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调解机制研究

第一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

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

[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

第二篇：大调解机制研究

大调解机制研究

摘要：调解主要有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调解和判决一样都是作为法院解决纠纷的方式。当前，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市场化，全国各方面、多层次的矛盾并存相随且日益凸显。并且，由于长期以来各调解方式之间由于缺乏必要的衔接、配合、沟通机制，在实践中往往各自为战，无法形成合力。为此，构建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组织协调、有关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就成了实践中及需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大调解机制产生的背景，内容等方面来阐述我国大调解机制的发展与完善。

关键词：大调解机制，调解，解决纠纷，矛盾，背景，实践，一、大调解机制的背景

我国的调节文化在原始社会就已经开始萌芽，那时人们按照原始社会的风俗、习惯等解决社会矛盾。在其后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以及近现代，调解文化都有体现和发展。建国后，随着民主与法制建设的加强，调解制度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完善和发展的道路。通过各种法律制度确定了我国的调节机制。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国进入了社会转型期和矛盾凸显期，各类矛盾纠纷呈现出多样性、复杂性、群体性等特点。与此同时，传统的调解类型也面临种种困境，难以适应及时缓和大量纠纷的现实需要，在解决纠纷上的作用日趋下降。这使得我们必须改变传统的方式，如今很多地方借鉴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经验，结合重建调解网络，率先在全国建立“党政领导、政法牵头、司法为主、各方参与”的大调解机制，都建立了各具地方特色的大调解机制，并在实践中取得了良好效果。

当前，我国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一过程中，社会的各种问题，往往首先表现为复杂而频发的矛盾纠纷。面对这种形势，近年来，包括法院、司法行政机关、地方政府在内的各有关机构组织，正在致力于通过分工与协调建构一个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以实现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促进和保障社会的稳定和健康发展，建立良好的法治秩序。但从法律视角看，目前我们所建立的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及其调处中心，其实超出了我们现有的法律制度的框架。但是我们的“大调解”机制已经有了一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要尽可能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来保障“大调解”机制的建立和运行。促进社会和谐的发展。

二、大调解机制的内容

大调解机制主要包括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社会调解等四种类型。这四种调解共同构成了我国的大调解机制。

（一）人民调解

人民调解是我国法制建设中一项独特的制度，是现行调解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是指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以国家法律、法规、规章和社会公德规范为依据，对民间纠纷双方当事人进行调解、劝说，促使他们互相谅解、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协议，消除纷争的活动。人民调解工作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政策，在双方当事人自愿平等的前提下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是非，不得因未经调解或者调解不成而阻止当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诉。经调解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

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民间纠纷，包括发生在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其他社会组织之间涉及民事权利义务争议的各种纠纷。如家庭成员之间，企业之间，职工与单位之间的纠纷。但是，《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第22条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不得受理调解下列纠纷：一)法律、法规规定只能由专门机关管辖处理的，或者法律、法规禁止采用民间调解方式解决的；二)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其他行政机关已经受理或者解决的。”

（二）司法调解

司法调解是法院做出的调解，调解书生效后有强制执行力。司法调解也是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一项重要的诉讼制度，是当事人双方在人民法院法官的主持下，通过处分自己的权益来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方式。司法调解实际上是公权力主导下对私权利的一种处分和让与。古人强调“和为贵”，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应有之义。司法调解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法官眼里，除了一部分重大刑事案件外，许多案件从本质上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就要求既解决矛盾，又使双方不致于破裂，还能和谐共处。一些案件判决后，双方成了仇敌，好朋友也反目。两个企业本来有很好的经济联系，因为一场纠纷最后中断，这种情况经常出现。运用司法调解，可以把原有关系继续维持下来，不致于矛盾加剧，关系僵化。这就是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

(三)行政调解

行政调解是国家行政机关处理行政纠纷的一种方法。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对属于国家行政机关职权管辖范围内的行政纠纷，通过耐心的说服教育，使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互相谅解，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达成一致协议，从而合理地、彻底地解决纠纷矛盾。行政调解协议虽然不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但它的性质是合同，应当按照法律对合同的规定来处理相关问题，并按照法律对合同的有关规定对消费者进行进一步的保护。行政调解与法院调解相比，同人民调解一样，属于诉讼外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均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执行的效力，但对当事人均应具有约束力。

（四）社会调解

社会调解是我国正在建立的一种调解机制。是根据前三种调解的不足总结发展起来的。是为了弥补前三种调解方式的不足和漏洞。是为了更好地发展我国的大调解机制。社会调解主要是针对广大消费群体，也就是消费者的。主要方式有在商业集中区建立调解办公室等。因为在商场等商业集中的地方，也是矛盾冲突最集中的地方，但是往往消费者维权困难，矛盾得不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在这些地方设立调解办公室等，就能很好的为人民服务，更加方便人民纠纷得到及时有效的解决。

三、我国大调解机制的不足

我国目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商事案件判决率上升，上诉率、上访率也随之上升。人民法院疲于应对大量的申诉、上访，不堪重负。同时，案件审判并未满足社会公众对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求，人民法院的司法权威受到挑战

建立“大调解”机制，整和各类调解资源和手段，充分化解各类社会矛盾，是应对社会快速转型期利益格局调整、深层次矛盾问题不断显现、人民内部矛盾呈高发态势的创新途径。但是，我国的大调解机制还是存在很多的不足。

(一)相应的配套机制不完善

大调解 不是只进行调解，还要建立相应的机制，比如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定期排查与经常性排查相结合、重大、疑难纠纷的报告制度（保障信息通畅）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二）经费保障机制难以落实

调解委员会的成员去主动上门到事情纠纷发生的地方去进行调解，这可能会产生成本上的问题，没有经费上的支持，恐怕制度会虚置。

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的经费保障应该有统一的政策规定和法律保障。“大调解”工作经费应该纳入地方财政预算；保障调解工作经费和调解员报酬得到落实。问题：对于社区调解中的个人自愿调解或由行业组织或集体推举的调解员的工资报酬问题如何解决。

（三）监督机制缺乏

由于我国大调解机制方面监督机制的缺乏，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因此，我们应该对在大调解的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如经营者的不诚信问题、个别行政机关消极执法行为，可进行调解建议，司法建议。对于经营者的行为，可要求相关部门行使处罚权，至于行政机关则由检察机关进行督促改进，由此形成一种良好的反馈机制。为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奠定良好的基础，并促使行政权等公权力依法运作。

综上所述，我国的大调解机制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下建立起来的和我国具体国情相符合的调解机制，有助于我们解决纠纷和矛盾。促进人民群众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发展。在具体实施过程中，我们应该建立相关的配套措施，同时各级党和政府积极配合，使大调解机制发展得到稳定的经费保障，并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我国的大调解机制。参考文献：

[1] 尹少成.国外诉讼和解与我国法院调解之比较研究——关于废除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思考[J].怀化学院学报,2011,(1)[2] 张敬思 《中州学刊》 2010 第5期-维普资讯网

[3] 齐爱军.和谐社会下的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J].邢台学院学报,2006,(4).[4]

[5] ]何亚军,施春军.我国调解制度的反思和完善——兼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协调与整合[J].苏州市职业大学学报,2005,(3).[6 ]刘刚.从司法ADR视角论我国法院调解制度的重构[D].华东政法学院: 华东政法学院,2006

第三篇：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研究

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变革不断加剧，社会结构持续复杂，当今社会已处于社会转型期和矛盾纠纷多发期。如何正确处理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是各级党委、政府必须要面对也必须要处理好的关键问题。而建立行之有效的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既是新时期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有力举措，更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践行执政为民的实际体现。

一、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历史传统及发展 中国文化自古就有平衡、中庸的传统及和谐的价值取向,使人们遇到纠纷或争端,自然而然地以寻求调和为正道。“调解”作为矛盾纠纷的一种解决方式, 最早的出现可追溯到我国的西周时期，而且一直在官方和民间都以不同的形态得到延续不断的运用和发展。我国古代官制中就有“调人”和“地官”的设置,其职责是“掌司万民之难而谐和之”,这就是当时的官府调解。另外,因当时的社会基层中宗族的巨大影响和长期存在，有了纠纷常常邀请宗族族长或者长老亲友和一些办事公道的人出面调停,久而久之,就形成了民间调解的传统。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调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著名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就是这一时期的代表。1954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布《人民调解委员

会暂行组织通则》，它的颁布施行是我国调解制度发展史上的里程碑，标志着调解制度在我国最终确立。1989年，《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颁布施行，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人民调解制度，把我国的人民调解工作推进到了新的历史阶段。

从中国的历史实践来看，“调解”对于及时、有效地化解社会纠纷，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之间的民事、经济活动急剧增加，纠纷也日益增多和复杂化，加之公民法律意识的提升及社会法制观念的变迁，传统的单一的调解制度越来越难以完成其新时期的使命。

为此，2002年最高人民法院和司法部依据法律分别做出了《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和《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不仅进一步加强了新时期的人民调解工作，而且完善了我国人民调解这一重要的民主和法律制度。同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的意见》，2005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关于深入开展平安建设的意见》，要求各地“进一步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工作制度和工作网络,强化社会联动调处，将人民调解、行

政调解和司法调解有机结合起来，把各类矛盾纠纷解决在当地、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2009年6月，有关部门又提出了《积极发挥司法调解主导作用，全面推进构建“大调解”工作体系的意见》。由此“大调解”作为一项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机制在全国范围内普遍推行。

二、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构成及相互关系 按照中央文件的要求和各地区调解工作的探索实践，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主要由“人民调解”、“司法调解”和“行政调解”三位一体构成。

人民调解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依据法律、政策和社会主义道德，对民间纠纷进行归劝和疏导，促使当事人互谅互让、解决纠纷的群众自治活动。司法调解是指在当事人提起诉讼后在人民法院的主持下，双方当事人就权益争议平等协商，达成协议，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行政调解是在国家行政机关的主持下，在其行使的行政管理职权范围内，以国家的法律法规为依据，以当事人自愿为基础，通过对争议双方的说服劝导，使当事人互谅互让、平等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活动。

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虽然在各自领域都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但由于其性质、范围、效力的各有不同，造成单一的调处模式和手段很难适应新形势下化解矛盾纠纷的需要。人民调解虽然因其“民间性、自治性”的特性而

具有简便、快捷、高效、普遍的优势，但也正是由于其“民间性”，使其不具备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调解结果往往具有不确定性。行政调解由于其以政府部门为依托，较易为纠纷当事人信服，而且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因此，由行政调解的纠纷大都能顺利解决。但是，通过行政调解达成的调解协议同样不具有法律强制效力，如果双方不能自觉履行，其效果的实现同样面临考验。而司法调解，虽然其调解结果具有法律强制效力，但由于其“不告不理”的司法属性，造成调解受理渠道相对单一，调解成本偏高等问题，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司法调解的调处效果。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现实需求和意义

（一）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党和国家的政策要求。

为及时、有效地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社会管理成本，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党和国家多次制定相关政策，提出具体要求。胡锦涛总书记2005年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提出：“要进一步完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完善信访工作机制，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把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结合起来，依法及时合理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完善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制度，建立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实现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有机结合，更多采用调解方法，综合运用法律、政策、经济、行政等手段和教育、协商、疏导等办法，把矛盾化解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这也是我们党以文件的形式对“大调解”格局的形式、方法和目的进行的详细阐述和明确要求。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也指出，要“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完善信访制度，健全党和政府主导的维护群众权益机制”。

（二）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解决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现实需要。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改革的深入，社会结构日趋复杂，各级各类社会矛盾纠纷日益突出。与此同时，我们的社会管理体制在某些方面一时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从 另一个侧面加剧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数量急剧上升，大量的上访、群访事件层出不穷。而单一的矛盾纠纷调解模式，又各有其局限性，很难彻底的解决问题。为此，只有统筹协调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构建“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格局，大力构建以人民调解为基础，行政调解为主导，司法调解为保证“三位一体”的大调解机制，并通过“大调解”机制的运转，有效调动司法力量、行政力量以及各种社

会资源，各负其责、各尽其能、互相配合、协同作战，形成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立体化的矛盾纠纷化解处理格局，才能积极有效地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从而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和谐，长治久安。

（三）建立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是节约社会管理成本，促进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

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同样也是新时期社会管理创新的重要手段。充分整合社会管理资源，实现多种社会管理形式的优势互补，协调发展，既可以提高社会管理效率，节约社会管理成本，形成科学有效的利益协调、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同时也可以相应的减轻群众诉累，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真正做到把社会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四、其他地区社会矛盾纠纷调解的经验

在构建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我国很多地区探索出了很多实际有效的方法。例如：上海就积极汇聚多元调解力量，集中各方服务资源，合力推动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的有机结合和良性互动，积极构建多方参与的大调解工作体系，广泛发动政法干警、律师、法学教育工作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等法律专业人员，以志愿者身份积极参与所在社区的调解工作，及时、就近为群众提供公正且低成本的矛盾纠纷

解决途径，使得社会矛盾在初始阶段就得到了有效的化解。再如杭州，也总结出了从源头预防减少社会矛盾、在基层就地解决社会矛盾,靠创新依法处置社会矛盾这三条基本经验。在人民法院设立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诉调衔接工作机制；建立了医疗纠纷调委会、物业纠纷调委会等专业调解组织。

五、建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机制的具体思路

（一）成立组织，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大调解”网络。建立以党委、政府统一领导，以司法、行政为主体，各类资源有机整合的组织模式，形成较为完善的网络体系，真正实现“三调联动”。成立专门组织，统一接待，统一受案，统一协调各调解单位，形成调解合力。

（二）发挥专长，建立专项调处队伍。

新形势下，随着社会变革不断深入、城市建设不断推进，矛盾纠纷类型、程度等都发生了质的变化，主要是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环境污染、医患纠纷等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与不平等主体之间的矛盾相互交织，矛盾纠纷具有复杂性、多样性、群体性、综合性等新特征，而且这些纠纷内容多元化、涉及的专业知识多、对法律政策理解要求高。针对这一情况，就要求我们组织建立专业性强的矛盾纠纷调处队伍，聘请专业人员，有针对性的开展矛盾纠纷调处工作，通过矛盾双方听得懂、信得过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三）实行首办负责制度，切实保证社会矛盾不出门。充分利用“大调解”网络，实行首办负责制度，社会矛盾纠纷发现在哪个环节，哪个环节就要一抓到底，积极协调其他调解力量，相互联系，相互补充，不只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中转站”更要做社会矛盾纠纷的“终点站”。

第四篇：药监局大调解机制工作情况

药监局大调解机制建设工作情况汇报

我县共有药品、医疗器械生产、经营企业和医疗机构700余家，餐饮服务企业1200余家。经营者素质参差不齐，受教育程度高低不一，管理手段不规范，食品、药品安全隐患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加之消费者维权意识不断增强，矛盾纠纷日益凸显，给社会稳定和谐都带来一定的影响。落实防范措施，妥善处理涉及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和药品的各类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非常有必要。现将我局在大调解工作上的做法作简要汇报：

一、工作做法

局党组一直很重视调解工作，成立了调解委员会，制定了行政调节制度、工作流程，明确了分工，设立了专门的调解室，做到了有人员、有场所、有制度、有经费、有台账。

一是完善三级监管网络。县政府设立乡镇（街道）食品监督管理办公室，配备了26名专兼职协管员；依托村居计划生育服务网络设立了575名安全信息员；聘请了88名社会监督员；县食品药品监管局设立了副科级的食品药品稽查大队，向每个乡镇（街道）派出2名联络员，形成了县、乡、村三级网格化监管和示范创建网络体系，食品安全监管力量、化解矛盾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二是开展“六进店室”综合服务活动。坚持监管与服务并重，开展了以“监督标牌进店室、法规宣传进店室、业务指导进店室、监管执法进店室、案件回访进店室、行风评议进店室”为内容的“六进店室”综合监管服务活动，普及食品药品安全知识。同时，积极帮助管理相对人解决经营中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实现守法经营、诚信服务，从而达到了化解矛盾、科学监管、营造和谐、树立形象的目的。

三是创新安全风险防控模式。我局积极探索防控平台及长效机制建设，建立风险会商制度，形成风险信息、风险研判、风险预警、风险处置机制；建立并有效发挥县、乡、村、点四级监管、监测网络作用，加强隐患排查和风险管理，集中解决了一些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加强应急管理体系建设，建立了应急处置队伍，制定了《应急处置预案》和《处置流程图》，组织了应急演练和队伍培训，提高了应对食品药品安全突发事件、食品药品安全重大事故和疑难纠纷的调解处置工作的能力。去年全年全县无食品药品重大事故发生，无人员伤亡。

四是做好12331投诉举报工作。我局制定了处理投诉的工作流程和工作制度，积极建立健全投诉举报协调处理机制、跟踪督促机制、审查反馈机制等工作机制和制度，配备有专门人员负责投诉举报的受理登记工作，电话24小时有专门人员负责接听，投诉举报案件3个工作日内办理，紧急案件1个工作日内办理，对投诉举报事项的承办情况，事项处理结果，及时反馈当事人；对较复杂一时不能结案的案件，规定时间内采取先将初步调查处理情况向当事人进行反馈，然后根据工作进展情况分段进行反馈，对不属于本部门受理范围，向当事人做好解释工作。做到了“有诉必理、有理必果”，使12331成为沟通公众的桥梁。

五是规范依法行政工作。投资2万多元，参照法院审判庭模式，设立了全程监控的行政案件调查室，对案件当事人起到警示教育和保密作用。在全局探索推行说理式行政执法文书，得到了各级政府、司法机关及案件当事人的一致认可。坚持每半年组织一次行政执法监察回访活动，通过回访，面对面听取当事人的意见和建议，不断改进执法工作。

二、存在问题

1、调解工作人员大都是兼职，缺乏必需的调解知识，调解能力有待提高。

2、行政调解工作机制需进一步完善。

3、与其他部门的联系需进一步加强。

三、工作建议

1、加强部门联动，联合排查和联合调解，加强信息通报和工作交流。

2、加大教育培训力度，提高调解队伍整体素质。

第五篇：关于完善大调解机制之我见

今年，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的建立是我市司法行政系统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机制中的开拓突破，并不是原有民调方式的简单综合，而是在对原调解方式从形式到体制的全面优化改革，是适应南京市旧城改造、新城区建设步伐加快的必然产物，必将有效地提高社会矛盾调解的质量和效率，对全国的人民调解工作必将产生轰动效应和深远影响。

一、整合调解力量，形成工作合力。以前的人民调解是以司法行政、人民调解委员会为主的调解体系，其工作对象主要是民间纠纷，在调解社会矛盾纠纷时，调解力量和力度显然薄弱，不能很好的应对群体纠纷，而我市在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主要以征地补偿。拆迁安置、企业改制、滞后行业的整治和取缔等社会活动和政府行为带来的矛盾，具有复杂性、群体性、综合性和敏感性等特点，加之群众民主、法律意识的增强，极易引发群众上访事件，甚至带来社会动荡。而对以上新情况，只靠调委会和民间调解显然不能应对，这就要构建大调解网络，把民间调解、治安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综合起来，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中心，组成由党委、政府统一领导、综治或司法牵头实施，由民政、城建、妇联、工会、公安、法院等部门参加的联合调解组织，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矛盾纠纷大调解工作格局，增强对矛盾纠纷的调处力度，确保调处成功率。

二、确保信息畅通准确，掌握工作主动权。当前，社会改革的力度加大，城建速度特别是河西新区的建设速度加快，征地拆迁、劳力安置等工作，必然带来部分群体利益的再调整，这是群体性矛盾爆发的重要因素。针对当前社会矛盾所具有的动态性、可变性的特征，为及时准确的掌握第一手信息，把握工作的主动权，超前做好化解工作，防患于未然，要充分发挥人民调解信息员及党、团员的骨干力量作用，及时了解掌握民情、社情，尽快取得第一手资料，去粗取精，由表及里的进行分析、判断，为化解矛盾提供依据。

三、抓住主要矛盾，把握调解重点。当前的社会矛盾多具有广泛性、多发性的特点。社会矛盾调解中心应把可能给社会稳定带来重大影响的、群众所关心的、社会所关注的拆迁补偿、就业安置等热点问题上。群体性上访或群体性阻挠某项工作的开展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调解中心在调解这类矛盾时，要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意见、想法，详细认真地解答有关政策、规定，真心实意帮助确有困难的群众解决困难，但对个别无理起哄，不满现行政策，组织煽动的幕后策划者，则根据法律、法规对其进行严肃教育，必要时，对其采取果断措施，严格控制，以防事态扩大，对已经发生的群体上访事件，要督促有关部门尽快兑现优惠政策，本着公开、公正、透明、关心的原则，耐心细致做好解释工作，做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大程度的稳定群众情绪，尽量化解矛盾，防止事态进一步扩大。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敏感时期的大调解工作，要认真、细致、深入、如重大节假日、重要会议或活动期间，调解中心的工作要有～性，提前做好信息工作，及时掌握动态，才能把握工作的主动权，以免由于群体上访给工作、生产、生活、交通秩序造成混乱，造成不良影响。

四、抓好法规、政策的宣传教育，提高政府部门依法办事的能力。当前的群体纠纷矛盾主要表现在征地拆迁、安置、落后行业的整治等方面。群众是矛盾一方的主体，在解决群体矛盾纠纷时，应把宣传教育放在首位，抓好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增强群众的意识和依法办事、按程序办事的自觉性，尤其是现行政策较高执行的政策有较大差距时，更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以求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即使部分群众一时难以想通，由于时间或项目的特征不同，调解工作相对来讲也好做一些。综上所述，当前社会矛盾的产生不是一种因素所造成，不是靠一个部门或某个组织能调解成功的，在大调解机制下，必须多部门联合，采取多种方式和手段，才能较好地平息事态，才能有一个稳定的秩序，才能保证社会的快速发展。xx街道司法所 xx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