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第一篇：《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走向世界丛书》是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出版，１９８６年出齐了第一辑３６本的一系列丛书。它摘选了中国近代多人的亲历西方或日本的记述，并在１８４０－１９８０的１４０年中挑选了极为特殊了前７０年，十月革命前的七十年。后七十年的的历史是极为复杂，互相交融，前后徘徊的，也是已经相对成年的；而前七十年的历史则从“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开头开始，近乎于单线发展，易于跟踪，且意义重大。这七十年，是生死存亡的七十年，是脱胎换骨的七十年，是寻找救命药的七十年，是追寻真理的七十年。

作者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的序言中说道，“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就是他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李侃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说，“中国近现代史，究其主流与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救亡图存”因为国门被撞开，“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规模从外国提取生存经验。中国近代史，与中国从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部紧密与外国相连的，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历史。对西方的学习，如空气一般，浸入了中国近代的每一寸肌体。

一、当世界走向中国

钱钟书序文里说，“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是破门跳窗进来。”每每当我读到此处，我都陷入深深的如果论：如果，如果当初中国大步迈向了世界，正如当时西方诸国无处不抵的航船，世界的历史，又会被怎样的重写？中国为何迟迟没有走向世界，非得先等世界破门跳窗而入？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曾想，以唐太宗的智慧与眼界，以开唐盛世的开放文化环境与文明交流，都没有人意识到“他国”也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如果唐太宗没有意识到，那么古代中国上下五千年，再没有人可能意识到。中国的封闭，难道是血脉里注定的宿命，再没有人能打破？

距离，只对突破了她的人存在意义。中国大陆与日本岛之间的险海，对日本人来说是求知路上的风浪与与生命的考验，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天堑。黄遵宪１８８７年写《日本国之自叙》还说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可不谓狭隘与？”如果中国自古对于如此近邻都是这样态度，又怎么能指望他走出去看世界？

林鍼作为最早游览西海者之一，他回乡后写下的游记收到的评论不过是恭维他的壮游，欣赏他的艳遇，或大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因为“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基本道德信条，他不得不附言一篇来表孝心。所有人的评论中，竟只有一位妓女有一句“思乡不羡寄居虫”有着过人的才识。

郭嵩焘曾比较过西方与东方的伦理观念，他说“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

无责于人”是一种内向而保守的文明；“耶稣为教主与爱人”是一种外向而进取的文明。然而我却有不解：既然自足，又何必“慎独”？即是外向，又为何不向外索取只向主？上学期我的思修老师曾说，中国的儒教文明若真能成为一种宗教就好了，那么便不会有人意欲随意篡改它，外国文明也不得不看在宗教自由，宗教的神圣性上尊重。然而我却庆幸这一点，中国文明没有成为宗教，因此它有不竭的更新力与吸收力，它的生命力从古至今。

钟叔河在本书最后中说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明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在这一点上说，到清朝末年，官方统治思想连带统治者已经完全僵化，必临一死；而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依然保有他不竭的活力，并且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开出了一朵特殊的花。

二、自我定位的颠覆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中国缺乏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平等打交道的经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Ｔｙｌｅｒ Ｄｅｎｎｅｔｔ 评价过的“在东方政治经济学上只有两类国家——进贡国和收贡国。”要么是天朝上国国威远播，八方夷狄年年进贡贺朝，要么是夷狄侵中土，朝廷向番邦输款乞和。

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学习外语的从来都是卑微的边境商人，极少有官方令使者学习语言。远方国家到王朝朝拜，需要九重重译，但中国从不觉得不方便，相反当作是一种排场。粗俗的商人当做翻译，也并不觉得有可能不大合适。在清朝少数民族统治，满蒙联盟的背景下，总算是皇帝也要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然而这并没有使中国更开放些。在清朝末期与多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译官也多是被瞧不起的。中国的政治核心集团，从来没有把与他国的外交看做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这与西方诸国王室通婚的传统，与王室成员精通多种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别。

乃至十九世纪中期，外国人已经逼近了家门口，与外人打交道再也躲不过的时候，中外双方净值不能正常通使节，而不能通使节的原因，竟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三拜九叩礼。这个礼仪把外国使节挡了那么多年，一方面让人笑话不已，竟迂腐成这样，但其实一个礼节里，透漏着很多信息。中国皇帝不能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坚定信仰受到打击，而正是这样的夜郎自大。自大的后果自然是受到打击，直到不得不接受的时候，接受的就不只是一个降面子的见面礼了。等到中国人终于想起来主动通使节的时候，长期鄙视蛮夷的心理导致对于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地了解，竟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使节，不得不让美国人蒲安臣代为担任。一个国家的使节竟不是本国人，只是怎样的可悲？

马克思曾经评价鸦片战争是说“甚至是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因为“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当然是如此。然而我们也不禁反思，中华民族的美德，真的被发挥到了实质么？奕诉曾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读中国狃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雪其耻乎？”在这时，中华民族谦逊好学的美德哪里去了，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哪里去了？我们看不到中华民族，只看到了一个狂妄自大，打肿脸充胖子的怪胎。

三、灵魂到物质的开放

正如最初的中国人把外国人的一切都成为“奇技淫巧”一样，若读最初的中国人游外记，那感觉活脱脱像古代的志怪小说。那些文化水平并不太高，社会目光并不深远的游者，只满足于记录新奇的器物，新奇的风俗，连出访考察，都并不比出游多出些什么来。当然，这是一个人最直接的感受。连孙中山当初1878也说过“ 始见舟轮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真正邻略到西方比中国强的地方，则是很久以后的事。郭嵩焘到英国时，发现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不过数百人，全是学海军的。而同时期日本在英留学生却清楚地知道“兵法末也，各种创制，皆国之本也。”中国人当时的视野可见一斑。

志刚一句“炮大船坚，不如此言”，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不少反响。他说“是国家之安危，未有不系于民情之爱恶也。”“因布人妇有爱其君主之言，而其君已能取威定霸于欧洲。”“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而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民主治国的思想的学习，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步。

中国从来都以尊古为骄傲，然而志刚对此也作出了质疑，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神化古代，而这真正的作用是让我们忘记古代的表与里，寸步难行。“国人皆通呼之。„„因思讳名之典，始于中古；特为子孙自敬其先人，非欲其祖父之名没而无称也。故《记》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及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之说。西国不讳，亦犹行古之道欤？”这样的反思，已经大大脱出了当时社会的束缚，通过考察别人，认识到了真正的自己，这样的发现，才能让中国重生，脱胎换骨。

从郭嵩焘开始，算是有人真正意识到了当时清朝的腐败政治无可救药。他考察西方，深刻的感受到了“公理”儿子无处不在。严复曾对他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理在此一事。”郭回复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未艾也。”公理二字，本是中国的骄傲，然而此时，公理却在西方。

“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是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亦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民主之火在中原一旦燃起，便只能在人们心中越燃越旺。虽然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但民主，从此变成不灭的希望。

四、鲜活的人物走过

这么多的人物中，打动我心灵的很多，但我只写两个罢。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句法国诗人缪塞的诗句，被作者钟叔河用作为后记之文。真的不能搬别人扼杯喝水么？其实也不尽然。不过有那么一点洁癖，就不大容易随大流而去了。

容闳因时代与命运遭遇不通中学，然而这并不能是它的光芒减少一丝一毫。当他孤身在美求学时，美国教会提出赞助但要求他毕业后做教师传道，他立马拒绝。“予虽贫，自由固所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年纪轻轻的容闳，不是只用“爱国”就能形容的。要知孙中山也曾变通而申请并获得了美国国籍。他不畏贫穷，重视自己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一诺千金。人穷则见其志坚，这样的精神，怎是一个感动了得？

英国H.N.Shore曾评论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代代传承的精神不变，就不怕任何外装的艰难险阻。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愿其力量伸展之日，就在不久的明天！

第二篇：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第三篇：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报告（范文模版）

《西方政治思想史》读书感悟

摩根索指出，政治，是追逐权力的斗争。无论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它的直接目标。吕亚力曾说过：欲彻底了解和评估政治上的重要大事的现象，必须基于对政治思想史的正确认识。一本良好的西方政治思想史是国内读者迫切需要的。因此，作为一个政治专业的研究生，必须要具有通晓中外政治思想的能力以及开阔的视野，作为初级读物，我选择了徐大同主持编著的《中外政治思想史》作为专研国际政治学的开端。整整一个学年，静下心来浅读了一下徐大同老师主编的《西方政治思想史》系列。读的过程中遇到很多不懂，借着查阅其它资料，对于这一套书有了浅显的认识，第一部分：前人研究成果、内容及观点

本书是以西方二千五百年来最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为主题，加以活泼流畅的阐释。它是一部见解和写法都与众不同的政治思想史，上起古希腊，中经近代国家的演变，美国的启蒙运动，到自由主义的兴起及自由主义激起的各种反动„„一应俱全，蔚为大观。它激荡着思想的声音，闪烁着智慧的光芒，使读者在思考挑战的刺激中，洋溢着捧卷玩味的乐趣。本文将从《中外政治思想史》这五卷书分别描述的不同的时期中简单陈述每历史阶段的主要内容以及我对每一个时期内政治制度的理解与感悟。

第一卷包括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时间跨度大约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476年，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普罗泰戈拉、安提丰、德谟克里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壁鸠鲁、芝诺、克吕西波、安提斯泰尼、第欧根尼、波利比阿，潘尼提乌、波塞东、卢克莱修、西塞罗、塞内卡、爱比克泰德、奥勒留、查士丁尼等。

第二卷：对西方中世纪(5―15世纪)政治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系统的梳理。重点介绍了教父和奥古斯丁、格拉修斯、罗马法学家和布拉克顿、索尔兹伯里的约翰、阿奎那、埃吉狄厄斯、巴黎的约翰、但丁、萨索菲那多的巴托鲁斯、布鲁尼、马西略、奥康的威廉、库萨的尼古拉、福特斯库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三卷分15-16世纪、17世纪、18世纪三个历史时段，重点介绍了马基雅维利、路德、加尔文、布丹、阿尔色修斯、格劳秀斯、胡克、弥尔顿、哈林顿、雷布斯、斯宾诺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潘恩、杰斐逊、休谟、柏克、康德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四卷：19世纪至二战，依据资本主义发展的型态分为两编，主要研究了19世纪初至二战西方政治思想的演变，重点介绍了边沁、詹姆斯・密尔、洪堡、贡斯当、托克维尔、黑格尔、孔德、斯宾塞、狄骥、约翰・密尔、马克思・恩格斯、格林、霍布豪斯、博赞克特、霍布森、罗素、威尔逊、古德诺、杜威、尼采、莫斯卡等人的政治思想。

第五卷主要研究了二战以来西方政治思想的发展和演变，重点介绍了波普尔、阿伦特、达尔、罗尔斯、哈耶克、奥克肖特、伯林、弗里德曼、诺齐克、阿隆、萨托利、沃格林、贝尔、尼斯比特、麦金太尔、马尔库塞、弗罗姆、萨特、列斐伏尔、阿尔都塞、哈贝马斯、利奥塔、福柯、德兹勒、罗蒂、马利坦、奥尔森、布坎南、李普塞特、达伦多夫、伊斯顿、阿尔蒙德、派伊、英格尔哈特、亨廷顿等人的政治思想。

这里以主要思想家的思想为脉络，而不完全以书本的体系，总结了我对于读完这本书多获得的整体感知。不过很明显，我这里不可能把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能说得清楚，也只能凭我的一点理解断章取义了。

1、柏拉图（古希腊），主要著作：《理想国》、《政治家》、《法律篇》

柏拉图认为，国家应分为三个等级：统治者（哲学家）、辅助者（军人）和生产者，如果一个城邦中的统治者拥有智慧、军人勇敢、生产者懂得节制，且各个等级各司其职、分工互助，这个城邦就实现了正义。由“哲学王”治国是柏拉图的理想国的一个根本。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他也赞同“美德即知识”，所以，能把握“理念”和事物本质的哲学家不仅拥有高超的智慧、真实的知识，也必然拥有完美的德性。只有让这样一个哲学家治理城邦，且让他拥有绝对的最高权力，才能把城邦治理得好。在理想国里面，为了实现国家的统一强盛，就必须消灭私心，必须消灭私有制和家庭。

2、亚里士多德（古希腊），主要著作：《政治学》、《雅典政制》、《尼各马可伦理学》、《修辞学》

亚里士多德“第一个有意识地将人类知识区分为不同的学科领域，使政治学成为独立的学科„„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政治学的开山鼻祖”。（P59）他的目的论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定的目的，都是为了完成某种善业。家庭组成村社，村社组成城邦，所以，作为最高最广的组织，城邦的目的是“至善”。没有城邦，村社和家庭以至个人都失去了意义，就像种子只有成长为大树才有它的意义一样。由此，他有一句名言：“人类自然是走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P52）也有人译为：“人是天生的政治动物。”它将政体分为：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这三种政体都服务于城邦的公共利益，它们的反面分别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平民政体，这三种政体只为掌权者的私利服务。在他设计的理想城邦中，他提倡一种有限制的私有制，并认为奴隶制是城邦的基础；根据他的中庸思想，他认为城邦由中产阶级掌权比较好，因为他们相对于富人和穷人都会不那么怀有强烈的偏见；另外，他非常强调法律的作用，认为普遍的正义就是守法。

3、斯多葛派（又称画廊学派）（古希腊）

斯多葛派开创了西方的自然法传统，他们认为，宇宙是受一种普遍法则支配的统一整体，这种法则或者说理性就是自然法。作为整个宇宙的一部分，人的本性与自然法是一致的，服从自然法就是服从自己的本性，或者说，人与上帝具有共同的理性。由此，他们极力推崇人内在的精神自由，认为这种自由与人的外在境遇无关，只要人“按自然生活”，服从自然的理性（也就是他自己的本性），他就是自由的。所以，“恶人无论有多少财富，多大权力，他也处于受奴役的状态；而有德行的人即使一贫如洗，身陷囹圄，也仍是自由人。”（P67）根据他们的自然法思想，他们认为所有人都是从神那里流溢出来的一部分，是神的儿女，相互间是平等的。

4、西塞罗（古罗马），主要著作：《论共和国》、《论法律》

西塞罗对国家有一个著名的定义：“国家乃是人民之事业。但人民不是人们某种随意聚合的集合体，而是许多人基于法的一致和利益的共同而结合起来的集合体。”（P74）在政体理论上，他认为最好的政体是由君主政体、贵族政体、民主政体结合而形成的适中的混合政体，这种政体结合三者的优点而能避免各自的不足，因此具有一定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不易败坏。关于法的理论，他承袭了自然法的思想，认为自然法具有高于一切人类立法的权威，是判断正义与非正义的标准，是衡量人类立法和人类行为的准则，那不符合自然法的法律不是真正的法律。（P76）他认为所有人都具有共同的理性，都是自然而平等的。

5、托马斯·阿奎那（1225~1274）（中世纪），主要著作：《反异教大全》、《亚里士多德〈政治学〉诠释》、《神学大全》、《论君主政治》

阿圭那试图调和理性和信仰的矛盾，引进理性和经验的因素来证明神学理论。他将人的理性看作上帝的创造物，但是人本身靠理性是无法认识上帝的，而只有靠上帝的启示，所以理性应服从信仰。而且由于国家是人的理性的产物，而人的理性来源于上帝，所以从根本上说国家是上帝的产物。由此，他论证了教权高于俗权，罗马教皇有权感化、限制以至废黜暴君。他把法分为永恒法、自然法、人法和神法。永恒法是上帝的理性，是整个宇宙的规则；自然法是上帝理性在人类理性中的体现；而人法即为国家的法律；神法却教会法、《圣经》。他论证说，人们依靠理性（自然法）并不能认识上帝，而必须借助神法的指导。

6、马斯雅维利（意大利），主要著作：《君主论》、《论提图·李维的前十卷》、《论战争的艺术》、《佛罗伦萨史》

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马斯雅维利是第一个用权力政治观来解释政治、注重统治术的思想家。他曾说过：“谁打算预见未来，就必须研究过去，因为人类历史事件总是和过去时代的事件相似。情况之所以如此，那是因为人的所作所为，一直是，而且将来也是由于人类相同的种种冲动的刺激，所以必然产生相同的结果。”（P127）由此，他依据历史，观念人性，解释政治。他的人性观总体上倾向于性恶论，由此提出一句名言：君主应该“像狮子一样的勇猛，狐狸一样的狡猾”。

7、让·布丹（法国），主要著作：《国家论六卷》

布丹是近代主权学说的创始人，它把主权定义为“超乎于公民和臣民之上，不受法律限制的最高权力”。他认为主权有和永久的性质，绝对性是指它的至高无上、不受限制和不可分割。

8、胡果·格劳秀斯（荷兰），主要著作：《战争与和平法》

格劳秀斯是国际法的奠基人，近代自然法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近代最早将几何学的演绎方法引入法学与政治学的思想家。他坚持认为自然法不依从于上帝，而是以人类本性为基础。导源于人类理性的，是自然法，导源于意志的，是人类法和神法。人类法又分为民法、国内法和国际法等。在他看来，自然法比神法更具有合理性、永恒性和普遍性。他的主权学说不仅认为对内最高，还强调主权的对外独立。关于国际法理论，他认为自然法是国际法的基础，主权国家是国际法的主体，应该按自然法的原则处理国家间的关系。而且他认为，国际法的最终目的是寻求和平，并明确区分了正义和非正义战争。

9、别涅狄克特·斯宾诺莎（荷兰），主要著作：《神学政治论》、《伦理学》

斯宾诺莎是唯物主义的哲学家，他主张哲学应该摆脱宗教的控制，认为哲学应该增加人类支配自然的能力。他从人的本性出发演绎出他的政治原则。“自我保存”就是人的共同本性，每个人都爱他自己。根据这一原则，他推导出了他的社会契约论。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的人为了避免同类之间的损伤，人们才建立了社会，而社会的基础依据一个定律，即人们任何一个情感非借一个相反的较强的情感不能克服，一个人因为害怕一个较大的祸害，可以不做损害他人的事。（P173）因此，国家要有统治一切人的最大权威，才能保护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但是他也认为国家的权威也以增进人民的福利为限。斯宾诺莎非常自由，认为“政治的真正目的是自由”。不过他着重论述的是思想自由，认为允许自由思辨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但是他同样强调行动守法。他的结论就是：“思想自由，行动守法。”

10、托马斯·霍布斯（英国），主要著作：《利维坦》、《论物体》、《论人》

霍布斯将物质的物体看作是世界的唯一存在，认为一切物体都按照一种必然的因果规律运动着。（P194）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利己的、欲望是无限的。在自然状态中，由于人人都是平等的，人们由于利益上的竞争、对他人可能伤害自己的猜忌、对名誉的追求会导致人们相互之间残酷的争斗，最终形成人对人就像狼对狼一样的战争状态。这样，人们为了摆脱这种“自然状态”，都约定把自己的全部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些人组成的会议，从而组成国家。他认为人们交出权力之后就不能收回也不能背叛，主权者是至高无上、不受限制且不能分割的，但要受契约宗旨的限制：即人们达成契约的目的是为了保存生命。霍布斯认为，除了法律限制以外，个人享有一切行为的自由，并将经济生活的自由看作是人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11、约翰·洛克（英国），主要著作：《论宗教宽容》、《政府论》上下篇、《人类理解论》、《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

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中阐述的唯物论的经验论是他研究社会政治问题的理论基础，他认为理性是人自身的产物，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智的认识。洛克从父权方面对君权作了批判；支持政教分离和信仰自由的原则。他认为公民的生命权、自由权、财产权是自然权利，其中财产权是其它权利的基础。政府的目的就是作为一个公正的裁判者，维护公民的自然权利。他认为国家有三种权利：立法权、执行权、对外权，立法权是最高的权利，但不能超出公共福利的限度。为了防止出现政府专制的问题，他还提出了政府解体和革命的思想。

12、孟德斯鸠（法国），主要著作：《波斯人信札》、《罗马盛衰原因论》、《论法的精神》

孟德斯鸠使用历史的方法，力图以事实为根据，探寻社会、国家和法律制度的存在规律。对法的精神的阐述是他政治和法律思想的基点，所谓法的精神，就是一个国家的法律、政体、自然环境、土地、气候、生活方式、宗教、贸易、风俗习惯之间的关系的综合，它归依于理性。在他看来，只要掌握了法的精神，就能制定出合乎理性的法律，从而建立起理想的政治制度。在法的精神中，他特别强调政体和政体原则的作用，认为一国政体最终决定了该国法律的性质，只有一个好的政体才能有好的法律制度。他认为，民主制的原则是品德，贵族制的原则是以政治品德为基础的节制，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而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他还论述了自由的问题。它把自由分为民事自由和公共自由两个方面，认为政府应该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财产自由和信仰自由。他否认道德可以保证权力用于正当的目的，“一切有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P238）。为了保障公民的权利和自由，他提出了著名的三权分立学说，即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分别由国会、国王、法院执掌，三权相互合作又相互制约。

13、让·雅克·卢梭（法国），主要著作：《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论政治经济学》、《新爱洛伊丝》、《爱弥尔》、《社会契约论》、《让·雅克反对卢梭》、《忏悔录》

卢梭认为，人们生而平等，现实中的不平等都是由社会造成的。在原始自然状态下各孤立而平等的人由于私有制的确立而产生了富与穷的分野；随后国家和社会把保障私有制和确认不平等的法律固化，并产生了政府和官吏，由此确立了强与弱的分野；随着政府腐化堕落为专制政权，暴君把一切个人都变成最盲目地服从的奴隶，从而确立了主人与奴隶的分野。不平等就是这样一步步地建立起来的，而私有制是社会的万恶之源。但是卢梭并不赞成取消私有制，而是主张财产占有上尽可能地接近平等，并认为在社会中财产权是公民权中最神圣的权利。他认为人们根据契约建立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构成他们生存要素的财产、自由和生命”，如果人们建立了一个“人民主权”的国家，个人就会“以更大的力量来保存自己的所有”（P245）。

卢梭是近代西方第一个完整地提出人民主权说的人。他认为主权实质上由公意构成，且人民必须直接行使主权。法律是国家的唯一动力，是主权者意志的体现，是公意的行为。任何个人的命令都不能构成法律，人人都必须受到法律的约束，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人民主权的国家，其法律和权威具有最普遍的意义，是人民的呼声，因而总是最公正的。他认为人们服从法律就是在服从正义，“服从自己本人”，也就是自由，由此，他的公共意志理论把自由与服从统一了起来。

14、夏尔·阿列克西·德·托克维尔（法国），主要著作：《论美国的民主》上下卷、《回忆录》、《旧制度与大革命》

民主思想是托克维尔政治思想的核心内容。他通过对法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同美国政治制度的比较，指出民主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未来的社会是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他一般将民主看作是“平等的趋势”。民主政府虽然有很多优点，但也有一些缺点（以美国为例）：美国的民主法制经常是残缺不全的，民主常常在选择受托执政的人员方面犯错误，民主为“多数的暴政”埋下了种子。

关于革命的思想，他认为革命只是设法实现历史上已经准备好的东西，并建立一种新的合适的社会秩序，“使政治状况适应社会状况，使事实适应思想，使法律适应风尚”（P350）。但是，革命的破坏性也很明显。它会破坏旧制度中好的东西，旧制度死亡了，万劫不复；新的忧虑形成了，令人坐立不安，“法国大革命成为千秋万代既敬仰又恐惧的对象”。

15、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英国），主要著作：《论自由》、《代议制政府》、《功利主义》

密尔是功利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把趋乐避苦视为人的行为的唯一动机，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看作根本的道德标准。他认为“功利主义者判断行为的标准不是行动者本身的幸福而是公众的幸福，行动者必须和客观而仁爱的旁观者一样，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P376），从而减少了功利主义的极端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色彩。

密尔的自由理论也被称为“群已权界”论，因为他把划分个人与社会之间权力的界限作为他自由问题的关键。他认为每个人的自由是社会发展的条件和动力，要保障个人自由，不仅要防止政府的暴虐，还要防御习俗、多数的舆论、得势的意见等所赞成的社会的暴虐（P377）。由此，他提出了自由的两个基本条件：个人对不涉及他人的行为拥有完全的自由；个人必须对伤害他人利益的行为负责。密尔特别论述了思想言论自由，认为它不仅是反对腐败和暴政的重要保证，还是认识和获得真理的重要途径。他还认为，个性自由有助于人类智力活动和道德取舍能力的提高，是个人幸福的必要条件，并认为社会“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根源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P379），而习俗的专业和个性的丧失会压抑个人的革新和首创精神。由此，他把评价政府好坏的标准描述为两个：一是看它“促进社会普遍的精神上的进步的程度”；二是看它“将现有道德的、智力的和积极的价值组织起来，以便对公共事务发挥最大效果所达到的完善程度”（P382）。在他看来，任何政府所能具有的最重要的优点就是促进人民本身的美德和智慧。理想的最好的政府形式就是主权或作为最后手段的最高支配权力属于社会整个集体的那种政府，在较大的国度（面积和人口超过一个小市镇）里，就是代议制政府。

第二部分：对中外政治思想史的感悟

古希腊罗马时期为后世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遗产，特别是提供了多种多样的政治观、观察政治的独特视角，以及解释政治的基本立足点；．从神命政治观、自然政治观、人本政治观到伦理政治观，是一条大致的线索；柏拉图的《理想国》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政治学的学科体系，标志着古希腊的政治思想发展到了巅峰。希腊化时期，政治思想呈多元化发展态势，主要是出现了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对立。古罗马的思想家们延续了前人的思维模式，也创生了自己的共和主义思想，政治思想最终走向神事和人事的二元化。历经千年的中世纪政治思想是近代政治思想的直接源头，它包括从罗马帝国时代到中世纪末期的基督教神学政治思想、罗马法学家的政治思想，早期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观念，中世纪中后期的封建主义契约思想和政思想，中世纪晚期民族国家思想的萌芽和新兴的城市市民政治思想等。政治思想的中心问题是政教关系，表现为教权派与王权派的斗争。基督教的二元主义政治观和日耳曼人的民主法治思想是两条主线。书中将政治思想的发展融入中世纪的经济、政治、宗教、政教关系以及思想文化的变革进程中进行考察，既有对著名政治哲学家宏大理论体系的评介，也包含对广泛渗透于宗教信仰和宗教生活、政治制度和政治斗争、社会关系甚至行为礼仪中的政治观念的精心提炼和分析，展现了中世纪政治思想复杂多元的面貌和不断创新变革、推陈出新的特点。政治理论的世俗化和现代是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西方近代由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立，权利政治观取代神学政治观成为这一时期普遍的政治观，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论成为论证新政治思想的出发点和路径，自由主义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潮；同时资本主义发展所引发的各种复杂尖锐的矛盾，又造成了各种思想流派之间激烈较量。欧洲北美各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道路，又使各国政治思想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英美革命和法国革命两种范式为背景形成了以洛克与卢梭为代表的“宪政民主”与“激进民主”两种思想传统。对资产阶段革命时期资产阶级思想的继承、批判和超越是这一时期各种政治思想的主题；自由主义在这一时期活跃始终，确立了其在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主流地位，保守主义、社会民主主义、非理性主义、法西斯主义等政治思想也十分活跃，政治思想更趋多元化；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了研究政治现象的阶级分析的方法，以此探究国家的本质，开启了人类政治观念的伟大变革；政治思想更趋于实际，对政治制度和社会问题的阐释从“应然”走向“突然”，突出的表现是实证主义的广泛传播和实用主义、行为主义的不断发展。这一时期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各种政治思潮异彩纷呈，既相互冲突，又相互借鉴和渗透；同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类意识形态成为冲突的焦点。二战后，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大思潮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成为多数欧美国家的政治实践，推动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西方福利国家的建设。但福利国家政策造成的新问题，促使了新左翼激进主义的崛起和新左派运动的爆发。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危机，引发了新保守主义思潮的兴起，并且导致了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新兴思潮的涌现。进入80年代后，新保守主义盛行，左翼思潮受挫，互苏联解体，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但90年代后期，社会主义运动开始复兴，奉行“第三条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再度兴起。

第三部分：当前国际局势及中国与大国博弈方式、解决问题的方法

当今世界正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在继续深入发展。在此情况下，国际形势的变化动向，以及我国国际处境的好坏，对我国正致力的全面深化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无疑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及时了解和认清国际形势发展给我们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能使我们更好审视判断我国当前面临的整体环境，更好地理解我国加快改革调整的总体方针政策。

一、世界经济温和复苏，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未根本解决 去年以来，世界经济保持温和复苏势头，总体上走出了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目前，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恢复情况都好于预期。但世界经济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存在，世界经济的发展走上正轨还面临许多严峻挑战：

1、世界经济复苏很不均衡。

2、世界经济复苏基础仍较脆弱。

3、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方兴未艾，但引发危机的结构性问题仍未得到根本解决。

4、各国需要加紧调整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

二、力量对比变化推动着国际体系的演变，大国关系的调整更显复杂 经过国际金融海啸的冲击，国际力量板块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地位下滑，中国、印度、巴西等一批新兴国家加速兴起，新旧力量的相互挤压，推动大国关系的调整呈现更加复杂的态势。09以来，各大国的高层会晤、互访非常频繁，就当前国际重大问题及各方的利益关切展开对话、沟通。

三、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国际安全形势更显复杂 当前国际和地区安全形势总体上仍然保持缓和态势，但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也在继续交织发展，给各国政府和国际社会带来新的挑战。虽然目前大国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因民族、宗教、恐怖主义、核扩散、陆海边界、能源、粮食、互联网纠纷、气候灾害等所引发的问题明显增加，且扩散效应更加突出，成为考验各国应对能力的重大挑战。

四、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世博外交”、“亚运外交”成为新的重要平台，促进中外相互理解与信任，展示我国开放包容、热情友好的形象。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去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岐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综评

哲学与政治学学院

国际政治

郭玮（12013010403）

第四篇：《西方哲学史》读书报告（范文模版）

《西方哲学史》读书报告

斟酌再三，选择了这本书作为我的读书报告，因为就个人而言，本人对西方哲学的逻辑和思辨很感兴趣，感觉中国的哲学就少了这份严密的逻辑。而且中国的伦理学这些我们在读书生涯中都是多多少少接触了很多，所以本人难免对新的、西方的哲学伦理学这些更感兴趣一些。

说实话这本书真的很枯燥，我没有那种一口气把它读完的冲动，断断续续看了差不多，不敢说全部内容都看了，至少大部分内容我还是有点印象的。因为本人首先看过《苏菲的世界》这本更加生动有趣的哲学通俗读物，所以再看《西方哲学史》的时候还是能够看懂很多的，至少讲的某某哲学家我心头都会有所印象。其次，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作者本人的看法，经常能看到作者本人对某某哲学家或哲学理论作出评论，我的意思并不是这书因此就不好，而是要知道这点，以警惕的眼光看待罗素的评论，以后有机会或许应该看看哲学家本人的著作，看原著。

咱先不谈伦理学，就说说哲学，毕竟这是一本哲学读物，肯定能够说出很多关于哲学的话题。首先，结合本人之前看的更通俗的哲学大众读物，我更能理解相关哲学家的思想和观念。给我很大震撼的一点就是哲学就是一套理论化的世界观，就是解释世界的一种方式。我接触了哲学之后才发现原来还可以这样解释世界，还有这样完全与我本人的世界观完全迥异的世界观，而且还能完全说得过去，哲学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圆融自通，有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够说服人不是吗？真的，当我了解了另外一派的哲学观点的大致的时候，我首先的感觉就是，是啊，这样完全说得过去啊，原来还可以这样看待世界，而且我觉得也很有说服力。我们之前一直接触的是辨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在我们的基础教育中完全没有理论化地介绍其他流派的哲学，我们也无从比较，觉得世界就是那样，其他流派的哲学——比如唯心主义，就是个渣。我们的教科书里介绍唯心主义的时候，我们感觉唯心主义说的就是某人心里想要什么可以变出什么，世界只存在我的心中。我们看待唯心主义就像看待一个傻子一样，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我们辩证唯物主义也是一门很强的学说，完全没有必要这样打击对手。只是我们选择了唯物主义而已。

哲学除了让我看到了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开拓了视野以外，哲学家们的精神也深深让我为之折服。首先，哲学家和孩子是同一类人，对这个世界无比好奇，对“我是谁”、“这世界从哪里来”、“我从哪里来”这些终极问题都是充满好奇的，好奇我们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是这样，而不是像普通人一样随着年岁的增加就忘掉了这份好奇心。并且他们不满足于现成的答案，先贤或是宗教都给出了相应的回答，可是他们不相信，他们不接受现成的答案，去追寻自己的答案。可以说，哲学家们的这份怀疑精神贯穿着整部哲学史。苏格拉底不满足希腊宗教和当时的哲学给出的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偏要去找自己的理念世界；笛卡尔怀疑整个基督教对于这个世界的解释，创立自己的哲学……这些哲学家们有着整个人类文明最为聪明和智慧的头脑，我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的思想和观念流传于世，让我们更清晰的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改造世界，他们是人类文明的先锋和领路人，他们的思想引领着我们更加大步的走向世界。抱歉，我忍不住洋溢我对哲学家们的赞美之词。他们那永不妥协的批判和怀疑照亮了这个世界，他们勇敢的探索精神激励着我们。

不管正在读我写的东西的你曾经有没有受到过激励，反正我是受到了。看到了哲学家们的怀疑精神，我忍不住被传染，我的怀疑和思考的劲头也被激发出来了。我发现我对于现有的世界观、人生观不是很坚定，而且大部分都是这样被动的接受，很多都是经不住逻辑的推理，我对我的人生意义产生了怀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活。比如，我之前的人生观也是以后就毕业、找工作、发展事业、结婚生子，我以后就这样就行了。可是，我为什么要这样，我真的像这样吗？我用我仅有的人生去干这些？这无非是父母、老师、社会等潜移默化对我灌输的这些观念。我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还是很牢固的，我刚才说了，我们辩证唯物主义是一门很强的学说，可是用怀疑精神来审视我自己的观念的话我发现我原本很多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站不住脚，经不起严密的逻辑推理，我为什么要这样看待世界，我为什么会这样认为，多问几个为什么我就完全糊涂了。不是我脑子有问题，而是到最后就没有什么答案或者说就是“父母告诉我的”、“我也不知道”这样的答案。可是说读哲学对我很大一个功用就是启发民智，启发我去思考，而不是人云亦云。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好了，我们这门课既然是伦理学，读书报告虽然是哲学的书籍，我们肯定要来谈谈伦理学的。说实话，我这书看的有点马虎，伦理学的部分我现在并不能回忆起多少，虽然伦理学部分我都看了不止一遍。我真正记下来的内容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点的伦理学，而且各阶层有自己的伦理学的要求，比如奴隶主和奴隶的道德要求是不一样的。其次是斯宾诺莎的伦理学，斯宾诺莎作为一名理性主义的哲学家，他的伦理学的特点也是具有非常逻辑严谨这一特点。特别是翻开《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时候就崩溃了，伦理学也能写得像数学公式，“【命题48】……【证明】……由命题29可得……”其内容我倒没有记住多少，只记得这种证明方式了。然后是康德的伦理学思想，肯定读者都只知道康德那句著名的名言：“这世界有两件事我越思考越觉得敬畏，一件是我头顶的星空，一件就是人们心中的道德律。”按照康德的道德观念，我们现在那种做好事是为了别人报答和夸赞，或是做好事仅仅是因为社会要求这么做，这些统统算不上真正的道德。我本人也是这样认为的，待会儿我会说说我本人的道德观。就像孟子说的，人们看到一个快要掉下井的小孩都会去救，这是恻隐之心，我做这个是因为我就想去做，并不是外界对我的要求，我也不是为了什么，做这个只是因为这是我的道德观，此乃谓真道德也。

之后我感觉还真没什么可是谈的伦理学观念了。值得一说的或许就是尼采的“重估一切道德”，这我会在后文中提及，还有就是尼采所提倡的强者道德和弱者道德，及精英道德。强者是鼓励，弱者是才是怜悯。

现在来谈谈本人的道德观念，本人在长期的看书和学习的过程中自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道德观念，只是在看这本书、思考伦理学的过程中丰富和拓展了而已。我认为我们这些研究和学习伦理学——及研究道德的科学，的这些人应该要具备一项很重要的要素就是客观的看待每种不同的道德观念。要有尼采所说的那种“重估一切价值”的观念。因为纵观历史，各个朝代，各个文明，各个国家总有自己不同的道德观念。从历史上来看，以前裹小脚是符合道德的，现在就道德吗？以前忠诚于君主是道德的，现在就道德吗？以前婚姻父母做主是道德的，现在就道德吗？……从横向来看，夏威夷海滩赤身裸体是道德的，我们这里就道德吗？中东一夫多妻是道德的，我们这里就道德吗？西欧等过卖淫合法是道德的，我们这里就符合道德吗？……以此种种，还有很多例子，我并不是说，我们就不要相信道德，或许我们今天符合道德的东西明天就不符合道德了，而是认为我们研究伦理学的人要要更高的立场和角度来看待道德这回事儿，客观的看待道德，要有“重估一切价值”的魄力。对待道德要有一种警惕之心，站在更高的地方看它。

最后，本人认为的真正道德的事情就是既要照顾到集体又要照顾到个人的道德，我们宣扬的集体主义的道德观本人觉得真的有点极端。为什么当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相冲突的时候，个人利益要完全服从集体利益？我认为真正的道德是就是康德所宣扬的那种真正深入人心的道德律，那种我做这个就是因为我想做，我不做这个就是因为我不想做，这是我内心道德律的要求，并不是要为了什么外在的利益或是为了躲避处罚而已，这才是真正的道德，我们要宣扬的无非就是这样的道德。这样的道德要深入人心肯定有一点就是能够被大众所接受，让他们真正信服这东西，怎样才能让大众真正打心眼里接受这样的道德观念，这就是我们研究伦理学的人真正要做的。在这里我也说说我本人一些粗浅的看法，那就是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要把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协调好，要把短期和长期利益协调好等，然后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有很强大的逻辑思辨，能够把正常人说服，或许是利益之间的比较，或许是人性的共鸣等等。这样的道德观念我想是会利于社会的，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好了，我的读后感想杂七杂八写了这么多也算结束了。

第五篇：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读书报告

教育研究方法的历史考察读书报告

在刚看到第一句时就有种感觉，这内容真的很抽象，看完真是一大痛苦，但毕竟是任务，必须硬着头皮完成。

一开始书中就提到教育研究方法的历程划分为四个不同阶段：注重思辨的阶段、强化实

证的阶段、复兴定性的阶段、融和定性和定量的阶段。

在注重思辨的这一阶段书中提到教育研究方法意识甚为朦胧，甚至还没有从哲学的母腹

中分化出来，没有鲜明方法特征的思辨在教育研究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看完这一阶段这我有以下疑问：什么是哲学，教育研究方法为什么会与哲学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出现是否有

具体的时间标志呢，稍微百度了一下，一般认为哲学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套主张，命题或理

论，既然这样解释，那该如何解释从哲学的角度看问题呢，我能解释成以哲学的方法来看问

题，这能说得通吗？教育研究方法既然与哲学有关同时它的出现晚于哲学的出现，时间上来

说差不了多少，都是古希腊时期；教育研究方法离不开哲学这与当时的大环境是密不可分的，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与它当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当时环境的各种因素促成了

这一事物的产生。

随着时代和技术的进步，教育研究方法来到了发展的第二阶段强化实证，这一阶段是教

育研究方法是依托其他学科来发展的，这又充分说明任何一个新事物的诞生与发展都与它当

时所处的环境息息相关。在实证化潮流这一小节中有一个疑惑，为什么儿童研究运动是其重

要的组成部分还有定量研究又是什么呢？百度百科对定量研究的解释是定量研究是“指确定

事物某方面量的规定性的科学研究，就是将问题与现象用数量来表示，进而去分析、考验、解释，从而获得意义的研究方法和过程”，定量研究通过对研究对象的特征按某种标准作量的比较来测定对象特征数值，或求出某些因素间的量的变化规律。由于其目的是对事物及其

运动的量的属性作出回答，故名定量研究。这一解释还是无法让我对定量研究又一个很好的理解。儿童研究运动是实证化潮流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难道是认为研究儿童相对更简单还是与

人们对儿童的教育变得更重视有关？

当定量研究进入全盛时期时，定性研究也崭露头角。定性研究这一概念是与定量研究相

对的，一般认为定量研究回答是什么的问题，定性研究是回答为什么的问题，两者的不同见书43页。在很多对立观点的形成中，往往都会出现水火不相容的情况，但随着时代的进步

和人们不断地摸索，两者最后都会相互融合、相辅相成。这就是定性研究的兴盛和定性研究

与定量研究的融合两个阶段。

读完这一章的心得体会就是自己知道的东西实在是太少了，看这类书一直都很困难，静不下心好好读，看来只能以后多积累、多看书、多思考才能弥补这一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