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第一篇：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主要影响因素及对策浅析

——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

摘 要

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行使着管理国家的权力，是与人民群众接触最多、最广的政府人员，在群众眼中，他们是国家形象的代表，他们工作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影响着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本文立足于民族基层地区和工作效率这两个点，以广西民族地区为例，调查分析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影响因素及提出相应建议。关键词

民族地区

基层政府

工作效率

1.前言

民族地区即是指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地区，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在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下，遵循国家宪法的规定，各少数民族以聚居区为基础，建立自治地方，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利，享有当家作主，管理本地区本民族内部事务的自治制度。近年来，民族地区公务员的队伍建设在总体上有明显成效，素质不断提高，人才专业构成趋于齐全，尤其是1998年机构改革后表现更为突出，一支精干高效的公务员队伍正逐步形成并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基层民族地区位于偏远地区，条件比较艰苦，环境相对恶劣，经济发展落后，所以要想西部开发战略得到具体的落实，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保证和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的工作效率。

2.影响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主要因素

2.1 基层政府人力资源建设不够完善

(1)人才培养模式较传统，培养干部着眼点片面

为了适应民族地区政权建设和思想建设的需要，民族地区在培养人才方面，尤其是培养少数民族干部方面，着眼点往往以培养行政干部为主。这种重行政轻业务的少数民族干部培养政策，使得民族地区的公务员队伍中党政型人才多，而懂经营、善管理的专业型干部比较短缺。[1]政府中精通法律、审计、市场营销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的专业化的公务员十分短缺。(2)干部择优机制未能跟上发达地区的发展

由于干部择优机制的落后，评价机制的不科学，干部的选任没有发挥出竞争动力和压力，干部退出机制没有形成制度化，加之没有有效的激励机制，民族地区公务员的竞争意识，开拓意识淡化，平均主义，大锅饭意识仍然禁锢着其思想，干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难以得到充分的发挥。(3)青年人才断层，后续力量不足

我国公务员编制设置多年没有经过大调整，人事不匹配问题突出，不少地区在编人员出现年龄老化、结构失衡现象。随机对60位民族地区基层公务员的调研中，年龄45岁以上达60%，35岁至44岁占13.1%，35岁以下仅占26.9%。过高的年龄分布导致基层政府缺少活力，观念保守，他们保持按部就班的工作思路，缺乏创新，不易接受时代的先进产物。调研发现，基层工作虽较繁杂，但大部分工作可以通过信息化办公提高效率，如部分乡镇试行的OA办公软件和视频会议，能在政府组织之间建立能突破时空限制、方便快捷的联系通道和工作平台，极大提高了基层工作效率。据调查了解，90%以上的基层政府年均信息化培训低于2次，加上对信息化办公的内涵和意义认识不足，他们甚至觉得参加各种计算机和软件培训会增加他们的工作量，减少他们的休息时间，因此产生“越全能，越多做”逃避责任心理。

2.2 地区经济落后，财政支持力度不够

少数民族所在地多为深山地区，位置偏僻，经济不发达[2]，如都安瑶族自治县以及融水苗族自治县的乡镇地区普遍较贫困，每一年都会评上贫困县。此外，贫困地区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环境亦是极其简陋，几张桌子与椅子拼凑起来的办公桌以及仅有的一两台旧电脑和打印机。基层政府的办公硬件设施仍未得到进一步完善。

按照六部委的要求，全国各地要执行统一的工资标准，但是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基层科员的工资收入不足两千元，仅能解决一家温饱，由此导致一些民族基层公务员违规从事一些副业，一心两用，没有把心思全部放到政府工作上。2.3 基层公务员整体素质偏低

由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相较于汉族地区而言普遍相对落后，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相应的造成了教育的落后和人才的流失。所以，在人才资源相对不足的情况下来进行公务员队伍建设，往往会使民族地区公务员素质在总体上偏低。此外，由于地域、历史、文化、教育等原因，使少数民族群体产生了先进和后进的差别，形成了公务员素质高低的差异。2.4民族语言多样化

少数民族地区的语言是精湛而耐人寻味的，且大部分少数民族地区日常交流中仍使用方言，如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语、瑶语、壮语等，甚至有些基层公务员来到融安后听不懂而强加的蔑称——“土拐”，这导致一些官民的矛盾冲突，给非本地户籍的基层公务员的工作造成一定的困扰。下乡时，不熟识多样化的民族语言，难免会遇到交流上的隔阂，即使有翻译也很大程度上拉远了与群众的距离。

3.提高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对策

3.1鼓励少数民族人才回到基层工作

少数民族基层政府工作难度主要集中在语言交流障碍、工作环境陌生和风俗不习惯等方面，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回家乡工作则有利于基层工作的展开。目前，众多省份的高校每年安排一部分指标面向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生源实行定向招生，实行定向招录的大学生毕业后回到原来所在地的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就业。由此民族地区省部级政府可以参照这个模式，借助大学生村官选任机制的天然条件，鼓励少数民族和贫困地区的高校毕业生积极参与基层工作，不断丰富基层经验。同时市县机构编制部门抓住机遇，报经省机构编制部门同意后，采取核定过渡编制的形式先调入，待单位自然减员时，采取过渡编制，特别是针对少数民族高校毕业生，则给予高度的鼓励和适当的优惠政策，鼓励少数民族毕业生回家乡工作，避免少数民族人才流失。3.2促进基层公务员结构比例合理化

调研发现，在基层政府中少数民族公务员人数少，汉族公务员人数多。少数民族的公务员能够清除语言交流的障碍，更是清楚各种民俗，有利于各种群众工作的开展，基层政府应该有所侧重的增加少数民族公务员的人数比例。民族基层政府中，青壮年公务员所占的比例较少，中老年公务员所占比例较大，中老年人一般反应迟缓，工作效率不高。因此，针对新编入轻公务员、选调生因为工作环境不熟悉、群众工作难以开展的情况，基层政府除了增加本地高校毕业生的选聘之外，应该建立一种小组合作机制，老少搭配，互相学习，既不会消磨年轻公务员的工作热情，又使老公务员的工作经验得到传承。3.3增加对民族地区的经济支持

中央政府在关注民族地区群众贫富问题时，也应关注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及公务员的贫富状况，增加经济支持，创造一个更良好的工作环境。民族区域自治政府应该结合国家方针政策，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解决少数民族事业发展中的特殊困难和问题为重点，不断加大对少数民族事业的扶持力度，加强基础硬件和软件建设，实现多样化的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少数民族经济发展水平。一方面，给予政策优惠，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实施税收优惠政策，扩大企业规模群，进而使地方财政收入增加；另一方面，自食其力，依托地方特色产业发展经济，如融水瑶族自治县的毛竹资源，可以适当发展编织产业。只有双管齐下才能做到自力更生，减少对中央财政的依赖。3.4提高公务员的整体素质

在基层公务员“进出口”准入无法突破的情况下，基层政府可以通过增加对公务员的技能培训提高其业务素质，制定一套适合民族地区公务员的工作培训计划，有目的提高公务员职业技能。根据调查了解，目前诸多乡镇政府每年的集体培训次数每年仅仅为2~3次，平均每次仅为20人/次，而且培训内容多数局限于思想修养，而类似于计算机技能、公文写作技能等专题培训少之又少，所以本文认为基层政府应该在技能培训上加强力度，适时培养创新型人才和实用型人才。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素质和能力。在现代化进程中，公务员队伍的素质和能力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提高素质的唯一途径就是不断地去学习充实，提升自己的素养，培养吃苦耐劳的奉献精神，历练自己，才有可能在一个竞争的环境里提高自己的工作效率。

4.结语

民族地区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情况，如何结合实际情况制定有效措施提高政府工作效率是民族地区发展各项事业的关键，也是维护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关键。本文研究希望提出的参考建议能为促进民族地区基层政府工作效率的有效提高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1]朴今海.西部大开发与民族教育.《宁夏社会科学》.2001年第3期.[2]孔令成.鄂西少数民族地区新农村建设的发展对策研究.《长江大学》2012年

第二篇：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以铜仁市为例

贵州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对策探析

——以铜仁市为例

皮坤乾

（铜仁学院 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要：地处黔湘渝交汇处的铜仁市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存在着积累少、来源渠道单

一、产业结构不合理，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严重，缺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和配套政策等问题；主要原因在于基层干部群众对发展集体经济认识不足、能力不强，制度建设缺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措施，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差，各级财政“输血”能力严重不足等；要发展好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必须切实清除认识障碍、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完善政策制度、盘活集体资产、探索总结有效发展模式、加强“示范点”创建、加大帮扶指导力度等。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村级集体经济；原因分析；对策建议

Countermeasures Analysis on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Development of Ethnic Minority

Areas in Guizhou

-Tongren City As An Example

Pi Kunqian(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Tongren University)

Abstract：Tongren city located in interchange between Guizhou , Hunan and Chongqin is typical poor ethnic minority areas.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exists many problems, including less accumulation, single channel of sources , unreasonable industrial structure, serious erosion of village collective assets, lack of economic management talents 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and supporting policies and other issues;The main reason lies in 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and not strong ability for the grass-roots cadres and masses 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 absence of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lack of effective supervision mechanism and measures, poor resources endowment condition, and woefully inadequate “blood transfusion” ability from various levels finances, etc.To develop 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 in Tongren city well must clear understanding disorders practically, pay special attention to construction of rural grassroots organizations and “leaders”, and perfect policy systems, and revitalize collective assets, and summarize effective development mode, and strengthen “demonstration place” creation, and intensify support guidance, etc.KeyWords:Ethnic Minority Areas;Village-level Collective Economy;Cause Analysis;Countermeasures Advice

作者简介：皮坤乾（1969—），男，贵州思南人，土家族，教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贵州省教育厅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专项任务项目《武陵山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问题研究》（项目编号：JD2014231）的阶段性成果。

地处黔湘渝三省市交汇处的铜仁市少数民族占总人口的70.45%，是典型的少数民族贫困落后地区。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制约，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非常迟缓。在新形势下，把握好机遇，采取有效措施，大力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切实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已成为铜仁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课题。

一、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的现状分析

1、典型的“空壳村”多，集体经济积累少

铜仁市绝大部分行政村集体土地、山林早已承包到户，村级集体固定资产大多变卖或因年久破败而难以盘活利用，缺乏发展集体经济的资源和基本条件。即使是那些有资源优势的行政村，也只顾眼前利益，没有考虑市场经济特性，将归属集体所有的少数山林、土地、石场等采取一次性承包二十年、三十年的形式出让使用权，一次性收取承包费，在短期内过度开支而无应有积累，极大地制约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可持续发展。2013年全市2746个行政村中，没有任何集体经济收入的行政村有2218个，占到总数的80.75%。其中江口县92个行政村中，就有90个无任何集体经济收入。

2、村级集体经济来源渠道单一，收入稳定性和持续性差

铜仁市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绝大多数是将集体资产通过租赁、发包的方式交由他人经营，按合同约定收取租金、承包费等，经营性收入较少。如玉屏自治县2013年8个有村级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均为发包土地、鱼塘转包、林地转让、门面出租等租赁性收入。由于缺乏经营性收入，自身造血功能严重不足，收入稳定性和持续性较差，有的村去年因土地、房屋租赁，有集体经济收入，今年没有租赁出去就成了“空壳村”。没有集体经济收入的村基本上是靠政府划拨的村级办公经费和上级帮扶单位给一点经费，来维持日常运转。

3、村级集体经济产业结构不合理

铜仁市现有村级集体经济中，以第一产业为主，且大多为提供初级农产品的养猪、养牛、养鸡、养鱼等养殖业和蔬菜、花卉等种植业；第二产业很少，多为砖瓦厂、加工厂等；第三产业占极小部分，大多是办停车场、店面、厂房等。

4、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缺乏经营管理人才 即便有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的行政村，若无盘活村级集体经济的经营管理人才，再有优势的资源和条件也会变得没有了优势。在铜仁市2746个行政村中，村干部整体素质较低，普遍存在着“有威望，文化低”、“有经济实力，无发展思路”的现象，很多村干部之所以能够任职是因为他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或是经济实力，但政治素质强、发展能力强、创新能力强及懂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村干部严重缺乏，即使是一些刚刚补充进去的大学生村官也限于能力和经验的不足，尽管有好的发展思路却难以落实到实际。

5、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严重 在调研中发现，相当一部分村干部根本不懂得村级集体资产的管理规定，加之民主管理、民主决策意识不强，在处理集体资产时违反规定程序和组织纪律，不召开村“两委”会研究并提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就擅自做主，甚至借机以权谋私，导致村级集体资产流失，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雪上加霜。

6、部分行政村债务较重

一方面是村级集体经济无收入或收入很少，另一方面则是村级支出呈增长趋势，在村组公路、农田水利基础设施、村级活动场所建设，垫交农保、医保金，动物防疫、山林防火、林权发证、便民服务、公务接待等方面的支出压力较大。此外，部分农民群众集体意识不强，只强调权利，不履行义务，拖欠、拒交应交费用，这无疑使本已薄弱的村级集体经济雪上添霜。如2013年底，全市2746个行政村有213个村负债，总额为1558.31万元，分别比上年增加50个和481.42万元，其中债务5万元以下的行政村121个，占负债村总数的56.80%，比上年增加48个；负债5万—50万元（含50万元）的行政村88个，占负债村总数的41.31%，比上年增加68个；负债50万—100万元（含100万元）的行政村4个，占负债村总数的1.9%。

7、缺乏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配套政策

一方面，农村税费改革使村级集体收入锐减，尤其是没有任何村级集体经济来源的村，村级集体组织运转只能靠上级转移支付支撑，也因待遇太低而难以有效激发村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积极性；另一方面，缺乏优化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环境、拓展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空间、促进村集体增收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配套政策，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如征地费用主要归国家和个人所有，村集体得到的收入相当少；再如“一事一议”规定缺乏灵活性，每人每年严格限制在15元以内，一些资金投入较多一点的公益事业根本无法兴办。

二、制约和影响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

1、基层干部对发展集体经济认识不足、能力不强 基层干部在发展集体经济问题上存在着诸多认识误区，如有的人认为集体经济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是不合时宜的；有的人“等要靠”思想严重，认为村级组织主要行使政治管理职能，村级组织在经济发展上的作为主要在于引导广大农民增收致富，自身根本没有兴办经济实体的必要等。这些不正确认识，使不少村组干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思路不清、行动不积极，甚至存在抵触情绪。另外，由于村级换届任期偏短，一届任期只有三年，对于发展集体经济，有的村干部怕搞砸了受埋怨、搞垮了受连累，思想上顾虑重重，于是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只想做个“维持会长”，不愿当个“敢死队长”，只求三年平稳过渡。这样，对没有资源、没有资金、没有好政策的抱怨远远多于对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思考与行动。

铜仁属典型的老、少、边、穷地区，在快速工业化、城镇化背景下，有文化有能力的年轻人大多外出务工，人员“空心化”十分严重。如德江县潮砥镇小溪村原有人口2687人，但目前在家人口仅有431人，仅有1/6的人口在家。其中，60岁以上老人189人，15岁以下孩童131人，留守妇女84人。虽然近年来，铜仁市高度重视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特别是在选优配强农村基层领导班子上作了很多努力和探索，但依然存在村干部年龄偏高、学历层次偏低、知识结构单

一、创新意识与能力不强等问题，以致他们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想干不敢干，想干不会干”，心有余而力不足。

2、制度建设缺位，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措施 一方面，我国目前的各种惠农政策主要是针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村民个人，缺乏村级集体经济的专门扶持政策，而且没有统一的归口单位或部门管理，导致铜仁市各级经济部门和涉农部门对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积极性不高；另一方面，铜仁市各乡镇尚未建立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引导、鼓励、支持、监督制度，村级相关制度建设更加缺失。有的村虽然设立了村务监督委员会，却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对村级集体经济的管理和使用监督不力。制度建设上的缺位，使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失去了保障，也严重影响了干部群众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信心。

3、各级财政“输血”能力严重不足 要“造血”，得先“输血”。由于市、县、乡（镇）三级财政本就不足，难以挤出更多资金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即使是为落实上级发展政策而须投入资金，也因数额有限，不能产生明显的效果，这使得一些具有发展前景和潜力的行政村，虽有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愿望和积极性，也因苦于没有资金而困于现状。

4、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资源禀赋条件差

铜仁市处于云贵高原向湘西丘陵的过渡带，自然地理环境特殊，加之历史因素的影响，全市村级集体经济整体发展落后。许多行政村远离县城、乡镇，交通不便，信息落后，农业生产设施不足，资源匮乏，可利用资源较少，产业原始粗放，教育水平落后。即使一些有资源比较优势的村，在交通、信息、技术、水利、人才等问题面前也变得没有任何优势，可供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不多。

5、村干部普遍缺乏投资经营意识和能力 从历年统计结果看，由于村干部普遍缺乏投资经营意识和长远发展意识，不少村将土地征用、固定资产转让等所获得的集体经济收入，只是用于保运转，即使投入到项目或产业发展上，也鲜有真正产生经济收益的。

三、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基于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要迅速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应从以下方面发力。

1、切实清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认识障碍

如前所述，对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种种错误认识，禁锢了人们的头脑、束缚着人们的手脚，阻碍了村级集体经济的发展。因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首要的就是要解放思想，清除认识障碍。必须明确的是，发展村级集体经济是我们党一贯的方针政策。邓小平同志早在我国农村改革之初，就指出“我们总的方向是发展集体经济”[1]；他在1990年3月3日又明确提出了我国农业改革和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2]党的十八大报告强调要“壮大集体经济实力。”[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再次强调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依法维护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壮大集体经济。”[4]因此，为切实清除发展村级集体经济的认识障碍，须充分利用报刊、电视、网络等平台，通过开展专题学习等形式，组织干部群众深入学习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相关知识，形成有利于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良好氛围。

2、建强班子，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

事实证明，抓好农村基层组织和“带头人”队伍建设是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关键一招。为此，应从以下方面发力：一是发挥好乡镇党委在发展村级集体经济中的主导作用，推动各乡镇党委强化主责意识，把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提高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带领群众致富，整顿软弱涣散党组织，作为乡镇党委的一项重要任务。二是发挥好村级组织的主体作用，通过选优配强村干部，抓好以村党支部书记为重点的村干部队伍建设，使他们在具备发展信心和决心的基础上，提升对经济发展的经营管理能力和领导发展能力。三是打破“政经合一”体制，培育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组织。随着农村家庭承包责任制的建立，铜仁市村级集体经济组织职能由村民委员会代为行使。然而，这种“政经合一”的体制已逐渐制约了农村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根据铜仁市农旅一体化、茶旅一体化等发展思路，紧紧围绕生态农业、旅游业等特色产业，大力培育和扶持农民合作社等各类村级集体经济组织。

3、完善支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度

在总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示范经验，梳理、整合现有相关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支持和鼓励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土地、财政、税收、工商、金融等方面的政策制度和目标考核办法，为铜仁市“破解村级集体经济发展难题”提供良好的政策保障和有效的激励机制。

4、加强村级民主管理，严防集体资产流失

按照村务公开要求，规范和完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民主决策机制，对行政村内部重大投资决策、项目建设、处置集体资产资源等事项交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同时，按照“村财乡管”的思路，落实“收支两条线”和收支预决算制，对公用经费实行总量控制、定项限额管理，由乡（镇、办事处）财政所对村级集体经济资金进行日常监管，严格控制村级集体经济收益作为接待、考察、培训、偿还债务等非生产性支出，严防集体经济项目资金流失。

5、深化土地改革，积极盘活土地资源 土地是发展的基础，没有土地资源，农村的发展将只是一句空话。铜仁市应在不违反国家土地政策、土地制度的前提下，鼓励各地在土地上做文章，结合实际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路径。如思南县长坝镇碑记坳村整理开发“四荒”资源，增加了村级集体土地，引进利康生态茶叶公司发展茶产业，村里以土地入股，每年获得6万元的集体经济收入。

6、积极探索总结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有效模式

近年来，铜仁市已探索总结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模式，主要有以下五种。一是资源开发型，即大力挖掘村域内的山林、水面、矿产、自然风景和人文景观等资源潜力，充分利用有利的自然资源条件，通过招商引资借力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如德江县高家湾村抓住旧村改造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农业土地，高标准打造现代农业观光园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二是资产经营型，即依托区位优势，挖掘资源潜力，通过租赁经营、联合开发经营等方式盘活集体闲置资产，增加集体收入。如思南县大河坝镇河坝村村干部筹资40多万元，整治了村内闲置荒地后，以300元/平方米的价格转让给农村集中建房户建房，增值收益20余万元全部作为集体经济收入；塘头镇江口村把原来由村民私掘滥引的天然洞藏水资源收归村集体所有，由村集体对外出租，每年可收入2万元以上。三是生产服务型，即在村组干部带领下创办专业合作组织，采取“合作社+协会+农户”等多种形式，开展技术指导、物资供应、产品加工等生产经营服务，以有偿、微利的方式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既方便了农户和客户，又增加了集体收入。四是能人带动型，即村支两委大力扶持能人大户发展产业，产业发展带来的经济效益除了农民收益外，还可以抽取一定的费用作为村级集体经济收入。如许家坝镇蒲家寨村用活现代烟草农业基地单元核心区优惠政策，从2011年起，村支两委就积极培育烤烟种植专业大户，实现了烤烟种植优质高产，很好地完成了烤烟种植合同销售任务。该村每年仅此项就可获得县、镇两级政府奖励金10万元以上，按规定扣除相关费用后，还可节余5万元以上作为集体经济收入。五是有偿服务型，即村干部通过有偿服务获得村级集体经济的收入。如德江县桶井乡高井村的生姜集体经济建设项目，村委会负责为承建方协调土地和协助生产管理，承建方按每亩50元标准支付村委会经费作为集体收入。显然，这不仅增加了集体经济收入，还有效改变了村支两委干部在发展中充当“义工”的局面。这些行之有效的发展模式，已成为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可资借鉴的“样板”。在今后的发展中，要按照因地制宜、一村一策的原则，鼓励各村充分发挥资源、区位等优势，积极探索适合本村集体经济发展的路子。

7、加强“示范点”创建，发挥好“榜样”的示范作用

由于铜仁市经济社会落后，发展村级集体经济对于一些村级组织来说还是新事物，客观上还需要“榜样”的示范引领。为此，应选取既有一定发展基础，又有代表性的行政村开展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将其打造成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的“示范点”。沿河县2011年就在10个行政村开展了集体经济发展试点工作，每个试点村根据实际制定了具体的发展方案，除县财政在每个试点村下拨5万元发展资金外，还通过政策优惠、资金扶持等方面的支持，整合农牧科技、扶贫等资金的投入，并明确了乡镇党政主要负责人作为具体责任人指导发展，强化考核管理，有力地推动了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如在后坪乡河兴村，发展以特色蔬菜产业为重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在沙子镇南庄村，发展以空心李产业为重点的村级集体经济；在官舟镇黄龙村，重点发展高效农业科技示范园，依托企业发展集体经济等，均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8、加大帮扶指导力度，增强村级集体经济“造血”功能

继续抓好从市、县（区）直机关中选派优秀党员干部担任村党支部第一书记工作，尤其是对村级集体经济薄弱的村更是要选好派强。同时将新农村工作队、干部驻村与村级集体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制定帮扶措施，明确帮扶职责，发挥帮扶部门和工作队在发展理念和资源上的优势，在政策、项目申报和项目审批等方面大开绿灯，在项目启动、项目实施等方面给予资金、技术支持，在运作模式、财务管理等方面进行指导帮助和全程监督，推动村级集体经济长效发展。如万山区发改局在帮扶该区大坪乡川硐村期间，积极帮助该村获批了黑木耳基地建设项目，推动了该村黑木耳产业发展，基地年产黑木耳达45吨，总产值达270万元，在带动当地80余农民群众就业的同时，也增加了村集体收入；2014年石阡县112个党建帮扶部门“一对一”与帮扶村结成帮扶对子，帮助“空壳村”解决2万元以上的产业发展启动资金，并通过项目、资金扶持等形式，发展壮大了村级集体经济。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15.[2]《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1310—1311.[3]《十八大报告》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4.[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2.

第三篇：影响基层团组织开展工作的因素及对策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入世”过程的不断深化，油田企业也实行了企业内部承包，以产定人，减员增效等改革措施。从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当前企业共青团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相对被弱化了，尤其在基层，出现了团的工作地位不明确，基层团干部身兼数职，工作得不到重视的局面。如何解决好这些制约因素，增强团支部的活力，是当前搞好企业共青团工作必然面对又急需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困扰基层团组织开展工作的主要因素 笔者在近段时间的调研活动中，了解到困扰基层团干部开展工作，影响团组织发挥作用的突出因素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团组织的吸引力弱化。当前，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共青团工作遇到了许多新问题，这对共青团工作来说既是机遇又是挑战。但许多基层团组织未能及时抓住这一历史机遇进行一系列的改革，不适应形势发展的旧的工作方法、工作内容、工作思路严重影响着团组织的吸引力和凝聚力。特别是基层活动方式上不适应新形势的需要。随着团员素质的提高，对团组织活动的内容、形式等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团的活动的花样只有不断翻新，才能够适应青年的特点与兴趣爱好。由于对青年们的特点与需求没有准确地把握，现在有的活动形式与内容仍存在单调呆板，老调重弹，没有时代气息等弊端。这样可能导致的结果是，既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又挫伤了广大团员青年的积极性，甚至对今后的活动产生负面影响。还有许多基层团组织只是被动地参与上级团委安排的活动，很少能根据本单位的实际开展创造性的活动。有些活动只是讲究声势、走过场，不求质量，活动设计上缺乏立体感和层次化，活动内容上还围困于行政化的政治说教，使团组织自身缺乏生机和活力。同时，青工的价值导向多元化和从众化发展，尽管自开展青年岗位能手活动以来，活动内容逐渐向围绕岗位技能方向转变，但青工队伍仍面临着技能水平落后与高技术生产需要的矛盾。比如，我们每年举行的技术比武大赛，某些赛项的考核内容仍局限于表象的认识和常规的简单操作，比速度，而欠缺了更进一步向挖掘更高的质量和新的技术的考核上引导。而现有的工人技术职称的升级评审条件，仍局限于以前的要求标准，工龄卡的太死，致使许多青工在这方面很少有竞争的机会，挫伤了一部分青工学技术的积极性。

2、基层团干部对团的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以我厂团干部队伍为例；我厂现有59个基层团支部，59名团支部书记，这59名团干部都是队上的生产骨干，大部分团支部书记还兼队上的副队长，技术员等职务，一人多岗、专职不专用，使团干部成为“机动干部”，紧张、繁重的业务工作已占用了他们大部分精力，再受水平、能力的制约，很难研究透新问题，创造出新办法。再加上团支部书记的地位不显著，对团的工作心有余而力不足，部分团支部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不完善，加上生产任务紧张，活动开展时间难以保证人员，不能按时集中，使团的组织生活不正常，团的纪律松弛，工作被动，只是忙于应付，流于形式。另外，部分团干部对团的业务知识掌握不多，对开展团的活动，存在思路不清、任务不明，途径和办法也不多的问题，许多团干部感到想干好团的工作，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好的活动方式。

3、青年价值取向发生了根本变化，参与活动的积极性不高，团支部的主体是团员青年，他们参与活动的积极性决定着团支部工作的成败得失。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在目前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击下，许多青年人在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方面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影响青年人活动的经济困素正逐步增加，他们开始注重经济效益的提高，以经济效益论英雄，把能否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竞争、创新、发展、独立等新观念正在他们的头脑中形成，再加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影响，青年人过去那种对政治生命、政治荣誉的自豪感有了明显下降，团员意识淡化，这不仅挫伤了团干部的积极性，也使青年人对共青团失去了兴趣，“团员不团员，就是每月多交两块钱”，对入团怀有一种无所谓的思想，对于团组织的活动不积极参与，对团干部安排的工作拖拖拉拉，敷衍了事，工作只由团干部一人来承担，团支书成了团支部。

4、基层领导对团的工作重视不够，团支部在业务上受上级团组织的领导，而在行政上隶属于同级党政组织之下，它的活动内容应围绕本单位中心工作来确定，开展活动所需要的人力、物力、财力、场地、时间等，也必须得到单位党政领导的许可，因此，党政领导对团支部的工作是否重视，是团干部能否顺利开展工作的前提和保证，有些基层领导片面强调生产任务，而忽视思想政治工作，忽视团的工作，没有将团的工作摆到重要议事日程，认为团的工作可有可无，搞活动太多影响生产，对活动开展需要的人力、物力不给予支持、保证。团干部一无权，二无钱，时间难挤，“人员难抽”，团支部活动不能正常开展。

第四篇：贵州民族地区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调研报告

贵州民族地区以县城为中心的城镇化建设调研报

告

编辑：作者：文章来源：更新时间：2005-07-04

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

今年3月以来，贵州省政协民族与宗教委员会就全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问题，对册享、望谟、贵定、福泉、瓮安、惠水、道真等县市作调查，召开省直有关部门和市州政协座谈会，还赴广西壮族自治区进行了考察学习。

现将调研情况报告如下：

城镇化发展的一般情况

（一）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基本情况

贵州省民族自治地方包括3个自治州（黔南、黔东南、黔西南）和11个自治县（道真、务川、关岭、镇宁、紫云、沿河、松桃、玉屏、印江、威宁、三都），共46个县、市。土地面积（不含非自治县的民族乡，下同）97626平方公里，占全省总面积的55.4%；2003年末人口1594万人，占全省总人口的41.2%。面积占一半强，人口占一半弱。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在全省举足轻重。

改革开放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但由于自然的历史的诸多原因，这些地方总体上还处于人口多、经济总量小、贫困面积大、经济实力弱的状况，与全省全国的发展存在着明显的差距。

2003年，民族地区生产总值404亿元，占全省总量的30.05%，人均2628元，仅为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73%和29%；财政总收入40.9亿元，占全省总收入的17.4%（其中地方财政收入22.61亿元，占全省18.15%），人均258元，占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42.0%和15.3%；城乡居民人均储蓄余额1221元，仅及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51.7%和15.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09.74亿元，占全省总额的23.9%，人均714元，仅为全省、全国人均水平的58.1%和19.9%。从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看，黔西南、黔东南、黔南3自治州州府所在地城市（兴义市、凯里市、都匀市）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6373、6552和6142元，为全国人均水平的75.2%、77.3%和72.5%，分别是贵阳市人均水平的79.8%、81.7%和76.9%；农民人均纯收入三州分别为1541元、1450元、1499元，仅为全国人均水平的58%上下。在全省50个扶贫开发重点县中，民族自治地方就有36个，就是说，全省近3/4的扶贫县分布在民族自治地方。

由上分析看出，如果贵州经济发展总体上处于全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较低层次的话，省内民族自治地方的发展总体上则处于初级阶段的最低层次。这种状况是与省内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进程滞后紧密相关的。

（二）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基本状况

贵州省90年代初开展建镇、并乡、撤区工作，建制镇发展加快。尤其是“九五”以来，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小城镇建设与发展，相继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若干规定》、《关于加快城镇化进程的决定》，明确提出以发展特色小城镇为方向，以发展繁荣城镇经济为重点，以完善小城镇基础设施和繁荣农村市场为基础，紧密结合资源、旅游、民族文化及风情、绿色产业等方面的优势，抓好200个小城镇建设试点工作，特别是2002年省政府决定着力抓好包括县城在内的100个重点小城镇建设。这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推动着全省城镇建设的健康较快发展。民族自治地方抓住历史机遇，经过努力实践开拓，2003年建制镇发展到357个（含42个县城），占全省693个建制镇的51.5%；福泉撤县建市，民族自治地方县级市增加到4个，占全省9个县级市的44.4%。与此同时，民族自治地方加大城镇建设力度，城镇道路等级、硬化率，电力通讯、给排水设施和路灯照明，绿化系统等指标均有不同程度提高，一批县城的污水、垃圾处理等环保项目和防洪工程，有些已竣工发挥作用。用电普及率己达100%，自来水普及率接近60%，新区绿化覆盖率近25%，电视覆盖率和电话普及率接近全省水平。随着城镇基础设施及公用事业的发展，居民生活环境正在逐步改善，特别是生态环境质量的不断提高，使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取得长足进步。从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体系现状观察，其特征与存在问题伴生，且处于新成长期。综合来看，民族自治地方两个层级的361个市镇已成为我省城镇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城镇的等级结构基本上表现为行政的等级系列结构；在城镇的规模结构中，城镇人口1.0万人以上的占11.8%，绝大多数城镇人口在万人以下，相当部分城镇人口不足0.2万人；从城镇的经济职能看，由于民族自治地方经济发展落后，农副产品加工及农贸型城镇占80%，交通与旅游型城镇占8%，工矿型城镇占12%，加之城镇规模普遍偏小，城镇的综合功能和影响力很弱；在金字塔的城镇体系中，城市首位度为零，只有都匀、凯里、兴义、福泉4个小城市，在我省民族自治地方还没有大、中城市，小城市和包括县城在内的51个重点城镇亟待发展，一般小城镇亟待提高；城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城镇管理水平不高；城镇化水平低，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水平约19%（其中黔南州约24%，黔西南州约22%，黔东南州约20%），比全省低约7个百分点，不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城镇化进程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与城镇化进程的同效关系明显表现在产业发育上，就是二、三次产业的发展程度决定着城镇化水平的高低。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产业结构层次低、效益差。2003年的结构比例为36.9∶33.2∶29.9，呈典型的原始积累特征即“一二三”结构。在民族自治地方的42个县中，多数县二、三产业年增加值仅分别为一两亿元，因而决定了人均生产总值水平极低。有33个县（占总数的78.6%）人均GDP不足两千元，仅为全省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最低的紫云县人均GDP为1364元，不及全省平均水平的40%。这些县几乎还未进入工业化的门槛，因而其城镇化水平大都处在10%左右。城镇化建设中的重要问题

城镇化过程是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过程。它既有人口和非农业活动向城镇转型、集中和强化，以及城镇地域外延拓展与城镇景观的扩大，又包括了城镇经济、社会、技术变革在城镇等级体系中的扩散并渗透到乡村地域，同时还包括了城市文明、生活

方式、价值观念等向农村推进的精神变化过程。以下三个重要问题全省存在，在民族自治地方尤为突出。

（一）特色经济优势产业发展是城镇化水平提高的经济基础

正确处理“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关系，坚持以工业化为核心，“三化”并举，不断增强城镇的经济实力和产业基础。据有关方面研究，目前我省城镇化主导产业选择结果的排序前十位是：能源工业、矿产资源加工业、建筑业、旅游业、绿色产业、交通运输业、房地产业、城镇市政公用业、电信业和生态环保产业。近年来，民族自治地方抓住西部大开发和新阶段扶贫开发的历史机遇，在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上下功夫，收到明显成效。不少地方从本地实际出发，以优势产业和特色经济富民强镇，涌现出谷脚、黄果树、威舍、羊坪、牛场、氵舞 阳、玉屏、和平、大龙、马场坪等一批以制药、旅游、工矿、农产品流通、交通运输为支柱产业的特色小城镇。情况表明，工业化和城镇化是一体的。工业是城镇的动力，是支撑，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城镇化的发展。凡是有产业支撑的小城镇，经济发展都较快，活力实力都较强，从而加快了民族自治地方的城镇化进程。但从总体情况分析，我省是一个生产力总体水平落后、呈多层次分布的山区省份，尤其是自治地方产业结构水平低，二元经济结构特征突出，使得小城镇经济活力不足，建设与发展缺乏产业支撑。仅从县域经济层次看，一产为主导的县占全省87个县市区的56.3%，达49个，其中民族自治地方要占其2/3。民族自治地方近90%的建制镇第二产业中的工业企业多属资源初级加工型，普遍存在“三低三小”问题，即产品档次低、科技含量低、经济效益低，投资小、规模小、市场小。具有竞争优势的龙头企业屈指可数，难以形成规模效应和辐射带动作用。

实践证明，城镇兴衰，系于产业。要使我省城镇化建设与发展迈上一个新台阶，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小城镇的产业建设与培育，充分发挥产业发展对城镇化建设的主导作用和基础作用。然而，对于民族自治地方来说，就资源的地理分布看并不具有特别的优势。全省的水力资源、矿产资源中的煤铝优势资源主要分布于非民族自治地方。因而在全省的生产力布局中，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民族自治地方的大项目大工程建设为数不多。以至于多数民族自治地方对外来投资项目饥不择食，一大批高能耗原材料加工业安家落户，且分散度很高。龙里、长顺、玉屏等县的铁合金、松桃的锰加工、施秉的工业硅、安龙的电石等等几乎都是近几年招商引资发展起来的，已经成为县域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深化对加快城镇化建设与解决“三农”问题重要性的认识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解决长期以来制约民族自治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特别是对“三农”问题的解决至关重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途径是加快工业化、城镇化、推进农业产业化。这是贯彻“十六大”精神，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城镇化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进一步扩张的载体，是工业化和农业产业化的必然趋势。而加快城镇化建设对于解决“三农”问题、开拓农村市场、缓解内需不足，增加农民就业、缩小城乡差距、发展农村经济等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民族自治地方“三农”问题主要表现为城乡差距扩大，农业生产水平不高、效益低下，农村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各项指标实绩与标准指标悬殊大，农民收入低且增长缓慢，贫困人口多，量化物资人均占有少、农村消费能力偏低和

农村劳动力转移困难等等。城镇化是把农村人口和农村劳动从土地中解放出来，推动农村富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进入城镇的主要途径，并能通过要素聚集促进工业化的发展、促进农村劳动转向二、三产业。只有减少农村人口和农业劳动力，才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人均收入，最终才能富裕农民。应该肯定，现在各级政府对待务工经商农民的政策已经发生了可喜的变化，从限制性政策向鼓励性政策转变，从歧视性政策向平等相待政策转变，从偏重城镇政策向城乡协调发展政策转变。通过促进城乡之间的联系和融合，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逐步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只有这样，解决“三农”问题才不再走就“三农”抓“三农”的老路子，开辟一条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的新途径。

（二）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困难，城镇化人口规模小

我省民族自治地方城镇化水平不高的主要原因是农村人口过多。在加快城镇化建设中，不仅要把注意力放在规划、建设、管理城镇上，而且要加大对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城乡就业等问题的力度。在城镇建设、交通建设、水利建设和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征占了农民的土地，人多地少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必须向城镇转移求生存、求发展。富裕农民，首先要转移农民。城镇化的过程就是农村人口逐步减少、城镇人口逐渐增多的过程，其本质就是经济发展促进农业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形成非农业经济量凝聚的区域。为此，应该创造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进得来、留得住”的良好环境，基本的条件是转移出来的劳动力能获得相对稳定的就业和基本的社会保障。然而，进城务工的农民由于现行身份所限，无法享受到城镇人口才能得到的政策待遇和各项公共服务，如户籍、就业、住房、教育、社会保障等政策和公共服务中的各项优惠。民族自治地方城镇人口范围，除非农业人口外，还应包括居住在城镇镇区的那部分农业人口及一定比例的外来暂住人口。这三部分人口中非农业人口为主体约占55%左右。根据统计调查资料整理，在民族自治地方的357个建制镇的镇区人口中：人口不足0.1万的有29个镇，占8.1%；人口0.1－0.2万人的约有101个镇，占28.3%；人口0.2－0.6万人的174个镇，占48.8%；人口0.6万－1.0万以下的有11个建制镇，占3.0%；人口1.0万人以上至5.0万人的有42个镇（其中39个县城），占11.8%。从现状分析，4城市及一部分重点镇（含多数县城）非农业人口比重要低一些，大多数一般建制镇非农业人口比重则要占70%以上。

加快城镇化进程的若干建议

（一）更新思想观念，坚持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镇化建设。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是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作出的重大决策。加快城镇化进程，提高城镇化水平，促进农村人口转移，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广阔的市场和持久的动力，是优化区域经济结构，事关农民增收致富，促进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良性循环和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结合我省民族自治地方的实际，应实行“以人为本，以市场为导向，培育发展农业产业化，加快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的取向，按照“建设农村必须繁荣城镇，振兴农业必须发展非农产业，富裕农民必须转移农民”的思路，协调区域发展，加快自治地方城镇化建设，采取政府引导和市场运作相结合，促进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城乡互动、协调发展。总结黔南、黔西南和黔东南自治州的经验，加快沿铁路、干线公路的城镇化建设，把

重点放在县城及一些基础好、发展潜力大、带动面广的重点镇上，重点支持重点发展，逐步使之成为布局合理、规划科学、设施配套、功能较全、环境优美、辐射力强的具有地方特色的现代化小城镇，以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实现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二）进一步做好各类城镇建设规划。要把城镇建设好，必须首先重视规划。规划作为城镇建设和发展的龙头，在它的指导下，才能收到减少盲目性、事半功倍的效果。在小城镇的规划中，应注意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全面发展，合理确定人口规模与用地规模，既坚持建设标准，又要防止贪大求洋和乱铺摊子。一是应尽快编制、调整和完善州域城镇体系规划；二是对已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县域和重点镇总体规划进行修编，以集中力量抓好县城和重点镇建设，完善功能，增强辐射力；三是突出重点，在总体规划指导下，抓好控制性详规和修建性详规工作。编制好规划，要贯彻“统一规划，精心设计，努力形成城乡统筹、共同建设、协调发展新格局”的指导思想。将区域尤其是城郊区域内的城镇和乡村一并纳入规划，统筹考虑产业发展导向、开发空间布局、重点项目安排和人居环境的功能分区，形成以镇带村、以村托城、共建互融的发展格局。与此同时，还应将村镇建设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摆在突出位置，为以后逐步形成以集镇为网络的小城镇体系打好基础。编制规划应高度重视弘扬民族文化的挖掘与提升，不断开拓优秀文化内涵，实现民族优秀文化遗产与城镇环境的有机结合，构建城镇精品，展现城镇的民族风格和特色。应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走可持续发展的路子。应高度重视和加强对自治地方城镇体系规划工作的指导，并切实增加投入，确保规划质量。

（三）加大力度培育发展各具特色的产业型城镇。特色是小城镇发展的生命力所在，充满活力的经济是小城镇繁荣发展的基础，产业兴旺是小城镇经济实力的表征。结合民族地方的特点，应在几个方面着力：一是制定特色产业型城镇的发展规划。注意以市场为导向，突出重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注重生产力布局的优化和合理性，实行政府引导、市场运作。二是省在优化生产力布局中，对自治地方应实行重大项目倾斜，争取在“十一五”有一个较大的突破。三是在国家产业政策指导下，运用政府政策引导，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逐步引导现有企业向城镇集中，形成特色产业发展园区，由此带动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四是抓住机遇，抓好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的建设。从1998年开始，国家发改委（原国家计委）启动实施以繁荣小城镇经济为目的的经济综合开发示范镇项目建设，我省先后有17个镇（其中民族自治地方9个镇）启动实施了示范项目。“十一五”要争取有较多的镇进入国家的盘子，这对培育小城镇主导产业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五是以市场为导向，依托资源优势，培育发展矿业型城镇、旅游型城镇、绿色产业型城镇、民族文化型城镇及商贸集散与交通枢纽型城镇。六是统筹乡镇及周边农业综合开发和特色经济发展，以发展农业产业化为契机，根据各地优势，注意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和产品结构，科学合理选择确立优势产业建设，重点支持规模较大、起点较高、产品有市场、营销前景好、能带动农业和小城镇建设的龙头企业，促进农民增收和村镇经济繁荣。

（四）积极培育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加强职业技能培训。近些年，全省离开原农村居住地到省内外的农民工达600余万人（到省外的有200多万，其中自治地方近百万），小城镇镇区平均每年以近20万人的速度增长（不含自然增长）。据有关方面测算，全省2000余万农村劳动力中约有1/3强的富余劳动力。因此，调整提高农村就业结构水平，多途径转移农村劳动力，就成为提高农业生产率、增加农民收入，同时又促进城镇化建设发展的“双赢”的重要举措。一是改革现行不合理的用工制度，取消对农民进城镇就业的歧视性限制性规定，凡是不利于农村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政策规定都要进行修正。改革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引导和支持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合理有序流动，逐步形成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取消针对企业使用农民工的行政审批，简化农民工外出就业手续，清理取消各种不合理的收费。二是加快建设覆盖城乡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以国家实施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工程”为契机，加大对自治地方的财政支持力度，开展转移前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使农民工“进得来、留得住”，逐渐变为市民。三是进一步放宽户籍迁移，加快改革现行户籍制度，尽快形成城乡统一管理的新户籍制度和机制。四是把农民工的住房、子女教育、养老保险、享受公共服务等问题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多渠道加以解决。

（五）逐步建立和完善统筹城乡建设、促进城镇化的体制和机制。一是继续深化小城镇用地制度改革,改革完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制度，逐步健全土地市场机制，积极稳妥地探索建立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制度。同时，加快建立失地农民的生活保障制度，鼓励农民以土地流转入股方式，参与城镇建设或创办企业；政府从征地收入中提取一部分，建立失地农民的养老保险等。应逐步提高对自治地方的土地征收和征用的补偿标准，以使失地农民能享受到城市居民的最低生活保障水平。二是改革完善小城镇建设投融资体制，在加大地方政府资金引导投入的同时，主要通过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依靠社会资金建设发展小城镇。在招商引资中，应构建各方投资利益分配机制，鼓励异地办厂置业、收益合理返还、实绩各有所得，努力实现投资来源多渠道、投资主体多元化。积极探索财政贴息、项目经营权转让、给予冠名权、级差地租收益、资本置换等方式拓宽融资渠道。对小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应以出让、租赁、作价入股等有偿使用方式供地，并将其有偿使用收益留给镇级财政，专项用于城镇开发建设。坚持城镇市政公用事业改革的市场化取向，通过招商引资加强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大小城镇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力度，建立完善职能明确、结构合理、精干高效的城镇行政管理体制。切实赋予小城镇相应的管理权限，增强政府管理经营城镇的权威；机构设置不应要求上下对口，但又须将必需的税收、工商、土地、建设等机构及职能延伸到镇；逐步建立有利于城镇发展的财政管理体制，增强镇级财政实力和镇政府调控能力。

（六）认真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积极支持自治地方加快发展。就经济方面而言，一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自治地方可以根据本地的特点和需要，制定加快城镇化建设的政策措施，自主地安排和管理地方性的建设发展事务。二是在国家政策指导下，可以根据自治地方的财力物力及其他条件，自主地安排产业建设项目。三是优先在民族自治地方合理安排资源开发项目和基础设施项目，并给予投资和贷款的照顾。对配套资金给予减少或免除的照顾。

第五篇：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节日保护及立法研究——热贡少数民族为例

开题报告

一、本文题目

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节日保护及立法研究——热贡少数民族为例

二、本论题的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节日一直是反映当地传统和历史一面镜子，在人类学、宗教学乃至民俗学学科研究中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我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保护民俗文化节日就显得尤为重要。然而，怎么保护、保护措施是什么又在文本上模棱两可、界限模糊。笔者认为，通过对民俗文化节日保护及立法的研究，可以丰富法学在民俗文化保护上的一些观点，为立法的可能提供一些依据。

2、现实意义：通过对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节日的重要性的剖析，可以明确立法在保护民俗文化节日方面的必要性，以减轻民俗文化节日不被重视的状况。（1）我国民族众多，除了现有的56个民族，还有尚未纳入少数民族体系的民族，都具有大相径庭的民族风俗，是我国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民族地区的民俗文化节日则是代表当地传统历史和文化特征的一个外显，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标签。（2）民俗文化节日是传承民族文化，尤其是少数民族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值得重视。通过对传统民俗文化的分析和解构，少数民族特有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乃至于服饰、语言都能得到有效的传承，保证中国文化的多元及深度。

（3）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在西方节日相继进入中国后受到巨大冲击，其整体性难以为继，呈现出碎片化状态。考虑到民族地区民俗文化节日还带有宗教及社会性功能，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必须被重视，而通过国家法律的强制性给予一定的保护则是不可或缺的。

三、文献综述

1、对传统文化保护的相关研究

基于中华民族众多、文化多元的现状，保护民俗文化就显得急不可待，学者们从各个方面对传统文化保护的必要性做了阐释，其中就包含了通过立法来保护的设想。

蔡丰明在其《体制、立法、政策：上海民俗保护三策》里就提到，民俗的保护不应只是一项事务性工作，应当通过行政管理体制、社会立法制度以及专项政策等综合性方面去治理；孔维刚通过对海洋民俗文化是否应当赋予其知识产权的探讨提出了应结合海洋民俗文化自身的特点，设计出一套专门的法律体系来对其进行保护的设想；赵冬菊认为应当在条件趋于成熟时制定独立的《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法》或《民族民俗文物保护条例》，以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立法中的民族民俗文物法律保护；高新天则借鉴了韩国《文化财保护法》，将文化分为有形财（富）和无形财（富），通过立法进行了保护；刘明阁认为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是一个系统工程，政府部门、教育文化界、社区群众等齐心合力，才能把民俗类非物质文化的传承落到实处；余淑红在其《中国传统节日文化的丢失与保护——从传统节日法定化说起》一文中提出，中国传统节日具有重要的文化功能，然而传统节日文化却有式微之态，这种传统文化日受冷落和消失的状态应当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不仅仅是停留在法定节假日上；王旭以蒙古族传统节日保护为视角，阐述了文化变迁与少数民族传统节日的法律保护，认为把少数民族的重要传统节日规定为法定假日，是一种便捷有效的法律保护方式；周真刚则以贵州世居少数民族传统节日保护入手，认为传统节日的产业化是其自我保护的重要举措。凌锋认为，立法机关应当以立法的形式为传统节日的发展提供更为人性化的广阔空间；陈静梅、文永辉认为应当从非遗项目对传承人“效用”的角度,细分出传承人传承民族文化的不同动力,推行针对性的传承人分类保护方案,对不同的传承人分别采取市场化保护、扶持性保护和半体制化保护等策略,用相对较小的成本,达成各类非遗文化的永续传承；文永辉、卫力思认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利主体不明确的情况下,传承人作为某项传承项目的“代表”,存在着知识产权落到其身上的可能性；余澜、朱祥贵、杨春娥以利益平衡为目标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的权利性质、权利主体、权利内容等方面进行比较法分析,为我国立法的完善提供理论支撑及制度借鉴；韩小兵在其《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一文中重点论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与现有民事权利中最为近似的知识产权的差异,提出“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应界定为一种新型的独立权利的主张；严永和认为我国少数民族拥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现行知识产权制度只能为这些文化遗产提供极为有限的保护。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可以根据宪法等相关法律的授权,制定有关自治条例或单行条例,对这些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加以保护。保护条例应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价值和财产价值为政策目标,以集体性、传统性、智慧性、平衡性等为基本原则,并建构权利客体、权利主体、保护标准、权利内容、权利限制、保护期限、侵权行为与法律责任等主要规则。郭玉军和唐海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在人权评判标准的确立和保护机制的完善上还面临较大的困境。这些困境制约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既有必要从理论上解决国际人权标准的分歧,采用一种以尊重文化多样性为基础的人权评判标准,也有必要从制度上完善国际人权保护的运行机制,建立对话协商和动态审查机制,采用“对情况作恰度评估”原则,使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人权保护摆脱困境、获得长足发展。刘晓亮认为民俗与立法的关系既存在共融又存在矛盾。民俗既属于法律调整的范围,又对法律的形成起到了“本土资源”的源泉和素材作用。因此,在立法的时候应当正视民俗、尊重民俗,借鉴民俗的有益之处。而民俗的发展也应借鉴立法成果,进而丰富民俗的内容,促使民俗与社会的更好交融。

2、对热贡地区民俗文化保护的研究

对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当地两个重要节日六月会以及於菟的描述上，学者们研究的更多的是在大范围内的热贡地区的文化生态保护与传承。

杨自沿、仲新春在其《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问题探析》一文中，提出应加快推进热贡文化保护实验区建设,应突出特色,科学规划,加大投入,打造精品,尽快将文化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从而实现文化、生态、经济、社会的和谐共建；孟心然以热贡唐卡为例，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视域下特色民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祈进玉从“热贡艺术”为个案阐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保护的可行性思路；索南旺杰认为热贡作为多元文化共存、多种宗教信仰共生的特殊区域，无疑有着推进“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最理想的文化土壤；宋增文、周建明、所萌、王茜在其合作的文章里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为例，阐述了文化生态旅游发展的模式和建议；吕霞结合田野调查资料，探讨了文化生态与艺术传承的连续性。先巴从宗教学角度讨论了六月会的民间信仰功能；方利山通过比较的方法探讨了徽州与热贡在文化生态保护方面的异同，并对我国“非遗”保护的创新提供了新的启示。

四、国内研究现状

张栋洋认为，我国民俗节日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既是必要的,也是急迫的。目前对民俗节日知识产权法律保护的国内立法主要是宪法和著作权法。我们应确立政府在保护中的主导地位,增强民众对民俗节日法律保护的意识,建立有偿使用制度,实现制度创新,以保护我国民俗节日的知识产权。罗澍以“火把节”为例，认为形成知识财产联盟、积极实施品牌战略民俗知识产权保护策略的表现,也是该模式成功的保障因素。民俗已经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保护民俗，需借助知识产权在制度和政策上的体现，保护和重视传统知识产权，才能实现传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知识产权的保护是针对于外界的挪用、仿冒以及伪造，但是面对我国民俗文化节日逐渐被遗忘、破坏甚至走向消亡，知识产权却没有做出清晰的说明。

五、文献资料

1、著作类

[1]知识产权法[M].武汉大学出版社 , 徐亮译, 2003 [2]中国文化史导论[M].商务印书馆 , 钱穆著, 1994 [3]民俗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 , 钟敬文主编, 1998 [4]文化遗产法[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王云霞, 2012 [5]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释义[M].法律出版社 , 信春鹰, 2011 [6]中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基本问题研究[M].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韩小兵, 2011 [7]无形财产权制度研究[M].法律出版社 , 吴汉东,胡开忠著, 2001

2、期刊

[1]完善民族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思考[J].罗澍.理论月刊.2011(03)[2]论传统文化的法律保护——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传统文化表现形式为对象[J].吴汉东.中国法学.2010(01)[3]经济法之于知识产权的作为与底线[J].宁立志.经济法论丛.2018(01)[4]民俗文化创意产业中的传统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剑河县大稿午苗族水鼓舞为例[J].吴一文.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学报.2012(05)265 [5]畲族民俗文化保护的基本法律问题——以福建宁德畲族聚居地为考察对象[J].方金华.安徽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9(01)

[6]中国民俗文化产业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J].赵文广.社科纵横.2006(02)[7]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困境与对策[J].郭海霞.特区经济.2010(06)[8]我国民间文学艺术的特别权利保护模式[J].黄玉烨.法学.2009(08)[9]加强保护民族民间传统文化的意义及法律保护现状[J].张术麟.前沿.2004(04)[10]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基本思考[J].费安玲.江西社会科学.2006(05)[11] 知识产权视角下我国海洋民俗文化保护路径研究[J].张平,孔维刚.学术探索.2016(02)[12]浅析民俗节日的知识产权保护[J].张栋洋.公民与法(法学版).2015(09)[13]论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分类保护——基于贵州的田野调查[J].陈静梅,文永辉.广西民族研究.2012(04)

[14]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别知识产权保护模式的比较法评析[J].余澜,朱祥贵,杨春娥.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05)

[15]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研究——以贵州为例[J].文永辉,卫力思.贵州民族研究.2012(01)

[16]非物质文化遗产权——一种超越知识产权的新型民事权利[J].韩小兵.法学杂志.2011(01)

3、硕博论文

[1]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研究[D].李依霖.中央民族大学 2013 [2]我国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政策研究[D].吴磊.中央民族大学 2012 [3]民族地区民俗文化保护问题研究[D].黄燕妮.中央民族大学.2013 [4]民俗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政策探讨[D].盛静.中国艺术研究院.2012 [5]非物质文化遗产权的私权性研究[D].刘杰.湖南大学 2007

[6]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知识产权和特别权利保护研究[D].李梅.中国政法大学 2006

六、本论题主要研究内容

本文包括引言在内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 导论

导论部分提出了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研究现状论证思路及研究方法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为下文的研究提供良好的思路。

第二部分 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措施及重要性

本部分主要论述热贡地区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所具有的特殊性及重要性，选择以该地为例研究民俗文化节日保护具有非典型性。

第三部分 基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本部分重要论述基于知识产权的立法保护对于热贡民俗文化节日保护在丰富知识产权立法以及保护非物质文化方面均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四部分 结论及建议

本部分通过对上文的总结，得出结论，并提出相应的立法建议。

七、本论题的重难点及创新点

（一）重点

本文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对现阶段民俗文化保护研究阐述立法对于保护民俗文节日文化的必要性。

（二）难点 本文在研究中的难点有以下几点：1.学界对于民俗文化的解释均来自于人类学、民俗学与宗教学的解读，作为法学的解释缺少可参考文献；2.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一直都以法定节假日的施行而得到承认，从知识产权的角度来立法缺乏依据，对本文的展开有一定的影响。

（三）创新点

本文就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和立法进行研究，以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为例，采用田野调查法，通过对现有政策和制度的分析找出立法保护民俗文化节日的必要性。

八、本论题主要研究方法

1、文献分析法：通过相关的文献的检索与收集，总结和分析各界学者对于民俗文化保护的理论和阐述，明确民俗文化节日保护的重要性和立法依据。

2、田野调查法：通过田野调查方法，明确热贡文化生态实验区的文化保护政策和实际执行力度，对立法提供可行建议和意见。

3、非结构访谈法：通过对当地居民和保护者的访谈获取一手资料，结合本文，得出结论。

九、本论题拟写作提纲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一、问题的提出

二、研究意义

第二节 研究现状

一、文献综述

二、国内研究现状 第三节 研究方法

一、文献分析法

二、田野调查法

三、非结构访谈法

第四节 本文的重点、难点与创新点

一、重难点

二、创新点

第二章 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的保护现状及重要性 第一节 热贡地区的特殊性

一、热贡地区简介

二、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简介

三、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保护重要性 第二节 热贡地区民俗文化节日保护现状

一、热贡民俗文化节日保护现行政策与制度

二、热贡民俗文化节日保护措施执行中的弊端 第三章 基于《知识产权法》的立法保护的必要性 第一节 《知识产权法》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应用 第二节 《非物质遗产法》在民俗文化保护方面的空白 第三节 《知识产权法》在保护民俗文化节日方面可参考内容 第四节 民俗文化节日立法保护的困境 第四章 结论和建议 参考文献 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