们逐步接受了“打防并举,标本兼治,重在治本”的方略,治理腐败的重心开始向社会控制倾斜,这无疑是明智之举。社会控制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其中最关键的有三点:
一是深化体制改革。当前腐败现象大面积蔓延的主要原因在于体制转轨带来的社会控制弱化,因此,抑制腐败的根本出路在于深化改革,加速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前几年,“价值双轨制”取消后,猖獗一时的“官倒”现象近乎销声匿迹,这说明深化改革对于遏制腐败有着巨大作用。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否则会影响整个改革大业的进程。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之一,就是建立一个“有限政府”,避免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从而为市场和社会留一个适度的独立空间。政府对市场和社会直接干预的减少,必然会带来权力滥用机会的减少。
二是强化权力监督。首先,要健全权力的内部制衡机制,即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理顺各权力监督机构的组织和运作体制,以实现最佳的监督效益;其次,要完善权力的外部监督体系,即以权利制约权力,通过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的推进,大力培育公民的权利意识、纳税人意识和参政议政督政意识,同时制定法律保障新闻自由,强化媒体对政府的监督;最后,要实现权力监督的全程、动态运作,即从权力的授予、权力的运行到权力滥用的责任追究一系列过程,都纳入权力监督网络之中,尤其要严格监控权力授予环节,避免权力落入腐败分子手中。
三是完善廉政法制。要广泛吸收和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经验,加紧制订和完善有关立法,以弥补廉政法制的空白;同时要特别注重立法质量,我们不仅要实现廉政建设法制化,而且要使廉政法制走向科学化。
(三)职务犯罪的司法控制
司法控制,是指国家刑事司法系统通过惩罚犯罪与改造罪犯对犯罪实行控制。司法控制是控制职务犯罪的最后屏障,其目标是借助于刑罚的强大威慑力,达到使潜在犯罪人“不敢犯”的效果。相对于道德控制和社会控制而言,司法控制比较容易操作,见效也比较快,因此,在实践中倍受青睐,实际上居于犯罪控制系统的中心。但司法控制毕竟是一种治标之策,它本身存在着被动性(因属事后控制)及运行成本高等缺陷,因而不能对司法控制的期望值过高。在缺乏道德及社会控制有力配合的情况下,司法控制所取得的成效很难维持长久。多年来,我国刑事司法系统所发动的多次“严打”斗争并没有完全实现预期的效果,以至于形成了实践中犯罪量与刑罚量交替上升的局面,其根本原因即在于此。但是,在当前职务犯罪形势依然严峻的状况下,继续贯彻“严打”方针以保持对犯罪的高压态势仍是必要的。同时,一要严密立法,对职务犯罪的规定不断完善改进法网粗疏的问题。二要严格司法,强化刑罚的确定性和及时性,提高定罪概率,使职务犯罪去除任何侥幸心理,提高刑事司法的效能。三要严惩威慑,从上层抓起,集中精力抓大案要案,对职务犯罪人员始终处于高度打压之下,提高严厉刑罚的威摄力。
〔参考文献〕
[1][2]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3][9]李建化,周小毛.腐败论[M].长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1997.[4]张穹.职务犯罪概论[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1991.[5]樊凤林,宋涛.职务犯罪法律对策及治理[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6]王昌学.职务犯罪特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7]马郑刚.反腐败:跨世纪的对策[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8.[8]萧功秦.监督的缺位[A].中国国情国力杂志社.中国热点[C].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9.[10]储槐植.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第二篇:控制销售渠道九大方略
控制销售渠道九大方略
抢夺销售渠道的控制权,是商海中经常发生的事。我是如何来控制我的销售渠道的呢?
(一)推行小区域独家代理制度,打破全省全市垄断格局,使得单个点的作用对于整个网络来说都不
是很重要。这样一来,即使某点叛变,也不会影响到全省全市。
(二)把网络做得细化些,不但省级城市要做,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也都要做,这样一来,如果省会城
市中的点发生叛变,也不会带动全省全市了。
(三)时常联系,单次配货数量不要太大,每次配货都要有欠缺,迫使代理商不断与你联系。
(四)不要把代理商逼到绝路上,比如:答应换货远要比不允许换货好,原因何在呢?因为你如果不允许他换货,他一旦发现部分货物积压,就会失去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心里会想:“如果做下去的话,最后尾货怎么办呢?”但如果你同意他换货,他即使已经兴趣不太大了,也可能会为了换货而与你保持联系。这样,你就有机会来挽留他了。同时,每次交易也都不要做得十分的完美,多少要留点小尾巴。因为有了尾巴,顾客才有了与你继续勾通的必要,这就给你留住他的机会。
(五)最可能抢夺销售渠道控制权的,还是厂家。防备厂家的最好办法,还是压货,一是一定要压住厂
家的部分货款,二是要造成厂家不断产生库存。
(六)防备厂家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多品牌多品种混合经营,使得任何一个厂家对于我来说,都不会
太重要。
(七)稳握控制权的关键:是要在本行业中树立很高的权威性。如果你都已经成为本行业的权威了,谁
都要借重于你,你还担心什么呢?
(八)尽力把行业内好的势头透露出去,以便吸引外围人员进入,以引起行业的竞争,通过引发他们内部的恶性竞争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乾隆皇帝经常让刘罗锅与和坤吵架的原因,否则,怎么显示出皇帝的重要性呢?只有你们大家相互吵架了,我皇帝才重要嘛。这一手,我表兄用得最好。
(九)与代理商以货换货。
第三篇:控制销售渠道九大方略
控制销售渠道九大方略
2007-11-27中国童装时尚网
抢夺销售渠道的控制权,是商海中经常发生的事。我是如何来控制我的销售渠道的呢?
(一)推行小区域独家代理制度,打破全省全市垄断格局,使得单个点的作用对于整个网络来说都不是很重要。这样一来,即使某点叛变,也不会影响到全省全市。
(二)把网络做得细化些,不但省级城市要做,地级城市、县级城市也都要做,这样一来,如果省会城市中的点发生叛变,也不会带动全省全市了。
(三)时常联系,单次配货数量不要太大,每次配货都要有欠缺,迫使代理商不断与你联系。
(四)不要把代理商逼到绝路上,比如:答应换货远要比不允许换货好,原因何在呢?因为你如果不允许他换货,他一旦发现部分货物积压,就会失去继续做下去的信心,心里会想:“如果做下去的话,最后尾货怎么办呢?”但如果你同意他换货,他即使已经兴趣不太大了,也可能会为了换货而与你保持联系。这样,你就有机会来挽留他了。同时,每次交易也都不要做得十分的完美,多少要留点小尾巴。因为有了尾巴,顾客才有了与你继续勾通的必要,这就给你留住他的机会。
(五)最可能抢夺销售渠道控制权的,还是厂家。防备厂家的最好办法,还是压货,一是一定要压住厂家的部分货款,二是要造成厂家不断产生库存。
(六)防备厂家的另外一个办法,就是多品牌多品种混合经营,使得任何一个厂家对于我来说,都不会太重要。
(七)稳握控制权的关键:是要在本行业中树立很高的权威性。如果你都已经成为本行业的权威了,谁都要借重于你,你还担心什么呢?
(八)尽力把行业内好的势头透露出去,以便吸引外围人员进入,以引起行业的竞争,通过引发他们内部的恶性竞争来提高自己的地位。这就是乾隆皇帝经常让刘罗锅与和坤吵架的原因,否则,怎么显示出皇帝的重要性呢?只有你们大家相互吵架了,我皇帝才重要嘛。这一手,我表兄用得最好。
(九)与代理商以货换货。这一条是我的绝密武器,就不讲了吧,否则,我都快没优势了。大家如果真要知道的,可上贸易通找我。但得先付我50个财富值我才说啊
第四篇:园林工程造价控制存在问题与应对方略
园林工程造价控制存在问题与应对方略
【摘 要】园林工程的造价控制管理,涉及面广、环节多,相应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要做好这项工作应从规范行业做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加强管理,科学引导,使广大园林工作者充分认识到园林工程造价控制管理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园林工程;造价控制;投资决策;设计阶段;艺术性。
前言
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是指为建设一项园林绿化工程,在土地市场、设备市场、技术劳务市场以及承包市场等交易活动中所形成的园林绿化建设工程价格。园林绿化工程造价是项目决策的工具,是制定园林绿化投资计划和控制投资的有效工具,也是落实园林绿化建设资金的依据,同时也是评价园林投资效果的重要指标。园林绿化工程造价管理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园林绿化建设工程投资费用管理,一是园林绿化工程价格管理。下面,我们就对当前园林绿化工程造价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就如何控制园林绿化工程造价谈几点看法。
1.投资决策多由行政拍板缺乏科学性经济性
由于园林绿化工程多属市政公益工程,大多由政府投资建设,其实施的好坏会对园区功能和日常生活产生深刻的影响。但由于部分地方的长官意识作崇,在进行项目可行性研究时,缺乏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更别提广泛调查研究、多方案比选了,而是由一些领导拍板定案,靠人脉关系取胜,一些技术先进、功能可靠、经济合理的建设方案得不到重用。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工程造价的控制就十分困难。
2.讲求艺术性与投资金额控制的矛盾
因园林绿化工程具有艺术性、方式多元化、衡量尺度不一等特征,实用性弱于美学需求,所以设计师作品真实意图的表达很容易因投资人设计任务书的局限性受到禁锢。由于目前园林设计方案未完全进入招投标市场,存在不透明性,设计师的作品过度依赖投资人狭隘的观点和错误的信号,设计主体思想缺乏统一,导致最优化、最合理、最科学的设计方案被人为肢解,只考虑作品的标新立异、方案的奢华和惟美,无暇顾及经济技术问题,最终造成园林绿化项目的投资成本不断递增,投资金额与建设成效无法成正比。
3.精通造价的人员奇缺导致园林绿化工程造价不合理
相对其他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园林绿化建设投资金额相对较少,有限的市场份额使得设计队伍建设进退两难,设计单位在有限的设计业务中很难在专业划分及阶段分工上花更多地精力去设置细化。园林设计队伍中部分设计人员不熟悉本专业的概预算定额、建筑材料市场价格,而预算人员对工程技术问题往往不太熟悉,同时受市场份额和企业运作人力资源承受能力的影响,园林工程在具体专业分工上又不够细化,专业技术力量上在设计阶段的分布存在严重缺位或配置不合理,导致设计阶段造价控制不严或造价失控。在具体造价实施中,园林绿林项目设计费的多少取决于工程总造价的高低和建设面积的大小,致使有的设计单位为了追求利润,盲目扩大工程规模和提高单位面积建造成本,特别在绿化
苗木中使用大规格苗木,增加苗木种植密度,过多采用珍稀名贵植物,非常奢侈地使用昂贵的建筑材料,超强度地进行非常规建筑设计等,从而人为地提高了工程造价。
4.设计前期调查工作不到位导致造价控制难度加大
其一,城市园林绿化工程多为城市配套工程或在地质条件较为恶劣的山峦、崖壁、滩涂、滨水区等进行建设,其城市地下管网、地质水文、周边环境、服务对象等都直接影响工程建设成本,前期调查的环境基础资料不到位直接影响造价控制。
其二,园林绿化工程不仅具有感官休憩功能,更重要的是体现一种精神意境、历史文化底蕴和人文气息,所以设计前必须认真地对当地的历史脉络、风土人情、地方特色进行翔实地调查研究。如果前期调查不够深入,也会影响园林绿化设计的正确定位,使设计主题偏离,导致设计阶段造价无法把握和工程施工阶段造价无法控制。
5.搞好园林绿化造价控制的措施
5.1 要多角度地科学决策,推行招投标机制,形成投资最高限额
园林绿化工程设计通过公开、公平的招投标竞争,能促进设计单位自觉按设计要求提交实用、安全、经济的设计方案。在评标过程中,引入价值工程分析方法,按各评价指标的重要程度分配权重,可选择出最优设计方案,有利于工程投资的控制。同时,应积极推行限额设计。限额设计是按照批准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及投资估算控制设计,在保证使用功能的前提下,各专业按分配的投资额进行设计,以使总投资不被突破。在推行限额设计中,依靠技术创新控制工程造价是最有效的手段,提高初步设计概算的精确度,使之成为设计阶段控制造价的依据,是对投资估算的第一次细化;设计人员和工程经济人员要密切配合,应用价值工程原理,做好多方案的技术经济比较,力争用最低的成本,实现工程项目的必要功能。
5.2 对园林绿化设计方案进行公开评审、论证、公示以控制造价
发布设计信息后,建设单位首先应组织专家、相关技术人员、相关部门及主管领导对收到的设计方案进行评审,通过技术比较、经济分析、效果评价,力求选择经济合理条件下确保使用功能,在满足使用功能条件下追求造型美观,确定以最少的投入创造最大的经济与社会效益的设计方案为中标方案。同时对入选方案和中标方案进行公示,听取社会意见。[论*文*网]
5.3 加强设计变更管理,实行限额动态控制
在园林工程建设中设计变更是不可避免的,如果在设计阶段进行变更,修改图纸即可,若在施工中进行变更,必将造成投资方重大的损失。该情况园林绿化工程建设中表现尤为突出,例如投资方为了达到立竿见影的建设效果或者施工方为了弥补在投标过程中因不平衡报价损失而采取更改设计的办法(增加综合报价较高的苗木的种植密度、加大苗木规格、更改苗木品种等),使工程的整个投资造价飚升。倘若进行限额设计,实行限额动态控制,在方案及施工图经济合理的前提下,人为要求进行设计变更的行为将大大减少。
5.4 加强园林绿化工程实施阶段的造价管理
在园林绿化工程项目的实施阶段,工程预、结算审核方面的控制及管理可分为三个阶段:招标管理阶段、施工管理阶段和结算阶段。在招投标管理阶段中,招标文件应对工程造价的计价方式、定额及费用的取定、增加工程的结算方式等有明确规定。项目实施阶段,必须要按照合同办事,树立法律意识,做好各项资料的记录和收集工作,全面履行合同内容,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提供的工程量清单,要按照国家或地方颁布的计算规则即统一的工程项目划分方法、统一的计量单位及统一的工程量计算规则,根据设计图纸计算并予以统计、排列,从而得出清单。对工程量清单中的工程项目应具有调试的概括性,条目要简明,同时不能出现漏项、错项,应保证计价项目的正确性。要将不同等级要求的工程区划分开,将情况不同、可能要进行不同报价的项目分开。这就要求清单编制人员在编制时,认真研究设计图纸,分析招标文件中所包括的工作内容及不同的技术要求,熟悉所有工作的程序,并且要认真勘测现场情况,尽是预测在施工中可能遇到的情况,对将要影响报价的项目予以划分。另外,因为工程量清单中计算出的工程量为不完整工程量,考虑建设单位的利益,应明确中标价中的综合单价为不变价,工程量清单的数量按实际施工实做实计。
5.5 控制材料用量,合理确定材料价格
在工程造价的控制中材料价格的控制是主要的,材料费在工程中往往占有很大的比重,一般占预算费用的70%,占直接费的80%左右。因此必须在施工阶段严格按照合同中的材料用量控制,合理确定材料价格,从而有效地控制工程造价。市场经济为材料的供应提供了多种渠道,而且材料品种价格繁多,造价管理人员应密切注意市场行情,随着工程进展情况深入现场、市场,掌握第一手的施工情况及材料信息,为竣工决算提供有力的依据。
5.6 严把变更关,将园林绿化工程预算控制在概算内
在园林绿化施工中引起变更的原因很多,如工程设计粗糙,使工程实际与发包时提供的图纸不符;当前市场供应的材料规格标准不符合设计要求等,这些问题的产生给工程造价留下活口因素。所以在施工过程中,必须严把变更关,严禁通过设计变更扩大建设规模,提高设计标准,增加建设内容等,最好实行“分级控制、限额签证”的制度。对必须发生的设计变更,尤其是涉及到费用增减的设计变更,必须经设计单位代表、建设单位现场代表、监理工程师共同签字,而且应尽是提前实现这类型变更,减少损失,因为已完成或部分完成的工程内容还需拆除,势必造成重大变更损失。为此,应指派工程造价管理专业人员常驻施工现场,随时掌握、控制工程造价的变化情况。
5.7 严格现场签证管理,掌握工程造价变化
在施工过程中,建设单位要加强现场施工管理,督促施工方按图施工,严格控制变更洽商、材料代用、现场签证、额外用工及各种预算外费用,对必要的变更,应做到先算账,后花钱,变更一旦发生就及时计算因工作量变更而发生增减的费用,随时掌握项目费用额度,避免事情积压成堆,对工程造价心中无数。建设单位的现场代表要督促施工方做好各种记录,特别是隐蔽工程记录和签证工作,减少结算时的扯皮现象。许多工程就是由于现场签证不严肃,给工程结算带来非常大的麻烦,导致相当大的经济损失,因此严格现场签证管理,是施工阶段控制工程造价的关键。
5.8 加强结算管理,严格把好审核关
在工程竣工决算时,审核人员应坚持按合同办事,对工程预算外的费用严格控制,对于未按图纸要求完成的工作量及未按规定执行的施工签证一律核减费用; 凡合同条款明确包含的费用,属于风险费包含的费用,未按合同条款履行的违约等一律减费用,严格把好审核关。对工程量的审核应根据施工承包合同要求,对施工过程中出现的设计变更、现场签证等进行审核,不能多算或不按规则计算,在要求施工企业报送相应的工程计算式和材料用量明细表的同时,造价管理单位也要编制一份完整的结算书和材料用量明细,这样比照审核,才能做到客观、公正、合理,准确进行计量审核。其次,在结算审核中,还应注意审核项目的单价、结算书中分项的正确性及程序及准确性,结合现场的实际情况分析计算。
6.结语
园林工程设计阶段的造价控制管理,涉及面广、环节多,相应的外部环境还不成熟,要做好这项工作应从规范行业做起,在政府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加强管理,科学引导,使广大园林工作者充分认识到设计阶段造价控制管理的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尚梅。工程估价与造价管理。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8.[2]郭婧娟。工程造价管理。北京:北京方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
第五篇:高校职务犯罪防范与控制制度分析
开课学院:刑事司法学院任课教师:何正泉
课程名称:现场勘查课程号及课序号:B0500440-0 使用对象:治安、职侦10级等考核时间:第十九周(20130111)考生姓名:林婉璐学号班级:1005050107职侦1001班
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的构建
前言
在我国教育事业迅速发展的今天,各大高校合并和扩招后显示出蓬勃的生命力。但我们的高等院校不再是反腐的净土了,近几年的数据显示,出于社会大环境影响、个人觉悟不高、法律制度不完善和监督不力等原因,我国高校职务犯罪的发案率逐年上升,呈现出犯罪主体文化素质高、反侦查能力强、职务级别高;发案部门集中,犯罪领域扩大;犯罪团伙化、群体化突出;犯罪手段智能化等特点。如何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预防和控制体系,成为当下必须要攻克的难题。
一、研究背景
(一)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
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化、高校合并和扩张的逐步开展,以往的精英化教育逐渐转变成为大众化教育,学校的改建,大型基础工程的建设,各种图书资料和仪器设备的购置,以及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使得高校的权力急剧膨胀。高校职务犯罪的实质就是发生在高校系统内部的权力犯罪,高校的自主权越来越大,越来越集中,相应的导致的权力腐败将会愈加严重。
(二)高校职务犯罪高发
近几年,高校职务犯罪的案件屡见不鲜,呈现出明显的多发趋势。同济大学原副校长吴世明因受贿罪被判囚10年;南京财经大学原副校长刘代宁被控受贿160多万;武汉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原副校长李汉昌涉嫌受贿78万元受审,广西大学附中原校领导班子贪污受贿被“一锅端”,全部获刑,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贪污、受贿、挪用公款被判无期。诸如此类的案例表明,高校职务犯罪已经不再是个别的微不足道的犯罪,而逐渐演变成一种频发的高发的犯罪类型。
二、研究意义
(一)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持国家工作人员的清正廉洁。
保持清正廉洁是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基本要求。面对高校职务犯罪多发频发的情况,构
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可以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拒腐抗变心理,牢固其思想防线,自觉保持清正廉洁。在行使职权的过程中,自觉遵守着相关法律法规,真正做到用手中的权力为广大师生谋福利。
(二)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保护高校公有财产和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完善财务管理制度,有利于保障专款专用,防止“账外账”和“小金库”的出现,避免了各级部门的领导滥用手中的职权,在审批的各个环节做手脚,从中牟取不正当的利益,这样不仅保证了高校公有财产的安全性,也保护了校外有关人员合法财产的所有权。
(三)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有利于高校改革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职务犯罪现已成为阻碍高校改革的一大障碍。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还高校一片反腐的净土,使高校的管理可以正常进行,各类基建项目得以顺利完成,各位教职工可以安心专研学术教学,从而促进高校改革朝着一个正确的轨迹向前发展。
三、如何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
构建高校职务犯罪防控体系对于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有着突出的作用。构建一个完善的高校职务犯罪体系,教育防控是前提,法律防控是根基,制度防控是关键。
(一)教育防控
1、加强思想道德教育,提高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觉悟。
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从国家工作人员的思想根源入手,加大反腐倡廉的工作力度,使其认识到手中握有的权力并不是给自己谋取私利的工具,权力是人民赋予的,必须要拿来为人民谋利益,从而树立抗腐拒变的心理,形成牢固的思想防线。另一方面,我们要号召国家工作人员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脱离低级趣味,多培养高雅的情趣爱好,陶冶自己的身心。
2、加强法律意识教育,提高对职务犯罪的认识。
高校可以与监察机关相联合,定期开展预防高校职务犯罪的宣传活动,如进行法制宣传等,使广大教职工加深对高校职务犯罪相关构成要件以及法律后果的理解,杜绝他们的侥幸心理,使他们意识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在强大的法律面前,即使前面一两次侥幸躲过去没被发现,总有一天罪行会败露的,到时候会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
(二)法律防控
我国的法制建设起步较晚,现如今各种法律体系和各项管理制度仍不够完善,在许多方面,法律还没有能够涵盖权力设置、运行、监督、制约的各个环节。为了减少高校职务犯罪的发生,我们要加强法律防控。现如今我国还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职务犯罪预防的立法,由《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青少年犯罪法》这个先例我们可知,有关职务犯罪的立法具有可行性。
我们可以从下面两方面入手:一是在刑事实体法律方面,法律规定不够具体,全面,可操作性不强。我国现有《刑法》对贪污贿赂罪的处罚是以额数作为定刑标准,致使一些图谋不轨的人想方设法钻法律的空子,如果将数额犯改为行为犯则更具有可操作性和威慑性。二是刑事程序法律方面,我们要规定针对职务犯罪专门的审判程序,以便更好的发挥刑罚的作用。
(三)制度防控
1、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高校的行政化管理正是高校职务犯罪问题的根源所在。高校各级部门的领导在各种审批环节上相互包庇,相互勾结。在一个高校职务犯罪案件中,一般都是是部门正职、副职以及具体办事人员同时收受贿赂,行政化特征明显。克服人才管理中存在的行政化、“官本位”倾向,取消科研院所、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①。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实现行政权力、学术权力和经济权力的相互平衡和有效制约,使教育改革回归正常的轨道。高效管理体制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我们要逐步推进高校“去行政化”改革,打破行政权力在高校的垄断地位,从根本上解决高校职务犯罪问题。
2、完善内部管理制度,规范高校管理。
进一步落实和完善高校内部管理制度是高校防控职务犯罪的重要保障。我们要结合高校实际,以管人、财、物制度建设为重点,完善校内规章制度和财务会计制度,使其行之有效。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抓好领导班子的决策机制建设,做好堵漏建制的工作,抓好干部人管理,财务、基建、采购监管等方面的制度建设,加强招标工作机制建设,规范校园管理。另一方面要规范财务管理,防止私设“账外账”、“小金库”,同时要定期对高校的财务状况进行检验,保证专款专用,以保护高校的公有财产以及校外相关人员的合法财产。如对于采购物资所得到的回扣款,我们应以学校名义建立专门账户进行统一管理,确保回扣款管理使用的公开化、合法化。
3、建立健全法制化、民主化的监督制度。
(1)强化内部监督。① 摘引自2010年6月颁布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第一、全面推进校务公开。高校应该大力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人事公开、项目资产公开、财务公开,做到信息公开透明,使学校教职工能全面了解学校的相关情况,更好地行使自己的知情权。
第二、完善教代会和工会制度。扩展校内教职工表达意见的渠道,通过网络、信访接待等及时答复问题。明确教代会的职权,实行质询制度、民主决策和民主评议制度,突出教师作为主人翁的地位,保障广大教职工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与监督的合法权益。
第三、要加强纪检、监察、审计检查工作,建立、健全责任制和责任追究制。在职权范围内,纪检监察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作用,加大案件查办力度,通过定期审计、任中审计及时发现问题,及时查处,防患于未然。
(2)强化外部监督。
第一、加强社会监督、新闻舆论监督。群众的力量是无穷的,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在日常活动中,各高校要加大信息公开程度,比如公开各种招标信息和任何招生信息,特别要把那些利用学校或招生人员的自主权招上来的学生情况在互联网上公开,自觉接受群众和社会舆论的监督,特别是其他考生及其家长的监督,使任何黑幕在阳光下无所遁形。
第二、加强检察监督。我国许多高校尝试在实践中采用依托检察机关进行事前防范、事中同步预防、事后惩治纠正的做法,得到了不错的成效。做好事前预防工作,是指在参与高校的基建、招标、采购和招生等工作环节中,发现问题及时提醒,并给予相关的司法检察建议,从而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事中同步预防,特别是对基建等大型工程进行长时间的跟踪监督,确保整个项目顺利进行,防止出现权力寻租等状况。开展事后预防,即要大力惩治高校的职务犯罪行为,为他人敲响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