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

第一篇：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标题：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高度重视、切实维护和不断发展党员民主权利包括违纪党员的民主权益，是我党的优良传统。2003年起，盐城市纪委在上级纪委的指导下，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条规的有关规定，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有效地落实了违纪党员可以请他人为其辩护的权利，保障了违纪党员的民主权益，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2005年以来，全市实施助辩案件187件，占案件总数的11,采纳助辩意见106条,占提出意见的28，经助辩的案件截至目前无一申诉。中央纪委审理室调研后认为，这一制度的破题，对于从操作层面落实《党章》明确的“其他党员可以为违纪党员作证和辩护”的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党校党建部在调研后也认为，这一制度的推行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创新性探索”。

一、推行助辩制的理论依据

——公法依据。首先，宪法中保障公民的申诉权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法律基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具有申诉、控告等若干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违背法定程序而轻易剥夺。宪法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是构成民主社会任何政治共同体合法性的基础，这种保障就其针对对象而言是全员性的而不具有任何差异性和排他性。因此，宪法在规范意义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规范都从它那里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构成了一切法律规范（包括《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之合法性的来源。而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党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是宪法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和关键所在。设计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保障违纪党员享有申诉权及其衍生的助辩权，正是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中带头执行宪法保障公民申诉权的具体行动。其次，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程序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参照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客观、公正，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都应当经当庭质证、辩认和辩论，未经庭审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可见，审判是居于中心地位、具有决定性的诉讼阶段，审理是裁判的条件和基础，裁判是审理的目的和结果。党纪案件的审理是内部审理，这是政党的属性决定的；但与刑事案件的审理相比较，保证对当事人不枉不纵的处理指向是一致的。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借鉴了法院庭审的优点，打破了原有的审理模式，由关门审理、少数人审理，转变为开门审理，阳光审理，为犯错误党员申辩和其他党员为其辩护开辟了可行的新途径。再次，律师法中的委托辩护制度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制度借鉴。律师制度是公民社会司法过程追求公平、正义的有效形式之一。律师的法律知识服务为法治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制约和“精确”的保证。党内违纪案件的处理同样需要这种来自第三方的制约和保证。而盐城市的案件审理助辩制，就是受“律师”制度的启发，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颁布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就是在审理错误事实见面的必经程序中增加了犯错误的党员不仅可以自我申辩，还可以聘请助辩人——“党内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对审理部门认定的违纪事实、证据、定性及依据的党纪条规等内容提出质疑，或为犯错误党员提出从轻、减轻以及免于纪律处分或无错的处理意见。这与允许涉嫌犯罪人员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理念是相通的，目的都是为了公正审理、维护正义。

——党内法规依据。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是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一项制度创新，但这项制度有着充分的党内法规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第四十一条又规定：“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明确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其作证和辩护。”另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基层党组织在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处分时，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允许他在会上为自己申辩，也允许他人为之辩护。”“党组织对党员所要作出的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当本人对党组织所认定的错误事实有不同意见时，要认真地进行复核，采纳其合理的意见。”这些都为建立和实施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提供了充分的党内法规依据。

——党建理论依据。我党的党建理论中，关于加强和发展党内民主，特别是如何处理犯错误党员，如何维护违纪党员的权益，有着很多的论述。现行《党章》规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就是我党人性化、人本化对待违纪党员的总体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从改革体制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推行案件审理助辩制，正是加强党内民主，保障和发展党员权利的一个积极探索，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我党有关党建理论的一项重要实践。

二、推行助辩制的现实意义

——是保障和发展党内民主，构建党内民主完整体系的重要一环。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权利，不仅应当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选举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民主决策权（如建议权、参与权、表决权），民主监督权（如批评权、监察权），而且应当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救济权（如申诉权、辩护权），从而构建和完善一个完整的党内民主体系。如果说申诉、辩护这两项救济权利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亦即党内救济程序运转正常，党内民主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则说明党员民主权利保护、救济渠道不畅，党内民主就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因此，党章明确规定的两项救济性权利----申诉权、辩护权，是党员民主权利能否真正得以保障的一条底线，但目前因党员享受这项权利时缺乏有效的载体或保障措施，因而被长期忽视。“审理助辩”制度将保障犯错误人合法权利的关口前移，较好体现了党纪的保护功能，开畅了违纪党员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渠道，体现了执纪机关严守公平与公正的现代执法理念，也为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完整体系增补了重要一环。

——是保障违纪党员民主权利，促进党内民主政治和谐的实质举措。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全方位的，对犯错误党员的权利保障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纪检机关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关键体现在对犯错误党员的检查和处理上；党员在没有被开除党籍之前都应当享有《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把这几层意思穿插其中可以看出，在处理违纪案件时实行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允许犯错误党员本人申辩并聘请其他党员为自己辩护，是保障犯错误党员权利的一个实际步骤，解决了当事人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体现了人性化要求。同时，还要看到，允许其他党员为犯错误党员辩护，也是落实广大党员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了当事人本人，也教育了大家，是做好犯错误党员处理的一个重要前提。处理犯错误党员，不仅本人十分关心处分的轻重，而且周围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高度关注。保障包括犯错误党员在内的党员的权利，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恰当的处理，既有利于本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也有利于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警诫自己。否则，处理得不恰当，或办了错案，不仅本人不服，而且还会削弱党组织的威信，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行案件审理助辩制度，不仅是一般审理方法的改变，而且有利于当事人认识和改正错误，有利于统一和凝聚周围其他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党组织的威信、促进党内和谐。

——是提升党内案件质量，努力降低申诉、复议成本的重要保证。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听取犯错误党员本人和其他党员的意见，认真吸取他们有道理的意见，是保证案件审理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吴官正同志说过：“审理大计，质量第一。”纪检机关审理的案件要经得起犯错误党员的申辩，经得起其他党员的推敲，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采取助辩这样的措施，把处理之后可能发生的申诉问题拿到处理之前广泛征求意见，在审理中有效吸收，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大大减少申诉和复查案件,这也正是实行“审理助辩”制度的目的之一。助辩人员对犯错误党员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及时提供关系到案件处理而调查材料中未能充分反映的情况，有利于审理人员全面把握，多角度考虑问题，具体分析违纪行为的性质、责任、情节、后果及犯错误党员的一贯表现，从而为纪检监察机关作出恰当的处理提供参考意见。这样不仅有利于审理人员在审查证据和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疑点，有针对性地把握事实真相，也有利于及时予以纠正减少申诉。

三、推行助辩制的基本程序

盐城市纪委将审理助辩的一般程序分为8项，即权利告知、助辩人资格审查、查阅资料、谈话预约、实施助辩、集体研究、意见反馈及送达规定。这八项程序环环紧扣，缺一不可，是保证案件审理助辩制度顺利实施的必备条件。具体程序和做法是：

1、权利告知。案件移送审理后，案件审理部门向犯错误党员同时送达《权利告知书》、《聘请助辩人告知书》和《助辩委托书》。要求犯错误党员在3日内向审理部门反馈委托助辩人等情况。

2、资格审查。审理部门在3日内对犯错误党员拟委托的助辩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向犯错误党员送达《助辩委托审核意见通知书》。如犯错误党员委托的助辩人未得到审理部门同意的，可重新托请。

3、查阅资料。助辩人资格经确认后，可以在3日内持《助辩委托书》，到审理部门了解涉及审理定案的相关证据材料，为犯错误党员辩护作准备。

4、谈话预约。审理谈话3日前，向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送达《案件审理谈话通知书》，告知审理谈话的时间、地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谈话时间、地点的，犯错误党员可以提出书面申请，只要符合情理的，我们都满足本人意愿，给其宽松的谈话环境。

5、实施助辩。助辩在案件审理谈话阶段进行。参加审理谈话的一般为审理人员、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主要步骤为：基本情况介绍、询问权利是否知晓、违纪事实见面、听取申辩助辩意见、现场解释和说明。

6、集体审议。审理人员对犯错误党员及助辩人提出的意见，梳理归纳，进行再次认真审核，提交室务会或审理小组成员会议研究，并将审理助辩情况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写入审理报告，依照规定程序提交有权决定其处分的党组织讨论。

7、意见反馈。对犯错误党员的申辩和助辩人的辩护意见，写出有事实根据的说明材料，在党组织讨论处分决定前，向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反馈，讲明采纳或不予采纳的理由，并做好记录。

8、送达规定。送达审理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收件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的日期，并且签名或者盖章。收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同时，为解决审理案件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处理时间较紧、难以适用一般程序的问题，盐城市纪委设计了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简易程序。规定了“对情况紧急需要尽快作出处理意见和审理部门（审理小组）认为不需要按一般程序和方法处理的案件，可不受一般程序的通知方式和期间规定的限制，犯错误党员要求助辩的，审理人员可以采取口头告知、预约等方法通知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履行相关助辩程序实施助辩，并记录在案。”即审理助辩简易程序可不受一般程序书面通知方式和期间的规定，这样做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四、推行助辩制的前瞻思考

思考之一：关于助辩人专业队伍的问题。纵观全市实施助辩的187件案件，助辩的效果总体上是好的，但差异也是明显的，其根本取决于助辩人自身素质的高低。助辩人的法纪理论水平高则助辩的“辩护性”“维权性”强、效果较好。因此，如何逐步形成一支规范化的助辩人专业队伍，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生命力和长效化的关键。构建助辩人专业队伍的方式有三种选择：其一，社会化运作模式。由纪检机关制订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符合条件的党员自愿报名，党内专门机构组织政审、考核，发放执业资格证书，同时引入相应的利益机制；然而这种模式目前因助辩报酬问题尚无依据加以解决，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试点和探索。其二，行政化运作模式。由各级党委推荐合适人选，先培训，后上岗，形成一支兼职助辩人队伍，供违纪党员需要助辩时从中聘请。其三，协会化运作模式。在现阶段，我们正考虑由纪检机关提供一定的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组织退居二线的审理干部、司法干部等通晓法纪党纪的老同志，成立一个党纪案件助辩咨询协会（或援助中心），由他们向违纪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并帮助介绍或担任助辩人。这些同志一般政治素质较高，有经验，不计个人报酬，可以在普通党员群众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协助做好犯错误人的思想。

思考之二：证据向助辩人公开的程度问题。定案的证据能否对助辩人全部公开，这是审理助辩中的最大难点。对此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不“突破”条规说。有条件地拓展助辩人的知情权，这是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中央纪委《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提出：“证人作证后，党组织应为其保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条例》明确规定：“要切实保障检举人、证明人的权利，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不能给犯错误的人看。”虽然助辩人与犯错误的人有根本区别，但是，在目前有关助辩人的纪律、保密要求尚无相应规范约束的情况下，一旦检举材料或证人证言透露出去，就有可能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会给今后调查其他案件的取证带来困难。因此，检举人和证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对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助辩人不能直接看材料，更不能摘录证据，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隐去证明人，采取适当宣读

证据的方式，使助辩人了解需要了解的情况。对一些案情简单，不涉及他人他事，且不讲也明白证据出自何处，出证人又不反对公开的，也可以出示或者宣读。对案件证据中涉及其他人、其他事的，则必须明确不能公开。实践中，盐城市纪委正是采用此说观点。二是比照律师参与辩护说。在我国民主化进程中，以党内民主促进和推动人民民主，同时在有些方面，党内民主的发展也要借鉴社会民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经验。司法上，律师参与辩护享有调阅全部案卷的权力。党内案件助辩中，助辩人在不能充分了解案情和证据的情况下，助辩的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因此，要想使助辩制度不流于形式，就应参照《律师法》出台相应的明确党内案件助辩人身份、标准、职责、义务等项要求的《党内违纪案件助辩人条例（或规定）》，在严格准入、明确违纪处罚办法的基础上，像律师参与辩护一样，允许助辩人查看全部证据材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在未来纪律检查中拓展党内民主的努力方向，但目前这方面的探索必须等待相关党内法规的修订和出台，以拓宽审理助辩实践的探索空间。

思考之三：助辩意见未被审理部门采纳，而当事人又不服的，可否开辟一个“上诉”渠道的问题。虽经助辩，党员对审理部门认定的错误事实、性质仍有异议的，过去只有等处分决定下达后进入“申诉”程序，上级纪委才能受理，如果此时违纪党员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申诉复查只能成为一个补救措施。党章第四条关于党员权利的第八项规定：党员可“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违纪党员有权把自己的想法向上级纪委反映，请求主持公道。因此，有必要拓宽违纪党员向上级纪委表达诉求的渠道，设计一个“上诉”的可选择程序，及时避免下级纪委审理人员受地域环境、领导关系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侵害违纪党员的权利。对违纪党员的不服“上诉”也可以参照司法上的做法，规定一个时限，这样，根据党章第四十五条：“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赋予的权力，上级纪委发挥审理部门指导、协调的职能，在权限范围内，对下级纪委可能发生的错案采用协审意见的形式予以提醒和纠正，以保障违纪党员的权利。

思考之四：助辩活动切入点适当延伸的问题。前阶段，审理谈话助辩刚刚起步，很多还处在摸索和研究阶段，为了达到可控的要求，助辩活动是放在审理错误事实见面谈话的环节中进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审理干部驾驭助辩谈话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助辩制放在审理谈话环节，较之律师制度中律师的辩护放在庭审环节，显然在公开性、威权性、显效性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为此，目前为了使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创新的基础上继续有所作为，盐城市纪委正探索将审理助辩谈话适当延伸，在支部大会讨论给予违纪党员处分时再次进行，即实行审理错误事实见面环节与支部大会环节的“双助辩”。这样做既符合党章的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也能更好地发挥助辩的直接效果和对支部全体党员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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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建理论依据。我党的党建理论中，关于加强和发展党内民主，特别是如何处理犯错误党员，如何维护违纪党员的权益，有着很多的论述。现行《党章》规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就是我党人性化、人本化对待违纪党员的总体现。邓小平同志一再强调：“我们要创造民主的条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的手段。宪法和党章规定的公民权利、党员权利、党委委员的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也指出：“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以完善党的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委员会制度为重点，从改革体制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要以保障党员民主权利为基础，……从改革体制和机制入手,建立健全充分反映党员和党组织意愿的党内民主制度。”推行案件审理助辩制，正是加强党内民主，保障和发展党员权利的一个积极探索，也是纪检监察机关认真贯彻我党有关党建理论的一项重要实践。

二、推行助辩制的现实意义

——是保障和发展党内民主，构建党内民主完整体系的重要一环。发展党内民主，维护党员权利，不仅应当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选举权利（如选举权、被选举权），民主决策权（如建议权、参与权、表决权），民主监督权（如批评权、监察权），而且应当充分保障党员的民主救济权（如申诉权、辩护权），从而构建和完善一个完整的党内民主体系。如果说申诉、辩护这两项救济权利能得到切实的保障，亦即党内救济程序运转正常，党内民主则才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否则，则说明党员民主权利保护、救济渠道不畅，党内民主就不能得到完全的保障。因此，党章明确规定的两项救济性权利----申诉权、辩护权，是党员民主权利能否真正得以保障的一条底线，但目前因党员享受这项权利时缺乏有效的载体或保障措施，因而被长期忽视。“审理助辩”制度将保障犯错误人合法权利的关口前移，较好体现了党纪的保护功能，开畅了违纪党员的权利保障和救济渠道，体现了执纪机关严守公平与公正的现代执法理念，也为完善和发展党内民主的完整体系增补了重要一环。

——是保障违纪党员民主权利，促进党内民主政治和谐的实质举措。保障党员民主权利是全方位的，对犯错误党员的权利保障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纪检机关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关键体现在对犯错误党员的检查和处理上；党员在没有被开除党籍之前都应当享有《党章》和《党员权利保障条例》所规定的各项权利。把这几层意思穿插其中可以看出，在处理违纪案件时实行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允许犯错误党员本人申辩并聘请其他党员为自己辩护，是保障犯错误党员权利的一个实际步骤，解决了当事人的话语权和知情权，体现了人性化要求。同时，还要看到，允许其他党员为犯错误党员辩护，也是落实广大党员权利的一项重要内容，教育了当事人本人，也教育了大家，是做好犯错误党员处理的一个重要前提。处理犯错误党员，不仅本人十分关心处分的轻重，而且周围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也高度关注。保障包括犯错误党员在内的党员的权利，充分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恰当的处理，既有利于本人认识错误，改正错误，也有利于统一广大党员、干部和群众的认识，并从中吸取教训，警诫自己。否则，处理得不恰当，或办了错案，不仅本人不服，而且还会削弱党组织的威信，影响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实行案件审理助辩制度，不仅是一般审理方法的改变，而且有利于当事人认识和改正错误，有利于统一和凝聚周围其他党员、干部和群众，提高党组织的威信、促进党内和谐。

——是提升党内案件质量，努力降低申诉、复议成本的重要保证。在审理案件过程中充分发扬民主，包括听取犯错误党员本人和其他党员的意见，认真吸取他们有道理的意见，是保证案件审理质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吴官正同志说过：“审理大计，质量第一。”纪检机关审理的案件要经得起犯错误党员的申辩，经得起其他党员的推敲，这样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采取助辩这样的措施，把处理之后可能发生的申诉问题拿到处理之前广泛征求意见，在审理中有效吸收，就能变被动为主动，大大减少申诉和复查案件,这也正是实行“审理助辩”制度的目的之一。助辩人员对犯错误党员的情况比较熟悉，能够及时提供关系到案件处理而调查材料中未能充分反映的情况，有利于审理人员全面把握，多角度考虑问题，具体分析违纪行为的性质、责任、情节、后果及犯错误党员的一贯表现，从而为纪检监察机关作出恰当的处理提供参考意见。这样不仅有利于审理人员在审查证据和展开辩论的过程中发现案件疑点，有针对性地把握事实真相，也有利于及时予以纠正减少申诉。

三、推行助辩制的基本程序

盐城市纪委将审理助辩的一般程序分为8项，即权利告知、助辩人资格审查、查阅资料、谈话预约、实施助辩、集体研究、意见反馈及送达规定。这八项程序环环紧扣，缺一不可，是保证案件审理助辩制度顺利实施的必备条件。具体程序和做法是：

1、权利告知。案件移送审理后，案件审理部门向犯错误党员同时送达《权利告知书》、《聘请助辩人告知书》和《助辩委托书》。要求犯错误党员在3日内向审理部门反馈委托助辩人等情况。

2、资格审查。审理部门在3日内对犯错误党员拟委托的助辩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向犯错误党员送达《助辩委托审核意见通知书》。如犯错误党员委托的助辩人未得到审理部门同意的，可重新托请。

3、查阅资料。助辩人资格经确认后，可以在3日内持《助辩委托书》，到审理部门了解涉及审理定案的相关证据材料，为犯错误党员辩护作准备。

4、谈话预约。审理谈话3日前，向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送达《案件审理谈话通知书》，告知审理谈话的时间、地点。因特殊情况需要变更谈话时间、地点的，犯错误党员可以提出书面申请，只要符合情理的，我们都满足本人意愿，给其宽松的谈话环境。

5、实施助辩。助辩在案件审理谈话阶段进行。参加审理谈话的一般为审理人员、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主要步骤为：基本情况介绍、询问权利是否知晓、违纪事实见面、听取申辩助辩意见、现场解释和说明。

6、集体审议。审理人员对犯错误党员及助辩人提出的意见，梳理归纳，进行再次认真审核，提交室务会或审理小组成员会议研究，并将审理助辩情况作为一个重要部分写入审理报告，依照规定程序提交有权决定其处分的党组织讨论。

7、意见反馈。对犯错误党员的申辩和助辩人的辩护意见，写出有事实根据的说明材料，在党组织讨论处分决定前，向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反馈，讲明采纳或不予采纳的理由，并做好记录。

8、送达规定。送达审理文书必须有送达回证。收件人应当在送达回证上记明收到的日期，并且签名或者盖章。收件人在送达回证上签收的日期为送达日期。

同时，为解决审理案件过程中常会遇到一些处理时间较紧、难以适用一般程序的问题，盐城市纪委设计了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简易程序。规定了“对情况紧急需要尽快作出处理意见和审理部门（审理小组）认为不需要按一般程序和方法处理的案件，可不受一般程序的通知方式和期间规定的限制，犯错误党员要求助辩的，审理人员可以采取口头告知、预约等方法通知犯错误党员和助辩人履行相关助辩程序实施助辩，并记录在案。”即审理助辩简易程序可不受一般程序书面通知方式和期间的规定，这样做更具灵活性和可操作性。

四、推行助辩制的前瞻思考

思考之一：关于助辩人专业队伍的问题。纵观全市实施助辩的187件案件，助辩的效果总体上是好的，但差异也是明显的，其根本取决于助辩人自身素质的高低。助辩人的法纪理论水平高则助辩的“辩护性”“维权性”强、效果较好。因此，如何逐步形成一支规范化的助辩人专业队伍，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生命力和长效化的关键。构建助辩人专业队伍的方式有三种选择：其一，社会化运作模式。由纪检机关制订一定的标准和要求，符合条件的党员自愿报名，党内专门机构组织政审、考核，发放执业资格证书，同时引入相应的利益机制；然而这种模式目前因助辩报酬问题尚无依据加以解决，只能在较小的范围内加以试点和探索。其二，行政化运作模式。由各级党委推荐合适人选，先培训，后上岗，形成一支兼职助辩人队伍，供违纪党员需要助辩时从中聘请。其三，协会化运作模式。在现阶段，我们正考虑由纪检机关提供一定的办公场所和活动经费，组织退居二线的审理干部、司法干部等通晓法纪党纪的老同志，成立一个党纪案件助辩咨询协会（或援助中心），由他们向违纪党员提供政策咨询，并帮助介绍或担任助辩人。这些同志一般政治素质较高，有经验，不计个人报酬，可以在普通党员群众中发挥特有的作用，协助做好犯错误人的思想。

思考之二：证据向助辩人公开的程度问题。定案的证据能否对助辩人全部公开，这是审理助辩中的最大难点。对此有以下两种观点：一是不“突破”条规说。有条件地拓展助辩人的知情权，这是目前大家普遍接受的。中央纪委《关于查处党员违纪案件中收集、鉴别、使用证据的具体规定》提出：“证人作证后，党组织应为其保密。”《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条例》明确规定：“要切实保障检举人、证明人的权利，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不能给犯错误的人看。”虽然助辩人与犯错误的人有根本区别，但是，在目前有关助辩人的纪律、保密要求尚无相应规范约束的情况下，一旦检举材料或证人证言透露出去，就有可能发生各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也会给今后调查其他案件的取证带来困难。因此，检举人和证人享有的合法权利必须得到保护，对检举材料和证人证言，助辩人不能直接看材料，更不能摘录证据，审理部门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隐去证明人，采取适当宣读证据的方式，使助辩人了解需要了解的情况。对一些案情简单，不涉及他人他事，且不讲也明白证据出自何处，出证人又不反对公开的，也可以出示或者宣读。对案件证据中涉及其他人、其他事的，则必须明确不能公开。实践中，盐城市纪委正是采用此说观点。二是比照律师参与辩护说。在我国民主化进程中，以党内民主促进和推动人民民主，同时在有些方面，党内民主的发展也要借鉴社会民主，这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条基本经验。司法上，律师参与辩护享有调阅全部案卷的权力。党内案件助辩中，助辩人在不能充分了解案情和证据的情况下，助辩的效果肯定是要打折扣的。因此，要想使助辩制度不流于形式，就应参照《律师法》出台相应的明确党内案件助辩人身份、标准、职责、义务等项要求的《党内违纪案件助辩人条例（或规定）》，在严格准入、明确违纪处罚办法的基础上，像律师参与辩护一样，允许助辩人查看全部证据材料。笔者认为，这种观点代表了在未来纪律检查中拓展党内民主的努力方向，但目前这方面的探索必须等待相关党内法规的修订和出台，以拓宽审理助辩实践的探索空间。

思考之三：助辩意见未被审理部门采纳，而当事人又不服的，可否开辟一个“上诉”渠道的问题。虽经助辩，党员对审理部门认定的错误事实、性质仍有异议的，过去只有等处分决定下达后进入“申诉”程序，上级纪委才能受理，如果此时违纪党员的权益受到了侵害，那么申诉复查只能成为一个补救措施。党章第四条关于党员权利的第八项规定：党员可“向党的上级组织直至中央提出请求、申诉和控告，并要求有关组织给以负责的答复。”违纪党员有权把自己的想法向上级纪委反映，请求主持公道。因此，有必要拓宽违纪党员向上级纪委表达诉求的渠道，设计一个“上诉”的可选择程序，及时避免下级纪委审理人员受地域环境、领导关系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侵害违纪党员的权利。对违纪党员的不服“上诉”也可以参照司法上的做法，规定一个时限，这样，根据党章第四十五条：“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有权检查下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的”赋予的权力，上级纪委发挥审理部门指导、协调的职能，在权限范围内，对下级纪委可能发生的错案采用协审意见的形式予以提醒和纠正，以保障违纪党员的权利。

思考之四：助辩活动切入点适当延伸的问题。前阶段，审理谈话助辩刚刚起步，很多还处在摸索和研究阶段，为了达到可控的要求，助辩活动是放在审理错误事实见面谈话的环节中进行的。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和经验的积累，审理干部驾驭助辩谈话的能力不断增强。然而，助辩制放在审理谈话环节，较之律师制度中律师的辩护放在庭审环节，显然在公开性、威权性、显效性等方面存在先天不足。为此，目前为了使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在创新的基础上继续有所作为，盐城市纪委正探索将审理助辩谈话适当延伸，在支部大会讨论给予违纪党员处分时再次进行，即实行审理错误事实见面环节与支部大会环节的“双助辩”。这样做既符合党章的要求，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也能更好地发挥助辩的直接效果和对支部全体党员的教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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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

文章标题：某市推行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的实践与思考

“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党内民主的实质是党员民主权利的落实。高度重视、切实维护和不断发展党员民主权利包括违纪党员的民主权益，是我党的优良传统。2003年起，盐城市纪委在上级纪委的指导下，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党内条规的有关规定，在试点的基础上积极推行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有效地落实了违纪党员可以请他人为其辩护的权利，保障了违纪党员的民主权益，取得了较好的政治和社会效果。2005年以来，全市实施助辩案件187件，占案件总数的11,采纳助辩意见106条,占提出意见的28，经助辩的案件截至目前无一申诉。中央纪委审理室调研后认为，这一制度的破题，对于从操作层面落实《党章》明确的“其他党员可以为违纪党员作证和辩护”的规定具有里程碑意义。中央党校党建部在调研后也认为，这一制度的推行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创新性探索”。

一、推行助辩制的理论依据

——公法依据。首先，宪法中保障公民的申诉权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法律基础。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任何个人、任何组织必须严格遵守。我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公民具有申诉、控告等若干权利，任何个人和组织都不能违背法定程序而轻易剥夺。宪法保障全体公民的合法政治权利是构成民主社会任何政治共同体合法性的基础，这种保障就其针对对象而言是全员性的而不具有任何差异性和排他性。因此，宪法在规范意义上具有最高性，一切法律规范都从它那里取得合法的效力，即构成了一切法律规范（包括《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之合法性的来源。而在我国现行政治体制下，党模范地遵守和执行宪法是宪法得以贯彻落实的根本保证和关键所在。设计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保障违纪党员享有申诉权及其衍生的助辩权，正是体现了在中国共产党这个政治组织中带头执行宪法保障公民申诉权的具体行动。其次，刑事诉讼法中的审判程序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参照模式。我国的刑事诉讼法第十一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一律公开进行。被告人有权获得辩护，人民法院有义务保证被告人获得辩护。”刑事诉讼过程中，为了保证客观、公正，控辩双方向法庭提供的证据，都应当经当庭质证、辩认和辩论，未经庭审的证据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由此可见，审判是居于中心地位、具有决定性的诉讼阶段，审理是裁判的条件和基础，裁判是审理的目的和结果。党纪案件的审理是内部审理，这是政党的属性决定的；但与刑事案件的审理相比较，保证对当事人不枉不纵的处理指向是一致的。案件审理助辩制度借鉴了法院庭审的优点，打破了原有的审理模式，由关门审理、少数人审理，转变为开门审理，阳光审理，为犯错误党员申辩和其他党员为其辩护开辟了可行的新途径。再次，律师法中的委托辩护制度是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度的制度借鉴。律师制度是公民社会司法过程追求公平、正义的有效形式之一。律师的法律知识服务为法治的实施提供了必要的制约和“精确”的保证。党内违纪案件的处理同样需要这种来自第三方的制约和保证。而盐城市的案件审理助辩制，就是受“律师”制度的启发，在《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颁布的条件下应运而生的。就是在审理错误事实见面的必经程序中增加了犯错误的党员不仅可以自我申辩，还可以聘请助辩人——“党内律师”为自己进行辩护，对审理部门认定的违纪事实、证据、定性及依据的党纪条规等内容提出质疑，或为犯错误党员提出从轻、减轻以及免于纪律处分或无错的处理意见。这与允许涉嫌犯罪人员可以委托律师为其辩护的理念是相通的，目的都是为了公正审理、维护正义。

——党内法规依据。党内案件审理助辩制是维护党员民主权利的一项制度创新，但这项制度有着充分的党内法规依据。《中国共产党章程》第四条第六项明确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他作证和辩护。”第四十一条又规定：“党组织对党员作出处分决定，应当实事求是地查清事实。处分决定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和处分决定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如果本人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以提出申诉，有关党组织必须负责处理或者迅速转递，不得扣压。”《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也明确规定：“在党组织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党纪处分或者作出鉴定时，本人有权参加和进行申辩，其他党员可以为其作证和辩护。”另外，《党的纪律检查机关案件审理工作条例》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基层党组织在讨论决定对党员的处分时，如无特殊情况，应通知本人出席会议，允许他在会上为自己申辩，也允许他人为之辩护。”“党组织对党员所要作出的处分决定和所依据的事实材料必须同本人见面，听取本人说明情况和申辩。当本人对党组织所认定的错误事实有不同意见时，要认真地进行复核，采纳其合理的意见。”这些都为建立和实施党纪案件审理助辩制提供了充分的党内法规依据。

第三篇：推行项目法人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推行项目法人制工作的实践与思考 为了深化改革，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农业开发项目建设水平，2004年6月，江苏省农发局和财政厅决定在我县进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工作的试点。经过几年的实践，不仅明确了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规范了建设过程中主要环节的操作行为，提高了项目建设的整体水平，而且使县级农发部门的职能有了更准确的定位。当然，试点工作也存在一些需要改进和完善的地方。笔者深感推行项目法人制，首先是全系统要有足够的认识；其次，对试点工作存在的不足，也需要深入研究加以解决。因此，本文试图结合工作实践，对为什么要推行项目法人制和如何推行项目法人制的问题作一浅析，希望有助于这一制度在全系统规范和积极稳妥地全面推开。

一、项目法人责任制在我国的执行情况及其代表性运作模式

项目法人是工程建设项目法定责任人的简称，是指具有法人资格和地位，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要求设立或认定，对建设工程项目负有法定责任的企业或事业单位。

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核心是明晰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它要求项目工程建设应由明确的项目法人依据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行使权力，担负相应工作责任，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项目法人责任制是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实行招投标、监理等运行机制改革的重要基础。

以项目法人方式组织工程项目的前期准备、建设实施与管理，这已是一种国际惯例。在我国，1994年开始引用项目法人的概念，1995年水利部提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若干意见》，1996年原国家计委又下发了《关于实行建设项目法人制的暂行规定》，明确要求国有单位经营性基本建设大中型项目，在建设阶段必须组建项目法人，非经营性大中型和小型基本建设项目可参照执行。2000年7月，国务院批转了原国家计委、财政部、水利部、建设部《关于加强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管理若干意见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公益性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法人及各个环节的责任。农业部、国土资源部也于2003年明确要求农业建设项目、土地整理项目都应实行建设项目法人责任制。在农业综合开发领域，推行项目法人制作为创新项目管理机制的一项重要内容，近年来，在国家农发办召开的多次重要会议和下发的文件中都提出了明确的要求。由此可见，在不同的经济建设领域，推行项目法人制已成为现代管理的大趋势。

以水利部门为重点，各地在实行项目法人制的实践中，总结和摸索了多种运作模式，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以下4种：

其一为混合制。即由项目所在地政府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加，成立工程指挥部，在指挥部下组建项目法人机构。重大事项由指挥部决策，具体事务由项目法人操作。这种模式的项目法人实际上是指挥部的办事机构。

其二为代办制。即行政主管部门委派相关领导兼任项目法人代表，抽调有关业务骨干组建项目法人机构，实施建设管理，这是一种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合二为一，政府（投资方）直接负责的形式，也是目前比较普遍实行的“建设处管理模式”。

其三为代建制（又称委托制）。即由项目法人委托工程管理公司代替自己进行管理，工程管理公司对工程管理费实行承包，法人管资金、公司管工程。

其四为总承包制。即项目法人将项目工程以总价承包的方式一次性转包给专业公司。从近几年相关行业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情况看，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对建立投资约束机制，提高投资效益，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促进了招投标和工程监理活动的健康发展。

二、农业综合开发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的现实意义

1、有利于县级行政管理职能的准确定位。

我国农业综合开发实行统一组织、分级管理，省、市两级主要履行政府赋予的行政管理

职能，到县一级既是最基层的管理单位，又直接从事项目与资金的具体操作，成为事实上的项目建设单位。长期以来，农发部门习惯于一竿子到底的保姆式服务，从定项目、到设计施工、协调处理矛盾，甚至建档建帐，“三标”设置等都包办下来，有的还直接承担了如科推培训、苗圊等项目建设，客观上扮演了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双重角色。其弊端不言而寓：一是政府行政管理职能越位，导致管理和建设的职责混淆，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不明确；二是由于职能的越位，该管的没有管好，造成管理环节缺位。表现在：其一管理者人少事多，难以集中精力；其二由于扮演了双重角色，自己管自己，难以严格认真；其三对于工程建设的许多业务性管理工作，客观上农发部门是承担不了也承担不好的，越位替代难以取得实效。

2、有利于进一步提高项目建设水平。

近年来，我省土地治理项目推行工程招投标和监理制，实行合同管理，执行县级报帐，无疑在节约项目资金，提高工程质量，加快实施进度等方面都取得了明显效果。但过去组织招投标、委托监理等大都是由县农发部门操作，成为政府行为，这在严格意义上是不规范的。推行项目法人制，由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自己运作，实施主体的合法化将有利于运行机制改革的健康发展。

明确项目建设责任主体后，项目法人要对项目建设的过程负责，对投资效果负责，这种责任意识将促进其更加主动、及时、有序地抓好工程建设各个环节的组织工作，提高实效。同时，项目法人以严格执行计划、保证工程质量为重点，加大跟踪管理力度，与行政管理部门形成了双重的监管体系，多一道把关，多一层控制，从提高项目建设水平的角度无疑是有益的。

3、有利于项目和资金管理的协调统一。

在有些省份，现行管理体制是农发局（办）管项目、财政局管资金，协调配合不当就容易出现管项目的不能够准确及时把握资金的配套、拨付和使用情况；管资金的也不完全清楚项目是否实施，工程是否完工，质量是否达标，造价是否合理。对报帐票据的审查，也侧重在合法性上，而难以把握其真实性。项目法人是对工程建设和资金使用同时负责的完全责任主体，工程开工、竣工、资金支出、结报，都要及时掌握，不断调节，因此通过项目法人的载体，使项目和资金管理一致起来，管理工作将更全面、及时、协调和务实。

三、宝应县土地治理项目法人责任制试点的基本做法

2000年，宝应县对土地治理项目实行县级招投标制，为解决项目建设的责任主体问题，经县人民政府同意，组建了“宝应县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建设处”，即项目法人。项目法人代表由县农发局分管副局长兼任，下设工程部和财务部，分别从县农发局和财政局各抽调两名中层干部负责。工程建设处负责对当年土地治理项目工程实行招投标，与中标单位签订合同，实行合同管理，负责委托工程监理，并对项目的标准、质量、工期负总责。工程完工后，建设处委托中介机构对项目进行全面审计，完成建档工作后申请县农发、财政验收。组建项目法人后，土地治理项目直接批到工程建设处，不再经过乡镇。施工单位通过在全社会招标确定，完工后先由建设处审核，再向县级财政报帐，科推培训等非工程类建设内容，由建设处委托实施，并直接向县财政报帐。项目法人在县财政局核算中心设有专用帐户，以利招投标等工作的正常进行。

宝应模式的核心：一是强调组建县级法人，并定为常设机构；二是由法人对项目建设具体操作，资金仍执行县级报帐制；三是完全脱离了对乡镇的依赖关系。

宝应县的实践，初步解决了项目建设责任主体问题，规范了招投标、监理和合同管理的运作；全县统一了土地治理建设标准和质量标准，有效控制了工期和质量；进一步明晰了项目资金的流向，加强了对资金使用的监督，节约工程成本，提高了投资效益。

四、由宝应模式引发的思考

1、评价项目法人责任制的3条标准。

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曾有“组建县级还是乡级法人”之争，也有“开发局副局长兼任法人代表是换汤不换药”之说，笔者以为这都不是问题之关键，评价项目法人制工作应该有3条标准：

其一，是否真正做到了事权分置。即建立并实行以项目法人责任制为基础的投资、建设、运行管护统分结合的项目管理体制，其中项目法人是建设主体，从可研批准后组建，由初步设计开始介入，按市场化要求履行建设单位的建设与管理职责；县农发、财政部门是项目的投资主体，也是项目建设的主管部门，负责制定开发政策和管理规章，编报和审批规划及计划，筹措项目资金，对法人及法人代表工作进行考核，对项目建设过程进行检查与监督，组织或委托社会中介机构对竣工项目进行验收，但不干涉项目法人具体操作，项目区农民是受益和管护的主体，负责土方建设之任务，履行配合施工和社会监督之义务，承担运营管护之责任，三者应是明确定位，职责分清。

其二，建管职能是否得到强化。事权分置后，项目建设主管部门与项目法人应当责任明确，围绕一个目标，双方的工作都得到强化并向前推进。

其三，是否提高了运行管理的规范性。包括项目前期工作、建设过程的招标、监理、报帐、审计、竣工自验和验收，资金和财务管理等，都应是严格执行农业开发各项规章制度，按国际惯例和市场化要求进行的规范操作。

2、项目法人要协调处理好的3个关系。

一是要处理好与主管部门的关系。农发、财政主管部门应主要从执行政策、申报审批、协调关系、业务指导等方面进行管理，不干预项目的具体实施，项目法人应履行职责，全程负责，主动接受领导与监督，在授权范围内开展工作，并定期报告项目建设和资金使用情况等。

二是要处理好与项目区乡镇的关系。注意吸收项目乡镇的代表参与到项目法人组织中来，有利于实施过程中的协调配合。在同等条件下，尽可能让乡镇施工企业中标施工，调动积极性。

三是处理好与施工、监理和科技依托单位的关系。按市场经济的要求，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择优选择合作伙伴，并通过合同管理的形式规范合作行为。

3、有待商榷的3个问题。

一是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笔者以为应强调的是法人建设责任制，而不是法人建管责任制。也就是说，目前项目法人的职责只到验收移交为止，这是土地治理项目与产业化项目的区别所在。当然，由企业建基地的土地治理项目可参照产业化项目，实行建管责任制。二是项目法人应定位在针对某一个具体建设项目而非项目群所组建，随项目的结束而结束的有生命周期的一次性组织上。否则，与县农发局这样一个负责项目群管理，从事不断发展与提升中的重复性工作的常设机构，就没有什么区别了。

三是关于乡镇积极性的问题。有人担心推行项目法人制不再事事经过乡镇、处处依赖乡镇，会影响乡镇积极性。事实上，近年来农业开发取消乡级配套，土地项目实行全部无偿投资，施工队伍公开招标，资金实行县级报帐和直拨制，这些与时俱进的变革，早已打破了旧的思维定式，而并非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才改变了乡镇在项目建设中的原有角度。这些变革对农民的利益没有影响，无非是打消了个别乡镇干部对国家资金的非份之想。当然，坚持把土方建设作为立项的承诺条件，注意发挥乡镇在项目建设中的配合和社会监督作用，把项目建设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交给农民，让他们提前介入，为今后的管护打下基础。这些也都是在推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当中应时刻注意的。

第四篇：党内统计工作实践与思考

党内统计工作实践与思考

党内统计工作是一项政策性、专业性、科学性很强的调查研究工作，也是党的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基础工作，特别是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召开后，党中央对党内统计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做好党内统计工作对于及时发现基层党组织和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寻找对策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近年来，***非常重视党建基础工作，把党内统计当成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来落实，用科学研究的方法来开展，在党内统计工作上总结了一些经验，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一、主要经验

（一）领导高度重视是做好党内统计工作的保证。一是提供组织保障。县委组织部成立了部长任组长的工作领导小组，不断加强对党内统计工作的指导、监督、检查和反馈，切实做到思想认识的统一和组织上的高度重视。二是强化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县委组织部、基层党委和基层党支部为统计单位的三级组织网络体系，2009年，县委组织部以“工作责任心强、组织业务熟悉、电脑操作熟练”为标准，在乡镇和县级部门的19个党委中新选拔了15名本科以上学历的党务骨干人员作为信息库管理员，选优配强了党内统计人才队伍。三是加大设施投入。采取“财政补一点、党费拿一点、上级拨一点”的办法，在现有的基础上，筹措4万余元更新设备，为统计数据的正常存储、开发和利用提供硬件支持。

（二）提高统计队伍的业务能力是做好党内统计工作的前提。近几年，***除“以会代训”外，在培训形式上不断创新，根据计算机在党内统计工作的广泛应用，每年都搞一次专题业务培训，让业务培训和实践紧密结合，统计队伍的业务素质得到稳步提升。一是定期“集中”训。采取集中授课、书面考试、上机操作等多种形式，使党内统计人员达到“四懂”、“五会”：即懂程序、懂标准、懂要求、懂规范，会采集、会录入、会管理、会分析、会应用。二是逐年“出去”学。每年到宝鸡市参加党内统计培训会，详细了解最新技术，与兄弟县市党内统计人员沟通交流，互相学习，提高技术和业务水平。三是经常“门前”教。以地区或系统为单位，建立若干个“片”，在每个“片”内指定一名责任心强、经验丰富的同志任组长，对有关人员进行一对一的培训和指导，帮助他们提高业务能力。

（三）严格格审核把关是提高统计数据质量的关键。在数据的收集和审核上，***建立了数据审核把关制度，严把质量关、录入关、审核关，县委组织部根据机关、企业、社区和农村的特点，分别设计信息采集表，制定详细的工作流程。对在职党员的信息，要求与本人人事档案一致；对流动党员、离退休职工党员、农民党员的信息，采取查阅档案、电话查询、入户走访等多种方式进行采集，采取党内统计报表技术校核、单位党委总体把关、汇总单位全面审查等方式，确保信息采集和录入的质量。在数据汇总中做到“三对照”，与往年报表对照，与编办、纪委、统计、教育等部门相关数据对照，与随时变化的现实情况对照，从细节上保证党内统计数据的质量。

二、存在问题

（一）党内统计队伍不够稳定。党内统计队伍不够稳定，主要体现在部分基层党委统计人员变更频繁，党内统计工作交接机制尚不完善，尤其是部分乡镇人员变动比较频繁，又不能保证严格的交接程序，年报工作衔接脱节，极大影响了统计工作的质量。再则，绝大数党内统计人员身兼数职，一没有充足时间去调查研究，二是没有足够精力分析数据，从而导致少数单位疲于应付，党内统计工作变成了“数字游戏”。

（二）统计内容和方法有待创新。当前，统计软件的不断升级体现出党内统计不断科学化、规范化。但在实际的工作中，我们发现，现用统计系统仍处在静态统计阶段，这种统计方式很容易导致“死库”出现，在维护的过程中很难做到上级组织和基层组织的互动，系统在流动党员管理、组织关系转接方面的实际运用还不是很充分，两新组织党组织中党员的双重身份没有明确的划定界限，很容易出现重复统计等问题，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加以解决。

（三）党内统计应用有待加强。当前，有些地方党内统计工作仍存在侧重于单纯地传递汇总信息，向上级组织党务部门和领导提供报表数据的倾向，利用数据结合当前党建工作进行分析、研究少，利用科学手段进行数据分析，揭示组织工作的内部规律和存在的问题还做得不够，以致于统计数据束之高

阁，“死数据”没有变成“活资料”，使党内统计资料的分析、开发利用不足，统计工作浮于表面。

三、意见和建议

（一）构建专职统计队伍，提升统计人员综合素质。县委组织部应负起抓头牵总的作用，将党内统计工作常态化，在基层党委确定党内统计专职人员，明确专职人员在数据的收集、整理、上报工作的责任，让负责党内统计的同志，有时间调查研究、有精力汇总分析，为党委决策提供精确、权威的数据支持和调研报告。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党内统计工作交接机制，实行以老带新的帮培机制，保证党内统计队伍在更新中不脱节、不断档。要进一步做好统计人员培训工作，在培训中做到 “三个结合”，即坚持经常性教育和集中培训相结合，深入基层开展调研与对下业务指导相结合，业务知识学习与实际操作技能相结合。

（二）在党内统计结果的运用上下功夫。组织部门要将发展党员情况、各类党组织变化情况、村级党组织情况、流动党员管理服务情况、以及两新组织党组织的组建情况等进行分析研究，并以参阅的形式向党委和有关部门进行反馈，逐步实现统计服务由提供统计数据为主，向提供数据与提供咨询意见、政策建议并重转变，基层党组织针对统计工作中带有普遍性、倾向性、苗头性的问题要进行及时整改，从而进一步提高党内统计工作服务组织工作的准确性、可行性。

（三）着力推进统计设备现代化。党内统计软件的开发

和运用，将党内统计工作从繁重的手工劳动中解放出来，从长远角度看，党内统计中运用计算机网络系统将进一步深入，这是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趋向。要适应未来的现代化办公条件，一方面基层党组织要配备好基础设备，进一步为统计工作提供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上级党组织要积极开发更科学、更实用的系统软件，逐步将党内统计系统网络化，最后形成全国统一联网的统计格局，实现党内统计数据由逐级上报到随时更新的根本变革。

（四）奖惩并举，进一步激发党内统计工作的热情。在适当时候，举办党内统计工作评比活动，对优秀的党内统计工作人员进行物质和精神上的奖励，并对党内统计干部提供一定的成长空间；对不能胜任党内统计工作的工作人员适当予以调整，以激发广大党内统计工作者的热情。

第五篇：提高纪检监察案件审理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提高纪检监察案件审理质量的实践与思考 案件审理工作是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如何把好案件审理质量关，是落实“审理大计，质量第一”的关键所在。是纪检监察机关贯彻从严治党，坚持实事求是，依法查办案件的重要标志，也是对案件审理工作最本质的要求。

一、探索与实践

我从1999年6月从事纪检监察工作，至今已10 多个年头。共审理党政纪立案案件多起，涉及20几人，全部给予了党政纪处分，至今未出现因事实不清或定性不准而提出申诉复查的案件。我觉得提高纪检监察案件审理质量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

1、切实把好事实关，证据关。按照《中国共产党案件审理条例》和政纪案件审理条例及上级纪委案件审理室的要求，抓好乡镇审理机构的健全和完善，要求审理部门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事业心，牢固树立法制观念，全面履行党章和法律法规赋予的职责，对每起案件严把事实证据关，严格按照“二十四字”基本办案方针来审理案件，证据确凿是关键，是核心。证据是认定事实的基础，是准确定性的前提，是恰当量纪的依据。“以事实为根据，以纪律为准绳”中的事实一定是被证明了的事实。案件审理就是要通过鉴别证据，适用证据来认定案件事实，对被调查人作出恰当处理。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保证事实清楚，才能应对当事人的辩解、申诉等各种复杂情况，才能将案件真正办成铁案，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客观公正，在案件审理工作中，要做到程序与实体并重，适用法规、政策准确。案件审理工作的主要职能是严肃执纪，公正执纪，为党委纪委当好参谋助手。要正确运用政策，做到宽严相济、处理慎重、留有余地，尤其是对可定可不定的问题不要定，可给处分可不给处分的不要给，可给重处分可给轻处分的给轻处分，有的 1

还可以免于处分，始终坚持办案的政治、经济社会效果。

3、在案件审理工作中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特别是加强纪委内部与查案工作有关部门之间的沟通和协调。在案件内部的审理中，审理部门一定要与内部科室多沟通，多协调，在坚持案件质量第一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地尊重办案部门的意见和建议，牢固树立对案件质量共同负责的理念，这样才能善于抓住案件的实质。其次是加强与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及相关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在对司法处理的案件我们始终坚持和现行查办的案件从程序一样对待，量纪同步进行。同时我们加强与发案单位的沟通，主要是了解对犯错误党员的平时表现，征求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意见，这既是尊重被调查人所在的单位，也是我们跟踪监督被调查人的一种方法。将犯错误党员的违纪事实向所在单位党组织通报，不仅得到所在单位党组织的支持理解，也对教育其他党员干部很有益处。对有些重大复杂案件，定性和处理尺度我们一时难以把握的，及时征求上级纪委案件审理室的意见，或主管案件审理的书记或纪委主要领导意见，使我们少走弯路，更慎重、更稳妥的处理了案件。这样审理的案件质量高，发案单位领导满意，群众认同，本人接受。

二、存在的问题与思考

（一）存在的问题

一是基层案件审理人员有的分管工作太多，变动频繁，审理业务生疏，难以衔接。

二是支部讨论党员处分必须达到三分之二以上人数，目前个别村支部外出打工党员多或老弱病残党员多，难以达到要求。

（二）采取的措施

1、提高案件审理的质量。案件审理工作离不开领导的重视和支持，近年来我区各级的案件审理人员，尤其是基层纪委书记，调动频繁，且单位分管工作多，应和组织部门、基层党委及时沟通，争

取他们的重视和支持。使审理人员相对稳定，这样利于工作的衔接和持续。

2、切实加大相关审理业务知识的学习和理解。党纪处分条例出台以后，政纪处分条例仍还是以前的，不够衔接，尤其是经济案件，参照党纪条规或相关法规，持不准的案件召开相关部门联席会议或领导会议讨论定性和处理依据。

3、及时沟通请示，不擅自作主。对重大案件定性和处理持不准的，规范程序加强请示或集体讨论，不擅自作主。对当前办案处理的案件时限性强，对个别支部尤其农村外出打工党员多，老弱病残党员无法达到召开支部大会人数，我们采取由支委分头提前电话向打工党员通报征求意见的方法做好记录，然后再召开支部大会达到表决处理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