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学(乡村民俗的教化功能)

第一篇：农村社会学(乡村民俗的教化功能)

农村社会环境之乡俗的教化功能

摘要：农村社区也可称为乡里社会，是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发源地。随着社会经济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各种乡里习俗中优秀的因素逐渐向城市渗透，形成了现在普遍适用的城市公约等，而在乡里社会，这种乡里习俗则是以无形的方式发挥着它的约束和教化功能。另外，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相比城市社会逐渐形式化的传统节日内容，农村社会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要彻底的多，表现在：种类更丰富，内容更具体，形式更具特色。由此，农村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决定了它继续并将长期存在的价值。关键词：农村社会，乡俗，风俗，教化

前言

农村社会具有保存传统文化的功能，农村社会环境则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担当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文化传播的媒介。本文所讲的乡俗首先包括的是农村这种乡里社会本身所具有的乡里习俗，这是农村社会长久积累的根深蒂固的习俗，它是无形的，已经内化为农村居民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准，起着一种对社区居民行为和思想的约束和教化功能；其次，本文的乡俗还包括了中国的传统节日以及在节日中人们所遵循的各种风俗习惯，中国的传统节日种类繁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教育意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全球化的发展也表现在文化上，各种洋节随之而来，并且得到了广大年轻人的喜爱，传统节日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尤其是体现在城市中。相比之下，农村社会对传统节日则更加的重视，气氛更加浓厚，表现在：种类更丰富，内容更具体，形式更具特色。本文所提及的传统节日是在现在社会中仍然普遍流行的几个。

一、习俗与风俗

农村社区里的成员在长期共同的生活、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形成了特定的价值观、人生观、道德信念和体现在习俗、习惯、信仰中的文化传统，这些特定的观念和文化通过各种文化活动以及家庭和家族的教育传教在农村社会环境中得到了传承和发展，并对生活在其中的人起着潜移默化的教化功能。

（一）概念界定

什么是习俗和风俗？传统习俗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中逐渐形成的，从历史沿袭而巩固下来的，具有稳定的社会风俗和行为习俗，并且已同民族情绪和社会心理密切结合，成为人们自觉或不自觉的行为准则。传统习俗的内容是复杂的，存在于一个社会的传统习俗大体上分两部份：一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其源远流长，时代久远，具有社会性、集团性、民族性的特点。二是适应现实社会历史条件而产生的，如新中国成立后所倡导的新的生活习俗。如婚俗、丧葬习俗。

风俗是特定社会文化区域内历代人们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规范。风俗的多样性，是以习惯上：人们往往将由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差异，称之为“风”；而将由社会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行为规则之不同，称之为“俗”。风俗是一种社会传统，某些当时流行的时尚、习俗、久而久之的变迁，原有风俗中的不适宜部分，也会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而改变，所谓“移风易俗”正是这一含义。

严格意义上讲，习俗和风俗是不同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习俗就是习惯，风俗；个人或集体的传统、传承的风尚、礼节、习性。形成风俗的事件都挺大，挺普遍，而习俗可大可小，可普遍也可特殊细小。前者与风俗同，后者就只能用“习俗”不能用“风俗”。象广东人端午节划龙舟是风俗，而广东人把“我先走了。”说成“我走先。”那是习俗、习惯而不是风俗。但很多情况下，习俗和风俗并没有明显的区分，甚至是交织在一起的。比如，中国人过年是一种风俗，写对联、贴对联是一种习俗，也可以说是一种风俗，并且属于年的一部分。

（二）风俗的文化特征 “风俗” 是中国传统社会大众生活文化特性的词语概括，在传统风俗观下，“风俗” 是风与俗的合成词。“风” 强调风土等自然地理条件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俗” 是一种习以为常的社会生活模式。风俗具有自然与人文兼备的二重性。

古代学者的风俗观关注风俗发生的地域性与政治性，对风俗的教化功能有着特别的强调。近代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人们对风俗进行了重新的思考，认为风俗可以救世。传统风俗观认为风俗具有以下三种文化特性：

一、风俗具有较强的伦理品性；

二、风俗具有流动贯注的传习性与扩散性，又有着难于变化移易的凝固性；

三、风俗习惯虽然难于改变，但它还是能够移易的。

当代社会是一个文化转型的时代，传统风俗观有关风俗的理解与评述对于当代社会的民俗文化建设以及民俗学研究仍然具有启示意义，我们的民俗学应该关注现实社会风气时尚的研究，从自己的学术立场出发，阐释自己对民俗文化价值的看法，区分民俗的美善与丑陋，注意与国家政府合作培育、提倡“良风美俗”，为社会的良性运行提供学术支持。[1]

二、乡里社会的习俗

乡里社会，也称作村落社会，或扩大为村镇社会。它是用地缘关系把若干不同家庭、亲族团体组合起来的生活共同体，是固定在特定地方的更大范围的社会单位，又可以称作地缘共同体的基本单位。地缘关系是由共同居住的乡土联系起来的各种社会关系，俗称的“同乡”、“乡亲”都属于这种关系。村落社会是由若

[2]180干人家结成的乡亲协同体，在这里，乡土意识或地域观念是十分重要的纽带。

村落社会的乡里习俗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严格维护村境的惯制：这是一个村落的成员从土地观念出发维护全村利益的一种惯俗，它是由传统的地缘关系和强烈的村境意识决定的。从这种意识出发，全村各户对村落所拥有的土地、山林、水域都有一定监护权，对四外邻村基本上采取防范措施，以抵制对本村的侵害。对村境内的公益设施，各户也都有维护修建的义务，如道路、桥梁、水井、河塘、水库、护村林等的修造。在维护村境方面最具有民俗意义的便是我国解放前村落与村落之间的械斗陋俗。但随着时代的发展，旧制度被摧毁，械斗恶俗已经成为历史陈迹，狭隘的小地域观念和小集体利益逐步被顾全大局观念、团结睦邻思想所取代，村寨利益服从于更大范围的地方利益或国家利益。

第二，组织乡里社会的协同生活，村落中自古以来便传袭着一些固定的或不 固定的协力组织及共同活动。我国各民族村落由于地缘观念（乡亲观念）特别强，所以显示出很强的内聚力，构成了十分紧密的集体，因而组织互助协力成为代代相传的惯制。这种惯制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婚丧大事的协力互助

2、修建房屋的协力互助：这是很多世纪流传下来的帮工互助组织管理，特别是建房上梁、盖顶时，全村劳力出动帮工，甚至家里没有成人男劳力时，妇女孩子也来参加担任辅助劳力。

3、耕种收割的换工互助，也是千百年来的协力习俗。

第三，管理村落的共同生活秩序：村落社会要靠村落内部加以管理，于是相应地产生了村寨管理职能机构，产生了村长、村头人和他们的权力。村寨各方力量及村管理组织往往起到一定发展村落社会的作用。

村管理的惯制有以下一些主要的内容与形式：

一、村议事：有的村寨有全村性会议形式；有的则是由村中各家族有威望、有影响的长者组成村老会议，决定本村内外公益事务。

二、村规约：又叫“村规”，现在通称“乡规民约”，是村民自我教育、管理的传统良俗。惩罚和教育相结合，以预防为主、以治为辅。

三、村制裁：是对村内成员的惩罚事务，一般地采用罚钱、粮、物。

四、村调解：这是村制中调解村内各种纠纷的一种职能，是村管理的一大内容。

五、村保卫。

六、村财产。[2]190-195

村落社会习俗的传播与交流，扩大了社会习俗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力或支配力，形成了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社会惯制和风尚，为一个政权的法律、行政提供了许多有用的素材或合理的依据。这便是社会民俗中从俗到礼再到法的必然过程。乡土观念是国家、民族观念中的组成部分。乡里社会的习俗惯制在全国的村村落落中发展，成为民风、国风的发源地，爱乡土是爱国主义的起点。

三、中国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及教化意义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是在几千年中华文明的历史传承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传统节日承载着丰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是民众精神信仰、审美情趣、伦理关系与消费习惯的集中展示与传承的文化空间。”[3]传统节日文化蕴涵着中华民族追求和谐的核心价值理念与道德情怀。它既是中华民族传统意义上的文化盛宴，也是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

一、强调以农为本

由于自先秦以来直至近代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中国长期处在农业社会之中，农业生产自然成为国之大事。因此，在这个前提与背景下生成的传统节庆，必然表现出与农业生产的密切关联性。

首先，我们从流传至今的传统节庆日的时间安排上可以看出，古人是依据农业生产天候、物候和气候的周期性转换进行合理安排的。可以这么说，气候是农业的决定因素，历法是农业的直接产物，而传统节日日期则是农业文明的典型伴生物和发展标志物。例如：春天，有元旦春节、元宵灯节、填仓节、立春节、中和节、春龙节、清明节等；秋天，立秋节、七夕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接踵而至。这种与农业生产模式相一致的特点表明，节庆民俗基本上是与农业文明发生、发展同步萌芽出现并随之发展的。

其二，传统节庆民俗强调以农为本的文化心态，还可以从中华民族岁时节庆的起源、传说故事、节庆习俗及节日祭祀等各方面得到充分的反映。以二月初二龙头节为例，该节相传起于三皇之首的伏羲氏，他重农桑，务耕农，每年一 到二月初二，往往“亲耕”。唐尧、虞舜、夏禹也袭而仿效，以后的历代王朝皇帝常常在二月二这一天“祈平”求丰收，或者象征性“亲耕”一番，二月二由此便演变为“龙头节”。而纵观中国岁时节庆的传说故事，这种以农事活动为题材，以农业劳动者为主人翁的明显居多。比如：守岁的传说、黄瓜会的故事、重阳节吃糕的传说、灶王的来历传说等等。还有一些节庆活动，如立春节的“鞭打春牛”和张贴“春牛图”，七夕节的“赛巧会”等，实际上都是围绕男耕女织、风调雨顺和丰收等农事生产而展开的，都反映了岁时节庆浓厚的重农心态。

其三，正如很多人对节庆是一种“饮食文化”的理解一样，传统节庆文化向来便十分重视对人们饮食之欲的满足。传统节庆饮食是日常饮食与节庆活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智慧的中国古人在节庆主题的提示引导下对日常饮食的创造和点化。传统节庆饮食是传统农业低生产力背景下满足“温饱”这一最基本的简单目标的直接反映，同时也是农本观念的间接反映。就拿最热闹、最隆重、最盛大又

最受人们欢迎的春节来说，我们说“过年”，其“年”字古意实则为“谷熟”，[4]因而“过年则可以理解为远古人们庆祝收获的节日”。[5]既为庆祝收获，过年想当然地与“吃”联系在了一起。

形成传统节庆这种重农文化心态的原因主要有两点：（1）由中国的农业经济决定的。传统文化心态属于上层建筑，由经济基础决定。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溯源于黄河流域，农业生产是先民赖以生息、繁衍与发展的经济基础。（2）历代王朝及政治家和思想家们的提倡。

二、崇尚团圆情结，呼唤人情

中国的传统节日，其表现形式大多是家庭聚会。在节日的礼仪活动和特定时空里，人们尽情释放着对亲人的关怀问候及对先人的思念。节日成为互相表达良好祝愿，密切人际交往，维系人际情感的特殊的精神纽带，形成一种与人为善、和谐相处的人际关系。除夕之夜，游子们不远千里赶回家与亲人团聚，这是合家团圆的仪式，是尽享天伦之乐的理想生活状态。春节的传统礼仪活动，人们把家庭的团圆扩大为全社会的同乐，营造出全社会的人际和谐。清明节踏青既是娱乐健身，也是人际沟通。传统节日重亲情、重人伦和谐、重人际和谐，是对亲情、人情的呼唤，能预防和救治可能发生的人际关系冷漠的社会病。

由于农业经济是中国古代经济的主干，传统中国数千年间基本处于自然经济之中，每个家庭就是农业经济乃至农业社会的基本单位，人多、人和就成为家庭兴旺的必需前提。因此，中国人有特别强的家庭观念，团圆情结在具有伟大凝聚力的中华民族节庆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过春节历来被中华民族视作全家团圆最重要的节日。除夕夜有饮宴守岁之举，含有合家团圆之意的圆桌在家筵中倍受青睐，家人团聚吃除夕饭称“团圆饭”，饺子也成为应时而必不可缺少的春节食品。人们在除夕辞旧迎新的子时，一家人团聚在一起，边叙家常，边吃饺子，以求来年家庭和睦、人丁兴旺、健康长寿。煮饺子，煮破了曰“挣”，没煮破则叫“满”，取圆满幸福之意。而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春节的继续，节日食品是圆圆的“元宵”，观赏着圆圆的大红灯笼，祝贺全家团聚。每月十五必逢满月，称之为“望”。满月象征团圆、美满，这一天被看作是最吉利的日子，有祭祀天地，祈求福佑的活动。正因如此，八月十五日中秋节也就成为最典型的团圆佳节，所以人们又把中秋节叫做“团圆节”。八月十五中秋节自古便有拜月、赏月，吃和馈赠月饼等习俗。而许多旅居异乡的游子则凝望天上的明月，神游万里，向着故乡致以思念的泪水和温馨的问讯，写出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今夕明月人尽望，不知秋思在谁家”等脍灸人口的名句，表达了希望与家人团圆的心声。

三、提倡忠孝意识

中国传统文化心态中提倡忠孝反映于节日之中，或因忠孝而感节，或缘节而行忠孝。在中国各种吉庆类的传统节日如：除夕、元宵节、中秋节、重阳节等是下辈向长辈尽孝道，讲敬爱最为普遍的日子。以除夕夜饮宴守岁之俗为例，此举自汉代出现后，历代皆沿袭。饭后，由晚辈向长辈行“辞岁礼”，长辈给以“压岁钱”欢庆通宵，连接元旦，体现了中华民族尊长爱幼的优良传统。还有一些传统节日，如清明节、冬至节等属于祭祀的节日，主旨是祭祀上亲先祖，这是古来之礼，表现子孙“敬孝”之心和对亡亲的怀思。中元节是汉族民间传统节日，以祭亡亲，故称“鬼节”，下元节，在农历十月十五日，这天民间备丰盛菜肴，享祭祖先，神灵以祈福禄。冬至节又称冬节，是日,家人团聚，备办佳肴，享祭先祖。这种在岁时节庆中祭祖是中华民族“慎终追远”怀念祖先的心理需要，因而一代一代地传承下来。

在中国，孝道素来受到统治阶级的大力推崇，更因从孝道之长幼有序中能够轻松推导出“忠君”意识，从而将“忠”与“孝”捆绑在一块儿了。故许多以忠孝出名的历史人物进入了岁时节日中，使这些节日成为一种具有强烈纪念性的重要日子，保持了较强的生命力而流传下来,典型的是寒食节、清明节、端午节。寒食节是纪念介子推的，寒食一般在清明前一至二天甚或三天，两个节日相距过近，因而从唐代起，人们逐渐把寒食与清明两节合在一起在清明节纪念。端午节最初关于纪念哪个历史人物，说法不一，各地不同，有纪念屈原说，纪念介子推说，还有纪念伍子胥、曹娥、陈临之说，但无论哪一种说法，所纪念的人物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忠孝或推崇忠孝之人。其中流传最广泛、最长久的是纪念屈原说。各地把原有的端午风俗与纪念屈原巧妙地结合起来，一代流传一代，富有教育意义，反映了中华民族提倡忠孝的传统文化心态。就现代而言，其实国庆节，或是教师节、母亲节等现代节日，也是因提倡忠孝而定的。通过特定节日对忠孝意识的通俗化宣传，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和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追求人际和谐

珍视、推崇人际关系的和谐，特别是亲族之间的和谐是中国岁时节庆的一大特色。在许多岁时节庆里，人们的各种风俗、习惯，比如拜年、探亲访友、互赠礼品等，都是利用节日交流思想、加强感情、消除隔阂、增强团结。这些节日习俗充满着社交性的色彩，这种社交性有利于人际关系的和谐，为中华民族所乐于接受，以至盛行不衰，充分反映了中国人追求人际关系和谐的传统文化心态。春节期间，晚辈给长辈清安、致敬，亲戚朋友之间互相致意，祝贺，谓之拜年。一般是老人留在家里，由成年人带着孩子去拜年，有的是同年同辈人聚在一起先相互拜年，再结伙去给长辈和朋友拜年，有些家长年岁较大就派子弟向亲友拜年，还有学生给老师拜年，女婿携同妻子和孩子给岳父岳母拜年，年岁较大的外甥也要去给舅父拜年。有些人平时来往较少，为了加强联络，增进情谊，也相互拜年或派人送去一个贺年片。

此外，重阳节时送花糕，中秋节互赠月饼，元宵节互提花灯，端午馈粽子、豆糕的习俗，从古流传到今，长盛不衰。

五、追求自然和谐

中国传统节日反映着自然规律的变化，它将自然时间进程与社会活动节律有机结合，体现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的观念，表现了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传 统节日，如万象更新的春节，万物萌动的清明，百虫孽生的端午，月明如镜的中秋，为人们提供了亲近自然、融入自然的机会，使人们更加热爱自然、敬慕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

中国传统文化视天、地、人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主张天人一体，人的身体、情感和心灵都应去顺应自然，直接地亲密无间地与天地相交融。这种提倡热爱自然、天人相融的思想，使中华民族有了追求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文化心态。一年之首的春节，自古以来就是“万民普庆”的节日。既而又成为一年一度戴柳踏青、享受新春的旅游佳节。正月十五元宵节，又名灯节，自十三上灯，十八落灯，每夜家家户户出门观灯，历代以来形成了夜游节俗。春季之后，其它各个季节人们也乐于在节日当天出门游玩。例如，五月端午，龙舟竞赛，遍及大江南北，人们竟相出外观看龙舟竞渡。而八月中秋，玩月、游月和赏月是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幽赏雅事。至于九月九日重阳节，主要活动有登高、佩茱萸、饮菊酒等，历代文人骚客以此题材歌咏颇多，如唐代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弟兄》：“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六、向往美好

中国传统节日中“天人合一”不仅仅是自然界与人的“合一”，余正荣先生认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不仅成了中国人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模式，而且融进了道家和儒家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和人生境界。”[6] “它的主导精神是由‘中和’即和谐、圆满、诗化等因素作为主导、一以贯之的。”[7]总之，中国传统节日中无论是亲近自然还是渴望团圆的习俗，都寄托了人们对美的追求与向往。节日期间，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健康长寿、阖家团聚、事业有成，反映了对家庭幸福、国家昌盛的企望与尊崇，寄托了人们对未来的企盼和热望，表达了人们希望生活团团圆圆、和谐美好的愿望，显露出贵和尚美的思想，体现着人们的理想和追求。

七、关怀生命

传统节日内蕴着对健康的追求及体育竞技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古老的养生理念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是中华民族特有的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的自然表达与外在形态。舞龙舞狮尽欢的春节，表达着对生活的热爱之情。清明踏青赏春、端午龙舟竞渡都是一种竞技与娱乐健身，表现出对生者的生命关怀。清明节庄重的祭奠仪式，也表达着人们对生命的敬畏、珍爱，以及对死亡的坦然。[8]

八、向往爱情自由

中国封建社会的全部伦理道德，是在基本的纲常伦理即三纲五伦基础上展开的，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则是封建礼教所不容许的。但中华民族同时又是一个热爱生活、重感情、勇敢向往自由的民族，虽受到封建礼教的种种束缚，仍有一部分人还是敢于反抗压迫，执着地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种心态自然也反映到了岁时节庆的习俗之中。在节日传说中，最生动、最扣人心弦的是带有悲剧色彩的牛郎织女《天仙配》的故事，“七夕节”也逐步成为人们普遍都过的节日，成了我国传统的“情人节”。

综上所述，从传统节日折射出的一些文化心态，绝大部分是精华的，能为今天我们构建和谐社会服务。比如：传统的忠孝观念一旦赋予新的内容，对于今天热爱祖国，倡导尊重老人和保护老人的权益，推进和平统一祖国大业都具有积极作用；家庭团圆、人际关系的和谐，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助于集体主义精神的培养；追求爱情自由、婚姻自主，对今天建设社会主义家庭伦理道德有积极意义；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在今天社会面临环境问题的时候更显得重要；重农的心态 与今天我们提倡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有相符之处，当然那种小农经济、自然经济，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相对立的则应该加以改造。传统文化是一个民族精神情感的载体、民族特征的直接表现、民族凝聚力之所在。民族传统节日则是中国文化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每一个节日都有它的历史渊源、美妙传说、独特情趣，它们反映了民族的传统习惯、道德风尚和宗教观念，寄托着整个民族的憧憬，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积淀、民族精神的凝固。[4]

（二）传统节日的德育功能

1、传统节日的教化功能

传统节日的教化功能是指传统节日中处于核心地位的价值观念、思想信仰以及与此相一致的各种行为规范对社会成员思想的教化和行为的规范，使人们在思想上有效地适应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行为上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传统节日之所以富含教化功能，是由于它自身具有特殊的优势：

一是周期性。人的行为模式要通过反复演练方能形成。传统节日在人的一生当中不断地重复，具有周期性循环往复的特性。在年复一年的传统节日中，人们接受连续不断的伦理道德及风俗习惯的熏陶，并按照这种伦理道德规范自己的行为，从而实现民族精神内核的传递与继承。青少年是参与和享受节日文化的重要群体，在传统节日中，青少年连续不断地接受道德、伦理及风俗习惯的熏陶并努力地按照该文化的一系列行为规范去实践，认识到在社会上应有的权利和应尽的义务，逐渐成为个人活动与社会要求协调的社会人。因此，传统节日周而复始、喜闻乐见的活动形式，是对青少年进行传统文化和仪式规范教育的良好载体。

二是参与性。每个人只要生存于特定的社会环境中，都能作为节日文化的亲历者参与其中，获得特定节日文化不同的情感体验和价值内化。特定的节日环境，为青少年提供了了解、认同传统文化的场景。由于有切身经历和参与体验的基础，青少年的社会化行为比较容易形成并得到固化。“传统节庆生活中的祭祖、祭灶、拜月，以及清明踏青、登高辞青、除夕守岁等活动，均无一例外地是少长咸集，共同去参与其中。如此，儿童便身在其中，从而在潜移默化中领悟到节庆文化的洗礼和教育。”[9]正是在参与节日的文化活动中，青少年不断体味传统节日浓郁的文化气息，体会古代先人和谐的伦理观和民族精神，逐渐认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并在社会生活中自觉地维护这些价值观念，最终使传统节日所蕴含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传统美德，在每个人的身上得到内化与升华。

2、传统节日的行为约束功能

传统节日是社会价值体系和行为规范体系的体现。传统节日中的各种礼仪、仪式，实质是一种道德的约束，是人们生活中伦理道德的一部分。传统节日要求所有的人都要遵循此种伦理关系，遵守其内含的道德要求，这对青少年的思想和行为会产生极大的约束作用。传统节日“是一种无声的命令，不是法律的法律，不管地位高低，贫贱富贵，都得遵守，否则就会受到社会的指责，人们的嘲笑”。[10]同时，节日也具有特殊的道德感召力，“不参加这种节日活动的人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某些压力来自一定的社会组织，有的则来自舆论和传统习惯。”[11]

结语

随着社会经济以及城市化进程的的快速发展，农村社会各种乡里习俗中优秀的因素逐渐向城市渗透，形成了现在普遍适用的城市公约等，而在乡里社会，乡里风俗经过长久的时间积累在农村社会形成了无形的自觉的行为规范和道德标 准，同时，这种乡里习俗则是以无形的方式发挥着它的约束和教化功能。

在农村社会环境中，乡俗所起的教化功能对于维护农村秩序稳定有着重大的意义，同样在城市中，从农村渗透到城市的各种乡俗道德观念也对城市社会的有序发展起了重要的舆论监督作用。

中国的传统节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所包涵的丰富的文化内涵表达了对美好理想、智慧与伦理道德的追求与向往，有利于弘扬民族精神、增强民族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和谐。相比城市社会逐渐形式化的传统节日内容，农村社会对中国传统节日的传承要彻底的多。由此，农村社会所体现出来的价值决定了它继续并将长期存在的价值。

参考文献：

[1] 萧放.中国传统风俗观的历史研究与当代思考[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6）.[2] 乌丙安.中国民俗学[M].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3] 萧放.传统节日：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4] 陈慎.从岁时节庆看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心态[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9(3).[5] 陈久金,卢莲蓉.中国节庆及其起源[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89：16.[6] 余正荣.中国生态伦理传统诠释与重建[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6.[7] 王生平.跳出“国学”研究国学——兼评《论天和人的关系》[J].哲学研究，1994(8).[8] 刘惠.传统节日：青少年德育的重要载体[J].教育导刊，2010（6）.[9] 赵东玉.中华传统节庆文化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140．

[10]扬景震.中国传统节日风俗的形成及其特征[J].中华文化论坛，1998(3)．

[11]徐万邦.中国少数民族节日与风情[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15．

第二篇：农村社会学总结

第九章

农村卫生

第一节 中国农村卫生事业的发展

一、民国时期的农村卫生

（一）、农村卫生的含义 是指农村社会和个人为增进人体健康，预防疾病，创造符合生理、心理要求的社会环境、生产环境、生活条件所采取的措施。

（二）、农村的卫生状况 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民国时期，中国农民被三座大山压的喘不过气来，期间急性传染病的流行在中国的城乡可以说是此起彼伏。

霍乱、鼠疫（黑死病）等

旧中国农村卫生落后的主要原因

一是经济落后、贫困、饥饿困扰。二是卫生资源资源匮乏，农村缺少医院，农民难以求医。三是农民缺乏科学卫生常识，往往轻视疾病。四是农民积累久远的卫生旧习惯、迷信思想根深蒂固，患了病听天由命。

（三）、农村卫生组织中国首创的农村卫生组织是1928年夏由上海吴淞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和上海市卫生局合办的吴淞镇卫生公所。

1929年河北定县实验区设立卫生教育部办理农村卫生事业。此后，全国各地纷纷组建了一批农村卫生组织。

二、农村卫生教育的实验

（一）定县的农村卫生教育实验

其突出的业绩有三个 第一，疾病的预防。-种痘（天花病）第二，注重妇婴卫生，提倡节制生育。第三，保健制度的创建。三级保健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

（二）邹平县的农村卫生教育实验

1934年9月下旬，梁漱溟主持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与齐鲁医学院合作，成立了“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医院”，实行“诊疗与卫生并重”方针。

建立三级卫生网络、培养接生员

三、新中国的卫生革命

（一）传染病的防治

其一，传染病流行状况。鼠疫、天花、回归热

其二，建立传染病防治机构。

1954年开始建立卫生防疫站、普及预防注射。

其三，传染病防治的成就。消灭和控制几十种传染病。

世界银行：“中国在控制传染病死亡率方面所获得的成功，大大超过了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所取得的成就”

（二）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农村合作制度起源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卫生合作社。1950年，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决定有步骤地发展和健全全国基层卫生组织，要求农村的每个乡都要有医疗卫生组织。

1959年开完全国农村卫生工作现场会议后，合作医疗进入了快速发展阶段。同时，城市中的医院领导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一是，有计划的抽调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二是，帮助农村培养赤脚医生。

1976年，全国90%以上的生产大队实行了合作医疗制度，第二节

农村健康问题

一、影响健康的因素1.环境2.生活方式及个人行为 3.卫生医疗条件

4.早期儿童营养状况 5.遗传因素

二、农村的主要健康问题

（一）威胁农民健康的主要疾病 血吸虫、SARS、禽流感、艾滋病

三、儿童健康

（一）计划免疫

1.计划免疫就是根据传染病流行病学的规律，按不同的年龄进行有计划地预防接种，以达到预防传染病流行的目的。

50年代开始普及、70年代《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

（二）营养和体重

营养不良是中国经济落后地区儿童的主要健康问题。

（三）婴幼儿死亡率和孕产妇死亡率

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是儿童营养不良的表现，也是衡量一个国家儿童状况的一项重要指标。

第三节 农村卫生服务体系

一、农村卫生服务体系的框架与意义

中国农村卫生服务体系是指农村卫生机构、卫生队伍和县、乡（镇）、村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的有机构成。

二、当前卫生服务存在的问题与原因

一是农民受重大传染病、地方传染病危害严重，城乡居民健康水平差距拉大。

二是农村卫生资源严重短缺。

三是中西部农村卫生机构落后。

四是农民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突出。

五是农村卫生专业技术人才匮乏、卫生服务水平低下。

六是农村合作医疗名存实亡。

造成上述问题的主要原因

一是资金投入不足，政府用于农村卫生的投资和事业费比例偏低。

二是体制改革滞后、运行机制不活。

三是农民缺乏基本医疗保障。

四是对农村公共卫生安全缺乏公益性的科学认识，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效“问题。

三、农村卫生服务的重大举措：卫生下乡

（一）卫生下乡的含义

含义：卫生下乡是指遵照中宣部等十部委的精神，职能部门组织城市医疗机构和医务人员送医送药下农村，为农民的健康开展医疗卫生服务的活动，是城市反哺农村的一种形式。

（二）卫生下乡的活动的内容 活动包括：1）医务人员下乡，巡回医疗，送医送药下乡；（2）减免农村贫困患者医疗费用；3）在农村社区、学校、家庭等开展健康教育；（4）扶持乡村卫生组织，为农村培训、培养医务卫生人员；（5）参与和推动当地合作医疗事业

(三）卫生下乡的阶段性成绩

1.降低了孕产妇死亡率和新生儿破伤风发病率

2.加大对艾滋病，结核病等传染高发地区的支持力度

3.加强对农村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救治能力的建设

4.积极推进农民健康促进活动，普及疾病预防和卫生保健知识，引导和帮助农民建立良好的卫生习惯。

第四节

农村医疗保障制度

一、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含义

含义：农村医疗保障制度是指社会成员因受到疾病威胁或需要进行预防时，由社会提供供各种形式的卫生服务，保障农村居民获得基本医疗和预防保健服务的一种综合性制度。农村合作医疗是整个农村医疗保障制度的主体与核心部分。

合作医疗的组成及其体系

在合作医疗资金的筹集，分配，补偿中，涉及到合作医疗管理方、卫生服务提供方和合作医疗参加方。这三方面的联系，相互影响，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就是合作医疗组成体系。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进展和目标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 ”。

“从2003年起，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地区除市区以外的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每年按人均10元安排合作医疗补助资金，地方财政对参加新型合作医疗的农民补助每年不低于人均10元”，“农民为参加合作医疗、抵御疾病风险而履行缴费义务不能视为增加农民负担”。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仍存在不足★社会满意度低 ★保障水平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宣传不到位 ★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程序过于繁琐

（二）统筹医疗制度

三）医疗保险制度

（四）儿童计划免疫保障制 五）妇幼保健保偿责任制

第十三章

农村社会分层 第一节 农村社会分层概述

一、社会分层概述

概念：就是按照一定的社会区分指标将人们区分为高低不同的等级序列。

实质：是社会资源（财富、收入、声望、教育机会等）在社会中的不均等分配。包括：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

二、社会分层的标准

社会分层是如何划分？ 卡尔·马克思（1818-1883）：阶级结构学说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多元社会分层理论

(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层标准

阶级结构学说：用阶级来表示社会分层。

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关系为阶级划分的根本标准。具体讲①对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 ★

②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③领取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不同

(二)韦伯的社会分层标准

多元分层理论：“社会不是一元分层体系”

划分社会层次的三个标准： 财富（经济）、地位（社会）、权利（政治）

理由：任何社会这三种都是稀缺的，因此人们总是追逐这些。这三个标准都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每一个都可以单独作为社会分层的标准

阶级理论与多元社会分层理论的不同点

多元社会分层理论：将社会成员的社会差别解释为个人特征方面的差别。职业地位、收人等。阶级理论：社会地位的不平等根源于以财产关系为核心的生产关系。

阶级地位——有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阶级不平等——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

(三)目前社会分层的主要标准

阶级结构学说：它无法明确的把阶级社会中许多并不占有生产资料而其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又明显高于一般人的群体划归到某一阶级。多元社会分层：农民的职业地位、收入地位、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之间无相关性。

以职业为标准，同时联系收入等标准。

职业、收入、权力、教育程度等。

阶级和阶层

阶级：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处于相同地位的人们所组成的一种大的社会集团。

阶层：根据人们不同的社会特征进行多角度划分而形成的社会地位阶梯。

区别：

①阶级是关系的概念，即对抗关系。而阶层是更多注重社会不平等的外在表现。

②阶级是经济关系，而阶层是多元关系（经济、政治、社会地位等）

三、中国农村社会分层的历史变迁

（一）解放前农村的阶级与阶层

1.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 1923年7月,陈独秀发表《中国农民问题》

①地主、②自耕农（含富农）、③半无产阶级、④农业无产阶级（佃农）1925年12月毛泽东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①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

革命的敌人

②中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

③小资产阶级；

亲密程度不同的朋友

④半无产阶级；

⑤无产阶级。

革命的主体

目的：说明革命的动因、对象、力量，动员群众推翻旧社会。

（二）土地改革时期的农村阶级、阶层分析 1、1950年进行土地改革,为了给土地改革和成分划分提供依据,当时的政务院发布了《关于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决定》。

农村人口被划分为13个阶级、阶层： 根据这个文件,农村人口被划分为 13个阶级、阶层：

(1)地主、恶霸、军阀、官僚、劣绅、破产地主、管公堂；(2)资本家：手工业资本家、商业资本家；(3)开明绅士；(4)富农、反动富农；(5)中农、富裕中农；(6)知识分子；(7)自由职业者；(8)宗教职业者；(9)小手工业者；(10)小商小贩；(11)贫农；(12)工人、手工工人；(13)贫民、游民。土地改革后的农民分化：

一小部分农户

生活陷人因难；

另一部分农户

很快富裕

中央认为 “与社会主义目标不相符舍”

从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三)集体化时期的农村社会阶层 政治身份等级成为划分农村社会阶级与阶层的主要标准。形成以“身份制”“单位制”“行政制”为特征的制度结构体系。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结构：城市户口、农村户口

第二节 当前农村社会分层的现状与趋势

一、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分化的条件 农民分化的原因：

①联产承包家庭经营体制的形成和发展是中国农民分化的基本前提；

②非农业与城镇、市场的发展，为离开土地的农民提供了新的载体与生存空间； ③城市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和国际产业结构的升级，也为中国农民分化提供了契机。

二、改革开放以来的农村社会分层

2O世纪80年代的农村社会阶层

①农业劳动者阶层。

②农民工阶层。

③雇佣工人阶层。

④农村知识分子阶层。

⑤个体工商业户与个体劳动者阶层。

⑥私营企业主阶层。

⑦乡镇企业管理者阶层。

⑧农村社会管理者阶层。

三、农村社会分层中存在的问题及发展趋势 存在的问题：

1、农村社会阶层分化面临着诸多问题

农民劳动者、农民工、个体工商户及个体经营者、知识分子

2、农村社会阶层发育中的不均匀

农村个体劳动者和个体工商户增长缓慢；区域发展的不平衡

3、农村工问题正在发生深刻转换

亦工亦农向全职非农转变;由城乡流动向融入城市转变；由谋求生存向追求平等转变

趋势：1.农村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

2.农民阶层结构趋于简单化

3.农业劳动者及农业工人将成为最主要的阶层，且在比例较小

4.农民真正成为一个职业

第三节 农民工阶层

一、农民工阶层的概念及其特征

农民工阶层：一般统称那些具有农村户口身份，而在城镇或非农领域务工的劳动者阶层。

农民外出就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一是“离土不离乡”,也称“本地就业”；如乡镇企业

二是“离土又离乡”,也称“异地就业”。

农民工阶层的主要特征1.以初中文化的青壮年为主。16-30岁占61%2.以自发性外出为主。自发方式88%，组织外出12%3.以来自中西部地区为主。四川、河南4.以制造业、建筑业和服务业就业为主。5.以到东部地区和大中城市就业为主。6.以在城乡间双向流动为主，“候鸟式”流动为主

城市中的农民工

农民工未能被城市接纳,成为一个特殊的群体。所谓“外来妹”与“打土仔”。农民工无法获得真实的城市市民身份，使我国在原来的城乡二元结构的基础上又生出了三元结构。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

二、农民工阶层的内部分化

1.业主层2.个体劳动者层3.雇工层4.不正当职业者层

三、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与社会心态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地位

无论是从组织资源还是从经济资源或是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看，农民工阶层处于整个社会分层体系的底层。

很难摆脱边缘身份的制约。

农民工阶层的社会心态

社会贫富差距的扩大,社会排斥与偏见,对农民工的社会心态造成了深刻影响。农民工的社会心态问题与其生存生态状况相比,还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从整体社会变迁的角度看，农民工将是中国社会长期和持久的建设者，是城市的生命力的表征，是联系乡村与城市的桥梁。

第三篇：农村社会学范文

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及方法论述评

学术界对中国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一直存在争论，有论者指出，“对研究单位可以有多种选择，而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对所得出的结论会有很大的影响。”（孙立平，2000：18）在这些争论中主要有四派观点，第一种认为村落是研究乡土中国的基本单位，如费孝通先生指出：“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村落，从三家村起可以到几千户的大村。”（费孝通，1998：9）这一派采用的所谓“微观社区研究法”实则就是马林诺夫斯基所倡导的“民族志”的研究方法。

第二种是在“村落研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区域研究”，这一派把研究视野限定在一个地区，如黄宗智先生指出“集中于一个地区使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黄宗智，2000b：21）此派往往采用的就是“现实类型比较方法”，如黄宗智把长江三角洲与华北平原的研究对比。

第三种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这一学派注重解读乡村市场网络、经济形态以及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等问题，注重的是“大传统”，即是经济社会学、政治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第四种，是把“农户”作为基本研究单位，这一派在20世纪80年代初露端倪，但没有取得大的进展，直到21世纪初最近两年徐勇教授等人提出“重识农户”，认为“三农研究的事实原点是2.5亿个农户。农户长期是中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生活、交往，以及政治责任单位。对于中国农村来说，其历史传统既不是以个人为基点，也不是集体式的归宿。即使经历公社化，还得回到农户这一基本起点。”（徐勇、项继权，2006）

下面围绕乡村研究的基本单位这条线索把已有研究进行一下梳理，并就各派研究局限进行一些评论。

一、村落个案研究

对中国农民、农村问题的关注最早是由旅居中国的海外学者发起的。最早的村落研究是由时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的美国学者葛学溥进行的。他带领学生分别于1918年、1919年和1923年对广东凤凰村进行了调查，并于1925年出版了《华南的乡村生活：家族主义的社会学》（Country life in south China：The Sociology of familism）（Daniel Harrison Kulp，1925），此后不久，1936年费孝通在对江苏吴江庙港乡的开弦弓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深入调查，后带着调查资料留学英伦，靠这些资料在导师马林诺夫斯基等人指导下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长江流域农村生活的实地调查》，即后来翻译成中文的《江村经济》一书。此类研究还有杨懋春对山东台头的研究和杨庆堃对“鹭江村”的研究（杨懋春，2001；Yang CK，1959）同时还有一批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西方学者，如威廉·韩丁对“长弓村”即张庄的研究写成的《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记实》（Fanshen：A Documentary of 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和大卫·可鲁克对“十里店”的研究：《十里店：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Revolution in a Chinese Village——Ten Mile Inn）（Hinton，w，1966；Crook，D.and Crook,1959）

以上这些研究都是一个村庄的个案研究,这种研究在新中国成立不久随着社会学、人类学学科被取消曾一度中断，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社会学、人类学恢复重建，此类研究才再度兴起。代表的研究有王铭铭对溪村研究写成的《社区的历程：溪村汉人家族的个案研究》（王铭铭，1997）。折晓叶对超级村庄万丰村的研究：《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的社会变迁》（折晓叶，1997）毛丹对浙江尖山下村的研究：《一个村落共同体的变迁：关于尖山下村的单位化的观察与阐释》（毛丹，2000）。于建嵘沿着毛泽东当前湖南农民运动考察的路线进行细致调查写成的《岳村政治》（于建嵘，2001）。代表研究还有黄树民的“林村”研究，吴毅的川东“双村”研究，刘朝晖对乔乡村落“新江村”的研究等等。（黄树民，2002；吴毅，2002；刘朝晖，2005）

以上列举的这些研究都是对一个村庄的研究。但这种一村一地的散点研究能否代表中国农民和农村的真实情况，也一直存在争论。因为村落生活千姿百态，每个村落都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约束条件。村落的个案调查，尽管可以做得非常深入细致，但也容易囿于个案的特殊性而失去普遍的解释力。（李培林，2004：7）

对村落个案研究的批评也一直存在。费孝通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留学时的同学爱德蒙特·利奇（Edmund Leech）教授在1982出版的《社会人类学》（Social Anthropology）一书中以费孝通的研究为例提出了“中国这样广大的国家，个别社区的微观研究能否概括中国国情”的问题（费孝通，1993：1-2）“不过费孝通先生很早就意识到，村落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从乡村工业的型式比较，到小城镇的类型比较，再到农村去与发展的模式比较，他一直在探索乡村社区的研究的现实类型比较方法，试图通过这种类型比较，走出村落个案的局限。”（李培林，2004：7-8）

“现实类型的比较法”更多地运用于下文谈到的超出村落视野的区域研究。

二、以区域为单位的研究

在中国，“区域研究”几乎与“村落研究”同时起步，而且同样是由在中国居住的海外学者推动的。金陵大学的卜凯（J.L.Buck）教授曾于1921年至1925年对中国七省17县的2866个农场进行了为期五年的调查，并于1936年出版了《中国农家经济》一书。（卜凯，1936）费孝通在完成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及《江村经济》一书后意识到“微型社区研究法”即“村落个案”研究中存在个案解释力的局限问题。并指出“单靠江村是不足为凭的。”（费孝通，张之毅，1990：6）所以运用类比研究方法对云南三村进行了研究，并认为“通过类型比较法是有可能从个别逐渐接近整体的。”（费孝通：1996：369）

然而，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Freedman Maurice）却认为这种多村落的研究，严格意义上讲并不是真正的区域研究，仍没有跳出村落研究的窠臼，仍将视野局限在村落或村落之间。弗里德曼批评道：不能以村庄的数量“堆积出”一个中国来。弗里德曼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两部著作中把村落社会置于区域社会中来审视，以此来批判村落民

族志研究在方法论上的局限性以及由此建构“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理论企图。（刘朝晖，2005：14）

谈“区域研究”不能不提日本“南满铁道株式会社”（简称“满铁”）在中国的调查。1908年至1945年满铁对中国的华北、华东、东北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调查，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40年至1944年对华北地区进行的调查，这次调查的资料后来编成了六卷本的《中国农村惯性调查》，详细记录了冀鲁两省六县六村的情况。这部分资料成就了许多“区域研究”的学者。

马若孟（R.H.Myers）据此写成了《中国农民经济：1890-1949年河北山东的农业发展》（马若孟，1999）黄宗智对这些资料进行了严格的处理写成了《华北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2000a）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在前两部著作的启迪下对资料进行了重新解读，写成了《文化、权利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杜赞奇,2003)，杜赞奇在这部著作中的重要贡献就是提出了“理想类型”（ideal type）的划分。杜氏在书中对所研究的沙井、冷水沟等六个村庄按“富裕还是贫困；宗族和宗教组织是否在乡村生活中起主要作用；距主要城市远近”三个标准分为四种理想类型。

黄宗智在另一部区域研究的著作《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农村发展》中，指出将研究视野“集中于一个地区是我们有可能把它作为一个内部相互关联的有机整体来研究”但同时“区域研究的缺点在于没有一个地区能够适当的代表整个中国的复杂情况”（黄宗智，2000b：21）

在这个意义上区域研究遇到了与“村落个案研究”一样的方法论困境。黄宗智运用了类似于费孝通所说的“现实类型比较法”，黄把“过去研究过的华北平原作为参照系”与长江三角洲的研究比较。（黄宗智，2000b：21）

然而这种现实类型比较仍然难以走出个案解释力的局限，“只不过把局限的范围大大的扩展了。现实类型的局限性主要在于，这种比较类型不是经过抽象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不具有超越个体经验的普遍解释力，也不是经过还原的原型（prototype）,不具有历史寻根的意义。由于现实类型的无数多样性，因此最后的分类需要某些简单的标准，但这样一来就会发现所谓类型只是某个方面更加突出一些而已，类型之间的共性多于它们之间的不同，于是就会提出，是否需要理想类型来强化解释力的问题。此外，已有的村落现实类型的比较，多半都是一种横断面的或共时性的比较，因此缺乏对纵深或历史性过程的比较解释力，这些缺陷都限制了村落现实类型的对话能力。”（李培林，2004：8）

鉴于这种局限，李培林教授在研究方法上另辟蹊径，试图建立一种对中国村落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想类型。李培林所研究的“羊城村”代表珠江三角洲城郊地区进入终结过程的村落。这个“羊城村”在现实中有一个村作为基本的塑造底版，但却有许多原型。（李培林，2004：11-12）这如同小说中人物和故事情节，“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这种抽象意义的理性类型的建构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和区域研究的方法论局限。因为这种理想类型的视野已不仅仅局限于村落之内和村落之间而扩展到了村落之外。这不仅因为“羊城村”这个村落本身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理想类型，而且“村内”流传的许多“故事”是发生在“村外”的。那些经过提炼的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则生动而丰富的再现了村落和区域发展变迁的全景。

虽然弗里德曼认为仅仅对多个村庄的研究并不意味着是“区域研究”。但“微观社区研究”即“村落个案研究”与“区域研究”之间的内在关联也是很难割裂的。前者是将视野局限在“村落世界”之内，在研究方法上，尤其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主要采用的民族志的研究策略，这种研究策略暗含了一个判断：中国村落是相对独立，静止封闭和自成一体的。后者一定程度上是将视野局限于村落之间，通过比较分析，关注的是区域的发展变迁。一定程度上讲这两种研究策略都是对乡村社会“小传统”的关注。忽略了国家权力在乡村的运作、经济结构的转换等“大传统”。所以有学者主张，应该把集镇或乡镇作为基本研究单位，以使被忽略的“大传统”提起关注。

三、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乡村研究。

把集镇或乡镇作为一种研究单位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一直以来被关注的很不够。“一方面是由于乡镇所在地往往是被设墟的地方。在历史上，历代王朝统治的官僚建制只是到县，县以下的大片地区并没有设立行政机构，因此墟市即现今乡镇所在地在当代的乡民社会中居于特别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以往的历史学家多以府、州、县以上的历史为研究对象，而人类学则大都在自然村落做参与观察，乡镇这一级则介于两者中间而被忽略了”（杨彦杰，1996，转引刘朝晖，2005：5）

许多学者将施坚雅（G.Willian Skinner）推为中国集镇（市场）研究的开创者，实则不然，对农村市场的调查研究是由中国社会学家们开始的。乔启明和杨懋春曾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受过农村社会学的训练，最早意识到市场体系的社会意义。乔启明的代表作是《乡村社会区划的方法》（1926）和《江宁县淳化镇乡村社会区之研究》（1934）。杨懋春先生一生都在关注集镇，并将其作为研究乡村的基本单位。在其博士论文《中国的集镇制度与乡村生活》中系统地研究了集镇制度与中国乡村生活的关联，在《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中也论及了农村市场问题，而在《中国的集镇区域乡村社区》中则对集镇和农村的市场作了更系统的研究。（杨懋春，2001；1963：23-39）对中国农村市场研究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是旅美学者杨庆堃，施坚雅认为杨庆堃1932到1933年做的实地研究至今仍是第一流的，杨庆堃的代表作是《华北地方市场经济》（A North China Local Market Economy,1944）(施坚雅,1998：56)

费孝通也曾对集镇问题做出了重要研究。费指出，“中国有五种人口集中在社区类型：村庄、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暂时的市场、市镇和通商口岸。”（费孝通，2006：58）费孝通在这里将临时市场、有驻军的镇和有市场的镇作了区分。临时市场是在地方上发展起来的，而不是上面推行下来的东西，这种临时的市场不代表一个社区。“市场”只是因交通方便而选出的一块地方。虽然日中十分人山人海，集中于市，但日落时就会散去，晚上就空空如也。而有市场的镇则是一个永久的社区。而有城墙的或驻军的镇则是政治中心，关注安全和防护。驻军的镇是作为传统的官僚当局和有钱绅士们的驻地，而市场镇是农民的地方工业和比较发达的商业和手工业的联

系环节。（费孝通，2006：64-67）

关于费孝通对市场、集镇的这种区分及其职能的分析，施坚雅提出了质疑：“尽管费关于驻防镇和集镇的构想很有启发性，但他关于县治和其他行政中心通常不具有商业职能的设想是个明显的错误。在这方面我所调查的所有县城都至少拥有一个市场，并可以按照他在市场体系中的地位归类于一种已知的中心地。同时可以建立行政中心，也可以建立非行政集镇。”（施坚雅，1998：9）

施坚雅这里是强调以军事、行政为中心的城镇也同样具备商业功能。台湾学者刘石吉在研究明清时期江南地区的专业市镇后也得出了与施坚雅类似的结论：“随着宋代工商业的发展，原自乡村地区的草市逐渐演变为商业性的聚落；而军事性及以行政机能为主的城镇也逐渐蜕化为工商业的据点。”（刘石吉，1987：1）

也正是受这些学者的启发，施坚雅对中国的市场做出了更为系统地研究。施坚雅“研究的关注点，是如何从底层的研究中概括出解读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模式和框架。所以在他看来，研究的基础单位不能局限于村落划定的地域边界，要注重研究农村经济社会关系的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中心，就是农村的集市（市场）。所以，以集市为中心的农村经济社会网络，才是打开理解中国社会结构之门的钥匙，才是乡土中国的基本研究单位。”（李培林，2004：36）

施坚雅在《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arketing and Social Structure in Rural China）一书中运用德国学者沃尔特·克里斯塔勒（Walter Christaller）和奥古斯特·罗西（August Losch）的中心地理论（Central Place Theory）将中国的中心地分为六个层级，即小市、基层集镇、中间集镇、中心集镇、地方城市和地区城市。将城市化分为基层市场（Standard market）中介市场(intermediate market)和中心市场（Central market）（施坚雅，1998：1-23）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原有的公社几乎都改造成乡镇，改革的深入也使乡村市场愈益繁荣，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学学者提出了“集镇社会学”，并出版了《集镇社会学》（邹农俭等，1989）。但这一提法并没有太大影响。

除此之外，将农村市场作为准入乡村研究的还有一些历史学者和经济学者。如台湾学者刘石吉的《明清时代江南市镇研究》、李正华的《乡村集市与近代社会——20世纪前半期华北乡村集市研究》和石忆邵的《中国农村集市的理论与实践》等等。（刘石吉，1987；李正华，1998；石忆邵，1995）

改革开放后，随着人民公社被乡镇所取代，而且伴随着乡村工业的发展，对集镇的关注逐渐转移到乡镇上来，或者将乡村市场化与乡村工业化作为同一范畴来研究。而这种以集镇或乡镇为基本研究单位的研究与前文所说的以村落和区域为单位的研究有很大差异。如前文所述，村落研究和区域研究都是将视野锁定在村落之内或村落之间，而且村落研究假定村落是静止封闭、自成一体的。然而，集镇研究的假设与此相反，认为村落与外界是相互关联、互通有无的。村落的基层市场、与镇上的中介市场和县城一级的中心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它们之间共同构成一个“市场网络体系”。

李培林用美国人类学家雷德菲尔德（R.Redfield）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来区分两者。认为前者注重解读的是“小传统”，那是人类学和中国乡村社会学的传统。后者注重解读“大传统”那是经济社会学和历史社会学的传统。（李培林，2004：36-37）

孙立平教授也指出，以村庄为研究的基本单位，看到的往往是农村社会生活中的乡土性的层面，而忽视国家的权力在农村中的存在。相反以乡镇为研究的基本单位，虽有利于对国家因素的观察与分析，同时也容易忽视农村社会生活中的那些乡土和日常生活的因素，从而导致对农村日常生活自主性的低估。二者之间体现为“本土性视角”与“国家中心论视角”的对立或说“乡土性模式”与“整体性模式”的对立。为解决这一矛盾有两条路径可循：其一，力图在多次研究中有意选择不同的研究单位，在总体上克服研究单位选择的片面性。其二，找到一种兼顾两种不同研究单位的研究策略。“过程——事件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研究单位的偏误，在“过程”与“事件”中不同的研究单位同时以互动的方式出现了。（孙立平，2000：16-19）

孙立平及清华同仁所倡导的这种“过程——事件分析”，是试图以研究策略来克服研究单位选择上的矛盾。但如果研究单位选择本身能越出这种矛盾或同时兼具本土性和国家中心论两种视角，则可能对乡村问题的解读更有助益。而当下中国乡村的“农户”，为这种超越或说理想提供了一种可能。

第四篇：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农村社会学》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课程名称：农村社会学（Rural Sociology）课程类别：选修课

学时： ８学时每周 学分： 承担课程教师：

二、教学目的及要求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学生应掌握农村社会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原理，重要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熟悉当代中国有关“三农”的基本理论与政策，并能运用社会学的基本理论与方法分析农村发展的现象与问题。

三、教学内容

主要内容共十四章，共计 104 学时。第一章，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明确农村社会学的讲授框架和学习意义，了解农村社会学产生的原因，掌握农村社会学在中国的发展历史，掌握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教学重点与难点：

重点：1.农村社会学的起源与发展；2.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

难点：农村社会学的研究对象。教学进程： 第一节 社会学与农村社会学的联系（1）社会学（2）农村社会学

第二节

农村社会学发展简史及其相关学科的关系（1）农村社会学的产生与发展（２）农村社会学的特点和知识体系（３）学习农村社会学的重要意义（４）农村社会学与相关学科的关系

第二章 农村社会与农村居民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学习，使同学们明确什么是“农民”，民”的地位与社会属性、中国“农民”的伟大历史作用。重点：“农民”的界定，“农民”的地位与社会属性

难点：正确认识中国“农民” 第一节 农村社会

（1）农村社会的含义（２）农村社会的结构 第二节

农民

（1）农民的含义及其特征（２）中国农民的历史地位（３）农民的社会化及其影响因素（４）农民的现代化 第三节

农村居民

“农（1）农村居民的含义（２）农村居民的社会化

第三章

农村社会群体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农村家庭，家族和邻里的含义和关系。第一节 初级社会群体

（1）社会群体的含义与特征（２）初级社会群体的特征 第二节

农村家庭（1）家庭

（２）当代农村家庭的含义（３）农村家庭关系（４）农村家庭的功能 第三节

家族

（1）家族含义，特点与构成（２）现阶 农村家族的主要功能（３）对当代农村家族问题的几点认识 第四节

邻里

（1）邻里的含义和特点（２）邻里的地位和作用 第四章

农村社会组织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农村社会组织的历史变迁，掌握中国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特点及功能，从而了解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重点：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类型及特点功能

难点：农村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 第一节 农村社会组织概述

（1）社会组织的含义与构成要素（２）社会组织的基本类型

（３）农村社会组织的含义和基本类型 第二节

中国农村经济组织（1）农村经济组织的历史变迁

（２）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组织的发展及其突问题 第三节

中国农村基层政权组织和村民自治组织（1）农村基层政权组织

（２）村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

第五章

农村社区与农村城镇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主要目的是在了解一般社区理论及社区分析的基础上，理解农村社区的产生过程，掌握农村社区的特点、类型和功能，并能对中国农村社区有较为清楚的了解。明确农村城市化的含义、必然性和实现途径，农村城市化与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关系，中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及模式选择；

重点：理解农村社区的特点与功能； ：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模式选择 难点：把握社区的类型及社区建设。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思考中国农村城市化、现代化问题。第一节 社区和农村社区

（1）社区的概念及理论意义（２）农村社区及其分类（３）农村社区的主要类型 第二节

农村城镇化

（1）农村城镇化的含义，进程和必然性（２）我国农村城镇化道路的选择和实现途径 第三节

城乡一体化（１）城乡一体化的产生背景（２）城乡一体化的基本概念（３）对城乡一体化的不同理解（４）城乡一体化的实现方式

第六章

农村人口问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中国农村人口及其形成原因，农村剩余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及建议。第一节 农村人口

（１）中国农村人口数量特征及其形成原因（２）中国农村人口的年龄构成（３）中国农村人口的性别构成（４）

中国农村人口的分布（5）

农村人口的相关问题 第二节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１）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况

（２）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现状（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效应（４）

农村劳动力面临的主要问题（5）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深层障碍（6）

当前农村劳动力转移面临的问题（7）

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对策及建议

第七章

农村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

教学目的和要求：掌握社会分层的涵义、标准、社会流动的涵义、动因和功能,掌握社会分化、社会分层、农村社会流动的动因和功能,了解农村社会流动的特点、现状。第一节 农村社会分层

（１）社会分层的含义、方法与标准（２）社会分层理论的特点（３）中国农村社会分层与意义（４）

当代中国农村社会分化（5）

当代农村的阶层结构（6）农民分化与分层研究 第二节 农村社会流动

（１）社会流动的含义,类型与功能（２）

农村社会流动的动因与特点

第八章

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村文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农村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特点，农村文化和功能。第一节 农村的生活方式

（１）生活方式的含义及构成要素（２）农村生活方式的基本内容和主要重点（３）

农村生活方式的发展目标和主要途径 第二节

农村文化

（１）农村文化的含义及其体系（２）我国传统农村文化的特点（３）

农村文化的功能 第九章

农村社会控制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社会控制的涵义、类型和方式，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沿革以及完善农村社会控制机制的途径。重点是社会控制的涵义以及怎样完善农村社会控制的机制； 难点是中国农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农村社会控制

（１）农村社会控制概述（２）

农村社会控制的主要手段和过程 第二节

农村社会控制的原则,特征与机制（１）农村社会控制的原则（２）农村社会控制的特征（３）

农村社会控制的机制 第三节

农村社会秩序（１）社会秩序的含义（２）我国古代农村社会秩序（３）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秩序的建构

第十章

农村社会保障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农村社会保障的结构及内容，掌握中国农村社会保障的类型、特点及功能，认识到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重点：农村社会保障的类型及特点功能

难点：建设农村社会保障的选择模式。第一节

社会保障

（１）社会保障的含义,特点及由来（２）社会保障的基本内容和基本理念（３）

社会保障的主要功能 第二节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

（１）农村社会保障的必要性和主要原则（２）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主要任务（３）当前我国农村社会保障的问题（４）

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立的急迫性 第三节

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１）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主要内容

（２）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３）

发展我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的几点建议

第十一章

农村社会现代化

教学目的和要求：明确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必然性和实现途径，我国农村城镇化的道路及模式选择；掌握中国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基本问题。

重点：中国农村社会现代的模式选择；

难点：在全球化的视野下思考中国农村现代化问题。

第一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及主要特征（１）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含义（２）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主要特征

第二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面临的社会结构问题（１）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社会分化是一个自发的过程

（２）

当前中国农村社会阶层结构与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相适应 第三节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和发展战略（１）农村社会现代化的进程（２）

农村社会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第四节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

（１）开展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作用和意义（２）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３）农民职业技术教育存在的问题（４）

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思路和重点（5）

做好农民职业技术教育的对策措施

第十二章

农村土地问题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

教学目的和要求：了解传统的农村经济与土地占有状况，掌握土地革命纲领与土地改革实践，掌握新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重点：土地革命纲领与土地改革实践

难点：新中国农村土地政策演变

第一节

我国农村土地问题

（１）土地的特性与我国土地资源的特点（２）我国土地制度的变迁（３）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保障的现状（４）

中国农村土地存在的亟待解决的问题（5）

如何解决中国农村土地所存在的问题

（6）

实现我国农村土地社会保障功能法律体系的途径（7）

改革我国的集体土地流转制度 第二节

农民负担过重问题（１）农民负担过重的原因（２）

解决农民负担过重问题的对策

第十三章

农村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

教学目的和要求：通过本章的学习，了解中国农村生态环境的现状，所面临的问题和改善的对策。理解可持续发展的定义及其基本思想，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第一节

环境与环境科学（１）环境概述（２）

环境科学 第二节

生态学基础（１）生态学概述

（２）

生态系统概述 第三节

可持续发展战略（１）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确立（２）可持续发展的定义（３）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思想（４）

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及对策 第四节

生态环境

（１）现阶段中国生态环境现状（２）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特殊性（３）

保护和改善农村生态环境的对策（４）

环境社会学关于环境保护的理论 第五节

我国农村能源问题

（１）我国农村能源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２）未来我国农村能源供求格局（３）

农村能源发展战略举措

第十四章

量表法与民意测验 第一节

量表法（１）量表有其作用（２）量表的分类（３）

总加量表

第二节

农村社会调 集资料的方法（１）访谈法（２）问卷法（３）

观察法（４）

文献法

第三节

农村社会调查资料的分析（１）比较分析法（２）社区分析法（３）

因素分析法 第四节

资料的统计分析（１）资料的审核（２）资料的编码（３）

频数分布与频率分布

第五篇：民俗的社会功能

民俗文化视域下的对外汉语教学

语言和民俗文化相互依存 ,相互作用。民俗文化是语言的重要内涵 ,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 ,民俗语言也是对外汉语教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加强民俗语言研究 ,促进对外汉语教学 ,可以增加学习者对汉民族民俗文化差异的敏感性 ,克服跨文化言语交际中可能出现的障碍 ,避免对某些语言的误解或语用失误 ,从而提高语言交际能力。对外汉语应该重视民俗语言研究在教学实践中的灵活运用 ,不断推出新的学术成果 ,使教学成为连通跨文化交际的宽阔津梁 ,使对外汉语教学事业充满活力。

民俗是某个社会群体中约定俗成的风尚、礼节和习惯，它制约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无论是语言技能教学还是文化教学，都离不开民俗，因为它直接规范着语言的输出，制约着交际的顺利进行。鉴于民俗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重要地位，同时由于第二语言教学兴趣论的发展，在教学实践中笔者还注意到大部分留学生对中国民俗感兴趣，因此本论文的主线是利用学生对民俗的兴趣将民俗与语言技能紧密结合起来实施教学。本论文分为两个层面四部分来论述对外汉语民俗兴趣教学，第一层面为民俗，第二层面为学习兴趣理论。第一部分论述了民俗与对外汉语教学的密切关系：首先，某些民俗事象直接表现为汉语；其次，它作为交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留学生运用汉语进行得体交际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另外，对外汉语教师需要掌握一定的民俗知识，其次，它作为交际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留学生运用汉语进行得体交际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 第二部分归纳了语言学习兴趣论。第二语言教学兴趣理论认为应该激发学生学习动机，合理利用学生的兴趣，将学生的兴趣转化到把语言知识运用于交际的目的之中，另外对外汉语教材是否具有趣味性也是对外汉语兴趣教学研究的问题之一。第三部分通过调查报告得出可以利用学生对民俗的兴趣实施语言教学的结论，并通过一套典型的汉语教材分析了民俗融入情况。第四部分着重探讨了利用学生对民俗的深厚兴趣融合语言技能和民俗文化的具体教学方法。合理选择民俗内容，利用学生的好奇心进行民俗对比，将课内与课外宽广的社会民俗环境结合都是民俗融入的原则。而且，利用兴趣将民俗与语音、汉字、词汇教学结合起来，形成语言技能的学习和民俗文化的学习同步进行的教学方式，并使学生由掌握语言技能逐渐转向熟知民俗背景，二者紧密衔接，达到在交际中减弱偏误、跨越障碍的目的。本论文采用了理论分析、调查采访、演绎与归纳等方法，力图对对外汉语民俗兴趣教学进行较为全面深入的研究。同时，本文对动态层面的语义民俗和语用民俗也进行了探讨，以期对对外汉语民俗教学理论的深入和课堂教学实践的发展做出一点贡献。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语言,不同语言背后隐含着不同的民俗文化,在跨文化交际中,民俗语言往往容易成为交际障碍,影响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这种交际障碍在对外汉语教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如何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注入民俗文化因素,以利于语言教学,是值得对外汉语教师思考的问题。

语言与民俗文化的关系至为密切 ,语言中积淀着大量的民俗文化信息。对外汉语教学是跨文化的语言教学活动 ,民俗文化是影响跨文化交际的重要因素 ,在对留学生进行语言教学的同时传播民俗文化知识是十分必要的。

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逐步深入,我国传统民俗文化艺术的保护越来越受到各地有关部门和相关人士的关注和支持。这是全球化发展中的一个必然趋势。继中国固有的民俗文化艺术瑰宝——昆曲、古琴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之后,民间美术的珍宝——剪纸、民间传说的精品——梁山伯与祝英台等一大批民俗文化艺术的样式重新得到了国人的青睐。一些有识人士、专家学者会同地方政府部门,纷纷发出呼吁,要保护现代社会中尚存的各类民俗文化艺术。我也是其中一名积极的倡导者。

民俗语言又叫“民间语言”,是指广大民众口头传承的,具有浓厚民俗文化特色的俗语和套话。民俗语言是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本身既是一种民俗事象,同时又是其他民俗事象的载体。在跨文化交际中,民俗语言往往容易成为交际障碍,影响人与人的沟通与交流。对外汉语教学中,民俗解说是帮助留学生跨越交际障碍,提高汉语交际能力的有效手段。民俗解说要充分考虑留学生的实际汉语水平,不同学习阶段应有不同的侧重点。民俗解说还要从当代生活中的民俗现象出发,兼顾历史变迁和地域差异。对外汉语教师只有具备过硬的专业素养、饱满的热情、开放的胸怀,才能实现课堂教学中语言与民俗的融会贯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