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第一篇：20世纪90年代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二十世纪90年来以来宋代士大夫研究综述

作者：高晓东

提要：士大夫作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的中坚阶层一直是学术界较为关注的课题。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诸多学者从士大夫与政治、士风, 士大夫与文学艺术、思想文化, 士大夫主体特征等方面对宋代士大夫进行了多角度研究, 取得了丰硕成果。宋代士大夫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 如对于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 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 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 与社会学、政治学、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亚待加强。关键词: 宋代；士大夫；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宋代士大夫是宋史学者们研究比较集中的领域之一，可谓成绩斐然。现将研究成果综述如下：

一、专著简介

[1]郭学信《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与心态》将宋代士大夫的文化品格置于当时社会历史的具体环境中,结合当时时代背景的变化,进行全面系统的综合考察,多层次多角度地探讨了宋代士大夫文化品格在政治、哲学、文学、史学等领域的体现,总结出其外在形态最突出的表现为严格的道德自律、宽大的胸襟、以天下为己任、强烈的忧患意识、炽盛的禅悦之风等。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宋代士大夫“表现出强烈的以天下为己任的信念和‘仁以行道’的人世精神”，他们既治学、修身、独善其身,也忧国忧民,兼善天下,其文化品格的内在特质就是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2]沈松勤《北宋文人与党争—中国士大夫群体研究之一》把握了北宋文人融参政、文学、学术三位于一体的主体特征和社会角色, 对北宋党争的历史背景与主体精神、理论依据与主体性格做了细致的分析和总结,重点突出了北宋文人士大夫既志在当世而又党同伐异的矛盾特征,对由此特征产生的文士群体的分化组合和政治命运及由此造成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和创作倾向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考察和辩论, 综合考察了党争与学术、文学在相互渗透、交互影

[3]响中的正面促进或负面效应。作为续篇,《南宋文人与党争》揭示出南宋党争乃是南宋政治的主要表现形态与南宋多层面文化活动中的一个轴心。著者对南宋近一百五十多年间延续不断的党争历程做了较为清晰的梳理,将宋金和战之争、道学与反道学之争、文学命运及其走向提升到党争层面上来深人剖析,对南宋党争的动力和文化性格作了深人的论述。并着力于对党争这一文学生态的描述,充分关注了南宋文人的主体性格以及政治、文学命运的走向, 从宏观的角度论证了南宋党争与文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为南宋士大夫群体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广阔的研究视野。

[4]马茂军、张海沙《困境与超越: 宋代文人心态史》认为北宋文人在继承与革新的文学历程中,留下了辉煌的成果,也留下了偏颇的足迹。南宋文人更迫切地感受到外族侵略的威胁及耻辱,因此在对文学的思考中,会带上更为浓郁的社会政治内容的色彩。方如金等《陈亮与[5]南宋浙东学派研究》对南宋浙东学派主要领袖人物陈亮以及整个浙东学派进行了整体研

[6]究。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分述南宋时期否定王安石变法的由来和发展,元明清时期对王安石变法的评议和20世纪学者对王安石及其变法研究的学术史，对影响南宋以来最高统治者、理学家、浙东学派、史家、四库馆臣、士人、近现代学者及其各类官私史籍和研究论著认识、评议王安石及其变法的价值取向,从政治因素、学术思想和社会结构的变化等理论层面作了详细的剖析和诊释。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7]一方面深刻分析了宋朝“祖宗之法”的具体内涵以及其与现实之间复杂多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指出“祖宗之法”寄托了士大夫的某些理想情结,士大夫成为其推衍主体,因而它既是统治者的政治规则,又成为士阶层的政治信念。此书着重把握政治与文化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力图从文化的角度来理解和透视宋代政治制度的时代特性和发展脉络。

[8]关于宋代士大夫家族研究,近年来颇受关注。如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对三苏子孙

[9]行实、文献及部分年谱进行了扎实的考证研究。马斗成《宋代眉山苏氏家族研究》对以三苏为中心的宋代眉山苏氏家族进行了较为全面的社会史考察,通过对眉山苏氏家族教育、经济、婚姻、祭祀等日常生活的深人细致的剖析,并对照宋代其他士大夫家族,探讨了宋代士大

[10]夫家族与专制王权之间丝丝缕缕的关系。李贵录《北宋三槐王氏家族研究》在传统史学基本方法基础上,借鉴社会学的基本概念与理论重点对北宋名门望族三槐王氏中的优秀人才进

[11]行了个案分析。蔡东洲《宋代闻州陈氏研究》 对自北宋初年陈省华随孟爬归宋到南宋湖南宣抚使陈充去世的间州陈氏家族一个多世纪的兴盛衰败历史及其成因进行了研究。

另外有关宋代士大夫的年谱及事迹著作编年近年来也颇有出版, 为士大夫研究奠定了

[12][13]更为坚实的基础。如孔凡礼《苏轼年谱》、《苏辙年谱》, 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14][15][16], 欧小牧《陆游年谱》(补正本),徐培均《秦少游年谱长编》,束景南《朱熹年谱长[17][18]编》,陈植愕著、周秀蓉整理《石介事迹著作编年》等。四川大学古籍所吴洪泽等主编

[19]的《宋人年谱丛刊》(全十二册)为我们汇集了两宋30年间宋编的宋人年谱。在此基础上,学界出版了相当数量的宋代士大夫传记,此不赘述。

二、论文综述(一)政治方面

宋代士大夫参政意识增强,在政治生活中担当了政治精英的角色。对士大夫在宋代政治制度构建以及政治生活运作中所起的作用,学者们做出了褒贬两种不同的评价。

大部分学者肯定了士大夫们在北宋政治生活中的积极作用。张其凡《“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20]下”试析》指出“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是宋代的基本政治架构,皇权、相权、台谏之权,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三者互相限制,又互相倚J恃,形成“共治”架构。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一种法治色彩,在古代社会是一种进步。程民生《论宋代士大夫政治对皇权的[21]限制》指出宋代士大夫通过对皇帝进行激烈的抨击与劝谏,对皇帝命令的抵制,利用神权与史官之权来限制皇权,强化对皇帝的儒家思想教育等手段来限制皇权的膨胀,体现了一种时

[22]代的进步。付海妮《宋代士大夫对后妃预政的抵制作用》则认为在宋代后妃临朝听政并没有危及宋王朝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士大夫们的抵制作用。张学玲《北宋士大夫及士[23]大夫政治》指出随着北宋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当时宋学的形成，造就了独特的“士大夫政治”,而且北宋士大夫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独特而又积极的文化和精神风貌。郭学信《宋

[24][25]代士大夫文官政治成因探析》、《士与官僚的合流—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的确立》二文深人探究了宋代士大夫文官政治确立的原因及过程,进而揭示这种政治制度的确立具有进步意义,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王安石变法是宋代政治史的重要内容,关于变法原因学界多

[26]有探讨。李华瑞《北宋士大夫与王安石变法的兴起》新颖地论述了北宋士大夫阶层的崛起是推动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原因,凸现出士大夫们救弊图强的爱国情怀。陈峰《宋朝的治国方

[27]略与文臣士大夫地位的提升》则认为宋朝统治者推行“崇文抑武”的治国方略等措施迅速提升了宋代士大夫的地位,这也更有利于士大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才干为国效力。

士大夫政治是把双刃剑，宋代士大夫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巨大作用自不容抹杀,但由于时代和阶级局限性,他们又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定的腐败性和落后性。冯小琴《试析北宋

[28]士人“治世”才能缺乏的原因》从两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根源出发,认为社会政治环境和体制压制了士人才能的发展,而士人沉缅于物欲享受、自我才华的过渡消磨也是他们缺乏

[29]“治世”才能的重要原因。李峰《论北宋“不杀士大夫”》首先点破“不杀士大夫”是一条伪家法,认为这种做法败坏了宋代的政风,产生了极其消极的社会影响。陈志刚《宋廷士大[30]夫与绍兴八年和议》则指出绍兴八年和议时,宋廷士大夫们主张和议人数众多,最终导致宋金和议势所难免,这体现了南宋士大夫阶层的集体软弱性。

（二）士风方面

士风是一个时代士大夫所表现出的精神风貌和行为方式。不同的社会环境,士风常呈现出不同的特征。相应地,士风的变化也常常反作用于社会的发展。郭学信《“以儒立国“与

[31]北宋士大夫的精神风貌》指出北宋推行“以儒立国”的治国方略极大地唤起了士大夫们志

[32]在经世、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张邦炜《论北宋晚期的士风》、郭学信《略论北宋后[33]期士风的变化》两篇文章通过对北宋晚期社会环境以及士大夫阶层特点的分析,重点论述了这一时期士风已开始诸多转变,表现出腐化败坏的一面。宋馥香《略论北宋士风及其对当[34]时社会的影响》则细致概述了当时士风三个主要特征即强烈的使命感、读书人仕的人生理想、兼具文章、经术的文化风格,并精辟论述了士风对当时社会的影响。章志平的《宋代士[35][36]人的参政议政风气》、喻学忠的《晚宋士大夫隐逸之风述论》、《晚宋士大夫奔竞之[37][38][39]风述论》、《晚宋士大夫贪墨之风述论》、《晚宋士大夫奢靡之风述论》则是就宋代士风的单面表现作了详尽的考察,重点概述了宋代士人的参政议政之风、晚宋士人的隐逸、奔竞、贪墨、奢靡之风的具体表现,并对其形成的原因和社会影响进行了探讨。

（三）文学艺术方面

宋代文学艺术高度发达,而士大夫们本身就具有相当高的文学造诣,他们是参政主体,更是文学艺术的创作主体。宋代士大夫与文学的关系既如此密切,则研究宋代士大夫,不能抛开这一重要层面,从对文学艺术的研究中亦可反映出士大夫们的某些精神寄托。

词是宋代最重要的一种文学形式。作为一种心绪文学、音乐文学、娱乐文学,词能够细

[40]腻地表达人们各种各样的思想感情。董希平《论宋儒人格塑造背景下词人的重新定位》指出宋代文人很好地做到了传统的诗人之志与词人风流的和谐相处,从而使得词人身份以新的姿态成为士大夫完美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张玉璞《情理冲突与宋代士大夫词人的双重人[41]格与复杂心态》认为在宋代道学的伦理约束和世俗享乐意识的相互作用下,士大夫词人的人格开始出现分裂,其心态也在“天理”与“人欲”的冲突中渐趋复杂。彭洁莹《从歌妓词

[42][43]看宋代文士的审美情趣》、张惠民《宋代士大夫歌妓词的文化意蕴》通过对歌妓词这一特殊文学形式的分析和对士大夫与歌妓实际交往状况的再现,揭示歌词所表现的深层文化意蕴和世俗审美情趣,体现了当时人性的复苏和解放。杨海《论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44]以苏轼词的“士大夫化”为“切口”》重点剖析了苏词所表现的士大夫情志中偏重于政治层面的士大夫意识和偏重于生活层面的士大夫情趣,以此来映现唐宋词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45]孙维城《“晋宋人物”与姜夔其人其词—兼论封建后期士大夫的文化人格》通过对姜夔其人其词的研究,认为这些表达了士大夫们的人生态度和艺术态度,从而体现出士大夫们构建

[46]理想文化人格的愿望。罗弘基《宋代士大夫社会的文学应酬与稼轩词风》从当时社会背景的实际出发,对稼轩词的风格和内容进行了细致分析,认为当时士大夫阶层的社交风气和稼轩词风的形成有着密切联系。

宋代的世俗文化、市民文化已有相当的发展,宋人的审美文化也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冯

[47]勤《北宋市民文化的勃兴及其与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对北宋市民文化兴起的基础、主体、主要代表进行了剖析,并指出北宋市民文化的繁荣对士大夫审美趋向的转化产生了深刻

[48]影响。罗鸽摘《从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产生看士大夫与市民艺术的不同》对宋代城市审美文化的特点进行了细致的概述,进而总结出市民文化和士大夫文化各自的审美特征。霍然《宋

[49]代美学思潮勃兴阶段文人士大夫的审美情结》指出在宋代美学勃兴时期,作为社会审美主体的士大夫,在寻找美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具有时代特色的美学风格,从而展现出风采迥异的文人士大夫审美情结。

[50]其他方面,郭长虹《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完成与文人画的产生》指出宋代士大夫集团文化性格的最终完成,也深深地影响了文人画的产生及其美学特征的形成,赋予了文人画

[51]强大的生命力和深刻的内涵。尹占华《宋代文人的士大夫化对宋诗的影响》指出宋代知识分子出现官僚化,社会地位有了很大提高,这些也影响了宋代诗学的风格,突出表现为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在气象上没有大的突破。吴玲玲《禅宗对唐宋文人士大夫艺术境界的影[52]响》详细论述了禅宗对当时文人士大夫生活哲学和艺术境界的影响,表现出禅宗在士大夫文人心灵深处的极致发挥。(四)社会思想文化方面

宋代士大夫士人与官僚合二为一的二重角色构成决定了宋代士大夫的活动重心并不仅仅局限于政治舞台,他们丰富曲折的社会实践,深邃的思想和理论对当时的社会生活、思想文

[53]化等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龙登高《略论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生活》对宋代士大夫家庭的经济管理体系、家产管理、家庭财务的支出与分配、家庭与市场的联系进行具体分析, 并指出这种经济优势为士大夫赢得了政治优势和社会地位。郭学信《时代迁易与宋代士大夫[54]的观念转变》认为进人宋代以后,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士大夫们的人生价值观、参政观、经济观以及忧患观都有了明显的转变。这也正是迅速崛起的士大夫阶层全新整体面貌的特色

[55]体现。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岭南地区的移风易俗》指出这一时期西南地区地方官员尤其是流贬士大夫在破除当地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使当地的移风易俗活动取得了明显的治理效果,体现了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处江湖之远”而自觉践履儒家“以夏化夷”、“有教无类”的思想情怀。方如金《论宋代士大夫贞淫观对妇女改嫁的影响及原[56]因)指出宋代士大夫反对妇女空守节义,有着较为宽泛的贞淫观,对妇女的再嫁是允许的,这也在实际上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

[57]徐红《两宋时期士大夫商业思想探析》认为两宋时期士大夫提出了有别于前代的商业思想,包括提高商人地位、保护商业发展、稳定市场秩序等等,这都极大地促进了宋代经济的[58]高度繁荣。杨华星《试论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详尽论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宋代士大夫阶层的保富思想,他们为富人辩护,反对抑兼并,要求保护富人的利益。并认为这种思想促进了宋代的财政收人和经济发展,也是顺应历史发展潮流的。郭学信《试论宋代士大夫[59]本末观的转变》认为宋代士大夫改变了传统“农本商末”观念的束缚,对商品经济和商贾阶层有了全新的认识,并重点论述了这种本末观转变的具体表现和社会原因,反映出社会商品经济发展对士大夫思想观念的影响,亦体现了士大夫对社会发展的一种自觉融合。张玉璞

[60]《宋代文人“居士”情结的社会文化阐释》具体分析了宋代士大夫多以“居士” 名其别号的特殊文化现象,进而点透隐藏在这一现象背后士大夫们圆通仕隐观的深层内在涵义。郭

[61]学信《略论北宋儒家士大夫在儒学复兴中的贡献》指出北宋士大夫在儒学复兴运动中张扬了儒家价值系统中“积极有为”的“道”,把儒家学说义理化、人文化,重建儒家知识系统的“学”,为儒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增添了活力。熊良智《屈原身世命运的关注与宋代士大[62]夫的人生关怀》则认为宋代士大夫对屈原事迹疑问的提出,引起疑经变古思潮的回应,激发了生死选择的人生情怀,体现了他们在残酷现实剧变中人生价值的设计与思考。在《论宋代

[63]士大夫对道德理性精神的弘扬》一文中,郭学信又指出,以程朱为代表的理学士大夫通过对理欲、义利等方面的论述以及行为上的自觉践履,进一步高扬和深化了先秦儒家的道德理性

[64]精神。马斗成、马纳《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及其实践》重点论述了范仲淹的吏治思想、“三苏”对礼治的推崇、王安石“大明法度”的社会思想以及朱熹“三纲五常”的社会控制思想等宋代士大夫的社会控制思想,并结合当时社会现实凸显出宋代士大夫社会控制思想的时代特点。

（五）士大夫主体特征研究

宋代士大夫作为当时社会主流社会阶层, 其自身主体特征自然有着独特的体现。易小平

[65]《试论北宋文人的人格矛盾》对北宋文人面对的社会矛盾进行深人分析,认为其人格矛盾即本我与超我的矛盾,他们并借助公私分离来平衡这种矛盾。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66]时代特征》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特质做出了详细概述,并结合时代背景对宋儒人文性格的生成因素进行了分析。其《试论宋代士大夫的人世精神》一文则指出宋朝士大夫自任以天下之重的人世精神,具体表现为忠于国家社樱的爱国精神、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关心民生的民本思想,体现了士大夫对国家民族利益和广大民众忧乐的终极关怀。郭学信《略论宋代士大夫[68][69]的“史学自觉”精神)和《略论“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还分别对宋代士大夫的“史学自觉”精神的表现、“庆历之际”士人精神的擅变以及其精神风貌的具体表现作了详

[70]细评述。诸葛忆兵《宋代士大夫的境遇与士大夫精神》指出宋代帝王治国方针和士大夫成分的改变使士大夫的境遇有了很大变化,同时也深深地影响了其精神面貌的表现,重义轻利、以天下为己任的积极精神面貌在维持宋朝统治秩序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吕变庭《北宋士大[71]夫的人格特征》具体剖析了北宋士大夫的政治人格、文化人格和社会人格,认为士大夫们深化忧乐思想,强化国家和民族的责任意识,并由此形成了人格的突出特征。张海鸥《狂者进

[72]取—宋代士人的淑世情怀》从读书、为政、治学三方面探讨了宋代“狂者进取于善道”的情形,并指出这是一种富于淑世的精神,一种智慧心态,一种高尚的人文精神。唐丽娟《从唐

[73]宋文学看士大夫心理结构的差异》通过对唐宋文学的分析对比,显现了唐宋士大夫由开放型心理向封闭型心理的变化,进而折射出宋代文学风格变化的原因。余贵林《别号与心态—

[74]宋代士大夫心态研究之二》总结宋代士大夫取号的缘由,从中反映出士大夫对政治、社会的一种失望和不满。认为这种心态的发生给封建国家带来了严重的消极影响。周元龙《论苏

[75]轼迁滴期间的精神胜利法—兼探封建士大夫的文化心态》对苏轼精神胜利法的表现及原因做出了一一评述, 从中揭示出隐藏在苏轼自我世界中的深层文化内涵。张培锋《宋代士大夫[76]佛学的道德品格初探》对宋代士大夫们佛学道德品格的表现作了较为全面的概述,显现佛教对宋代士大夫所产生的积极影响,直至影响后世士大夫的精神世界。

（六）个案研究

宋代作为中国古代文化、政治发展的一个黄金时期,可谓是名家辈出,群星璀璨,彪炳史册者大有人在。作为时代的先锋,他们的个体生存状态引起学者的关注。

[77]李馥明《宋代“二程”的国家忧患意识及其对时代挑战的回应》指出北宋士大夫程颖、程颐,面对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以兴其斯文为己任”,积极参与社会变革,综罗百代, 融合三教,创立新儒学,这是对时代挑战强有力的回应,也是中华民族精神的伟大体现。黄建华《苏[78]轼与士大夫趣味》以北宋全才苏轼的审美趣味为例,对以苏轼确立起来的士大夫趣味的表现作了简要分析,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当时士大夫的趣味风格。王艳平《文天祥的“死结”—

[79]兼论“大厦将倾”之际士大夫传统意识的危机》重点表述了文天祥在国家危亡之际表现的忠胆义肝,进而映射出宋元之际士大夫们传统意识的挣扎与仿徨。张践《<西铭>—中国士大[80]夫的精神家园》认为张载的《西铭》为中国士大夫提供了一个理想的精神家园，其中包含了“天人一体”、“民胞物与”、“乐而无忧”、“存顺没宁”的人生哲学,对于当代人们构建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马斗成《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与宋代士大[81]夫社会生活》对眉山苏氏家族名字号进行了全面而又细致的研究,从中映射出宋代社会士大夫深层心理结构、诸种社会生活习俗以及传统文化对古代士大夫生活的影响。

总体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研究之深入、细微从所列举的文献可见一斑,相关研究成果的数量丰、质量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较前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宋代士大夫研究的再生空间已逐渐打开。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宋代士大夫的可持续研究仍有诸多需要开拓的领域,如现有论著多侧重于宋代士大夫研究的某个方面,对于宋代士大夫阶层还没有形成宏观甚至中观把握，与同时期它国知识分子的比较研究尚缺乏，宋代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转型期,作为当时社会中坚力量的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秩序的重建有独到的认识,当今学术界对宋代士大夫社会建设思想关注不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此外,宋代士大夫的活动层面广泛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社会生活等诸方面,因此对宋代士大夫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跨学科的,加强历史学与社会学、政治学、文学、[67]民俗学等学科的融合,积极吸收相关学科理论与方法,将有力推进宋代士大夫研究的进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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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宋代妇女再嫁现象的研究

中国古代史学史

论题：宋代妇女再嫁现象的研究

学院：

年级：

专业：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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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号：

宋代妇女再嫁现象的研究

婚姻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代社会的封建婚姻制度一般来说对女性是毫无公平可言的，在婚姻中带有强烈的男女不平等观念，妇女也因此受到各种束缚。在这种大背景，一般我们讨论到古代妇女再嫁问题时，理所当然地认为古代妇女是不能再嫁的，她们受到礼法和传统观念的束缚，但是一般之中又有特殊，在宋代，妇女再嫁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她们不仅没有受到世俗观念的影响，更受到法律的保护。下文将详细探讨宋代妇女的再嫁现象，对于其原因、特点、影响三个方面进行详细说明。

一、宋代妇女再嫁的原因

社会风气比较开放。早在隋唐时期，就有社会风气开放的传统，这一时期经过了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大融合，汲取了匈奴族、鲜卑族、羯族、氐族、羌族等游牧民族的婚姻观,对妇女再嫁非常宽松。上至皇族下至百姓，当时男子娶了寡妇为妻也是正常之事。比如唐太宗李世民在政变成功之后，便将其弟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这位弟媳妇即隋炀帝之女杨妃，又如唐高宗李治，在父亲李世民去世后便将后母武则天纳为昭仪，后来还登上了皇后宝座。随后隋唐这种社会风气就被延续下来，到了宋代官宦妇女、平民妇女再嫁的现象屡见不鲜。

而且宋代士大夫大多并不反对妇女再嫁，甚至支持妇女再嫁。苏轼曾指出：“近世始立‘女居父母及夫丧，而贫乏不能自存，并听百日外嫁娶’之法，既已害礼伤教矣，然犹或可以从权而冒行者，以女弱不能自立，恐有流落不虞之患也。”可见他认为虽然百日再嫁不合乎礼教，但是因为寡妇生活清贫无法自食其力，为避免饿死而改嫁的行为是可以理解的。其实宋代在官僚士大夫阶层中，妇女再嫁现象也较为流行，如北宋著名政治家王安石的儿媳与丈夫离婚后再嫁他人，北宋著名政治文学家范仲淹的儿媳也在丈夫死后另入他门。

法律支持妇女再嫁。《宋刑统》是宋朝时期一部非常重要的法典，《户婚律》 中对婚姻问题做了一系列的阐述，关于结婚、离婚都有相关的规定。首先，在一定情况下，夫妻可离婚，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若欺妄而娶者，徒一年半；女家不坐，各离之。”也就是说，如果男方以欺骗的手段来娶妻，不仅会受到法律的制裁，男女双方也会离婚。另外，法律还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合离”，在夫妻不合的情况下法律也是允许离婚的。宋代法律中对于妇女合法离婚有相关规定，这就为宋代妇女再嫁创造了条件。

《名公书判清明集》中有这样的记载：“已成婚而移乡编管者，其妻愿离者，听。夫出外三年不归者，亦听改嫁。”此项法律规定，如果夫妻已经成婚而丈夫被移乡编管，准许妻子离婚。丈夫外出三年依然没有回家，那么也允许妻子再嫁。可见再嫁是被法律明文规定了的合法行为，虽说最初是因为当时存在丈夫携妻子财产逃走，导致妻子无以为生、不能自给的社会现实问题而制定了允许改嫁的法律条文，但是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宋代妇女合法改嫁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也就有利于再嫁的社会风尚的形成。

二、宋代妇女再嫁的特点

宋代妇女再嫁可不遵循“媒妁之言，父母之命”，比较自由，强迫寡妇再嫁在法律上是不被允许的。因为当时有很多寡妇的亲族为了财产逼迫寡妇再嫁的事例发生，因而在官府判决时，一般不支持强迫寡妇再嫁的行为，寡妇是否再嫁由寡妇本人决定，而且寡妇再嫁的对象也基本由自己决定。因此一些宋代妇女在婚姻生活上不幸福的，大多在与丈夫离婚或是丈夫去世之后再嫁，追求由自己选择的新婚姻生活，这对古代妇女来说实为一种解放。

再婚妇女自从与前夫离婚后，双方关系断绝。离婚妇女在与前夫离异时，便与前夫家庭在财产方面分割完毕，所以不会再次谋求前夫财产。而寡妇只有为亡夫守节才能继承亡夫财产，“未去一日，则可以一日承夫之分，朝嫁则暮义绝矣”可见寡妇只有丈夫财产的使用权。再嫁妇女不能带走前夫财产，也不能因前夫而享受国家抚恤。宋代神宗朝对阵亡将士亲属进行抚恤，贫困者给予米粮，以确保其正常生活，而对于妻仅限未再嫁者，再嫁者立即停止发放米粮，不得享受因前夫阵亡而发放的物质抚恤。所以再婚妇女基本与前夫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再无瓜葛，这一点和现代的婚姻观念很像，但是宋代再嫁的妇女，并没有解除母亲与子女的天然关系，母亲与子女乃是血肉至亲，这是出于血缘关系而来的，因此宋代法律对于这种母子、母女关系也予以支持，妇女即便再嫁后依然是子嗣尽孝的对象。

三、宋代妇女再嫁的影响

有利于宋代妇女本身的婚姻幸福。相比于之前汉代儒学盛行时对妇女贞洁太过于看重而反对妇女再嫁来说，宋代妇女再嫁能够自己选择配偶对象与是否需要改嫁，其次与丈夫婚姻生活不合或是丈夫先行背离婚姻，妇女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为自己维权，这给了妇女很大的自主权，能让她们对于不太满意的婚姻生活能有再次选择的机会。

由于社会风气比较开放，促成宋代妇女再嫁的情况无论是在皇室、官宦还是平民家庭都比较常见，也促进了相应婚姻法律条文的规定，对于婚姻生活来说，法律虽比较倾向男子但也对妇女给予一定的关怀，在一些问题上体恤妇女的情感，是古代婚姻法发展中很重要的一个步骤，改善了以往男女在法律上完全不平等的情况，有利于法律体现公平正义。

宋代妇女再嫁从侧面体现的是妇女社会地位的一种提高，宋代重视教育的发展，尤其是对女性的教育大大普及，宋代女子可以去私塾上学，也可以上家学，很多富贵人家在家中生女儿的时候，便会请一位专门教导女子礼仪教养的老师，到家中来教导。女子在家便学习各种礼仪之道、为妇之道，便于将来嫁人掌管家事，由此涌现出了不少女性文学家、词人，比如婉约派代表人李清照、词坛双壁之一的朱淑真等。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利于宋代妇女思想上的解放，特别是婚姻观念。而且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工商业欣欣向荣，很多妇女在闲暇之余会出卖自己的手工制品，一定程度促进了她们在经济上的独立，也是一种社会地位提高的一种表现。

虽然宋代对于妇女再嫁的现象比较宽松，但其实宋代的贞节观念是在强化之中的，尤其南宋后期出现了诸多限制妇女再嫁的声音，对于妇女再嫁产生了不利影响。在北宋时期，妇女再嫁者此起彼伏。即便如此，当时社会也并无多少争议之声，而且当时士大夫们对妇女再嫁持鼓励态度，所以再嫁者遍布社会各个层面。在南宋时期，妇女再嫁者仍然很多，再嫁也并不困难。但是，伴随着程朱理学的发展，尤其在天理人伦观念被大力推崇后，对妇女再嫁失节的指责大大增多，丈夫不愿自己身死后妻子再嫁者也在增多，所谓“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说法让很多想要再嫁的妇女望而却步。

总 结

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充满不平等的社会，它具有封建性、等级性、不平等性等特征，在这样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中，婚姻理所当然也具有很大的不平等性。然而从宋代的再嫁现象和相应法律规定中又体现出在森严的等级下，“贞洁” 观比较强烈的封建社会中，宋代丧夫或离婚的妇女仍然有追求人生幸福权和人身权的权力，这体现出一种平等的精神，也是宋代虽“积贫积弱”却仍被誉为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的原因之一。

宋代作为我国古代社会的一个重要朝代，仍处于男尊女卑的社会之中，婚姻在大多数妇女的一生中占据重要地位，再婚权是妇女权利的重要方面。这一时期，虽然妇女再嫁比较普遍，但也孕育出了压制女性的程朱理学。程朱理学在经过长期的发展后，明清时期终于显示出了它在限制妇女再嫁方面的巨大威力，女子守节者越来越多。宋代虽然并非妇女地位急剧下降、妇女再嫁由易向难的转折点，但它确实构成了这一过程中的重要一环，是我们研究古代妇女婚姻制度、地位等发展变迁过程中必不可少的一段特殊时期。

第三篇：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范文模版]

对于宋代财产法律制度，法史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静态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从近几年的法制史研究来看，学界虽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却稍嫌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

本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宋代汉族地区的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进行了梳理，力图通过对动态的、微观的法律现象的分析，来考察宋代民间财产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国家、社会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调整和解决，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众对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处所讲的财产除指私人的物质财富外，还包括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跟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纠纷”与“诉讼”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二者所处时间段不同，纠纷是诉讼的前提，它有可能发展为诉讼，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有时将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合称为“争讼”。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

1、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2、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宋代社会中，传统的畏讼心理与新兴的“好讼”之风并存，成为中国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传统厌讼、贱讼文化的积淀，宋代司法运行中的不公正现象，确实让不少宋人畏讼；然而宋代又是一个有着无穷之变的社会，其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商品经济的功利思想也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大夫群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民众提供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支持，是实现和发挥社会法制系统效能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宋人的法观念、法心理、法意识和法行为都有了改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宋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息讼”“厌讼”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条件，司法体制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在敬畏讼累的宋代民众心中，法律神圣且难以触及，具有这一心态的宋代民众对法律的认知状况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为上对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够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论述以南宋为切入点。这一结论虽得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仅限于南宋这一较短时段内，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宋代民事判决执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认北宋不存在这类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续性，我们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时期民事判决执行的状况。

第四篇：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改革研究

摘要:农业是我国的国民经济基础，而农业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土地问题，如何解决我国农业中的土地问题是我国农村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文章从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出现的问题入手，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一些解决措施。

关键词：农村土地制度；问题；对策

一、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和成效 1.1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历程

1978 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成功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特别是对农村土地进行的变革。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在违返当时的国家政策，冒着做监狱的危险，提出了“包产到户”的承包制度，正式拉开了农村土地政策变革的序幕。1979 年 9 月 28 日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1980 年 9 月 27 日,中共中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这两文件从不同的角度充分肯定了专业承包联产计酬责任制的优点，之后全国各地迅速出现了各种形式的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1982年，下发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1 号文件”，1983 年 1 月 2 日下发的《当前农村经济政策的若干问题》“1 号文件”明确肯定家庭联产承包制，且长期不变，并于1984 年 1 月 1 日下发的《关于 1984 年农村工作的通知》“1 号文件”，延长土地承包期15年不变，和对于在荒山、荒沙、荒滩种草种树，执行谁种谁有，长期不变，可以继承，可以折价转让的等各项政策。1985 年 1月 1 日，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1 号文件”和1986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出台了“1 号文件”《关于 1986 年农村工作的部署》，文件的核心内容是充分肯定农村改革的方针政策，对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进行了必要补充。1986 年 6 月 25 日，第六届全国人大第十六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其中第十四条和十五条对土地的承包经营进行明确的规定，这也是家庭承包责任制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肯定。1993 年 3 月的《宪法》修正案,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列入《宪法》的范畴,从此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作为一项国家基本经济制度而固定下来。1998 年 8 月 29 日，通过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一次将“土地承包经营期限为三十年”将党的土地政策上升为法律，进一步稳定了农村土地承包关系。进入二十一世纪后，特别是从2004 年至2010年的中共中央的一号文件中分别从完善农村土地基本经营制度、健全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完善农业支持保护等制度的不同角度和方面，抓住了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的紧迫问题，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努力开创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努力在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差距，促进人民生活奔小康。

1.2改革开放以来的土地改革的成效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从集体经济中的吃“大锅饭”到“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 解决了亿万农民的温饱问题，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显著的提高，还有农民主体地位得到承认、积极性得到调动，也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进一步促进农村经济全面繁荣，也加强了农村基层党的执政建设，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繁荣进步。

二、当前土地制度存在的问题 2.1土地产权不明确

在我国在国家政策上，虽然在土地承包经营使用农村土地方面上，实现了“两权分离”，也明确规定农村的耕地归“集体所有”，但是对“集体”的概念却界定不清楚。我国立法角度上对“集体”的概念也不统一，比如在《民法通则》和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上，两者对土地的产权权属均有不同的规定，前者规定农村土地产权归村行政组织所有，后者则规定归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所有，在我国立法和法律规定上依然存在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的问题, 从而最终造成对土地管理的权责不清、管理混乱等现象，近而影响了我国农民对土地的经营和投入的积极性。在社会实践过程中，在集体土地产权上解释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存在很大的随意性，最终导致现实中经常出现损害农民权益的事情，充分表现了以前的土地产权制度已经不适应现在客观环境经济发展的变化和要求。

2.2土地流转制度不建全

在社会实践过程中，由于农村土地产权不明确，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都有可能成为土地的所有权主体，最终会因为谁是权力主体而产生纷争，最终导致了土地流转和农业的市场发展带来了很大阻碍和很大的负面影响。比如最近几年经常出现一些因企业要流转土地，进行投资形成规模化发展，在进行土地流转里，就出现了村民个人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在土地产权上及土地收益上出了纷争，同时也造成了谁多基层干部，钻了法律和土地产权不明晰的空间，进行贪污受贿，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另外一个方面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实现了“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大包干”的“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出现了土地被分散到每家每户，一直是分散经营。同时随着改革开放，农村的一些青年壮劳力进城务工，不愿意在回农村，务农种地，在农村务农方面出现了劳动力不足，同时出了一些小的流转，比如让亲戚朋友种，收到取一些合理的费用，只是在形式出流转，但是在面积上没有形成规模化发展，换、转、包等形式的流转多为农户私下进行，没有规范的手续，最终也是限制了流程的发展。从国家政策方面，根据我国的社保体系不完善，不能全面的覆盖的实际情况，在一些地区出现了一部分农民，不愿意把自己的小部分土地进行流转，因为在他们的思想意识里认为土地是获得最好的生活物质保障，近而限制了土地流转的规模化。还有在土地流转过程中，肯定会出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基层组，就充当中介的组织，但是我国现在土地流转上面没有规范化和法律依据，就出现了在在利益的驱使下操纵土地流转，强行、强迫租用农户的土地，与农民争夺利益，也充分的体现了我国的在土地流转的方面中介组织发展缓慢，没有形成规范化。

三、完善农村土地制度的基本途径 3.1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 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农村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对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非常不利。所以在我国立法上和法律规定上给农村土地产权要有一个规范化的定义，完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土地产权的完整性可以调动农民积极性以形成动力的机制和作用，具有激励动机、鼓励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经济效益和土地可持续利用的保障。从大量的社会实践证明，国家在土地宏观调控方面，只有把产权主体明确，才能实现资源优化的配置，才能提高我国农村土地的高效率的利用，促进我国农业经济的发展。同时也能有效的防止因土地产权不明确，造成的基层干部的不法操作，进行贪污受贿，使农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害，所以在完善现行的土地产权制度的基础上，必需要明确土地产权主体，从根本上解决因土地产权主体不明确等因素而引起的土地权属争议等问题，减少不必要的纷争。

3.2，建立健全农村土地流转机制。

我国要加强社保体系的全部覆盖，让一些农民改变土地是唯一的生活保障的想法，让他们积极的响应土地流转的制度，让他们生活有更好的保障，同时要加强土地流转中介机构的建设，从机构组织上、运行机制上都要有一个良好的运转，还有国家加快建立有关土地流转法律法规的建设进程，规范土地流转的操作程序，要出台一些关于土地流转的法律和规章制度，以便于更的保障和监督土地流转的运转，让基层干部必须坚持依法流转，做到有法可依；强化基层领导干部和农民的法律意识，让社区经济合作组织、居民自治组织、党支部等基层工作人员做到按照国家法律规章制度行事。根据我国土地流转市场的现状，建立合理更加有效的土地流转制度，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切实保护农民的切身利益。还有每个地区可以根据本地区的不同地理坏境和人文环境，要根据自身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宏观调控为原则，以经济市场为导向，农村土地和农业经济发展为目标，综合本地区的各方面因素，处理和协调好国家、集体、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更好处理土地承包和土地流转之间的关系。

四、小结

根据我国的实际国情，农民问题是我国最大的问题之一，如果想解决农民问题，就要解决农村土地问题，只有解决好我国的农村土地问题，才能实现我国农业经济快速和可持续发展，才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参考文献：

[1]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2]毕秀梅.共和国辉煌历程[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791-792.[3]王景新.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世纪变革[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1.59-60.[4]管新春.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及其发展趋势.[J] 人民论坛.（26）

[5]顾钰民.农业现代化与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J].经济纵横.2014（03）

第五篇：教育 跨世纪的希望和挑战—80 年代以来拉美教育的新发展

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教育:跨世纪的希望和挑战

—80年代以来拉美教育的新发展

曾昭耀

人类又进人了一个世纪之交的年代。在当今年代，人们深信，科学技术是社会发展的真正力量之所在。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毫无例外地把眼光转到了科技和教育，相信有了现代教育，就有现代科技;有了现代科技，就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综合国力;有了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平与发展才会有真正的保障。于是，教育就成了各国人民，特别是发展中国家人民跨世纪的希望。但是，发展教育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是同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条件分不开的;跨世纪的希望，实际上是一场真正的跨世纪的挑战。近20年来拉美教育发展与改革的事实足可以证明这一点。

一、教育发展战略的再选择

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当时，国家的工业化和国内市场是受国家保护的，教育改革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满足这种受国家保护的经济发展的需要。现在，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战略已经变了，在市场完全开放、经济日益国际化和国内社会问题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教育的发展应选择何种战略，是拉美国家教育改革所面临的第一个严重挑战。

发展教育属精神文明建设。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一样，都有一个生产与分配的问题。物质文明建设有一个物质生产和物质财富分配的问题;精神文明建设也有一个精神生产或知识生产(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和知识分配(教育机会和教育体制)的问题。在拉美，无论是知识生产还是知识分配，都存在严重的问题。知识生产的问题主要是知识生产的依附性，几乎所有最有活力、最现代化的部门都掌握在跨国公司手里，最优秀的人才都在国外培养，本国生产部门对技术的需求疲软，造成技术革新乏力，技术贡献特别是高技术贡献稀少。由于资金短缺，吸收进口高科技的能力也有限。这种情况不改变，拉美国家在今后的国际经 济竞争中必然处于不利地位。知识分配的问题主要是教育机会不均等，“愈富者分配愈多，愈穷者分配愈少”。像危地马拉和海地这两个国家，文盲竟占人口总数的49.9%和4700。所以，普及教育仍是拉美国家的当务之急。要改变知识生产的依附地位，就要大力提高教育质量，大力发展本国的高等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培养自己的高科技人才，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教育现代化的问题;而要解决知识分配不公的问题，则又要大力普及教育，特别是普及基础教育，也就是要解决一个教育民主化的问题。这就是说，拉美国家同时面临着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双重挑战，同时面临着教育民主化和教育现代化的双重挑战。但是，拉美国家的财力不容许它们在普及和提高、在民主化和现代化这两个方面都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怎么办呢?怎样才能合理地调配有限的教育资源呢了这就是近年来拉美国家在教育发展战略选择向题上所讨论的上要问题。

教育资源的配置无非是采取两种办法，一种是由政府按一定的规划进行调配，一种是通过市场机制自发地进行配置。80年代以前，拉美国家大多实行前一种办法，教育的管理是高度集权制的。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后一种办法，即实行分权制和私有化。事实证明，分权制和私有化虽然能调动地方和私人的积极性，但同时也把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社会不公等问题带进了教育领域，导致教育的更加不平等，从而违背了教育的民主化原则。因此，围绕教育分权制和私有化问题，拉美教育界一直存在严重的分歧。赞成者认为，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教育经费所占国家预算的比重会相对日渐减少，而教育需求则日渐加大，必须提倡私人办学;而且，公私竞争还可以提高教育效益。反对者则认为，市场竞争无法保证ｓｕｎｓｈｉｎｅ

社会对教育的投资，而且，私立学校比公立学校收费高得多，它们又从不考虑和照顾国民收入分配不公的各种因素，因此，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

事实上，拉美的教育私有化并不是80年代才开始的。由于西方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拉美国家早在60年代就实行了奖励和扶持(提供财政补贴)私立学校的政策，私办教育很快发展起来。譬如阿根廷的各级各类私立学校X1961年的3342所增加到1977年的8730所，学生人数从X2,9万增加到155, 9万。委内瑞拉私立学校的注册人数从1971年的25万增加到1980年的58万。在哥伦比亚的中、高等教育中，私立学校已经占了优势。所以，对私办教育的评价应该以这30多年的实践为依据。应该承认，在有些拉美国家，私办教育是有成绩的，它的确给学生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同时也减轻了国家的财政负担。譬如在智利，由于私办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公共教育开支从1981年的1,71亿美元减少到1988年的1,15亿美元①。但更应该看到，教育私有化和市场化带来的问题也是很严重的。私办教育往往把非赢利性的教育事业变成了少数人捞取巨额利益的工具，甚至还利用国家的补贴损公肥私。如巴西等国的一些私人部门就非法创办了被人们称之为“蜕化的私立大学”，以合法的形式从事非法活动。而且，私立大学大都以追逐利润为目标，对有利可图的专业，趋之若鹜;而对无利可图的专业则无人问津;挂名“高等教育”，却根本不从事国家所需要的科学研究。更不用说，面对这类学校，穷人只能是望而兴叹而已。更严重的是，单纯的市场机制，往往还把大批穷人的孩子卷进了市场，从而使得义务教育无法落实。据国际劳工组织公布的数字，在拉美10~14岁的少年儿童中，已经有730万 成了拉美劳动力的组成部分。如果再加上10岁以下的童工，这个数字可能达1200万。他们的劳动时间长，工资特别低，甚至没有工资，而且还没有社会保险。这是市场力量给人类带来的悲剧②。

关于教育发展战略的论战尽管还在继续，但基本的意见还是一致的，那就是，在教育发展的问题上，还是应该由国家来进行有力的宏观调控;私人积极性应该得到保护，但私人积极性的发挥也应该服从国家的领导，不能任凭市场竞争法则那只“看不见的手”去自发地支配教育的发展方向和调节教育资源的配置。譬如墨西哥1989年颁布的《教育现代化纲要》就只要求高等教育在财政上尽可能做到白给，而且，其战略原则是要“有助于同贫困和不平等作斗争，体现教育的民主主义和民众主义的性质”③。

二、教育如何为国际经济竞争服务

冷战结束后，拉美各国同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关系，主要变成了一种由于经济的集团化和全球化而日益强化的相互依赖和相互竞争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拉美各国由于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特点造成的不利地位越来越明显。教育如何在改变这种不利地位的斗争中发挥作用，教育如何为关系着国家命运和前途的国际经济竞争服务，就成了拉美各国教育改革所面临的第二个严重挑战。

传统的拉美高等教育是一个相当封闭的体系，没有为生产建设服务的科学研究功能和技术开发功能。因此，在一个很长时期内，拉美高校的科研力量是十分薄弱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经过多次的改革，这种情况虽有所改观，但总的说来，拉美高校仍很少在本国的经济发展中运用和发挥自己的科技开发能力。与世界科技发展的水平相比，拉美科技的地位是不高的。到80年代中期，拉美的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8.300，而国民生产总值只占世界生产总值的6%;制成品的出口总值只占世界制成品出口总值的1.8%;科学发明者的人数只占世界科学发明者人数的1.3%;工程师和科学家人数只占世界工程师、科学家人数的2.500;每个科学家平均所使用的资金不及发达国家科学家的1/3;国家投人科研的经费只占世界科研经费的1.3%。80年代以来，虽然有些国家开始增加科研经费，据拉美经委会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资料，巴西科研经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30年代初的0, 58%提高到80年代末的0.61 0 o，同期人均科研与开发经费由9.3美元提高到14.3美元;同期古巴科研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由0.72%提高到0.9300，人均科研与开发经费由19.8美元

提高到23美元，墨西哥、哥伦比亚、智利、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等国的科研经费也有程度不同的提高;但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还是很大的。另外，拉美的科学研究过分集中于农、林、渔3业，而对制造业的研究和开发则很薄弱，如阿根廷1980年用于农、林、渔3业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科研总经费的26.2 0o，而用于制造业的仅占6.300。巴西、哥伦比亚等国的情况也大体如此。这种状况很不利于拉美制成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更不利于拉美国家参与高增值商品的市场竞争。

现在，这些问题已经引起拉美各国有识之士的深切关注。由于新的世界技术革命，国际经济结构和国际分工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六七十年代以前，发达国家主要是通过工业化而进行扩张的。当时的国际分工，先是发达国家生产和提供工业制成品，殖民地附属国生产和提供原材料和初级产品;后是发达国家主要生产和提供资本和资本货物，发展中国家生产和提供初级产品和轻工业产品。六七十年代以后，发达国家经过新的科技革命，已经掌握了微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高新技术，进入了所谓“后工业化”时代，改变了它们原先的通过工业化而进行扩张的条件，使它们有可能把自己的发展与扩张建筑在高新技术的所谓“后工业服务”的基础上。于是，世界开始出现新的国际分工，这就是发达国家把它们对高新技术的控制和垄断作为其全球性竞争的最重要武器，为世界提供所谓“后工业服务”，而发展中国家则充当发达国家这些“后工业服务”的市场，并为发达国家生产和提供标准化的工业产品。对于拉美国家来说，出口是解决它们偿付外债以及生产现代化所需外汇问题的惟一途径，而要使自己的出口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它们又不得不求助于发达国家新的工业技术。这样，国际分工发展的结果，不是发展中国家知识生产和经济发展的依附性日渐减少，而是这种依附性越来越严重。其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国际社会的两极分化现象越来越加剧。所以，拉美国家的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现在都已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自己国家的现代化问题，就必须改变自己国家在知识生产上，也就是在科学技术上所处的依附地位，就必须实行“以科学的发展为基础的战略”④，就要把教育，把培养科技人才，发展高新技术，摆在最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上，就要尽快实现教育的现代化。只有这样，拉美国家才有可能“获得更自由的发展”，才能对付发展中国家所无法控制的“外部因素和外部形势的恶化”⑤。

基于这种认识，近十几年来，拉美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措施之一，就是下大力气创办或办好一流的、高质量的大学。巴西1993年创办的州立北里约热内卢大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所大学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和加利福尼亚工学院为榜样，设计一整套以基础学科及由此而产生的技术学科为基础的学科体系，同时要求学生必须选修21世纪新领域的科技知识，负有使巴西文明与未来全球实际协调一致的使命，因而被称为“面向第三个一千年的大学”。该大学既重视基础教学又重视能力训练。它还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工作，把知识创造工作摆在优先地位。一年多来，该大学已装备了价值200。万美元的实验设备，并聘请了20多名俄罗斯杰出科学家在实验室和研究中心工作⑥。

在建设高质量大学的同时，拉美国家还普遍加强了高校的研究生教育。如墨西哥1959年还只有5所大学开设研究生课程，到80年代，开设研究生课程的高校已超过100所，研究生人数从1970年的4088人增至1989年的4.3万人。高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技术开发工作普遍受到了重视，譬如秘鲁农业大学创办了现代化放射性同位素试验室。委内瑞拉中央大学成立了开发研究中心。墨西哥蒙特雷高等理工学院前不久投资200。万美元建立了先进技术中心，负责新技术的开发、转让和推广工作，并向各公司、企业提供设计图纸和制成品。该学院还与美国福特基金会合作，制订了在最近几年培训3000名程控统计技术人员的计划。巴西圣保罗大学和圣保罗技术研究学院的教师和研究人员还专门创立了自己的企业，以便把科学研究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生产实践，转化成实际的生产力。

三、教育民主化建设中的新创造

80年代的债务危机后，拉美各国普遍执行了“新自由主义”政策，社会的两极分化空前加剧，教育机会越来越不平等，教育的发展越来越不民主。所以，如何实现教育的民主化，是拉美教育改革面临的第三个严重挑战。

对于拉美国家来说，所谓教育民主化，实质上就是如何在贫困地区普及和提高基础教育的问题。

拉美国家国民收人分配不公、贫富分化问题已越来越严重。据拉美经委会的统计，拉美的极端贫困人口已达1.83亿。国际劳工组织1991年10月在基多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还指出，在社会贫困化问题上，拉美地区属世界之最，比亚洲和非洲还要严重⑦。

社会贫困化的结果，首先就影响了教育的发展。80年代末，拉美15岁以上人口的文盲率仍高达15.3 %, 6~11岁儿童入学率只有87.3%，中等教育的入学率不到55 %,就是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墨西哥，80年代末仍有420万15岁以上人口是文盲，170万10~14岁儿童上不了学⑧。而到2000年，拉美地区的人口将从1990年的9.37亿增加到5.26亿，平均每年净增890万人。这种人口形势对教育的压力显然是十分沉重的。

面对十几年来拉美社会贫困化的挑战，面对拉美各国社会和地区存在的巨大差距，拉美各国的教育家认为，仅仅依靠传统的正规教育的途径，是很难实现教育民主化的目标的。因此，它们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下，进行了一系列旨在为贫困儿童提供优质教育的改革和实验，取得了一些成绩。智利的“900所学校”计划和哥伦比亚的“新学校”计划就是两个较为成功的例子。

“900所学校”计划是在智利军政府“还政于民”之后，新上台的文官政府在教育政策上的一大创举。该计划开始于1990年3月，目的是要在最贫困的学校(按两个标准选定:学生出身都很贫苦;学校教学条件不好，学生学业成绩普遍低下)提高初等教育的质量，使社会经济条件最差的孩子也能享受到真正平等的教育机会。该计划最初在全国900所最贫困学校实施，资金主要来自瑞典和丹麦两个国家的援助。到1992年，实施该计划的学校已增加到1385所小学，占全国公立小学总数的1500}学生22万多，占全国小学学生总数的20%。该计划的具体目标主要是:(一)提高1~4年级学生的读、写、算技能;(二)提高课堂教学的质量;(三)训练视导员，使之能承担教学指导人员的任务;(四)改变教师对待贫困学生的错误态度，使教师懂得自己对学生成绩好坏所负的责任;(五)在教师中提倡并推广集体备课制度;

（六）加强学校与社会的联系，实行学校和社区的一体化。

“900所学校”计划由智利政府教育部负责领导，并从智利各主要的教育研究机构聘请一批专家，组成管理机构，全面负责该计划的实施。在一般情况下，计划的实施由建校开始，然后把重点转到视导员和教师的在职培训工作上。计划的具体实施，主要靠视导员，视导员每年集训3次，每次一周。教师的在职培训由视导员负责，培训内容分12个单元(数学教学法和语文教学法各6个单元)，每单元两小时。在数学教学中，强调要把数学当作一门能应用于儿童生活实际的功课来教学，而不是当作一门抽象的学科来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强调首先要训练儿童自己表达思想的能力，然后再把重点转到学习语法和规则上。

“新学校”计划是哥伦比亚在美国国际开发署、世界银行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的资助下，在六七十年代农村单班制实验学校的基础上实施的一项为农村地区儿童提供优质完全小学教育的计划。1978年，大约有500所学校采用这种“新学校”教育模式，到1989年，发展到17948所，计划到90年代中期，发展到4.1万所。

“新学校”教育模式有一个适合农村儿童生活方式的灵活的升级制度。儿童可以按自己的学习速度从一个年级升入另一个年级，允许儿童因为要参加农业劳动或因为有病或其他合理的原因而暂时离校，并允许他们随时返校，接受教育。这种灵活的升级制度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新学校”进行了教学改革，课程不再以学期、学年为单位组织教学，而是按单元组织教学。在新的教学制度下，学生如果暂时退学(在农村是常有的事)，他无论什么时候复学，都可以接着学习下一个单元的功课，而无须采用传统的“留级”或“蹲班”的办法，重复学习已学过的功课。

“新学校”计划鼓励主动、积极的教学，强调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分析能力、研究和创造的能力以及运用知识的能力。“新学校”计划编写有适用于2~5年级学生的教学法指南和学生用书。“新学校”还提供机会，让学校与社区保持紧密的联系。

“新学校”计划有严格的教师培训制度。为达到培训的目的，还专门编写了一本题为《建设新学校)的培训手册。参加培训的教师一般要参加4个专题研讨会，并参观示范学校(每个学区1所);在专题研讨会上参训教师交流采用新学校模式的经验。

“新学校”计划有一个全国性的管理系统。中央设全国协调委员会，负责制定政策和提供技术援助。每个行政区设区委员会，由该行政区的教育干事、财政部的教育干事以及该行政区的计划协调员等成员组成，专门负责“新学校”计划的实施。

哥伦比亚教育行政部门已经对“新学校”计划所创办的新学校进行了多次评价，结果表明，“新学校”计划是在农村师资力量较薄弱的情况下进行的，其学生在学业成绩、创造性和公民教育方面，同传统农村学校的学生相比，一点都不差，甚至还要更好些。新学校的学生都是最贫穷的学生，依靠传统的农村学校要想给这些最贫穷的学生提供完全的小学教育是难以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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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墨西哥《至上报》，l992年5月30日.②参见埃菲社圣何塞1999年10月22日西文电.③参见墨西哥公共教育部:《教育现代化纲要》，1989年版，第1部分.④参见埃利亚·莫鲁母·埃斯皮诺萨:《生产现代化与墨西哥高等教育》，载《未来的大学》1990年第5期.⑤同④.⑥参见巴西《标题》周刊，1994年9月29日.⑦拉美经委会《经济与发展通报》.1992年，第4~13页.⑧参见墨西哥教育部《教育现代化纲要》.1989年版.第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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