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第一篇：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关键词：股东会，董事会，缺陷，完善一个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有一个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地满足股东的最大权益。就当前而言，我国公司法应首先解决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强化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提高董事会质量；挖掘监事会的监督资源；加强董事之间和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解决经营者既缺少足够的约束机制，又缺乏足够激励机制的问题①。我国《公司法》自生效以来，对建立现代企业机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于1999年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仍值得我们反思，以利于使《公司法》的规定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

一、问题的由来在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第37条和第102条均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权力机关，第46条和第112条均明确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董事会要维护出资～益，对股东会负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中国式的董事会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模式②。这也是我国公司制度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表现。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不禁要问：董事会能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吗？虽然现有不少人提出公司要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笔者这里所指的股东，不是个别大的股东，而是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一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因原董事长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董事会开会罢免了原董事长的职务，选出新的董事长，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新的董事长不具有注册会计师的资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公司遭到行政处罚，而且新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掌管了公司的各种大权，其余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董事会成员所持股份权较少，但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出，该会计事务所董事会在2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通过决议选出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担当新董事，使得其余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法定代表人，所以董事长掌握着代表公司签定合同的最终决定权，也是公司财务的最终控制者，董事长的权限可以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中去，一旦董事长在财务经理、人事经理、董事会成员方面有了贴心的搭配，必然会出现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股东会是松散的非常设机构，所以股东会难以控制董事会的权力滥用。而且我国工商登记变更操纵在持有公司公章的人手上，谁控制公章，就能控制公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正常经营，象上面的案例中，虽然董事长不具备当选的资格，但由于工商局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只进行形式审查，不做实质上的审查，即使是进行实质审查，有时也难以发现。这时，“非法的董事长”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虽然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但是《公司法》第43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由董事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执行职务时，由董事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董事长有决定股东会是否召开的权力，没有董事长召集主持或指定人主持的股东大会是否合法，目前《公司法》还没有补充规定及相关解释。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但股东会制约董事会的权力（开股东会，任董事等）却控制在董事长手中，这就使董事会成员的地位超然于股东之上。如果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人是公司的董事会，而公司的董事长又受命于董事会，从而造成公司难以起诉的困境。那么，其他股东究竟以公司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关于董事责任的追究，不仅直接关系着公司的切身利益，还间接地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有学者认为：如果董事拒绝向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也可决定对该董事提出诉讼③。在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时，应由监理会成员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指定的人员代表公司。如果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依法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另外，当董事为公司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或其他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行为，使公司有发生损害之虞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以行使违法行为停止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及民诉法均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存在很大难度。而且在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决策机关，一旦作出对股东不利的决定和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股东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董事会却可以正常经营损失来作出解释，这时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挽回已经于事无补。虽然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是此条规定的范围太狭窄，给董事会决议留下了很大空间，不利于股东和监事会的监督。另外，我国《公司法》第118第3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会是代表公司的决策机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如果由董事长代表公司对自己作出的决议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无异于痴人说梦、纸上谈兵。由他人（包括股东）代表公司对董事起诉，他人不掌握公司的印鉴，又如何能代表公司起诉？另外，公司的各种帐册都由董事会指定的人保管，他人起诉，如何举证？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一旦它们解决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二、股东会、董事会权力的变迁——英美法的实践英美公司法上，公司机关的设置是所有股东组成股东会，由股东会选任公司董事，全体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负责公司各项业务的执行。在传统英美公司法理念上，认为公司是一种私法上的自治组织，法律赋予它从事商事经营的资格或权力，公司如何经营，由公司成员自己决定，法律不作强行规定。公司的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及权益享有者，所以股东

会也就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董事会只不过是公司的代理人，应受股东会的控制，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完全由公司章程和章程细则所决议，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直到本世纪初，英国的公司法和普通法不承认董事会拥有独立于股东会的法定权力。董事会要完全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行事。但是公司是一个既不同于股东也不同于董事的实体。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的一些权力授予董事行使，而另一些权力则保留给股东会。一旦管理权授予董事会，则这些权力就归他们行使，而且只有他们能够行使，股东会只有通过变更公司章程才能控制他们行使此项权力，或者在下届董事会选举时拒绝再选那些他们不满意的董事。正如董事会不能剥夺公司章程所赋予股东会的权利一样，股东会也不得擅自剥夺章程授予董事会的权力④。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公司支配社会经济时代的到来，公司的控制权中心也不得不由股东会向董事会转移。学者们将董事会控制公司权力称为“董事会中心主义”，之所以产生董事会中心主义，主要原因如下：

1、现代公司的巨型化导致股权的高度分散化，数以万计的股东显然无法做到对公司业务经营实施统一有效的控制和管理，而公司的有效经营又要求公司的经营决策必须在市场风云变幻的情况下迅速作出灵活的反应，能承担这一重任的只能由具有专业化知识的董事、经理来执行。

2、股权的高度分散化使每个单一的股东无法有效地行使股东权影响公司决策，而且股东也具有流动性，且每个股东都有搭便车（free-rider）的心理，使得他们不愿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全体股东谋利。而且公司业务由董事会经营，必然涉及到公司与第三人间的大量契约关系，如果董事会没有独立的权力使这种契约关系对公司产生约束力，而经由股东会批准，这不仅影响公司的经营效率，也不利于保护与公司做交易的善意第三人，从而破坏交易安全。公司董事会权力扩张并不能改变董事会的性质，董事会的权力来自法律和股东会的授权，所以在董事会权力与股东会重合时，股东会的权力应至上。董事会权力行使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公司的利益，从而实现股东财富的最大化。为确保董事会权力的正当行使，防止权力滥用，英美公司不仅在制定法上规定了董事的法定义务，在公司机关设置上强调股东会对公司事务的最终控制，而且在普通法和衡平法上确认董事对公司和股东负有信义义务。由于受信人（董事会）掌握着以自己的行为改变他人的法律关系的能力，从而就处于一种相对优势的地位，受益人（股东、公司）由于缺乏对受信人的控制能力而且还必须承担这种自己法律地位被改变的法律后果，从而处于一种相对弱势的地位。法律为了保护受益人的利益，防止受信人滥用权力，保护双方的信任关系，就要求强化对受信人的监督约束，以维护利益的平衡。在英美公司法上对董事会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主要体现在对董事的罢免程序和越权规则的适用上。在董事的罢免上，1862年英国《示范公司章程》第61条增加了罢免董事的规定：“在股东会上，公司可以通过特别决议罢免任何任期未满的董事并通过普通决议任命他人代之，其任期止于被免职董事任期届满。”从1948年开始，《英国公司法》对于罢免董事作出强行规定。该法第184条规定：“无～司章程做任何规定或公司与董事之间有任何协议，公司均可通过普通决议罢免任何任期未满的董事。”美国的情况和英国类似，美国在1969年《示范公司法》第39版权法和现行的《示范公司法》第8.08、8.09条完全取代了普通法董事任期有保障的规则，将董事罢免程序纳入了强行法规制。美国《示范公司法》第8.08条（股东罢免董事的职务）规定：“（1）除非公司设立章程中罢免董事必须说明原因，股东们可以在说明或不说明原因的情况下，罢免一个或数个董事。（2）如果一名董事是由一个股东投票团体所选出，则罢免该董事时，就只能由该投票团体参加投票。（3）董事只能在为罢免他而召开的股东会议才能被罢免，会议通知必须载明此一目的，或载明罢免董事是本次会议的目的之一”。《示范公司法》第8.09条也规定“如果法院认定被告董事的行为属于欺诈或不诚实或严重滥用公司授予他的权力或自决权，和罢免他符合公司的最佳利益，则法院可以罢免该董事⑤。”当代英美公司法之所以对罢免董事做出了强行性的规定，其主要理由不外乎如下几点：第一，在公司经营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股东超脱、远离公司的经营、运作，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愈来愈表现为选任董事的能力上，如果在罢免董事问题上一定要求他们说明原因，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关于公司的经营事务，股东实际上处于“局外人”的地位，只有掌管公司财务的董事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掌握着足够的内部信息，股东在这方面无法与之相比。第二，公司的目的在于盈利，选择最有经营能力的董事，罢免不受信任或经营不善的董事，是公司所有股东的固有权力，正如在代理关系中，本人享有随时撤消其对代理人的授权一样，股东也当然享有随时罢免董事的权力，这种罢免董事权力的行使无需以董事存在“过错”为条件。这也是民事代理关系在公司法中的体现。第三，不需要说明理由而罢免董事的这一强行规定的宣示意义在于董事并不当然拥有任职届满的既得权利，董事应该知道他的任期可以通过股东们的表决而被取消。从积极效果看，这有助于培养董事们的敬业精神，遏制董事的权力滥用行为，实现公司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防止公司因内部权力的失衡，股东权利无法保障情形的出现。英美公司法除规定对董事的强行罢免程序外，对董事会代表公司的越权行为（包括违反公司章程及目的行为）也作出了规制。英美公司法规定，虽然董事会代表公司作出的行为对第三人有效（除非第三人恶意），但是在公司内部，公司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以阻止正在做的、可能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董事所做的将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只能由公司的特别决议予以追认。同样，美国的《示范公司法》也规定，“公司的行为能力可以受指控，当一个股东因反对公司，要求禁止公司的某项

第二篇：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关键词：股东会，董事会，缺陷，完善一个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有一个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地满足股东的最大权益。就当前而言，我国公司法应首先解决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强化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提高董事会质量；挖掘监事会的监督资源；加强董事之间和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解决经营者既缺少足够的约束机制，又缺乏足够激励机制的问题①。我国《公司法》自生效以来，对建立现代企业机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于1999年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仍值得我们反思，以利于使《公司法》的规定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

一、问题的由来在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第37条和第102条均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权力机关，第46条和第112条均明确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中国式的董事会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模式②。这也是我国公司制度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表现。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不禁要问：董事会能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吗？虽然现有不少人提出公司要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笔者这里所指的股东，不是个别大的股东，而是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一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因原董事长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董事会开会罢免了原董事长的职务，选出新的董事长，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新的董事长不具有注册会计师的资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公司遭到行政处罚，而且新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掌管了公司的各种大权，其余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董事会成员所持股份权较少，但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出，该会计事务所董事会在2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通过决议选出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担当新董事，使得其余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法定代表人，所以董事长掌握着代表公司签定合同的最终决定权，也是公司财务的最终控制者，董事长的权限可以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中去，一旦董事长在财务经理、人事经理、董事会成员方面有了贴心的搭配，必然会出现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股东会是松散的非常设机构，所以股东会难以控制董事会的权力滥用。而且我国工商登记变更操纵在持有公司公章的人手上，谁控制公章，就能控制公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正常经营，象上面的案例中，虽然董事长不具备当选的资格，但由于工商局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只进行形式审查，不做实质上的审查，即使是进行实质审查，有时也难以发现。这时，“非法的董事长”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虽然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但是《公司法》第43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由董事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执行职务时，由董事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董事长有决定股东会是否召开的权力，没有董事长召集主持或指定人主持的股东大会是否合法，目前《公司法》还没有补充规定及相关解释。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但股东会制约董事会的权力（开股东会，任董事等）却控制在董事长手中，这就使董事会成员的地位超然于股东之上。如果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人是公司的董事会，而公司的董事长又受命于董事会，从而造成公司难以起诉的困境。那么，其他股东究竟以公司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关于董事责任的追究，不仅直接关系着公司的切身利益，还间接地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有学者认为：如果董事拒绝向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也可决定对该董事提出诉讼③。在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时，应由监理会成员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指定的人员代表公司。如果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依法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另外，当董事为公司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或其他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行为，使公司有发生损害之虞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以行使违法行为停止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及民诉法均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存在很大难度。而且在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决策机关，一旦作出对股东不利的决定和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股东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董事会却可以正常经营损失来作出解释，这时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挽回已经于事无补。虽然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是此条规定的范围太狭窄，给董事会决议留下了很大空间，不利于股东和监事会的监督。另外，我国《公司法》第118第3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会是代表公司的决策机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如果由董事长代表公司对自己作出的决议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无异于痴人说梦、纸上谈兵。由他人（包括股东）代表公司对董事起诉，他人不掌握公司的印鉴，又如何能代表公司起诉？另外，公司的各种帐册都由

为条件。这也是民事代理关系在公司法中的体现。第三，不需要说明理由而罢免董事的这一强行规定的宣示意义在于董事并不当然拥有任职届满的既得权利，董事应该知道他的任期可以通过股东们的表决而被取消。从积极效果看，这有助于培养董事们的敬业精神，遏制董事的权力滥用行为，实现公司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防止公司因内部权力的失衡，股东权利无法保障情形的出现。英美公司法除规定对董事的强行罢免程序外，对董事会代表公司的越权行为（包括违反公司章程及目的行为）也作出了规制。英美公司法规定，虽然董事会代表公司作出的行为对第三人有效（除非第三人恶意），但是在公司内部，公司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以阻止正在做的、可能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董事所做的将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只能由公司的特别决议予以追认。同样，美国的《示范公司法》也规定，“公司的行为能力可以受指控，当一个股东因反对公司，要求禁止公司的某项行为而提起的程序中，如果股东的要求是公正的，而且受该行为影响的人均属于这一程序中的当事人，法院可以禁止，或撤销这一行为。”

三、公司董事会权力的重构要想真正解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冲突，必须重构股东与董事、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强化公司董事对股东的责任。日本商法典第266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者负连带损害赔偿的责任。依日本学界通说，董事对第三者责任的成立要件，并不要求具备《日本民法典》第709条的权利侵害和作为侵犯行为的违法性，只要董事对职务之执行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可。我国《公司法》未规定董事对第三者所负的责任，实属一大空缺。笔者认为股东由于董事执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而蒙受的直接损失，当然可以基于董事的特别法定责任，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追究董事的责任，以填补自己所蒙受的损失。我国《公司法》应对董事对股东的责任做出规定，有利于监督董事的行为，又利于股东权利的保护。笔者认为，解决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利冲突的关键，是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重新构建。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虽然对两者的权限做了列举式的规定，其中股东大会若对董事会职权的行使不满意，可以作出解任董事的决议，但不能直接向董事会发号施令。董事会行使章程赋予的未属权限时，股东大会若对董事会的行为不满意，可通过特别多数决议变更公司章程，收回对董事会的授权，由股东大会直接作出决议。这些是股东会对董事会的制约方式，但未规定董事会无理拒绝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时如何处理。笔者建议对董事会行使权力的程序性规则作一定的修改，必须明确公司业务的经营管理权是授予董事会集体的，个别董事和董事长的权力只能由公司章程或董事会决议明示授予：首先，董事会议的召集权原则归董事长，但是1/3以上的董事会成员有权提请董事长召集董事会议，如果董事长拒绝召集，则他们有权单独召开，即使董事长拒绝出席，达到法定人数的董事会决议依然视为有效。董事长既可由全体董事会成员选出，则当然可由他们随时通过决议罢免；其次，董事会的召开，应通知所有董事会成员，不通知则决议违法，法院可予以撤销。董事也必须亲自参加董事会议，不得由他人代理。得到会议通知而不参加者，视为同意本次董事会决议；第三，增设少数股东的股东大会召集权。即由《公司法》明文规定在董事会无理拒绝召开股东会时，由占公司份额1/2以上的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有权作出罢免董事会成员的决议，以防止董事会权力的滥用。但是这种召开股东会的方式会导致多数派股东滥用资本多数权的原则，给公司的经营带来不稳定。所以，如果《公司法》就上述权利作出规定，还应确认股东有就瑕疵的股东大会决议提起撤消之诉和无效确认之诉的权利，并应确认股东在不同意股东大会所作出的营业转业、公司合并、修改章程、限制股份转让的决议时，享有股份买取请求权。笔者认为，除了可增设少数股东召开股东会的权利外，还应增设公司监事会有权召集临时股东会的权利。董事会成员拒绝参加，不影响其召开，这样有利于监事会职能的行使，但要在召开前通知董事会，在董事长拒绝召集或拒绝指定他人召集时才可行使此权，否则会导致监事会权利的滥用。笔者建议修改董事的任免规则，明确规定董事会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可以简单多数决议解除任何董事的职务，但是，解除董事职务不影响董事与公司之间服务契约的效力。同时规定，将被解除职务的董事，事先有权得到公司的通知，并允许他在被解除职务的表决会议上陈述自己的见解。取消《公司法》第115条第2款之规定，即“董事在任期届满前，股东会不得无故解除其职务。”笔者认为最关键的是应赋予股东提起召开股东会之诉。当董事长拒绝召集股东会时，且董事会成员的行为损害了公司或股东的利益时，股东可诉至法院，要求召开股东大会，由法院指定召开股东会作出决议，这样就能确保股东会召开的合法性、及时性。当法院认为董事会行为未危害公司、股东利益，也未违反章程规定造成一定后果时，法院可对股东的召开股东大会之诉予以驳回。这样就可以保证董事会权力的正常行使，合理解决股东会与董事会的权力冲突，便于克服公司董事会存在的“内部人”控制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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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

法》的缺陷

“>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2007-12-15 22:56:52第1文秘网第1公文网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2)关键词：股东会，董事会，缺陷，完善一个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有一个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地满足股东的最大权益。就当前而言，我国公司法应首先解决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强化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提高董事会质量；挖掘监事会的监督资源；加强董事之间和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解决经营者既缺少足够的约束机制，又缺乏足够激励机制的问题①。我国《公

司法》自生效以来，对建立现代企业机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于1999年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仍值得我们反思，以利于使《公司法》的规定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

一、问题的由来在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第37条和第102条均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权力机关，第46条和第112条均明确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中国式的董事会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模式②。这也是我国公司制度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表现。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不禁要问：董事会能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吗？虽然现有不少人提出公司要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笔者这

里所指的股东，不是个别大的股东，而是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一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因原董事长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董事会开会罢免了原董事长的职务，选出新的董事长，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新的董事长不具有注册会计师的资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公司遭到行政处罚，而且新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掌管了公司的各种大权，其余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董事会成员所持股份权较少，但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出，该会计事务所董事会在2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通过决议选出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担当新董事，使得其余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法定代表人，所以董事长掌握着代表公司签定合同的最终决定权，也是公司财务的最终控制者，董事

长的权限可以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中去，一旦董事长在财务经理、人事经理、董事会成员方面有了贴心的搭配，必然会出现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股东会是松散的非常设机构，所以股东会难以控制董事会的权力滥用。而且我国工商登记变更操纵在持有公司公章的人手上，谁控制公章，就能控制公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正常经营，象上面的案例中，虽然董事长不具备当选的资格，但由于工商局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只进行形式审查，不做实质上的审查，即使是进行实质审查，有时也难以发现。这时，“非法的董事长”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虽然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但是《公司法》第43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由董事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执行职务时，由董事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董事长有决定股东会是否召开的权力，没有董事长召集

主持或指定人主持的股东大会是否合法，目前《公司法》还没有补充规定及相关解释。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但股东会制约董事会的权力（开股东会，任董事等）却控制在董事长手中，这就使董事会成员的地位超然于股东之上。如果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人是公司的董事会，而公司的董事长又受命于董事会，从而造成公司难以起诉的困境。那么，其他股东究竟以公司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关于董事责任的追究，不仅直接关系着公司的切身利益，还间接地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有学者认为：如果董事拒绝向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也可决定对该董事提出诉讼③。在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时，应由监理会成员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指定的人员代表公司。如果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依法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另外，当董事为公司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或其他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行

为，使公司有发生损害之虞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以行使违法行为停止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及民诉法均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存在很大难度。而且在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决策机关，一旦作出对股东不利的决定和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股东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董事会却可以正常经营损失来作出解释，这时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挽回已经于事无补。虽然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是此条规定的范围太狭窄，给董事会决议留下了很大空间，不利于股东和监事会的监督。另外，我国《公司法》第118第3款规定

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第四篇：从董事会与股东会权力冲突看《公司法》的缺陷

关键词：股东会，董事会，缺陷，完善

一个好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应该有一个健全有效的监督机制，最大程度地满足股东的最大权益。就当前而言，我国公司法应首先解决方便公司股东行使股东权；强化股东会对董事、监事的监督；提高董事会质量；挖掘监事会的监督资源；加强董事之间和董事会对经理的监督；解决经营者既缺少足够的约束机制，又缺乏足够激励机制的问题①。我国《公司法》自生效以来，对建立现代企业机制起到了“引路人”的作用，于1999年也做了一些修改，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现行《公司法》的一些规定仍值得我们反思，以利于使《公司法》的规定更符合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情。

一、问题的由来

在董事会与股东会的关系上，我国现行《公司法》第37条和第102条均规定股东大会是公司权力机关，第46条和第112条均明确要求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就明确要求，“董事会要维护出资人权益，对股东会负责。”所以大家都会认为中国式的董事会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模式②。这也是我国公司制度处于低级发展阶段的表现。但是在实践中，我们不禁要问：董事会能为股东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吗？虽然现有不少人提出公司要关注自己的社会责任，要保护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但这些都应该是建立在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的。笔者这里所指的股东，不是个别大的股东，而是全体股东，全体股东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公司利益的最大化。笔者曾经碰到过这样一个案例：某一会计事务所有限公司，因原董事长涉嫌刑事犯罪被拘留，董事会开会罢免了原董事长的职务，选出新的董事长，并进行了工商登记变更，但新的董事长不具有注册会计师的资格，不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导致公司遭到行政处罚，而且新董事长与董事会成员掌管了公司的各种大权，其余股东的利益得不到保障。即使董事会成员所持股份权较少，但由于公司章程规定董事长由董事会选出，该会计事务所董事会在2人缺席的情况下召开，通过决议选出不具备注册会计师资格的人员担当新董事，使得其余股东的权利无法得到切实保障。

由于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为公司法定代表人，而且一个公司只有一个法定代表人，所以董事长掌握着代表公司签定合同的最终决定权，也是公司财务的最终控制者，董事长的权限可以渗透到企业的全部活动中去，一旦董事长在财务经理、人事经理、董事会成员方面有了贴心的搭配，必然会出现公司的“内部人”控制现象。由于股东会是松散的非常设机构，所以股东会难以控制董事会的权力滥用。而且我国工商登记变更操纵在持有公司公章的人手上，谁控制公章，就能控制公司的人事变动、公司的正常经营，象上面的案例中，虽然董事长不具备当选的资格，但由于工商局进行工商登记变更只进行形式审查，不做实质上的审查，即使是进行实质审查，有时也难以发现。这时，“非法的董事长”就具有了合法的外衣。虽然我国《公司法》第38条规定：股东会有权选举和更换董事，但是《公司法》第43条又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设立董事会的股东大会由董事召集，董事长主持，董事长因特殊原因不能执行职务时，由董事指定的副董事长或其他董事主持。”这就实际上意味着董事长有决定股东会是否召开的权力，没有董事长召集主持或指定人主持的股东大会是否合法，目前《公司法》还没有补充规定及相关解释。这就产生了一个悖论，虽然董事会要对股东会负责，但股东会制约董事会的权力（开股东会，任董事等）却控制在董事长手中，这

就使董事会成员的地位超然于股东之上。如果损害公司利益的侵权人是公司的董事会，而公司的董事长又受命于董事会，从而造成公司难以起诉的困境。那么，其他股东究竟以公司名义，还是以自己的名义起诉？

关于董事责任的追究，不仅直接关系着公司的切身利益，还间接地关系着广大股东的合法利益。有学者认为：如果董事拒绝向公司承担责任，公司也可决定对该董事提出诉讼③。在公司作为原告起诉时，应由监理会成员或者股东大会决议指定的人员代表公司。如果公司怠于通过诉讼追究董事责任，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依法行使代表诉讼提起权。另外，当董事为公司经营范围之外的活动或其他违反法律和章程的行为，使公司有发生损害之虞时，具备法定资格的股东还可以行使违法行为停止请求权。但是由于我国《公司法》及民诉法均未规定股东代表诉讼制度，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如何操作，存在很大难度。而且在公司中，董事会作为决策机关，一旦作出对股东不利的决定和行为，如果不及时制止，股东的利益将受到极大的损害，而董事会却可以正常经营损失来作出解释，这时股东和公司利益的挽回已经于事无补。虽然我国《公司法》第111条规定：股东大会、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犯股东合法权益的，股东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要求停止该违法行为和侵害行为的诉讼。但是此条规定的范围太狭窄，给董事会决议留下了很大空间，不利于股东和监事会的监督。另外，我国《公司法》第118第3款规定：“董事应当对董事会的决议承担责任。董事会的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致使公司遭受严重损失的，参与决议的董事对公司负赔偿责任。”但是由于董事会是代表公司的决策机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董事长，如果由董事长代表公司对自己作出的决议造成的损失进行赔偿，无异于痴人说梦、纸上谈兵。由他人（包括股东）代表公司对董事起诉，他人不掌握公司的印鉴，又如何能代表公司起诉？另外，公司的各种帐册都由董事会指定的人保管，他人起诉，如何举证？这些都是很现实的问题。一旦它们解决不了，《公司法》的上述规定只能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

二、股东会、董事会权力的变迁——英美法的实践

英美公司法上，公司机关的设置是所有股东组成股东会，由股东会选任公司董事，全体董事组成董事会，董事会根据公司章程以及股东会决议，负责公司各项业务的执行。在传统英美公司法理念上，认为公司是一种私法上的自治组织，法律赋予它从事商事经营的资格或权力，公司如何经营，由公司成员自己决定，法律不作强行规定。公司的股东是公司的所有者及权益享有者，所以股东会也就是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而董事会只不过是公司的代理人，应受股东会的控制，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权力分配，完全由公司章程和章程细则所决议，在这种理念支配下，直到本世纪初，英国的公司法和普通法不承认董事会拥有独立于股东会的法定权力。董事会要完全按照公司章程及股东会决议行事。但是公司是一个既不同于股东也不同于董事的实体。根据公司章程，公司的一些权力授予董事行使，而另一些权力则保留给股东会。一旦管理权授予董事会，则这些权力就归他们行使，而且只有他们能够行使，股东会只有通过变更公司章程才能控制他们行使此项权力，或者在下届董事会选举时拒绝再选那些他们不满意的董事。正如董事会不能剥夺公司章程所赋予股东会的权利一样，股东会也不得擅自剥夺章程授予董事会的权力④。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大公司支配社会经济时代的到来，公司的控制权中心也不得不由股东会向董事会转移。学者们将董事会控制公司权力称为“董事会中心主义，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产生的后果之一是股东超脱、远离公司的经营、运作，股东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愈来愈表现为选任董事的能力上，如果在罢免董事问题上一定要求他们说明原因，实际上很难做到。因为关于公司的经营事务，股东实际上处于“局外人”的地位，只有掌管公司财务的董事才是真正的“局内人”，他们掌握着足够的内部信息，股东在这方面无法与之相比。

第二，公司的目的在于盈利，选择最有经营能力的董事，罢免不受信任或经营不善的董事，是公司所有股东的固有权力，正如在代理关系中，本人享有随时撤消其对代理人的授权一样，股东也当然享有随时罢免董事的权力，这种罢免董事权力的行使无需以董事存在“过错”为条件。这也是民事代理关系在公司法中的体现。

第三，不需要说明理由而罢免董事的这一强行规定的宣示意义在于董事并不当然拥有任职届满的既得权利，董事应该知道他的任期可以通过股东们的表决而被取消。从积极效果看，这有助于培养董事们的敬业精神，遏制董事的权力滥用行为，实现公司权力的外部制约机制，防止公司因内部权力的失衡，股东权利无法保障情形的出现。

英美公司法除规定对董事的强行罢免程序外，对董事会代表公司的越权行为（包括违反公司章程及目的行为）也作出了规制。英美公司法规定，虽然董事会代表公司作出的行为对第三人有效（除非第三人恶意），但是在公司内部，公司成员可以提起诉讼以阻止正在做的、可能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董事所做的将会超越公司能力的行为只能由公司的特别决议予以追认。同样，美国的《示范公司法》也规定，“公司的行为能力可以受指控，当一个股东因反对公司，要求禁止公司的某项行为而提起的程序中，如果股东的要求是公正的，而且受该行为影响的人均属于这一程序中的当事人，法院可以禁止，或撤销这一行为。”

三、公司董事会权力的重构

要想真正解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力冲突，必须重构股东与董事、股东会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强化公司董事对股东的责任。日本商法典第266条规定：董事执行职务有恶意或重大过失时，该董事对第三者负连带损害赔偿的责任。依日本学界通说，董事对第三者责任的成立要件，并不要求具备《日本民法典》第709条的权利侵害和作为侵犯行为的违法性，只要董事对职务之执行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即可。我国《公司法》未规定董事对第三者所负的责任，实属一大空缺。笔者认为股东由于董事执行职务中的故意或重大过失行为，而蒙受的直接损失，当然可以基于董事的特别法定责任，直接以自己的名义追究董事的责任，以填补自己所蒙受的损失。我国《公司法》应对董事对股东的责任做出规定，有利于监督董事的行为，又利于股东权利的保护。

笔者认为，解决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利冲突的关键，是对两者的关系进行重新构建。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虽然对两者的权限做了列举式的规定，其中股东大会若对董事会职权的行使不满意，可以作出解任董事的决议，但不能直接向董事会发号施令。董事会行使章程赋予的未属权限时，股东大会若对董事会的行为不满意，可通过特别多数决议变更公司章程，收回对董事会的授权，由股东大会直接作出决议。这些是股东会对董事会的制约方式，但未规定董事会无理拒绝股东召开临时股东会时如何处理。笔者建议对董事会行使权力的程序性规则作一定的修改，必须明确公司业务的经营管理权是授予董事会集体的，个别董事和董事长的权力只能由公司章程或董

第五篇：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I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引 言

关羽在中国的历史漫漫长河中可谓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是中国四大名著之一《三国演义》中的主要的人物，《三国演义》塑造了一大批性格多样、形象多彩的人物形象。其中的人物，关羽，从史至今，人们普遍的将他奉行为“武神”，当做个人信仰或者团体信仰去对待，因为通过《三国演义》的描写，关羽这个带有丰富中国文化内涵的人物在历史前进的步伐中，逐渐的走上了被神化的道路，人们已经把关羽其人理解成为集忠、义、胆、勇、智的“神”，关羽信仰在中国的逐渐塑成，更使很多人下意识的将关羽看做一种人性或者行为的参考标准。这样一来，对于关羽其人的全方位研究就显得十分有必要了。因为这是关乎对人们价值观的引导。原著中描写了关羽的丰功伟绩和积极正义的优点，也从侧面淡淡的描写了他的性格缺陷，而后来写到了他的死，更是在一个淡淡描写其缺陷的基础上产生的悲剧色彩很浓的结局。而对于关羽的不足，似乎在学术界没有一个很明确的讨论思想和根基。而在现当代社会，对于关羽，主体仍以认为其是“神”的背景下，对于关羽的不足和缺陷就很值得去研究和探讨。在说古论今的立场原则下去正确看待其人。对于他的不足和性格缺陷我们不可不思。我们干任何事都要有借鉴前人的思想原则去吸取经验教训。因此文章要从他的优点和正面道义的点评着笔，并着力探究关羽的性格缺陷，站在说古论今的角度上以论证的方式去分析解读。更为对关羽信仰加以侧面补充，使更多的人可以以全面的、正确的、并以借鉴的眼光去看待关羽。关羽的优点及其成就

关羽本身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我们就要公证的评价他的缺点和优点，就关羽个人优点来说，他自与刘备、张飞桃园结义之后，表现出来了许多的功绩和正义道德。在功劳上，他对刘备集团的成长和茁壮作出了自己不可磨灭的贡献，无论在战场上的武力贡献还是对刘备集团利益的维护。都可以看到些关羽的身影。总结分析得来，关羽一“勇”，勇在战场上，俩阵之前，表现在单骑诛颜良，斩文丑。关羽二“忠”，表现在屯土山关公约三事，面对曹操的厚待挂印封金而后竭力维护刘备家眷，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不避艰险，寻找刘备，临死亦不屈节。关羽三“义”，表现在赤壁之战时，华容道义释败军曹操；攻取长沙时，义释黄忠。关羽四“胆”，表现在关羽单刀赴会的胆气；刮骨疗毒的胆。关羽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五“智”，表现在其放水淹七军。可以集中概括为为：忠于友谊、勇与作战、道义分明、智勇双全。对于关羽的正面点评上，清初小说点评家毛宗岗[1]称之为“古今以来名将中第一奇人”。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2]中谈到《三国演义》对关羽的塑造“唯于关羽，特多好语，义勇之概，时时如见矣”。清代史学家赵翼[3]说：“汉以后称勇者，必推关、张。就单单关于关羽的评价，可见历史上关羽得到了许多的，很高的正面响应，关羽的功绩和道德情操在主体上无疑是伟大的，是值得人去学习的。而有关关羽性格及其缺陷却很少有比较完整的系统总结，性格对一个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老话说的好，性格决定命运，任何人的命运和状况很大一部分受自身的性格影响，因此我们因该好好审视自身，在了解到自己的优点后，也要探究自身的的性格缺陷，因为事实上，人无完人，任何人皆是如此。悲剧英雄

关羽的性格缺陷在整个著作的中都没有提及和评价，只有在他人生的后期才真正的从侧面表现了出来，晚年的他“攻拔襄阳郡”、“决战庞令明”“放水淹七军”、这时我们看后小说，都可以感受到关羽此时更加的求功心切，这时任何人都会有充足的自我的满足感，而关羽此时的个人的荣誉可以说是到达了人身顶点，威名震华夏，所以令他头脑里的个人英雄主义膨胀，发展到自己无法控制的地步，听不进去别人的劝告，一切事情只是唯我正确，唯自己是从！这样浮躁的心态下，被敌人利用就会导致失败！如《三国演义》第七十五回陆逊献计吕蒙时日：“云长倚恃英雄，自料无敌，所虑者唯将军耳，将军乘此机会，托疾辞职，以陆口之任让之他人，使他人卑辞赞美公关，以骄其心，彼必尽撤荆州之兵，则荆州在掌握之中矣。”事后关羽果然如陆逊所言，关羽放松警惕，骄傲轻敌，导致丢失荆州，并将自己也送上了不归路。有了这种不能自视的心态以后致使让陆逊设计将其打败。可见关羽最终是败于自己的性格缺陷，不能好好的正确的正视自身。《三国志·蜀书·关羽传》中作者陈寿就曾评日：“羽刚而自矜，以短取败，理数之常也”，解释的意思就是说性格的缺陷导致了失败，这是很正常的道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陈寿经过分析得出，关羽的性格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关羽因为性格缺陷发展到被人利用，致使上当受骗，这就更加可以充分的说明关羽伟岸的一生英雄，而悲剧的结局则是由他自己的性格造成的。因此我们后人在借鉴前人的事件时，就更因该善于分析事情的形态，并吸取经验教训，完善自身。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关羽性格的具体缺陷

4.1 缺乏严谨性

关羽作为替刘备镇守荆州重任的大将，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在军事战略思想上维护蜀汉政权的利益，头脑简单，更是在处理细节问题上莽撞。这些性格的缺陷也是造成他死因的重要组成原因。原著中第六十六回，因为在收取川地之际，军师庞统惨死落凤坡，镇守荆州的诸葛亮得不得离开荆州，前去辅佐刘备，荆州重任托于关羽，孔明在离行之前问道关羽“倘曹操引兵来到，当如何之？答曰“以力拒之”又问“倘曹操、孙权来到，当如之何”答曰“分兵拒之”。从诸葛亮的最后答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关羽此时的思想则是缺乏必要的大局观战略思想，头脑缺乏严谨性，过于简单看待问题。早在刘备三顾茅庐《隆中对》中就说“若跨有荆益，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待天下有变，则命一早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以秦川，百姓有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可见外结孙权是刘备北定中原、统一全国的基础，关羽怎么又会不知道呢。又如《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诸葛瑾前来荆州为关羽女儿和孙权之子做媒，希望孙刘俩家结好，共同对抗曹操。关羽却大怒的回复到：“吾虎女安肯嫁犬子乎！不看汝第之面，力斩汝首”从这里表面上看，关羽的表现是狂妄，根本没有把孙权放在眼里，似乎实际上则是没有大局观念，缺少一个大将应该具备的严谨军事战略思想，头脑过分简单，也没有意识到这是孙权欲意结盟的本质，看不清孙刘联姻对刘备蜀汉政权的巨大作用，这种莽撞的、任性的、缺乏严谨思考的行为破坏了诸葛亮曾经交代他的“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战略方针。同时间也更加激怒了孙权，致使孙操决意与曹操联手攻打荆州，而最终关羽陷入曹操、孙权的夹击之中，丢失荆州，败走麦城，最后壮烈而死。这不仅使蜀汉政权进军中原折掉一只有力的战略臂膀，而且势力从此只能缩处二川之间，给刘备的统一大业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1949年，毛泽东也曾说过[4]，关羽骄傲呢，大体是不懂统一战线的，这个人并不高明，对待盟军搞关门主义。

4.2 持才傲物

因为和刘备结义的关系，又更因为倚仗功绩高大，关羽后期而表现出来的是持才傲物，狂妄也导致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这也为他的死埋下了伏笔。最好证明他高傲的例子就是《三国演义》第七十三回刘备官拜汉中王以后，派费诗到荆州封赏关羽，关羽问道费诗：“汉中王封我何爵？”费说言：“五虎大将之首。”关羽又问：“哪五虎？”答道：“关、张、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赵、马、黄是也。”关羽怒道：“黄忠何等人，敢与吾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卒为伍！”因此不肯受封。后来还是在费诗的恭维却说下才化解了他的怨气，才肯拜受印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关羽此时已经是个非常自傲的人，竟然因为自己的高傲甚至敢拒绝其兄汉中王的封赐，这未免有点让人感觉其巨大的狂妄，还有对待同僚黄忠的态度，这样的做法一定会传到黄忠及其朋友的耳朵中，这样一来，那些人又以怎样的态度对待你呢？虽然你自己在各方面都有不俗的表现，但是这样对待同僚的态度是否妥当呢？这样的做法会不会让刘备手下其他人感觉你是在倚仗你兄的地位来藐视别人呢？这就是一种自大骄横的心理。南宋陈亮[5]也认为“关羽好勇而无谋，侍气而骄功”。原著中第七十三回，在出兵樊城前，因部下傅士仁、糜芳饮酒致使帐后起火，军器烧毁，关羽便要斩二人，因人劝说作罢，但是又说：“稍有差池、二罪俱罚！”这就为此二人最后叛变投敌埋下了火种，对待同僚的骄横，致使不少将领对他心存不满，在最后被困麦城之际，遭到近在咫尺的孟达和刘封的冷眼旁观，致使他最后无路可走，命丧黄泉。如果说孟达和刘封对关羽的冷眼旁观和不加援助是关羽没有搞好同僚关系的话，作为自己部下的傅士仁、糜芳临危变节则可以看出来关羽性格上的狂傲对处理人际交往关系上的缺陷。这都是关羽狂傲自大所导致的悲剧下场，又如原著第七十八回，刘备闻关羽死讯后倒与地，孔明劝说道“关公平日刚而自矜，故今日有此祸”，可见诸葛亮对关羽狂傲的性格缺陷是非常了解的，对于他的死也是早有心理准备的。还有《华阳国志》[6]里说道，关羽“善待卒伍而骄于士大夫”就是指关羽善待小人，而骄士大夫，而对待士大夫你不能骄傲，正是关羽对待同僚的高傲、骄横而间接导致的自己的悲惨下场。

4.3 没有坚定的原则

关羽作为刘备主要的辅佐者之一，拥有坚定不移的政治原则是取得胜利的基本心理前提保障，但是关羽在实际的战争中，似乎却缺乏一个重要大将必要的政治觉悟和战略思想，分不清敌我关系，厉害关系。而一味的以“义”作为自身行为的立身之本。的确，“义”是关羽成功的最主要的基础，但是“义”貌似也成为了关羽前进道路上最大绊脚石，如《三国演义》中第五十回诸葛亮算智华容道，关云长义释曹操来说吧，曹操军队大败于赤壁，夺命逃于华容道，被事先埋伏在那里的关羽包围，可谓生死一线，而此时曹操军中程昱说道“某素知云长傲上而不忍下，欺强而不凌弱；恩怨分明，信义素著。丞相旧日有恩于彼，今只亲自告别，可托此难”曹操从其言，遂行之。关羽则答曰“今日之事岂敢以私废公？”从这里看，可见关羽是可以明辨是非曲直的，但是就是关羽性格里始终以“义”当头，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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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坚定的政治原则，想起旧事，被其感知，故让路于曹操败军，致使曹操逃过其人生中最险的一步。关羽正是被他所奉行的“人义”所蒙住了双眼，不分敌我，不分好坏，自身的一切行为原则只以“义”字当头，只管报恩，不讲原则，反观与关羽交情颇厚的曹军将领徐晃，在坚定自身原则下就相行见拙了，原著中第七十六回蜀魏大战时，关羽与曹军故友徐晃相遇，书中写到，关公日“吾与公明交契深厚，非比他人，今何故数穷吾儿耶？”晃厉声大叫“若取得云长首级者，重赏千金”，关羽惊问“公明何出此言？”答曰“今乃国家大事，某不敢以私废公”，徐晃并没有因为和关羽交情好而贻误国事，可见其公私分明，坚守原则。因此，从以后的“三国”天下来看，关羽的这种“报恩”思想，实际上是对自身集团的利益侵害，也是对其兄刘备完成大业辅助不力的重要表现，是严重的没有政治原则下所犯的政治错误。缺乏坚定的原则性正是关羽的又一大性格上的缺陷，是在处理个人恩怨和公私矛盾的问题上时，把个人的恩怨摆在了首要的位置上，放弃了原则的立场，这既是对自己的不负责任，也是对其义结金兰兄长刘备的不负责任，从书中的诗句可以看出人们对关羽这种做法的可惜：“曹瞒兵败走华容，正与关公狭路逢。只为当初恩义重，方开金锁走蛟龙。”也正是自身的这些缺点原因，才能被当时谋臣程昱所抓住并利用，帮助曹操躲过险劫，为以后的三国分天下作了铺垫，为国家的统一或也拉长了历史的时间。

4.4 缺乏一员大将应有的城府和策略

关羽作为为其兄镇守荆州重任的一方大员，理应有基本的城府和策略，看待事物需要谨慎，有谋虑性，这也是坚守并完成自身职责的重要性格所需。但是貌似从原著中我们能看到的就是关羽在接此重任后表现出来的城府欠缺。拿第七十五回关云长刮骨疗毒，吕子明白衣渡江来说吧，关羽进攻樊城受挫，按兵不动之际，东吴使计将陆逊代替吕蒙用以麻痹关羽，陆逊则派使者给关羽送去礼物和信书，信上着重恭维关公的丰功伟绩。关羽看到陆逊是个无名晚辈，指来使而日：“仲谋见识短浅，用此儒子为将”仰面大笑，令左右收了礼物，发付使者回去，使者回复陆逊“关公欣喜，无复有优江东之意”[7]。以至到后来闻言荆州已失之时，也竟坚信的说“此敌人讹言，以乱我军心耳，东吴吕蒙病危，孺子陆逊代之，不足为虑”。从此时我们可以看到，关羽虽然建立过许多的功劳，也算智勇双全，但是作为一员镇守重要战略地位的大将来说，怎么能如此草率，毫无谦虚戒备之心，自身城府竟让人一窥既知，并让陆逊抓住其弱点，从而使关羽放小了对东吴的戒备之心，致使东吴趁机渡江，攻占荆州，事后还坚持不信。又如第六十六回中，人们耳熟能详的的“单刀赴会”的故事，我们从另一个侧面来说好像不就是关羽的草率和城府欠缺么，鲁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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邀请你去赴宴，你明知道是鸿门宴而且也要去，你身负守卫荆州战略要地的责任，可以说事关重大，万一有出意外，你仅仅只为“道吾怯矣”的颜面说辞，而没能完成自身使命，使蜀汉政权利益受损，这又孰重孰轻呢？且不说你可以找个理由推辞掉此宴，就是要去也最起码应当多带护卫，以防不测，你只对自身自信满满而不考虑整个荆州和刘备集团的利益周全，草率独身行动，是否对全局有所不妥呢？再说就算找公务繁忙等理由推掉宴会又有何不可。这样的冒险，并不是身负重任的他应该做的事情，并且实际上也种下失荆州的祸根[8]关羽的草率和城府欠缺也都是最终会命丧黄泉所作的性格铺垫。

4.5 气量狭小，追求虚荣

古人言“宰相肚里能容船”，可见气量和胸襟对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历史上屡见不鲜的因为嫉妒、胸襟狭小最终导致自身悲剧下场的人还少么？近则不说，只说当时的东吴周瑜吧，周瑜可谓一个文武将才，就连诸葛亮也对他评价颇高，他对东吴的兴建、发展和鼎盛做出了自己不可或缺的贡献，但是就是自己胸襟狭小，容不得别人才干超过他，如书中第四十九回，七星坛诸葛祭风载道“霎时间东南风大起，瑜骇然日:此人有夺天造化之法、神鬼不测之术！若留此人，乃东吴祸根也。及早杀却，免他日之忧。”最后被诸葛亮三气之下暴死，死前更仰天叹曰“既生瑜，何生亮！”可见周瑜气量之狭小，对人影响之大。在同属时代的关公本应该从中明白厉害道理，从中总结经验，但是自己却是好像也有类似的肚量，在原著第六十五回中，关羽闻听刘备收服马超，故遣关平告知刘备要来蜀中和马超比武，他此时正肩负防卫荆州重任，却为了追求虚荣名誉，宁肯抛下荆州防务也愿和马超比武，弃集体利益于不顾，当得到诸葛亮的书信其中夸赞他“犹未及美髯公之绝伦超群也”，关公遍示宾客，自绰其髯日“孔明知我心也”遂无入川之意，可见关羽是多么的追求虚荣名誉，气量不可不谓之小。《三国志》黄忠传中[9]，诸葛亮说先主日“忠之名望，素非关、马之伦也，而今便令同列，马、张在近，亲见其功，尚可喻指；关遥闻之，恐必不悦，得无不可乎”可见在同一阵营的诸葛亮也早已对关羽的气量狭小心知肚明，关羽的这种性格决定了他在处理各种内外关系时无所适从、一筹莫展。导致了他的失策、失利和失败。结束了作为悲剧英雄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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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由以上的分析可知，关羽作为民间崇拜的圣人，他有着许多优良的品质和道德情操，唯义而行，为国勇武，为民德泽，信义素著，守诺不违[10]值得我们现代人去学习和探索，但也存在着一部分性格缺陷的地方，这也是让我们去公证看待关羽其人时值得研究和注意吸取经验教训的地方。这是正常的，人无完人，但关羽所表现出来的主旋律仍然并一直是正义的，道德的。说古的意思，其最终目的是为了论今，古人已经作古，如何从他们身上去吸取教训和经验才是说古的目的。在现在的现实生活中也是如此，一个人有自己主见，有自己头脑，不随人俯仰，不与世沉浮，这无疑是值得称道的好品质。但是这也是要以不固执己见、不偏激执拗为前提。凡是不能正确对待别人的人，就一定不能正确的对待自己，处处要求别人尊重你，你却不懂得如何去真正的尊重别人，在与人交往的人际关系中，总是带着有色眼镜，主观武断，有时候甚至对人家善意的规劝和平等商讨都不能接受，像这样的人，不仅会在事业、工作上会差强人意，而且在社会上恐怕也很难与别人和睦相处。在此，我们应该认真总结吸取从关羽身上发现的性格缺陷，对号入座，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为自己的人身做出自己努力，否则一味的保持自身并错误的性格、思想，这是很有可能会使自己从 “麦城”中脱不了身。

从《三国演义》看关羽性格缺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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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胡尚元.毛泽东眼中的三国人物[J].党史博览.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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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陈寿.三国志[M].长沙：岳麓书社.1990

[10]东方诚明.品关羽[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