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香港青少年服务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第一篇：从香港青少年服务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从香港青少年服务看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王娟金小红

摘要：本文根据作者在香港的亲身经历，介绍了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情况，并参考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标准，论述了社会工作价值观在青少年服务中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社会工作价值观非政府组织

今年8月份，笔者受香港有关机构的赞助，在香港考察了一个月，主要了解香港社会工作机构是如何运作的。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在各个地方的体现，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也引发了我们众多的思考。

一、国际社会工作的价值观

根据 1996 年 NASW（National Associationg of Social Workers）代表会议的决议，并在 1999 年经过修订，国际社工界认为社会工作的核心价值观如下。

（一）服务（Service）

为他人服务胜过于自己的利益。社会工作者使用他们的知识、价值观和技巧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并指出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社会工作者也被鼓励自愿贡献专业技巧而不要求显著的物质回报。

（二）社会公正（Social Justice）

社会工作者推动社会变迁，尤其要代表那些弱势和受压迫的群体和个人。社会工作者主要关注于贫穷、失业、歧视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社会不公，以期提升社会对文化种族差异、压迫等方面的认知。社会工作者努力让需要的人能获得相关信息、服务和资源，达成机会的均等，在为全民的决策中富有建树。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Dignity and Worth of the person）

社会工作者关心和尊重每一个个体，注意个人差异以及文化和种族的多样性。社会工作者促进案主自我决策，加强案主的能力和机会去改变或意识自己的需要，社会工作者要认识到自己对案主以及更广阔社会的双重责任，当案主利益和社会利益发生冲突时，社会工作者要肩负社会责任感，在坚持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的前提下寻求解决途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Importance of Human Relation-ships）

社会工作者知道人际关系是改善事物的关键。社会工作者将案主视为帮助过程中的搭档，努力去加强人们之间的关系，以促进、巩固、维持和加强个人、家庭、社会群体、组织和社区的福利。

（五）诚实（Integrity）

社会工作者注重专业的使命、价值观、伦理原则和职业守则，并以实际行动坚持之。社会工作者诚实、负责，并遵守工作机构的操守。

（六）胜任（Competence）

社会工作者不断地改进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并将之用于实践，孜孜不倦地为此职业的知识储备作贡献。

二、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简介

接待我们的机构有两个：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的康乐体育事工部，以及协青社。

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简称YMCA，是全球性的非政府组织，它下面的康乐体育事工部是以青少年为服务对象，通过举办舞蹈、游泳、球类、健身等各项休闲体育活动以及营地活动，以促进青少年的全面发展。

虽然YMCA是一个非营利组织，但是康体部却是要营利的（其盈利在支付了运作成本后也会去支付社会福利部门的开支），由于康体部的价位适中，光顾的人士主要是中产阶层的家庭。

第二个机构是协青社，协青社是一个典型的社会工作服务机构，它以夜不归宿的边缘青少年为主要服务对象，通过社会工作者的跟进辅导，为青少年提供治疗、预防等服务。协青社为边青提供服务的部门主要有三个：深宵外展、蒲吧、男女危机中心。深宵外展是指社会工组者从晚上十一点巡街到翌日凌晨五点，主动接触那些夜不归宿、在街上游荡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如果青少年愿意，他们会将青少年接回协青社大楼。蒲吧看上去是一个游乐场所，有电脑，电视、室内篮球场、台球室等等。而男女危机中心则是可以同时住二十人的集体大家庭。那这三者是什么关系呢？深宵外展犹如一辆救护车，将病危的病人接回协青社；蒲吧犹如急诊室，被接回来的青少年会在蒲吧选择他们喜欢的游戏尽情玩耍，当然，这里的玩是有玄机的——在蒲吧有两种工作人员，SW（社会工作者）和PA（改良的青年自愿者，曾是协青社帮助的对象），青少年蒲吧在玩的时候，SW和PA会装作很随意地样子和他们搭讪，了解他们的情况；如果发现情况严重的，比如家庭虐待、有严重不良行为或心理问题等，他们会将之安排到“病房”，即男女危机中心，让他们在那里免费住宿（最长期限两个月），并有专门的社工跟进，以解决他们的个人和家庭问题。

协青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福利署的津贴，以及其他社会基金的支持。香港青少年服务，不同于内地，不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属机构包办，而是大量地依托非政府组织（民间组织），政府仅扮演协调和督导的角色。从组织文化上看，这些民间组织，有的起源于宗教教会，带有较浓厚宗教色彩，但在市场经济的冲击下，或多或少地世俗化了，不同程度地将神学与世俗、教义与经营融合一体。这种特征，是近现代以来宗教世俗化的体现，更是少有宗教信仰、价值观多元化的青少年群体作为服务对象所产生的影响。从财政支持上看，大部分机构拥有政府每年拨发的资金（比如协青社），有些机构有教会的财物支持，同时，大多数机构都会自己想办法创收，尽管创收数额的多少各不相同。（需要注明的是，这些机构搞创收不等于是以赢利为目的）。当然，也有部分机构具有一定商业性质，自负盈亏（比如 YMCA 的康体部）。从人员结构上看，从事青少年服务的工作人员，有注册社工，也有来自其他专业、从事各种管理和后勤等工作的工作者。从服务范畴上看，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综合性服务中心（大多是社区性的，驻扎于某一社区，为当地居民提供各种服务），这些综合性服务中心会提供托管、假期辅导等青少年服务；还有一类是专门的青少年服务机构，但这些机构也有侧重的服务人群和服务项目。比如，YMCA的康体部侧重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发展性服务，协青社侧重为下层家庭的子女提供治疗性辅导服务。

由此可见，香港从事青少年服务的机构是性质不一，各式各样的，这既是现代社会多元化发展的表现，也是适应社会需求多样化的结果。当然，不得不提的是，社会工作在其中具有一定的主导影响，这不仅表现在社会工作者占所有工作者的比重较大，还表现在社会工作的价值观和职业操守在机构中的推行。

三、社会工作价值观的落实

那么，香港青少年服务在落实社会工作价值观方面做的怎么样呢？

（一）服务

这条价值观在许多社会工作机构都得到了体现。比如协青社，他们主要为边缘青少年服务。他们为有需要的青少年提供食宿，提供安全的游玩场所，最重要的是，提供有效的心理辅导和个案跟进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家庭冲突、矫正个人偏差行为、适应个人小生境（directsocialenvironment）。而这一切都是免费的。只要青少年步入协青社大楼，社工就会为他服务，甚至还会以深宵外展的方式去巡街，主动接触夜不归宿的青少年，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

从整体上看，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落实得很好，除了社工理念和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外，香港拥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也是不容忽视的客观条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青服机构都提供免费的服务，有些机构会根据财政支持和服务质量收取不同服务费用。比如，虽然香港 YMCA 的宗旨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YMCA 的社会福利部门为残障人士提供的庇护服务是免费的（有香港政府的财政

支持），但是康体部为中产家庭的小孩提供的服务却是要收取一定费用的。一个 8 岁小孩参加历时十五天的日营活动（从早上9：30 到下午 6：30），其报名费是 1180 元港币。

笔者认为，让各种性质的服务并存，是合理的。社会工作的服务价值观是高尚的，是值得推崇的，但是这不表示说所有的社会服务机构（包括社会工作机构和非社会工作机构）都应该提供免费或低价服务。毕竟，社会服务机构所提供的服务是有成本的，只是在社会工作机构中，这个成本没有让顾主承担，而是政府或其他提供资金支持的基金会或个人承担了。

（二）社会公正

在青少年服务机构，呼吁社会公正的氛围可能不如那些专注扶贫、与弱势群体打交道的机构明显和强烈。但是，我们是可以感受得到社会工作者对社会公正这一价值观的内化和坚持的。在协青社，没有社工因为这些青少年是边青、“小混混”而对他们有歧视，反而是为他们筑起温暖安全的家，让他们重回正途。

（三）人的尊严和价值

在协青社的结业典礼上，机构的主任送给我们每人一份礼物——小动物手工挂件。初看上去，这些小动物都非常可爱，在他的提醒下，我们才发现每个小动物都有一两处是破损的。他解释说，这些小动物手工挂件是一个生产商朋友作为次品、废品打算丢弃时被协青社要回来的，然后经过协青社员工的改装、清洗，送给结业的实习生做纪念。主任进一步说，这些小动物就代表着协青社的青少年，他们或有一些残损、污点，在某些人看来，甚至在他们自己眼中，似乎一无是处，但是，他们也是有价值的。每个“小动物”都是独特的，都是有价值的！

（四）人际关系的重要性

建立工作者与案主的良好互动关系，让案主信任社会工作者，是辅导工作成功的基础。在青少年服务中，和青少年建立亲切信任的关系尤其重要。我们发现，从事青少年工作的社会工作者都显得特别年轻，不仅心态年轻，着装上也比较休闲自由（当然保持着端庄）。青少年可能反感老师、警察，但是一般都不会抗拒社工（一位夜展社工的话）。因为他们知道社工不会“强人所难”，不会去告密，不会斥责他。同时，社工都是易亲近的，社工掌握着如何与人接近的技巧，比如夸赞青少年的服饰、特技，或是和青少年一起玩他们喜爱的活动。这样，拉近了与青少年的距离，在随后的交往中，青少年会越来越对社工敞开自己的心扉。

（五）诚实

在香港的这一个月中，我们没有对所接触的社会工作者的人品有过怀疑。社会工作者在香港的口碑很好，足以可见，社会工作者在落实这项价值观上是做得很好的。

大部分社会工作者是有宗教信仰的，“七尺有神明”，对于教徒来讲，自己的言行始终是有神明看着在，必然会做到诚实（用integrity 可能更好表达“完整、一致”的境界）。另外，外在的职业操守和监督制度也为诚信提供了客观的制度保障。

（六）胜任

这条价值观是行业不断进步发展的保证。香港的青少年服务，竞争是很激烈的，这也在客观上促进了工作机构不断革新，工作者不断改进方法，提供优质服务。

另外，香港的注册社工制度和成人继续教育的繁荣，为“胜任”这一价值观的达成提供了实质性的帮助。注册制度，首先就在门槛这里通过筛选，确定了整个社工群体的质量。在我们所接触的工作人员当中，他们对注册社工和非社工工作人员划分的非常清楚，并非在社会工作机构工作的人员就是注册社会工作者。

四、结语

社会工作发源于西方宗教慈善活动，其价值观有着很深的宗教信仰的痕迹。在香港，现代民主意识和人权思想的普及、宗教信仰的温存，以及坚实的经济基础，为其价值观的落实提供了丰沃的土壤。在我国，面对不同的制度环境、历史思想背景，以及社会发展阶段，我们又该如何树立我们的社会工作价值观，且是切实可行的呢？我们如何在没有宗教土壤的内地建立符合大众信仰的社会工作价值观，这不仅关乎社会工作者的个人价值观，也牵涉到某些实务技巧的实施。如何融合传统的社会取向的价值观和现在日益突出的个人取向的价值观？如何在坚守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前提下重视个人的价值和创造力？如何将“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宗旨与社会工作“助人自助”的思想相结合？如何缝合市场导向带来的一切以经济效益为先的做法的裂痕？这些都是我们在确立价值观的取向时需要思考的问题。

第二篇：天心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服务

立足区情实际

创新工作方法

努力探索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新形式

湖南省天心区社会工作局

（2012年5月）

天心区总面积72平方公里，辖9街1镇66个社区，12个行政村，常住人口46万，外来人口22万。近两年来，我区以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建设为切入点，积极转换资源配置方式，开发社工岗位，扶持成立青少年社工服务机构，探索社工、社区、社会三结合，全面提升社区青少年服务专业化水平，涌现了桂庄、青山祠、青园等27个青少年社会工作先进单位，白沙井社区、长坡社区的青少年社会工作得到了共青团中央和民政部社工司的充分肯定。目前，天心区拥有社区青少年社工18名，直接服务青少年800余名，辐射人群达1万余人。

一、突出强化管理，创新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机制 一是立足统筹，完善工作运行机制。成立以区政府分管教育和社工的副区长为组长的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工作领导小组，突出政府主导、教育和民政牵头、职能部门配合、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工作机制。区委、区政府把社区青少年服务作为民心工程，按照“以人为本、科学设计、综合矫正、救助自助”的总体思路，制定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总体方案，纳入工作目标责任考核的重要内容，坚持常规督查，确保社区青少年心理康复、学业入轨、救助、自助四者兼备。

二是立足民心，完善经费保障机制。在公共财政预算中新增一个“社会工作服务”科目，把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经费列入财政预算，由教育部门结合实际申报，建立起公共财政保障体系。按照每个青少年对象20元/年的标准，今年区、街镇两级财政共投入40余万元购买社区青少年服务。在拨付方式上由“人头拨付”向“项目拨付”转变。根据服务对象数量和服务时间，由区社工局组织相关人员定期考核评估，按照服务协议发放社工薪酬、工作经费和督导费用。

三是立足专业，完善人才配置机制。以政府购买服务为支撑，以区社工协会青少年服务分会为依托，以街道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和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工作室为平台，以内部培养转化配置为主体，外部购买引进配置为补充，组建专业社工服务队伍和专家督导团队。今年，共举办社区青少年研讨分享、服务观摩、专题讲座、技能比武等活动11场，重点学习了有关法律法规和社区青少年社会工作方法与技能等，并由协会和蓓蕾青少年社工服务中心提供相应的工作范本，保证了专业服务的顺利实施。目前，我区购买了社区青少年社工岗位10个，内部转化社工8人，拥有专家督导2人，本土督导助理3人。

二、突出机构运作，创新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模式 一是注重专业机构建设，构筑社区青少年服务新载体。我区相继成立了区社会工作者协会和青少年社工服务专业分会，提供社区青少年业务指导和专业督导，依托协会，成立了“蓓蕾”、“QQ仔”、“新市民”等社工服务中心，承担政府购买青少年社工服务。各街镇充分整合辖区教育、法律、卫生等各类资源，结合需要，以工作室的形式，成立了14个社工服务点，初步建立了覆盖全区的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网络。如金盆岭街道借助辖区律师机构力量，创办了新芽工作室，书院路街道借助省一师范机构力量，成立了心爱工作室等。

二是注重专业制度建设，构筑社区青少年服务新规范。将社区青少年服务限定为三个月。建立健全了包括分工流程、工作守则、学习制度、社工职责等制度和青少年服务人员花名册、协议书、通知书、签到册、活动参与记录等基础台帐在内的一系列社区青少年管理制度。并大力推行青少年人员汇报、活动参与、分享学习“三个定期”制度和工作员帮教责任、守法承诺、亲属协管、心语辅导、走访调查、家庭救助“六个帮教”制度，有效规范了服务，促进了工作开展。

三是注重专业本土建设，构筑社区青少年服务新模式。通过探索实践，初步形成了以社工为主体、社区为基础、家庭为依托、义工为补充的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新模式。创造了“零点距离”、“动态管理”、“评比激励”、“预警预防”、“ 互动交流”五大工作方法。即①“零距离工作法”：在接受和发现青少年服务需求对象时，即马上进行一次诊断、结成一个服务对子、联系一个志愿者、每周进行一次服务例会、每月举办一次大型分享活动、每年开一次表彰大会；②“动态管理工作法”：全面建立社区边缘青少年信息库，实施“一人一卷”个案管理，做到边缘情况、服务日期、参与表现、家庭状况“四清楚”；③“评比激励工作法”：在社区青少年人员中大力开展各种形式的评比激励措施，帮助他们获得社会的认同和树立个人尊严感；④“预警预防工作法”：由社工牵头，成立以辖区教育组织、社区工作者、社区义工和亲朋好友为主的服务小组，及时了解辖区青少年的思想动态和工作、生活、学习情况，确保服务无缝。⑤“互动交流工作法”：主要由社工根据实际情况组织边缘青少年及其家属、社区矫正青少年召开分享会，交流治疗心得，重树信心。

三、突出共同参与，创新社区青少年社工服务内涵 一是积极营造社区青少年服务氛围。在常态宣传的基础上，创办《社区矫正简报》，组织大型宣传活动，挖掘典型事例，强化服务过程和服务效果的宣传。组织开展了以“心的关爱”为主题的服务坊展示、青少年服务论坛等系列宣传活动，今年共发放宣传资料1000余份，悬挂横幅100余条，制作宣传图片、展板20余套，受教育人员达1余万人次。同时，注重媒体宣传，仅去年，我区的社区青少年服务被新华社、湖南日报、长沙晚报、等国家、省、市媒体报道11次。为普及、展示、宣传青少年社会工作知识，深入推进专业服务营造了良好氛围。

二是积极打造社区青少年服务志愿队伍。通过与新闻单位合作、公开招募和上门走访，多方介绍青少年工作情况，争取支持和帮助，动员发动辖区具备教育、医疗、法律、心理等专业知识的热心人士和离退休老领导参加青少年服务志愿者队伍，改善志愿者队伍结构。同时，通过开展培训、服务实践以及服务分享，大力培育专业志愿者队伍。目前，我区拥有专家志愿者12人，专业志愿者团队34支共1200余人。在此基础上，各社区还自主成立了社区青少年理事会、青少年服务队等志愿者组织，并按照1:1比例，为每个服务对象配备了志愿者，提高了服务能力。

三是积极拓宽拓广社区青少年服务内容。

1.基地服务。根据社区现有条件，争取有关单位帮助，确定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提供医疗支持，设立社区“悄悄话室”、“心灵小屋”等提供心理辅导，开辟社区“爱心课堂”、“绿色网吧”、“社区学院”等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各社区活动中心则作为公益活动地点，保障了青少年服务场所和人员。

2.个性帮扶。服务小组根据服务对象的情况，制定个性化帮教方案，明确帮扶目标和措施，开展个性化帮扶。同时，积极帮助符合政策的服务对象家庭落实低保、申请保障性住房，鼓励家庭成员在社区的公益性岗位上服务，支持他们自主创业，通过灵活多样的形式实现再就业，为他们顺利康复创造条件。

3.联动服务。对文化、教育、共青团、妇联及镇（街道）等相关职能部门领导及青少年服务人员开展青少年社工业务培训，提高青少年教育的针对性。有的社区还设立专门青少年服务基金，开通专用筹款渠道，通过筹集和接受捐赠，动员社会各界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青少年服务。如新开铺梅岭社区的“社工爱心基金”成立2年来，共募集善款和物资合计6万余元，帮扶青少年78人。

第三篇：香港青少年社会工作的经验及其启示

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經驗及其啟示

莊曉芸

(福建師範大學 公關管理學院,福建 福州 350007)

關鍵字:青少年;社會工作;香港;啟示

摘 要:隨著社會的急劇變遷、市場經濟的建立以及傳統價值觀念的弱化,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面臨著巨

大的挑戰,其中出現的一些成長問題值得我們在開展青少年社會工作的過程中深思。而香港社會工作經過幾

十年的發展,已經相當的成熟與完善,在探索青少年社會工作的模式、方法、內容上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

有許多值得我們借鑒的地方。

中圖分類號:C913.5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0057121998 ,香港共有16 個青年事務辦事

處。此外,每224 歲的青少年提供服務。此外,針對在校學生這一青少年群體,香港政府建立了學校

社會工作制度,在中學配備有專門的社會工作者。從

2000 年起,香港中學實行“一校一社工”制度,基本做到

給每個中學配置至少一名專業社會工作者,以加強學

校的社會工作。除了青少年事務辦事處、青少年中心

和學校社會工作以外,專業的社會工作機構還在課餘

時間和休息日專門派工作人員前往青少年常去的場所

和街頭,特別是青少年犯罪率高的地區,開展青少年的“外展社會工作”,這是一項頗有特色的青少年社會工

作。

二、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特點

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的服務領域也相當廣泛,並

且根據香港社會的實際情況,針對社會的各類青少年

形成了一套具有本地特色的服務內容和服務方法。香

港青少年工作有如下幾個特點:

第一,社工服務主體強調多方化。香港青少年服

務,不同於內地,不是由政府或政府所屬機構包辦,而

是注重多方協作,通過非政府組織,與政府共同承擔青

少年服務。目前香港青少年事務管理的主體包括政府

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其中,政府部門主

要包括社會福利總署、康樂文化署、民政事務局,勞動

處等政府決策部門;非政府組織和民間社會團體比較

多,有200 多個。這些機構通過相互配合協調來共同

管理青年事務。政府不把社會工作的責任推給社會.但也不排斥社會對社會工作的參與,在組織上採取了

社會福利署與社會服務聯會“官民合辦”的形式;在經

費上採取了政府為主、民間為輔的形式;在政策制定上

採取了政府職能部門專業操作與民間機構的諮詢參謀

結合的形式等等。如香港青年協會是屬於非政府組

織,它運行經費的70 %來自社會福利署、康樂及文化事

務署、勞工處的津貼。而像香港新一代青年協會、香港

青年聯會這樣的組織屬於民間團體,其工作的主要經

費來源於社會捐助和活動收入。

第二,社工服務內容注重實用化。香港青少年社

會工作緊緊圍繞人的生存和發展,創新內容和手段,不

搞高大全、假大空的說教和形式主義的東西,一切從實

際出發,從青年人的需要出發,非常務實有效。這個形

成與香港的社會工作教育息息相關。香港社會工作教

育注重培養具有實幹精神、德才兼備的社會工作者。

對社會工作者的教育並不僅僅是只限於傳授專業理

論,更重要的是使他們掌握實務經驗,使社工在理論、實踐上都能很好地結合起來。因此,在香港,青少年社

第24 卷 第2 期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

Vol124 ,No12

會工作者思考問題的角度是以案主的長遠利益和人生

發展、生存技能等為本,並不是單純的政治說教或者社

會說教。在服務內容上包括文教、衛生、醫療、保健、體

育、娛樂、社區、家庭服務、職業輔導、婚姻服務、青年權

益保護等方方面面;涵蓋了能增進青年健全發展的各

項措施,能保障青年福利的各種措施,能協助青年處理

成長過程中的難題的諸多措施,能促進青年發展潛能的多種措施等等。如我們所瞭解的遊樂場協會(香港

某一青少年社團)來看,其工作服務職能非常多而且實

用,內容直接“教導”青少年如何介入社會職業,成為社

會有用之人。它的青年就業培訓涉及領域廣、專業性

強、實用性強、操作性強、針對性也強,培訓內容都是圍

繞引導青少年如何健康成長,如何創業,如何掌握基本的生存技能等方面設置。

第三,社會工作方法突出個性化。青少年是人生

階段的重要時期,每個成員都是獨特的,有差別的,他

們有著不同的需要和問題。因此香港青少年工作特別

注重個性化工作方法,例如,直接關注青少年個體,側

重個案輔導,根據每個青少年的不同需要要採用有針

對性的介入方法,並制定可行的治療計畫和目標。比

如香港頗具特色的外展工作,就是通過深入街頭巷尾,公園,娛樂場所,與青少年做直接的溝通交流,針對其

情況,然後解決問題。香港的學校社會工作不僅注重

青少年的個性發展、人際關係等常見問題,也十分關注

他們的個人實際問題,如新移民問題、黑社會影響、藥

物濫用等等。並引導他們如何成長,如何創業,如何掌

握基本的生存技能等問題,真正做到了普遍性與個性

化的統一。

三、香港青少年社會工作對我國的啟示

當前各國政府對青少年問題的認識在深度、廣度

及具體化方面均有所提高,都非常重視如何積極地促

進青少年的成長與個人價值的實現。由於社會制度和

社會發展程度的不同,內地的青少年工作和香港自然

不能簡單地類比,在我國,現代社會工作應該是一項政

府主導的、社會力量廣泛參與的,以為民解困和助人與

自助專業性、社會性服務工作,是一種助人自助的專業

服務。新中國建立後,至今仍然尚未制定統

一、專門的青少年政策和明確、正式的有關法律法規,亦無明確的青少年政策與行政的專責部門或機關架構,而香港青

少年工作的內在精神和別具一格的特色做法,確確實

實給我們許多思考和啟迪,為我們現行青少年工作的發展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經驗。

第一,以青少年為本,正確定位青少年工作。香港

青年社團的工作之所以能蓬勃發展,深得社會各界和

政府的支持,關鍵的一點就是他們貼近社會,貼近青年

內在需求。而我們的青年工作側重於政治引導,社會

引導的功能就顯得相對萎縮,服務青年的內容長期得

不到細化和拓展。由於有了這樣的定位,工作上就難

免為工作而製造工作,為政治而產生工作,現實中就很

難真正融入青少年中,也不能真正瞭解和掌握青少年的所思、所想、所盼,而偏離了青少年的實際需求,自然

就受不到青少年的認同和參與。更突出的問題是,時

間一長,就產生了“青年官”、“青年官僚”群體,真正能

夠團結青年、影響青年、教化青年的青年領袖卻無法在實際工作中產生。要改變這一現象,首先是要建立以

青年為本,以青年的需要和個人發展為本的工作思路,在具體的活動內,要著重考慮社會和青少年團體的接

受程度和參與程度,著重考慮青年的社會需求和社會

成長。時間證明,活動的創意新穎就能抓住青少年好

奇心和新鮮感,激發青少年的參與熱情,活動的形式內

容貼近青少年的生活和思想實際,青少年的認同感和

接受程度就高。

第二,以政府為主導,民間組織全力支持。香港青

少年社會工作除了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外,主要是通

過大量發展民間社會福利團體,與政府共同承擔繁重的社會服務工作,並著手培養專業的社會工作者。我國大陸由於獨特的歷史原因,民間團體極度缺乏,很難

像香港的民間團體那樣起先導作用。因此,我國大陸的青少年工作制度需要尋求政府的支持,把政府作為

推行制度的主導力量。要推行這項制度,首先社工的職業地位必須得到政府和社會的認可,社會工作人員

則必須經受專業職業技能培訓。

當然政府的力量也是有限的,政府不應也不可能

成為現代意義的社會服務工作的唯一實施者和直接經

辦者。我們要建立一種在政府的主導下,依靠民間力

量,一方面政府在政策和財政經費上支持,另一方面民

間力量可以採取社會化運作的方法,爭取各種資助,政

府則要扮演好社會福利事業的規劃者和監督者的角

色,以保證青少年社會服務工作的健康發展。

第三,以專業社會工作者為主體,建立專業社工人

才隊伍。在香港,社會工作是項職業,從事社會工作的人必須是在香港社會工作註冊局註冊的社會工作專業

畢業生。這樣就把對社工職業資格的考察轉移位對做

就讀大學社工系得考察。香對各大學社工系制定了嚴

格的評審條件和程式,定期對已認可大學的社工教育

課程進行評審,這就促進了其專業社工隊伍的形成和

發展。而專業價值觀和社會工作理念,個人自我調節、自我成長的幫助,人際關係的處理技巧都對青少年個

案工作的成功與否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社工是青少

年的朋友,尊重他們,關心他們,與他們共同面對各種

問題和困難,幫助和引導他們增長能力自己解決問題

是香港社工共有的基本理念。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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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05.[2 ]文軍.社區青少年工作的國際比較研究[M].上海:華東

理工大學出版社,2006.[ 3 ]張洪英.社會工作教育及專業社會工作關係的透視[J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學報,2007 ,(01):134.[4 ]吳亦明.香港社會工作及其運行機制社會學研究2002.(09):71.[5 ]李夏研.香港問題青少年教育的特色[J ].上海教育科研,2005 ,(08):24.責任編輯:丁化

·58 ·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Vol124 ,No12

第四篇：从介入模式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从介入模式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魏雁滨 陶兆铭

摘要：香港青少年服务于上世纪 70 年代初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 30 多年。除了服务性质趋向全面、服务对象不断扩充、工作手法各式各样之外，介入模式更从偏重辅导与治疗，慢慢转为兼重青少年发展与充权，为此，我们尝试讨论并寻找到这三种青年工作模式的特点、及其与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关键词：青少年服务；青少年工作模式；青少年发展

青少年是社会宝贵的资产，也是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的新生力量。青少年发挥着承先启后的功能：

一方面继承社会的文化、价值、信念和理想；另一方面以新视角、新思维为社会开创新局面。因此，如何帮助青少年在急速转变的社会中有良好的适应及正面的发展，以至积极装备自己为社会作出贡献，实在是非常重要的事情。社会由此就会产生一个重要领域：青少年服务，就是要协助青少年满足其生理、心理、社交、家庭生活、培训及闲暇的需要、协助他们解决问题，以及发挥他们的潜能。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历史已逾一百年，但于上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本文尝试介绍青年工作的三种介入模式，并以此视角探讨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一、香港青少年服务的演进

自上世纪 50 年代起，香港依靠大量中国内地移民所提供的劳动力和资本，慢慢发展成为一个以制造业为中心的城市。但当时社会环境并不理想，物质还是相当匮乏，不少儿童及青少年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因而有一些志愿团体为青少年及他们的家庭提供食物、住房、基础教育、技能训练及娱乐等服务（Newbery，2007）。1966 及 1967 年发生的社会**事件令政府及公众担心青少年对政府的不满会危害社会安定，因而社会开始关注青少年并为之提供普及教育和各种青少年服务（Hong Kong Government，1965）。加上当时有研究指出：香港青少年犯罪的成因之一为其因缺乏家庭及学校的培育而转向与群党从事非法活动以获取成功感及认同感（Ng，1975）。因此，香港政府于 1971 年开始实行小学免费教育，更于 1974 年就推广至实行九年免费教育；同时，政府亦将青少年服务纳入正轨，自此一直在经费上资助非政府机构开展相关服务。当时的青少年服务以个人辅导服务为主，通过提供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以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在家庭、学校及社会遇到的问题，从而减少与预防他们违法及反社会的行为（Government Secretariat，1977），同时开设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提供有益身心的兴趣小组、康体活动、领袖培训及义工服务以提升其人格修养、社交能力及公民意识，帮助及鼓励他们成为成熟而负责任的良好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1980）。另外，香港政府于 1990 年成立“青年事务委员会”，由专业人士、学者及青年工作者组成，目的是为青少年事宜向政府提供意见。青年事务委员会于 1993 年发表《青年约章》，在社会上颇有影

响。之后，青少年服务稳步发展，以学校社会工作为例，政府由最初一名社工对 4000 名学生的人数比例增加至现在每一间中学都有一位驻校社工。再者，政府于 1992 年初成立了一个“儿童及青少年中心服务检讨工作小组”，以总结与反思儿童及青少年中心的发展。其后该工作小组发表报告，建议将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重组为“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以避免服务分割、重复及缺乏弹性（Working Party on Review of Children and Youth Center Services，1994）。

目前，香港青少年服务主要由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学校社会工作队及外展社会工作队提供（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提供多样化的服务以满足青少年各方面的需要。该中心整合各种资源，采用多元化的服务模式及手法提供了大量的辅导、支援、社教化及培养社会责任及发展潜能的活动。儿童及青少年中心以鼓励儿童及青少年参与有意义的活动来以促进他们的个人发展为宗旨，学校社会工作服务的目的则是帮助那些在个人、家庭、人际关系及学校适应等方面出现困难的学生，使他们能够把握学习机会，发挥潜能，及加强他们与家庭、学校及社区的联系。外展社会工作服务队提供的是通过外展手法接触较少参与传统青少年中心活动、且容易受不良影响的青少年，为他们提供辅导与指引，该服务由 2001 年开始增设深宵外展服务，且该服务的社工配备车辆及流动电话，为深夜在外流浪而有服务需要的青少年提供援助。除了以上四种服务之外，社会福利署及非政府机构还为残障青少年提供日间训练与职业辅导服务、住宿服务及社区支援服务等，使他们能融入社会；同时，也通过社区为本的康复服务及院舍服务，协助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成为奉公守法的市民（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2010）。

从上述的回顾可以看出：香港青少年服务相当全面，如果以服务性质划分可分为补教性、发展性及预防性服务；以服务对象分类则包括为学生、为一般青少年、为高危青少年、为残障青少年、以及为违法犯罪的青少年提供的服务；若以工作手法分类则包括个案、小组、家庭、学校及社区，而本文提出以介入模式（intervention model）来分析及评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与现状。原因在于介入模式不但考虑青少年的实际需要，更从较高层次的价值观及理论体系出发，还借鉴了实证科学的研究结果，提出了一整套操作实务，为青少年工作者提供行动方向、目标、手法和技巧方面的指引（Edginton, Kowalski, &Randall, 2005），可谓理论与实际并重。

二、青少年服务的三种介入模式

（一）辅导及治疗模式

辅导及治疗模式来源于西方精神病学、心理学及辅导学。这个模式主要帮助因精神健康、情绪、行为及关系问题而对其生活及成长产生负面影响的青少年，目的是找出这些问题的起因及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Lee, 2005）。辅导及治疗模式包括了心理社会治疗模式（psychosocial therapy model）、问题解决模式（problem-solving model）、行为矫正模式（behavior-modification）、以及危机介入模式（crisis-intervention model）等等（Butrym , 1976）。一般来说，辅导及治疗模式是以个别青少年及处理问题为本的。除了个案工作之外，社会工作者也运用不同的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为青少年提供小组及家庭辅导。

（二）发展模式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发展模式强调青少年工作的目标不单是减少或预防问题的发生，而是着重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帮助他们茁壮成长，使他们能准备就绪以成为有贡献的成年人（Hamilton, Hamilton &Pittman, 2004;Pittman, Irby & Ferber, 2001）。社会工作者为青少年设计及提供全面的培训计划以培育青少年的发展资产（developmental assets），包括促进与他人联系、提升抗逆能力、促进社交能力、情绪效能、认知能力、行为效能、道德效能、培养自决能力、提高自我效能感、订立明确及正面的身份认同、建立目标和抉择能力、认可正面行为、加强亲社会行为及助长亲社会规范等（魏雁滨，2009;Cheung&Ngai, 2004）。由此可见，正面发展模式是以青少年发展为本的。

（三）充权模式

除了发展模式，近年来越来越多学者及前线工作者主张以充权模式制订青少年政策及提供青少年服务（Ngai, 2006;To, 2007, 2009）。与发展模式一致，充权模式认为每一个青少年是有成长和改变的能力，但前者却忽略了现存的社会结构与权力关系如何剥削和压制了青少年的发展，特别是资源匮乏的一群（赵维生，1999）。充权模式主张与青少年建立一个伙伴关系，协助他们发展潜能、保护自己的权益、争取应得的资源、倡议政策的改变，最终目的便是共同建构一个有利青少年成长的社会环境，因此其核心理念是以改变所有青少年（尤其是弱势者）身处的社会环境为本（魏雁滨，2009）。

以上三种模式的核心理念、目标及介入取向虽有不同，但它们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换言之，关注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不代表会忽略他们的发展需要及社会环境对他们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这三种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有着密切的关系，可谓缺一不可。要知道，不论是青少年的个人问题、他们普遍的成长需要，还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不公，均会令青少年在生活上和成长上面对不同程度的压力和危机。若这些压力和危机未能得到有效的疏解，长此下去，便会令青少年产生对社会的不满，因而导致反社会行为的出现，以致危害社会的稳定。此外，当青少年被困在问题与不利的环境之中，他们的人力、社会及文化资本便得不到有效的培育与发挥，因而窒碍了其个人与社会整体的发展。再者，青少年的活力与创新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若在制订社会政策和筹划社会服务时多吸纳青少年的意见，则相关政策与社会服务便能更紧贴时代的脉搏、也得到更广泛的社会支持，这对社会改革有长远的裨益。

如前文所述，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制度化迄今已有三十多年，政府及民间社会福利机构一直携手合作以不同的介入模式回应青少年的问题及需要，以下将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三、从介入模式分析香港青少年服务的发展

香港青少年服务从着重提供个人辅导与治疗，发展至今日这种通过不同的介入模式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状况，反映了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多元化及全面化。值得留意的是，不同的介入模式在香港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历程中并不是此消彼长的，而是每一种介入模式皆是青少年服务不可或缺的一环。

（一）从辅导及治疗模式来分析

辅导及治疗模式从上世纪 70 年代开始是香港青少年服务模式的主导，这可从两个方面来分析。首先，个案工作一直是学校社会工作及外展社会工作最主要的服务范畴。正因这两种服务以个案工作为主，一线工作者不断应用及改良各种辅导及心理治疗方法以帮助困惑在不同问题中的青少年，这从青少年服务机构所出版探讨青少年的问题行为及个案工作介入手法的书籍可见一斑。（基督教香港信义会社会服务部学校社工组，1993；香港明爱学校社会工作服务，2002）。除了个案工作外，小组辅导亦是青少年工作者常用的介入策略（Ngai, 2004）。另一方面该模式也可以处理问题为本开展青少年服务，这说是当社会上出现新的青少年问题，政府及社会福利机构便会合作研究及开展新的服务以协助受这个问题影响的青少年（Lee, 2005）。举例来说，近年滥用青少年精神药物的问题备受关注，政府便资助七间社会福利机构设立滥用精神药物辅导中心以回应这个问题（Social Welfare Department, 2010, To & Chan, 2009）。

（二）从发展模式来分析

尽管学校社工及外展社工都倾向把个案工作当成最重要的服务范畴，但他们也有筹办一些小组及大型活动来预防青少年问题的出现及促进青少年的心理、智能、社交等方面的正面发展，而儿童及青少年中心和综合青少年服务中心更是以青少年的全人发展及正面发展为主要服务目标，通过设计、提供不同的培训计划以协助青少年健康成长。事实上，研究显示了青少年参加这些活动后能发挥潜能、关心社会、支持社群融和、明白其公民责任等（Ngai& Cheung, 1999）。由此可见，发展模式明显以较宏观的角度看待青少年的成长，着重培育青少年的潜能发展，因而越来越受到重视。当前，香港赛马会慈善信托基金拨款四亿港元，与教育局及社会福利署协办一项为期四年的“共创成长路”青少年培育计划，这个计划便是引用了发展介入模式（石丹理、马庆强，2007）。

（三）从充权模式来分析

相对于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在香港以充权模式提供青少年服务仍属起步阶段。虽然越来越多一线工作者运用充权模式服务青少年，尤其是处于弱势者如新来港人士及女性等（香港中华基督教会，2002），但大部分属试验性质及较小规模。不过，有研究显示学校社会工作服务及外展社会工作服务虽以个案工作为主，但仍能借着不同方法实践充权，包括：个人层面———令青少年重新肯定自己的能力以面对生活挑战及争取其权益；人际层面———与青少年身边的重要人物合作以维护他们的权利及社会公义；学校及社区层面———与青少年一起倡议改善学校政策与社区环境、以及动员社区资源以促进青少年的发展；制度层面———在教育界及青少年服务界扮演倡导者角色（Ngai, 2006, To, 2007, 2009）。

这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起着重要的功能。前文提及香港社会于上世纪 60 年代开始较快发展，在这个阶段，如果社会问题丛生，**频繁，便会令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当时的青少年文化水平不高，但精力充沛，活动力强，往往成为犯罪及反社会行为的主力军。面对这种情况，严刑苛法并不能解决问题，也许会激起他们更大的反抗，而聆听他们的需要、协助他们渡过困境才是有效之策。当时香港政府通过提供普及教育与青少年服务，大大抑制了青少年对社会不满的现象，并帮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投入社会，令社会渐趋和谐与进步。

然而，只靠提供补救性及预防性的青少年服务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并不足够。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因经济起飞而发展为一个制造业中心，其后又发展成为亚洲金融中心，社会对人才非常渴求，同时亦需培训有能力、有干劲及有承担的下一代接班人，加上全球化及经济转型的时代趋势，香港需要大量优秀人才以开拓新的发展方向，因此培育青少年成为杰出领袖，协助他们积极装备自己、发挥潜能、对社会承担及具备国际视野的时代责任可谓刻不容缓（Ngai, Ngai&To, 2007），而能帮助青少年解决问题并不等于能令他们有足够的准备为社会持续发展作出贡献，所以，青少年服务须从个人及问题取向扩充至以所有青少年及发展为本，这也是发展模式的要旨。

再者，即使香港社会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已趋繁荣，但是仍然有一群处于弱势的青少年受到社会不同方面的排斥，他们作为公民的权益亦未受到足够的保护。来自低收入家庭者、失业者、新来港人士、学习困难者、身体残障者及有精神健康问题的青少年往往未能获得足够的社会资源去改变他们的命运，社会标签亦令他们出现偏差的自我认同。充权模式的青少年服务正是回应这些青少年的需要。一个和谐与进步的社会不单能促进经济发展，更须维护社会公义，鼓励社会共融，这也是香港青少年服务继续发展的方向。

（四）三种介入模式与青少年服务发展的关系

如上所述，这三种介入模式有着不同的要旨，因此其介入目标也有所不同。它们分别着重协助青少年解决个人问题、培育青少年发展潜能、以及与青少年一起谛造有利成长的社会环境，所以总体而言三者在构建和谐及进步的社会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如下图所示）。

前文提及三种介入模式对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同样重要，而近年来，备受重视的充权模式更能补充辅导及治疗模式与发展模式的不足之处，尤以如何提升青少年在个案服务及发展性活动的参与程度为甚。首先，传统的辅导及治疗模式往往在不知不觉间含着一种假设，就是视青少年为有问题者，而服务提供者则拥有专业知识和能力帮助青少年解决其问题。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容易令一线工作者忽略青少年对自身处境的理解及其持有的内在与外在资源（To, 2007）。透过引入充权模式的个案服务，社会工作者能提升青少年在接触阶段、需要界定阶段、介入阶段及结束阶段的参与，并在此过程中与青少年一起发掘其强处，以及确认其解决问题、满足需要、自我成长及面对周遭环境的能力（Lee & Charm, 2002;Ngai, Cheung, Ngai, 2007）。

另外，充权模式与发展模式均重视青少年的全人成长（holistic growth），同时也致力鼓励青少年参与社区服务，关心社会。然而，充权模式认为青少年不单是参与活动者，更可以与志同道合的朋辈一起筹划、设计与举行不同种类的活动。事实上，互助小组及自助组织在香港越来越流行（Ngai, Cheung, &Ngai, 2009），其着重提升青少年的社会资本、互相协助解决问题、以及建立社会网络来面对环境的急速变化。一线工作者也从活动或组织主导者慢慢变为促进者及辅助者，从而使青少年在活动过程中获得更大的益处（To,2007）。由此可见，充权模式的出现，提醒了运用其余两种介入模式的一线工作者增加青少年在个案、小组及活动过程中的参与，从而使青少年服务发展得更健康与更全面。

四、结语

青少年是未来社会的栋梁。在成长的道路上，他们需要指引、关怀与支持，这样才能让他们能跨越逆境、肯定自我、自强不息、追求积极的人生。面对着社会急剧的转变，他们需要培育、鼓励和给予机会，这样才能让他们发展成为独立、成熟、负责、及对社会有承担的新一代公民。香港青少年服务一直朝着以上的方向迈进，政府与民间社会福利机构透过协调与合作，运用不同的介入模式使青少年服务趋向多元化及全面化，从而协助青少年成为社会宝贵的资产，也成为构建和谐与进步的社会的新生力量。

第五篇：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从志愿服务组织看香港NGO服务管理模式

王晔

[摘要]香港NGO的繁荣发展与其历史文化渊源及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其深远的公益慈善理念、健全的法律体系、专业的服务社会模式、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方式、灵活的培育管理措施等均值得学习借鉴。从目前的培育管理制度看，香港NGO的发展也存在一定问题，比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缺乏长期规划和有效延续、NGO专业人才流动性较大、董事会选举存在“有限民主”、财政“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弊端显著等。因此，在学习借鉴共性原理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内地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性，从自身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扬长避短，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本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

[关键词] 香港；NGO；服务管理

香港具有历史悠久的公益慈善文化，在本土社会核心价值理念的薪火相传以及“小政府、大社会”管理体制的催生培育下，逐步形成了蓬勃的志愿服务生态。20世纪80年代以来，公益慈善及社会服务向专业化发展，大量非政府组织（NGO）应运而生，目前已成为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的重要主体。据统计，全港超过90%的社会福利服务由NGO提供，每年服务人次超过9010万人，每年动员志愿者（义工）服务时数超过8700万小时，全职工作人员超过60300名（包括注册社工8996人）。从相关公益志愿组织考察实际看，香港NGO具有其独特的服务管理模式，对于内地社会组织培育管理工作也颇有启迪。

一、完善的法律框架及简单灵活的注册制度

香港从事社会福利服务的慈善服务团体主要包括三种类型：一是本地传统的慈善组织，如东华三院、保良局和街坊会等；二是教会及传教士支持的服务组织，如明爱和基督教家庭服务中心等；三是由专业人士（尤其是社会工作者）组成的服务特殊团体的组织，如服务青少年、家庭、残障人士、吸毒人员的协会等。从这些组织的登记形式看，香港NGO的认定主要侧重其服务性质而非登记模式，所有NGO均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成立并取得法律地位：一种是按照“社团条例”在香港警务处登记注册为非营利社团（注册手续比较简单，成功率高达98.5%）；另一

种则是按照“公司条例”在香港公司注册处登记注册为有限责任公司。大多数NGO为避免承担无限责任，都会选择注册为有限公司，再向税务部门申请成为“慈善团体”，取得免税资格。税务部门则根据“税务条例”、“印花税条例”、“遗产税条例”和“商业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对从事救助贫困、促进教育、推广宗教和其他有益于社会而具慈善性质的团体进行税务豁免资格的认定，被认定为“慈善团体”的组织将享受经营收入免税、专款捐赠扣税等相关税收优惠政策。

二、健全的政社合作机制与购买服务制度

（一）明确的政社分工

香港特区遵循“小政府、大社会”的管理体制与发展模式，政府与NGO分工明确。在社会服务提供方面，政府部门主要负责制定服务政策、拟定发展路向、提供资金支持、监察NGO服务表现、提供一小部分社会福利服务（如集中社会保障及紧急救济）等；而NGO作为90%以上社会福利服务的提供者，需按照既定政策向市民提供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维持社区照顾等社会网络，并协助政府制定政策及策划服务、向政府反映服务需求及服务使用者的意见等。

（二）不断变革的资金扶持和购买服务制度

香港政府和志愿服务组织早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已建立伙伴关系。六七十年代，政府开始以“酌情津贴”的方式资助志愿机构，弥补机构资金来源的不足。80年代，政府财政资金充裕，对志愿服务组织实行实报实销的“标准成本资助制度”，也就是说，NGO的服务项目如要接受政府资助，其人员编制、工资薪水、单项服务投入都必须严格按照社会福利署的规范、标准来做，NGO专职社工的薪酬与社会福利署公务员编制的社工挂钩。

2000年后，随着香港社会服务的日益完善，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政府对NGO的资助模式也发生重大改革，开始实行“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即政府向机构每年的拨款以员工的中位数计算，如有盈余，机构可以保留，但同时机构亦要负担可能出现的亏损，政府不作“包底”。政府所有新的服务都需以公开投标的方式决定服务提供者，每一项受资助的服务都需由社会福利署（拨款者）与NGO（服务承办者）签订“津贴及服务协议”，而政府对NGO的人员编制、薪酬水平不再作严格要求，只对其服务效果进行评估和考核。“整笔拨款资助计划”给予NGO更大的发展自由，有利于提升服务效率和灵活调配资金，也为NGO带来较大的筹

资压力。但从总体上看，政府资助始终是香港NGO生存发展的最重要资金来源。据统计，香港社会服务团体主要收入来源中来自社会福利署和其他政府部门的占47%；2011—2012年，政府对NGO的补助达90亿元；2012—2013年，政府对NGO合约服务的津贴达113.6亿元，占整体社会福利开支的26%。

（三）完善的评估监察制度

为确保公众获得优质的社会福利服务，加强福利服务的问责性，社会福利署和受资助机构从1999至2000起，分三年逐步推行服务表现监察制度：一是签订津贴及服务协议，列明双方责任、津贴基础、服务质量标准和成效标准等内容。二是制定基本服务规定和16项服务质素标准（SQS），列明服务机构应当具备的质素水平。每项服务质素标准均有一套“准则”及“评估指标”说明，服务机构可以根据要求，以合适的方法应用于个别服务类别或服务单位中，以符合所有服务质素标准的要求。三是开展服务表现评估，根据基本服务规定和服务质素标准，服务机构每年向社会福利署提交自我评估报告，社会福利署根据有关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以定期检查、突击检查、面谈、实地探访、向服务使用者调查等形式，对服务机构进行评估探访或实地评估。

三、权责明晰的内部治理结构

NGO良好运作和规范发展的关键在于权责明晰、制衡有效的法人治理结构。由上述可见，社会福利署对志愿服务组织的管理主要体现在资金扶持、操守引导和分析评价等方面，较少直接干预其运作及服务的提供，因此，NGO的自律自治显得更加重要。从共性角度看，香港NGO的内部治理架构主要包括三个层面：

最高层为董事会（董事局或理事会），主要由会员于周年大会选举产生，董事会成员为非受薪、非执行的独立人士，多为专业人士、公众代表或其他服务代表（如律师、商界、学者、具备筹款技能人才等），旨在有效监察及督导机构运作。受薪的管理层可以列席会议，但通常没有投票权。董事会对NGO的日常运作的参与相对较少，对管理层赋予一定的自由度和独立性，其主要职能包括审批计划、制定长远目标及策略；审批财政预算、与管理层一同进行筹款；对管理层提出的建议作最后决定；招聘总干事或行政总裁等。

中间层为管理层，主要由总干事（行政总裁）领导的专职管理人员组成，其主要职责是编制工作目标、策略及报告；编制财政预算及报告、监察财政支出；草拟计划书、建议书；发展新服务、监督服务质素；招聘员工、督导员工表

现等。

基层为专职行政人员，包括专业社工和行政服务人员，主要职责是根据工作目标完成具体项目任务，组织义工或直接面向服务对象提供社会福利服务等。

从个性角度看，不同类型的NGO，其治理结构也有差异。如有些NGO根据需要设置了管理委员会，管委会由董事会、管理层、基层员工、志愿者、社区或受益人中的代表组成，职能与董事会有很大不同，主要是反映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起到沟通与桥梁作用。不少NGO还设有内部监管系统，如收支系统、人事管理系统、志愿者管理系统等，以管理机构的日常运作，并通过培训提升机构的管治水平。这种治理结构层次鲜明，分工有序，同时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对于提高服务效率，加强内部制衡具有显著作用。

四、启示与思考

从学习考察情况看，香港NGO的繁荣发展与其历史文化渊源及社会制度的特殊性密切相关，与当地公益慈善和志愿服务价值理念的深入人心相辅相成，也是公民社会高度发展的产物与象征，其深远的公益慈善理念、健全的法律体系、专业的服务社会模式、广泛参与的志愿服务方式、灵活的培育管理措施等均值得我们学习借鉴。从目前的培育管理制度看，香港NGO的发展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也存在不少问题与桎梏，比如社会福利服务项目缺乏长期规划和有效延续、NGO专业人才流动性较大、董事会选举存在“有限民主”、财政“整笔拨款资助计划”弊端显著等，因此，在学习借鉴共性原理的同时，更应该把握内地社会组织发展的特性，从自身实际出发分析和解决问题，扬长避短，探索一条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的本土社会组织培育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