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视角下的法院文化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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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社会视角下的法院文化探讨

社会视角下的法院文化探讨

2012年3月16日星期五 第05版:法律文化周刊

□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钟小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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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子文化,法院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影响司法过程,也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基础。

□法院之所以为法院,不在于审判大楼,而在于提供公正的司法服务,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发挥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使法院精神对社会公众产生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社会公众自觉地以法院文化所昭示和倡导的公平正义方式为参照,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法院文化一词发祥于上世纪末,在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提出后,一些法院院长在当时文化热的影响下借鉴已在中国本土蓬勃发展的企业文化概念,相继在人民法院报等报刊发表关于文化建院的文章,并进行了实践探索。在党的十六大提出加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的要求后,法院文化作为专用名词开始在法院官方文件中出现。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自此,法院文化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法院工作。

法院文化的提出并非随心所欲的结果,它是在我国法院实践中孕育出来的一个新鲜词汇,是根据我国法院的实际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产生的一个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事物。

法院文化的内涵丰富,包括内在的法院精神理念和外在的文化表意符号,包括精神文化、物质文化、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包括法院管理文化、审判管理文化,包括对法院文化传统的挖掘和型构,以及借助法院文化的方法论工具价值使社会公众了解法院工作、支持法院审判,使法院文化成为社会文化的代表,并最终养成法治理念。法院文化与法律文化的关系密切。19世纪60年代,美国学者弗里德曼首次使用法律文化这一概念。他认为,法律职业者形成的法律文化,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统治地位,倡导“法院是法律中的王国,法官是法律帝国的王侯”的司法主导型的法律价值理念。国内一些法律文化研究学者提出,应从传统法律文化研究出发阐释法律文化的内涵,并注重方法论法律文化研究。法院文化是法律文化的子文化,法院文化不应仅仅停留在影响司法过程,也应通过司法过程取得在社会文化中的主导地位,引导社会意识形态,构建法治社会基础。在法院文化研究中,应努力发掘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并应注重在对传统文化型构或转型的基础上不断丰富法院文化内涵。

法院文化具有法官文化、审判文化的印记,法院文化必须以法官为中心、突出审判特色,不能脱离审判、疏远法官而盲从中国古代文人情结开展法院文化工作,改变法院文化就是开展各种文艺活动的观念。要从法律、法院、法官的角度出发,充分考虑法院群体精神品质和群体精神,提炼出具有法院特色的法院文化目标。法院文化产生的土壤是法院,但又不能仅仅限于从法官、审判的角度来理解法院文化,要在更广阔的社会视角下对法院文化进行探讨。

第一,法院文化并不是“法院的文化”,而是“关于法院”的文化。

在法学理论探讨中,法院文化被认为是法院所提倡的精神文化以及作为文化载体的规范文化和物质文化,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以及法院中不同个体有关法律和法院活动的看法、态度、评价等观念形态,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法院制度和器物等。在法院文化建设实践中,法院文化被认为是法院在审判和管理等实践活动中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以法官为主体的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渐形成的具有法院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由此,有人将法院文化解读为“法院的文化”,法院之外没有法院文化。

“法院的文化”必然将所有的法院工作都纳入法院文化的范畴,不仅包括与审判工作高度关联的法院精神、制度规范、审判言行及法院大楼、法庭设施等,还包括法院所开展的捐助扶贫、计划生育等工作,法院文化成了一个大箩筐。同时,将不是法院形成的文化成果但与法院高度关联的文化成就排除在法院文化的范畴外,造成法院之外无法院文化,比如社会民众对法院的期待、社会与法院的互动等被排除在法院文化范畴外的情形。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形式,是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法院文化的创建主体不应只是法官群体,不能将法院文化封闭在法院内。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观念,而这种精神观念是法院群体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法院文化应和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及当前社会需要紧密联系起来,通过法院文化实现法院和社会的良性互动,并在法治语境下努力勾画中国特色的法院文化图景。

第二,法院作为国家审判机关,法院文化应是具有审判工作特点的文化形式,必须体现法官职业特征,审判文化、法官文化是法院文化的重要内容。但是,法院文化和审判文化、法官文化也不能等同视之,不能将法院文化限于为审判工作服务,不能将法院文化功能限于提高法官素质。

审判文化是指以法官为主体的全体法院工作人员在长期的审判实践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具有审判工作特点并得到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相应的物质载体。法院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部门,法院文化必然具有浓厚的审判特色,但二者之间也存在差异:首先,法院文化的价值目标是建立司法主导型的法治社会,审判文化以促进审判工作为目标。其次,法院文化的渊源非常丰富,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文化构建都是法院文化的渊源,包括审判工作及其他法院实践,还包括法院外的文化表达。审判文化则侧重于在审判工作实践中的提炼升华。最后,法院文化的创建主体是包括法院群体在内的全社会,而审判文化的主体更多的指向审判法官。

法官文化是法官群体在审判实践中共同遵行的信念和价值观念,是在长期的审判实践、管理和组织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共有的、影响和决定法官行为的一系列职业意识、理念等文化要素的综合体现。法官是法院之构成主体,主司法院审判职责,法官文化和法院文化之间联系密切。但是,二者依然存在显著差别。首先,法院文化比法官文化立意更高远,是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而法官文化主要是依靠法官在审判工作中长期积累而养成。其次,法院文化主要是立足于法院,以法院为场域构建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法官文化是站在法官的角度,强调的是法官素质建设。

第三,法院文化的重心在法院精神的淬炼,但外在的物质、行为等载体建设也不容忽视。法院文化的核心在于树立一种法院精神,提炼出一种价值、一种理想作为法院的追求,塑造法院的形象,其他所有外显的文化载体都要围绕这一核心内涵展开。文化本身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法院又是一个追求确定性、稳定性的组织机构,因此法院文化应该极其重视稳定性、连续性。一般来说,内在的精神内涵比外在的物质载体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内在的法院精神内涵是法院文化构成的基础部分,是法院文化的核心内容,是从“关于法院”的各种思考和实践中提炼而来的具有法院特征的价值观念,主要包括法院精神、职业道德、价值目标、群体意识等,以维护法院职业共同体的核心价值,凝聚法院职业共同体的集体意识。法院是社会正义的守护神,是社会纠纷的最终裁判者,难以想象没有精神理念支撑的法院如何肩负起这一神圣职责。唯有法院文化内含的精神理念能通过司法过程引导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提高全民法治意识,构建法治社会基础。

无形的价值理念的培育和养成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必须通过外在的物质、行为等载体来传递、来养成。通过法院建筑、法庭设施、法官行为等外在的文化表意符号来养成法院文化也需一番工夫,尤其在法院实践中,对无形的内在的精神内涵我们往往无从下手,而只能通过外在的行动建立起一整套表意系统,逐渐积累,养成文化的氛围。这种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往往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辛劳,需要投入极多的人力、物力、财力。在强调法院文化内在的精神内涵的同时,绝不能轻视这种努力。当然,作为表意法院文化的载体,应该具有与法院相关或者高度相关的文化特性。具体包括由审判礼仪、行为规范等所构成的行为文化,法院的建筑、设施和装备等所构成的器物文化,在审判活动、管理活动中形成的法院规章、制度、组织机构等所构成的制度文化。

这里尤其要强调的是反映法官素养的法官行为文化,这是当前法院文化建设急需解决的问题。正如《从律师角度看法官素质》(载人民法院报2012年2月24日,第6版,法律之声)所言,有的法官法庭主持不知所云,有的法官庭审中心不在焉,有的法官对当事人、代理人无故发火,甚至有的法官当庭抽烟、打瞌睡等,都是现实中曾出现过的不良现象。如果法官缺乏法官修养,不遵循法官行为规范,损害法官职业形象,那么法院文化建设最起码的基础就会丧失,法院文化也将无从谈起。当事人希望什么样的法官,“社会”希望什么样的法官,这也许是我们当前法院文化建设的起点,也是关键所在。

笔者认为,法院文化是“关于法院”的文化形式,是包括法院群体在内的全社会在参与法院实践活动中淬炼而来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行为准则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一套包括法院建筑、法庭设施等作为表意符号的物质载体的总和。法院文化是整个社会关于法院的观念、看法及其关联载体,其核心内涵是“关于法院”的精神理念。在法治社会里,社会公众往往将法院视为实现公正的地方,冠以“公平正义化身”之美誉。的确,法院的庄严与神圣可以通过巍峨挺拔的办公大楼体现出来,但法院之所以为法院,不在于审判大楼,而在于提供公正的司法服务,使法律成为人们的信仰。

法院文化要体现审判色彩,以法官为本,但实现法院文化的社会价值是我们的根本目的。法院文化本身除了内部的文化特色,更重要的是法院文化的外部特色。法治社会的真正权威是公正的司法,实现公正不仅是社会公众对法院的美好期望,更应该成为法院文化最重要的社会功能。

当前法院文化与社会的认可程度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要通过多种方式向社会公众展示法院文化特质,发挥法院文化方法论工具价值,使法院精神对社会公众产生强大的潜移默化的影响,使社会公众自觉地以法院文化所昭示和倡导的公平正义方式为参照,调整自己的行为,从而使全社会树立法治理念,最终建成法治社会。

第二篇: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文化研究视角下的大学文化

 分类:大学学报作者:李 莉 彭世文字数:2867

来源: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5期

[摘要]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运用近年来中、西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从文化堕距、文化分层、文化选择、文化形态、文化自觉等方面对大学文化进行剖析,指出大学文化是高层次文化,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历史积淀与时代发展、书卷气息与大众习俗的统一,是个性与共性、批判性与建设性的统一。大学文化带有继承性、创新性、综合性、科学性和先导性等特点。走学文化的灵魂是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主要表征是学生的文化素质、教师的文化修养和学校的文化品位。

[关键词]大学文化;文化研究;文化选择;文化自觉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1763(2007)05-0123-0

4文化研究无疑是当今人文社科领域中一门显学,是当代知识生活中最令人感到兴奋的领域,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突出的现实参与意识、尖锐的社会批判精神,使其在学术界日益成为一种被人广泛运用的有效分析手段乃至时髦话语。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研究”的成果及理论范式的不断引介,国内一些理论研究者也提出了不同见解,国内教育理论界也兴起了一股文化研究热潮,特别是用文化研究的有关范式研究大学文化更是一个热点。

文化是一个大学赖以生存、发展的重要根基和血脉,也是大学间相互区别的重要标志和特征。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大学即文化。大学的教育教学过程,实质上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的以文化人的过程。所谓教书育人、管理育人、服务育人、环境育人,说到底都是文化育人。大学传统、大学精神,实际上是大学的文化传统、文化精神。所谓校训,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文化传统、文化精神的理性抽象和认同;所谓校风,不过是一个大学对其传统、精神、校训的文化自觉和习惯。不同的传统、精神,不同的校训、校风,是大学展示的“文化名片”,大学绵延的“文化基因”,使它构成了学生思想和行为的不同“文化模式”。

(一)关于文化和文化研究

“文化”的概念历来模糊而不确定,千差万别。克鲁伯(A·L·Krober)与克拉孔(Clyde Kluckhohn)曾检讨了一百六十多个关于“文化”的界说,认为文化是一种成套的行为系统,其核心由一套传统观念,尤其是价值系统所构成,这种看法“同时注意到文化的整体性和历史性,因此在社会科学家之间获得广泛的流行”。与“文化”的多义性一致,“文化研究”不能顾名思义地理解为对于文化的研究。英国威尔士大学教授安德鲁·爱德加、彼德·塞德威克认为文化研究有两种定义,一是泛指对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研究,在此意义上它等同于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和文学批判等学科的学者对文化进行多种理解和分析;二是特指一个独特的学术领域。

“文化研究”实际上包含两层含义:其一,“文化研究”是对于“文化”的研究,是运用各种社会学、历史学、地理学、人种志等各种分析手段对某种文化现象的理解与解释,这是一种较

为传统、宽泛或广义的理解,人们从文化的视野研究文学以及其它社会问题,文化研究提供阐释的参照背景。其二,“文化研究”是通过文学或其它社会问题来研究文化,前者充当了后者的注脚,在这个意义上,文化研究关注的是当代社会意识形态的结构以及新的结构性压迫的形成,致力于考量它们与文化经济生产之间的复杂关系,文化研究成为人们对自己生活于其中的当代社会进行反省和思索的一种最具批判性的认识活动,因而我们可以把“文化研究”视为一种分析的立场、策略甚至技术手段,它表明一种参与的、批判的、实践的态度,为我们研究提供一种独特的分析框架与运思理路,简言之,它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指导。

在当前大学文化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大学文化视为某种具有超越独立品性与普遍永恒价值的事物,而没有把这种文化放在整个社会关系中来加以剖析。如果把大学文化视为一种具有特定时空规定的社会结构的话,“大学文化研究”首先是关于“大学文化”这一局域性的、处于特定历史阶段的文化现象的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对象的大学文化研究”;其次,它可以是关于“大学文化”的文化研究,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作为研究策略的大学文化研究”。因为研究立场与视角的选择,意味着迥异的研究对象、运思理路乃至研究进路。大学文化研究,不仅仅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研究对象的研究,而更应是一种以大学文化为契入点、对我们所处时代与社会作出深刻理解与剖析的研究。大学文化不再是大学围墙内的单一文本,而成为社会系统中一个重要的自变量与因变量:一方面,大学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个微缩景观;另一方面,大学由于其自身对于某些价值理念的坚守与传承,也在一定程度上能起到传承优秀文化、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

(二)文化堕距理论:大学文化应引导社会先进文化

文化堕距,又称“文化滞后”或“文化落后”,指在社会变迁中文化集丛中的一部分落后于其他部分而呈现呆滞的现象。美国社会学家W·F·奥格本认为,社会变迁是一种文化现象,在文化变迁过程中,构成文化各组成部分的变化速度是不一致的。当文化各部分之间出现了较大差距或错位时,就形成了“文化堕距”。当一个社会的文化变迁时,总是制度首先变迁或变迁较快,其次是风俗、文化的变迁,最后才是价值观念的变迁。文化变化速度的差距引起了文化失调,进而造成了社会问题。现代的许多社会问题,都是由于道德观念不能与技术发展相适应而引起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急剧变迁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社会关系紊乱和社会行为无序,必将产生文化堕距,也势必影响到大学文化中。以迪尔凯姆和帕森斯为代表的结构——功能主义认为,社会本身是一个有着自身结构的有机整体,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相互制约。一旦社会结构中的任何部分出现了功能失调,都将使大学的文化环境受到破坏,影响到大学生的社会化进程。

从这一理论出发,“文化堕距”对大学文化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大学文化应是属于变迁较快的一方,也就是说,应引领社会文化,属于先进文化、创新文化;另一方面,由于与社会其它部分出现的“文化差距”,必然使得体现文化重要载体——师生员工的文化素质受到挑战,出现一定程度的“失调”,影响大学生的成长。目前大学生中出现的一些关于道德滑坡、价值移位、信仰迷茫等现象都可以从中找到答案。

大学不仅有弘扬、传播先进文化的责任,更担负着创造新思想、新文化并以之来辐射社会、推动社会进步的使命。大学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保持与社会生活的适当距离,对社会需求作出理性审视,并为社会文化进行价值定向。它不断的制造“文化堕距”,同时也在不断的修复“文化堕距”,使其达到动态的平衡。

(三)文化分层理论:大学文化是“大文化”与“文

化多元”的统一

西方关于文化的主流研究基本认为:首先,文化是由某一群体共享的因素构成的;其次,文化是组织成员行为的解释框架;第三,文化既是所有成员共享的,但是不同群体的文化具有典型性。当代著名文化研究专家霍夫斯塔德(Geert Hofstede)曾把文化界定为“是一个群体中的成员区别于其它群体成员的集体性的精神规划”。这些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多数时候认为文化是潜意识的,它体现的是一个特定组织的共同价值观。

从种种关于文化的表述中,我们还发现研究者倾向于文化是分层的。如文化分层的“冰山模型”(Iceberg Mode)把文化分为外显、内显两层:一层是可以看得见的“典型”层次,包括行为规范和技术制品;另一层是看不见的共同“核心”层次,主要指价值观等。而霍夫斯塔德的文化“洋葱模型”则把某一民族的文化比喻成为一个洋葱:最外表的一层称象征物(symbols),如服装、语言、建筑等等。第二层是英雄人物性格(Heroes),在一种文化里,人们所崇拜英雄的性格也就多少代表了该文化里大多数人的性格,因此了解英雄的性格,很大程度上也就了解了英雄所在的文化的民族性格。第三层是礼仪(Ritu-als),礼仪是每种文化对人和自然独特的表示方式。最里面一层是价值观(Values),这是文化中最深邃最难理解的部分,也是文化的基石,我们每天都在其中,可又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思宾塞-澳蒂提出的分层在“洋葱模型”中显得更符合逻辑。她把基本假定和价值观放在了同一个层次,作为民族文化的内部核心层,包括信仰、态度和习俗;它影响着外面的“体制和制度”层;再接着外面的一层是“仪式和行为”、“人工制品和产品”。前者代表人的行为模式,后者代表非行为模式。该模型与“冰山模型”相比,更易被学界接受:第一,文化分层之间不是截然分开的;第二,对价值观进行了细化和分解,因而把价值观表述得更加精确。对于大学文化研究来说,“洋葱”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对文化不同维度内容的分析,针对某一文化群体搜集资料,并对该文化进行比较全面的所谓静态描述。其次,可以根据文化因素之间的关系,不是界线分明或者单向影响的就内部因素之间如何互动来考察某个特定大学文化形成的过程,并且进行一定的动态分析。按照这种理论,一个没有深厚文化传统的大学,可以尝试利用制作标志等“人工制品”来塑造大学成员的态度和规范,可以通过启动礼仪和仪式系统来影响制度文化的改变等。一个具有一定文化传统的大学则可以通过启动外围层次——“人工制品”、“礼仪”与“行为”或“体制”与“制度”——影响或引导新的价值观的形成与塑造。借助文化分层理论,我们更好地理解“大学文化”与其元文化(例如社会文化,先进文化等)或者与亚文化(例如院系文化、不同类别不同层次大学文化)之间的动态关系,以及与非文化因素(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动态分析的理论。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由多种“小文化现象”构成的集合体,考察一种文化不能忽视大、小文化之间的联系。法国人类学家莱韦·斯特劳斯认为,如果缺乏“大文化”(culture)的参照背景,就无法理解各种“小文化”(cultures),不同的“小文化”以“大文化”作为参照对自己的特定模式给予阐释。文化不是多种文化属性的总和与累加,而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诸多因素共同构建的集合体。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要树立一种“大文化”概念,以便更好地解释一些文化现象,包括大学办学理念、价值取向、决策方式、管理风格、成员交往方式、校风、校训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原因、功能和作用。

文化分层理论认为,文化是被组织成员共享的,但是它强调了文化对组织成员的行为具有解释功能,也指出文化处于人性与人格之间,是不能被遗传和继承的,尽管组织成员享有共同的文化,而表达自己的文化都要经受个体人格的调控。因此,在大学文化研究中,我们应该注意对于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大学文化的共性与个性的理解。

(四)文化形态学理论:大学文化的“挑战与应战”

文化形态的理论源于摩尔根、黑格尔、斯宾格勒以及汤因比等创建与发展的文化形态学理论。这是一种关于研究人类社会总体以及不同区域文化形态差异的理论,其理论本质在于以文化哲学以及文化比较的话语揭示人类社会总体或不同区域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发展规律。汤因比认为“挑战——迎战”是考察人类社会文化形态演变应遵循的基本法则。斯宾格勒认为文化形态学的方法就是“把一种文化的各个部门的表现形式内在地联系起来的形态关系”予以考察和比较的方法。文化形态学理论既可以揭示某个文化发展的规律,也可以从理论上反映创造其在文化形态的相应人类群体当下呈现的生存方式及其可能的优化、发展途径。解读大学文化的内涵,可知大学文化内部呈现的各种形式连同它们之间相互关联、相互约束促动的形态关系构成了人类社会中一个具体的、生动的、特殊的、微观层面上的文化形态,并从本质上反映大学的生存方式、竞争方式。在世界高等教育已经步入以生存竞争、优胜劣汰为基本语境的无边界时代,遵循“挑战——应战”的基本法则,采取文化形态学的方法研究大学文化,其本质就是要以深刻的根源性的方式重构大学的生存方式和竞争方式,增强大学的生存力和竞争力,实现以人文价值为主导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理性相统一的教育文化回归,最终实现大学的社会目的和人类自身发展的终极目的。

(五)文化选择理论:大学文化在文化批判中前行

文化选择是人们在社会和文化发展过程中对文化发展多种可能性进行的选择,是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调节和适应机制。通过文化选择,人类文化得以进化。大学作为文化传承、传播与创造的机构,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必然进行着文化选择。大学具有文化属性,它通过文化的继承、传播与创造,促进受教育者的社会化、个性化、文明化,从而成为健全的人,完善的人。按照潘懋元先生的观点,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是文化功能,即文化传递、文化选择与文化创造。要实现大学的文化功能,必然要进行文化选择。蒋梦麟认为大学有三股势力:校长、教授和学生。这些人是大学的主体,也是大学文化选择的主体。大学的管理者(以大学校长为代表)对于大学文化的选择具有较大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在文化选择中主要体现在:建立和规范大学价值体系与确立大学理念;增强学校凝聚力,进而强化师生对大学所选择文化的认同;通过硬件和软件建设,增厚学校文化底蕴,丰富学校文化内涵;在大学文化与社会文化之间充当协调人;等等。大学教师(以教授为代表)是大学教育和科研活动的主体,高等教育的文化选择最终能否实现,主要取决于教师。其在文化选择中的作用体现在:规定、维护大学文化选择价值标准,创建、培育学科文

化,承担、实施学校文化选择,引导学生文化;等等。学生作为大学教育活动中的另一个主体也对文化选择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对学校选择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将新的文化因素引进校园,甚至出现“文化反哺”现象,改变学校文化面貌;进而使大学对已选定的文化进行再选择,不断丰富大学文化的内涵;其所形成的青年亚文化对大学文化选择具有较大冲击,而青年亚文化所特有的反叛性对大学与社会主流文化既可以产生正向作用,也可以产生破坏性的负作用。

大学文化选择首先表现在以文化批判为文化选择的推进机制,大学的文化选择总是紧随着文化批判而展开,同时具有较强的动态性与文化更新机制,并带有双向选择的特点。对于社会来说,大学文化选择一方面可以推进文化的进化,另一方面则规范社会价值体系,成为“社会良心”。对于大学的发展与大学教育自身而言,大学文化选择既可以对受教育者进行文化模塑,提高个体的文化选择力,也将促进大学文化创造,孕育发生大学文化精神。

(六)文化自觉理论:大学文化必须实现文化创新

“文化自觉”是著名学者费孝通先生在晚年所反复倡导的一个理念。费孝通先生认为,文化自觉至少应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要自觉到自身文化的优势和弱点,懂得发扬优势,克服弱点;第二,要自觉到传统文化是在过去的条件下形成的,要使它有益于今天,就必须进行新的现代诠释,使其得到更新和发展;第三,要自觉到我们今天是作为全球的一员而存在,已不可能是封闭孤立的个体,因此还要审时度势,了解世界文化语境,参与世界文化的重组,使自己的文化为世界所用,成为世界文化新秩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才是对自己文化的全面的自觉。

“文化自觉”观点对于研究大学文化有着十分重要的启示意义。当今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由此也引发出一个文化转型时代的到来,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各种文化的冲突和融合,尤使大学人的“文化自觉”显得日益紧迫而重要。提出“文化自觉”不是要助长文化自大狂,而恰恰是反对文化浮躁,反对文化作秀。

作为文化传承、创新的中心,大学必须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精神。大学文化自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为文化选择的自觉与文化的创新。在文化选择的基础上,通过继承借鉴与综合创新,传播、引导先进文化:以“大学人”的责任自觉担负起对民族文化传统的保存、清理、批判、传播;把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结合起来思考社会文化的整体构建,利用不同学科团队共同担负起社会文化系统的预测、修复、综合、完善;认真做好外来文化的鉴别、选择工作。可见,大学的“文化自觉”根本在于文化创新,使大学更好地认识和改造自己的文化,增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为社会改革和创新提供动力和支持。

第三篇:浅析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研究

浅析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研究

一、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现状及原因分析

基于性别平等意识,我国农村女性面临着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低,对文化资本占有少,不良文化泛滥、生活方式单调落后,思想意识落后,平等意识和参政意识单薄,文化投入和文化消费占家庭消费支出的比列小等文化贫困的现状,基于这些现状对农村女性文化贫困的原因分析如下:

(一)性别歧视导致农村女性的教育资源被相对剥夺

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力。在传统的男权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一直被中国妇女奉为信条,不能像男子一样接受规范的教育,妇女的教育在农村多数情况下处于被遗忘的状态。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对文化资源的享用。男人作为绝对的主体而存在,而女人作为绝对的客体和他者而存在,相对于男人处于边缘化的处境和地位。性别歧视制约农村女性再深造的可能性。长期以来的“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男外女内”等观念在教育的内容与教育的过程中也有所体现,重视对男性的深度培养与智力的开发,严重阻碍了女性潜能的开发和女性人才培养。

(二)女性参与社会发展的主体意识薄弱

从早期社会分工的层面上来看,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价值判断认为“男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重要的,在文化上、道德上和经济上得到回报,相反,女性所承担的社会分工被认为是次要的、附属的①”。这种“男优女劣”的价值观念形成以后,又反过来影响后来社会角色的界定以及社会资源的分配。渐渐的统治与服从、控制与被压迫的模式在两性之间逐渐形成,男性处于主体地位,女性被物化,失去了自我意识和独立人格,一切都以男性的标准和目光、按男性的需要和满足而定。同时女性自身也逐渐滋生了处处迎合男性需求的心理态势。

(三)传统落后意识形态影响下男权规训根深蒂固

在性别角色的社会化中,充斥着男性中心主义和性别歧视;男性角色是独立的、主导的和主动的,而女性角色是从属的、次要的和被动的②。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民主进步的思想敲开了中国的大门,我国废除了一些封建守旧的思想,包括男尊女卑的落后思想。但是在我国的农村,任然存在着培育这些思想的沃土,“男主外,女主内”“女子无才便是德”“从夫从子”的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村妇女。这是从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难以在短时期内完全根除的守旧思想,在农村妇女们的骨子里早已形成了对这些思想的认同和接纳,都自觉的积极遵守这些规矩,而女性的权力和自主性就这样一点点地丧失殆尽。

(四)文化基础设施匮乏使得农村女性文化消费不足

由于农村经济的发展相对缓慢,文化建设资金的供给相对薄弱,导致农村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相对滞后。农村女性被排斥在享受文化资源最边缘的位置。一方面,农村女性在如此窘困的文化资源中感受不到文化的吸引力,没有浓厚文化氛围的熏陶和培育,也没有文化专业的人才对农村女性的指引,让农村女性找不到渴求文化的动力和学习文化的方向,处于文化迷茫的状态。另一方面,从农村女童说起,如果某个贫困家庭有两个孩子,并且是一男一女的情况下,往往男孩被送去学校读书的可能性会大于女孩,女孩会承担起家庭照顾者的角色而放弃读书的权力,就这样随着社会角色的变化,女孩由辍学女童变成了家庭妇女,而随之变化的还有社会对她们的认知,文化贫困的标签被牢牢的赋予给了她们。

(五)农业劳动女性化制约了女性发展

农村的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在近几年成为了社会关注的焦点,当浩浩汤汤的打工流拥向城市时,同样也把照顾小孩和抚养老人的难题留给了农村,压在了农村女性的身上。迫于生

http://www.xiexiebang.com/ http://www.xiexiebang.com/ 计,为了生存,她们只能牺牲自己,将所有的精力、时间、能力都花费在了家务劳作上。一个农村妇女要像个男人一样抗着农具下地干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已经不再是男人的专属,农村女性正在慢慢演变为田地里耕作的主体。恩格斯说过:“只要妇女仍然被排除于社会的劳动生产之外,而仅限于从事家庭的私人劳动,那么妇女的解放,妇女同男子的平等现在和将来都是不可能的③”。就目前的现状来看,农村女性还不具备能够从家庭私人劳动中脱离出来的条件,农业劳动女性化紧紧地束缚着农村女性的发展。

二、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教育机制对于提升农村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作用

针对目前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现状,需要全面发挥教育机制的作用提升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程度。教育机制对于受教育程度提升的作用主要体现在:首先是提高教育的层次机制,不断提升教育水平。逐级逐层的扎实学习文化知识,扩大接受义务教育的受众面,全力的发展更高层次的教育,让有能力者接受高等教育。其次是丰富教育的形式机制,开展适合农村女性的教育内容。教育的形式应该是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有不同的针对性,在教育的普遍性中突出特殊性,教育形式的特殊性可以专门针对农村女性的文化教育,开展有益于农村女性接受的文化教育内容和方式,促进教育活动在农村女性中的开展。最后是教育的功能机制,在教育的功能机制作用下可以最大限度的挖掘农村女性的潜能,拓宽女性视野,完善农村女性的社会功能,使其朝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

(二)文化机制在促进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中的作用

文化设计的组织和决策机制有利于引导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可以在文化发展道路选择的层面提供有利的引导,指引农村女性文化朝着大众化、先进化的方向发展。文化的激励机制有利于培育农村女性文化的增长点,在激励机制的作用下更好的激发农村女性发展文化事业的兴趣和投身文化事业发展的热情。文化交流和文化产品流通的体制机制有利于拓宽农村女性文化产业的产业链,保障农村女性文化产品流通渠道和销售渠道的畅通,只有保障了文化产业的销路才能激发农村女性文化产业发展的积极性,才能保障农村女性文化产业的效益和功能的发挥。

(三)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对于促进农村女性发展的作用

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直接关系到农村女性的发展程度和利益维护问题。良好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可以在制度层面上充分保障农村女性的利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将男女平等在农村的各项社会事业当中真正的落到实处。同时,有效的政策运行机制,可以调节男性与女性在社会生活中的不平等的方面,在出现问题时及时做出灵活的应对和调节。促使女性在平等的社会环境中得到充分的发展和支持。

(四)社会保障机制对于维护农村女性权益的作用

农村女性由于生理因素和社会角色的定位不同往往被标签为社会的弱势群体,需要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只有建立健全社会保障机制,使其得到健康的运行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和维护农村女性的权益。然而,农村女性的保障问题往往都停留在了家庭的层面,由于社会网络的狭窄、家庭分工的不平等以及自身技能缺陷等因素的影响,只能依靠传统的家庭保障,社会保障不突出。因此,在我国农村需要建立积极有效的社会保障机制充分维护女性的权益。社会保障机制的建立健全不仅可以为农村女性提供物质保障,还能在精神上给予救助,使其摆脱贫困的束缚,更好的发展自身权益。

(五)自我发展机制对于培育农村女性自我发展能力的作用

农村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弱既是文化贫困的一个重要表现也是造成文化贫困的一个重要原因。要使得农村女性摆脱文化贫困的困境就不能忽视贫困主体的能动作用,自我发展机制的建立便可以通过完善农村女性的自我发展能力和创造女性自我发展空间,壮大女性自我发展的自信心使其农村女性的主动性得到充分的发挥,更好的为自我能力的发挥创造条件。

三、社会性别平等视角下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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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构建平等的教育机制重塑农村新的性别平等文化观

新的性别平等理念不仅仅是指女性同男性有同等的地位,还应该是指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制度、政策等在内的所有方面的平等,是在充分肯定性别差异的基础上,赋予女性的平等。因此,要构建平等的教育机制,在受教育权利和教育的过程中充分保障农村女性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减小农村女性入学的年龄,延长受教育的阶段,积极努力避免辍学现象。

农村工作的计划、安排部署以及工作的开展中都应该将新的性别平等的观念充分考虑进去。将新的性别平等观念做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充分考虑农村妇女的意愿,维护农村妇女的权益,为农村妇女的发展提供更为广阔的平台。

(二)建设全面的文化机制加大对农村女性文化产业投入

建立有效的“县乡共管”的农村公共文化管理机制,加大中央、省市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将农村文化纳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总体规划中,制定目标管理责任制,所需经费纳入政府财政预算,将农村文化设施建设纳入城乡建设的总体规划,落实人力、物力、财力等各项保障措施,以保障农村文化建设目标的实现,并形成长效机制。

促进农村物质文明建设的发展,必须尊重农村的发展现状和文化个性,把农村的民主建设与调动农民在本土创业的积极性有机结合,利用农村土地成本与劳动力成本低于城市的优势,加强文化技能的培训,鼓励劳动密集型和环境和谐型的文化产业下到农村。同时,用心培育植根于农村的文化产业,应该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拓展消费领域;支持免费开放全国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推动实施大遗址保护工程,加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支持推进农村中央广播电视节目无线覆盖、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数字化放映、农家书屋等文化惠民工程;推动文化体制改革,促进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发展文化产业。;大力发展有区域特色的工艺美术流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区域等,使其能够获得市场机制下的金融和政策扶持,在发展的过程中解决农村的贫困落后问题。

(三)发展合理的社会制度与政策的运行机制向农村女性倾斜

在社会制度的建设方面:要建立能够充分保障农村妇女权益的社会制度,建立有利于农村妇女发展的社会制度,建立有利于提高农村妇女地位的社会制度。在社会政策的制定与落实方面:将性别平等意识纳入决策主流,政策的制定者在制定政策时要在保障男女平等权力的基础上考虑向农村妇女给予一定的优惠和补贴。落实社会救助法规与政策,重点加强对农村妇女的救助制度建设,保障农村妇女在政治、教育、文化、家庭生活等各方面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落实。政策的实施者在实施政策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农村妇女的利益和权力,尽可能的为农村女性提供方便。政策的评估者在评估政策落实的实际效果时更要加强对农村女性的关注,完善不利于农村女性发展的政策,修改和废除与农村女性的发展不相适宜的政策。

(四)培育完善的社会保障机制建设农村女性反文化贫困的社会扶助体系

解决农村女性文化贫困问题就要运用社会支持理论,结合社会支持中的正式的支持和非正式的支持构建社会扶助体系消除农村女性文化贫困。具体的措施如下:第一,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构建社会扶助体系。在城市组建文化下乡帮扶队,队员由城市高校学生中的志愿者构成,定期走进农村,向广大的农村妇女传播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第二,为农村妇女开展劳动技能培训班。以夜校、电大等形式为农村女性充电。第三,支持和扩充女性的公共角色,尤其是女性作为生产者、创收者、管理者、教育者、决策者等的角色。

(五)开创积极的自我发展机制唤起农村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

农村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在传统观念的束缚下已经被深深埋藏了起来,很需要有某种力量能够将它激发出来,而这种力量就来自增能赋权。首先,要让农村女性重新认识自我,认识到自己是有能力的,认识到性别平等应该是全方面的平等,自己应该同男性一样拥有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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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xiexiebang.com/ http://www.xiexiebang.com/ 的社会地位、平等的政治参与、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力。其次,要在承认农村女性有能力的基础上授予其权力,激发农村女性身上所有的能力,重塑自我,让妇女参与发展计划和项目的规划、管理和实施,提高女性对社会发展的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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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在和谐社会视角下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适应我国社会的深刻变化,把和谐社会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注重激发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

讨班上的讲话中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六个特征,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基于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加强对社会公平正义的专题研究,结合无锡实际和依法治市的内在要求,探索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可行路径和有效方式。

一、社会公平正义的内涵

在当前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治国家与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社会公平正义问题是一个十分复杂而又富有挑战性的话题。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正义有着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a protean face),变幻无常,随时可呈不同形状并且有极不相同的面貌”。①社会公平正义的标准是历史的、具体的,内涵是十分丰富和不断变化的。从社会学和经济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要求社会成员的经济收入、消费水平和社会地位比较接近,不至于差距过大。从法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相统一。从伦理学角度讲,社会公平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者是对人类需要的一种合理满足。胡锦涛同志关于“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的论述,概括了当前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基本要求。具体来说,社会公平正义包括权利平等、分配公平、机会均等和司法公正等多方面。

二、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国家与维护、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辩证关系

社会和谐的根本、法治的精髓都在于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法治国家最基本的原则。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曾说:“一定要公正。不公正,就破坏了秩序,破坏了和谐,这是最大的恶”。当前,在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的过程中,必须全面认识社会和谐与公平正义之间的关系,真正做到辩证统一、协调互进。

(一)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法治繁荣的重要前提和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是一个把公平和正义作为核心价值取向的社会。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的社会,必须把社会公平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二)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过程中进行制度安排和创新的重要依据。只有遵循公平正义原则,制度安排和创新、各项决策和措施才能取得各界广泛认同、广泛支持,法律才能得到普遍服从,社会资源才能得到有效整合,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才能从中受益,真正减少社会不稳定因素。

(三)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与法治繁荣的内在要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公平正义是题中应有之义和必然要求。没有公平正义,社会就不可能诚信友爱、安定有序、充满活力。同时,也要认识到,只有在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中,公平正义才有可能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是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任务。目前我国改革发展过程中还存在着一些社会不公的现象,如贫富、城乡、区域差距较大,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和谐稳定。而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不仅要通过经济发展,同时也需要通过法律途径。因此,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重要任务。

三、当前社会公平正义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危害性

构建和谐社会与法治国家,必须直面当前社会存在的一些不和谐因素。我国改革开放20 多年来,在经济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社会不公平问题也逐步显现出来,主要表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分配不公。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富民政策包含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但有些地方不讲辩证法,造成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过大。中国社会科学院《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一书的相关调查显示,在领导干部对2002 年所存在的社会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被列在第一位。

(二)就业和用人不公。就业过程普遍存在着一些歧视性的做法,如性别、户口、生理等方面的歧视,安徽芜湖就曾发生过受到各界广泛关注的“乙肝歧视案”。买官卖官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已构成职务犯罪,如近两年查处的少数党政领导干部贪污贿赂犯罪,以权谋私,买官卖官,造成权力和地位方面分配不公。

(三)教育不公。主要表现为:不同社会群体在各级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入学率上的不公平,同一社会群体的个体在发挥其潜能方面的机会不公平,高校尤其是重点高校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下降,贫困生比例上升。就无锡而言,在高等教育方面,既享受不到北京、上海等地的高入学率,也享受不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低入学标准。同时弱势群体子女教育问题更为突出,贫困农民和民工子女入学难问题严重。

(四)社会保障不公。相对而言,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社会保障情况逐步改善,而非国有单位的职工,尤其是农村社会保障工作进展缓慢,很不理想,政府提供的相应保障非常有限。可以说,农村基本上被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看病难”、“因病返贫”问题相当突出。有的地方国家机关医保改革比较“彻底”,但配套措施并没有跟上,同时有的单位仍实行老办法,医疗保障不公的问题是显而易见的。

(五)立法不公。主要表现在:立法机关人员构成不够合理,相当一部分人员是从政治、经济和知识精英中产生,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色彩比较浓厚,以贫困农民、民工和失业下岗人员为主体的弱势群体很难直接参与立法过程,不利于有效维护其合法权益。有的法律规定与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要求不相适应。

(六)司法不公。有些地方不严格执法、不重视程序和人权的问题时有发生。突出表现为:有案不立,有罪不究,以罚代刑,违法采取强制措施,超期羁押,有罪判无罪,重罪轻判,罚不当罪,罪刑不适应,权钱交易,以钱抵刑,徇私、徇情枉法,违法办理减刑、假释、保外就医等,群众对此反映强烈。如近年来检

察机关在某市中级法院就查处了多起法官职务犯罪案件,其中反映的司法不公、不廉问题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七)私权保障不力。在实践中主要表现为以公共利益为名,侵占私人权益和私人财产,或在私权受到侵犯后不能及时提供有效的司法救济。如有的地方政府以国家和公共利益的名义,低价征用农民土地,再以低价转让给开发商,或虽然按公开的市场价格将农民土地转让,但从中获取差价,从而损害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四、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对策思考

深入认识和分析当前无锡经济社会结构和利益关系的发展变化,完善地方性法规与政策,妥善协调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是当前加快推进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构建进程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

(一)树立科学的和谐正义观。所谓和谐正义,就是“为了达到万有存在共同体的和谐发展而调适互为对象性存在的诸方面关系的共同法则。集真善美于一体的和谐正义是平衡万物价值的金规则,是整合程序上的和谐正义和实质上的和谐正义的平台”。②具体来说,要着力做好三点:一是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把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的过程作为追求和实现公平的过程,在动态发展中提升公平的实现程度。二是以强化监督维护公平正义。“监督是文明社会进行社会关系调适的最基本的手段,它的发挥程度在某种意义上决定着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针对市场经济运行中存在的种种侵犯社会公共资源的行为和一些人利用社会公共权力谋取个人私利的非正常现象,必须建立完善的社会监督体系”。通过有效的监督,逐步消除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政策性障碍和人为性障碍,同时加大反腐败力度,降低因以权谋私行为对贫富差距和弱势群体的心理带来的消极影响。三是全面认识公平的历史性和相对性,防止把公平等同于平均主义,或脱离具体历史条件追求公平。

(二)把维护和实现公平正义放到社会发展更为突出的位置。“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关系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分配的公平属于生产关系领域的问题,权利平等和司法公正主要属于上层建筑领域的问题。因此,一个社会的公平状况如何,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巨大的反作用”。③而且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司法体制改革的目的也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在强调发展是硬道理,深化各方面改革的同时,必须把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放到更为突出的位置来抓。只有把社会公平正义维护好、实现好,经济社会和法治发展才具有坚实的基础。否则,就难以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影响经济社会和法治的健康发展。

(三)维护和实现行政公平。市场行为是实现效率的主要手段,政府行为则是实现社会公平的主要手段。“从市场经济的逻辑上看也应如此。因为真正的市场经济逻辑是:效率由市场去安排,公平则由政府管理”。④实践表明,政府不主持公平正义,社会公平正义就会严重缺失。当前,应重点做好四个方面,即:将注意力由集中于国有企业改革转向社会保障与社会福利建设,注重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从制度上解决社会公平问题及相关问题,如三农问题和土地、财政、税收体制改革问题等;协调好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从源头上解决好初次分配问题,强化国家对收入分配的宏观调控;在法治建设中率先垂范,公平正义需要通过政府来维护和实现,而政府能否依法行政关系到公平正义的实现。

(四)维护和实现司法公正。维护宪法和法律的统一和尊严,促进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是司法机关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讲,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的核心就是实现司法公正。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必须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和正义”。为此,必须按照公正司法和严格执法的要求,完善司法机关的机构设置、职权划分和管理制度,进一步健全权责明确、相互配合、相互制约、高效运行的司法体制。从制度上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加强对司法工作的监督,惩治司法领域中的腐败。当前,应高度重视司法机关在解决社会矛盾中的作用,尊重司法权威,确保司法公正,为构建和谐无锡与法治无锡创造良好的司法环境。司法机关也应切实负起责任,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满足人们的合理诉求,化解各类矛盾纠纷,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推进依法治国进程。

第五篇: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民生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民生

(0630813049 张威威 企业管理 商学院)

摘要:民生问题历来关系着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民生问题得到重视和改善的程度是衡量社会和谐的核心指标,因而长期以来,我党都对社会民生问题给与了高度的关注。本文从探讨“以民生为本”的理念出发,对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民生现象和原因做了分析,最后提出了和谐社会关注民生的几点建议。关键词:和谐社会;民生;社会主义

一、社会主义社会以民生为本的理念

顾名思义,民生问题是指人民的生活问题。“民生”一直与“国计”即国家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民生问题也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面临的课题。所谓民生,即有关国民的生计与生活,抑或人民的生存权与发展权。中国自古以来就将民生与国计相提并论,认识到民生与国家政权生死存亡休戚相关。古诗有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而民生的核心含义就是与民牟利,民利就是人民利益,就是对人们需要的满足。利益问题是一个关涉到人的生存和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利益则是民生的具体体现。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指出:“利益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动力”。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纽带就是私人利益,经济关系就是利益关系,政治权利取决于经济基础。他认为:“把人和社会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每一个社会的经济关系首先是作为利益表现出来”,“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

我国现代化建设实践也证明,只有以民生、民利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把民生民利问题落到实处,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才得以贯彻实施,和谐社会才可能变成现实。郑功成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的二十多年,实质上就是民生问题不断得到改善的二十多年。然而,在我国社会分化加剧的现实背景下,现已经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又几乎均与发展中的民生问题直接相关。因而,构建以民生为本的和谐社会,是我党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任务,适应了我国改革发展进入关键时期的客观要求,体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和谐社会下的社会民生

改革开放越是深入,市场经济越是发展,民生民利问题越是凸显。按照西方国家经济发展规律,在人均GDP1000~3000美元发展阶段,既是经济发展的黄金阶段,也是社会发展矛盾凸显期。2005年我国人均GDP1714美元,正处于这一关键阶段。据社会发展情况民调显示,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问题包括:其一,收入分配最敏感。有数据显示,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2005年为3.2:1。收入分配不公,城乡、区域、行业之间收入差距太大,已成为社会各种矛盾最主要的源头。其二,社会保障最关键。到2005年底,我国养老、医疗、失业、工伤保险的覆盖人数分别达到17487万人、13783万人、10648万人和8478万人,享受城乡最低生活保障人数达到3059万人,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已基本形成,但我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将长期面对人口老龄化、城镇化、就业方式多样化的挑战。其三,扩大就业最重要。就业是民生之本,但我国就业形势近年都非常紧张。今后几年,我国每年需安排新增劳动力2400万,岗位缺口都在1300万人以上。其四,教育公平最迫切。农民工、农村居民普遍反映上学难、上学贵。其五,医疗卫生最直接。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已是不争的事实。其六,住房问题最难解。截止2005年,在全国250个地级以上城市中,仍然有70%的城市没有实施廉租房政策,住房保障面不到4%。其七,安全形势最严峻。我国煤矿开采、化工、交通等行业重特大安全事故频发。其八,社会治安最基础。增强安全感是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其九,资源环境最突出。我国GDP增长迅速,资源人均占有率低,环境退化严重。《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显示,2004年全国环境退化成本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环境形势十分严峻。

对造成我国民生民利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其一,我国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落后的社会生产同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之间的矛盾依然是现阶段的主要矛盾。2005年我国GDP总量2.2万亿美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仅居世界第100位左右。生产力整体水平相对落后,国家财力有限,人民群众的基本利益需求还难于满足。其二,目前我国正处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时期,原有计划经济体制的利益关系模式和利益格局已被打破,而新的社会利益关系格局和利益协调机制、政策和法规都还很不完善,因而,在这种新旧体制交替时期,利益分化必然会加剧。其三,市场经济本身的功能性缺陷。市场经济运行的内在逻辑是活力和效率,它强调按照生产要素的产权及其市场贡献分配利益,但由于人力资本的差别、人们要素占有的差别以及市场机制优胜劣汰作用,必然会带来利益的分化;再就是市场经济活动的效益不管是正还是负,都会在实质上造成人们之间的利益的分化,特别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健全完善,其缺陷表现得更为明显。

三、构建和谐社会必须注重改善社会民生

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核心内容。民生问题事关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和切身利益,事关社会的公平、正义与和谐,又是社会热点难点焦点问题,解决好民生问题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本功。在努力发展生产力,创造更多社会财富的基础上,关注民生民利,促进社会和谐,是我们党和人民政府的光荣历史使命。因而,关注社会民生应该着力做到:

第一,要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和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以什么样的原则协调利益关系,代表着执政党的价值追求目标。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是我们党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发展的主体、是推动

历史前进的根本力量的基本原理提出来的。坚持以人为本、公平正义,与我们党提出的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与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和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是一致的。以人为本之人,应该是指最广大人民群众,就是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劳动者为主体,包括社会各阶层在内的全体人民;以人为本之本,就是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即我国国民的人权、尊严、价值、幸福和自由全面发展,民的物质、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利益,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人民群众的利益,每个人的最具体、最现实的、最关心的切身利益。

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原则是无产阶级政党一条重要原则。“解民难,抚民心,顺民意”,为他们争取合法的、最大化的权益,最大程度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美国当代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罗尔斯通过对人类社会的一种原始状态的假设,认为在人类社会之初应存在两个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二是机会的公平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另外,在分配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方面,他认为始终应该以最少受惠者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占我国人口多数的农民一直是“最少受惠者”,《决定》中党着力促进农民持续增收,加大农村扶贫力度,加快改善贫困农民的生产生活条件,把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事业发展的重点转向农村,严格控制征地规模,提高征地补偿标准,解决好被征地农民的就业和社会保障,应该说既符合党的性质、宗旨和原则要求,也符合罗尔斯秉承正义原则、维护最少受惠者利益的思想要求。

第二,要加强利益协调的制度、机制的建设。

建立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环节。对于处在初级阶段的中国而言,体制转轨进程的全面推进所导致的社会经济、政治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特别是利益多元所导致的社会利益要求分化和差异程度的日益增大,加快了社会分层的速度,推动了社会利益群体的增生,公众的利益表达愿望也随之不断增长,这就对利益表达机制效能的发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此,我们要充分发挥党、人大和政府的引领作用,健全和完善理性化的利益表达机制,让人们把自己的利益要求充分表达出来,从而及时地对人们的利益关系进行整合与协调。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要通过选举制度改革,让不同阶层的人们按照一定的比例充分参与进来,使他们的利益诉求表达渠道畅通无阻。建立人民代表大会、专家委员会和社会团体组织共同参与的利益诉求模式,应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性合法的利益表达形式。

第三,调整与完善分配政策,协调各阶层之间的利益关系。

一是初次分配中坚持以效率为主的分配原则。初次分配的效率原则是不容置疑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经验已充分证明。但初次分配也必须保证社会公平,尤其要通过完善制度来保证机会均等、竞争公平和合法权益的保护。法律的运用、倾斜性政策的实施,往往是扶强不扶弱,要保障弱势的工农群体的利益,就必须做到扶强的同时更要扶弱。二是再次分配坚持以公平为主的分配原则。虽然说再分配也要注重效率和成本的社会核算,但再分配的主旨在于政府利用强

有力的税收、财政等手段来调节初次分配造成的过大的收入和财富的差距,防止两极分化,保证人们获得均等的发展机会和共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为和谐社会的形成提供物质基础支撑。三是充分发挥第三次分配的作用。动员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建立社会救助、民间捐赠、慈善事业、志愿行动等各种形式的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和机制。第三次分配在照顾孤寡和残障群体、保护弱势妇女、收救流浪人以及帮助失业者、贫病者、爱滋病患者等方面,可以发挥特殊的作用。经过多次利益协调,最终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利益分配结构。

第四,完善法律保障。

促使和保障人们利益协调的直接的、有效的、合理的途径应该是法律。法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的特点,它作为一种定型的社会规范和准则体系在进行利益协调中具有独特的优势,它能够使全体社会成员在一定的法律框架内实现自身的利益而不至于因某些特殊原因出现激烈冲突和对抗,它有制度和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所不同的强制力,运用这一措施,不仅可以建立宏观利益制衡机制,还可以从微观上干预、管束利益主体及其利益活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只有在完善的法律框架内,在司法公正的前提条件下,才能使全体社会成员既充分享有权利、行使权利、维护权利,又切实履行义务、承担责任,做到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真正建成各阶层人民共建共享的和谐社会。

参考文献

[1]田克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轨迹[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2]陆学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更加重视调整社会结构[J].福建行政学院福建经济干部管理学院学报,2006,(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4]李君如.中国能够实行什么样的民主[N].北京日报,2005

[5]谭世贵.应从本质上理解依法治国[N].法制日报,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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