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水浒传》趣谈宋代的度牒制度

第一篇：从《水浒传》趣谈宋代的度牒制度

从《水浒传》趣谈宋代的度牒制度

2014年04月16日 09:23

来源：灵隐寺

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图片来源：资料图）

读苏轼全集，可以看到他写给皇帝的奏章，其中有几道是这样的：《乞降度牒济饥状》《杭州乞降度牒开西湖状》《乞降度牒》。度牒是什么?苏轼又为什么要向皇上索要? 这要先从度牒在中国的独特地位说起。在中国古代，出家为僧是需要政府批准许可的(现代也是如此)，于是就有了度牒。

《水浒传》第四回《赵员外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中，写到鲁达剃度为僧——赵员外道：“离此间三十余里，有座山.唤做五台山。山上有个文殊院，原是文殊菩萨道场。寺里有五七百僧人。为头智真长老，是我弟兄。我祖上曾舍钱在寺里，是本寺的施主檀越。我曾许下剃度一僧在寺里，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只不曾有个心腹之人了这条愿心。如是提辖肯时，一应费用都是赵某备办。委实肯落发做和尚么?”鲁达寻思道：“如今便要去时，那里投奔人?不如就了这条路罢。”便道：“既蒙员外做主，洒家情愿做和尚。专靠员外照管。”长老赐名已罢，把度牒转将下来，书记僧填写了度牒，付与鲁智深收受，又赐法衣，袈裟，教智深穿了。

可见，唐宋时期，这和尚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去当的，而这个度牒也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寺院有免役特权，老百姓们又不堪苛捐杂税的重负，纷纷相继出家，躲避调役。度牒的出现，原是为限制出家僧尼人数，控制佛教规模的一种手段。因此，度牒的发放与登记僧尼名籍有关。南北朝以后，唐朝以前，度牒作为国家发给依法得到剃度的僧尼的证明文件，具有一定的权威性，没有这份“许可证”的人是无资格登上戒坛受戒的。度牒上面，详细记载着僧尼的原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到寺年月日、师父法名，并由礼部长官等有关官吏联名盖印。有了这份证明，僧尼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受到政府的保障，还可以得到免除赋税徭役的优待。

度牒获取的途径有三：一是通过朝廷“试经”获取，二是在皇恩吉庆时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唐宋时期，出家者须先得到父母的同意，然后进入寺院当“童行”，担负杂役，诵经，体验出家生活，然后从师受沙弥戒。等到朝廷规定度僧的时日来到，经过官府甄别，或经过试经及格，得到许可，给予度牒，并指定隶属的寺院，方能取得僧人资格，才可以剃度为僧。特恩度僧是在天子诞辰、帝后贵族忌辰等大典之日行之，不经考试而发给度牒。凡没有获得度牒而私自剃度的“僧尼”为私度，是要受到法律惩罚的。北宋试经是诵读《法华经》，须背诵经文100页或诵读经文500页，尼童须背诵经文70页或诵读经文300页。该制度还规定，考试及格者由官府发给度牒，由法师授剃发得度仪式。

也许是持有度牒可以享受优惠政策，也许是与钱沾了边，反正到了后来，度牒的性质起了变化。出家须领度牒的制度，宋代照章奏行，按比例度僧，有一百僧人的地方可以度一人出家。苦于苛捐杂税，百姓纷纷涌向寺院，私度很多，空白的度牒更成了“有价证券”而流通于市面。它具有法定价格，用途也越来越广泛。北宋神宗时期，因年荒、黄河决口等灾害频繁，为了解决捉襟见肘的政府财政困难，国家需要赈款，朝廷开始出卖度牒，以弥补财政亏空。这一权宜之计，后来继续执行，除买卖度牒外，还增加买卖师号、紫衣，度牒成了政府调控经济的一种手段。这就是我们在《水浒传》中看到的那个赵员外能够“已买下一道五花度牒在此”的缘故。

宋时，度牒贱卖可估价二三十贯钱一道，贵时则要八九百贯钱一道。朝廷竟公开出售度牒敛财，宗教的神圣性一扫而空。买得这种空名度牒的人，便成为形式上的出家人，也就成了拥有豁免徭役赋税特权的虚名僧尼，允许他们可以利用这种虚名来隐瞒财产。至南宋时期，此风愈演愈烈，导致教团内部日趋瓦解。

宋代政府曾以度牒充青苗资本和市易本钱，来稳定市场，同时，还将度牒用来赈灾，充作军饷。南宋高宗赵构就曾下诏赐岳飞二百道度牒作为军饷和开支。度牒还用于充作宫廷开支、外交应酬，甚至从事营造兴修水利。然而，度牒发放的数量愈多，利弊也愈大，导致寺院经济与政府财政间的矛盾有增无减。最后到徽宗时期(1101—1125)，由于赵佶笃信道教，曾一度诏令佛教和道教合流，改寺院为道观，并使佛号及僧尼名称都道教化，给佛教以很大的打击。宋室南渡之后，朝廷愈加注意对佛教的限制。高宗时期(1127～1162)停止了额外的度僧，使僧尼数量自然减少，但江南地区的佛教基础一向比较雄厚，国家财政又有利用度牒征费及免役税等收入以为补充，故佛教还是能保持一定的盛况。

前述之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钤辖，知杭州军州事，因灾向朝廷“乞降度牒二百道”，以救灾活民。后来，又需清运河开西湖，便向当时听政的高太后上了奏章，请得度牒一百道。当时，每道度牒可以卖钱一百七十贯，计钱一万七千贯。至此，笔者才恍然大悟，原来杭州著名的景点“柳浪闻莺”“苏堤春晓”，竟是由度牒换钱而奠基营造的。几年后，苏轼贬定州，此州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直面辽国，而军政不修，防务松弛，因此苏轼《乞降度牒》一百七十一道，以修盖军营等。

更令人可叹的是，度牒还帮助币制改革。北宋时已有纸币交子，后改为钱引，因通货膨胀，纸币贬值，在老百姓心中一落千丈。而度牒却分外坚挺，信用很好，政府只好以度牒作价回收贬值的纸币，以度牒来支付许多费用。度牒的用途与日俱增，以至出现黑市价格。这让笔者想起了四十年前，曾用通行的三斤全国粮票换得两个塑料脸盆。当然，那时的人民币还非常坚挺，不像今天这么不值钱。

老百姓为了逃避役税，竞相出家，致使僧尼骤增，从北宋初年的六万七千余人，到真宗的四十五万八千余人，时人感叹“无路不遇僧”。一直到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度牒制度才永久废止。自此以后，僧尼只有各寺院发的戒牒而无度牒了。

戒牒与度牒不同，是传戒丛林发给出家人的证明书，也是外出云游挂单不可缺少的证件之一。只要衣钵、戒牒齐全，云游四方，在各地寺院挂单即可享受免费的膳食待遇。

第二篇：从宋代书院到现代大学

从宋代书院到现代大学

在一个周末，我来到五夷山。茫茫烟雨之中，只见蜿蜒浩荡的九曲溪环绕着座座俊秀的山峰。山上流下无数飞瀑，山色雄奇神秘。当我登上天游峰顶时，一片云雾袭来，眼见附近山峰由彩色画面变成一幅水墨画；当云雾退去时，黑白画面又恢复了丰富的彩色。我不禁想象，当初朱熹和他弟子们沐浴在这样的山光水色之中，难道不会对他们的思想

文章产生重要的影响吗？

想起朱熹，自然想到五夷精舍，于是匆匆来到云窝附近的精舍遗址。当年书院的遗迹几乎无法辨认，然而精神似乎决定了物质。这里正在兴建一座名为紫阳书院的仿古建筑。在南宋时，这里与杭州相比，就如同今天的偏远边疆。但两者不仅在景色上各有千秋，而且各为一个中心。杭州是政治中心，五夷山则是文化中心。在杭州，有人造的宫室园林；在五夷山，则有自然的奇峰曲水；在杭州，有繁杂的宫廷礼仪；在五夷山则有坦荡的学术争锋。比起杭州，五夷山更为自然，更为超越。这种自然的与人文的背景似乎孕育了宋学的风格。

从唐到宋，中国社会正如许多著作家所说，发生着一个重大的转折。随着人口的增加，社会变得更为复杂，以传统的世家大族为基础的政治结构越来越难以驾驭整个社会。作为结果，唐代开始了科举制度，又引起了世族大家的进一步衰落。尽管先秦儒学完成了将原始宗教理性化的过程，但仍没有完全超越家族制度。在另一方面，理性主义的儒学虽然能够激励士人超越生命，对普通老百姓则借用传统的祖先崇拜维持信仰。与从印度传入的佛教相比，儒学似乎缺少神圣性。再加上工商业的发展，科学技术的增进，又扩大了知识的视野。这时的儒学需要拓展，需要超越，需要一般化。

要拓展，就要借助于外部资源；要超越，就要找到更为神圣的信仰；要一般化，则要发现更为普适的宇宙原理与社会准则。很自然，更为形而上且崇尚自然的老庄哲学就成为宋代新儒家汲取的思想养分。“自然”与“名教”之争，就代表了用更超然、更优越、更永恒的自然之道对人间制度的批判和挑战。借助于“道”的概念，儒学的“天”可以深化为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共通的规则和理由，“天理”呼之而出。在信仰层面，“天理”之天更为神圣，既可以统摄更大范围的社会，又可使人的心灵有所寄托。在社会层面，比之“礼”的概念，“天理”更具一般化的品质。既超越家族，又超越皇权。相信“理一分殊”，宋儒们并不仅限于对抽象的“道”或“天理”的探究，他们也在各种具体的知识中丰富对一以贯之的“理”的认识。对“格物致知”的执着，又使宋代儒学包容了科学的成分。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民间书院中。除了五夷精舍外，还有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鹅湖书院，嵩阳书院等等。应当承认，官方的学术机构对于学术的普及和发展仍有着重要的意义。由于官方的雄厚资源，官学在整理已有文献的集大成方面有着优势，如《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的编纂。然而官学容易受到政治倾向的影响，在学术上禁忌较多，缺少创新精神，易于陷入僵化。古今中外，真正的学术创新和思想革命几乎都发生在民间学术机构之中。先秦儒学诞生于孔子的私学之中；老子虽是周王朝官方图书馆的学者，但《道德经》却是在他走到民间以后写就的；宋代的儒学革命则出现于民间书院之中。很难想象，有周敦颐而没有濂溪书院，有二程而没有嵩阳书院和伊川书院，有朱熹而没有岳麓书院、鹅湖书院和五夷精舍，有张载而没有横渠崇寿院。在民间的书院中，由于没有政治倾向的约束，学术可以朝各种可能的方向发展，从而更有“自由之思想”；书院也多自成一体的财政机制，如多有学田，从而在经济上保证了“独立之精神”；书院的“会讲”制度，成为不同思想流派公平竞争和交流的机制，进而激发了更多的学术创新；不同学派一流高手的“会讲”，如岳麓书院的“朱（熹）张（轼）会讲”，朱熹与陆九渊的“鹅湖之会”，更成为千古文化盛事；书院本身的学生，自然也就成为新思想体系的载体，成为不同思想的“市场”，最终决定着这些学术创新的命运。因此，毫不夸张地说，没有书院就不可能出现宋代的儒学革命。而儒学革命所形成的宋明理学，顺应了唐代以后中国社会的变化，成为了宋以后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而是一次成功的文化变革。

而从西方历史来看，近现代大学的崛起，则帮助了西方世界完成了重要的历史变迁，即文艺复兴运动导致的现代化。自中世纪末期起，在教会的大学中就开始了对古希腊文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献显然对后来的文艺复兴运动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在这以后，大学承当了形成新的文化主流和知识创新的角色。这一切成功都和大学的本质相关。由于著名大学多是民间非盈利的私立大学，在这里任何对思想的干扰都受到了排除，因而思想是自由的；与之相关，大学的基本精神包容了不同学派、不同领域甚至不同文化，虽然在实际中，最后一个方面的包容性较差。这也可以从大学的拉丁文词根ū

niversus中看出，其字面意思是“一个特定的方向”，但实际意思是“作为全体、全部”的意思，与universe即“宇宙”的意思相近。大学还有很好的辩论风尚和批评规则。我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时，印象最深的是它的各种各样的学术讨论会。学院经常邀请其他机构的学者来演讲，然后进行讨论。思想争锋异常激烈。因为自由，因为“全”，因为存在着公平的学术竞争与交流，才能造就大师级的人才，因为他可以自由选择任何文化或知识的组合进行学习，并在学术交锋中激发出新的灵感，改进自己的理论，从而会产生我们永远想象不到的学术结果来。

如今，毫无疑问，我们的文明又面临着新的前所未有的变迁。近代以来的社会动荡和变革，使家族体制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业化和城市化又使人口离开定居的村庄，家族体制受到了进一步的瓦解。社会关系越来越多地不是血缘的和姻缘的关系，因而更为超越也更为一般。在另一方面，中华文明面对着众多不同于自己的其它文明，它们用各种方式，战争的、经济的、文化的、宗教的和政治的，对中华文明提出挑战，同时又带来了许多文化和思想的资源。中国人更要与其他文明的传人共同生活在一个全球的社会中。我们需要更为综合、更为神圣、更为一般的新的文化，以解决我们面对新的巨大的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问题。我们需要实现这一文化任务的新的文化载体和组织。

显然，这样的机构应该是民间的非盈利组织。它独立于政治、商业和传媒等其它力量，使它超越而自由，从而能保证它在文化和学术上的创新性。它的民间性质还使它摆脱政府分配资源时不可避免的弊端，从而保证学术标准的纯洁和严肃。它将尽可能地将全人类的文化和知识财富列入研究和教学的范围。作为一所中国的学术机构，它显然首先挖掘中国丰富的思想与文化资源，尤其是儒家、道家和佛家的资源。作为一所现代的学术机构，它显然应将西方世界的文化资源，包括其科学的、人文的和宗教的资源纳入其中。作为一个更有包容性的学术机构，它显然也不应忽略世界其它文明，如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犹太文明以及许多少数民族文明的文化资源。这不仅体现在学科的设置上，而且体现在建筑风格上。当然，不同文明的建筑风格不应在这所大学中互相冲突，而应和谐相处，这显然需要大师级的建筑师。在包容文化和建立公正规则的前提下，它鼓励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科和不同文化之间的竞争和批评。它既是一所神圣的学术殿堂，又充满了问题意识。因此它所产生的学问，既可以使学生安身立命，又可以直接地或间接地回应社会变迁所带来的文化挑战。

这样的学术机构，既继承了宋代书院的传统，又吸纳了现代大学的精神，从而有可能承当社会变迁时代的文化重任。有了这样的大学，就会出现融会不同文化资源的新的学问。回想宋代，那些文化大师们哪个不是出入儒释道三家的。惟有如此才成就了他们的学问，也成就了儒学革命。今天的学者也绝不会偏执于一种文化传统，因而有着宽阔的文化胸怀，也有整合不同文化资源的功夫。这样的大学将会给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由此，我们可以期待新的文化大师，我们可以期待一个学术群星灿烂的时代，我们可以期待中华文明在回应挑战中再一次崛起。（好范文整理）

第三篇：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目 录

摘要................................................................................................................................1

Abstract.........................................................................................................................2

第1章

民俗概述........................................................................................................3

第2章

《水浒传》中的民俗现象............................................................................5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草”习俗描写.......................................................5 《水浒传》中的婚俗介绍...................................................................7 《水浒传》中的酒俗体现...................................................................8 第二节

第三节

第3章

《水浒传》与民俗......................................................................................10

第一节

《水浒传》与历史文化民俗...............................................................10

第二节 《水浒传》与社会经济民俗.................................................................12

参考文献......................................................................................................................15

致谢..............................................................................................................................16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摘要

被称为“北宋人民生活画卷”的《水浒传》是中国伟大的四大名著之一，对于它的研究历来的研究角度层出不穷，但是他们的研究大多是停留在艺术手法、写作技巧、人物形象分析和政治历史意蕴层面上，从民俗的角度研究《水浒传》之一伟大的历史小说还是很少的。但是《水浒传》中的的民俗，不管是以“草”为标，还是婚俗的详略介绍，或是酒俗的再现，都是北宋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这篇论文我将挖掘小说中的一些民俗现象，反映南宋人民的民俗生活，挖掘小说中的民俗内涵，从而丰富对《水浒传》的研究。

关键词：民俗 ； 水浒传

；习俗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See “Water Margin” from the folklore

Abstract Chinese literary history four classic is a monument, for the study of one of the four famous “Water Margin”, research perspective has also emerge in an endless stream, but their research is mostly stay in the artistic skills, writing skills, character image analysis and political historical meaning level, the “Water Margin” one of the great historical novels from the angle of the folk custom is very few, this article I will dig and analysis of some phenomenon of folk customs in the novel, and then show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conditions of the social economic life, rich on the “Water Margin” of research.Keyword：folklore

；

Water Margin ；

Custom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第1章

民俗概述

民风民俗是一个地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是几千年来一个地方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形成的习惯，日常中我们通常称之为风俗习惯。一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往往由于地理位置上的隔绝或是长期与外界的沟通减少，及在经济上受到制约，政治上受到其影响等原因，通常会形成本地区或是本民族独具特色的生活习惯，这些生活习惯就是风俗习惯，是特定的社会文化地域中由历代人民共同形成而后又共同遵守的行为模式或者是行为规范。

“风俗”一词是“风”和“俗”两个字的合称，习惯上人们把由于自然条件，如地形、地势、自然景观等自然条件的不同而造成的行为规范上的不同或是差异称之为“风”。而把由于是社会条件，如：政治、经济、制度等的社会原因的不同而产生的人们行为方式的差异称之为“俗”。后来汉民族造字将其合在一起叫“风俗”，一开始这一词并不是中国文字，是由英文翻译成日文，然后由日文翻译成中文而来的，最终就形成了风俗。

中国是一个地形地势多样，同时又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因此各地的风俗习惯也是各种各样。就比如说汉民族传统的五月初五端午节，虽然关于其来源有不同的讲法，但是比较普遍还是为了纪念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他在这一天因为在楚国遭小人谗害被排挤出国，在他离开之时怀着对楚王和楚国人民的无限热爱之情不舍离开，心情极其的忧郁烦闷，看着那滚滚的汨罗江恰似自己的愁怨一样，便投江而死。后来人又说屈原投江后被蛟龙所困，为了驱赶蛟龙人民在这一天就往江中投粽子，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粽子就成了汉民族端午节的一项习俗了。但是同时五月初五的粽子节，傣族人却又不同的解释，在傣族人民生活的地方在农历五月初五这一天他们不仅要吃粽子还要过粽子节。特别是未成婚的男孩还要手提粽子在菩提树下与成群的男女朋友跳舞唱歌，最后男孩将粽子送给自己喜欢的姑娘，这就算是表白了。傣族的这一习俗听起来比汉民族的要浪漫多了，据说他们这样是为了纪念一对深深相爱却遭到父母反对而双双殉情的恋人。同时一种习俗在不同的地方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说明，这大概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就是所说的“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吧！

风俗和文化一样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它不能像具体的实物那样直接的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但是它可以通过一定的载体表现出来，通过这些载体我们可以了解到生活中的风俗习惯。这种用来表达风俗的载体有很多，常见的比如说饮食，中国人看待饮食是遵循“崇尚节俭，反对浪费”的，这些可以再一些词语中看见，如成语“暴殄天物”就是说糟蹋东西，尤其是指糟蹋食物方面的东西。当然，除了饮食外，习俗的不同还体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贯穿于我们的吃、穿、住、用、行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我们的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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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水浒传》中的民俗现象

翻开《水浒传》，小说展现在我们眼前的是当时处于内忧外患境遇下的宋朝各个城市和乡村人民的生活，尤其是从经济和政治中心京都到国家的各个大小城镇的“宋朝人民社会生活习俗画卷”。就如武松杀潘金莲为哥哥报仇一般，把当时阳谷县的这么一个小县城的人们生活习俗习惯，各大左邻右舍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大人物之间往来的矛盾纠葛和利益上的冲突等事态民情和民风习俗写得一览无遗，就连何九叔、郓哥、王婆等这样的小人物也在作者的笔下呼之欲出。

《水浒传》每一处细节，每一个故事片段的描写都蕴含着对宋朝社会人们生活习俗的反应和体现。一部小说是一段历史、一群人物和一种思想的倒影，打开小说的扉页，细细品味的是这段时期内的人们生活中的民风民俗。历来对小说的研究层出不穷，各大学者的观点也是纷繁芜杂，有的从政治学的角度来解释宋朝政治的腐败，有的从官场思想出发来研究宋江最后招安的原因，那么这篇论文我将从民俗学的角度来对《水浒传》这篇小说的民风民俗现象进行解析，从而揭示文学与民俗的关系。

第一节 《水浒传》中的“草”习俗描写

关于“草”的描写自古以来便有，诗歌、散文、戏剧、小说中它的身影随处可见。白居易曾在它的古诗《草》中写道“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来。”作者借这首诗要表达的意思和情感也是非常明显的，无非是借草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来赞赏草生命力的顽强。再如乐府中的“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描写，也是用草这么一个一看到就让人产生无限生机和活力的意象来展现作者的赞美之情，从而抒发诗人心中的情感。

在施耐庵的《水浒传》里，草这一意象却没有往常诗人笔下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力，而是在受传统的风俗的影响下被看成是某一行为的标志或是某一名称的代名词。在《水浒传》这部小说中“落草”、“落草为寇”等词的出现频率很高，且大多数人都是不愿意听见落草两个字的，要是被人说是落草为寇那更认为是一件很丢人的事，就如各大梁山英雄在上山之前也是对落草二字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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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情愿的抵抗心理。之所以宋朝人民会对落草二字怀有不好情绪是因为落草在当时是强盗、贼寇等的代名词，因此大家都不愿意被认为甚至是被说成是落草为寇的。

“落草”它是满族小孩子出生的另一种叫法，历史记载满族人是由女真族发展而来的，他们生活在冬季严寒气候条件恶劣的北方，为了在晚上抵御严寒安稳入睡，他们就想到了用炕这种卧具并在上面铺一块卷席，这样既可以抵御寒冷又可以睡的舒服。平时这样可以，但是妇女快要临产的时候，为了不把卷席弄脏就会把炕上的卷席卷起来并且放一块石头在上面压住卷席，再拿一些谷草铺垫在炕上，孩子出生后就落在谷草上，干的谷草不仅可以防寒，而且具有防湿功效，这样有利于新生儿的健康，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孩子出生叫做“落草”，落草这个词就这样产生了。这里用谷草而不用其他植物不仅取决于干草本身所具有的的防寒防湿功能，更重要的是中国人民传统就有一种民以食为天的思想，谷草意味着粮食，有了粮食意味着可以生存，这也就是对新生儿的一种美好的愿望，希望孩子长大以后可以衣食无忧。

“落草”这个 “草”是指“山林、草莽”的意思，代指现实中的“民间”，因此这里的“落草”就是说离开原来的生活环境流落到了山林和草莽之中。因为古代的贼寇经常是躲在丛林深处的地方，看到路过者形单影只，同时又包袱等值钱物品时便现身劫取，这样落草就有了贼寇和强盗的意思。因此“落草为寇”就可以说成是：原来一个好好地走正道的人，离开了原来生活的现实社会，流落到了山林之中草莽里面，成为贼寇。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和中国自古自然经济的影响，人们大多都认为贼寇是一个贬义词，因此落草这一个在当时被人们普遍的接受并认为是贼寇的代名词时也就会被人们排挤了。从“落草”这一满族习俗而来，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它变成了贼寇的另一种叫法。

关于“草”这个意象的习俗，除了“落草为寇”成语的习俗来源外，小说中还有两处写到了草这一意象的习俗。《水浒传》第七回“花和尚倒拔垂杨柳，豹子头林冲误入白虎堂”中陆虞侯献计给高俅陷害林教头中写到“那一日，两个人同行到阅武坊巷口，见一条大汉，头戴一顶抓角儿头巾，穿一领旧战袍，手里拿着一口宝刀，插个草标儿，立在街上„„”这几句便是描写街上卖刀人的部分，自是在卖刀但不见其吆喝卖刀，甚是奇怪。再看《水浒传》第十二回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梁山泊林冲落草，汴京城杨志卖刀”中写到了杨志在酒店住了些日子，盘缠用尽又不想上山与王伦同道，于是只能出卖自己的家传宝刀投靠他地，在卖刀时作者是这样写的“当日将了宝刀，插了草标儿，上市去卖„„”。这两处都是在描写卖刀，但是匪夷所思的是都没有见到卖刀者吆喝，只是都在刀的上面插了一根草标儿，这与我们现代的买卖现象有很大差异，卖东西自然是要大声吆喝，使路过的人都可以看到听到，但是这里杨志和那个卖刀者却只在刀上插一根草标儿。关于在所要出售的东西上插根草标儿的现象还要追溯到中国古代的人民在买卖关系上的一个习俗，古人在要出售的东西上面插根草，把这根插在所要出售的商品上的草叫做“标草”，之所以插草是因为古人认为草是“贱”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件要出售的东西自己不用了，对自己没有价值了，要低价出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贱卖。到了后来这样的习俗就演变为了出售的意思。

“草”本是一种普通的草本植物，但是在《水浒传》里，作者多次运用，而且都赋予了特定的民俗文化含义，“草”这一简单的意象也就有了丰富的内涵。它的深刻内涵来源于传统习俗、传统习惯及传统的历史人民生活方式，它在文学中的多次出现表明了民俗这一边缘学科与文学的密切关系。

第二节

《水浒传》中的婚俗介绍

婚姻乃是人生大事，古代人崇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往往结婚的一对新人结婚当天也是第一天见面的日子。中国是一个封建礼教根深蒂固的国家，婚姻从来都是由不得自己，父母也把替晚辈选配偶的权利当成是天经地义的事，所以不管是结婚双方在相貌、地位、才能上有任何差别或是不满，只要是家长认为合适的，晚辈的是很少有选择的余地的。

宋代的婚俗，大都是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婚俗，它实际就是把这种婚姻关系合法化了，并加以公开化，其途径就是“花红财礼”、“明媒正娶”的把喜事办大办热闹，让四邻街坊、男女老少等都知晓并加以肯定，这样既确定并承认了新娘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同时也宣布一个新的家庭正式成立。《水浒传》四十八回中也有相关婚俗的描写，且说宋江三打祝家庄生擒了一丈青扈三娘，宋江对扈三娘好生招待还结拜为义妹，之后又将其许配给矮脚虎王英。这王英

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本是被扈三娘活捉回祝家庄的，他们两无论是在相貌还是在能力上，王英都是败于扈三娘的，在小说中也可以看到当宋江提出将她嫁与王英时扈三娘也是满脸的不情愿，但是无奈自己已经认了宋公明为义兄，在中国古代若父母不在，长兄便是大如父了，因此没有其他的选择又只有勉强的答应。当夜梁山大办酒席欢庆两人结婚，婚后两人也是夫唱妇随，共同为梁山出力。扈三娘本是一位文武双全的女子，外表美丽内在又有聪明才干，可是竟嫁与了王英这样一个既长相矮小又武功和才能都不如自己的人。这体现的是中国古代婚姻中的父母、父兄为大的习俗，古代的女子没有婚姻的自主权，更谈不上什么婚姻自由，人生大事有父母做主、兄长做主。

关于结婚的习俗在小说的第五回《小霸王醉入销金帐，花和尚大闹桃花村》也有相关的描写，当时的桃花山的大王是周通，因看上了桃花村的刘太公的女儿，于是便留下二十两金子和一匹红绸作为定礼，并自己选好了日子，当夜来入赘。周通本是山大王，按照习惯的说法那就是山大王看上的女子便要押回山做压寨夫人的，可是这里周通却没有把刘太公的女儿押回山做压寨夫人，却是自己来入赘。这与当时的宋朝的入赘婚俗有关了，刘太公本是桃花村的地主之一，有权有势可是却只有一个女儿，按照那时的习惯，如果是只有一个女儿的为了承继香火，那么男子愿意是可以入赘到女方家里了，但是即使是入赘结婚的聘礼和聘金还是少不了的，因此在小说中还写到了周通扔下的金子和丝绸锦绣。这就是宋朝入赘的习俗了，这也是继承了中国古代人希望后继有人的思想[4]。

第三节

《水浒传》中的酒俗体现

“酒”是水浒传中随处可见的东西，祭祀天地要用酒，兄弟结拜更要酒，庆祝成功、战前助威更是离不开酒，作为古代的英雄他们与酒有着不解的情缘，会喝酒、能喝酒似乎又是评价一位英雄的标准之一了。

小说之中对酒的描写细节有很多，最为详细的要数当时武松拜别宋江回阳谷县找哥哥那一回。《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中写到武松自柴进那里出来后拜别宋江，径直往阳谷县走，“当日晌午时分，走得肚中饥渴，望见前面有一个酒店，挑着一面招旗在门前，上头写着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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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字‘三碗不过岗’„„”这里的招旗就是酒旗，酒旗在中国古代史最常见的一种东西，酒旗因其制成的材料和颜色的不同有不同的叫法，如因是缝布制成的称为酒帘、青帘、杏帘等，因酒旗的制成颜色的不同又可以分为青旗、素旗、彩帜等[5]。古代的酒旗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店门口关在上面的招牌，往往是上面画酒壶等实物来表示此处有酒可卖，或者是在酒旗上面写上一个大大的“酒”字以此来告诉行人我这里是出售酒的。《水浒传》中武松看到店门口外挂着一条“三碗不过岗”的招旗，这个三碗不过岗就是酒旗，三碗不过岗即是在说这家店是卖酒，又在含蓄的说明自家店里的酒极好，喝了三碗便过不了景阳冈。这种挂在店外面的酒旗实质上是古代的一种广告形式，这种古老的广告在很久以前的中国便有了，它也因此进入了不少文人骚客的诗词歌文当中，王安石的《桂枝香.金陵怀古》就写到“酒旗斜矗，星河鹭起”，在某种程度上酒旗也是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稳定状况的经济的繁华程度的。酒旗作为古代酒习俗中的代表之一，或多或少的承载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这种习俗沿用至今，只不过现代人在科技的推动下对其加以改造，使其不仅美观而且又不失其根本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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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水浒传》与民俗

第一节 《水浒传》与历史文化民俗

一部小说是一段人民生活的缩微型反映，小说人物的塑造、环境的描写、场景的描绘都与一定的民俗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的样式之一，它集中的反应了人们的生活的生产活动，习俗作为一定地方人民几百年几千年来人们习惯的反应，这注定它与文学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风俗体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而小说而是用文字语言表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这一层面上来说，小说也担当了习俗表现的载体。

北宋有位著名的画家叫张择端，他用精细的笔墨绘制了古今闻名的《清明上河图》，成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全画仅仅长528厘米，宽24.8厘米，却描绘出了当时的汴京一带繁华的经济，人们的生活，其中动物牛羊马畜的生动描绘，房屋桥梁的特色特征跃然于这短短的绢上。张择端用细致的洞察力和高超的艺术表现力展现了当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和习惯，描绘了当时开封一带的买卖习俗，人情交往习俗和房屋建筑的习俗，整张画是整个北宋繁华的汴京人们生活习俗的缩影。而时隔多年之后的施耐庵则用深刻的洞察力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背景，以小说的形式展现了当时以汴京为中心的宋朝各地人们的生活习俗、建筑习俗和交通习俗等。虽然小说没有绘画般形象生动的将当地人的生活活灵活现的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但是小说区别于绘画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用细致的笔墨和微妙的语言，精细的勾画出了人的心理活动、一些习俗的来源等，将绘画所难以达到的地方展现出来。

民俗习惯具有鲜明的历史性和地域性，某一民俗也是一定历史时期和某一地域所特有的，因而当我们看到一种习俗时自然而然的就会想起一段历史或是某一地方，这一地方或是时代也在一定程度上会成为这一独特习俗的代表和象征。例如：泼水节是傣族民族所独有的一种民族习俗，当人们听到泼水节时，第一反应就是想起傣族这一充满柔情和美丽的民族，其次是云南一带美丽的自然风光和秀丽可餐的景色。这一民俗的历史性和地域性在《水浒传》中也得到了相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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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中，婚俗的描写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小说中的婚俗描写细致入微，着意的刻画了人物的心理和精神风貌，对整个婚俗的场景描写也是恢宏壮阔。小说中写到了桃花山的山大王周通看上了桃花村的刘太公之女，当夜便撇下了几十两金子说改日来与刘太公女儿成婚。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男尊女卑，男嫁女家被认为是男的无能无才，入赘便被认为是一件让人耻笑的事。但是在这里周通本是山大王却自己主动要求入刘太公家为婿，就是我们说的入赘。作为山大王的小霸王就不怕世人的耻笑吗？原来入赘的婚俗在宋代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自宋代以后，入赘变为“赘婿补代”和“赘婿养老”的性质，即若是女家没有男性的继承人，便要招婿来上门，以便延绵子嗣，补充必要的劳动力，最重要的是可以赡养老人，也恰好可以满足古人养儿防老的需求。小说中的刘太公即是当时的地主，家中拥有良田美宅，可惜家中并无男性子嗣，膝下只有女儿一个，周通便是顺应了当时的婚俗，为赡养老人上门入赘为婿。这一奇特的婚俗习惯是宋代以后才出现的，即宋代是它的开始时期。当然了也有些人会认为是周通贪图刘太公家的的财产和刘太公之女的美色，这一假设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但是周通当时是桃花山的山大王，他若是想要刘太公家的财产一个“夺”字即可，若是唯独贪恋美色，作为山大王的他一个“抢”字也是可以的，但是周通在这里既没有夺也没用抢，他是真心实意的想入刘太公家为婿了，他的入赘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的婚俗。

上门入赘为婿，小霸王周通并不以此为耻，这也是宋代特有的入赘习俗。自宋以后，入赘的习俗便开始了，男丁进入女家为婿也不会被认为是一种下耻的行为，这一独特的入赘习俗也成了宋代特有的婚俗。假若我们并不知道《水浒传》是描写的历史时期就是宋代，也不知道小说的事件就是以宋代为历史背景的，当我们仔细的观察到这一微妙的婚俗习惯变化时，深入的加以研究和理解，也可以借助相关的资料和古书得出小说的描写年代和背景，这就是民俗在小说中的作用。

尽管历来对于一些作品或是古籍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备受关注和怀疑的，其实作者在创作作品时也是会留下一定的线索供后人研究探索，只是我们要善于发现作品中的微妙细节，以小见大，顺蔓摸瓜的找出作品中的历史文化信息，从民俗角度看《水浒传》

从而确定作品的年代和创作背景。民俗的研究有利于丰富对《水浒传》的研究，同时也是开辟了小说研究的另一个视角。

第二节 《水浒传》与社会经济民俗

《水浒传》作为一部反映当时社会历史的小说，其深刻的内涵不仅仅在于揭露的政治问题，还在于它所折射的社会风俗民情，整部小说一细腻的笔墨描写了宋朝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以生动的语言记载了当时人民的生活习俗和习惯。它是一部特殊的聚合累积型的成书方式，其分支也是来自不同的地方，因此不同的分支也会有不同地域的特色，它们共同构成了宋朝各地人民生活的风俗习惯，有人由此把《水浒传》称为是“社会生活民俗史”。这句话一点也不夸张，它不仅简单了概括了小说的描写对象和内容即社会生活，而且深刻的揭示了小说意义，在于体现了宋朝人民生活的风俗民情。

小说正是在描绘这一幅幅的民俗生活画卷时，不但将城市和乡村民众的生活，经济利益上的冲突和往来，人际关系上的礼尚往来和感情纠葛用逼真的笔墨描写出来以展现当时社会状况下不同的社会阶层、不同的社会人物的性格特征和生活习俗[3]。而且通过这些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矛盾冲突来展现现实人生的生活状态和人性的善良与丑恶。

小说是一定时期社会和人民生活的再现，《水浒传》中的的民俗，不管是以“草”为标，还是婚俗的详略介绍，亦或是酒俗的再现，都是北宋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而这些民俗习惯的背后则是当时当地人民的生活现状和社会的经济政治发展水平，它的出现承载的是经济和社会的信息。

《水浒传》中很多的笔墨在写“草”习俗上，说到买卖就有杨志卖刀，其次就是林冲街上偶遇卖刀者。聪明的古代人他们的智慧并不亚于现代人，他们把自己所要出售的东西上插上草，以示意别人这是自己不需要的了，以此表达自己出售的意思。而购买者只要看到商品上的草就知道物主是想要将此物出售，若有需求则上前询问。这一看似简单的买卖表示方法，却历经了漫长的历史，自古商品经济并不发达，物物交换也只是很偶然的，人们更不会想到用自己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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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货币去买自己需要的东西，当然当货币充当了一般等价物，用货币这一种特殊的商品去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商品时，这是货币出现后的事了。但是古代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安息民生，大多推行一种名为“重农抑商”的政策，在一些严重的年代，商人的地位是严重被歧视的，商人地位不高，商品经济可想而知也是不繁荣的[5]。

但是小说中却多次的写到了集市上热闹非凡的交易场面，“草”标这一具有商品经济性质的物品的大量出现也是淋漓尽致的展示了宋朝商品经济的高速发展。据相关的史料记载，宋代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农业、丝织业、造船业等行业都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特别是与南太平洋和欧洲各国的交流、通商也是达到了很高的地步，对外交易的繁荣，对内的商品经济交流也是和繁荣的。宋这一经济的繁荣也有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当时唐五代以来封建生产关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封建土地制度的变化，到了宋土地私有化占了相当大的比例，这种土地的私有化带动了封建剥削关系的变化，剥削减少了，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就相应的提高了，有了剩余的劳动产品便可以拿到集市去卖，也就丰富了市场的交换内容。出来土地制度的变化之外，另外一个推动宋商品经济发展的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宋统治者推行了一系列的惠商和恤商政策。宋统治者自统治开始就很重视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改以往政治政策中对商人的不平等政策，以法律的形式保护商人的合法权益，同时还保护商人的私有财产。这一政策的规定保护了商人的利益，商人便可以自由的经商，商人的自由往来和经商活动的频繁便推动了整个宋朝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商品经济的发展除了在史料文献中有相关的记载外，其次就是文学作品了，《水浒传》这部小说恰到好处的展现了宋朝繁荣的商品经济，草被系在所要出售的商品之上，可见当时商品经济得到了相当的发展，人民的交换意识得以提高，出现了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

小说中对酒的描写也是随处可见，在原始社会当人们还在为温饱问题而忧愁时，酒只能是一种奢侈品，但是《水浒传》中，人民喝酒吃肉却是极为普遍事，这一层面反映了商品经济发展后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很大的提高，物质精神的享受也提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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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历史的浓缩，但作家毕竟是作家，不管是人物的塑造，还是形象的刻画，都必须置于一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中。作家不同于画家可以用色彩斑斓的笔绘出一定时期的一定人们生活，他也不同于政治家可以用直接的几个政治政策来讲述某一时代的社会现状，他唯一拥有的是一支书写文字的笔和苍白的纸，笔下的文字形成了活跃的人物，人物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又有了典型的个性特征，而典型人物的个性特征又离不开典型环境，典型环境的描写归根结底是民俗的再现。小说离不开民俗，民俗使其更加丰富多彩，同时小说又是民俗的最好载体。

文学与民俗的关系很早以前便被人察觉，历史以来也有不少人在研究，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它就是典型的文学作品中含有着民俗成分，“风、雅、颂”中的十五国风就是各地人民生活习俗的写照。《水浒传》故事发生在山东，故事中很多现象的描写也凸显出山东人民生活习俗的痕迹，整部小说处处闪烁着民俗光辉，构成小说的支撑点结合历史社会背景，是这部小说不仅思想深远而且内容充实贴切。

历来的研究都集中在对《水浒传》政治意识层面的挖掘上，但是作为一部社会历史小说，他在民俗方面的价值也是不容忽视的。对小说民俗层面的研究对于揭示民俗与文学的关系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从民俗这一新的视角去研究《水浒传》也为小说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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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马蹄疾《水浒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版及朱一玄、刘毓忱《水浒传资料汇编》，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2] 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M］．南京: 南京正申书局，1934.[3] 欧阳健，萧相恺.《水浒》“为市井细民写心”说［A］．水浒新议［C］．重庆：重庆出版社，1983.[4] 田同旭;论《水浒传》的多元婚姻文化[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04期

[5] 张建;《水浒传》与山东民俗[D];山东大学;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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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本文是在谌建波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从毕业设计题目的选择、到选到课题的研究和论证，再到本毕业设计的编写、修改，每一步都有谌老师的细心指导和认真的解析。在此，谨向谌建波老师致以诚挚的谢意和崇高的敬意。除此之外，还要感谢所有教育过我的老师，你们传授的专业知识和课外知识是我不断成长的源泉也是完成本论文的基础，以及在设计中被我引用或参考的论著的作者。由于经验匮乏，能力有限，设计中难免有许多考虑不周全的地方，希望各位老师多加指教。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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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从法律视野看《水浒传》

一、快哉，《水浒》

《水浒传》是一部尚武之书，武艺高超身强力壮的英雄好汉个个形象鲜明值得崇拜，那些除暴安良的故事引人入胜。这部书虽然被有些人咒骂为“诲盗”之作，其实政治颇为正确，书中的英雄不光武力超强，也经得起正义标准的粗略检视。当然，要是依据法律标准来衡量，这些人动辄手起刀落，哪个不是以武乱禁之人？

鲁智深是一个令人大感快哉的英雄，出家前是略府提辖，俗名是“鲁达”。鲁达一看就是个军官模样，按照《水浒传》中的描写：生得面圆耳大，鼻直口方，一脸络腮胡，身长八尺，腰阔膀圆，性情凶暴焦躁，好打抱不平。出场结识天下豪杰，结识了便喝酒。喝酒的时候，听得隔壁阁子里有人哽哽咽咽啼哭，唤来一问，原来是名叫翠莲的一个十八九岁的妇人，随父母从东京来到渭州，母亲病故，父女两人流落在此。当地财主镇关西郑大官人强媒硬保，要她作妾，写了三千贯文书，需钱实契，要了她的身体，未及三个月，被郑家大娘子赶打出来，还责成店主人家追要原典身钱三千贯。当初不曾得他一文，如今却来追讨。父亲懦弱，和有钱有势的郑家争执不过，父女两个只好酒楼卖唱。鲁达一问方知那绰号镇关西的郑大官人就是状元桥下杀猪卖肉的郑屠。鲁达给了父女两人十五两银子做盘缠回东京，回到住处，气闷得晚饭也不吃，气愤愤睡了。鲁达是个粗中有细的人，次日一大早，便照顾翠莲父女上路。店小二阻拦，还被他叉开五指，脸上打了一掌，打得口中吐血，再复一拳，打下两颗门牙。两个时辰后鲁达径投状元桥来，寻得郑屠，拳脚教训，这是书中一段妙文，把教训镇关西的过程写得有声有色，令人叹为观止。不料下手太重，郑屠不经打，竟死了，鲁达自思“指望痛打这厮一顿，不想三拳真个打死了他”，因考虑到“须吃官司，又没人送饭”，便逃离而去。

拳打镇关西是一个令人大呼畅快的故事，令人畅快是因为郑屠作为一个恶霸，欺凌弱小，可恶至极。君不见书中鲁达听了翠莲父女的遭遇抑制不住愤怒，其实读者读书至此又有谁不义愤填膺？在《水浒传》的社会里，有钱有势可以称霸一方，无钱无势被他人压扁。法律与司法无法为体弱力薄之人伸张正义，当法律与司法不能维护好弱小者权利的时候，就只能靠见义勇为之士的拳头了。

从法律角度看，鲁达打死郑屠是一起故意伤害致死重案。死了人，死者家中“老少邻人径来州衙告状”，司法程序便循序启动起来：府尹升厅接了状子，亲自到经略府通报情况，然后差人到鲁达住处拿人，哪个还见得到人影？只好将房主人并邻居监下，又点了仵作对尸首再三检验，还发布海捕文书悬赏通缉鲁达，逼得逃亡中的鲁达剃除头发，削去髭须，做了僧人，继续展开轰轰烈烈的打斗人生。

读者在鲁达被海捕缉拿之时，都为他捏一把汗，当他寻得活路，摆脱了司法的纠缠和刑罚的阴影，大家都为之欣慰。这原因是啥？当司法暗昧、刑罚严酷之时，对待用拳头实现正义的英雄好汉，每个人心中都存了几分反法制之心。

误入白虎堂：这南衙开封府是高太尉家的 林冲误入白虎堂和雪夜上梁山的故事脍炙人口，因京剧《野猪林》和电影《林冲》以及《水浒传》电视剧几乎家喻户晓。

与电影、电视剧中林冲的形象不同的是，《水浒传》中对于林冲形象的描述是“豹头环眼，燕颔虎须，八尺长短身材，三十四五年纪”。林冲娘子相貌如何，《水浒传》中并无描摹，读者全凭想象或者依京剧影视剧来确认。

高衙内是社会各色人中一个恶的典型，是太尉高俅的义子，“那厮在东京倚势豪强，专一爱淫垢人家妻女。京师人惧怕他权势，谁敢与他争口，叫他做花花太岁。”这路货一见林娘子，又不知对方何人，怎肯放过？自然是纠缠不休。林冲闻讯赶过来，才解了围，但已将祸根埋下。

这高衙内有几分像少年版的西门庆，身边总围着些帮闲人物。高衙内见了林冲娘子，心中好生着迷，被林冲冲散，怏怏不乐。回到府中过了三两日，竟然还是纳闷自焦，没撩没乱。帮闲人物中有个叫干鸟头富安的，猜着心事，又出坏主意，让高衙内次日勾结虞侯陆谦引开林冲，乘机骗来林娘子再行调戏。高衙内依计而行，不料又被林冲破了局，弄得狼狈跳窗逃跑。高衙内经此一惊，欲心未遂，精神憔悴，恹恹病倒。高俅闻听此事，听了陆谦和富安的毒计，派人诱导林冲买一把宝刀，又借邀看宝刀之名，骗林冲误闯白虎堂。

林冲遭陷害，直接来自高俅的算计，这位太尉权势正炽，林冲被其节制，自然对其有所惧惮。英雄好汉为了向朝廷尽忠的名分和过正常安稳的生活，不得不向恶势力低头。即使如此，仍然免不了遭人坑害，更显高俅之可恶，无以复加。

人为制造的冤案，要么源于恶人的诬告，要么来自权力的腐败专横，要么就是两者的结合。当政治腐败之时，冤狱必多。高俅本是一个市井小人，得志之后便把官威做足，成为人见人惧的佞臣。林冲误入白虎堂后，高俅本来喝令左右拿下林冲要斩，闻听林冲喊冤申辩，意识到“这厮不服断遣”，转念“解去开封府，吩咐滕府尹好生推问，勘理明白处决”。《水浒传》里的司法不受信赖，原因之一是司法对于高俅这样的权势是不敢以公正的审判加以抗制的。

好在衙门不好，未必衙门中人个个都不好。偏是开封府里有个掌管文书档案的小吏孙定“为人最鲠直，十分好善，只要周全人，因此人都唤做孙佛儿。”他明知此事冤枉了林冲，向府尹禀明，要府尹周全林冲。府尹心里明白此案是上级领导有批示的案子，定要定林冲“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杀害本官”的死罪，哪里周全得了林冲？接下来的一段对话十分精彩：

“这南衙开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太尉家的？”

“胡说！”

“谁不知高太尉当权，倚势豪强，更兼他府里无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触犯，便发来开封府，要杀便杀，要剐便剐，却不是他家官府。”

孙定这番话击中要害，府尹听了有所触动，遂依孙定建议，最后定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节堂”，脊杖四十，刺配远恶军州。这个定罪对于林冲来说当然还是冤枉，但毕竟保住了性命；滕府尹虽然意识到开封府并不是高太尉家的，但也得罪不起高太尉，只好做了个“留有余地”的判决敷衍了事。林冲发配，负责押送的是董超、薛霸两位公人，两位暗中得了陆谦送的十两银子，一路上恶行恶状，极尽虐待之能事，在野猪林下手要结果了林冲性命，幸好鲁智深一路暗中护送，才使这场谋杀未能得逞。不过，在后来的卢俊义案件里，这二位公差就没那么好的运气了，双双成了燕青箭下的死鬼。对于董超、薛霸这种只要给钱可以胡作非为的官差，聂绀弩先生有一首诗说得甚妙：

解罢林冲又解卢，英雄天下尽归吾。

谁家旅店无开水，何处山林不野猪。

鲁达慈悲齐幸免，燕青义愤乃骈诛。

佶京俅贯江山里，超霸二公可少乎！

这后两句真是妙语，我看《茶馆》里总是双双出现，简直焦不离孟、孟不离焦的灰大褂，就常常联想起那《水浒传》中的董超、薛霸。

林冲总算到了发配地，陆谦等人还不放过，又带了几个人前来烧了林冲看守的草料场，意在烧死林冲，烧不死也可嫁祸于他。不料当日大雪，草料场林冲住处的屋顶被雪压塌，林冲移居一座古庙，躲过死劫，不得不大开杀戒，将陆谦一干人在这世上灭了。提着枪，只顾走，冒着风雪连夜奔去梁山。

二、司法的悲剧

林冲雪夜上梁山是《水浒传》中最美的场景，但这背后却是一段英雄的苍凉与辛酸。本来独立、中立的司法可以避免的悲剧，在《水浒传》的世界里如同有着定数，要发生就必定发生，那司法无论是朝廷的还是高太尉的，真的就有那么大的区别吗？

武大郎谋杀案：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

西门庆与潘金莲合谋下毒鸩杀了武大，应了长期流传的一个经验：“奸近杀”——有了外遇奸情可就与杀人不远了。

人不幸长成武大那样，实在是造化捉弄人，即使在那个不重男色的时代也已经吃尽了亏。不幸的是，这个相貌过分自谦的武大还娶了个如花似玉、淫心正炽的浑家，真是上天错点了鸳鸯谱。

武松与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虽然模样不像同胞兄弟，那感情却处处呈现血浓于水。武大是善良之人，靠卖炊饼谋生，养活自己，也养活家人，老实本分，他的遇害，真令人一洒同情之泪。

武大郎谋杀案，作案手法大胆而鲁莽，鸩杀的死亡征象昭然若揭。西门庆收买何九叔，将何九叔置于凶险的境地，何九叔一见武大的尸首，大喊一声望后便倒，假装中了恶，也足够惊心动魄。何九叔在入殓现场藏匿了武大两块酥黑骨头，连西门庆给的贿买他的银子一起收好，只等着武松回来不可避免的一场祸事，夹缝中求生存的日子真是忐忑不安。

武松回来，惊闻哥哥暴亡，悲痛之余，开始了事实真相的调查和外围证据的搜证，很快取得进展。武松起初想通过官府解决此事，并不想用打虎之手杀人，这是守法之人的自然选择——解决公权力实现正义，但事与愿违，虽然到县衙告状，并提供何九叔和郓哥为人证、骨殖和银子为物证，然而由于知县与属吏“都是与西门庆有首尾的”，自然“这件事难以理问”。司法腐败造成民众诉诸司法的权利打了水漂儿，社会能不日益暴戾化乎！

既然公权力走不通，只好自力救济，武松杀嫂的戏码就隆重上演了。西门庆、潘金莲、王婆子本来罪有应得，死不足惜。官府的腐败却将一个打虎英雄见义勇为好市民逼成杀人凶犯，这才令人扼腕。

权力腐败何处没有？武松刺配孟州时，蒋门神设计陷害武松，孟州知府也是得赃枉法，拟定了武松罪名，断了二十脊板，将其改配恩州，而两个押解的公人又受蒋门神收买，途中设计杀害武松，直逼得武松再次以杀虎之手杀人。

在武松刺配的故事里，最奇的当数杀威棒，孟州的管营相公称之为“太祖武德皇帝旧制”，凡是初到配军，都须打上一百以杀威。然而，此棒只要“有人情的书信，并使用的银两，取在手头，少刻差拨到来，便可送与他，若吃杀威棒时，也打得轻。若没人情送与他时，端的狼狈”，而且此地尚有两样可怖的私刑对付新到的配军，一是把两碗干黄仓米饭让配军吃了，趁饱将其带到土牢里，用绳索捆翻，裹了席子，塞住七窍，颠倒着竖在墙边，不消半个更次，便结果了性命；二是把人捆了，用一个布袋盛满黄沙，压在身上，也不消一个更次便是死的。偏偏武松“不达时务”，令差拨大怒，惹得众囚徒纷纷猜测“必然害你(武松)性命”；又偏偏小管营施恩有求于武松，暗示武松称病，以便“寄下他这顿杀威棒”，倒把太祖武德皇帝的旧制送了人情。

如此暴虐的“法制”，如此贪腐的司法，难怪要制造出如此众多的反法制人物与故事。

读《水浒传》，很容易联想到这样一个法理学问题：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是应该盲目地遵从，还是暂且遵从，同时循着合法途径去改革，抑或立即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对于这个问题，法理学家们纷争不已，似乎并无达成一致意见的迹象。鲁智深、林冲、武松、李逵不是法理学家，他们的禅杖、花枪、尖刀、板斧都是不假思索的。

清朝列《水浒传》为禁书，有深意存焉。

第五篇：从林冲看水浒传的人物描写（范文模版）

主讲人简介：

周先慎，男，1935年12月生，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宋元明清文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主要著作有：《古典小说鉴赏》、《明清小说》《＜明清小说＞导读》《古诗文的艺术世界》等多种。内容简介：

《水浒传》的艺术要放到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才能看得清楚。

第一个问题是人物描写。这是小说创作的中心问题，情节再吸引人，如果人物没有血肉，没有生命，就不是好的小说。塑造英雄群像，人物的理想化，传奇色彩等，这些和《三国演义》是相同的。其一，是人物性格的多侧面和具有比较复杂的内涵。《三国演义》的人物比较平面，除个别的人物如曹操，具有看似矛盾的较复杂的性格内容外，其他人物的性格内容都比较简单和单一，而《水浒传》的人物就要复杂得多，最突出的是写英雄人物而不避讳写他们的缺点，而写缺点却又并不影响将他们塑造成高大的英雄形象，相反却显得更加真实，更加血肉丰满。如林冲、武松等人都是如此。

其二、与此相联系的是，《水浒传》人物的思想性格不仅具有理想化、带有传奇色彩的一面，更有贴近生活、具有普通的平凡人品格的另一面。因此《水浒传》的英雄人物不是神而是人，读者感到亲切，容易接受。这是《水浒传》的现实主义艺术走向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

其三、《三国演义》人物的性格定型化，看不出同生活环境的联系，性格没有发展变化，而《水浒传》的人物性格却同人物的出身、遭遇、具体的生活环境等有着密切的联系，因而能随着生活遭遇的变化而发展变化。这一点林冲性格的转变表现得非常突出。

第二个问题谈谈细节描写。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三国演义》中也有细节描写，但比较少，比较简单，也缺乏丰富的内容，而《水浒传》的细节描写则要丰富、细腻得多，而且能充分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拟通过《水浒传》中两个人们熟知的精彩片断《武松打虎》和《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来进行具体的分析。（全文）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文学馆。说到《水浒传》艺术上的成功，就离不开要谈《水浒传》的人物塑造、离不开说一百单八将，这组人物群像都或多或少地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有的人物特别富有人性的姿彩和人性的光华，像林冲、武松，我们一提到“林教头风雪山神庙”，活托托的一个林冲形象便如在目前。今天呢，我为大家请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周先慎教授，请他为我们讲——从林冲谈《水浒传》的人物描写，大家欢迎。

大家知道，小说艺术创造的中心是人物形象。这个小说有情节、有构思，但是你的情节再生动、再曲折、再吸引人，但是你的人物写得不好，没有血肉，苍白干瘪，那么这个作品是不能算成功的。我们古代的几部小说名著，都是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人物形象。像《三国演义》、《水浒传》里边那些主要人物都是家喻户晓，长期活在广大人民群众心目当中。所以这个人物形象的成功是小说艺术成功的关键。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艺术，就是怎么样反映这个现实生活，怎么样把生活反映得更加真实、更加能够为读者所理解、所接受。那么中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艺术，有一个发展和成熟的过程。这个发展、成熟的过程，也跟人物形象的塑造分不开。所以我想先谈第一点，以林冲为例，谈《水浒传》在人物塑造上的现实主义艺术。它的特点就是从生活出发，从生活里边来。人物有什么性格特点，这个特点后来有什么变化，都是从生活里边来的，都有他的出身、生活遭遇，他生活的具体环境，有根有据，所以就令人信服。

大家看了《水浒传》以后，林冲有一个突出的性格特点，是什么？能忍，忍辱负重、忍气吞声、不敢反抗。一出场，这个大家要注意，要充分地理想化的话，那么一开始，写一个正面的英雄人物，一开始就要写他的优点。但是《水浒传》不一样，《水浒传》人物出场，林冲在《水浒传》里边是个响当当的英雄，了不起，作者是热烈地歌颂他的。可是一出场就写他的弱点，写他性格里边的弱点，不好的一面，就是能忍。

你想想看，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的军官妻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妻子被人家调戏，奇耻大辱，不能忍受的。所以他非常气愤地去了以后，他把这个人、把调戏他妻子的人肩胛扳过来。这个地方有一句描写非常精彩，怎么写的呢？就是“当时林冲扳将过来，扳着他的肩胛，却认得是本官高衙内，先自手软了”。“先自手软了”这五个字非常值得注意，这不是简单的、一般人物的动作神态的描写，而是一下子挖掘到人的内心世界。所以小说写林冲怒气未消，知道以后，扳过来，先自手软了。但是“怒气未消，一双眼睁着瞅那高衙内”。但是敢怒而不敢言，敢怒而不敢打，他忍下了这口气。这个小说写得非常好，因为刚刚认识鲁智深，大家好武，而且讲义气，新认识的结义兄弟。鲁智

深就带着一帮泼皮来帮他打，结果鲁智深来了以后，他把高衙内放走了。

但是鲁智深就不买账，鲁智深怎么说呢？有一段话是响当当的，跟林冲形成鲜明的对比。他说“你却怕他本官太尉，洒家怕他甚”，我不怕。他说“俺若撞见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家三百禅杖去了。”你看，一个是忍辱怕事；一个是疾恶如仇。一个是自己受侮辱、受压迫不敢反抗；一个是看见自己的朋友受压迫，就不能忍受，这两个人的性格形成鲜明的对比。另外《水浒传》不只是写人物的性格特点，有生活的依据，而且能够随着生活矛盾的发展，他的性格要产生变化。《水浒传》写林冲的性格转变，写得非常出色，有根有据。他为什么要变化？什么时候变化？都是从生活出发，这是《水浒传》的现实主义。

林冲上山的过程就是从能忍到不能忍、从懦弱到坚强、从屈辱到反抗，这么一个转变过程。所谓上山就是造反的意思，就是反叛统治阶级，就是敢于起来抗争。林冲上山是走了一个非常艰苦的道路。《水浒传》写人物，我在这儿提一句，大家注意，不同的英雄有不同的性格，上山走的是不同的道路。这个不同的道路是跟他性格有关系的，这个性格又是跟他的家庭出身、他的生活境遇有关系的，这个写得非常好的。你看李逵上山是最痛快的，宋江是最曲折的，我就不细说了，大家去看，很曲折。鲁智深是最爽朗的，爽朗跟痛快不完全一样；李逵是最痛快，鲁智深是非常爽朗，一点都没有瞻前顾后，凄凄惨惨切切，那种情景一点没有，非常爽朗、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主动地向统治阶级出击。军官当不成就当和尚，和尚当不成就上山，非常爽朗。但是林冲走的道路是非常艰苦，林冲走了一个很漫长的、很艰苦的道路。作者写林冲的转变，它是有很多伏笔，大家不要忽略了。譬如说他和陆谦是好朋友、结义兄弟，但是后来陆谦害他了，那么他就曾经跟陆谦讲过，他说“贤弟不知，男子汉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这般腌臜的气”。也就说，就是他在统治阶级的压迫之下，满腔不平之气。这个满腔不平之气，就是林冲能够一步一步向前迈进，最后实现了思想转变，造反上山的基础。所以你看小说写得很好，他虽然是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是个中级军官，但是他一出场就是被压迫的。所以虽然是统治阶级里边的人物，但是他所处的地位和广大被压迫的人民群众有相通之处，这是他能够转变的一个基础。林冲能忍，宽容了压迫他、侮辱他的人，但是他的对手可没有放过他。一计不成，又生一计。所以他非常不满的胸中，有一腔不平之气的那个对立面、那个社会的黑暗势力、罪恶势力，不断地向他紧逼而来。

所以接着就写他想苟安，忍。想苟安也不能苟安，想忍也忍不下去。所以小说接着就写高衙内又收买了陆谦，就是林冲的结义兄弟，让陆谦把林冲的妻子骗到他的家，骗到陆谦的家里面楼上，要想强暴，想侮辱。这个时候他也不加追究，只是气愤地把陆谦的家里砸了个粉碎。因为在陆谦的家里，把陆谦的家砸一个粉碎。这时候有一段描写，小说有一段描写也是值得注意的。就写“林冲拿了一把解腕尖刀”，大家注意这个解腕尖刀很有文章的，“径直奔到樊楼，前去找陆虞侯”。找陆谦去了，他拿起这个解腕尖刀不是去找高衙内，而是去找陆谦。注意这个地方，写得非常准确、非常精彩。也就说，林冲已经开始反抗了，但是他反抗的程度和范围有限。你应该找高衙内，对不对？你怎么去找陆谦？这里边有两个意思我觉得大家要体会。第一个意思，还是怕高衙内，吃着他的请受，不敢惹他。前面说了，权且饶他这一次。这是第二次了，他又忍让了，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这就是写林冲重义。通过这个情节，还有弦外之音，还有潜台词，就是说陆谦是我的结义兄弟，背信弃义，不讲义气的人林冲是最痛恨的。注意，讲义气是林冲性格当中非常美好的东西，很宝贵的东西。这是他以后能够转变，而且转变以后革命性非常强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么到了以后，他发配沧州以后，作者又一次点示我们林冲好义。就是什么呢，大家读过很熟悉的“风雪山神庙”。他到了沧州以后，正好有一个卖酒的李小二，李小二称林冲是“恩人”，而且报告他陆谦、高俅他们、高衙内派陆谦到沧州杀害他。那么李小二为什么要跟他报告呢，因为这个很冒险的、冒生命危险的，就是因为过去林冲救过他，他吃了官司以后，他帮助了他，而且给了他钱，所以他称林冲是恩人。那么这就写出了林冲的克己好义、乐于助人的这种侠义心肠、讲义气。所以后边是明点，前面有暗点，这都是写林冲思想性格转变的依据。

所以作者就是通过这么一个情节，通过林冲妻子被花花太岁高衙内看得长得漂亮，去加以调戏，这样一个情节，写出了林冲的性格。既写出了林冲的性格，又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和罪恶，统治阶级的黑暗和罪恶。这样也就揭示出来梁山起义事业为什么会逐渐发展壮大，很多人都要投奔梁山，梁山事业壮大，就是因为逼上梁山。逼上梁山在林冲的身上体现得最鲜明、最突出，走投无路了，然后才上山。但是，林冲到这个时候发配沧州以后，还是能忍，还是忍辱负重。你看小说写得非常精彩，他临走之前写了一封休书。这纸休书我觉得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写出林冲的善良，他替妻子考虑得很周到；另一方面也写出他能忍的性格，也天真幼稚。你以为写了一纸休书以后高衙

内就不来了？照样来。所以这些地方，一方面写出他的善良，引起读者对他的同情，这样的话，读者就对于罪恶势力更加憎恨。

你看我们读到“野猪林”，就记得这个情节。一路上押监他的是董超、薛霸，两个差人，一路上对他真是非常地厉害，虐待他。水也很烫的，用烫水让他洗脚，烫得非常厉害。后来走到什么地方呢？走到野猪林，就是笼罩着烟雾的野猪林，这时候受到高俅、高衙内之托付要杀害林冲的地方。到这个时候了，一点都没想到可能要杀他，你要捆就捆吧。所以你想，换成另外的人，像鲁智深也好、李逵也好，在这种情景下绝不会这样说。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在特定情景之下，不同的人物会说不同的话，这个很多的。比如说武松打虎，打虎之前在酒店里面喝酒，喝了很多酒。店老板叫他不要上山，因为山上有老虎，这儿有政府的文告，他不信。他说你是开黑店的，想我留在这儿晚上害我，他走了。而且说就是有虎，老子也不怕，豪言壮语。但是快上山的时候，小说写得很准确，看见印信榜文，他在路上看见两次公告，一次只有白纸，没有盖章的。第二次看见印信榜文，这个小说写得很准确，就是政府盖了官印的，这个是真的，这个时候就写武松他有思想斗争。武松是非常好面子的，在生死关头宁可冒着生命危险上山，但是这个面子还是要要的。大家想想，如果是李逵和鲁智深，那就痛快得多，不怕就上去，要怕就回去，没有那么多讲究。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在特定情景之下，特定的人物性格他会说什么话，不能换的，是性格化的。然后这个时候，一路保护他的鲁智深到了野猪林，就要跳出来，跳出来以后，想把杀害他的两个人干掉。你看这个时候，林冲又出来跟他说好话。林冲的这个能忍的性格我们读者都不能忍，对他这种性格不能忍，把你迫害成这样，马上就要把你杀掉了，你还替他们说好话，这种能忍的性格，真是无以复加，简直叫我们读《水浒传》的人都不能忍。但是现在他忍了，不断地写他这种能忍的性格，同时也揭示他善良的一面。一直后来到草料场，让他到草料场，也是个阴谋诡计，放火烧死他，他不知道。他以为给他一个好的差事，到那儿去过得比较安稳。结果去了以后，最后火烧草料场，他在山神庙里面听见陆谦他们三个人，亲耳听见，说要把林冲的骨头，烧死了以后，把他的骨头拣回去到高俅那儿去领赏。这个时候是满腔怒火一下子爆发出来，打开山神庙的门出去把几个人杀了，然后造反上山，由此就实现了彻底地转变。

你看林冲转变以后，从“火并王伦”开始，到以后，以后反对招安也是很坚决的，判若两人。但是这种性格的巨大转变，是一步一步写出来的，有生活的依据，令人信服，这才是有血有肉的英雄。

第二点，我想讲一讲《水浒传》的细节描写。细节可以说是生活的血肉，我们在生活里边，并不是每天都是那种惊天动地的大事件，总是普普通通，平凡的生活琐事比较多。所以细节是生活的血肉，也是小说艺术的血肉。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离开了细节描写，就没有小说的艺术。“风雪山神庙”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中学里面就学了。那个戏真是非常细腻。让他管那个草料场，我刚才讲了，他以为是好差事，实际上是一场阴谋，放在那儿去准备烧死他。他去了以后是一个什么情况呢？外边下着大雪，进屋以后，他就拿起柴炭点火，生起焰火来。但是这个草棚已经坏了，风都可以刮进来，很冷，所以当时写林冲怎么想呢？怎么过冬呢？他就想等到天暖和以后，待雪停了以后，到城里边去要唤一个泥水匠来，把它修好。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过日子，对不对，不是凑合，想等雪停了以后，把这个草棚修好。然后就写他烤了一会儿火，烤了一会儿火以后还是冷，就想到前面那个老军指示他五里之外有一个卖酒的地方，可以去买酒喝。他因为太冷，就想到那儿去买酒。走以前，你看写这个林冲性格非常精细。把这个火炭盖了，“取毡笠子戴上，拿了钥匙，信步投东”。注意他锁门，前后两次写他锁门，这个门有什么好锁的，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而且都破了，他还锁，林冲这个人很谨慎。然后在半路上经过一个古庙，就是山神庙，他还怎么呢？还进去顶礼膜拜，求这个神来保佑他，保佑什么呢？就是安安稳稳地过日子，都走到这步田地，简直是走投无路了，他还是这种心思、打算。然后喝完酒以后，又买了一葫芦酒，包了两块牛肉，迎着风又回到草料场。结果一看雪下得越来越大，把草厅压倒了。他这个时候想，怎么办呢？就把这个花枪，注意这个花枪，花枪、葫芦放在雪地里边，生怕那个火没有灭，伸着手从破败的墙壁伸进去摸一摸，摸到雪水已经把火完全浸灭了，他才放心。然后抱着一床破棉絮，挑着他的那只枪，挑着他的酒葫芦，然后到山神庙去。这个金圣叹读《水浒传》我劝大家好好去看看，他有的批语很精彩的，他这个地方读得很细。他就批了一句，他说：“只拿一条破絮被，说明过一夜，第二天还要回来。”他读得很细，那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今天晚上暂时过不下去了，我到山神庙躲一个晚上，我还得回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能够忍受，还是要想平平安安地在这个地方过日子。

所以通过“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非常细腻的细节描写，揭示了林冲的内心世界。好端端的一个八十万禁军教头、一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被高俅、高衙内迫害到这种凄凄惨惨的地步，还没有想到要反抗，还要想到安安生

生地过日子。你们看，作者是到无以复加之处还要加一笔。一直到草料场火起了，他听到火起的声音，想起来了。一般的人，人之常情，想到这个情况，我是看草料场的，现在草料场火起了，赶快逃跑啊，对不对？他不，他首先想到的是赶快去救火，你说林冲忍受到什么程度，善良到什么程度，他想到要去救火。我刚才讲了，亲耳听到门外陆谦他们说，这次把林冲烧死了，我要拣他的骨头去请赏。这一下子，怒气爆发出来了，打开门出去报仇，这才最后进行了转变。

所以这个细节描写，“风雪山神庙”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他的动作、他的心思、他的整个发展过程，都写得非常细。下边就是写林冲最后打开庙门出来杀人了，林冲出来以后先是举手一枪，先把那个差役杀死。作者在这个地方写林冲杀陆谦写得很细的，比那两个人要细。这就说明他不是为写杀人而写杀人，而是通过杀人写林冲思想性格的转变，写他走上革命的道路。所以他满腔的怒火、满腔的怨愤、满腔的仇恨，一下子爆发出来，是要痛痛快快地报仇。所以他对付这两个人以后，就来对付陆谦。他就大声地喝道，“好贼，你待哪里去”，往哪儿跑，“批胸只一提，就把他提起来，然后丢翻在雪地上”。这个时候小说写林冲杀陆谦写得很有讲究。他这个时候不要花枪了，他把枪拿来插在雪地上，“脚踏陆谦的胸口上”，踩在他的胸口上，然后从身边取出一口刀来。我前边讲，你们要注意这个解腕尖刀，这个时候取出来解腕尖刀在陆谦的脸上割着，先不杀他。然后发表了一篇革命的宣言。

所以作者写林冲杀人，不是一般的杀人，是写他革命造反的革命性和正义性，他杀人杀得堂堂正正，光明磊落，写出一个英雄人物。所以这里写林冲杀人写得是很有讲究的。有这么几点：第一，他能分清主次，主要敌人是陆谦，我先不对付你，我先把两个次要的解决了，然后集中力量来收拾主要的仇人陆谦，这是一点，能分清主次；第二，不是不明不白地就把对方杀死，而是先问罪谴责。刚才我讲的，杀得光明磊落、理直气壮，革命宣言，我为什么要杀你？你太坏了，背信弃义；第三点，就是写他杀三个人的杀法是不一样的，用的武器不一样，杀法也不一样，详略也不一样。所以总体来说，林冲杀人杀得有身份。什么叫有身份？八十万禁军教头，武艺高强，有斗争的经验。有性格，他很精细，很讲究策略。有思想，那就是为正义而杀人，不是不明不白，随随便便地去杀人。有思想，有章法，就像我们写文章一样，主次、详略都要搞清楚。哪个为主，哪个为次，哪个详、哪个略，先杀谁、后杀谁，很有章法。

大家想想看，如果换成李逵报仇，是一种什么杀法？显然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水浒传》写人物完全是性格化的，写得非常好。《水浒传》对一些小的物件的处理，也是非常精细的，很值得我们注意。前面我提到挑酒葫芦的花枪，不断地写，不是随便的。不断地写他用花枪挑着酒葫芦，几次写到。这个地方你要注意了，我们读得不细的话，就以为那个花枪是挑酒葫芦的，实际上不是，实际上报仇要杀人的。还有就是李小二报告林冲说陆谦他们追到沧州来了，可能要害你。林冲是专门买了一把解腕尖刀。到了最后报仇的时候，一只脚踏在陆谦的胸口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从身上拿出解腕尖刀来了。特意为你准备的，此时不用更待何时，对不对？所以俄国的大作家契诃夫讲剧本创作的时候，他有一句话，他说，你如果在第一幕里边，写墙上挂着一把枪的话，那么你在后边一定要放枪，要不你这把枪就不必挂在这儿。所以我说前面写的挑酒葫芦的花枪，还有那把解腕尖刀，都是墙上挂着的“一把枪”，后边就派上用场了。所以我们读《水浒传》要读得很细，作者有艺术匠心的地方，不要马马虎虎读过去，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谢谢。

今天经周先生一讲，林冲已经呼之欲出了。可以说周先生很精到地为我们分析了、剖析了林冲丰富的内心世界和复杂鲜活、独特的个性特征。如果单从《水浒传》的人物形象塑造上来说，我个人觉着林冲是《水浒传》的人物当中最有艺术灵性和最出彩的一位。《水浒传》中的人物形象，我个人最喜欢林冲。好，我们感谢周先生带给我们的精彩演讲。（来源：cctv-10《百家讲坛》栏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