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存在大量“双重国籍”现象

第一篇：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存在大量“双重国籍”现象

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存在大量“双重国籍”现象

 来源：新华网

 2012-04-27 07:37 关键词：双重国籍 人大常委会委员

[提要]加入了外国国籍，就不能再保留中国国籍，这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然而，加入外国国籍又未注销中国国籍的实际上的“双重国籍”在我国已不是个例。

新华网北京４月２６日电（记者邹伟、余晓洁）加入了外国国籍，就不能再保留中国国籍，这是我国法律的明确规定。然而，加入外国国籍又未注销中国国籍的实际上的“双重国籍”在我国已不是个例。

“双重国籍”的出现有哪些原因？带来了哪些管理难题？如何才能有效消除？出席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的部分常委会委员，２６日在分组审议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时就此发表意见。

“改革开放以来，有较大数量的留学人员和以其他方式移居国外的中国人，在取得外国国籍后，并不报告，拥有的中国居民身份证还保留着，户口也没有注销。”陈宜瑜委员说。

陈宜瑜认为，根据我国不承认双重国籍的规定，上述这类人从国籍上说应该算是外国人，但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回国时继续使用中国公民的居民身份证，甚至还更换了二代身份证，出现难于依法管理的情况。希望有关部门研究解决办法。

除了“双重国籍”人员自身的因素，金硕仁委员还指出出现“双重国籍”的另一种情形——

“我国公民在境外加入外国国籍后，到我驻外使领馆申请退出中国国籍。但由于信息共享不及时，导致公安机关未能及时注销已加入外国国籍人员的在中国的国籍信息，此类人员继续保留着国内户籍。”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是无效户籍，但在我国户籍管理机关继续显示为有效户籍，人为造成‘双重国籍’。”金硕仁委员说，这不仅与我国国籍法相悖，也给公安机关外国人管理工作带来不便；同时，在办理涉外行政、民事、刑事案件等司法实践中，也存在诸多困难和麻烦。

由此，金硕仁委员建议，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入境管理和我公民在境外加入外国国籍信息平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信息共享。

第二篇：人大常委会委员痛斥

人大常委会委员痛斥：应试教育这条粗线越描越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6年11月03日 03:32

很多十二三岁的孩子被送进戒毒所应试教育和未成年人犯罪存在因果关系

最近在昆明一些禁毒所的视察，让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刀美兰格外心酸。尽管当地一所接一所地盖禁毒所，但现在很多禁毒所已经人满为患，无法再接收吸毒者。更令刀美兰震惊的是，很多被送来戒除毒瘾的竟然都是年仅十二三岁的小孩子。

心怀忧虑的禁毒所的工作人员把反映情况的材料交给刀美兰，希望她帮助呼吁。“我们的接班人、我们的下一代怎么办？这是一个相当严重的问题。”在日前召开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到这次视察经历，仍然让刀美兰委员激动。

毒品、网络游戏和色情暴力传播诱发未成年人犯罪，这些让每个父母都担心的问题，成为此次会议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修订草案时众多委员关注的焦点。

许嘉璐副委员长注意到一起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例，最小的“大姐大”年仅8岁，竟然着指挥几个十三四岁的孩子。他带来的一组来自教育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校园里发生的毒品、暴力和性犯罪不断抬头，青少年犯罪问题突出。近年来未成年人犯罪率上升一倍以上，而且65%以上都是团伙犯罪。游戏、网络成瘾的超过200万人，而且这个数字还在迅速上升当中。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据则显示，36%的中学生在走进校门的那一刻，心情郁闷、紧张、疲惫、厌烦、焦虑和恐惧。中学生对学习很有兴趣和比较有兴趣的比例不到50%。由于高考竞争激烈，80%以上的学生产生了“失败者”的心态。

在王永炎委员看来，这两组数据之间存在着某种因果关系。“应试教育这种导向如果不从根本上扭转，厌学、辍学的问题解决不了，会导致未成年人犯罪严重，解决起来将十分困难。”

王永炎委员今年到西部一个经济欠发达的地方，发现不仅是县城，包括乡镇的一些街道，一条街竟然有5个以上的网吧。很多未成年人在网吧中沉溺于虚拟游戏。他说，由于很多学生对学习没兴趣，他们先是逃学，后来就辍学。这时候，与枯燥乏味且负担沉重的学业比起来，网络游戏等娱乐格外具有吸引力。沉迷于虚拟游戏对未成年人造成了严重伤害，他们流浪、打架斗殴、偷窃，最后走上了犯罪道路。

“应试教育这条粗线越描越粗”，被王永炎委员视为很多未成年人逃出校门、最后走上犯罪道路的源头。

过分追求升学率造成“学生为了‘分’，教师为了‘钱’”

无论此前分组审议《义务教育法修》订草案，还是此次审议《未成年人保护法》草案，应试教育之风愈刮愈烈都让委员们揪心。

陈士能委员有两个小外孙女，一个今年刚刚上初中，还有一个上小学三年级。两个小女孩儿周末、节假日和暑寒假几乎没有自己可以自由支配的玩耍时间。她们必须去补各种课程，或者是奥数课、英语课，或者是语文、珠算课。

“她们现在的学业负担，比我们在青少年时代要重得多。”陈士能委员看着心疼，却也不敢松懈。“因为社会竞争很激烈。你如果不去补习，你就上不了好初中和好高中，大学就更不用说了。”

正是这种担心，将家长和孩子绑上了应试教育的“战车”。受邀列席此次常委会的全国人大代表朱善萍是江苏省南京市外国语学校教科室主任。她到北京之前特地问学生对《未成年人保护法》有什么期待，“学生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希望家庭作业少一点，希望书包轻一点”。

作为英语特级教师，她在全国各地作教育权益讲座时发现，有的学校早上5时半就让孩子起床，一直到晚上10时孩子还在学校。每个桌子上都堆着厚厚的教辅书，孩子课外活动时间和自习时间很少。有的地方星期六全天补课，还有的学校一个月只放半天假，有的学校甚至一个月放一天假。孩子们长期处于这样的高压状态下，极大地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健康。

“我们这一代人，包括老一代人都没有经受过这种长期的高强度的学习压力，大家都发展得很好，为什么要把孩子压迫成这样呢？”朱善萍说。在她看来，沉重的高压式学习占用了孩子大量的时间，孩子没有时间思考，甚至连跟父母朋友交流的时间都很少。

许嘉璐副委员长带来的教育部的调查显示，有72%接受调查的校长和教师认为，学生急需要加强的素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吃苦耐劳；有71%的校长和老师将诚实守信排在第二位。再往下排才是学习能力。许嘉璐副委员长说，这表明在教育第一线的老师和校长们很清楚，目前孩子最需要什么样的教育。但应试教育令他们无暇他顾。

王永炎委员尖锐地指出，现在的社会风气和有些政策仍然引导学生和家长注重分数，引导学校注重升学率。这导致“学生为了‘分’，教师为了‘钱’，或者说教师是为了学生的‘分’”的现象严重。

“光讲减轻小学生的负担，但是没有人管是不行的”

“孩子应该得到个性化的发展，他们应该是健康的、阳光的。他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应该有快乐生存的权利。我衷心希望把上面几条写进《未成年人保护法》。”朱善萍呼吁说。

《未成年保护法》修订草案有一条，讲到“学校应当全面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实施素质教育，提高教育质量”。朱善萍认为还应该加上一句“关注未成年人的情感和态度”。

一些委员建议，针对各种课外补习班泛滥的现象，法律应该明确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其隶属的学校不得以任何借口占用学生节假日时间组织文化课补课”。列席会议的张礼慧代表则建议，法律还应该增加规定“不能以任何形式在学校推销、订购课外书籍”，以避免加重学生们的精神负担和经济负担。

草案第19条规定不得加重学生的学习负担。但如果加重了学生负担怎么办，加重学生的负担应该负什么法律责任，草案中未作相关规定，实际上也无法作出规定。

刘明祖委员认为，教育行政部门应该专门制定一个对加重学生负担的行政处罚规定。

“光讲减轻小学生的负担，但是没有人管是不行的。”杨长槐委员建议，各级人大应该开展一次执法检查，通过执法检查加强对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的监督。

第三篇：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城镇化报告 批贪大求快现象

人大常委会委员审议城镇化报告 批贪大求快现象

来源：新华网 2013年06月30日09:35 我来说两句(8679)

[提要] “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但要防止政府成为‘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

“新型城镇化需要市场‘无形之手’和政府‘有形之手’的两手配合，但要防止政府成为‘闲不住的手’而过度干预。”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29日上午分组审议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不少委员认为，城镇化总体势头良好，但当前也存在一些盲目性。政府应主要致力于城镇发展规划的制定和城镇公共服务体系的建立，为加快城镇化建设和提高城镇化的质量创造条件。“我们搞的是市场的城镇化，还是市长的城镇化？”严以新委员认为，要尽可能地走市场的城镇化道路，避免以城镇化为目的一味地追求GDP的增长。

彭森委员说，现在很多人希望在城镇化过程中能够拉动内需，成为应对当前经济下行的新引擎。这可能就会出现一些不顾客观规律，用行政手段人为推进城镇化的情况。

对城镇化进行过调研的彭森委员说：“现在一些地方已开始把城镇化的指标层层下达、层层加码。有的地方把重点放在扩大城市规模、新增城市人口方面，认为城市的规模扩大了，开发强度增加了，大广场搞起来了，道路搞宽了就是城镇化。”

“近年来，很多地方热衷于扩城拓市，小城市要变成大城市，大城市要变成特大城市，建设风格上青睐高楼大厦，追求全国第一、全球第一。”乌日图委员说，城市不是越大越好，城市太大，不仅资源难以承受，也会降低效率。所以要大力发展小城镇，形成相互配合的城镇群，在其中有一个合理的产业分工。

辜胜阻委员提出，推进城镇化，必须统筹“人、业、钱、地、房”五要素。他提出了城镇化建设要防范五大误区，得到很多委员的赞同。

辜胜阻认为，一要防有“城”无“市”的过度城镇化，避免缺乏产业支撑使新市民变游民、新城变空城；二要防有速度无质量的城镇化，避免一哄而起搞“大跃进”，一味追求城镇化的高速度和规模扩张，陷入速度至上陷阱；三要防城镇化的“房地产化”，过度依赖土地财政，避免过高地价推高房价，陷入卖地财政陷阱；四要防地方政府以地生财，消灭村庄，大量农民“被迫上楼”，陷入掠夺式发展陷阱；五要防特大都市的“大城市病”，避免只重视“物的城镇化”而轻视“人的城镇化”。

(责任编辑：JN034)

第四篇：扩大中国绿卡签发范围 治理双重国籍

扩大中国绿卡签发范围 治理双重国籍

2012年04月27日06:59南方都市报杜强我要评论(49)字号：T|T

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将于今日闭幕，提交会议审议的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在总则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实现有关管理部门信息共享。”这一政策的背景，是日益凸显的双重国籍乱象。

移民法学者认为，整治双重国籍乱象的背后，有着政治、经济，乃至反腐败方面的深层次考量。招商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但多数还在国内拥有产业，于是双重国籍成其“理想选择”。人民日报此前也曾刊文指出，一些违法违纪分子已经“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多次对双重国籍施以管控，但收效并不明显。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缺失。目前我国出入境管理信息系统是由公安、外交等不同部门分别建立的，各自为政、互难沟通，给隐瞒双重国籍留下了操作空间。

双重国籍治理再次得到重视，其治理思路也悄然转变：4月25日，公安部副部长杨焕宁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时称，将扩大中国“绿卡”的签发范围。“堵”“疏”并重，成为此轮治理的关键词。

两种身份两头占好处(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广东的黄先生一家三口于2006年定居加拿大魁北克，并获得该国国籍。由于在国内还有一家企业和几处房产需要照顾，能否保留中国国籍成为他的一大顾虑。

现行《国籍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承认中国公民具有双重国籍；志愿加入或取得外国国籍的，即自动丧失中国国籍。

丧失中国籍，对于需要在国内长期居住的黄先生来讲，意味着诸多不便。不仅每次回国都要在24小时内登记，还有居留时间的限制。更重要的是，在享受金融服务、医保等福利时，“老外”身份会很麻烦。

对于那些富豪级移民，隐瞒双重国籍则有惧惮舆论压力的成分：他们常常被指责在国内捞好处，却把财富转移到国外。曾有企业家向媒体承认，“中国人”的身份对他们在国内的事业很有必要。

此外，对一般人来讲，国内的福利保障也是很大的诱惑。长沙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士向记者分析了保留双重国籍的动机，她认为“美国、加拿大一些国家的福利确实很好，很吸引人，但是有些人又长期生活在国内，就不愿意放弃这边的好处，等于是‘两头占’”。

隐瞒双国籍的多种手段

经朋友支招，黄先生在入籍加拿大后就改了一个洋气的英文名，目的是为保留中国国籍铺路。

据介绍，其具体操作是：在入境中国时以加拿大护照办理签证，因为护照名与原来的户籍名不同，就不会被办理签证的中国使领馆发现。对使领馆来讲，黄先生是一个英语不太灵光的加拿大人，而对于国内的公安机关，他是持有身份证的中国公民，外交和公安部门缺乏沟通。

弥补这一重大漏洞，正是此次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初衷之一。北京理工大学移民法学者刘国福称，驻外使领馆在办理签证后，可将入籍信息、曾用名等身份信息通过统一平台与国内公安机关共享，双重国籍者在办理续签、户籍等活动时就可能被发现。但刘国福也透露，出入境管理法草案二审稿并未规定使领馆应审查核实签证申请者身份，他建议应赋予使领馆这方面的权利和义务。

不过，隐瞒双国籍还有另一种更“保险”的做法，即经由第三国(地区)入境。比如黄先生，就可以加拿大移民身份，申请第三国(地区)签证，然后再持中国护照经由第三国(地区)进入中国。“第三国(地区)”一般被选择在中国香港地区，那里进入中国内地相对容易。这一过程中，第三国(地区)不掌握相关身份信息，因此无从查验。刘国福表示，这一漏洞需与第三国(地区)签订双边协议，通过分享信息才能防范。(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00年入籍美国的张女士告诉南都记者，身边也有人疏通了出入境管理部门的关系，从而在办理手续时不被揭发。据她的说法，这种情况必须具备一定的人脉才能办到。

防止双重国籍的探索

回顾历史可以发现，在2003年以前，中国公民必须消掉户籍才能获得出国许可，回国后，又需拿着证明把户籍恢复。直到2003年，公安部宣布取消出国、出境1年以上人员注销户口的规定。也正是这一规定，给双重国籍带来方便和可能。

随着出国和移民人数猛增，2009年，中国外交部决定正视双重国籍的困扰。当年2月，外交部要求2007年以后更籍的中国移民，在办理中国签证时必须交回原中国护照，并由签证官注销。两本护照名字不一的，则会被记录在案，但国内公安机关并无通畅渠道获取这一信息。

除了堵住“更名入境”的漏洞，公安部门也开始在身份查验上发力。从2009年左右开始，人像比对技术被应用到出入境人员的管理当中。正是这一年，黄先生到当地公安局办理续签时，遭到工作人员的盘问，双重国籍的身份最终被发现。原来，办理续签过程中，工作人员发现黄先生和当地另一居民的形象高度相似。“照片要是差别大点就好了，比较倒霉。”黄先生说。

在不同的时间节点，公安部门也会对外国人的居留时间作出调整。例如2008年奥运会期间，中国停发多次入境签证，并将商务签证或旅游签证的期限，由90天和60天缩短为1个月，这也符合国际上的一般做法。

部门间配合不力一直是妨碍出入境监管的重要原因，去年12月，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初次审议了出境入境管理法草案。刘国福称，那份草案仅规定公安部、外交部在出境入境事务管理中，应当加强沟通配合，共享管理信息。“这样的说法比较模糊，理论上，管理法不作规定双方也可以进行配合。”刘国福说，二审稿拟建立统一的出境入境管理信息平台，双方的合作就有了可操作性。

严堵双重国籍的同时，中国应对外籍人员居留问题的手段日渐科学。早在2004年，中国就仿照美国等国家，推出了自己的“绿卡”制度，但因为严格的限制，2011年底批准的人数仅为4752人，而同期常居中国的外国人数量近60万。此次公安部宣布扩大绿卡签发对象，可被视作严堵双重国籍之外的配套措施。

监管意愿和技术皆成问题

事实上，一味封堵已经被过去的经验证明不能奏效，这既是因为技术手段缺乏，也因为地方担心简单的封堵会造成人才和资金的流失。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华东师范大学博导叶建农曾指出，“双重国籍”正越来越多地成为没人管的“潜规则”现象，“身边很多人，一会儿这个护照，一会儿那个护照。”

“除非工作人员特意来查你，不然绝对不会有人知道。”北京市一家移民咨询机构的工作人员向南都记者证实，利用出入境管理程序和国籍制度的漏洞，秘密保留双重国籍的大有人在。

对此，长沙市公安局一位负责出入境管理的人士表示，在实际执行中，相关部门对这一现象“态度很暧昧”。她指出，很多外籍人士都以国内户口拥有房产、企业等，“一般都是社会的上层人物”，地方有留住人才和资金的动机，因此“现在态度很暧昧，并没有视为你的中国国籍已经放弃了”。就此来讲，统一的出入境管理信息平台的构建，将不仅仅是技术手段的改进。

该人士从工作实践出发，证明此前手段缺乏确实造成无可奈何的局面，她指出，使用不同姓名的两个护照逃避检查，完全有可能。在以前，公安机关对多重户口的问题都束手无策，虽然现在使用人像比对的手段，但是仍然很不成熟，对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更是没有办法。

腐败官员贪官“钻空子”

此外，国家工作人员中的腐败分子拥有双重国籍，被认为是腐败活动的新动向。正如此前人民日报曾刊文指出的，一些违法违纪分子已经“秘密取得外籍身份或者双重国籍”。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国籍问题，《国籍法》中有专门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和现役军人，不得退出中国国籍。(来源:南方都市报 南都网)

2007年1月，曾任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的胡星出逃国外，后经证实，此人除拥有云南、广东的户口及护照，还手持澳门身份证、南太平洋岛国瑙鲁护照等，而且都“人是名非”，与流行的隐瞒手段类似。

反腐专家、《求是》杂志研究员黄苇町向南都记者表示，双重国籍确实加大了打击贪官外逃的难度，因为国际间在反腐败的对接上存在问题，贪官往往利用假身份资料钻空子。统一的出入境信息管理系统有望改善这一局面。

但他也指出，从理论来讲，双重国籍并不对打击腐败造成根本的障碍。《国际反腐败公约》明确规定，外流腐败资产应通过国际合作返还腐败受害国。不过黄苇町透露，现在国际上形成了不成文的规则，即办案国并不百分百返还腐败资产，而是留取一定比例作为办案成本。这意味着，即使追讨成功，也会造成一定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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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为何不放开双重国籍？

据了解，全世界现有90多个国家不同程度地承认双重国籍，另外一些国家持默认状态，即不承认本国公民的外国籍，也不因此而剥夺其本国籍。中国是少数明令禁止双重国籍的国家。

其实，近年来对双重国籍的争论，多是源于对吸引人才、留住财富的焦虑。

国务院侨办2011年发布报告称，自1978年以来，中国赴海外留学的107万人中，仅有27.5万人回国，70%以上流失海外。招商银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内地资产1000万元的富人中，近60%打算或已经完成投资移民。

鉴于这种情况，民建中央在2005年的全国两会上提交党派提案，建议承认双重国籍，并提出让海外移民以公民身份参加人代会和政协会。此后这一话题多次在两会上被代表委员提出，但至今没有积极的回应。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曾撰文称，各国对双重国籍的担心主要是“身份认同”，当两国处于敌对或未建交状态，双重国籍者的效忠问题难以解决。此外还有国家安全、参政议政、人员管辖权等方面的顾虑。不过他指出，各国的实践说明制定具体政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中国对于双重国籍的顾虑并非政策的和法律的，而是有着一定的政治原因。

“中国现在的顾虑，主要是处理与周边国家关系，特别是东南亚国家关系。”中国侨联华侨华人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程希认为，“现在主要的华裔人口还在那里，要是恢复双重国籍，问题还是原来的问题。”

中国官方最近一次就此问题表态是在2008年，国务院侨办副主任许又声彼时表示，“不承认双重国籍的政策，经实践证明是非常成功的。不仅有利于海外华侨华人融入当地主流社会，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疑虑，增进互信。”

更加久远的背景则要追溯到1956年。在当年的亚非会议上，周恩来以外长身份与印尼签订了解决华侨国籍问题的条约，根据这一条约，海外华侨在一人一国籍的原则下，自愿选籍。

南都记者杜强发自北京(南方都市报)

第五篇：中国防静电地板行业存在哪些恶性竞争现象（范文）

中国防静电地板行业存在哪些恶性竞争现象

近年来中国防静电地板行业迅猛发展，在房地产投资大热带动下，中国建筑装修业发展快速，防静电地板也随之急速发展。许多防静电地板的销售服务水平却仍停留在极简单的层面，不少防静电地板品牌在备货、安装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但因为产品技术含量不高、投资要求不高、行业门槛低，各地木地板生产线纷至而起，防静电地板品牌一下子就冒出上百个。目前市场上最具影响的防静电地板品牌有：沈飞、向利、汇丽、华集。

市场的过度膨胀引发品牌间的无序竞争，“价格战”随之而起。地板经营中脱离服务、牺牲品质的“价格战”所引起的各种恶性竞争,已令整个防静电地板行业秩序混乱,互相压价的结果，致使防静电地板品质难有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更时常受损。良莠不齐的品牌和千差万别的质量更让消费者莫衷一是，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影响正规品牌商家的正常经营。

品牌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集中体现。百年老店或国际名牌，通常都意味着消费者对品牌有很高的忠诚度。核心竞争力是企业获得长期稳定竞争优势的基础，一个优秀的企业品牌就像相处已久的良师益友，不必担心叛离与背弃。因为品牌代表着消费者的认同，导致消费者喜好某一品牌的原因很多，如产品的成本优势、质量的稳定性、产品技术含量的领先性、符合大家的消费心理、良好的产品宣传、消费者的从众心理等。一旦建立起品牌的忠诚度，企业实际上就迈上了持续发展的快车道。业内人士指出，防静电地板业的这一场“服务战”并非空穴来风，“服务战”的打响，将令防静电地板业再焕生机。对防静电地板企业来说，“服务”牌的打出，将更能在同类产品中与竞争对手拉开距离，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