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充分发挥民政在社会治理中的作用
作者：李立国 《光明日报》（2016年02月01日 16版）
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着眼于更好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实现“十三五”规划提供坚强保证，提出完善党委领导、政府主导、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明确了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和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等目标要求。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专业人才，都是具有自治性质、延伸政府臂力、实现社会协同、促进公众参与的社会主体。民政部门承担社区建设指导、社会组织管理、社会工作职业规范等职责，要做好今后五年这“三社”工作并加强相互联动，让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有更多机会参与社会治理，增进全民共建共享，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增强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发挥社区治理基础作用
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社区治理是社会治理的基础。推进城乡社区治理，夯实社会治理平台和根基，对于促进社会开放和流动、增进社会调节和融洽、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调动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要把居民自治作为社区治理的根本任务来抓，完善基层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基层群众自治机制，深化村（居）委直接选举、基层议事决策、村（居）务公开、村（居）务监督等自治实践，在有需要、有条件的地方开展以村民小组或自然村为基本单元的村民自治试点，引导居民遵守自治章程、村规民约、社区公约，促进居民依法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按照协商于民、协商为民的要求，以涉及居民切身利益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为重点，通过村（居）民议事、小区协商、业主协商、决策听证、民主评议等形式，依托民情恳 1 谈会、社区警务室开放日、村（居）民论坛等平台，开展灵活多样的社区协商活动，充分保障居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着眼于实现政府治理与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厘清基层政府及其派出机关与社区自治组织的职能边界，加强乡镇服务型政府建设，增强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属性。以社区减负作为社区治理的重要切入点，依法确定社区工作事项，规范社区考核评比活动，清理社区工作机构和牌子，精简社区会议和台账，严格社区印章管理使用，整合社区信息网络。注重发挥社区服务和社区治理相互促进作用，加快建设综合服务设施为主体、专项服务设施为补充、服务网点相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网络，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便民利民服务、志愿互助服务相互衔接的社区服务体系，推进社区公共服务综合信息平台建设，助力基本公共服务覆盖社区所有常住人口，促进实现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发挥社会组织积极作用
社会组织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是改革公共服务提供方式的重要载体。改革社会组织管理制度，促进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鼓励和支持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发挥积极作用，有利于强化社会协同、扩大公众参与、增强社会活力，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和谐基础。
要贯彻中办《关于进一步加强社会组织党的建设工作的意见（试行）》，切实加强由民政部作为业务主管单位的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积极配合中央党建工作机构开展全国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确保社会组织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发展。贯彻十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审议通过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相关规定，配合制定社会组织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健全直接登记和双重管理相结合的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制度。贯彻中办国办《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总体方 案》，稳步推进各级行业协会商会与行政机关脱钩工作，建立脱钩行业协会商会年度报告制度。贯彻即将公布的慈善法，制定慈善组织认定、募捐资格管理、慈善活动支出比例和管理成本、慈善组织信息公开等配套政策。协调完善社会组织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非营利性收入免税、公益捐赠物资进口免税等政策，推动开展免税试点工作。建立综合监管体系和联合执法机制，完善社会组织负责人、资金、活动、涉外等管理制度，加强事前防范、事中管理、事后跟踪监督。健全社会组织第三方评估机制，完善社会组织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社会组织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建立守信激励和失信惩戒措施，依法对违法违规的社会组织实行行政处罚。
要积极推动公共服务提供方式创新。能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提供的，政府不再直接承办。能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广泛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在发展基本公共服务中，推动加大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凡由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的，或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提供的，都应通过竞争性选择方式进行。
发挥社会工作专业作用
社会工作具有立足基层、根植一线、贴近群众的职业特性，具有心理疏导、情绪抚慰、功能修复、社会融入的专业功能。发展专业社会工作服务，对于调适社会关系、修复社会功能、舒缓社会矛盾、增进社会融合，提高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要以专业化、职业化为核心，健全不同学历层次教育共同发展、专业培训和知识普及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政策；以开发专职岗位和培育服务载体为重点，以畅通流动渠道为保障，健全人才使用政策；以职业道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以 3 职业水平评价为基础，健全符合国情、与国际接轨、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政策；以激发人才积极性、稳定人才队伍、充分实现人才价值为目标，健全有利于人才长期安心扎根基层、服务一线的激励保障政策。广泛开展以扶贫、助弱、帮困为核心的专业社工服务，坚持聚焦脱贫攻坚、防灾减灾、职工帮扶、婚姻家庭、精神卫生、社区矫正、残障康复等重点领域，高度关注农村留守人员、城市流动人员、残疾流浪儿童、刑满释放人员、精神障碍患者等重点人群，积极应对重大自然灾害、突发公共事件、征地拆迁等重点事件。充分发挥专业社会工作在资源链接、生计发展、矛盾调处、心理疏导和人文关怀方面的专业作用，助力解决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中衍生的社会问题，防范和降低社会风险。
同时，要配合制定《志愿服务条例》，全面实施公民志愿服务记录制度，建立健全志愿者嘉许和回馈制度，鼓励更多的人参加志愿者行列。大力弘扬“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精神，积极推动志愿服务和学雷锋活动深度融合，扎实开展扶贫济困、扶老救孤、助残助学、抢险救灾、环境保护、道路指引、大型活动等志愿服务活动，让志愿服务广泛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促进社会向上向善。
发挥“三社联动”优势作用
在社会治理中，社区是综合平台，社会组织是载体依托，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是一支不可或缺的专业力量，三者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相辅相成。随着从传统社会管理向现代社会治理的转变，也随着政府职能加快转变，“三社”所承担的社会责任越来越大、所承接的服务事项越来越多，迫切需要加强联动、强化统筹、增强合力，形成并增强第三方整体优势和综合效用。
要推进资源整合，统筹配置各级党政部门、群团组织投放到社区的资源，汇集“三社”资源，提高社会治理的人力、物力、财力资源使用效能。推进政府向 4 “三社”购买服务，建立社会组织承接项目、社工团队执行项目、面向社区实施项目的新机制，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为保障、项目化运作为纽带的“三社联动”新途径。推进社区平台开放，推广公建民营、民办公助、政社合作、社企合作等多种运行方式，推行“三社”信息互联互通、数据资源开放共享。推进政府向社会组织、民办社工机构购买社区公益岗位，推动城乡社区统筹自治组织、社会组织的专业社工岗位开发设置工作，使社区成为吸纳和使用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的重要平台。大力培养和发展城乡社区服务类社会组织，积极支持社会组织承接社区公共服务和基层政府委托事项。依托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点推进社会组织孵化基地建设，支持民办社会工作机构发展。发挥社会组织和专业社工贴近群众、反应灵活、专业对路的优势，带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建设，增加社区服务供给，更好回应社区居民尤其是困难群众和特殊人群的多样化、个性化服务需求。
（作者系民政部部长）
第二篇：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论述
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论述
中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和革命建设实践的基础上长期形成、内生演化的”，是一个系统完备、环环相扣的逻辑结构，纵向上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同层级的治理，各个层级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其中，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维度，且历来是国家治理的难点。基层社会治理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治理的状况。习近平同志在重要讲话中多次提到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性:“只有基础牢固，国家大厦才能稳固。”基层依法治理是依法治国方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甚至基石。步入新时代，落实“四个全面”特别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依法治国，基层是重点亦是难点。
“枫桥经验”是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面旗帜，是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充分发挥作用的典型、样板。从20世纪“依靠和发动群众，坚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决，实现捕人少，治安好”的社会主义教育经验，发展到今天的“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枫桥经验”在各个历史背景下持续探索、优化提升，内涵不断丰富。深入挖掘、研究、实践和发展“枫桥经验”，对于新时代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在基层社会治理中落实“全面依法治国”战略部署，具有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一、基层治理法治化的时代意义
目前我国正处于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社会结构和利益结构深刻调整，城乡基层社会治理日趋复杂，影响着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进程。我们必须从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出发，从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出发，来认识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重要意义。
（一）推进依法治国在基层的具体实践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
全面依法治国的关键在顶层设计，基础在基层推进。在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治国方略的引领下，我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为法治提供了制度保障。但目前看来，基层仍然是法治中国建设的薄弱之处。基层人口文化水平偏低，法治意识淡薄，法治力量不足，社会矛盾多发高发。但从另一个角度看，法治中国建设的活力源泉也在基层。基层在法治方面的创造性实践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的丰富和完善，是对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发展和落实。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必须把依法治国的各项要求落实到基层的每一寸土地、每一个角落，这样法治中国建设才能获得源源不断的发展动力和坚实有力的支撑。
（二）通过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化解矛盾纠纷是实现转型期基层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保障
只有基层实现了法治，才能为全面依法治国、实现社会和谐稳定提供坚实的基础。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基层的法治建设，自1986年开始，国家组织实施了六次全国性的普法活动，司法行政机关深入基层“送法下乡”，运用法律化解矛盾纠纷，有效维护了基层社会的稳定和谐。然而，从需求侧来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阶段，基层社会治理日益复杂，任务加重;从供给侧来说，基层社会治理体系既存的问题日益凸显，法治政府建设进程滞后。法治作为社会治理的最优模式，程序规范、可预期性强、权责清晰。实践告诉我们，当法治成为全社会的价值追求和行为模式时，很多难题会迎刃而解。6面对新的形势，要有效解决各种影响社会稳定的矛盾和问题，必须运用法治的手段，把问题解决在基层，把矛盾化解在基层。
（三）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和根本利益是应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重要举措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权益保障、公共安全、公平正义的需求日益增强，民主意识、参与意识、权利意识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群众，事关群众切身利益、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和城乡基层的和谐稳定。7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完善对维护群众切身利益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强化法律在化解矛盾中的权威地位。8新形势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基层依法治理的最重要目标，把依靠人民有序参与作为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根本方式，把人民的满意度作为检验基层依法治理成效的根本标准。
二、新时代基层治理法治化的问题与挑战
基层法治建设水平的高低关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整个国家法治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以来，我国基层法治建设力度不断加大，取得了明显成效。具体表现在: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不断完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等相继修订完善，基层自治组织建设不断加强，载体不断健全，群众自治组织基本实现全覆盖，新型城乡自治组织不断涌现。可以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四十年的发展，我国基层社会治理已经步入制度化、法治化的轨道。但也要认识到，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经进入新的阶段，基层法治建设与依法治国的目标任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主要表现在:
一是在立法方面，地方立法中存在着下位法与上位法相抵触、不同部门的立法之间相冲突的现象;
部分领域存在立法真空和立法不足，治安综合治理、环境保护、防止家庭暴力、矛盾纠纷化解等方面的立法亟须加快和完善。“城乡二元分治”的法律制度安排给基层社会带来了许多障碍和制约，如户籍制度、教育制度、劳动就业制度、医疗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成为造成目前城乡差距的重要原因。一些立法过多地体现部门和地方利益，为部门和地方谋取自身利益创造了条件;一些地方立法的起草、审查过程中公众参与度很低，未体现立法的民主性。另外，一些地方立法和规范性文件没有及时“立改废”，在一些基本法和单行法之间、法律法规与实施细则之间、原则规定与具体措施之间缺乏配套制度。总之，国家和地方的某些立法短板已经成为制约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的体制性瓶颈，立法的需求强烈与立法的供给不足之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产生了张力甚至矛盾。二是在执法方面，随着基层经济社会的发展，基层政府旧的治理思维与执法方式之间出现了不适应和不相容。
执法基本上仍按照传统的“命令———服从”模式，大多以行政命令强制推行。执法人员普遍水平能力有限，执法队伍有待充实，执法机构权力重叠，执法追责机制缺失，执法程序不规范，存在“钓鱼执法、寻租性执法、非文明执法、限制性执法、选择性执法、运动式执法、疲软式执法、滞后性执法等”，损害了国家法治的权威和尊严。执法过程中的部门利益化、执法碎片化现象突出。有的执法主体不合法，存在临时聘用人员执法的现象。综合执法、联合执法不够规范，距离严格执法、文明执法有很大差距。三是在司法方面，一些司法人员作风不正、办案不廉，办金钱案、关系案、人情案，存在司法不公、司法公信力不高的问题。
司法体制不健全、司法职权配置失当、权力运行机制不科学等，是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四是在基层权力运行和监督机制方面，我国基层尚未形成完善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
人大监督刚性不够、监督方式和手段匮乏、监督效果不显;监察监督、行政监督、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还有待加强。对行政执法过错和司法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不完善、机制不健全、配套措施不具体、落实不到位。五是在基层法治队伍建设方面，目前我国基层公检法力量和行政执法力量严重不足，政府和政府部门中负责法制工作的机构力量较为薄弱，难以满足高效履职的要求。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的西部，问题尤为严重。六是在社会法治意识方面，部分基层干部群众法治观念淡薄，做决策往往仅凭经验和个人想法，依法办事观念薄弱，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现象依然存在。
部分基层群众法律意识不强，学法尊法信法守法用法氛围不浓，依法维权意识缺乏，往往“信访不信法”。七是在群众法治获得感层面，基层法律服务和法律援助体系不健全，未能有效满足群众的诉求。
法律服务进村庄、进社区、进校园、进企业、进单位的普惠性做得不够。法律服务供给不充分，服务产品不丰富，服务的整体性、系统性不强，服务质效不高。公共法律服务亟须由政府任务主导向民意需求导向、由粗放管理向精准服务、由被动服务向主动作为、由司法行政机关自我评价向群众评判转变。此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仍存在一些缺陷和不足，基层民主治理难以真正实现。三、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要充分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的作用，逐步实现基层依法治理，必须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的前提下，在县乡村居各级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将各项工作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中。
（一）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党的十九大报告重申“必须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方面”。要深刻认识到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领导小组的重大意义，更好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确保法治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行。党的领导示范作用在“枫桥经验”中得到了深化与验证，坚持党的领导是“枫桥经验”保持正确方向长足发展的政治保障，是发挥法治在基层社会治理中作用时必须坚持的原则和宗旨。
（二）围绕全面依法治国这个大局，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
基层依法治理应紧紧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整体和大局，基层政府、组织、行业、部门都必须将局部工作和利益置于这个大局和整体利益之下。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的推进，法治领域改革逐渐进入深水区，基层治理会遇到更多难啃的硬骨头，需要遵从中央顶层设计，整合基层各方面的资源力量，形成攻坚克难的合力。基层治理必须围绕全面依法治国的大局，自觉融入大局、服务大局、保障大局，反对一切形式的特殊化，反对一切形式的地方保护、行业保护和部门保护，反对立法、行政、司法过程中的地方利益、行业利益和部门利益导向。
（三）约束和规范公权力，增进人民福祉
基层政府必须严格落实“权力清单”“责任清单”“负面清单”制度;基层监察机关切实履行监察职能，依法对公职人员进行监督、调查和处置;基层法院、检察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运用法律机制抵制任何违法干预司法活动的要求。在强化对基层政府公权力行使的制约的同时，推动基层政府在增进人民福祉方面积极作为，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加快形成均等化、普惠性、可持续的公共服务体系。
（四）鼓励公众参与，激发基层社会活力
基层民主自治是我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基层政府应为社会主体保留充分的自治空间，充分发挥村规民约、社区公约、行业协定等在日常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同时，深入推进政府信息公开，提高政务透明度，构建基层政府与民众之间良性顺畅的沟通机制，为民众参与公共决策和法治建设提供平台。近些年来，“枫桥经验”中新乡贤坚持德治、法治、自治“三治合一”的路径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既是对传统基层社会治理经验的推陈出新，反映了对基层精英和民众代表的尊重，也是激发基层社会活力、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的良好范例。
（五）培育法治文化，树立法治信仰
法治文化是推进基层依法治理的灵魂。在枫桥地区，用文化或文学艺术的载体和形式进行宣教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日常治理实践。普法标语口号在此俯拾皆是，内容涉及对“枫桥经验”及其工作方法的整体阐释、枫桥派出所的职业道德要求、信访改造和帮教的经验、调解的要求等，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达到“送法下乡”、培养法治氛围、培育法治文化的目的。要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在全社会树立“法治的信仰”，健全普法宣传教育机制，推进法治宣传教育的普遍化、常规化和制度化。
四、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法治化的路径选择
我们的执政党将依法治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在总结治国经验教训基础上的正确抉择。法治国家建设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制度性保障和基本途径，而基层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基层安则天下安，基层善治则天下善治。我们应通过总结提炼基层实践探索中行之有效的好做法、好经验，实现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关键作用
“依靠群众、坚持党的领导的政治观;以人为本、仁爱的人本价值观;不断制度创新、尊重群众智慧的社会发展观”是“枫桥经验”的基本内容。其中，坚持党的领导被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提出要改善乡村治理机制，加强农村基层党的建设、健全基层民主制度、创新基层管理服务，为基层依法治理提供了路径方式。一是要充分发挥党在理论、政治、组织、制度等方面的优势，将基层党组织的资源转化为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资源。二是要把抓基层、打基础摆在关键位置，引导基层党组织围绕基层法治建设确立工作的目标、内容、方式和机制。三是强化街道党工委和社区党组织对辖区内党建工作的领导和统筹协调。四是抓好农村基层党员干部理想信念教育、党的宗旨教育、廉政教育和法治教育。
（二）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
“枫桥经验”对法治的遵从不仅体现在对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的国家制定法
（“硬法”）的遵守上，而且体现在对“软法”的重视上。枫桥通过乡规民约
（村规民约）这类群众内部高度认可的软法治理方式促进了基层社会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融合，无论实体法还是程序法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要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的法律法规体系，应从三方面着眼:一是完善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健全和完善基层社会领域法制体系，形成配套完备的基层社会治理制度体系。按照《立法法》规定的法定权限和程序，制定和修改基层社会治理法律法规。二是加强重点领域
（例如土地流转、征收补偿等）的立法，准确回应地方治理的规则需求，提高立法的水平和质量，增强地方立法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三是充分发挥村规民约在基层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指出，要发挥市民公约、乡规民约、村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章程等社会规范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村规民约、自治章程、议事决策规则、居民公约等，创新乡村治理的有效载体，有效引导基层民主法治建设，增强村民遵法守法意识。
（三）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
在决策机制方面，枫桥镇创新了村（居）民公益社会事务“五议一创”机制
（“五议”是指村“两委”负责人建议、村党支部会提议、村“两委”会商议、党员大会审议、村民代表会议或村民会议决议，“一创”是指民主法治村创建），建立健全了“三上三下”民主决策程序
（“三上三下”是指“一上一下”征集议题、“二上二下”酝酿论证、“三上三下”审议决定），保障村
（居）民对村级事务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提高了村
（居）民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服务水平。要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科学决策体系，一是要建立政府公共决策机构，将其作为基层党委政府的辅助决策和社情民意收集机构，由基层党委政府直接领导，为党委政府的决策提供专业参考意见;二是要深化政务公开，完善各领域、各部门的办事公开程序，推进群众普遍关心、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基层政务、行政机关内部事务公开，建立重大事项、重点工程项目决策征询公开制度。
（四）建立健全基层社会治理监督体系
要运用法律监督、民主监督、舆论监督等多种手段，构建全方位监督网络，形成监督合力。建立和完善基层监察体系，畅通社会监督渠道，加强对政府内部权力的制约，形成权力运行监督体系;强化民主监督的职能，充分发挥人大、政协、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各类群众团体的监督作用，推进民主监督的规范化和制度化;加强群众舆论监督，支持新闻媒体监督，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五）加强基层法治机构和法治队伍建设
枫桥地区一向重视基层法治队伍的建设，充分挖掘和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的政治优势、组织体系优势、人民群众创新能力优势的资源，有效整合村（居）委员会基层组织、民间社会组织、民营企业等多元力量，创设综合治理工作中心，积极引导社会组织和社区群众参与社会治理，为推进社会治理社会化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在新时期，要解决法治机构设置不完善、法治机构队伍不稳定和人员配备不足、法治工作物质装备和经费保障机制不健全等问题，努力提高基层法治机构工作能力，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建立基层大法治网络。横向整合县一级公检法司力量，纵向在县乡村建立综合综治工作机构，构建县乡村三级联动的法治网络。二是加强基层社区网格化管理和治保网络建设，加快形成以社区党组织为核心、社区自治组织为主体、各类中介组织充分发挥作用的新型社区组织机构。三是建立健全将人、财、物更多投放到基层的长效机制，确保资源下沉到基层。四是人员编制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加强和充实基层法治队伍力量，同时提高基层法治队伍整体素质、能力和水平。
（六）建立力量下沉的法治工作机制
枫桥在55年的治理实践中总结出的“立足基层组织，整合力量资源，就地化解矛盾，保障民生民安”的“枫桥经验”，对于我国目前推进基层依法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针对我国基层法治资源比较匾乏的现实，要推动法治工作重心下移到基层、力量下沉到基层，要强化乡村司法所、人民调解站等基层法治单位建设，探索整合基层法治力量的体制机制，健全基层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发生。同时要把源头治理、动态管理、应急处置结合起来，完善矛盾纠纷排查、预警、化解、处置机制，变事后处置为事前预防，变治标管理为治本管理，努力掌握预防化解社会矛盾的主动权。
（七）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
枫桥构筑了纵横交叉的防控网络系统，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活动并举;创建了矛盾分立调解法，根据不同的类型予以区别对待;建立了协调联动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实现了由单一调解向多元化解调解转型升级。借鉴“枫桥经验”，健全基层矛盾调处化解工作机制，一是要建立健全矛盾化解机制，整合政法、综治、维稳、司法行政等力量，完善基层矛盾排查调处化解机制。及时化解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群众诉求及困难，确保“小事不出村居、大事不出乡镇社区、难事不出县区、矛盾不上交”。二是要深化联动工作机制，做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治安行政调解的联动、人民调解与其他行政调解的联动，积极探索人民调解与刑事和解联动工作机制。三是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社会矛盾的化解，促进社会和谐。
（八）推进公众有序参与
“枫桥经验”作为一种多元、动态、开放的治理模式，有着丰富的民主、参与和协商的内涵。可以说，“枫桥经验”历经55年仍生机勃勃，其核心动力就在于人民群众的创造。“枫桥经验”表明了“以人为本”的宗旨，引导社会组织加强自身建设、积极参与社会治理。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深化基层组织和部门、行业依法治理，支持各类社会主体自我约束、自我管理。党的十九大报告就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理念新战略，明确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加强社会治理制度建设，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提高社会治理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专业化水平。具体而言，要推动公众有序参与:一是基层政府要深化信息公开。信息公开是公众参与的前提，公众了解政府公共决策信息才能有效参与决策。二是拓宽公众的参与渠道，包括制度化的参与和非制度化的参与。三是加强公众参与的有效互动。公众参与是为了影响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以使公共政策更为科学，体现多数人的意志并保障多数人的利益。参与效果的提升需要政府和公众的共同努力，政府要尊重、依靠民众;公众则要发挥主体性，认真准备、积极参与。
（九）健全基层社会治理考核评价体系
一是建立科学的考评指标体系。
通过改进考评方式，健全考评机制，提高依法行政的能力和水平。二是完善基层干部年终述职考核制度。将基层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守法情况列为日常考核评价和考核的重要内容，把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依法办事的能力水平和个人遵守党纪国法的情况纳入述职内容，将考核结果作为干部奖励惩处、提拔任用的重要依据。三是坚持对滥政乱政行为问责。依据《公务员法》《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于发生责任事故或违法行政案件的，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十）依托“互联网+”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近年来，枫桥依托乡村信息化和数字乡村建设的加速推进，成为利用互联网优化基层社会治理的“赢家”。枫桥镇实施了基层社会治理“一张网”工程，依托公共服务平台、微信、微博建立了“党员群”“村‘两委’群”“村民代表群”“护村队群”“志愿者调解群”以及“村民群”等多个网络群，形成村
（居）事务“人在网下、事在网上”“网上网下互联、线上线下互动”的基层社会治理新格局，丰富发展了新时代“矛盾不上交、平安不出事、服务不缺位”的新内涵。在目前阶段，依托“互联网+”实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智能化，可学习枫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一是优化综治资源配置，搭建综治工作、市场监管、综合执法、便民服务平台，建立便捷高效优质的综治综合评价体系及考评标准，提高综治效能，实现由综治事务分散多头管理向综合治理转型升级。二是以综治信息动态感知、社情民意准确分析、社区事务决策智能辅助、群众学习网络运用、对高品质安全环境评价网络监测、人本服务网格实现、社会和谐秩序网络助力为重点内容，构建“互联网+社会治理”新模式，实现由传统治理手段向智能化方式转型升级。三是以打造适合基层社区特点的公民信用体系为切入点，最大限度发挥村规民约、乡规民约、社区公约“软法”的自治作用;以职业道德、家庭美德、社会公德、个人修德的道德教化为抓手，释放公民自律潜能、夯实基层社会治理的法治基础、自治基础、道德基础，提升社区公民个体的修德品质、社区群体的公德品质，推动人的全面现代化。
第三篇：浅谈在社会管理中如何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浅谈在社会管理中如何充分发挥工会的作用
永安市燕西街道工会联合会邓庆群
中国工会十五大期间，中央领导强调要把更多资源和手段赋予工会组织，把党政所需、职工所急、工会所能的事更多地交给工会组织去办。这为新形势下加强和改进党对工会工作的领导提出了更高要求，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工会工作的高度重视和对工会组织的殷切期望。工会作为党领导的职工群众组织，具有组织体制健全、联系职工广泛、熟悉基层情况、了解职工意愿等特点，有做职工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和独特优势，工会如何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呢？以下浅谈几点具体做法。
一、参与政策制定，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参与者作用
社会政策是社会管理的依据，制定社会政策是从源头上加强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社会政策能否有效促进社会管理，取决于社会政策是否公正合理，社会政策是否赢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工会作为党领导下的职工群众组织，代表职工参与政策制定是工会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各级工会要把制定公正合理的社会政策，作为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立足点，主动作为，加强源头参与，切实在制定社会政策中发挥参与者作用。一是要加强社会政策理论学习，为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奠定基础。要认真学习现代社会管理知识，及时了解掌握国家和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发展状况，确保党委、政府在制定有关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险、劳动安全卫生等涉及职工群众利益等公共政策过程中，能够参得进、议得上，确保出台的社会政策法规更加符合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要深入调查研究，为参与社会政策制定提供依据。要深入基层、深入职工群众调查研究，准确把握职工意愿和利益诉求，积极为党委、政府制定社会政策建言献策，使社会政策的制定更加科学，更能体现职工群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更能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与积极拥护。要加强对社会心态的研究，及时了解社会各阶层尤其是职工群众的利益需求，对现有社会政策的看法，及时向党委、政府提出完善社会政策的意见建议。三要健全和完善参与制度，为工会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创造条件。要完善工会定期向同级党委请示汇报工作制度、工会与政府工作联系制度、工会立法参与制度和劳动关系三方协商机制，使工会能在源头上更好地、更及时地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二、和谐劳动关系，在社会管理中发挥协调者作用
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协调社会成员的利益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大量劳动关系矛盾是由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失衡产生的。在计划经济时期，职工的工资是由国家发给的，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是一致的，职工与企业之间不是现代意
义上的劳动关系，也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劳资矛盾与冲突。改革开放初期，与原来较低的生产生活水平相比，社会成员普遍从改革中受益，社会满意度比较高，劳资矛盾并不突出。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国家、企业、劳动者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进一步明晰，逐步形成、分化为不同的利益群体。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出现错综复杂的利益交锋，劳资矛盾和纠纷的日益突出，既给统筹协调各方面利益关系增加了难度，也给调整利益格局、平衡利益关系带来了困难。每个社会成员都关心自身的切身利益，利益格局失衡，不仅会影响社会成员的利益，而且会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产生不利影响，直接影响党在职工群众中的威信，影响党的执政基础的稳固。劳动关系是最基本的社会关系，劳动关系矛盾是社会利益矛盾集中表现。公平合理地调整和分配各种社会利益，妥善地协调社会各方面的利益矛盾，兼顾社会各阶层的利益需求，从根本上减少社会冲突，是党委、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一项重要任务，也是促进劳动关系和谐、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核心问题。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既是工会维权工作的主线，也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手段。工会作为劳动关系矛盾的产物，在协调劳动关系中肩负着重要责任。各级工会参与社会管理，就要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积极参与社会利益的协调，保持职工群体与其他社会阶层群体的利益平衡，推进社会各方利益均衡发展，切实维护职工群众的合法权益。要坚持“促进企业发展，维护职工权益”的原则，加强协调劳动关系机制建设，进一步完善平等协商和集体合同制度，推动企业依法普遍开展工资集体协商，健全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妥善协调职工与企业之间的利益矛盾，促进劳动关系双方在共建共享中实现互利双赢。要按照“维护全国人民总体利益的同时，维护职工具体利益”的要求，积极协调职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协调职工群体内部的利益矛盾，推动形成党政主导的群众利益协调、诉求表达、矛盾调处、权益保障机制，促进职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或阶层之间的利益均衡发展，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社会和谐稳定。要深入开展创建劳动关系和谐企业、工业园区活动，加强劳动关系矛盾预防、预警及处理机制建设，完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制度和法律援助制度，尽可能解决职工群众的利益诉求，把劳动争议化解在企业内部，以劳动关系和谐促进社会管理的完善，巩固党的阶级基础和执政地位。
三、强化服务功能，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服务者作用
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息息相关。职工群众既是社会建设的参与者，也是社会建设的受益者。强化工会社会服务功能，更好更有效地服务职工、服务社会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各级工会要紧
紧抓住党和政府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契机，充分利用并主动承担政府部分社会管理资源向工会等社会团体职能转移的有利条件，积极参与以保障和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推动和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推动形成社会管理和服务合力，在促进社会和谐中发挥服务者作用。要积极配合政府和有关方面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维护好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群众的社会保障权益。要加强对职工、农民工，特别是下岗失业人员的就业和创业培训，大力推动党和政府各项就业和创业优惠政策落实，努力帮助下岗失业人员实现就业和再就业。要进一步加大维权帮扶力度，大力开展送温暖、金秋助学、职工医疗互助等活动，努力实现帮扶工作常态化、长效化，推动工会帮扶工作融入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在社会公共服务中充分发挥工会组织的积极作用。要大力推动企业普遍建立工会组织，最大限度地把包括农民工在内的广大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教育和引导他们增强履行民主权利与义务的责任，提高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和能力，规范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行为和秩序，提升他们参与社会管理的层次和水平，使社会管理创新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四、提升职工素质，在社会管理中发挥推动者作用
社会管理，根本目的是维护社会秩序、促进社会和谐、保障人民安居乐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胡锦涛总书记强调，社会秩序只有成为全体社会成员高度认同、自觉遵守、共同维护的价值规范，才能真正牢固稳定。广大职工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没有职工的参与、配合和支持，不可能建立良好的社会管理秩序。当前，我国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不协调，社会建设滞后，给加强社会管理、建立良好社会秩序带来一些不利影响。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进行“分化”和“西化”活动，给职工队伍稳定和社会和谐稳定带来一些不利影响，增加了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各级工会要把提高职工群众的思想道德素质作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基础性工作来抓，充分发挥工会开展职工群众的传统优势，加强对职工群众的教育引导，弘扬社会正气、培育文明风尚，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打下牢固的思想道德基础。要加强和改进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职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学习教育，引导职工群众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规范自己的言行，以主人翁姿态为建设和谐云南作出积极贡献。要准确把握职工群众思想脉搏，加强形势政策教育，引导职工群众正确看待社会生活中的现象和问题，分清是非、提高觉悟，正确理解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正确看待改革中的利益调整，正确处理国家、集体和个人利益关系，不断提高认识水平和判断能力。要加
强职工群众的法制教育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教育，引导职工群众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达利益诉求，自觉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秩序。要大力开展职工喜闻乐见、有益身心健康的文化体育活动，不断满足职工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要加强对职工群众的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引导职工以正面积极的心态面对生活工作中遇到的困难，以理性客观的心态看待社会生活中的各种差异和不均衡，培养奋发进取、理性平和、开放包容的社会心态，使社会和谐稳定有更牢固的心理基础，推动形成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良好社会氛围。
五、履行监督责任，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监督作用
社会能否管理好，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群众能否有效参与社会监督。工会作为职工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在社会管理中既是参与者、推动者，也是监督者。各级工会要充分发挥自身组织体制健全、联系职工广泛、熟悉基层情况、了解职工意愿等特点和优势，通过“12351”维权热线、劳动法律监督员、劳动保护监督检查员等途径和渠道，督促社会政策的落实。要组织职工群众学习国家有关涉及职工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政策，畅通职工群众知情渠道，方便职工群众参与社会监督。要通过各种形式，大力宣传职工群众参与社会管理的作用和享有的各项监督权利，增强职工群众的监督意识，鼓励和引导职工群众行使好监督的权利，保护和调动好职工群众行使监督权利的积极性。要监督用人单位和个人依法为职工缴纳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生育保险，依法维护职工参加社会保险和享受社会保险待遇的合法权益。要创新职工群众监督的方法和途径，畅通社会政策监督渠道，为职工群众更好地参与社会监督创造条件。坚决制止和纠正职工群众监督中出现的打击报复事件，努力解除职工群众的后顾之忧，使职工群众敢于监督，确保社会管理监督责任落到实处。
六、坚持依法维权在社会管理中发挥维护者的作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维权观，为做好工会维权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近年来，我们在践行工会维权观中，坚持做到“三个结合”。一是坚持维护职工权益与促进改革发展相结合。我们把维护职工权益作为基本职责，把推动改革发展作为工作主题，坚持以职工为本，把维权贯穿于改革发展全过程，积极主动协助党委和政府解决职工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调动好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发挥好广大职工的主力军作用，在服务改革发展、服务职工群众中体现更大作为。二是坚持制度维权与个案维权相结合。我们把健全和完善维权制度体系作为重要基础，把个案维权作为工会维权的具体体现，大力推进工会维权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社会化，敢于和善于
依法调处劳动关系矛盾，不断提升维权能力，努力增强维权效果。三是坚持维护职工权益与维护社会稳定相结合。我们把维护职工队伍稳定作为实现职工利益的重要保证，把实现职工利益作为维护职工队伍稳定的必要条件，大力发展和谐劳动关系，及时反映职工群众的愿望和呼声，协助党政妥善处理职工群体性事件，严密防范和抵御敌对势力的渗透和破坏，有效维护职工队伍和社会稳定。四是构建“四位一体”帮扶维权体系。以工会为载体建立了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在帮扶救助困难职工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根据形势发展和工会帮扶维权工作需要，我们大胆实践创新，不断总结完善，即依托困难职工帮扶中心，集工会信访接待、就业帮助、困难救助、医疗帮扶、子女助学等帮扶职能与职工法律援助、农民工维权、劳动争议调解等维权职能于一体，构建困难职工帮扶中心、劳动争议调解中心、农民工维权服务中心、职工法律援助中心“四位一体”帮扶维权体系，打造工会帮扶维权工作品牌，得到了党委、政府的充分肯定。
归根结底，工会组织的作用就是要扎实做好组织、引导、服务职工和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工作，组织动员广大职工积极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在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中充分发挥工人阶级主力军作用。劳动创造财富，美好生活要靠劳动来创造。实现“十二五”规划目标任务，离不开广大职工的辛勤劳动，也搭建了他们建功立业的广阔舞台。要深入开展形势政策任务宣传教育活动，用工人阶级伟大品格和劳模精神引领广大职工，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切实增强主人翁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技术素质，广泛开展创先争优建功立业劳动竞赛活动，最大限度地激发劳动热情和创造活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中展示工人阶级的时代风采。工会作为党领导的重要人民团体，组织和代表广大职工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协助党政做好新形势下职工群众工作，为推动社会建设夯实基础，是时代赋予的社会责任，也完全能够大有作为。
第四篇：充分发挥工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独特作用
充分发挥工会组织
在参与社会管理中的独特作用
工会组织作为国家政权的重要社会支柱，组织体系健全、熟悉基层情况、了解职工意愿，必须立足自身优势，充分挖掘资源，探索有效途径，在参与社会管理中发挥独特作用。工会参与社会管理时，要担当起职工利益诉求的代表者，发挥好协调管理的作用，切实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帮扶救助困难职工和弱势群体，维持社会秩序，推动社会和谐发展。
一、源头参与，推动政策、机制建立健全。
工会要从党政工作大局出发，把一切社会管理活动放到社会管理全局中去认识和把握，协助并推动党政创造有利于加强社会管理的机制建设和政策完善。
要进一步扩大一线职工和农民工在人大、政协中代表、委员的比例，加大立法制定和执法监督的力度，建立健全工会与政府的联席会议制度，充分发挥劳动关系三方的作用，积极推动和参与涉及职工权益保障等方面政策的制定、修改、完善。督促政府建立健全维护职工群众权益的各项机制建设，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党政主导的维权、保障、统筹协调等各方面机制，从源头上有效化解矛盾。
工会要积极向政府建言献策，参与社会政策制定。工会参与社会政策制定体现职工对社会政策的参与权，扩大社会政策的透明度，提高社会政策的有效性。把职工最关心、最
现实的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等问题作为工会政策参与的重点，通过工会组织优势反映职工的利益诉求，准确表达职工意愿，为政府宏观调控、制定社会政策提供有价值的信息和建议主张。
二、协调协作，多方满足社会需求。
工会是联系党政与职工群众的桥梁纽带，要充分发挥沟通协调的职能优势，在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中发挥自身能动性。
工会要与政府、社会组织和其他相关部门协作，优势互补、良性互动，有效促进社会管理体系的健全完善。在社会管理格局中，政府与工会是主导与协同，全局与局部，宏观管理与具体参与的关系，要明确分工，加强协作，密切合作，各尽所能。工会要主动争取政府以及其他相关部门的管理资源，提高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层次，提高参与效率，提升参与水平。
协调劳动关系是工会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载体。构建和谐劳动关系是工会组织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切入点。工会所扮演的角色是劳动关系中的劳方代表者、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维护者，职工参与管理的组织者，集体谈判的当事者、劳动争议处理的参与者和劳动法律执行情况的监督者。工会必须把握劳动关系的本质，积极促进劳动关系不同主体之间的协商共谋、机制共建、利益共享。要
建立健全劳动关系矛盾预报、预警、预防和调处机制，劳动关系矛盾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理，促进企业与职工的和谐发展。
三、维护权益，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
履行维权的基本职责，是工会服从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的根本基点，是参与社会管理的有效途径。
工会组织既是企业依法行使职权的支持者，又是职工利益的代表者，要突出维权职责，加大维权力度，要使手段更具体，方法更讲究，效果更明显。主动依法科学维权，以劳动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和劳动安全卫生等职工基本劳动经济权益为重点，在落实职工合法权益中发挥代表者和维护者的作用，促进职工队伍稳定和劳动关系和谐。
要以工资集体协商工作为载体，大力推进企业建立起职工工资工资集体协商共决机制、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和福利待遇。努力推动形成党委领导、政府重视、各方支持、工会运作、职工参与的工作格局，健全协商主体，规范运作程序，把握关键环节，强化履约监督机制，提高协商质量，不断完善工会组织领导下的维权机制，切实维护好广大职工的合法权益。
四、帮扶救助，发挥服务社会作用。
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工会要发挥服务者的作用，将服务职工群众作为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渠道。
工会要健全服务网络和服务体系，不断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能力，改善服务手段，拓宽服务领域，更好地为职工谋利益、争权利、做好事、解难事、办实事。要为困难职工、下岗职工、农民工等弱势群体提供利益保护，在代表他们具体利益、反映他们相关诉求方面发挥积极作用，要让职工群众共享“职工之家”的温暖。要促进就业再就业，加强职业教育培训，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促进党政完善养老、医疗和最低生活保障等社会制度，督促企业促进节能减排、发展循环经济等工作。
要广泛开展如“送温暖”、“金秋助学”、“农民工援助行动”等工会品牌活动，完善服务帮扶工作长效运行机制，突出日常帮扶救助，打造为职工提供一站式、全方位的服务平台，推动帮扶救助阵地前移、服务下沉，把帮扶工作向社会最基层延伸，向广大职工群众提供多样化、多层次的服务。
五、教育引导，增强职工主体参与意识。
职工群众是社会管理的主体力量，包括职工在内的公众参与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工会要加强教育和引导，激发职工的社会主体意识，增强职工主体参与意识，是参与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
工会要促进职工与其他社会群体互动，自觉当好构建社会和谐的实践者、推动者。积极发挥工会“大学校”的功效，最大限度地把职工组织到工会中来，调动发挥职工积极性和
创造性，团结动员广大职工共创伟业、共谋发展，增强职工履行民主权利与义务的责任，提高职工在民主制度下的参与意识和参与能力，规范职工参与的行为和秩序，提升职工参与的层次和水平，是社会管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广泛开展多种形式的劳动技能竞赛，科技创新活动，搭建职工建功立业的平台。通过劳模精神来塑造职工，通过“创争”活动来培育职工，通过技能竞赛来提升职工，通过主题教育来升华职工，通过问题活动来凝聚职工，打造一批知识性、技术性、创新性的劳动者，教育引导职工增强主人翁责任感，激发创新热情和智慧力量，以工人阶级的先进思想和模范行为引领全社会，促进企业增进效益、社会和谐发展。
第五篇：充分发挥民政职能 加强创新社会管理2011
充分发挥民政职能 加强创新社会管理2011-09-22 点击率: 264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是党中央正确分析把握当前国际国内新形势后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是摆在我们面前十分重要而紧迫的政治任务，事关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对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具有重大战略意义。民政部门是政府重要职能部门之一，工作具有很强的基础性、群众性和社会性，因此，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应该走在前列，充分发挥民政职能，服务社会管理创新。
一、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夯实社会管理之基。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要切实关注民生，保民生就是保稳定，只有切实保障和改善基本民生问题，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才会有深厚的基础，基本民生问题解决不了，社会管理创新就无从谈起。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尤其是加大对城乡困难群众、优抚对象等特殊社会群体的保障力度，改善他们的基本生活，取得了明显成效，为维护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目前，我市城乡低保通过多次扩面调标，全市城市低保达到2.86万户、6.56万人，保障标准提高到了330元/月；农村低保达到3.1万户、8.4万人，并且协同物价部门建立了社会救助和保障与物价上涨挂钩联动机制，建立了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近5年来累计发放低保金近9亿元，发放抚恤补助金1.25亿元。通过不断提高社会救助水平，有效保障和改善了基本民生，发挥了民政救助在社会中的“兜底”作用，基本实现城乡低保应保尽保的工作目标，夯实了社会管理的基础。
二、强化社会服务和管理，筑牢社会管理之本。胡锦涛同志指出：最佳的管理方式是在服务中实施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通过强化社会服务提高社会管理实效。民政部门承担着基层民主政治建设、民间组织管理等职能，在社会管理中起着重要的基础性作用。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细胞，是社会的最基层组织，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近年来，我市民政部门不断加强城市社区建设，提高社区服务水平，兴建各类不同层次的社区服务中心（站）153个、老年人服务设施368个、残疾人服务设施311个、便民利民服务网点2185个，各类服务设施总面积达5.08万平方米，社区服务覆盖率达到100％，有效地改善了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提升了社区服务居民功能。社会组织是社会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市经民政部门登记（包括备案）的社会组织达2321个，内容涉及卫生、科技、劳动、体育、文化、教育、法律、中介服务等多个领域，并且每年以年均12%的速度在增长。因此，加强对各类社会组织的管理，对我市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有着重要意义。在实际工作中，我市民政部门严格依法对社会组织进行登记管理和服务，重点加强对社会组织的工作、组织建设、财务收支、党建工作、自律与诚信建设、重大活动开展等情况的检查。在行政许可和实施年检工作中，均是实行“零”收费制度，真正做到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组织规范健康发展，促进了社会和谐。
三、探索和创新工作机制，开拓社会管理之源。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社会管理而言，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课题，体现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社会管理必须要随着社会形势的转变而转变。近年来，市民政局根据我市实际，积极探索和创新工作机制，在社区管理服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专项医疗救助工作等方面大胆探索实践。比如今年我们乘铁山“大部制”改革的东风，进一步整合社区，理顺机制，各城区按照便于管理、便于开发社区资源、便于社区居民自治的原则，采取合并、撤销、新建等方式，对社区规模进行调整，将我市社区数量从205个整合为194个，增强了居民的心理认同感，实现了社区基层管理体制创新；在养老服务体系建设上，今年我们出台了《关于推行老年人意外伤害保险的实施意见（试行）》，实施了在机构供养老人、接受居家养老服务老人、日间照料中心服务老人和为老服务护理员有身意外伤害保险，将有5000人左右享受到这一优惠政策，这一创新工作得到了湖北省民政厅的高度评价，得到老年人和养老服务机构的广泛赞同；在社会救助体系建设上，从4月份起，我市开始实施城区城乡困难群众定额医疗救助卡制度，对城区低保对象以户为单位一次性发放600元的医疗救助卡，发放金额达1156.44万元；在专项医疗救助工作上。将市精神病院确立为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新农合定点医院，整合大病医疗救助、低保补贴、临时救助等资金，使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精神病患者基本上得到免费医疗，既解决了其家庭的治病经济困难，又维护了社会治安稳定，在全省属于首创，在全国亦属前列。
我们每一项民政创新举措的出台，都要进行深入调查研究，公开征求群众意见，统筹兼顾各方面群众利益，使各项创新措施符合实际、先进可行、真正惠及人民群众。目前，我们计划建立《黄石市爱心助老服务储蓄制度》，目前已经于9月16日在铁山区进行试点。
总之，民政部门作为政府依法管理社会行政事务的职能部门，要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基础性作用，努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协调社会关系，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为深入推进我市“三大战略”、构建社会和谐作出积极的贡献。（黄石市民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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