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
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亲亲相容隐”制度是汉朝宣帝四年，在董仲舒“春秋决狱”及桓宽等儒生的影响下，以颁布诏书的形式而第一次拥有合法性。但“亲亲相为隐”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㈠“亲亲相为隐”在学界内通常被简化为，“亲亲相隐”。但这种简化容易引起关于“隐”的误解。“亲亲相为隐”思想的本初是呈现了个人于亲属有过失时的角色尴尬与伦理困境㈡：“隐”便是违背了社会道德期待；“不隐”违背亲情伦理规则。此时孔子所给出的解决方式便是贴近道家的“无为”和墨家的“中庸”。以不作为的方式为“隐”，拥有不告发、举证的缄默权，或许和“米兰达”明示有异曲同工之妙吧。这便说明“亲亲相为隐”并不是所谓的作伪证、毁灭证据、包庇藏匿护短行为，而应理解为作证义务的一种免除。
在环环相扣的中华传承文明中，“亲亲相为隐”思想主要分为以下几个发展阶段㈢：
1、先秦提出：以孔子为首的儒教思想在法律上的体现，主要体现
在“父子相为隐”，但仍停留在道德层面，约束作用较小；
2、汉朝确立：以诏书这种成文的形式颁布，辅以教化“亲孝”，开
始有了强制约束力；
3、隋唐完善：“同居相隐不为罪”，将相隐范围扩大，先知相隐罪㈠
㈡ 出自《论语﹒子路》出自《中国社会科学报》09年3月《孔子研究》，作者：林桂榛
㈢ 资料来源《中国法制史（第三版）》人民大学出版社，主编：曾宪义
名，并在具体操作性上有了完善，是此项制度日臻成熟；
4、明清微调：符合时宜的加入了奴婢隐主人的条款，细化了因“相
隐”而产生的出罪细则；清末改制后，将相为隐的范围缩小到了亲戚，但在客观上是承认了“相为隐”是一种个人权利，并受国家法律保护。
但是，一个作文贯穿中华法制发展的思想内涵，为什么于今日之法律中，毫无踪影呢？与“死刑复核”、“自首免责”等同为符合儒教思想的法律产物，是否应该在“和谐社会”中，重新焕发光芒呢？陋见认为，“亲亲相为隐”在和谐社会的法律回归有以下几点理由：
首先，从时间和空间上分析，“亲亲相为隐”是中国民间法根深蒂固的思想。“中国法律是有自己的发展史的。”㈣，从法理的角度上讲，一个国家的法律是在其道德的约束和总结同性的条件下发展而来的。法律是传承发展的，水土不服的法律会造成过敏现象，在社会和文化相适应的发展节奏中，中国法制建设一直是“国”和“家”相结合，“国”是大“家”，每一个细胞的和谐性和凝聚力，在小农分散社会中，便会更加影响到“国”的安定。所以在“亲”之间的相隐关系，是有其必要性的。
其次，“亲亲相为隐”思想经过几千年的锤炼，已经逐渐完善了它的操作规范性和普世性：
1、可操作性：早至汉朝，对于相隐的范围已经界定为家属三㈣ 出自：杨鸿达
代以内，即祖孙、父子、夫妻之间；对于不同行为能力人也有区别对待，幼卑隐匿尊长不为罪，尊长隐匿幼卑，一般情况下不为罪，但如所犯为死罪，根据酌情议定，也能较常人减轻或免除处罚。对于监护人和被监护人的区别对待，便更能实现教化作用和善导的效果；另外，很多学者对于二次犯罪是有所顾虑的，但这是对“亲亲相为隐”的误解了——“亲亲相为隐”不是对立与大义灭亲的二元关系，而是一种不作为权利的赋予。对于做伪证、毁灭证据的做法，已经另外侵犯法益，不可以使用“亲亲相为隐”原则出罪。作为一种任意性规范，在罪责范围上却是有“强制性”成分的。例如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行，不得实行相隐；
2、普世性：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早已经不是局限于中华文
明，随着历史的发展，西方国家也已经开始认识到了中国
这种古老的法律精神的优力。1988年，《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已经规定：“被告人近亲属没有作证的义务。”1994年，“法国刑法典”也规定：“亲人犯罪，不告发者不惩罚”㈤。米兰达明示，沉默权的发展，实际上都间接的告诉我们，在道德伦理和法律棱角相违背的情况下，硬性的不完善条款是需要调整的；另一方面，“亲亲相为隐”所体现的作证赦免权，实际上在医生对病人、律师对当事人、牧师对教㈤ 出自《古律寻义——中国法律文化漫笔》，作者：刘星
民上，已经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再次，“亲亲相为隐”更容易实现权利和义务的相一致。我们从最早的夏朝就已经出现了“”，翻译过来就是“族灭”；************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当一个人犯罪的情况下，他的亲友是被牵连的连坐，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灭十族”体现的便是这个道理。对于这种义务，他的亲友应该承担相应的权利。如果一个社会是亲友犯罪要牵连受惩罚，告发要受罚，不告发也要受罚，那导致的结果是“相互监视”、“人人自危”，长期的结果是家庭的分散，“家”这个基层细胞的分散结果导致的便是“国”根基的不稳，这应该不是法律所终极追求的。此外，在取证过程中，利害关系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属，他们所出示的证据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所以在有义务的同时，我们应该付诸相应的权利。
除此之外，中国现今建设的是“和谐社会”，站在“和谐”的角度上，我们说，法律应该是服务其统治者——广大人民群众，教化百姓，循循善诱，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共融。所以，逆百姓广泛认同的伦理秩序和民俗习惯而为百姓造成负担的法律，是不完善的法律。和谐，追求的便是有中国特色的法制建设，充分尊重民间法，对其合理部分和传承精神的采纳，才会使中国法律摆脱国外移植的窠臼，拥有自己的繁茂新枝。所以，我们可以说，“亲亲相为隐”“合葬”“老人赡养”等有民间习惯法基础的法律思想，是符合和谐社会宗旨，更有利于和谐社会发展，体现和谐社会要求的，他们的法律回归对于中国法律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的。
与此同时，我们应该看到，根据中国现实国情，对于汉、唐、明清时期的关于“亲”的界定，“相隐”罪名和程度的确定，还需要立法者结合国情重新定量；对于其适用范围，是从民法或是刑法开始也要有重新的考究。例如，亲的范围在是法律上的近亲属还是现实交往频繁程度的判定；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等重大罪名需要惩罚，那对于类似“幼儿园枪杀”这样社会影响极坏的案件，是否适用此原则；民法更多涉及到亲属纠纷，刑法则在重大犯罪上涉及到案件的取证，哪一个可以成为司法实践的开端？
第二篇：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也：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这是论语子路篇中一段记载，也是一段引起较大争议的观点。党即乡党，古代五百户为党。直躬者多数被解释为正直之人，攘即偷窃的意思。文段大致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们乡党有一个正直的人，他父亲偷了羊，他高发了父亲。”孔子说：“我们乡党正直的人不是这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这中间了。”初读之后，给我个人的感觉是情胜理亏，即孔子所言尚且能从伦理道德上理解得通，但却有违法理。倘若深读，却另有它意。接下来，本文将从以下三个角度来分析理解“亲亲相隐”这一文段。
一、从伦理学角度看“亲亲相隐”
我国古代典籍中，对伦理的代表性解释有两种，其一是以郑玄为代表，在解释人与动物的关系时既强调了人与动物的联系，又强调了人与动物的区别，所谓“伦，犹类也；理，犹分也”。就是说，人是动物的一部分，但由于人有“理”又与动物相区别。其二是以许慎为代表，认为“伦，从人，辈也，明道也；理，从玉，治玉也。”就是说，伦的本意是类、辈，引申为人与人之间不同辈分的关系；理的本意是指加工并显示玉本身细微精妙而又清晰可辨的纹理。引申为人与人之间的行为准则。“伦理”一词原指人与人之间微妙而复杂和谐有序的辈分关系，经过演化，泛指人与人之间以道德手段调节的种种关系，以及处理人与人之间相互关系所应遵循的道德和规范。
我们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即本文段中得父子关系来看这句话，会发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处于一种天性所为。即由于先天性的血缘关系，这种客观存在进而升华为后天父对子的疼爱，子对父的孝敬，对于这种行为也便觉得合乎情意。引自陈老师的一篇言论，在父与子关系之中，儒家把生物性的父子关系，提升为道德性的父慈子孝，以此为基础建立了儒家伦理体系的根基，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文中所提的“直躬证父”意味着抽空了整个儒家伦理系统的根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父子相隐这种行为是一种尚未经过政治、社会契约等层面修饰的行为。而孔子在这句话的伦理价值体现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初的价值信仰。而我们所推崇的法制即建立在不同的伦理价值之上，以此为基业得以发展。
此外，正如陈老师在文章中所论及的，直躬证父的行为是把“家”的事情捅到“国”的领域，更重要的是这个“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帝国”、“国家”，没有一个公共空间，直躬只是把自己家中的问题捅到卿大夫之家、诸侯之家的领域中。他不是把父亲交给一个代表公意的公共法律、真理、正义，而是交给韩非子所说的“令尹”。这也是亲亲相隐的一个客观因素之一。
当我们在争辩性恶说与性善说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其评价标准与评价体系的不同，映射到本文段中对直躬者的讨论，其实两者是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评判标准为出发点进行善恶之辨。从社会公众角度出发，攘羊不报，对其他百姓造成损害，这种行为行为恶，原因是社会公众角度出发的判断标准是是否对公众造成损害；从家庭伦理道德出发，为父隐瞒，是出自一种最朴实、未经修饰的恻隐之心，当我们以尊师重孝等伦理价值观判断时，这种行为即可称之为善。而在孔子所构建的伦理价值体系中，孝可称之为善的源泉，百善孝为先。《论语·学而》中写道：“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当我们用反向思维来研究，国是建立在党乡基础之上，而党乡又是建立在国里面最小的组织单元——家的基础之上，因此，国家的构建有赖于家庭的和谐的稳定，这是最基本的要求。而家庭的和谐稳定则须以遵守最基本的家庭道德伦理。
二、从公共管理学角度看“亲亲相隐”
洛克在《政府论》中提出，国家是人民分别拿出一部分自己的私权，由政府来掌控，最后缔结条约，以契约的形式维系，读后感《关于论语中“亲亲相隐”读后感》。而国家则是作为这一部分私权的决定者也有义务来保护这部分私权。倘若我们从国家的层面来探讨“亲亲相隐”这个事情，国家作为一种保护大多数人利益的组织以强制性手段要求她的公民遵守所定下的条约即法律法规以及规章制度。对比孔子的以礼乐治国之说，孔子更推崇治国者以仁义、德行为出发点，礼乐为治国之方。法制治国更多了一种强制性与规制性。所谓强制，是指以不同手段要求其公民必须按相关法规行事，而规制性则是指条文法规对行为的规范、硬性要求。政府被赋予了维护大多数人利益的天职，攘羊者倘若未被揭发，被攘羊的人损失一只羊，而攘羊者很有可能会再去偷第二家的，使受损者更多，而受益者仅他一人，我们则会需要政府作为公众方的代表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惩治攘羊者。而对于瞒报者则采取否定的态度。
站在现在社会大背景下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我们可以通过社会面来观察。社会面是指政府内部与公众相接触的所有窗口。有种观点是一旦将事物放到社会面上，政府便成为了行动上的强势群体，地位上的弱势群体。因为公众的评判必然会以自己的利益为前提，公众对于做了法律上没有规定禁止做的事情即算合法，而政府则不同，对于法律上未规定的事情倘若都无作为则很容易遭致抨击甚至反对。所以说政府承担了更多的社会义务，也容易在社会面上成为地位上的弱势群体。而在处理“亲亲相隐”这件事情上，对于瞒报者予以惩戒也是政府一种有作为的责任体现。而此时政府则是出自公众的角度，维护大多数人利益所为。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王丛虎教授认为法律即是大多数人在觉得此事是合理的时候即可将其定为法律，所谓存在即合理，我们在制定相关对瞒报者的法律条文时多数是站在旁观者看客的角度出发，亦是经过一种政治修饰的行为。
当然，我们也应该明确认识到，前两段的分析是站在当今社会的大背景之下，而倘若以现阶段的背景与今人判断现今事物的观点来看孔子这一观点则是一种对传统文化的亵渎。这也存在着一种偷梁换柱之嫌，因此，本章即特意强调是在如今的大背景下探讨现阶段的公共管理而非古代行政事务。“亲不举证”，是对亲情的理解与重视，汉代皇帝经常下诏免“父子相匿”罪。要知道“慎终、追远，民德厚归”，就是因为通过对自然亲情的强调，维护小家的稳定才能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而倘若这放在现今社会则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为大环境不同，整个社会的人文背景、价值取向也发生了变化，古代法律尚不完善，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来说尚属最底端的安全需求或生理需求，而此时百姓最希望的是生活安稳，而生活的安稳的基础就是家庭的和谐，统治者也只能靠占极大比例的道德约束结合法律来进行调合，对伦理道德的看重也便由此可知。但当今社会人们的需求则趋向于更高层次的生理需求或情感与归属的需求。人们探求的是一种法制社会，对事物的判断也希望有一个为大多数人所接受的客观标准，因此法律上的健全便为人所求。法制社会才得以推广，相对完善且以维护大多数人利益为出发点的法律也便应运而生。这也便是适用于古代的“亲亲相隐”的合理之所在。
《伦理学原理》,2010-8-24, http://wenku.baidu.com/view/41fe588b680203d8ce2f241e
《孔子“父子相隐”思想新解》，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
《回到历史情境才可能理解经典，也谈亲亲互隐问题》，中国人民大学，陈壁生
第三篇：亲亲相隐对现代证据的启示
亲亲相隐对现代证据的启示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呕讼其君卫成公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周襄王在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时提出的理由是：“夫君臣无狱，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
这是出自《国语•周语》的一个典故。从中可看出，文中记载了周襄王主张父子之间不可相互告发，否则就是有罪。这是可追溯“亲亲相隐”制度最早的萌芽。然而最早提出且使诸国将之付诸实践的，是春秋时期的孔子。
《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父子之间有着最亲最融厚的血缘关系，是天性之爱，俗话说虎毒还不食子呢！所以，对于崇尚周礼的儒家创始人孔子认为父子之间相隐是理所当然，符合人情伦理。从此容隐首先在理论上得到了儒家的肯定和倡导。
中国历代各朝倡导以孝治天下，孝忠礼义廉，孝为首。亲亲相隐正好符合了历代统治者治理国家的需要。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历代各朝对这一思想有所继承，又有所改善。到了汉朝，“亲亲相隐”制度扩大了适用范围。“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毋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由此可见，在汉朝除了在尊亲属隐匿卑亲属时对死刑案件有所限制外，其余类型的案件亲属之间都可以隐匿。后来的历代律法多以此为蓝本，以《唐律疏议》最为典型。除了谋反、谋大逆和谋叛等重大犯罪外，亲属和同居者可以相隐不告。历代立法者多肯定亲亲相隐的原则，一直到民国《刑法》仍规定，藏匿犯罪的亲属可以减轻处罚。
在中国古代，“亲亲相隐”制度的衍生和发展，是以维护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为出发点和落脚点，进而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然而在如今的文明发达的21世纪，我们是应该对旧时代的“亲亲相隐”如糟粕弃之如履，还是应该将之加以改造，取之精华，融入到刑法制度中，为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出一份力呢？对于这一问题，我认为，尽管古代的中国和新时代的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无论在经济抑或是立法理念上，都不是可同日而语的，但是他们却有着一个共同点，就是都继承和发扬着一直从以前到今的文化思想，就是百善孝为先。中国虽然随着时代的脚步发展，思想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骨子里却有着中华五千年的人性理念，其基本的伦理道德规范一直未变。如今我们可以对之加以批判和继承，为今所用，为我国的刑事立法服务，为打造和谐社会服务。
亲情，是每个人一生都无法割舍的情感。无论身处何处、在干什么，在心底的一处总是留着一个位置，那是亲人的所在，是此生的牵绊。“亲亲相隐”中蕴含了人性亲情的理念，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之间的情谊，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不会因何事而改变。血溶于水，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亲人是个特殊的存在，如果看到亲人受到伤害，我们会
恨不得是自己代之。即使自己的力量在怎么渺小，也希望能保护亲人不伤分毫；即是亲人做错了事，依然为他遮挡、隐匿。“亲亲相隐”就是以此为基础，维持亲人之间的信任和情感。如果亲人犯罪而告发，只会让他们之间相互猜疑、猜忌，从而疏远。如果连亲人之间感情都这样，更何况是连血缘关系都没有的普通人之间呢？即使是再亲密的朋友也会出卖，只为了社会和国家的公共利益，那又谈何建设一个和谐友好的社会主义社会？这只会让社会处于一个更加混乱的状态，人性也会泯灭，致使社会再无亲密感情可言。
现如今，有人对“亲亲相隐”完全否决，认为它是封建社会的糟粕，会妨碍司法机关对案件的侦破，甚至会纵容一些罪犯，使之更加猖獗。但这只是古代的“亲亲相隐”制度，我们不能以此为理由将它弃之。随着时代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我相信侦查技术和破案水平会更加全面和进步，而不是靠着亲人之间的告发而破案。如果将该制度作为一项权利，规定适用范围，利用到刑法制度中，而不是照搬古代的做法，取之精华弃之糟粕，从而会将精华发挥到极致。
要将“亲亲相隐”更好的应用到刑事立法中，就应当规定好其适用范围，而不是像古代的全部亲属基本上都可为之隐匿。无论是亲属相隐的主体范围，还是罪行大小的范围，我们都应当作出明确的规定，使之能更好的实施利用。
孟德斯鸠说过：“为保存风纪，反而破坏人性；须知人性却是风纪之源泉。”如果以法律将人们阻隔在亲亲相隐之外，只会让犯了罪的人更加失望绝望，从而心理扭曲，做出更加不可饶恕的罪孽。如果
亲亲可以相隐，则促进亲人之间的信任，而且能让罪犯在良好的环境里改造。但是亲亲相隐，也要在适当的亲属之间实践，并不是每个亲人都可以隐匿。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是每个人的至亲，也是每个人无论如何都不想伤害的对象。在三代直系血亲之间，如果规定可以相互隐匿，是每个人都希望看到的事情。如果要去告发他们，虽然维护了社会治安和公众利益，但却让自己受尽心理上的煎熬和世俗的唾弃，出卖亲人的人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和容忍的。大多数人宁愿隐匿亲人，也不愿告发，如果要制裁，全家都要受到惩罚。法律的制定本来就是为了规范人们的行为活动，应当基于对人性的理解和关怀，否则制定出的法律就会违反人的本性而成为恶法，而且亲亲相隐维护的是亲情关系而不是封建伦常关系。将亲亲相隐引入到刑事立法中，作为一项权利而非义务，规定三代直系血亲之间可以得相匿首，会对和谐社会的发展有着很大的积极影响。当然，三代直系血亲可以相隐，并不是说任何犯罪都可以隐匿，这要归结于罪行的大小而定论。现在，就要讨论一下应当如何规定罪行的限制，才可以亲亲相隐。
我国《刑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已满十四周岁不满十六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者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由此可见，这些罪行是如何的人神共愤，连处于相对负刑事责任年龄阶段、相对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都无法让人容忍！这种严重破坏社会公共秩序、损害公共利益的罪行应当规定是不能亲亲相隐的，否则只会让社会秩序更
加混乱。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国家，就是生养自己的地方，血液里流淌着爱国的情感。叛国，是任何一个爱国的人都无法容忍的，即使是亲人也不能叛变自己的国家。国家国家，无国何来的家。所以，叛国罪也应当不能相隐，我想这项规定是每个人都不会反对的，因为这样的亲人已经是破坏家庭的罪人。
亲人之间的情感是建立在信任和爱护的基础之上的，对于亲人的犯罪隐匿有时是爱而非纵容。但是有些犯罪却是不能隐匿的，那就是乱伦。“亲亲相隐”本就是为维护亲情、维护伦理关系，乱伦罪和它不管从哪个方面都是悖道而行的，违反了“亲亲相隐”设立的初衷，这也是法律和亲情都无法忍受的。
还有一项，是不能隐匿的，贪污罪和挪用公款罪。贪污和挪用公款，是将人民的利益弃之不顾，如果亲人放之任之，只会让其更加放肆猖狂。对于中国这种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公务人员贪污，是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蛀虫，噬咬着人民的血肉，这是不容存在的。当然，贪污和挪用公款，应当按照金钱的多少和地方经济情况而规定能不能相隐。
有人认为亲亲相隐是窝藏、包庇罪犯。我不得不承认，是的，是在窝藏、包庇罪犯，但也是相对而言的。但是我们不能为了个别的正义而伤害亲人之间至真的感情。也许我们要在法律和亲情只将做出选择，当处于两难境地时，我们大多数情况是站在亲情一边的。对于一些罪行稍微轻的犯罪，我们不能将相隐归之为窝藏、包庇罪犯，而是
在保护亲人，不让其受到牢狱之灾。
或许，我们应当将亲亲相隐至于人民的议论中，由公众来决定在什么范围之内可以实施亲亲相隐这一原则。“亲亲相隐”原则并非在封建社会才使用，在现代社会仍具有其可取之处，我们不应该否认它在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当“亲亲相隐”得到恰当的应用，将会对中国和谐社会的建设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四篇：国学博士论坛 由“亲亲相隐”到“齐之以礼”
国学博士论坛
由“亲亲相隐”到“齐之以礼”
李军政 《 光明日报 》（2013年12月16日 15 版）
李军政，男，首都师范大学政法学院中国古代思想史2011级博士生，本文出自其博士论文《从“义以建利”到“志于道”——孔子思想的渊源及其他》。
博士导师：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白 奚
通讯评委：武汉大学教授 郭齐勇
杭州师范大学教授 范忠信
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开创者，其思想是在对前人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然而迄今为止，梳理孔子思想的渊源并指出其贡献的研究很少。笔者于此尝试梳理孔子“法”思想的渊源并分析其贡献。
提到孔子关于法制的思想，当首推其亲亲相隐思想。据《论语·子路》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现存的《论语》注本看，都把“攘”注释为“窃”或者“盗”或者“偷”。王力在其《古代汉语》中则指出：“攘，本指扣留自己跑来的家禽牲畜，和‘偷’有些不同。”笔者同意王力的看法，据《尔雅注疏》所言，“儴、仍，因也。”郭璞注释认为“皆因缘也。《费誓》曰：‘无敢寇攘。’郑注云：‘因其亡失曰攘。’儴、攘音义同”。就《论语》而言，孔子真的主张即便亲人犯了严重的罪行也要替其掩盖吗？在《左传·昭公十四年》中孔子曾经称赞叔向：“古之遗直也。治国制刑，不隐于亲。”可见孔子并不赞同为亲人相隐所有的不当行为，说孔子赞成对于亲人微小过错要“相隐”可能会更符合其本意。
《论语·微子》篇中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过，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对故旧尚且如此，更遑论父母兄弟乎？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无求备于一人”的思想是孔子亲亲相隐思想的先声呢？据《左传·襄公三年》记载，晋侯之弟扬干乱行于曲梁，魏绛戮其仆。晋侯大怒，虽然最终没有对魏绛治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出，晋侯维护其弟的原因是因为“亲亲相隐”的缘故。在此史料中也可以看出，羊舌赤、士鲂、张老并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即便是打算自杀的魏绛也没有指责晋侯为其弟隐错。可见，亲亲相隐乃是当时社会之通义，孔子亲亲相隐的思想，并非其首创，而是由来已久。与前贤相比，孔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没有主张对亲人的过错全部隐藏。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得知，孔子赞成为亲人隐小恶，不为亲人隐大恶，这较前人不分问题的大小、轻重单纯为亲人隐恶，或不为亲人隐恶要超越很多。
关于“法”，孔子不仅有“亲亲相隐”的思想，他还提到要谨慎使用刑罚以及事先预防。孔子说过：“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左传·成公二年》，申公巫臣说：“《周书》曰：‘明德慎罚。’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务崇之之谓也；慎罚，务去之之谓也。若兴诸侯，以取大罚，非慎之也。君其图之！”很显然，《尚书·康诰》中提倡的是谨慎使用刑罚，而申公巫臣的发挥却与刑罚没有关系，他把“慎罚”解释为提前预防可能到来的惩罚。关于慎罚的思想，在《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中归生曰：“‘善为国者，赏不僭而刑不滥。’赏僭，则惧及淫人；刑滥，则惧及善人。若不幸而过，宁僭无滥。与其失善，宁其利淫。无善人，则国从之。《诗》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无善人之谓也。故《夏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惧失善也。《商颂》有之曰：‘不僭不滥，不敢怠皇，命于下国，封建厥福。’此汤所以获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劝赏而畏刑，恤民不倦。”
由这段话，我们是否可以说谨慎使用刑罚的思想由来已久？再结合《尚书·康诰》中的慎罚的思想，我们会发现这一传统由夏至商再至周一代，其间并无中断，说慎罚思想在孔子之前已经根深蒂固当不为过。孔子“无讼”的思想则发展了前贤，将慎罚与预防相结合，既提倡谨慎地使用刑罚，又提倡提前预防案件的发生。孔子反对仅仅依靠暴力进行统治，他推崇的是“修己以安人”（《论语·宪问》）。孔子还说过：“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孔子认为要对民众进行教导才可以做到“无讼”。
为什么不能仅仅以刑法治国呢？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因为这两句话，很多人认为孔子反对法制，笔者以为孔子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因为仅仅以法治国，人们可能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从而降低道德对人的约束。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晋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晋国之乱制也，若之何以为法？”由此可以看出，孔子认为把法律公之于众，公众就会仅仅按照法律的规定行事，从而会造成社会秩序的混乱。可见，孔子反对人们仅仅以“鼎”之要求行事，反对仅仅以法治国，孔子认为，法制、礼制和德制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治理国家。
孔子的这种思想也有其渊源，据《左传·昭公六年》记载，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立谤政，制参辟，铸刑书，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肸闻之，国将亡，必多制，其此之谓乎！”如果我们结合上文中提到的“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不难发现，孔子完全继承了叔向的这一思想。
就“无讼”而言，孔子之前是“慎罚”，而孔子的理想则是“无讼”。孔子之前“慎罚”的原因是“刑滥，惧及善人”，而孔子“无讼”的目的是想通过礼制使人们“有耻且格”。我们可以发现“慎罚”是“为国”的一种手段，孔子的“无讼”则不同。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当人们都“有耻且格”的时候才可能“无讼”，所以，“无讼”和“有耻且格”一样，都是所要达到的目的。然而如何才能“无讼”呢？孔子认为应当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那么如何对老百姓“道之以德，齐之以礼”呢？孔子认为应当通过教化的手段。虽然孔子以前的人也主张要教化百姓，比如上文提到的叔向，但是虽然同是教化百姓，却又有不同。上文关于叔向的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叔向的话是“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通过这句话我们可以得知，叔向的思想是先“刑罚”，通过“刑罚”仍怕不能达到目的，然后才“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孔子则不同，他认为“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孔子主张的是先教化百姓，教化失败才可以使用刑罚等手段。相对于古人先刑罚后教化的策略，孔子主张事先预防的办法；相对于古人以“慎罚”为手段，孔子推崇以“无讼”为目的，即通过“齐之以礼”达到一个人人自觉遵守秩序的社会。
第五篇：论和谐社会以和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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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山 课件 w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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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和谐社会，是当代世界人类的共同理想。那么，基于中国的国情，特别是新阶段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特点，构建和谐社会应以和谐为中心，应当如何把握和谐的精神实质？我是这样认为：⑴科学的和谐社会是三个“统一体”的综合体系；⑵和谐社会的关键是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以人为本,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⑶经济部门和经济工作者要从经济的角度为构建和谐社会做贡献，寻求在经济领域的着力点。
一、科学的和谐社会是三个统一体的综合体系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首先界定和谐社会的科学内涵，即把和谐社会归结为一个社会组织的协调或社会稳定问题。无疑，社会组织协调，包括发挥ＮＧＯ（非政府组织）的作用，是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但远远不是这一命题的全部内容。至于社会稳定，只是和谐社会的底线——一条必须严守、不能再退的底线，但作为以“三个代表”和“以人为本”为执政理念的政党，不可采取“底线论”，和谐社会应该有比社会稳定更高的境界和价值追求。从系统论的角度来分析问题，我认为，和谐社会内部蕴含了三个方面的统一体，或者说它是综合了三个统一体的完整体系。
第一个统一体是民主和法治的统一。和谐社会首先应是民主的社会。我们不是天天讲“执政为民”吗？从这个意义上说“以人为本”就是“以民为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发展人民民主，并使这种民主能够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应当是和谐社会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实现途径。这里至少有四个重要指标：１、公众的社会知情度；２、公众的社会参与度；３、公众的意志表达度；４、公众的民主监督度。这种民主要与法治相结合，而法制建设的基础是立法过程中“海纳百川”，特别是寻求“百川”在意志和利益上的最佳交汇点，进而使社会各种行为主体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使整个社会在法治轨道上正常运转。鉴于中国历史上长期实行封建专制制度，某些社会成员现在民主法制观念依然淡薄，应特别强调民主与法制这一统一体的重要作用。
第二个统一体是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在我看来，和谐社会应是一个充满朝气、充满活力的社会，不能把它理解为“一潭静水”的社会。如何使一个社会充满活力？我认为，作为基本面的东西，一是发展先进生产力，这是社会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二是推进市场化改革，为社会充满活力提供制度支撑。当前中国的社会活力不是“过头”的问题，而是活力远远不够的问题。针对当今社会活力源不足的现状，要特别强调整个社会崇尚劳动、崇尚知识、崇尚人才、崇尚创造。要营造鼓励人们干事业、支持人们干成事业的社会氛围，放手让一切生产要素包括资本、技术、劳动力和管理的活力竞相迸发。与此同时，推进政府转型，改进政府的调节和管理方式缔造良好的社会秩序。政府问题的实质在于政府体制转型。我在去年发表的《政府改革：从“管理型”到“服务管理型”》中指出：政府应以公共服务为主，包括：１、提供面向劳动力市场的“民生性”服务；２、提供社会事业发展的“公益性”服务；３、提供非竞争性领域的“基础性”服务；４、提供促进市场主体正常运转和创新的“主体性”服务。在实施公共服务的同时，政府做好自身应当承担的管理职能，包括规划协调、市场监管和社会管理工作。通过政府转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重建社会秩序，形成社会规范，从而达到“活而有序”。
第三个统一体是多元与公正的统一。经过２６年的改革，中国社会已经由过去一个力量比较单一的社会转变为多元力量并存的社会。１、经济上多元：原有的产权格局发生变革和分化，各类新的产权主体和利益主体纷纷崛起，国民财富中各自份额的区隔越来越清晰（撇开微观主体不说，仅仅是从宏观层面粗线条划分，１３万亿元的ＧＤＰ已成国有、集体、私有各占１／３的格局）；２、政治上多元：除作为推动中国先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外，还有在二十多年社会变革中新出现的六组新兴社会阶层；３、思想上多元：诸种文化信仰和价值取向“百花齐放”。中国的社会结构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呈现多元并存、“百舸争流”的局面。这是中国社会巨大的进步。无视这种变化、留恋传统体制下社会力量单一化的思想和倾向是可悲的。
但要看到，多元力量的崛起给社会运转带来新的严峻的课题，因为多元社会力量之间既有价值一致的一面，也有价值差别甚至是价值冲突的一面。经济上多元，使利益关系复杂化；政治上多元，使政治诉求“博弈”化；思想上多元，使价值冲突“显性化”。和谐社会的美妙不在于“无差别境界”（周谷城先生语），而恰恰在于面对多元力量的社会现实，摆平和协调各种利益矛盾。“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同样，多元横流，方显出和谐社会的可贵境界。这里的关键在于制定、采取以“社会公正”为灵魂的社会政策，而“社会公正”则不仅仅表现为收入分配的公平，而且表现为人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地位的平等和机会的平等。为此，政府要摆脱、超越新老既得利益集团的束缚，站在社会公正的立场来处理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给和谐社会列出如下公式：和谐社会＝民主和法治的统一＋活力和秩序的统一＋多元与公正的统一。
二、和谐社会的关键：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把握和谐社会的精神，既要全面系统，又要把握关键。所谓关键，在我看来即是在民主化和市场化的基础上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要明确，和谐社会的基础是政治民主化和经济市场化，这是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和谐社会的两大支撑点。这是不可回避的。离开这两大支撑点研究处理社会矛盾问题将会走到传统体制的老路上去。
中国现在处在矛盾的凸显期，但这些矛盾基本上属于在社会转型和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人民内部矛盾，与改革开放前的人民内部矛盾相比，现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有其新的特点。一是经济利益方面的矛盾特别突出（这从信访部门反映的案件即可得知），其中也包括已经露头、但尚未引起重视的雇员与雇主之间的矛盾（即劳资关系矛盾）；二是聚集性较强，往往是矛盾一旦爆发，即形成大规模的群聚事件（这在不久前爆发的重庆“万县事件”和四川“汉源事件”即可看出）；三是矛盾的爆发与党内和政府内的腐败问题关联度高，矛盾的背后，往往有腐败分子隐藏其中。这些新特点都大大强化了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难度。
在创建和谐社会中，要紧紧抓住善解人民内部矛盾这一症结问题。例如：针对部分产业工人和农业劳动者经济地位相对下降的矛盾，应爱护和扶持这一重要的社会群体，使广大工农群众都能（至少是大多数）享受改革和发展的成果，夯实共产党执政的基础；针对征地、拆迁、改制以及教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存在的诸多损害群众利益的矛盾，切实采取措施，维护相关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针对“吏治”领域存在的严重腐败问题，坚决而切实地打击腐败，缓和干群之间的矛盾。
善解人民内部矛盾要有新思路，不能沿用改革开放前原有的思路，即使对以前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做法，也不要固定化，而要根据新的社会背景进行探索，例如，鉴于农村已开始建立村民自治制度和城市建立诸多社区，要学会发挥城乡各类“自治”组织的作用；鉴于不少人正在由“单位人”向“社会人”和“社区人”转变，要学会发挥各类民间社会组织的作用。
近半个世纪前，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这一有社会价值的探索，可惜后来被其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所打断。今天，中国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都发生了新的变化，构建和谐社会就是要在新的基础上破解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历史性课题，我认为这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
三、经济部门构建和谐社会的四个着力点
构建和谐社会不是某一部门的事情，社会各界都担负着相应的责任，经济部门和经济工作者尤其要意识到自己担负的重要责任，并切实为此作出贡献。这里有四个着力点：
第一，寻求社会所有制关系的和谐。我认为，社会财产关系的和谐是经济领域最大的和谐。这里有两个突出问题，一是，调整国有资本的布局和结构的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诸多的非国计民生行业和领域，还存在着官商“与民争利”的现象，为此必须继续推进国有资本的战略性调整，毫不动摇地推进国有企业的产权制度改革。二是，在诸多行业，特别是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领域，存在对非公有资本的“非国民待遇”问题，为此除继续发展和壮大公有制经济外，要针对目前存在的所有制“歧视”，支持并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构建“国（国有资本）、民（民间资本）、外（外商资本）”等“多足鼎立”的财产格局。尤其要学会用“混合所有制”这一新型的财产组织形态来包容和整合不同资本的和谐发展。
第二，寻求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中的和谐。这里的关键是实现市场主导与宏观调控的结合。从近几年的社会实践看，二者之间存在诸多不和谐之处，这里既有市场微观主体方面的原因，也有政府宏观调控方式方面的原因。为此，要用科学发展观的新理念来统一企业主体、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的思想。一方面，要尊重市场主体的选择，切实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另一方面，要改进宏观调控方式。对于宏观调控既要加强，又要改善。从实践中问题来看，对其内涵要全面把握，不能把宏观调控简单等同于“宏观紧缩”，去年流行的所谓“改革开放以来第五次宏观调控”说，有一定片面性，其问题在于把宏观调控和宏观紧缩完全等同了起来，从而扭曲了宏观调控的内涵，影响了宏观调控的声誉。须知，紧缩、扩张和不缩不扩（即中性政策）都属于宏观调控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要因时因地制宜。特别要增强宏观调控的预见性和科学性。同时为了促进经济运行的和谐，还需要对生产要素（包括资本、土地、劳动力、技术、管理）“畸形双轨制”进行改革。
第三，寻求经济发展格局的和谐。这里的基本问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做到“五个统筹”。近一段时间，人们对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发展之间、人与自然之间，以及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之间等五方面存在的不和谐乃至某种程度的冲突，有所披露和剖析，但是，如何从以人为本的角度，高屋建瓴地整体“筹”之、内在“统”之，却没有完全“破题”，现在要探索这五方面之间的“内在通道”，真正从“板块式的拼接”走向“胶体式的统筹”。关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即可持续发展问题，是五个统筹的一部分，可放在此方面一并解决。
第四，寻求民生方面重大关系的和谐。就业、收入和社会保障是民生之本。目前，失业问题比较严重，虽然个别地方存在“民工荒”，但这是由劳动力价格和体制带来的局部现象，不应被“民工荒”的扭曲现象所迷惑，尤其不应对此夸大和渲染，要看到劳动力整体供大于求问题是中国就业的基本问题；同时收入差距过大也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这种收入差距表现在城乡、地区、行业、不同所有制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鉴于国家正采取措施，通过支持“三农”来缓解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通过西部开发等来缓解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因此克服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可重点放在解决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上。解决的思路应既要考虑“保障下段”，也要考虑“调节上段”和“扩大中段”，当务之急是“保障下段”，即解决弱势群体的收入问题，制止弱势群体的“被边缘化”趋势，同时，着眼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制定“扩大中段”的相应措施，也要制定“调节上段”的预案，待条件成熟时推出。同时还要推进整个社会的社会保障制度，建立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总之，民生问题是影响社会和谐的最直接因素，必须着力解决，使人民群众获得最切实、最直接的利益。这是在经济方面构建和谐社会的最重要落脚点。
综上所述：构建和谐社会应以和谐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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